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16篇

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16篇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历史知识点】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都有谁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16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历史知识点】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都有谁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1920年10月4日，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为负责人。

　　陈独秀一直被誉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为中共的创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新文化运动以前，总体是个爱国者、革命者，对近代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蒙和辛亥革命都做出过贡献；其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再次，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宣传和鼓动抗日。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价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感谢您的阅读，祝您生活愉快。

篇二：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李大钊在1920－1924”北京李大钊故居专题展览的解说词

　　北京李大钊故居是李大钊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见证之一。本展览选取李大钊1920年春——1924年1月的工作、生活片断，重点介绍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再现伟人当年的风采，展现他伟大的人格魅力。

　　少年立志投身革命

　　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唐山乐亭县大黑坨村。此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腐朽不堪，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体现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统治。李大钊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民族灾难深重，人民艰难斗争不断的历史时代。

　　乐亭县属滦河冲积平原，地处滦河下游，水患频繁，农业收成没有保证，使到东北做买卖成为谋生手段，俗称“十万老呔闯关东”。出外经商，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一方面要求能写会算，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乐亭县遂有文化县之称。

　　大祖父李如珍因有女无儿，按当地习俗，过继二弟李如珠的儿子李任荣承继门户。李大钊出生前的6个月，父亲李任荣病故，年仅23岁；不满两周岁时，母亲在1891年去世。60多岁的大祖父母，担当起抚养这襁褓中孤儿的责任。李如珍早年曾在长春等地经营商号，有从九品官衔，家境小康，还修建了北方典型鸳鸯宅住居，对小孙儿期盼甚高，管教甚严。三岁起教识字，四岁教书写。七岁起先后在本村私塾和邻村学馆读书，为能求得功名。

　　1905年，16岁的李大钊赶上废除科举考入永平府中学堂。在这里学习科学知识和外文。同盟会的成立，对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的驳斥，极大地拓展了李大钊的政治视野。面对国势危难，激发起勤奋求知，立志报国的决心。

　　1907年9月考入六年制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接受了系统的政法教育，参加了法政学会的活动，在《言治》发表的《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浑厚磅礴为全校之冠”。

　　1913年10月，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第一次来到北京，曾经凭吊圆明园故址，为“只余破壁颓垣，残歭于荒烟蔓草”，而“感慨系之”。为实现“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认为学习政治有助于救国。

　　1915年１月18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其复辟称帝的条件。留日学生群起反对，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连夜发回祖国。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祖国危亡。李大钊认识到：日本维新时代是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

　　1916年，李大钊在北京出任《晨钟》报编辑主任。该报于1916年8月15

　　日创刊。利用该报作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阵地，与主持人蒲殿俊李大钊政见不同，合作难以继续，李大钊遂于9月初辞职，到北洋法政学会《宪法公言》任编辑，1917年1月该刊终刊。李大钊受章士钊之聘编辑《甲寅》日刊。此时，李大钊以发表的《风俗》、《国情》、《青春》、《民彝与政治》等文章，９月１日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青春》，集中反映出他的爱国热忱，为学界和社会进步人士所知。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的大量文章，更是针砭社会时弊，抨击军阀统治，成为先进文化领军人物。

　　1917年7月，因躲避张勋复辟的抓捕，李大钊去上海。1917年11月11日，李大钊从南京回到北京，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已经传到中国。迎着北来的“春风”，撰写了大量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在章士钊的推荐下，蔡元培聘请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图书馆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北京大学遂成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马首是瞻，何也？守常之强，其诚势之性感人深也。”

　　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最早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条崎岖险阻的道路。”国情不同，不能忽略各国特色。李大钊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工作，都是为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阐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富强中国。

　　1919年7月，写于昌黎五峰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共约26000多字。这是我国最早的系统地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把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联系起来加以论述，“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它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亢慕义斋”是由德文“共产主义小屋”而来。地点在北京景山东街２号。是李大钊组织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认真、准确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思想理论。到1922年４月，已有英文书籍数百册，报刊上百种。设有英、德、法三个翻译组。出版了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等。

　　李大钊走上了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在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1920年７月８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全体通过议定：李大钊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这一时期，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工作开始从图书馆向教学转移，先后开设多门新课程，有《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并开设现代政治讲座、指导学生实习。

　　除正式授课外，李大钊在校内外举办的讲座，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应邀到外地讲学。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居住期间，李大钊先后到上海、杭州、武汉、天津等地讲学，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壮大党的组织。这些讲演的记录稿，在当地的报纸刊出之后，反响强烈。

　　李大钊对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的论述：他指出：

　　“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法、德……有异。”

　　“各国所有的特色亦岂可忽略。”

　　“在社会主义实行“极公平的分配，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必须经过三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

　　李大钊强调社会主义健康发展，要有先进文化的支撑。物质变动引起道德变动与演变，就能避免资本主义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金钱主义气味”，使文化艺术健康发展，“表现纯正的美”。实现“个人与自由、自由与社会”相协调发展的社会秩序。

　　毛泽东说：“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1921年至1924年之间，李大钊继续宣传共产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列主义，实实在在，有书为证。”

　　李大钊外出讲学的足迹遍及武汉、四川、天津等地，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使青年学生受到鼓舞，天津觉悟社的周恩来说：“《每周评论》、《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有许多影响，”“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走向社会主义。”

　　创建中国共产党

　　北京和上海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中心，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很多活动是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进行的。

　　1920年2月陈独秀从武汉讲学回到北京，因受到警察当局的追捕，由李大钊护送。途中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国情，交换了建党的意见。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会见李大钊，并经李大钊介绍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建党初期，书信来往频繁，关于为党起名的问题，陈独秀来信问李大钊，李大钊和张申府研究，最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1920年３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后参加的有：邓中夏、高君宇、朱务善、何孟雄、罗章龙、张国焘、瞿秋白等人。1921年3月22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转为公开活动，登出了活动启事。会员很快发展到全国，很多地方成立了分会。很多会员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25年底。

　　1920年８月16日，天津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四团体，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为商讨爱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问题举行茶话会。李大钊在茶话会上指出：“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同志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成员有：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张申府、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等。

　　1920年12月２日，李大钊指导和支持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1920年12月4日在《北大日刊》上登出《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简章》，这个研究会一方面就有关社会主义问题开展研究，一方面团结吸引那些对社会主义关心的人更多地了解社会主义。

　　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指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Communism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

　　“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份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李大钊因在北京领导国立高校教职员索薪斗争，难以出京赴会。经研究决定派张国焘、刘仁静出席中共一大。同样由于公务难以脱身，陈独秀在外地讲学也未能到上海赴会，陈独秀在1921年11月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会议议定由李大钊负责领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

　　1921年下半年，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为负责人，委员有赵世炎、陈乔年、范鸿劼。

　　促成国共两党合作

　　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地区全面工作，积极为建党而奔走。中共二大后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谈国共两党合作问题。孙中山与之彻夜长谈，委以国民党“一大”及改组重任，确立新三民主义。李大钊为推进国共联合战线南北奔走，致力壮大革命力量，成为北方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也是北方工农运动伟大领袖。

　　在李大钊关心和支持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北方广泛发展。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山东和东北各地，陆续建立起党团组织。

　　建立了党团组织，工作就有了明确的方向。1921年4月17日，发出的“一封给铁路工人的信”，是北京共产党小组的第一份文告。《工人的胜利》、《五一节》、《仁声》、《劳动音》等，都是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和党的。李大钊创办的指导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刊物《工人周刊》，也于1921年7月创刊。

　　李大钊遵照中共“二大”的《宣言》，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工作中心。从1922年8月到1923年2月，发动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工人罢工、京绥路工人罢工、组织正太工业研究会传习所开展工人运动、唐山开滦五矿罢工、京汉铁路全线工人大罢工，形成中国北方工运的第一次高潮。

　　1922年８月，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谈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李大钊对时局的看法深为孙中山所赏识。孙中山与之彻夜长谈，加以

　　信赖。在孙中山主盟下，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6月，李大钊出席中共“三大”。中心议题讨论如何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合作，实现革命的统一战线。会上，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这种民主主义的立场，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次大会确定了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同一时期，李大钊在广州与孙中山进行了会议，讨论了统一战线和对外政策问题。

　　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写信，请李大钊到上海会商事宜。委以参与国民党“一大”及改组的重任，起草《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召开。孙中山对李大钊极为看重，请李大钊担任：预算委员会、宣言审查委员会、章程审查委员会、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的委员，还是大会主席团成员。成为此次大会中职务最多的一位代表。

　　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后，李大钊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所辖京、直、鲁、豫、热、察、绥、奉、吉、黑、内、哈、晋、新等十五个省区，到国民党二大前夕，党员发展到1.4万人，推动了国民党的发展，使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得到落实。李大钊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指出：那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一个政治革命的党，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的运动。要想发展普遍的国民的运动，必须有普遍的国民的组织。”“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

　　1924年1月，李大钊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此时的李大钊是北方国共两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设在东城翠花胡同8号。

　　将陈独秀签署的委任李大钊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李大钊将介绍信缝在衣袖内，率领代表团顺利到达莫斯科。李大钊此间以琴华为名，对《消息报》记者谈“中国内战”，接受《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采访，参加“不许干涉中国大会”并发表演说，以大量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和发展。

　　会后，李大钊受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精神永存光照千秋

　　李大钊的思想理论遗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他的伟大人格和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是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奋斗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李大钊是革命者的光辉典范，中华民族永远的丰碑。

　　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的薪金，1920年为每月120元，后来改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又提高了一些，同时，李大钊为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五所大学的教授，加上在各学校兼职的收入，每月能到200-240多元。当时的物价两元即可买25公斤面粉，李大钊是可以过上比较稳定和富裕生活的。毛泽东曾说过：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这段时间，每月有八元的工资，解决了生活问题。

　　“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李大钊是位言行一致的人，他要把一多半薪金交党费，要经常帮助别人。有时甚至于使夫人赵纫兰无法处理买米买菜度日的最低开支。一直到校长蔡元培知道此事，亲自告诉学校会计课的人，每月都要直接给夫人赵纫兰送去一部分李大钊的月薪，好用来安排全家度日之用。李大钊关心青年学生健康成长。这里展出的是部分为贫困学生担保信、为学生介绍工作信、求朋友给以照顾的信件。

　　川岛（章廷谦）回忆说：“因为李先生的举止神情，我们都在背后亲切地称他为“老母鸡”。他总是带着一群“雏鸡”，只要他“咕！咕！”叫两声，就会有一大群的“雏鸡”都围集在身边，领受他的爱抚，领受他的引导，学习生存，也学习斗争；尤其在遇到有敌人来时，“老母鸡”必定英勇地支起全身的羽毛，奋不顾身地为那群“雏鸡”去和强敌拼命战斗。有一天，我把这件事对李大钊说了。他笑着说：“那里！那里！”带着谦虚的神情。”

　　这是罗章龙送交李大钊纪念馆的一条毛毯。罗章龙一次外出，时值严冬，李大钊便将苏联友人赠送的一条崭新毛毯转送给了他，罗章龙对这条毛毯十分珍贵，在孩子下乡时才舍得要他带上，并叮嘱要好好爱护。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这条毛毯保存的还很完好，全家人决定把它送交李大钊纪念馆。

　　李大钊如何对待友人，从对方的感受中反映出来最有说服力，在《胡适日记》、《鲁迅日记》、《林伯渠日记》、《周作人日记》、《吴虞日记》、《白坚武日记》中，都记载着他们对李大钊的关爱和敬重之情。马叙伦的《石屋余审》，张国焘的《回忆录》，冯玉祥的《我的生活》等著作中，也都有关于李大钊的记述和赞誉。

　　李大钊的学生张尔岩回忆：先生身兼几所大学的教授，每月可收入240块银元。可是他每天上下班不坐车，中午不回家吃饭时，自带干粮，有时是一张大饼，有时是两个馒头或窝头，就点小菜和白开水下肚。他不吸烟，很少喝酒。我对此很不理解，建议他多注意营养。先生对我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你想没想时下国难当头，有许多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局面，怎奈只因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

　　李大钊是一位为社会服务不遗余力的勤奋之人。这里是对他住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时兼职和参加会议统计：北京大学校内的职务有16项，校外的社团职务有11项。

　　教学之外，参加各种会议使得李大钊异常忙碌。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住的三年半时间，粗略统计，这段日子参加会议不少于120次。这个统计还不包括他参加过的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及中国国民党一大等会议。另外，还有许多纪念会和茶话会，李大钊也接受邀请出席并发表演说。

　　李大钊认为：“教育若只是偏重知识，而忽略使用知识之人格，知识也不过是作恶的材料，这是一定的。所以至少于每小时授课之余，当授以三五分钟的人格教育，使人们相互之间，都能以赤裸裸的真面目相见，而知识教育的效用也因此增进。”

　　在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之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从1917年12月的中文书籍147190册，外文书籍9970册;到1923年９月的中文书籍184008册，外文书籍28836册。藏书量猛增，外文书增加达1.9万册，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书籍。阅览室的分设：设有公共阅览室、专题阅览室，并且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扩大了报纸、期刊的订阅范围，健全了流通和保管制度。

　　在世界图书馆发展史上，李大钊获有“中国近代图书之父”的赞誉。

　　这里是对李大钊住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时撰写文稿的统计：1920年3-12

　　月共计24篇；1921年共计47篇；1922年共计40篇；1923年共计41篇；1924年1月共计3篇。总共撰写各种文字152篇，文字总量33万多字，平均起来，不到9天就要完成1篇。

　　1926年3月,由于大沽口事件和《八国通牒》事件，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３月17日开展群众性反帝斗争，举行反帝游行示威。３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领导下，３万多群众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受到军警开枪镇压，李大钊头部受伤,史称“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政府的通缉令，第一人就是李大钊。

　　在白色恐怖下，1926年3月底，李大钊率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委党部机关，迁至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此间，中共中央曾通知李大钊等人去武汉成立中央分局。李大钊回答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

　　1927年４月６日，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后，遂即与帝国主义公使团“完全谅解”，日本、法国使馆还一直与北洋政府共同监视李大钊的活动，荷兰大使欧登科代表公使团认为张作霖的行动是：“此乃中国内部之治安问题。”“中国内部之事，应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盖不过问。”帝国主义对张作霖的支持是明目张胆的。1927年４月６日上午７时３０分，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身佩红线为记的警察、宪兵、便衣侦探、消防队员３００多人，进入东交民巷。１０时２０分，欧登科签字。大批军警进入苏联大使馆。大逮捕一直进行到晚上９时许。

　　李大钊被捕后，社会各界人士曾设法营救李大钊。李大钊在狱中写就《狱中自述》。他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表现了高度的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精神。

　　李大钊在《牺牲》一文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大义凛然，第一个走上绞架，张作霖使用从德国买来的绞刑架，采用“三绞法”，历时长达28分钟，将李大钊绞杀，牺牲时不满38周岁。同时被绞杀的还有路友于等19位烈士。

　　1933年4月23日，中共地下组织和社会各界决定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北京广大群众不顾反动军警的镇压，举行声势浩大的送殡公葬活动。将李大钊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李大钊的无比崇敬。

　　1983年３月１日，中共中央决定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1983年９月１日，中共中央发表《李大钊烈士碑文》；1983年10月29日，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

　　邓小平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篇三：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教学教案

　　新文化运动教学教案范文

　　一、教材分析

　　1、地位作用：本课选自人教版新编高一历史新教材上册第五章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1）从近代反抗史的角度看，它是旧革命的总结、新革命的曙光：它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深刻反思，带来了对封建旧文化的彻底批判，并做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

　　（2）从近代探索史的角度看，它是旧思想的发展、新思想的肇始：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从师夷长技、君主立宪、实业救国与民主共和，发展到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民主科学；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更加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

　　通过本课的学习，一方面能使学生建立完整的近代思想发展史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对正确认识其发展规律具有关键作用。

　　2、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新文化运动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背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和领袖人物以及发展概况。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李大钊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2）德育目标：

　　1、通过对本节历史人物的学习，使学生充分认识和学习，那些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挺身而出的人物所拥有的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和热情洋溢的`爱国情操。

　　2、通过对新文化运动所发扬的精神的学习，使学生明确，作为中国未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民族和科学的追求，也是个人健全人格、正确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要体现，以此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

　　3、通过教师指导学生自主进行学习的整个过程，满足学生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养成关怀民族、国家、社会的观念。（3）能力目标：

　　1、通过指导学生阅读本节所述文化名人的经典著作及其相关内容，得出自己的独到认识，从而培养学生搜集和整理解读、判断、运用历史资料的能力和创造性学习的能力以及交往能力。

　　2、结合对本节内容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是由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历史过程的学习，使学生进一步认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辨证关系。

　　3、教学重点：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精神实质。

　　4、教学难点：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全面评价；归纳近代思想演进。

　　二、教材处理

　　1、将教材内容分成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内容、影响三部分。

　　2、补充一些历史原文资料如：《敬告青年》、《狂人日记》、《庶民的胜利》等。

　　三、教学方法启发——发现式教学法

　　四、教学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

　　五、教学过程第一阶段：课前准备

　　Ⅰ、教师设题：（1）结合材料分析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可能性和必然性。（2）结合材料，深入了解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和李大钊及其著作，将发现所得与教材观点相印证或对教材提出自己的批判性认识。

　　（3）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全面、恰当的评价；分析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

　　2、学生准备：学生按兴趣选择题目，分组查找资料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的认识。

　　第二环节：课堂教学1、新课导入：导言式导入：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时候，勤劳勇敢的中国人面临的仍然是破败的山河、颓败的经济、失败的革命、衰败的文化……西学东渐过程，由器物而及于制度。然而，桔逾淮为枳，在西方卓有成效的东西，到了中国却是全然不成模样。当革命派效法孟德斯鸠、卢梭、华盛顿的思想被军阀统治的丑恶现实撕成碎片，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们开始由器物和制度层面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最终形成近代百年的继甲午战争之后的第二次民族反思。

　　2、新课学习：逐步设疑导学：

　　背景：

　　（1）结合以往所学，以史实说明辛亥革命后国家情况一天天坏下去；（历次革命运动的失败。）回想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简单历程；（19世纪60—70年代、19世纪末、一战期间。）西方启蒙思想与尊孔复古逆流斗争的实质是什么？（阶级斗争。）（2）从哲学角度，解释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决定政治和思想文化；政治反作用于经济；思想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兴起：

　　概况：

　　（3）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地区从上海到北京说明了什么？（经济发展、政治中心、容易传播、影响力大。）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前期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后期的李大钊等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

　　（4）对比辛亥革命前和新文化运动中对西方启蒙思想的利用。（政治、思想方面和系统性。）

　　（5）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多次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几千年封建文化毒害的结果是否正确？（不完全正确。本因是中西之间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综合对比。）

　　内容：

　　（6）根据课前的准备，回答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科学和新道德以及反对的旧道德到底是什么？（资产阶级政治民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封建主义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7）如何全面认识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注意阶级性和辨证的观点。）（8）概括新文化运动三个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理性分析。（见小结。）≈nbsp;发展：（9）如何认识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中国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是主流、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适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意义：

　　（10）结合课前准备，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影响。（正：思想解放、准备五四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反：前期结合政治群众斗争、形式主义偏向、资本主义范畴。）

　　（11）概括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民主、科学、爱国、求是等。）

　　3、课堂小结：知识总结

　　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对中国社会的美好希望，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导致了巨大的浪潮。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它对以西方先进思想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理性批判，但它不仅仅是反传统主义的运动，更重要的是一场现代价值的重建运动：它以民主、科学相号召，力图重建民族精神的核心；它标榜新道德，力图建立新的伦理和价值判断模式；它提倡新文学，力图改造反映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方式。新文化是对千百年来形成的旧文化的扬弃和超越，它体现了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近代人文主义精神。

　　作为民主科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新文化运动后来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终于在中国化之后，引领中国人民走上独立、自由和富强之路。

　　教材总结：要求每个学生按自己的理解以任何形式设计本节知识结构

　　反馈实践：作业：任选以下1题，课后完成小论文：①结合以往所学评述中国近代思想的新陈代谢。②仿效历史经验，从任意角度就中国当今发展献策。

篇四：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作者：赵荣文

　　作者机构：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中国北京100037出版物刊名：党史博采：理论版

　　页码：23-24页

　　年卷期：2018年

　　第1期

　　主题词：新文化运动

　　李大钊

　　论战

　　摘要：自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社会思潮涌现,出现了很多思想和主义。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就不在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阵地,而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地方。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就成为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在此期间,李大钊与其他的思潮进行了论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与胡适的论战。那么,在五四后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是如何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现在所要研究的问题。

篇五：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李大钊在1920－1924”北京李大钊故居专题展览的解说词

　　北京李大钊故居是李大钊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见证之一。本展览选取李大钊1920年春——1924年1月的工作、生活片断，重点介绍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再现伟人当年的风采，展现他伟大的人格魅力。

　　少年立志投身革命

　　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唐山乐亭县大黑坨村。此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腐朽不堪，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体现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统治。李大钊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民族灾难深重，人民艰难斗争不断的历史时代。

　　乐亭县属滦河冲积平原，地处滦河下游，水患频繁，农业收成没有保证，使到东北做买卖成为谋生手段，俗称“十万老呔闯关东”。出外经商，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一方面要求能写会算，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乐亭县遂有文化县之称。

　　大祖父李如珍因有女无儿，按当地习俗，过继二弟李如珠的儿子李任荣承继门户。李大钊出生前的6个月，父亲李任荣病故，年仅23岁；不满两周岁时，母亲在1891年去世。60多岁的大祖父母，担当起抚养这襁褓中孤儿的责任。李如珍早年曾在长春等地经营商号，有从九品官衔，家境小康，还修建了北方典型鸳鸯宅住居，对小孙儿期盼甚高，管教甚严。三岁起教识字，四岁教书写。七岁起先后在本村私塾和邻村学馆读书，为能求得功名。

　　1905年，16岁的李大钊赶上废除科举考入永平府中学堂。在这里学习科学知识和外文。同盟会的成立，对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的驳斥，极大地拓展了李大钊的政治视野。面对国势危难，激发起勤奋求知，立志报国的决心。

　　1907年9月考入六年制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接受了系统的政法教育，参加了法政学会的活动，在《言治》发表的《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浑厚磅礴为全校之冠”。

　　1913年10月，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第一次来到北京，曾经凭吊圆明园故址，为“只余破壁颓垣，残歭于荒烟蔓草”，而“感慨系之”。为实现“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认为学习政治有助于救国。

　　1915年１月18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其复辟称帝的条件。留日学生群起反对，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连夜发回祖国。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祖国危亡。李大钊认识到：日本维新时代是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

　　1916年，李大钊在北京出任《晨钟》报编辑主任。该报于1916年8月15

　　日创刊。利用该报作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阵地，与主持人蒲殿俊李大钊政见不同，合作难以继续，李大钊遂于9月初辞职，到北洋法政学会《宪法公言》任编辑，1917年1月该刊终刊。李大钊受章士钊之聘编辑《甲寅》日刊。此时，李大钊以发表的《风俗》、《国情》、《青春》、《民彝与政治》等文章，９月１日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青春》，集中反映出他的爱国热忱，为学界和社会进步人士所知。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的大量文章，更是针砭社会时弊，抨击军阀统治，成为先进文化领军人物。

　　1917年7月，因躲避张勋复辟的抓捕，李大钊去上海。1917年11月11日，李大钊从南京回到北京，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已经传到中国。迎着北来的“春风”，撰写了大量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在章士钊的推荐下，蔡元培聘请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图书馆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北京大学遂成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马首是瞻，何也？守常之强，其诚势之性感人深也。”

　　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最早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条崎岖险阻的道路。”国情不同，不能忽略各国特色。李大钊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工作，都是为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阐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富强中国。

　　1919年7月，写于昌黎五峰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共约26000多字。这是我国最早的系统地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把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联系起来加以论述，“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它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亢慕义斋”是由德文“共产主义小屋”而来。地点在北京景山东街２号。是李大钊组织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认真、准确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思想理论。到1922年４月，已有英文书籍数百册，报刊上百种。设有英、德、法三个翻译组。出版了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等。

　　李大钊走上了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在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1920年７月８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全体通过议定：李大钊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这一时期，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工作开始从图书馆向教学转移，先后开设多门新课程，有《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并开设现代政治讲座、指导学生实习。

　　除正式授课外，李大钊在校内外举办的讲座，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应邀到外地讲学。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居住期间，李大钊先后到上海、杭州、武汉、天津等地讲学，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壮大党的组织。这些讲演的记录稿，在当地的报纸刊出之后，反响强烈。

　　李大钊对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的论述：他指出：

　　“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法、德……有异。”

　　“各国所有的特色亦岂可忽略。”

　　“在社会主义实行“极公平的分配，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必须经过三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

　　李大钊强调社会主义健康发展，要有先进文化的支撑。物质变动引起道德变动与演变，就能避免资本主义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金钱主义气味”，使文化艺术健康发展，“表现纯正的美”。实现“个人与自由、自由与社会”相协调发展的社会秩序。

　　毛泽东说：“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1921年至1924年之间，李大钊继续宣传共产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列主义，实实在在，有书为证。”

　　李大钊外出讲学的足迹遍及武汉、四川、天津等地，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使青年学生受到鼓舞，天津觉悟社的周恩来说：“《每周评论》、《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有许多影响，”“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走向社会主义。”

　　创建中国共产党

　　北京和上海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中心，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很多活动是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进行的。

　　1920年2月陈独秀从武汉讲学回到北京，因受到警察当局的追捕，由李大钊护送。途中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国情，交换了建党的意见。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会见李大钊，并经李大钊介绍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建党初期，书信来往频繁，关于为党起名的问题，陈独秀来信问李大钊，李大钊和张申府研究，最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1920年３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后参加的有：邓中夏、高君宇、朱务善、何孟雄、罗章龙、张国焘、瞿秋白等人。1921年3月22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转为公开活动，登出了活动启事。会员很快发展到全国，很多地方成立了分会。很多会员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25年底。

　　1920年８月16日，天津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四团体，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为商讨爱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问题举行茶话会。李大钊在茶话会上指出：“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同志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成员有：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张申府、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等。

　　1920年12月２日，李大钊指导和支持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1920年12月4日在《北大日刊》上登出《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简章》，这个研究会一方面就有关社会主义问题开展研究，一方面团结吸引那些对社会主义关心的人更多地了解社会主义。

　　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指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Communism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

　　“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份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李大钊因在北京领导国立高校教职员索薪斗争，难以出京赴会。经研究决定派张国焘、刘仁静出席中共一大。同样由于公务难以脱身，陈独秀在外地讲学也未能到上海赴会，陈独秀在1921年11月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会议议定由李大钊负责领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

　　1921年下半年，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为负责人，委员有赵世炎、陈乔年、范鸿劼。

　　促成国共两党合作

　　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地区全面工作，积极为建党而奔走。中共二大后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谈国共两党合作问题。孙中山与之彻夜长谈，委以国民党“一大”及改组重任，确立新三民主义。李大钊为推进国共联合战线南北奔走，致力壮大革命力量，成为北方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也是北方工农运动伟大领袖。

　　在李大钊关心和支持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北方广泛发展。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山东和东北各地，陆续建立起党团组织。

　　建立了党团组织，工作就有了明确的方向。1921年4月17日，发出的“一封给铁路工人的信”，是北京共产党小组的第一份文告。《工人的胜利》、《五一节》、《仁声》、《劳动音》等，都是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和党的。李大钊创办的指导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刊物《工人周刊》，也于1921年7月创刊。

　　李大钊遵照中共“二大”的《宣言》，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工作中心。从1922年8月到1923年2月，发动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工人罢工、京绥路工人罢工、组织正太工业研究会传习所开展工人运动、唐山开滦五矿罢工、京汉铁路全线工人大罢工，形成中国北方工运的第一次高潮。

　　1922年８月，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谈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李大钊对时局的看法深为孙中山所赏识。孙中山与之彻夜长谈，加以

　　信赖。在孙中山主盟下，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6月，李大钊出席中共“三大”。中心议题讨论如何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合作，实现革命的统一战线。会上，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这种民主主义的立场，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次大会确定了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同一时期，李大钊在广州与孙中山进行了会议，讨论了统一战线和对外政策问题。

　　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写信，请李大钊到上海会商事宜。委以参与国民党“一大”及改组的重任，起草《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召开。孙中山对李大钊极为看重，请李大钊担任：预算委员会、宣言审查委员会、章程审查委员会、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的委员，还是大会主席团成员。成为此次大会中职务最多的一位代表。

　　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后，李大钊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所辖京、直、鲁、豫、热、察、绥、奉、吉、黑、内、哈、晋、新等十五个省区，到国民党二大前夕，党员发展到1.4万人，推动了国民党的发展，使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得到落实。李大钊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指出：那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一个政治革命的党，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的运动。要想发展普遍的国民的运动，必须有普遍的国民的组织。”“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

　　1924年1月，李大钊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此时的李大钊是北方国共两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设在东城翠花胡同8号。

　　将陈独秀签署的委任李大钊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李大钊将介绍信缝在衣袖内，率领代表团顺利到达莫斯科。李大钊此间以琴华为名，对《消息报》记者谈“中国内战”，接受《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采访，参加“不许干涉中国大会”并发表演说，以大量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和发展。

　　会后，李大钊受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精神永存光照千秋

　　李大钊的思想理论遗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他的伟大人格和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是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奋斗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李大钊是革命者的光辉典范，中华民族永远的丰碑。

　　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的薪金，1920年为每月120元，后来改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又提高了一些，同时，李大钊为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五所大学的教授，加上在各学校兼职的收入，每月能到200-240多元。当时的物价两元即可买25公斤面粉，李大钊是可以过上比较稳定和富裕生活的。毛泽东曾说过：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这段时间，每月有八元的工资，解决了生活问题。

　　“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李大钊是位言行一致的人，他要把一多半薪金交党费，要经常帮助别人。有时甚至于使夫人赵纫兰无法处理买米买菜度日的最低开支。一直到校长蔡元培知道此事，亲自告诉学校会计课的人，每月都要直接给夫人赵纫兰送去一部分李大钊的月薪，好用来安排全家度日之用。李大钊关心青年学生健康成长。这里展出的是部分为贫困学生担保信、为学生介绍工作信、求朋友给以照顾的信件。

　　川岛（章廷谦）回忆说：“因为李先生的举止神情，我们都在背后亲切地称他为“老母鸡”。他总是带着一群“雏鸡”，只要他“咕！咕！”叫两声，就会有一大群的“雏鸡”都围集在身边，领受他的爱抚，领受他的引导，学习生存，也学习斗争；尤其在遇到有敌人来时，“老母鸡”必定英勇地支起全身的羽毛，奋不顾身地为那群“雏鸡”去和强敌拼命战斗。有一天，我把这件事对李大钊说了。他笑着说：“那里！那里！”带着谦虚的神情。”

　　这是罗章龙送交李大钊纪念馆的一条毛毯。罗章龙一次外出，时值严冬，李大钊便将苏联友人赠送的一条崭新毛毯转送给了他，罗章龙对这条毛毯十分珍贵，在孩子下乡时才舍得要他带上，并叮嘱要好好爱护。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这条毛毯保存的还很完好，全家人决定把它送交李大钊纪念馆。

　　李大钊如何对待友人，从对方的感受中反映出来最有说服力，在《胡适日记》、《鲁迅日记》、《林伯渠日记》、《周作人日记》、《吴虞日记》、《白坚武日记》中，都记载着他们对李大钊的关爱和敬重之情。马叙伦的《石屋余审》，张国焘的《回忆录》，冯玉祥的《我的生活》等著作中，也都有关于李大钊的记述和赞誉。

　　李大钊的学生张尔岩回忆：先生身兼几所大学的教授，每月可收入240块银元。可是他每天上下班不坐车，中午不回家吃饭时，自带干粮，有时是一张大饼，有时是两个馒头或窝头，就点小菜和白开水下肚。他不吸烟，很少喝酒。我对此很不理解，建议他多注意营养。先生对我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你想没想时下国难当头，有许多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局面，怎奈只因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

　　李大钊是一位为社会服务不遗余力的勤奋之人。这里是对他住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时兼职和参加会议统计：北京大学校内的职务有16项，校外的社团职务有11项。

　　教学之外，参加各种会议使得李大钊异常忙碌。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住的三年半时间，粗略统计，这段日子参加会议不少于120次。这个统计还不包括他参加过的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及中国国民党一大等会议。另外，还有许多纪念会和茶话会，李大钊也接受邀请出席并发表演说。

　　李大钊认为：“教育若只是偏重知识，而忽略使用知识之人格，知识也不过是作恶的材料，这是一定的。所以至少于每小时授课之余，当授以三五分钟的人格教育，使人们相互之间，都能以赤裸裸的真面目相见，而知识教育的效用也因此增进。”

　　在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之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从1917年12月的中文书籍147190册，外文书籍9970册;到1923年９月的中文书籍184008册，外文书籍28836册。藏书量猛增，外文书增加达1.9万册，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书籍。阅览室的分设：设有公共阅览室、专题阅览室，并且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扩大了报纸、期刊的订阅范围，健全了流通和保管制度。

　　在世界图书馆发展史上，李大钊获有“中国近代图书之父”的赞誉。

　　这里是对李大钊住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时撰写文稿的统计：1920年3-12

　　月共计24篇；1921年共计47篇；1922年共计40篇；1923年共计41篇；1924年1月共计3篇。总共撰写各种文字152篇，文字总量33万多字，平均起来，不到9天就要完成1篇。

　　1926年3月,由于大沽口事件和《八国通牒》事件，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３月17日开展群众性反帝斗争，举行反帝游行示威。３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领导下，３万多群众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受到军警开枪镇压，李大钊头部受伤,史称“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政府的通缉令，第一人就是李大钊。

　　在白色恐怖下，1926年3月底，李大钊率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委党部机关，迁至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此间，中共中央曾通知李大钊等人去武汉成立中央分局。李大钊回答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

　　1927年４月６日，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后，遂即与帝国主义公使团“完全谅解”，日本、法国使馆还一直与北洋政府共同监视李大钊的活动，荷兰大使欧登科代表公使团认为张作霖的行动是：“此乃中国内部之治安问题。”“中国内部之事，应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盖不过问。”帝国主义对张作霖的支持是明目张胆的。1927年４月６日上午７时３０分，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身佩红线为记的警察、宪兵、便衣侦探、消防队员３００多人，进入东交民巷。１０时２０分，欧登科签字。大批军警进入苏联大使馆。大逮捕一直进行到晚上９时许。

　　李大钊被捕后，社会各界人士曾设法营救李大钊。李大钊在狱中写就《狱中自述》。他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表现了高度的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精神。

　　李大钊在《牺牲》一文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大义凛然，第一个走上绞架，张作霖使用从德国买来的绞刑架，采用“三绞法”，历时长达28分钟，将李大钊绞杀，牺牲时不满38周岁。同时被绞杀的还有路友于等19位烈士。

　　1933年4月23日，中共地下组织和社会各界决定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北京广大群众不顾反动军警的镇压，举行声势浩大的送殡公葬活动。将李大钊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李大钊的无比崇敬。

　　1983年３月１日，中共中央决定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1983年９月１日，中共中央发表《李大钊烈士碑文》；1983年10月29日，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

　　邓小平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篇六：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和鲁迅的现代杂文创作比较

　　关于《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和鲁迅的现代杂文创作比较

　　》，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五四时期的“随感录”是现代杂文的前身，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李大钊和鲁迅的现代杂文创作比较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李大钊和鲁迅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新青年》的旗帜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致力于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以及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虽然两人的文学理想和实践有所差别，但在时代的鼓动下却在现代杂文创作方面形成了共同阵线，不仅丰富了文学革命的成果，也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

　　政治和文学复杂关系的不同观念。

　　一

　　杂文写作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体登上文坛并被确认，还要归功于《新青年》“随感录”栏目的设立。正是在这一栏目的引导下，作家们开始重视这种文体，并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逐渐证明了这种先锋性文体的存在意义。杂文是以批评为主的文体，是现代作家通过现代媒介与所处时代有机联系的一种有效方式，它迅速渗入到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做出政治的、道德的乃至审美的评价与判断，并能得到及时的社会反馈，成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

　　在这一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首推鲁迅。作为一个有明确自觉意识的杂文作者，他的杂文创作集中于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给现代杂文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他的杂文创作超越了具体的时代和人物，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了解中国文化心理、民情民俗的一部活的历史。同时，他对杂文题材、手法的开拓，对现代汉语运用的自由无拘，以及超越常人的逆向思维，都对现代中国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就文学本体而言，他的杂文创作也为评论性文体的独立存在提供了强大的依据，为学术界提供了讨论与研究的热点。如果说，鲁迅的小说创作对于中国现代小说题材的开拓和主题的发掘有着不可替代的伟大贡献，那么他的杂文创作所具有的不可重复性，则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成为难以超越的巨擘。

　　与之形成有意味对比的是李大钊。作为《新青年》的编委之一，在反帝反封建，呼吁民主自由，抨击军阀官僚的残暴统治，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方面，他与鲁迅别无二致。但李大钊出身北洋政法，对于政治、法律制度的关注度远高于其他作家。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时局，他更多的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去捕捉事件的意义，并以高度理性的方式进行论辩与反省。所以，他在五四时期发表的大量“随感录”式作品都带有政论文的色彩，即使他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区分了文学创作和政论文写作，但依然不能完全稀释这种底色。与其他作家偏重道德、文化、精神层面的批评有所不同，他的批评更容易集中于制度的硬伤方面，表现出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体制变革的热切期望。所以，当社会制度变革的可能性被十月革命再次点燃时，他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政治运动的洪流中去，终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成就了伟大的一生。比较两人在五四时期的“随感录”创作，可以发现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

　　政治和文学的不同解释与追求。

　　鲁迅文学家身份的确定正是从《新青年》开始的，而他钟爱的杂文创作也是在这一时期起步的。他始终以冷静的态度向纵深挖掘中国文化的溃疡，探究在现实中如何去塑造“更好的国民性”，在“治病救人”的人生理想驱动下选择了文学道路。但现代中国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时局却使其创作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这并非作家的被动妥协，而恰恰是他们迎合时代、主动选择的结果。在政治风云动荡变幻的时代，各个领域的精英都会努力参与到这种变动中来，他们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贡献自己的力量，彰显其个体价值。参与政治成为作家的责任之一，亦是他们写作的底色之一。作家们在这样的时代里所沾染上的政治色彩和其文学底色相互作用，使得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呈现出诸多的发展可能。新文学的作家们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这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谁吞噬谁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新自我的契机。“随感录”的出现就是一种证明，它是在现代媒介、知识分子以及社会时局的多方博弈下催生出的新兴文体，是对政治的自由议论和对新文学积极建议两者的折中产物。借用陈平原的话来说，是“政治表达的文学化”。同时，对于一直热衷于社会活动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来说，五四时期投身文学建设也不是他们的一时兴起。作为知识精英，他们都敏感地意识到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的动力。近代以来的各种革

　　命的相继失败让知识分子开始考虑社会变革的多样化途径，而回归知识分子本色，从实际问题出发着手改造思想，立足媒介舆论这一新阵地展开斗争，无疑成为一种脚踏实地的选择。他们革新了语言武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话语场，不仅为自己找到了一种合适的切入社会的方式，更为现代知识分子开拓了公共空间，使得他们能够更方便与合理地进入到公众视野，拉近了普通民众、知识分子以及社会之间的距离，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

　　正是在这种转变中，李大钊等人从政论文创作中汲取经验，转而进行现代杂文的创作，淬炼了现代白话，增强了文学的现实意义，使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和意义更为明晰。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选择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他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所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李大钊和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的思考和实践，在五四时期达到了重合，又由于不同的职业选择而渐行渐远，但他们都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中国文学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它们相伴而行，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色。

　　二

　　《新青年》从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期起设立“随感录”栏目,以批评社会和时事为主。在它的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李辛白主持的《新生活》，瞿秋白、郑振铎主持的《新社会》，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各大有影响力的报刊都开辟了类似的专栏。

　　在这一时期，鲁迅的创作无疑最为突出，他成为撰写“随感录”的急先锋。而1916年终止学业回到祖国的李大钊，一方面在《言治》这种专业性很强的杂志上继续议论、探讨国家大事，另一方面也致力于《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的“随感录”创作。尤其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杂文，短小精悍，尖锐犀利，堪称精品。两个人的杂文创作无不围绕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包括社会时局的变动以及深层的思想文化问题)展开，虽各有侧重，风格迥异，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彼此相近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

　　就内容而言，两个人都猛烈抨击现行专制统治的暴行，批判腐朽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自觉站在维护新文化运动的基点上，驳斥新旧势力的攻击。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以彻底的革新精神揭示了新文学的本质，“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下载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虽然他并没有提出新文学的具体内容，但旗帜鲜明地展现出新文学的精神实质，廓清了那些意图披着新文学外衣贩卖封建主义价值的虚假文学作品，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展望了新文学的未来，告诫人们不可盲目乐观、故步自封，应认清目标，努力前行，不断为新文学运动培植土壤、加固根基。他的言论朴实，立场坚定，情感充沛，显示出一定的文学预见能力。而鲁迅则偏好以形象的譬喻和幽默的表达将对手的弊病呈现于读者眼前，让他们自己去进行判断和推理。同样是维护白话文，鲁迅仅一句“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就将那些文言文卫道士的言论驳斥一空，接下来他又以警句的形式给这些人下了判决：“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其言犀利如刀，处处切中要害，嬉笑怒骂中显现出强大的杀伤力。

　　在写作风格上，李大钊往往从大处着笔，提纲挈领，滔滔不绝，宏辩之风令人激赏，但与陈独秀等人不同的是，他往往会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宕开笔墨，议论发挥，很少凭空虚构。在《新

　　的!旧的!》一文中，作者提出新旧代谢乃是时代前进的动力的观点，他不无感慨地回想起前门马路上嘈杂无序、危机四伏的情形，暗合了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艰难现实，但作者并没有凭空拔高、大肆议论，反而相当平淡地提出，“若能在北京创造一条四通八达的电车轨路，我想那时乘坐驼轿、骡车、人力车等等的人，必都舍却这些笨拙迂腐的器具，来坐迅速捷便的电车，马路上自然绰有余裕，不象那样拥挤了。即于寥寥的汽车、马车、自转车等依旧通行，因为与电车纵的距离不甚相远，横的距离又不象从前那样逼近，也就都有容头过身的道路了，也就没有互相嫌恶的感情了，也就没有那样容易冲突的机会了”。这种质朴的言论着眼于细小之处，平易近人，有相当的说服力，展现出作者注重实际、严谨踏实的个性。鲁迅也是一个善于从现实的蛛丝马迹发挥议论的作家，但他的议论往往剑走偏锋，文风峻急，剖根揭骨，寸铁杀人。

　　如《随感录四一》，从一封匿名信里一句方言“数麻石片”出发，痛斥了中国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劣根性，那些惯于诋毁别人的创造的卫道士们“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虽然行文风格各异，但他们关注社会的自觉性，反抗封建专制的坚决性都毫无二致。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热切地把希望寄予青年人，努力扶植新事物的成长，正如李大钊在《青

　　春》中所希冀的那样“，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李、鲁二人，一稳健一老辣，一笃诚一激越，相映成趣，使杂文作家队伍更加多元化。

　　三

　　五四时期，李大钊并没有放弃过政论文的写作，他在《新生活》、《民彝》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探讨有关民生的政治体制、国家制度的文章，但从文章的总体数量和质量来看，“随感录”类文章依然处于其创作的主要地位，而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确立也应该由这一时期的杂文来奠定。和鲁迅等文学革命健将一样，李大钊始终站在思想启蒙、救国救民的基点上发表议论，而且他的议论因为“随感录”的影响，文学趣味大大增强。在早年的着名政论文《风俗》与《民彝与政治》中，李大钊沉痛地指出，中国亡国之祸已然不远，但更可怕的是因道德极度堕落造成的“心死”，这种群体的道德破灭必然引发“亡群”的后果，而当代知识分子必须意识到所负载的重任“，虽以不肖之陋，亦将赑屃其匹夫之任以从之。”在着名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他为衰微病弱的中国开出了立宪政治、民主自由这一治国良方，并提出了具体的政体改革要求，以政治家的眼光和责任感“以之造福邦家，以之挽回

　　劫运”。同时，他也就努力调和知识、道德、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有效地发挥公共舆论的作用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这种对政治现实的关注与解析并没有因为向文学倾斜而发生改变，但他却有意识地拉开了文学和政治的距离，不再以繁复的专业性分析为主，行文短小精悍，贴近生活，也灌注了更多的情感，显现出明确的文体意识。《北京的“华严”》、《新自杀季节》每篇不过三百字，有感于自杀现象频发，文中提出评判死的价值应从社会制度本身出发“，什么壮烈啦，罪恶啦，我们都不能拿来奖励或诽谤人家处决自己生命的举动。”何况那些为苦于不能实现理想而自杀的人“，对于他自己的生命，比那醉生梦死的青年、历仕五朝的元老，还亲切的多呢!”通篇没有繁复的说教或是冗长的责难，言简意赅，颇有余味。

　　李大钊政治家的本色从来都不曾黯淡，他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政治动向，思考着中国的未来。《普通选举》寥寥百字，勾画出纷乱阴暗的中国政治现实，讽刺意味浓厚的论述中透露出无尽的愤懑之情。《光明与黑暗》凸显了劳动者的伟大，揭露了执政者的强盗本色。

　　十月革命爆发前后，他将启蒙意识与日益明晰的阶级意识和

　　社会革命结合在了一起，尤其重视劳工阶级的重要性。《平民独裁政治》针对社会上对于俄国革命的无知与攻击，戳穿了敌人的险恶用心。从政论到“随感录”，李大钊的文风变化显着，这种改变固然是斗争策略的需求，也是他自觉地向文学家靠拢时，有意识在文体方面的自我规范。因此，李大钊的“随感录”创作成为一种目的明确的新文体成型过程，其文体诉求远强于同时代的政论作家，从而凸显出比梁启超、陈独秀等人更卓越的文学见识。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创作道路也被自我窄化，仅在“随感录”文体的形式下探讨问题，缺少文学创作时应有的余裕宽松气质，而取向单一的弊病也使得他的文章缺乏直指心灵的方向和力度。这并非李大钊一个人的困境，鲁迅在谈到“随感录”创作的窘境时曾说“，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鲁迅一方面承认了“随感录”创作在艺术上确实存在不足，很可能是一种暂时的产物，但他也认定这种文体属于艺术的一支，应该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进行积极的创作。但对于他这样具有思想家素质的文学家来说，强大的个人能力会使其“随感录”作品焕发出不同凡响的魅力。他在《坟·题记》中谈到自己文章的价值时，毫不讳言自己乃是他人的眼中钉，“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强烈的自嘲精神与坦率决绝的创作心态使其能够自由地出入文学世界，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而鲁迅本人在这个艰难抉择中也深感出自生命本源的虚空，“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这种回避世人的心态在李大钊这样的作家身上是不会存在的。这并不能说明李大钊在思想境界上落后于鲁迅，李大钊始终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其文学目的并不在于对自身的精神突破，他的所有行为目的明确，毫不犹疑，皆指向外部世界。他不能也不会向内心发出过多诘难，他要忠于自己的社会使命。这也就预示着，李大钊的文学道路并不如他曾经的战友那样艰难以及长远。

　　五四时期的“随感录”是现代杂文的前身，虽然从文体、风格、写作手法方面呈现出现代杂文的诸多特性，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带有演变初期的不确定性和混杂性。尤其当李大钊、陈独秀这些政治色彩浓厚的作家参与其中时，他们的特殊而彰显的身份往往会把学术界的目光引向其他方面，从而使得游离文学本质的评说和意识形态观点占据了文学史的主要地位。文学批评意识的萎缩和眼光的狭隘，使得学界对现代杂文的价值认定一直模糊不清，但这并不能抹杀杂文的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大量的文学实践，尤

　　其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们的创作，无一不在要求我们做出相应的评说，面对这种情况，有研究者提出“只有在批评本体的意义上才能克服散文或杂文文体的拘囿,还鲁迅此类文学写作以恰当、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思想革命需要大量的系统的思想文化批评,思想范畴的各种批判和改革,落实在批评文体上要比落实在文学作品上更直接更方便也更有效”。五四时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不论重于批判，还是偏于建设，都在自觉剔除“导师”姿态和“学者”的尊号，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公共舆论空间的建设中，强调思想和言论的解放，强调各种意见的自由表达、传播和流行，为新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妙手”如何“着文章”——————为《新青年》创刊九十周年而作[J].同舟共进，2005(5).

　　[2]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9.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

篇七：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一、教材分析

　　1、地位作用：本课选自人教版新编高一历史新教材上册第五章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1〕从近代对抗史的角度看，它是旧革命的总结、新革命的曙光：它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深刻反思，带来了对封建旧文化的彻底批判，并做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

　　〔2〕从近代探索史的角度看，它是旧思想的开展、新思想的肇始：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从师夷长技、君主立宪、实业救国与民主共和，开展到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民主科学；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更加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通过本课的学习，一方面能使学生建立完整的近代思想开展史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对正确认识其开展规律具有关键作用。

　　2、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新文化运动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背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和领袖人物以及开展概况。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李大钊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2〕德育目标：

　　1、通过对本节历史人物的学习，使学生充分认识和学习，那些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挺身而出的人物所拥有的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和热情洋溢的爱国情操。

　　2、通过对新文化运动所发扬的精神的学习，使学生明确，作为中国未来存在和开展的重要途径，对民族和科学的追求，也是个人健全人格、正确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要表达，以此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

　　3、通过教师指导学生自主进行学习的整个过程，满足学生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养成关心民族、国家、社会的观念。

　　〔3〕能力目标：

　　2、结合对本节内容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是由中国经济开展水平决定的历史过程的学习，使学生进一步认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根底与上层建筑之间辨证关系。

　　3、教学重点：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精神实质。

　　4、教学难点：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全面评价；归纳近代思想演进。

　　二、教材处理

　　1、将教材内容分成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内容、影响三局部。

　　三、教学方法：启发——发现式教学法

　　四、教学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

　　五、教学过程

　　第一阶段：课前准备

　　Ⅰ、教师设题：

　　〔1〕结合材料分析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可能性和必然性。

　　〔2〕结合材料，深入了解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和李大钊及其著作，将发现所得与教材观点相印证或对教材提出自己的批判性认识。

　　第二环节：课堂教学

　　1、新课导入：导言式导入：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时候，勤劳勇敢的中国人面临的仍然是破败的山河、颓败的经济、失败的革命、衰败的文化……西学东渐过程，由器物而及于制度。然而，桔逾淮为枳，在西方卓有成效的东西，到了中国却是全然不成模样。当革命派效法孟德斯鸠、卢梭、华盛顿的思想被军阀统治的丑恶现实撕成碎片，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们开始由器物和制度层面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最终形成近代百年的继甲午战争之后的第二次民族反思。

　　2、新课学习：逐步设疑导学：

　　背景：

　　〔1〕结合以往所学，以史实说明辛亥革命后国家情况一天天坏下去；〔历次革命运动的失败。〕回想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展的"简单历程；〔19世纪60—70年代、19世纪末、一战期间。〕西方启蒙思想与尊孔复古逆流斗争的实质是什么？〔阶级斗争。〕

　　〔2〕从哲学角度，解释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决定政治和思想文化；政治反作用于经济；思想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兴起：

　　概况：

　　〔3〕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地区从上海到北京说明了什么？〔经济开展、政治中心、容易传播、影响力大。〕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前期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后期的李大钊等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

　　〔4〕比照辛亥革命前和新文化运动中对西方启蒙思想的利用。〔政治、思想方面和系统性。〕

　　〔5〕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屡次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几千年封建文化毒害的结果是否正确？〔不完全正确。本因是中西之间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综合比照。〕内容：

　　〔6〕根据课前的准备，答复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科学和新道德以及反对的旧道德到底是什么？〔资产阶级政治民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封建主义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

　　〔7〕如何全面认识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注意阶级性和辨证的观点。〕

　　〔9〕如何认识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中国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是中国未来的开展方向。〔不是主流、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适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意义：

　　〔10〕结合课前准备，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影响。〔正：思想解放、准备五四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反：前期结合政治群众斗争、形式主义偏向、资本主义范畴。〕

　　〔11〕概括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民主、科学、爱国、求是等。〕

　　3、课堂小结：

　　知识总结：

　　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对中国社会的美好希望，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导致了巨大的浪潮。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进一步开展。

　　它对以西方先进思想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理性批判，但它不仅仅是反传统主义的运动，更重要的是一场现代价值的重建运动：它以民主、科学相号召，力图重建民族精神的核心；它标榜新道德，力图建立新的伦理和价值判断模式；它提倡新文学，力图改造反映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方式。新文化是对千百年来形成的旧文化的扬弃和超越，它表达了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近代人文主义精神。

　　作为民主科学精神的继承和开展，新文化运动后来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终于在中国化之后，引领中国人民走上独立、自由和富强之路。

　　教材总结：

　　要求每个学生按自己的理解以任何形式设计本节知识结构

　　4、反应实践：作业：任选以下1题，课后完成小论文：

　　①结合以往所学评述中国近代思想的新陈代谢。

　　②仿效历史经验，从任意角度就中国当今开展献策。板书设计：

篇八：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岳麓版高中历史必修三第五单元第

　　21课《新文化运动》教课设计

　　第21课新文化运动

　　【新课标要求】：

　　概括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商讨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

　　【教课目的】：

　　（1）知识与能力

　　:

　　①新文化运动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背景。新文化运动盛行的标记和领袖人物以及发展概略。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李大钊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②经过指导学生阅读本节所述文假名人的经典著作及其有关内容，得出自己的独到认

　　识，进而培育学生收集和整理解读、判断、运用历史资料的能力和创建性学习的能力以及交往能力。

　　（2）过程与方法：

　　①经过对本节历史人物的学习，使学生充足认识和学习，那些在历史的要点时辰为民族的前程和命运自告奋勇的人物所拥有的孜孜以求的研究精神和热忱洋溢的爱国情操。

　　②经过教师指导学生自主进行学习的整个过程，知足学生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养成关心民族、国家、社会的看法。

　　（3）感情态度与价值观

　　:

　　经过对新文化运动所弘扬的精神的学习，使学生明确，作为中国将来存在和发展的重

　　要门路，对民族和科学的追求，也是个人健全人品、正确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要表现，以此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与人文修养。

　　【学习要点】：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精神实质

　　【学习难点】：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全面评论；归纳近代思想演进

　　【教课过程】：

　　新课导入：

　　导言式和问题式导入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

　　20世纪的时候，勤奋英勇的中国人面对的仍

　　然是破败的河山、衰颓的经济、失败的革命、衰落的文化

　　当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对民主

　　共和的美好向往的时候，但是却被军阀统治的丑陋现实撕成碎片，始由器物和制度层面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最后形成有一次民族反省。

　　题）

　　紧接着教师应环绕

　　“新”字奇妙地来设计问题启迪学生思虑，如：为何那时会出现

　　“新文化运动？”“新”表此刻什么地方？“新”在当时和此后有什么影响？“新”是相对于什

　　么而言的？

　　“新”是怎么样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获得新的发展的？要修业生思虑这些问题，并激励他们来解决。

　　2、新课学习：逐渐设疑导学

　　：

　　向西方追求真谛的人们开

　　（导入新文化运动课

　　背景：(1)教师能够指引学生回首

　　“维新派同封建固执派的论战”，“民主革命思想的流传”，“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思虑辛亥革命后，为何会出现袁世凯复辟帝制？从中认识新

　　文化运动的必需性。

　　(2)联合过去所学，以史实说明辛亥革命后国家状况一每日坏下去；

　　败。）

　　(3)回忆中公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简单历程；

　　（19

　　世纪

　　60—70

　　年月、19

　　世纪末、一战期

　　反对

　　（历次革命运动的失

　　间。）能够指引学生联系

　　“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季”，使学生认识中公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民族财产阶级力量的加强，使得他们激烈要求在中国推行财产阶级民主政治，封建军阀统治。而新文化运动正是反应了这类政治要求而盛行的思想文化运动。

　　1/3

　　岳麓版高中历史必修三第五单元第

　　21课《新文化运动》教课设计

　　(4)

　　指引学生勾画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者关系内在联系的轨迹，认识其必定性。

　　同时教师还可设置问题

　　“新文化运动是

　　‘情绪主义’的产物，是几个青年凭空假造出来的吗？”由学生判断这类说法的正确与否，对运动的盛行进行深层次的领会。

　　(5)思虑西方启发思想与尊孔复古逆流斗争的实质是什么？

　　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期间经济、国经历长久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定结果。

　　(6)从哲学角度，解说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

　　政治反作用于经济；思想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应。）

　　（经济决定政治和思想文化；

　　（阶级斗争。）

　　所以，新文化运

　　也是近代中

　　政治、思想文化诸要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盛行：（1）盛行标记、代表人物、主要阵地、口号（利用多媒体协助教课剪接人物电

　　影放映在学习中感觉新文化运动中主要代表人物在反封建斗争中表现出的无畏的研究真谛

　　的精神，激发建设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使命感。）

　　（2）

　　新文化运动盛行的地域从上海到北京说了然什么？（经济发展、政治中心、简单流传、影响力大。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先期的财产阶级激进

　　民主主义者；后期的李大钊等人拥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

　　（3））

　　）

　　启迪思虑陈独秀以为中国革命多次失败的原由是因为几千年封建文化迫害的结果

　　能否正确？（不完整正确。主因是中西之间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综合对照。

　　内容：早期内容（三个倡导，三个反对）

　　（1）依据课前的准备，回答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和新道德以及反对的旧道德

　　究竟是什么？（财产阶级政治民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财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封建主义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

　　（2）如何全面认识倡导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注意阶级性和辨证的看法。）

　　（3）教师联想旧知识，师生共同议论，一定孔子和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期间的作用。教

　　师引用近期学术界对于孔子与儒家思想踊跃作用的信息。

　　由此，教师又一次点拨学生：

　　如何

　　理解新文化运动中

　　“打垮孔家店”的口号，如何认识孔子的儒家思想与这一口号之间的对峙与矛盾？

　　（4）归纳新文化运动三个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理性剖析。

　　发展：宣传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

　　如何认识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中国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为何说社会主义是

　　中国将来的发展方向。

　　（不是主流。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联合，合适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

　　影响：

　　(1)联合课前准备，从辩证唯心主义角度评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影响。

　　发问近代中国有

　　哪几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它们对封建思想有如何的冲击？新文化运动在这此中的地位和作

　　用又是如何的？对

　　“新文化运动中，一些先进分子在批评封建正统思想的过程中，文化的某些想法，存在着绝对否认或绝对一定的片面性”

　　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此惹起学生的再考虑，文化运动有进步性，也有限制性，但它的踊跃性是主要的。

　　对东西方

　　这句话应如何理解？如何对待新文

　　激起学生的创新认识。

　　进而明确新

　　（进步性：思想解放、宏扬民主

　　与科学、准备五四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文化普及和繁华；限制性：先期缺少民众斗争、形式主义倾向、资本主义范围。

　　）教师指导学生掌握历史评论方法，即把评论的历史对象置于

　　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下，辨证地进行评论，重申史论联合。经过评论，史观和辩证法正确地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法。

　　使学生学会运用唯物

　　（2）拓宽思路，提出对新文化运动意义的创新认识：

　　归纳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

　　（民主、科学、爱国、求是等。

　　）联合

　　培元中学校训“真谛

　　、自由、服务”进行德育教育。

　　2/3

　　岳麓版高中历史必修三第五单元第

　　21课《新文化运动》教课设计

　　3、学习延长--研究活动：新文化运动时，提出“打垮孔家店”的口号适不合用今日？你以为应当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活动提示：

　　本活动的目的是让学生剖析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条件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已经成为封建文化的象征，理解在新文化运动的特定历史

　　为发展新文化，提出“打垮孔家店”

　　的口号拥有进步意义，但不合适今日，今日对传统文化应当是在继承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求得

　　发展。鼓舞同学畅所欲言，注意史论联合，培训辩证思想及口头表达能力。

　　4、讲堂小结

　　知识总结：

　　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对中国社会的美好希望，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之间形成

　　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致使了巨大的浪潮。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它对以西方先进思想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理性批评，统主义的运动，更重要的是一场现代价值的重修运动：它以民主、造反应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方式。

　　但它不只是是反传

　　科学相呼吁，力争重修民

　　它表现

　　族精神的核心；

　　它标榜新道德，力争成立新的伦理和价值判断模式；它倡导新文学，力争改

　　新文化是对千百年来形成的旧文化的扬弃和超越，新文化运动此后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了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近代人文主义精神。

　　作为民主科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人民走上独立、自由和兴盛之路。

　　教材总结：

　　要求每个学生按自己的理解以任何形式设计本节知识构造。

　　析问题的技术和方法。

　　5、反应实践

　　：作业：任选以下

　　1题，课后达成小论文：

　　主要让学生依据课

　　终于引领中国

　　件及板书提示总结本节课的内容，建立知识的整体性、构造性和系统性，揭露规律，掌握分

　　①联合过去所学评论中国近代思想的新陈代谢。

　　②仿效历史经验，从随意角度就中国此刻发展献策。

　　【讲堂互动】

　　读图探史

　　赐教材（林则徐图像）

　　、（万木草堂原址）

　　、陈独秀画像。

　　（1）上述三图目睹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领域内的三次变化历程，请依据所学知识，归纳说明三图所反应的向西方学习的重视点。

　　（2）图二与图三对比，二者在批评儒家纲常礼教方面各有什么特点？畅所欲言

　　新文化运动时，提出“打垮孔家店”的口号对不对？你以为应当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教后记】:本课主要讲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

　　,宣传新思想,改造旧中国.容量大,但知识较集

　　中.先让学生清楚新文化运动的背景，而后再分别叙述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最后要点剖析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意义。要特别重申，最好让学生自己剖析后得出结论。

　　3/3

篇九：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说课稿

　　、教材分析

　　1、地位作用：

　　本课选自人教版新编高一历史新教材上册第五章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1）从近代抗争史的角度看，它是旧革命的总结、新革命的曙光：

　　它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深刻反思，带来了对封建旧文化的彻底批

　　判，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好了思想准备。

　　（2）从近代探索史的角度看，它是旧思想的发展、新思想的肇始：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从师夷长技、君主立宪、实业救国

　　与民主共和，发展到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民主与科学；随着俄国十月革

　　命的发生，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更加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改造中

　　国的思想武器。

　　通过本课的学习，一方面能使学生建立完整的近代思想发展史的知

　　识结构；另一方面对学生正确认识其发展规律具有关键作用。

　　2、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新文化运动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背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和领袖人物以及发展概况。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李大钊和新文化运

　　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2）能力目标：

　　①

　　通过指导学生阅读本节所述文化名人的经典著作及其相关内容，得出自己的独到认识，从而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解读、判断、运用历

　　史资料的能力和研究性学习的能力以及交往能力。

　　②

　　结合本节内容，理解一定社会文化现象由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决定的原理，使学生进一步认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辨证关系。以此提高学生运用辨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理解历史问题及评价历史人物的能

　　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①

　　通过对本节历史人物的学习，使学生充分认识和学习，那些在历

　　史的关键时刻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挺身而出的人物所拥有的孜孜以求

　　的探索精神和热情洋溢的爱国情操。

　　以此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爱国主

　　义精神。

　　②

　　通过对新文化运动所弘扬的民主科学精神的学习，使学生明确，作为中国未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也是个人

　　健全人格、正确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以此培养学生的

　　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

　　③

　　通过教师指导学生自主进行学习，满足学生自我实现的需要，养

　　成关怀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思想品质，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

　　3、教学重点：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精神实质。

　　4、教学难点：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全面评价；归纳近代思想演进。

　　二、教材处理

　　1、将教材内容分成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内容、影响三部分，以优

　　化教材知识结构。

　　2、适当补充一些历史原文资料如：

　　《敬告青年》、《狂人日记》、《庶

　　民的胜利》等，增加知识容量，培养学生的阅读史料的能力。

　　三、教法学法

　　1、问题讨论式教学法

　　著名心理学家米勒说过，“教师应该较少阐述事实，较多提出问题，较少给以现成答案，要指出所教课程的戏剧性及美妙性，引发美感”

　　励学生积极思考，深入探究，在讨论分析基础上

　　知识系统化。本节内容的教学主要采用此法。

　　2、依据多元智能理论，在处理不同具体问题情景时采用情景设置式

　　教学法、比较发现

　　式教学法、启发诱导式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式，配合问题讨论，培养学

　　生分析、比较、综合、归纳、概括等多元思维能力。

　　。问

　　题讨论式教学法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它以问题情景的创设为出发点，指导和鼓的出结论，使

　　四、教学手段

　　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包括新文化运动各领袖人物的图片资料，重

　　要历史文献资料选段，教学过程中所需问题、情景的设置，本节知识体

　　系建构及板书设计，反馈练习及研究性学习课题等，作为课堂教学的辅

　　助手段，增加课堂教学的形象性和直观性和课堂知识容量，提高课堂学

　　习效率。

　　五、教学过程

　　课前准备

　　1、教师设题：

　　（1）

　　结合材料分析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可能性和必然性

　　背

　　景）。

　　（2）

　　结合材料，深入了解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和李大钊

　　及其著作，将发现所得与教材观点相印证或对教材提出自己的批判性认

　　识。

　　（3）全面评价新文化运动；分析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

　　★此环节以问题的设置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积极探究的方向，体现

　　教师的主导地位，同时凸现本课重点难点内容。

　　2、学生准备：

　　学生按兴趣选择题目，分组查找资料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的认识。

　　（即

　　★以此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搜集、整理、分析、应用历史资料

　　的能力，以及互助协作精神。体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理念。

　　课堂教学

　　1、新课导入：

　　情景导入：

　　（情景设置）当历史的车轮驶入

　　20世纪初，勤劳勇敢的中国人面

　　临的仍然是破败的山河、颓败的经济、失败的革命、衰败的文化……

　　（教师导入）当资产阶级革命派效法西方改造中国旧社会的革命理

　　想被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撕成碎片之时，器物和制度层面深入到社会文化心理层面，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们开始由

　　最终迎来近代百年继甲午戊

　　戌变法之后的第二次民族思想大解放一一新文化运动。

　　★此环节采用情景设置与教师导语相结合导入新课，让学生在体味

　　近代历史的沉重感时，激发他们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使命

　　感和历史责任感。

　　2、新课学习：

　　逐步设疑导学：

　　利用多媒体课件依次创设问题情景，分解本课重难点，激活学生思

　　维。

　　①

　　历史背景：

　　（教师启发引导学生阅读教材，结合以往所学史实分析归纳）

　　问题1：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三方面的状况；

　　次革命运动的失败。）

　　问题2:回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简单历程（

　　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战期间）

　　问题3:西方启蒙思想与尊孔复古逆流斗争的实质是什么？（阶级

　　斗争）

　　★培养学生史论结合、综合分析、归纳概括和把握历史发展基本线

　　索的能力，以及从哲学角度解释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阶级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②

　　兴起与概况：

　　课件展示《新青年》书影，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新文

　　化运动主将的图片资料，以及《敬告青年》

　　《狂人日记》《庶民的胜利》

　　等名作的资料选段，学生阅读教材内容，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4: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前期是

　　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后期的李大钊等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

　　问题5:比较辛亥革命前和新文化运动中对西方启蒙思想的利用。

　　（政治、思想方面和系统性。）

　　问题6: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多次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几千年封建文

　　化毒害的结果是否正确？（不完全正确。本因是中西之间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综合对比。）

　　★要求史论结合，全面分析，同时给学生以充分自由的思维空间，各抒己见，）

　　19世纪60—

　　70

　　（历

　　扬学生个性思维之特点。

　　③

　　内容及发展：

　　学生分组讨论，各个突破，教师适时启发点拨，引导学生围绕以下

　　四个问题解决本课重点内容。

　　问题7:根据课前的准备，回答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科学和

　　新道德以及反对的旧道德到底是什么？（资产阶级政治民主、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封建主义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

　　（注意阶级性和辨证的观点。

　　问题9:如何认识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中国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

　　地位；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不是主流；马列主）

　　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适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

　　学原理分析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④

　　意义及评价：

　　问题10:结合课前准备，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评价新文化运动的

　　历史影响。（积极：思想解放、准备五四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消极：

　　前期未结合群众斗争、形式主义偏向、绝对褒贬、资本主义范畴。

　　问题11:概括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

　　等。）

　　★学生在讨论中受到启发，既培养了学生运用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全

　　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又激跃了学生思维，提升了学生的创新

　　思维能力。

　　3、课堂小结：

　　知识总结：（教师启发诱思）

　　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对中国社会的美好希望，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

　　的黑暗现实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导致了一次巨大的思想

　　解放潮流。新文化运动正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它以西方先进思想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理性批

　　判。它不仅是一次反传统主义的运动，更是一场现代价值的重建运动：

　　它倡导民主与科学，力图重建民族精神的核心；它标榜新道德，力图建

　　构新的伦理和价值判断模式；它提倡新文学，力图改造反映民族精神的

　　外在表现方式。新文化是对千百年来形成的旧文化的扬弃和超越，它体

　　现了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近代人文主义精神。）

　　（民主、科学、爱国、求是）

　　问题8:如何全面认识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

　　对旧文学？★通过讨论分析，培养学生运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一切从实际

　　出发等哲作为民主科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新文化运动后来宣传的社会

　　主义思想，正是引领中国人民走上独立、自由和富强之路的光

　　辉旗帜。

　　★教师引导学生对本节知识内容进行理性分析，提升

　　学生

　　历史思维能力，体现新课程理念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要

　　求。

　　教材总结：（学生自主探究）

　　要求每个学生按自己的理解以任何形式设计本节知识结构。

　　★尊重和发展学生的个性思维特点，体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多元

　　智能理论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渗透与运用。

　　六、板书设计

　　在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围绕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内容、影响，采用纲要图示法板书，既优化教材知识结构，又突出重点和难点，简要

　　而明晰。

　　七、教学评价

　　?考虑到学生知识储备、理论修养及学习能力的差异，在问题情

　　景和反馈练习中设置了不同的思维含量，引导鼓励学生整体进步，体现

　　新课程理念下历史教学的激励功能，促使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内驱力。

　　?教法学法的选择、教学环节的构建及反馈课题的设置，试图体

　　现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与历史课题研究和历史研究性学习的衔接，及人文素养。

　　实现传

　　统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变革与更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

　　化素质

篇十：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同步素材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新文化运动

　　李大钊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五四运动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河北乐亭人。

　　１９０７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１９１３年东渡日本，1914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日期间，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５月回国，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１９１８年１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６月与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编辑主任。不久又担任《国民杂志》社指导、《新潮》社顾问。

　　从１９１８年下半年起，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讲演和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１９１９年８月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１９２０年３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筹中国共产党。

　　同年秋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１１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自１９２０年７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共北方区负责人。领导北方各地工人运动。１９２２年８月参加中共西湖会议，会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１９２３年６月在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三大后，多次与孙中山会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１９２４年１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５个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组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方分会，领导北方的国民党工作。

　　１９２４年６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冬回到北京，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领导了国民会议运动和关税自主运动，并派中共党员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领导内蒙人民的革命斗争。１９２５年１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１９２６年领导北京人民开展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和段祺瑞卖国政府三一八运动。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２８日被害。主要著作收入《李守常文集》、《李大钊选集》。

　　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旋又助章士钊主编报纸，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

　　动。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5年领导五卅运动。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放弃对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退让政策，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到失败。

　　1927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撤消总书记职务。其后，他坚持错误，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坚持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11月，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

　　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与托派中央决裂，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1942年5月，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胡适

　　（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

　　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

　　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篇十一：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李大钊与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摘要〕李大钊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运动中起着主要作用。他参与发起思想启蒙运动，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创造了基本前提；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并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推动早期马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发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初步阐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构想，谱写出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最初华章。

　　〔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启蒙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4-0092-08

　　化所作出的主要贡献进行系统分析、论证，以缅怀和学习他的精神和思想，同时也期盼能够对推动李大钊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尽绵薄之力。

　　一、参与发起思想启蒙运动，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创造了基本前提

　　“旧者不蹦，新者何由而建，幻者不灭，真者何由而成？”〔1〕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传入中国，是以否定旧的不合理的思想为前提条件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人们陷入深深的绝望和苦闷之中。特别是当时泛起尊孔复古思潮，宣传封建伦常，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攻击民主共和与自由平等的现代理念。面对封建复古思想的反扑和民主制度的巨大危机，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同封建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斗争，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1.高扬反封建旗帜，冲决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为早期马克主义思想运动扫除思想障碍

　　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学因为与封建君权相结合而政治化，封建君权因与孔学结合而伦理化，因而孔学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批判，抓住了反封建的核心。针对当时的尊孔思潮，李大钊指出：不应当迷信孔丘，而应相信真理。孔子生于专制之时代，是“数千年之残骸枯骨”〔2〕，“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3〕他坚决反对一切迷信和偶像崇拜，宣传“真理之权威”。在此基础上，进而批判了整个封建伦理道德。他说：“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4〕孔学代表封建“专制社会之道德”“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批判孔子所代表的旧道德，“乃掊击专政政治之灵魂也”〔5〕。李大钊对封建道德的批判，态度十分坚决。他表示，为了促进新道德的确立和旧道德的迅速崩溃，“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6〕他勉励青年要与旧的传统思想决裂：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7〕“涤荡历史之积秽”，〔8〕不要让“僵尸枯骨”束缚自己。李大钊坚决而彻底的反封建思想的战斗精神，点燃了思想启蒙的火炬，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激发了人们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真理、革新进取的开拓精神，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准备了条件。

　　2.提倡民主和科学的现代价值理念，破除专制和愚昧，为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奠定理论基础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不单单是一场反传统的运动，更是一场在文化心理层面的价值重构运动，民主和科学就是这场运动追求的现代价值理念。这种全新价值理念的提倡，为中国从思想文化领域走向现代化的大门，提供了新的血液和新的动力。

　　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发表文章，抨击复古专制，鼓吹自由和民主，成为和陈独秀齐名的主将。他指出，民主是世界潮流，“时代之精神”，〔9〕“人的自主之本能”。〔10〕中国长期动乱不止，“乃君主专制之祸耳”。〔11〕这与世界潮流、人的自由、平等本性相违背。“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12〕因此，国人应以“断头流血、万死不辞”〔13〕的精神为民主、自由而斗争。在李大钊看来，自由最主要的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然而，“在吾国，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制”〔14〕。在封建纲常名教的禁锢下，“群之人视彼性圣之嘉言懿行，正若天经地义，莫敢或违”〔15〕，“失却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16〕为此，他号召人们积极行动起来，紧跟世界潮流，破除对圣贤经训的迷信，争取思想言论自由，个性解放。尽管李大钊这时提倡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在当时却是反对封建专制的强有力的武器。这为他后来主张的“庶民的民主”、“劳工的民主”奠定了理论基础。

　　“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举起的又一面大旗。李大钊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号召人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指出：“二十年以前，洋海

　　始通，西学输入，缙绅先生尚持天动地静之说，而以为其技淫巧焉。今地球环绕太阳之理，声光化电之学，虽在童騃，亦粗知其义矣。”〔17〕科学能帮助人们认识真理，破除愚昧和迷信。他说：“余信世界文明日进。此真理者，基于科学，寻其逻辑之境，以表现于人类各个之智察，非传说之迷信所得而蔽也。”〔18〕他强调要用科学的精神和科学方法认识事物。认识事物，“一再查事之精，一再推论之正。二者交备，则逻辑之用以昭，而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19〕惟其如此，才可达到“真实之境”。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20〕由此可知，五四以后的科学思潮发展成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自然科学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绝不是偶然的。

篇十二：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小学红色故事宣讲《李大钊》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学识渊博、勇于开拓，更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他，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共产主义事业，他是伟大的爱国领袖。

　　当中国正处于西方列强加紧侵略和封建统治日益腐朽之时，当二十世纪辛亥革命爆发、新文化运动涌起，特别是五四运动发生之时，李大钊为挽救民族危亡，毅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3年后回国并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极力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舞，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他致

　　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如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前往北方地区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广泛开展工人运动，并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8月到1924年初，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他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此外，他还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为中国共产党的更好发展及马克思主义的更好传播铺平了道路。

　　1927年4月，李大钊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被捕入狱,即便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惨遭反动军阀杀害。

　　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李大钊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当面临生与死的考验之时，他从容地选择为伟大革命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他一生俭朴清廉，淡泊名利。他作风质朴，不驰于空想，不鹫于

　　虚声。他坚持真理，待人宽厚，团结同志。

　　李大钊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事业，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华儿女奋斗、进步的宝贵精神财富。他的伟大革命事迹将引领着中国人民勇往直前，奋斗不息。

　　小学生红色故事宣讲《杨靖宇》

　　杨靖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抗日名族英雄。杨靖宇早年接受革命影响，在开封读书期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曾组织反帝爱国罢课游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家乡领导游击战争，不久，在河南、上海、东北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曾五次被敌人拘捕，受尽折磨，都坚贞不屈。“九一八”事变后，经党营救出狱，他不顾病痛缠身，立即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他先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代理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南满游击队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第一路军总指挥。率领抗日联军战士，在东起长白山，西抵辽河平原，南达黄海岸的广大地区，展开抗日游击战，到处袭击日军的据点、破坏敌人交通设施，仅1937年至1938年间，就连续战斗数十次，攻克大小城镇

　　10余处，歼灭日伪军2.5万余人

　　1938年10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视杨靖宇为心腹之患，调集大量兵力，对抗日联军进行严密封锁,疯狂围攻。杨靖宇率部转移到原始森林中，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里，以草根充饥，用泥巴裹伤，顽强战斗，毫不气馁。仅1939年一个冬季，就歼敌数千人，冲破敌人11个军管区的兵力包围。日寇闻风丧胆，悬赏10万大洋捉拿杨靖

　　宇，并调集30万重兵“讨伐抗联”。杨靖宇将部队化整为

　　零，开展“麻雀”战。

　　1940年初，他率部转战至蒙江县，由于叛徒出卖，被敌人重重围困。在四、五架飞机配合下，日伪军实行“梳篦”战术，八面包抄。杨靖宇将分队疏散后，只带两名警卫员在林海雪原中与敌周旋了三天三夜。最后两名警卫员先后牺牲,他孤身一人被封锁在蒙江县保安村外的树林中。2月23日下午，杨靖宇与敌遭遇，，他一个人同几百日伪军激战1个多小时，最后身中数弹，其中一颗打中胸部，才终于倒下，壮烈殉国。时年35岁。

　　他牺牲后，敌人残酷地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他的腹部，在他的胃肠里没看到一粒粮食，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敌

　　人为之骇然，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顽强”的人。抗战胜利后，党组织费了很多周折，找到了他的遗首和遗体，长白山区各族人民为缅怀这位民族英雄，在通化市郊修建了杨靖宇陵墓。

　　杨靖宇将军牺牲了，但他没有倒下，他和许多革命志士一样矗立成我们心中永久的丰碑。我们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长大，那样惨痛的记忆或许我们感受并不深刻，或许我们仅仅从教科书上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或许对于历史的了解不及对于一个偶像明星的了解。但是，要知道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啊！

　　回顾历史，我们有太多的痛苦和屈辱，任人宰割的命运让国人长时间难以昂首挺胸走路，是我们的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一次次突进，一步步跨越，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不断推出新的希望。

　　有了中国共产党，祖国才有今天的繁荣富强。宏图已绘就，号角已吹响；壮志在心头，扬鞭在脚下。让我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努力，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强大，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篇十三：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在东西文化论战中的地位与思想史上的意义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①，是一场谋求清算旧文化，即传统的中国文化；提倡新文化，即现代西方文化的运动。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一文中指出：中国与印度的东方文明处于仍未摆脱古代文明窠臼的状况。他认为“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就是说，他把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放在了纵向时间进化的序列上。因此，不管陈独秀颂扬法国文明，还是胡适赞美美国文明，都承认中国文明的历史后进性。所谓“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②也不是永远的差异，只不过是历史发展的早晚而已。因此，他们根据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来试图解决中国在世界生存竞争中如何生存下去的课题，换言之，就是缩短与西洋文化之间时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他们站在了普遍主义文化史观的立场上，表现为西洋主义、近代主义。他们为启蒙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找到了理论根据，同时也为辛亥革命补上了思想基础的一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没落”的危机意识抬头，在西方丧失了自信心的国际形势背景下③，梁启超于1920年写作了《欧游心影录》④，举起中国文化再评价大旗，试图反击新文化运动。他以大战后在欧洲考察的见闻为素材，介绍了在经济萧条和阶级斗争激化中挣扎的西方国家实况，指出西方文明未必完美无缺。同时他还指出，西方在自然科学万能的口号下，树立了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否认人类意志的自由，把人类从善恶的责任中解放出来，从而导致了道德的颓废。因此，用东方的精神文明挽救西方文明，也就是以西方文明发展我们的文明，并以我们的文明补充西方文明，使之相互作用，从而演变成一种新的文明。因此，梁启超强调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呼吁中国人建立应有的责任感。梁的东西文明调和论，击中了西方文化一边倒论者的空虚之处，在“打倒孔家店”口号尚未喊出前的沉寂之时，把东方文明颂扬为世界的救世主。再加上还有正在中国进行关于东西文化结合讲演的杜威与罗素，与之相呼应，显得很有说明力。⑤同时，也与日本人的关于东西文化融合的主张相吻合⑥，使中国人自负为东西文明古国的自尊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梁的这一学说有很大魅力，他使那些只向西方看的人们又一次回顾东方，恢复了东方文明的自信。这种以东西文明调和而创造一种新文明的主张，实际上也是站在相信文化有普遍性的普遍主义立场之上的。

　　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进一步发展了梁启超的理论。梁漱溟于1917年入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北京大学是《新青年》派的大本营，梁漱溟也“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因而努力地探索“解决之道”⑦。梁漱溟认为不搞清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本质这一根本问题，不搞清“东西文化所以调和之道”，仅仅因为外国人对西洋文明有所怀疑便乘机主张调和，这正是梁启超等人论点的暖昧之处。

　　梁漱溟认为，东洋文化已经走到尽头，已经没有能够根本解决的办法。东洋文化或者发展成世界文化，或者消亡，别无选择。可见梁漱溟与梁启超是同样站在普遍主义立场之上的。

　　梁漱溟执著地分析了决定东西两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最后他得出了“生活之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那么文化之所以不同，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是很明显的”。他把生活的样法分为“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⑧三大类，而西方、中国、印度三大文化分别代表了这三种类型。

　　梁漱溟认为这三种文化在价值上本来没有差别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衰落只是“不合时宜”而已。因此虽然现在西洋文化顺应时势，成为世界文化，但只要时间一到，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也一样可以作为世界文化主宰天下。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是西洋文化的衰落开始表面化之时，因此“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成为下一个世界文化是历史的必然。梁漱溟认为世界文化依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之顺序而交替，继中国文化之后印度文化将登上世界文化的宝座。

　　梁漱溟提出中国人现在应该采取的态度是：“第一，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保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应全盘接受，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于是乎，梁漱溟积极主张当前的课题就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至少他不但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敌人，甚且是一位理解者和赞成者。

　　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却把已被陈独秀贬低为“古代文明”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又提高到与西方文化同等的地位。这无疑又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挑战，是从根本上颠覆五四运动成果。因此，梁漱溟是不是一位普遍主义者，还应结合他所宣扬的中国特殊论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3)中的思想，来重新进行考察。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运用儒教、印度哲学、西方哲学的知识，构成了具有精深理论和严密体系的巨著，提出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的主题。此书引起了各方面的不同反应。对于既不完全赞同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肤浅传统文化全面否定论，又不愿追随林纾、严复或王敬轩(钱玄同戏谑地自称为王敬轩)等桐城派反动遗老，这些在痛苦中摸索的人们来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无疑会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而此书受到胡适、陈独秀、瞿秋白或吴稚晖、李石岑⑨等人激烈地反驳，也是可以理解的。

　　以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为导火线，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最高潮，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击，以及围绕这次反击的赞同与反对两种争论，通常被称为“东西文化的论战”。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为背景，这场论战是不会出现的。但是人们只把这场论战看作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开台锣鼓，我认为仅仅从这个角度看是不可能搞清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的。我们应该把这场论战放到1915――1925年期间的广义的东西文化论战时期的大范围中去分析，同时对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也应以广阔的视角去考察。本文就是想在这些方面作些尝试。

　　像这样围绕东西文化的论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发生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时期。那时的主要论题是怎样把握传统文化和西洋近代文化的关系，也就是寻找在传统文化与西洋近代文化之间的共同点，从而在保持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使二者调和共存⑩。当时尽管承认西洋近代文化在机械、技术或者政治制度的理论上有明显的优越性，但仍未放弃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信赖。而第二次论战的主要论题已是讨论什么样的文化具有世界文化的资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问题，也就是在承认普遍的世界文化前提下来探讨中国文化的存在理由，显然，中国文化已经被认为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了。

　　的确，如果说第一次论战是与政治上的争论紧密相联，那么第二次论战可以说是纯学究式的讨论。但并不是一种单纯比较文化论的知识游戏，它实际上就是一场围绕中国前途以文化论战形式而进行的政治论战。当然我并不因此认为这场文化论战纯粹就是政治论战的掩盖物，我认为这场论战采取了文化论争的形式而进行，表明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存续问题的危机感，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政治的危机直接反映为文化的危机，说明危机的相当迫切与深刻。

　　本文暂把全面阐明第二次东西文化争论的课题留待以后解决，而集中先把搞清李大钊在1918年7月写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1中所论东西文化思想史的意义，以及他在东西文化论争中所占的位置做为讨论的课题。众所周知，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之一，然而从陈独秀和钱玄同在《青年与老人》(《新青年》3卷2号，1917年4月)、《新的!旧的!》(《新青年》4卷5号，1918年5月)中，对李大钊发表的议论来看，他们显然对此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李大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文中指出了大战的胜利和俄国十月革命在世界史上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这如实地反映出李大钊卓越的世界史观。在那尚在动荡之中的连续的历史性事件的漩涡中，如果李大钊没有那样敏锐的历史眼光，是不会迅速地看清其在世界史上的意义，并朝此方向努力实践的。然而，这种认识并不是突然形成的。他在同年7月《法俄革命之比较观》、《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两篇文章中，已经把俄国革命描述成具有世界革命色彩的20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并指出第一次大战的本质，是“Pan??ism”与民主的对立，明确预言民主终将胜利。而他在1918年秋季所发表的两篇论文，可以看作是继承和发展了这个基本的论点。

　　本文所要考察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实际上是李大钊1917年8月发表的，而且是与《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刊载于同一杂志上的。也就是说，他的东西文化论，标志着他的思想进入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从这点看来，他的东西文化论无疑对他形成卓越的世界史观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分析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的意义，从而搞清他卓越的世界史观的形成与构造，就是本文最大的目的。

　　本文的第二个目的在于阐明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在当时那场文化论战中的地位与思想史上的意义。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不要把某个思想家看成是孤立的存在，而必须重视他与其他思想家之间在思想形成上的共时性，也就是时代思想环境的共通性，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思想家思想的本质与深度，准确地把握思想家的思想特征。当然必须同时

　　警惕不能因此而忽视了思想家的主体性，而造成一般性思想史的叙述。笔者打算把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放在论战过程这个广阔的视角内，具体探讨他参加论战的基本态度和他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二

　　李大钊说：“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两洋文明主动是也，溯诸人类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谓为基于自然之影响。”

　　他认为，在人类生活的舞台，欧罗细亚大陆之中央，有一凸地“棹地”(Tabhe-land)，因其地之山脉，不延于南北而亘乎西东，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人类祖先之分布移动，乃以成二大系统：一为南道文明，一为北道文明。而南道文明即东洋文明，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文明即西洋文明，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这二大文明在政治、经济，以至衣服、嗜好等风俗习惯的末端上，都有着显著的差异。

　　可以看出，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的对立，产生于客观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这可说是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或一种生态史观，因此，他把东西文化的差异归结为种族优劣的看法，斥为“僻见”，主张“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认为东西文明之不同，不能以价值高低来判断。

　　因此李大钊没有附合陈独秀等人的过分崇拜西洋文化，不适当地贬低传统文化的做法。李大钊本身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影响不大12，而且他也不采取认为中国目前应竭力缩小与西洋之间落差的西洋主义、近代主义的态度，他看到的是面临亡国危险的现实中国，而如何使中国不遭亡国之命运，实现“青春中华之创造”是他的当务之急。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根据实践，逐渐摸索。他认为中国的积年沉疴，不是任何现成的处方可以轻易治愈的。

　　李大钊反对启蒙运动者们的把西洋文明全盘搬到中国的论点。他认为陈独秀等人没有深入地探索东西文化的差异，低估了东方文明的价值。他们这种认为东西文化之差仅是进化的快慢问题，而为缩短这个时间的差距，必须一口气全盘西化之类貌似可行的主张，是画饼充饥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是毫无价值的理论。

　　李大钊认为首先应该深入观察多年以来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与本质。但在对中国文化自我认识的过程中，李大钊也反对梁漱溟的“只认主观的因，其余皆是缘”的拒绝探求客观原因的做法，进而形成他的“南道文明”、“北道文明”，以地理自然环境来说明文明差异的理论13。对中国进行自我认识，可以说是自我解剖。李大钊清楚地看到了东西文明的异质性，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障碍。对李大钊来说，陈独秀等人的主张过于天真。而一面叫喊东西文明的异质性，一面又不能说明这种异质性由来的梁启超，也显得非常肤浅。

　　但是对梁漱溟来说，李大钊的理论认为“人类文化只被动于环境的反射，全不认创造活动意志的趋往”，因而是机械的。梁漱溟的批判虽然不无道理，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的确是囿于地理环境决定论，忽视了人类创造性行为的结果――文化的意义，而且李大钊也尚未摆脱诸如“东方亲子间之爱厚、西方亲子间爱薄”或东洋文明是精神文明之类的缺乏客观根据的陈词滥调。从这个角度说，他的东西文化论的思想还是不成熟的。尽管如此，李大钊仍是梁漱溟的劲敌，这从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再三提及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这一点就可看出。从客观原因上来探索传统文化的形成，是李大钊的出发点，这是他与梁漱溟的根本的分歧。

　　李大钊和梁漱溟都是把分析中国文化的形成原因、探索中国文化的未来作为自己的思想课题。但是他们的研究方向和结论却截然相反。梁漱溟一方面认为全盘接受西洋文化是当务之急，一方面又认为世界大势正转向中国文化，而其核心就是孔子的人生观。结果梁漱溟的理论成为全面肯定传统文化的开端，而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他认为即使传统文化有错误，也仅是“早熟”、“不合时宜”，为传统文化下了免罪符，企图使传统文化毫发不伤地可以东山再起，进而成为世界文化。

　　而李大钊描绘的世界文化，既不是陈独秀等人的西洋现代文化，也不是梁漱溟的“中国文化的复兴”。他认为，东洋文明“颓废于静止之中”，西洋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而“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把“第三新文明”的创造，寄希望于俄罗斯文明。换言之，为拯救一为片面精神的，一为片面物质的东西两文明危机，只有靠以两者“本身的觉醒”为前提的“真正的调和”，来创造“第三新文明”。这就是他重视俄罗斯文明的原因。同时他也强调中国有继承“第三文明”的“至重的责任”。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复活”之道，“青春中华之创造”之道。

　　也许有人认为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和梁启超的东西文明调和论差不多。但必须注意的是，梁启超呼吁“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他的课题始终是东洋文明救济西洋文明。而李大钊却说：“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之颓废。”他的课题不是助长东洋文明的骄傲自大，而是以西洋文明救济东洋文明，可以说李大钊与梁漱溟的目标是完全相反的。

　　李大钊与梁启超对“新文明”的印象，当然，也是截然不同的。梁的新文明是“心物调和”的文明。换言之，既不是欧洲那种极端的唯心，也不是极端的唯物，而是“理想与实用一致”的文明。而“我们先秦学术，正是从这条路上发展出来”的。就是说回归“先秦学术”就是他的目的所在。甚至社会主义的精神也“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重拾孔子、孟子只言片语的梁启超，又使人想起在清末第一次东西文化论争时，他主张西洋的

　　制度与理论，其实正是孔子的真意，积极谋求引进西洋近代政治制度14。二十多年过去了，梁启超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也就是说梁启超的“新文明”就是与“先秦学术”的方向保持一致，他所谓的东西文明调和，不包含否定的因素，仅仅是折衷，最终导致回归东洋文明。

　　而李大钊的东西文明的调和，是两文明的“本身之觉醒”，“彻底之觉悟”，是经过自我否定，面目一新的“第三”文明。他把扬弃东西两文明，创造新文明的希望寄托在以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史新阶段的俄国文明身上。而中华民族“复活”的方向也正在其中。李大钊的这种认识，对于他从俄国十月革命中探索世界未来的方向，尤其是中国的前途有很大的帮助。但李大钊并非像梁启超一样仅仅凭主观愿望，而是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的。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阐述道：

　　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原来亚洲人富有宗教的天才，欧洲人富有政治的天才??考俄国国民，有三大理想焉：“神也”“独裁君主”也，“民”也，三者于其国民之精神，殆有同等之势力，所以然者，即由于俄人既受东洋文明之宗教的感化，复受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动，“人道”、“自由”之思想，保以深中乎人心。故其文明、其生活，半为东洋的，半为西洋的，盖犹未奏调和融会之功也。今俄人因革命之风云，冲决“神”与“独裁君主”之势力范围，而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

　　李大钊认为俄国横跨欧亚两洲，兼备二者文明的特质，这就是俄国能够创造调和东西文明的“世界新文明”的客观根据所在。而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他看来无疑宣告了这个新文明的诞生。因此他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具有世界史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他认为法国革命是基于“爱国精神”、“国家主义”的，而俄国十月革命是基于“爱人精神”、“世界主义”的革命，是“人道主义”对“专制的宗教和政治制度”的胜利。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还举出他注目俄国十月革命的又一个理由。他认为，一国之文明，既有昌盛的时候，也必定有衰弱之时，俄国曾遭蒙古入侵，文明的进步比其他欧洲诸国晚了三世纪，孤立而落后，因此俄国文明“更有发展向上的余力”。毫无疑问，这是受当时在世界上很盛行的“文化循环说”的影响15。

　　在《青春》(《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一文中，李大钊一方面受“文化循环说”的影响，同时又一变引申出中华的“再生”，“青春中华之创造”的必然性。而这次李大钊也带着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的坚定信念，阐述了中国人责任之重大，在这个时期，“文化循环说”对他来说也还是不能否定的真理。但“文化循环说”虽然预告了中国的“复活”、“再生”，而对英国、法国，还有德国的文明却只证明它们极盛已过，今后只有衰落的命运，这其中不无矛盾。李大钊对这一点也有所察觉，随着对俄国十月革命实态的了解，他很快就摒弃了以根据文化循环说来解释十月革命的认识方法。

　　李大钊几乎从本能上直觉到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未来的巨大意义。他运用自己全部的知识，努力探索俄国十月革命在自己思想中的地位。而“文化循环说”正是他为了给自己关于十月革命的理论增加说服力而采用的手段。

　　孙中山也是一位对俄国十月革命寄予同感的人。1917年8月中国听从美国与日本的劝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为了把参战正当化，广泛地流传着把大战看作是“公理”与“强权”战争的说法。而孙中山指出，同盟国、协约国，哪一边也没有“公理”!他主张“维持严正之中立”16。十月革命之际，孙中山还给列宁发了贺电17，把社会主义的俄国，比喻为孔子理想中的大同世界18。

　　在东西文化论战临近尾声的1924年11月，孙中山在神户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说。他把欧洲近百年的文化称为“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并指责这种文化妨碍了亚洲的进步。他同时指出，东洋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是“王道的文化”，而被欧洲白人诬蔑为“毒蛇猛兽”的俄国崇尚仁义道理，不追求功利强权，“俄国最近的新文化便极合我们东方的旧文化，所以他便要来和东方携手，要和西方分家”。

　　孙中山对西洋文化侵略本质的指责，对社会主义俄国的共鸣，是以饱受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历史为背景产生的强烈民族主义。他已经对西方文化不抱一丝幻想。但是孙中山把传统文化赞美为“王道的文化”加以全盘肯定，这又使他不能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

　　他把以前向中国朝贡的周边小国说成是“怀中国的德，甘心情愿，自己来朝贡”，完全没有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的谦虚态度，只看到中国在受西洋列强的压迫。由于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无批判，在他死后，形成了以传统思想解释孙中山哲学的基础。这一点与清末革命派缺乏对传统经学的批判是一样的19。对于孙中山思想缺乏对传统的批判这一问题，有必要结合清末革命派再做考察与研究。

　　应该指出，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还有一个特征，即由于地理的自然环境是永远不变的，因此地理环境决定论往往会演变成带有宿命论色彩的类型论或文化相对论。而李大钊却站在“第三”世界新文明的创造这一普遍主义的立场上，使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普遍主义同时并存于他的思想中，这是他的独特的“调和论”。李大钊说：“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之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

　　李大钊认为这个“调和论”就是宇宙的普遍进化法则，即事物既对抗，又调和，同时进行，新旧交替。因此，对抗的双方，宜为并存，不可以物理的暴力手段抹杀对方，而是顺应进化的自然，天天对抗而天天调和，于是形成进步，这就是“调和论”理想20。

　　被陈独秀与钱玄同评论过的《青年与老人》、《新的!旧的!》两篇，也都是具有这种调和论色彩的文章。针对把新与旧完全对立起来，绝对的否定旧事物的陈独秀等人形式主义的、僵硬的观点，李大钊却显示出对旧事物妥协的姿态。

　　从广泛的意义来说，“调和论”也是李大钊1918年7月《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中反对扩张主义，要求国家之间平等、和平关系的理论基础。因此，以后应该把调和论与其“平民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研究。

　　但我在这里想探讨的是能否把“静的与动的”，即东西两文明看作是对抗地进化的两翼。如果说：“静的与动的”就是“保守与进步”的意思的话，是没什么可说的，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却在于把“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同时并立起来，这显然是由于李大钊强烈地主张东西文明是对等的文明。如果可以把“静的与动的”比拟成“保守与进步”，就等于承认了东方文明=保守、西方文明=进步的公式，这就与陈独秀的东方文明=古代文明、西方文明=近世文明的公式是一样的，李大钊的全部立论就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尽管李大钊摒弃了把东西两文明看成是永远平行的文化类型论或相对论，而是站在根据两者的调和，创造高层次的世界新文明的普遍主义立场上，他的“调和论”仍是他的东西文化论最大的矛盾，致命的缺陷。从为了维持自己的论点而在文中向读者提供各种参考的做法来看，他自己可能已注意到这一点。总之，这是一部尚未成熟的作品。

　　虽然李大钊或许还未意识到，但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出现了克服“调和论”矛盾的萌芽。这在本文从《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引用的李大钊关于俄国横跨欧亚两陆，受双方文明影响，因而具备成为两者媒介的客观条件这一主张中看出，正是这个主张可以使他抛开“调和论”，统一自己的立论。也就是说，虽然位于欧罗细亚，大陆中央的棹地阻碍了南北交通，造成了东西文明的分化，但只要交通手段发达起来，改变这一状况，世界就会恢复一体性。而人类也就不再是地理的自然的环境的被动物，而可能在东西两文明的相互交流下，创造基于人类普遍性的全世界的新文明。

　　这样也就可以从理论上摆脱地理环境决定论，迈向普遍主义。但是李大钊却没能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而是求助于“调和论”，以至使自己的理论出现了漏洞。

　　当然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贬低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在广义的东西文化论战中的地位。

　　在1918年7月，论战的初期阶段，李大钊从客观原因上，探求东西文化异质的由来，对东洋文化进行自我批判，将十月革命看作是世界新文明的创造者，并把中华民族“复活”的希望也寄寓其中，这是其他参加论战者无法比拟的。中国后来的发展证明李大钊所预言的方向是正确的，他的东西文化论是东西文化论战中最丰稔的成果。

　　以下我们来探讨李大钊东西文化论的发展过程。

　　三

　　形成李大钊卓越的世界史观的思想来源有三个：

　　一是在《庶民的胜利》中显示的，对规定历史与政治动向的“民彝”的重视21，二是《青春》、《“今”》的思想成果，即全宇宙规模的空间联系性、时间连续性，即“世界史”的联系思想22。三就是他的东西文化论。当然这三者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结合为一体，统一在李大钊的思想之中的。

　　但是东西文化论却从他的思想表面消失了，当然这并不是说由于不重要才消失的。东西文化论使李大钊把俄国十月革命看做“第三”世界新文明的开端，并把中华民族“复活”之希望寄寓其中。同时，又使他把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理解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指导精神。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他的思想中仍存留着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一观点23。

　　那么，东西文化论为什么从李大钊思想表面消失了呢?当然，由于李大钊思想的不成熟，“调和论”所造成理论上的漏洞是一个原因，但最大的原因还应从他对东西文化论战的基本态度中去寻找，李大钊是抱着为濒于亡国之危的中国寻求出路的强烈关心参加这次论战的。但既然已经认识到十月革命指示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复活”之路，那么，东西文化论战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这时他所关心的就是如何推动现实中国沿着这条路前进的问题。因此，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就是在国内外东西文化论战的背景下，寻求中华民族出路的强烈民族主义的外在表现。他的目的本不在于围绕东西文化自身展开的争论。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李大钊以后的作品中不再出现东西文化论的最大原因。因此不管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怎么批判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李大钊都不再予以理睬。只要他对此事不再关心，外面刺激再大，也不足以触动他。李大钊不是为了显示自我而玩弄文字的闲人。

　　但是尽管俄国十月革命指出了中国的前进方向，却并未能给中国现成的药方。李大钊的课题就是如何推动中国沿着十月革命指示的方向前进。因此，剖析形成现实中国问题的各种因素、推动中国前进这个他参加东西文化论战时的问题意识，一直贯穿到此时。

　　1920年1月，李大钊首次根据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现状，写出了著名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7卷2号)一文。这篇论文典型地显示出李大钊在此时的思想状况，实际上是继承发展了他的东西文化论的观点。

　　李大钊首先表明他把经济的变动看作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然后他以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为前提，开始分析与西方发生接触之前的中国的情况。

　　李大钊根据《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开头部分完全一样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阐述“南道文明”=东洋文明，自然条件优越，以农业为本位，营定居生活；“北道文明”=西洋文明，自然条件苛酷，以工商业为本位，营移住生活。他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家族具有经济的结合性质。大家族制度是中国的农业组织，是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而孔子的学说是中国社会的表层构造。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

　　济了”!孔门的伦理失去了经济的基础，已经变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桎梏。因此，中国各种思想运动、解放运动，全是以打倒孔子主义与大家族制度为号召的。

　　由于西洋以及进化为工业国如日本的侵略，现在中国国民“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而中国的出路就在于“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活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

　　当然我们可以从李大钊以上的论点中看出，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很幼稚。但问题是他对现状的这种分析是否可以完全归咎为他对唯物史观的不成熟呢?众所周知，李大钊已在1919年写出了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6卷5号，6卷6号)。如果他只是想炫耀唯物史观的公式，那是很容易的。但李大钊并没有那么做，而是有意识地抛开从唯物史观的公式出发的做法，采取了从眼前的现实出发的方法。唯物史观就是他认识现实的工具。“世界的无产阶级”这一任何唯物史观教科书上也未出现的用语，表明了李大钊准确地把握了中国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制中的位置24。他的思想意识始终在于透过现实，探讨中国的变革方向上。

　　在对现实中国进行自我认识的过程中，李大钊与瞿秋白虽然都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但瞿秋白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共通的法则25，东西文化的差异“是时间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而李大钊却没有采取这种发展阶段论的解释。瞿秋白的方法实际是五四运动时陈独秀等人理论的翻版。

　　李大钊没有把东洋、西洋放在一元的世界发展史中，而是把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并列起来，尽管他知道根据唯物史观，“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惟一的物质的要件”。除了“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的原始社会，“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并“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26，他仍然认为地理的自然环境是决定“经济的要件”因素。李大钊看到发展阶段论最终会导致东西社会停滞论的弊病，因此他一方面以唯物史观为认识的工具，同时又坚持认为是地理自然环境决定了东西方经济的异质性。这种地理的唯物论与唯物史观折衷的立场，是他避免对东西文化作性急的价值判断的民族主义感情反映。

　　我在上一节指出的李大钊从客观原因中寻求东西文化异质的理论倾向，在这篇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位于欧罗细亚大陆中央的棹地阻害了南北交通，双方由于自然环境的相违，南方农业经济发达，北方工商业发达。而西洋工业经济的发达，驱使西洋的商人开拓交通手段，为求“市场”与“原料”来叩东洋的大门，开始了两者的交流。也就是说，东洋是西洋工业经济发达的结果，东洋被编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制，世界恢复一体性，也就可以摆脱地理的自然的环境的制约，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的开幕。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发展为分析形成现实中国的历史原因，并在世界整体的动态结合下，探索中国发展方向的理论。不仅“东洋精神文明”这样的用语，就连“世界文明”这样的用语，也废弃不用了。这一事实说明他的思想已经从文化论的阶段又前进了一步。

　　对李大钊来说，由东西的交流创造单一的世界文化的想法，已经是无意义的了，必须从中国国民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制中，已被置于“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这一冷酷的现实出发，来对中国进行变革。日本虽然同为东洋国家，因为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地大物博，农业经济基础比较深”的好条件，反而急速成长为工业国。日本走的是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对中国并不一定同样适用。

　　因此，世界革命只能是各国根据本国的现实，基于各个民族的主体性去摸索独自的变革道路。世界是一体的，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立于世界之外。但这并不否定基于各国的独特性方法的多样化，这就是民族个性的表现。1920年1月的这篇文章，显示了李大钊的思想正在向着上述方向转变。这也就是他的东西文化论发展的成果。

　　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的主要论题是围绕世界文化资格进行的，参加论战的人都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普遍主义。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要求是与当时中国的情况分不开的。而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探讨世界文化，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世界文化存在的问题，而是继续探讨中国独自变革的道路，形成了发展的扬弃，这是这场论战的宝贵成果。

　　东西文化论战以1925年前后为界限，随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下国民革命的进行而结束。也就是说，围绕世界文化的资格问题进行的论战，已经失去了现实的意义。今后我们将探讨在这场论战中，与李大钊对立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论的发展趋向，并与李大钊的思想相对照，才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完成本文研究李大钊东西文化论在论战中的位置与思想史的意义这一初衷。

　　注：

　　①

　　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确立于1920年初(孙文：《为创设英文杂志印刷机关致海外同志书》。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等。)当初本称为“伦理革命”。另外，鉴于文中论者没有严格区分“文化”与“文明”二词，本文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下统一使用。

　　②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1卷4号，1915年12月。

　　③

　　参照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1918年)、华来利：《精神的危机》的讲演。

　　④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

　　⑤

　　参照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1923年)。

　　⑥

　　大隈重信的东西文化融合论很有名。另外早稻田大学教授北聆吉：《东西文明的融合》，载《东方时论》第3卷第6号，同大学金子马治：《东西文明之比较》，也揭载在中国杂志《学艺》第3号上。

　　⑦

　　梁漱溟：《自述》(1934年)。

　　⑧

　　参照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1959年)。

　　⑨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3月)。陈独秀：《精神生活与东方文化》(《前锋》，第3期，《寸铁》，第27期，l924年2月)。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太平洋》第4卷第1、3、5号，1923――1924年)。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中国公学讲演)。

　　⑩

　　拙作：《经学与西洋近代文明的受容》，《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3集，1971年。

　　11作为附录收入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参照木村英：《梁漱溟的思想》，《东亚人文学报》3卷3号，1944年。

　　12参照《战争与人口问题》，《甲寅日刊》1917年3月30日。

　　13我认为李大钊受茅原华山(廉太郎)著《人间生活史》(大正3年10月东京弘学馆书店发行)很大启发。李大钊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与梁漱溟是同事，梁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到李大钊曾向他推荐此书。

　　14参照前揭拙作。当时笔者作为史料提出的是梁启超的《古议院考》(1896年)。

　　15拙作：《李大钊对“世界史”的发现》，《历史评论》310号，1976年2月。

　　16孙文：《中国存亡问题》(1917年)。

　　17彭明：《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历史研究》1962年6月。池田诚：《孙文与国共合作》，岩村三千夫编《现代中国与孙文思想》所收，讲谈社1967年。

　　18孙文：《军人精神教育》(1922年)。

　　19参照抽作《经学与西洋近代文明的受容》。

　　2021参照拙作《初期李大钊的思想》(《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6集1974年)的第四章第三节关于“调和论”思想的意义一节。

　　22参照拙作《李大钊对“世界史”的发现》。

　　23参照拙作《李大钊的过渡期的思想》，《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2集，1970年。

　　24参照森正夫《李大钊与“世界的资本主义”》，《高知大学学术研究报告》第18卷，人文科学第11号，1970年。

　　25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1923年)。

　　26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篇十四：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作者：曾子成

　　作者机构：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28出版物刊名：党史博采：理论版

　　页码：16-17页

　　年卷期：2015年

　　第2期

　　主题词：李大钊

　　新文化运动

　　民主政治

　　摘要：新文化运动前期,李大钊努力在英式政体与传统民本间调度,试图通过重构民彝思想的表征诉求,服膺于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美好夙愿;而到新文化运动后期,李大钊尝试在阶级专政与民主共和间移接,决心创制中国无产阶级民主政体。这一思想演进有其理论逻辑驱力,并给百年后的中国共产党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提供了历史良策。

篇十五：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

　　调研报告

　　宋志化130122101|近代史|2014年10月18日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后来改名为《新青年》。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开始。本文将以时间为线索介绍新文化运动，并介绍主要人物。

　　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1913年6月袁世凯亲自发表“尊孔令”，1914年又发布《大总统祭圣告令》：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环球各国，各有所立国之精神，秉诸先民，蒸为特征。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

　　这些虽然说明了袁世凯对孔子的尊重，但他真真的目的是恢复帝制，自己想成为皇帝。因为孔子宣传君权神授，主张伦理纲常，对袁世凯复辟非常有利。

　　从1912年起，中外反动者便在全国各地成立“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此时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进行了猛烈的轰击。他们发起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本主义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15年九月十五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新文化运动开始。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

　　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反封建，宣传资本主义。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自此之前，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等文章，散布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亡的谬论。《新青年》针对这种情况，陈独秀发表了《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李大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青春》等文章。

　　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时改为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我觉得新诗并没有古诗来的有韵味，现在的诗随便几句话就可以说是诗歌!）。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也开始改用白话文，很快影响到全国的报纸，开始出现了白话文的副刊。

　　接下来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发生了变化，新文化运动马上要进入到后期。起因便是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影响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此后《新青年》以大量篇幅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次年十一月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2-

　　其实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发生变化不是突然改变的，李大钊等知识分子在宣传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发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发生的矛盾，意识到资本主义也不一定适合中国。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他们了启发，考虑到两国相似的情况，他们觉得社会主义更适合中国，于是整个目标便发生了变化！但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

　　1915年五月四日前夕，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中国文化（这点是新文化运动的弊端），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此后便爆发了大家熟知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便被人们淡忘。

　　-3-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并东渡日本。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参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6人被北洋军阀逮捕，28日同20位革命者被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时年38岁！2009年李大钊被授予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通过各种途径我们都可以看到李大钊是一个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人士。生于动荡的年代，觉察到了中国存在的危机，具有敏锐的眼光，通过自己的笔为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

　　我在这里特别想说的是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贡献。总的来说李大钊即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也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上文说过新文化运动一开始是宣传资本主义的，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不足，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很多矛盾。后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具有政治远见的李大钊发现社会主义更适合中国。这一转变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4-

　　此后的五四运动就以此为主题，也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此说来李大钊可谓“功德无量”。

　　可惜的是李大钊英年早逝，很多荣誉都是在死后才得到的。在近现代，党中央的领导多次进行纪念李大钊的相关活动，给予了李大钊很高的评价。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一直鼓舞着他为构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我从百度百科中看到的李大钊的个人事迹并不多，对他的评价全是褒义的，俗话说人无完人，想必他的缺点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我感觉他是和鲁迅一样级别的人物，文学方面少了点，政治能力多了点!总的来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新文化运动之前是向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这应该是最重要的地方。

　　注：材料来自百度百科和课本，深度整理得。

　　-5-

篇十六：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第九课

　　新文化运动知识拓展（李大钊）

　　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内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修建的。在墓碑上有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碑文指出：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９日。１９０７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１９１３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１９１６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１９１９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１９２０年３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１０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１９２６年３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８０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４月２８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２０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３８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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