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13篇）

发布时间：2022-11-21 14:55:04 来源：网友投稿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13篇）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　　作者：乔瑞华　　作者机构：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出版物刊名：社会科学家　　页码：18-22页　　年卷期：2017年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13篇）,供大家参考。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13篇）

篇一：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

　　作者：乔瑞华

　　作者机构：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出版物刊名：社会科学家

　　页码：18-22页

　　年卷期：2017年

　　第2期

　　主题词：理论自觉;独特审视;宝贵经验

　　摘要：很多人把李大钊当成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主要传播者，中共初创时的主要领导人，但认为其马克思主义观不过是对如俄国民粹派、日本学者河上肇等人思想的译介。其实，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有着极强的理论自觉及内在张力，这种理论自觉和内在张力使得李大钊既发扬了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的决定论价值，又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实践性特质。其理论特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形成、实现飞跃有着重要的基奠意义，时至今日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理论光芒。

篇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读后感

　　软英1303刘定顺

　　201392055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新青年》杂志上，李大钊先生写下了一篇振奋人心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那个枪声不断的年代，这篇文章如一盏明灯，引导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阅读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让我获益匪浅，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剖析得简明易懂，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系统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给当时的进步青年以极大启发，指出一条与当时新文化运动中激进资本主义不同的共产主义救国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基础。读了这篇文章，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但是我觉得他忽略了政治与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人们对主流政治文化的接纳程度、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认可度、对现任政府的信任度等政治心理和政治信念都会影响甚至决定他们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的接纳和信任度，他们的经济活动是否遵纪守法，又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主要内容我觉得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他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

　　第二，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三部分以及独特的唯物史观；

　　第三，传统的唯物史观－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并且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影响它；

　　第四，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既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

　　“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种构造给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加上条件。它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其存在，他们的社会的存在反是决定其意识的东西。”这观点我赞同。因为群体关系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存在，它脱离人们的意志而独立存在，但是反过来，这种关系一旦确立，它反而会影响人们的意识行为，因为人们毕竟要受到这种生产关系的制约，不能离开它而独立存在。

　　读完整篇文章，我觉得李大钊说得对，马克思主义真的很难读透，我对马克思一片敬仰之情，他的思想是如此之深邃，我们至今都还在他的思想的指导下。但是，我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篇三：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

　　这样办法，资本家获得工人十小时的工力，而仅以五小时的代价还给工人。其余五小时的工力，在工人毫不值钱。前五小时间工人所生产的，等于他的工值。第五时以后他所做的工，于他什么也不值了。这生产“余值”的额外时间，于工人本身一文不值的工力，马氏叫作“余工”（Surpluslabour）。

　　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分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偿也没有。刚是对工人的能力课额外的汗血税，而为资本家增加幸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

　　因为这个原故，资本家的利益，就在增大余值。他们想了种种方法，达这个目的。解析这些方法，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就是马氏学说特色之一。依马氏的解析，资本家增大余值的方法有二要着：

　　一、尽力延长工作时间，以求增加余工时间的数目。假使工作时间的数目，可以由十小时增至十二小时，这余工时间，自然可以由五小时增至七小时。企业家常谋为此。虽有工场立法，强制些产业限制工作时间，于阻止余值的增长多少有点效果，但推行的范围，究竟限于少数产业，所以“八时间工作”的运动，仍不能不纷纷四起。

　　二、尽力缩短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时间。假令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工作时间，由五小时缩短至三小时，那余工时间自然由五小时增至七小时了。此种缩短，是可以由产业组织的完全或由生活费的减少作得到的。生活费减少，常为由协力（Cooperation）的影响所生的结果。资本家每依建立慈善院或雇用比成人生活费较少的妇幼劳工以图此利益。妇幼离开家庭，那一切家事乃至煮饭洗衣等等，都留给男子去做。但若有维持女工工银与男工相等的方法或限制妇幼劳工的法律，此种战略，也就完全失败了。

　　依以上所述的原理，余值随可变资本而增减，全与不变资本的多少无关。但实际上无论可变不变二种资本的比例如何变动，利润率常为同一。这是一个显然的矛盾。为使理论愈益明显，分析解说如下：

　　1。余值准可变资本的多少而增减，可变资本多则余值多，可变资本少则余值少。

　　2。利润率是把余值以对于全资本（合不变与可变二种）的比例表明的东西，故可变资本多则利润率高，少则利润率低。

　　3。然于实际，不拘可变资本分的多少，同一的全资本额有同一的平均利润率。

　　依马氏可变资本分多则利润率高，少则低的定理，应如下表：

　　C（全资本）c（不变）v（可变）m′余值率

　　m余值

　　P′利润率

　　10=

　　2100%

　　220%

　　10=

　　3100%

　　330%

　　10=

　　4100%

　　440%

　　10=

　　85+

　　15100%

　　1515%

　　10=

　　95+

　　100%

　　而于实际，这五种产业的利润率都为同一，与价值原则绝不相容。这就是“平均利润率的谜”。

　　昂格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文中曾说，这个矛盾，Ricardo已经看出而未能解释，Rodbertus也曾注意而未能解决，至于马氏，在他的“经济学批评”里，已经解决过这个问题，而在“资本论”第三卷始完全与以解答。故解释“平均利润率的谜”，在马氏书中是一个最著名的点，而因为解释此谜的原故，把他的“劳工价值论”几乎根本推翻。他的学说本身，发生一绝大矛盾，故又是一个最大弱点。

　　马氏解谜的键，并没有什么稀奇的道理，不过是：

　　一、商品若能按其价值被买卖，利润率必生种种差别。

　　二、然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被买卖。

　　可变资本

　　消费资本额

　　费用价格

　　7II

　　51=

　　81III

　　51=

　　91IV

　　15+

　　55V

　　15六、商品的价值，等于把余值与上表所举的费用价格合算起来的数。就是

　　I70+20=9II81+30=111III91+40=131IV55+15=7V15+5=2七、商品若能按其价值买卖，其卖价应如下表：

　　III

　　911113172八、而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买卖，而以对于平均结合比例所生的余值与费用价格的合计为卖价。用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比例以上时，其卖价在上表所列的价值以上。用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比例以下时，其卖价在上表所列的价值以下。

　　九、今为看出这个平均结合比例，应该把第一至第五的资本总括起来，算出不变可变两种资本的百分比例。就是

　　资本总额

　　100+100+100+100+100=50不变资本总额

　　80+70+60+85+95=39可变资本总额

　　20+30+40+15+5=11把这二种资本总额变成百分比例，得式如下：

　　390/500=78%

　　110/500=22%

　　只有价值决不能生产，必有劳工运用他才能有生产的结果，因为劳工是资本的渊源。可是只有劳工没有维持他们生活的可变资本，还是不能生产。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劳工与资本也应该有些结合。

　　于此我们应加特别注意的，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学鼻祖的马克思与那为个人主义经济学鼻祖的亚丹斯密氏两人的资本论颇有一致的点，且不是偶然一致，他们实在有系统的立于共同思想上的地方。

　　马克思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二种，亚丹斯密则分资本为固定与流通二种。亚丹斯密的固定资本，适当马克思的不变资本，流通资本适当可变资本。其相同的点一。

　　他们都认随着产业的种类这二种资本配合的比例也不一样。其相同的点二。

　　马克思主张惟可变资本才能于收回自己的本来价值以外生产余值，余值率常依可变资本的多少为正比例。亚丹斯密主张固定资本不能自己生出收益，必赖流通资本的助力始生收益的剩余。其相同的点三。

　　马克思说惟有用作维持劳工生活料的资本是可变资本。亚丹斯密列举流通资本的内容，也以维持劳工生活的资料为主。其相同的点四。

　　可是马克思的可变资本与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其内容也并非相同。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中，实含有1.止于收回自己本来价值的，2.以外还生出剩余的二部分。就是把马克思的1.被消费的不变资本的部分，2.可变资本的全部，二者合称为流通资本。那么亚丹斯密的所谓收益（Revenue），其实也把自己收回分包含在内，就是于马克思的所谓余值以外，并括有生产费在内。

　　马克思主张劳工价值说，亚丹斯密主张生产费价值说，二人的出发点不同。可是马克思终于依了生产费价值说才能维持他的平均利润率说，又有殊途同归的势子。

　　总之，不变可变资本说是支撑马氏余值论的柱子，余值论又是他的全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这资本说被人攻破，马氏经济学说必受非常的打击。然而他的不变可变资本说与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大致相同。而在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则人人祖述奉为典型，以为是不能动摇的定理。而在马克思的不变可变资本说，则很多人攻击，甚或加以痛诋，我们殊为马氏不平！

　　（四）

　　宗马氏的说，入十六世纪初期，才有了资本。因为他所谓资本，含有一种新意义，就是指那些能够生出使用费的东西。这个使用费，却不是资本家自己劳力的结果，乃是他人辛苦的结果。由此意义以释“资本”，十六世纪以前，可以说并没有资本与资本家。若本着经济上的旧意义说资本单是生产的工具，那么就是十六世纪以前，也何尝没有他存在！不过在那个时代，基尔特制（Guildsystem）下的工人，多半自己有自己的工具，与马氏用一种新意义解释的资本不同。

　　马氏根据他那“社会组织进化论”，发见这种含有新意义的资本，渐有集中的趋势，就构成了他的“资本集中论”。

　　请述他的“资本集中论”的要旨。近代科学勃兴，发明了许多重要机械，致人类的生产力逐渐增加，从前的社会组织，不能供他回翔，封建制度的遗迹，遂全被废灭。代他而起的，乃为近代的国家。于是添了许多新的交通手段，辟了许多新的市场。这种增大的生产力，得了适应他的社会组织，得了适应他的新市场，随着公债的成立，又发生了好多的银行和商业公司，更足助进产业界的发展。从前的些小工业都渐渐的被大产业压倒，也就渐渐的被大产业吸收了。譬如Trusts与Cartels这些组织，在马氏当时，虽未发生，到了现在，却足作马氏学说的佐证。这Trusts与Cartels的组织，不止吸收小独立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上节所说，是资本家一方面的情形。工人这一方面呢，因受这种新经济势力的压迫，不能不和他们从前的财产断绝关系，不能不出卖他自己的劳力，不能不敲资本家的大门卖他自己的人身。因为他们从前卖自己手造的货品的日子过去了，封建制度和基尔特制度的遗迹都消失了，他们不卖自己的筋力别无东西可卖了！这些工人出卖的劳力，可以产出很多的余值，一班资本家又能在公开市场里自由购买，这真是资本家们创造新样财产的好机会。但是这种新样财产的造成，全是基于别人的汗血，别人的辛苦。他们新式财产之成功，就是从前基于自己劳力而成的旧式财产之破灭。少数资本家的工厂，就是多数无产阶级的大营。从前的有产阶级，为了这个事业，不知费了多少心力，奔走呼号了三世纪之久，他们所标榜的“人权”、“工人自由”的要求，正是他们胜利的凯歌。因为他们要想在市场里收买这种便宜货品，必须使这些工人脱离以前的关系，能够自由有权以出售他自己。他们的事业成功了，工人的运命也就沉落在地底了！

　　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今各国经济的形势，大概都向这一方面走。大规模的产业组织的扩张，就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制造。过度生产又足以缩小市场，市场缩小，就是工人超过需要，渐渐成了产业上的预备军，惟资本家之命是听，呼之来便来，挥之去便去。因为小产主的消灭与牧业代替农业的结果，农村的人口也渐集中于都市，这也是助长无产阶级增长的一个原因。无产阶级愈增愈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从前资本家夺取小手工小产业的生产工具，现在工人要夺取资本家的生产工具了。从前的资本家收用手工和小产业的生产工具，是以少数吸收多数压倒多数，现在工人收用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是以多数驱逐少数，比从前更容易了。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救济的能力，阶级的竞争因而益烈。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又是很简单的事情。“善泅者死于水，善战者死于兵。”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归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分配的方法，也该随着改变应归公有了。资本主义的破坏，就是私有财产制的破坏。因为这种财产，不是由自己的劳工得来的，是用资本主义神秘的方法掠夺他人的辛苦得来的，应该令他消灭于集产制度之下，在资本主义未行以前，个人所有的财产，的确是依个人的劳工而得的。现在只能以社会的形式令这种制度的精神复活，不能返于古昔个人的形式了。因为在这大规模的分工的生产之下，再复古制是绝对不可能。只能把生产工具由资本家的手中夺来，仍以还给工人，但是集合的，不是个人的，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工相等的份就是了。到了那时，余工余值都随着资本主义自然消灭了。

　　以上系马氏“经济论”的概要，本篇暂结于此。

　　（原载1919年5月、11月《新青年》第六卷五、六号）

篇四：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后感

　　吕佳卉

　　3160715李大钊作为我国最早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中国化的奠基人，为我国带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理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译文来源，近2万字的内容，从历史唯物主义，到阶级竞争说，到政治经济学说等一系列，比较系统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马克思思想迅速经由日本传入了中国，李大钊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紧扣社会主义的本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

　　作为中国很有远见的一位学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着很深的认识。

　　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篇写到:“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李大钊坦诚地表白,自己平素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如果让他介绍马克思主义,实在是一种“僭越”。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所以他要冒昧地向中国人民介绍这一学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严肃、认真和谨慎的态度,是出于对广大中国人民的负责。由于当时国门大开,各种西方学说涌入中国,各派思想林立,究竟哪一种更适合中国的需要,哪一种更合理,都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不仅要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还必须把它与其他学说进行分析和比较。这样才能做到对社会负责,使国民获得真正有用的理论。从这种态度出发,李大钊全面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历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预见,断定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段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从

　　1919年到

　　1921年李大钊采用各种思想论战，创立革命团体和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程等方式，从行动上对唯物史观进行了传播。李大钊在积极

　　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首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了初步的提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李大钊强调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怎样运用于中国今日政治经济情形”的思考。这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表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思想。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不仅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说和经济论，而且还强调指出了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这说明，李大钊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的。正因为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不懈的研究和宣传，才使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

　　李大钊作为马克思思想传播者，他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如何在中国发芽，要深深的与中国当时的国情相结合，他通过不断的摸索，重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使马克思更快的在中国成长，对中国近现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如何中国化的魅力所在。

篇五：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

　　李大钊的故事读后感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在社会上他有着崇高的地位，在他的家庭里，它更是一位伟大的父亲。记得在网上看过两个小故事，就是关于李大钊对于他子女的教导。一个是《扫雪》：说的是有一年的下雪天，李大钊让他的孩子去扫雪，可孩子们的外祖母心疼，但李大钊去说：“孩子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说完，他和孩子们拿了簸箕与扫帚，走到院子里。他一面扫雪，一面对孩子说：“将来谁也不能当寄生虫，谁要是不劳动，谁就没有饭吃！”孩子们边扫雪，边听父亲讲新奇的故事，一点也不觉得冷，反而是越扫越有劲……

　　李大钊自己做父亲后，从祖父的家教中受到启发，同样对子女加以严格的教育。因为他从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中明白了很多，他要让孩子学会自食其力，在现在的社会中，没有人会去想着如何来照顾你，只有自己靠自己才行！在异常艰苦和险恶的环境里，李大钊毫不畏惧，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或许，他也希望，他的孩子也能做到这一点！

　　还有一个讲的是《教歌》，这个故事是李大钊再告诉他的孩子们，做人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做人就要实事求是，而且对于教育，李大

　　钊也很有办法。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不幸被捕，在敌人的各种酷刑前，他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劝降，李大钊斩钉切铁地说：“宁可头断血流，决不出卖灵魂！”这句话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虽然李大钊逝世是才38岁，但我相信，他的丰功伟绩，绝对不会只被人传颂38年，而是永远！

　　李大钊是一个好父亲，更是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

篇六：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书笔记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是马克思中国化的奠基人，为我国带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理论，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专研和独到的见解，对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主要意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马克思思想迅速传播到全世界，李大钊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通过马克斯主义理论，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紧扣社会主义的本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

　　作为中国很有远见的一位学者，他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着非同寻常的认识，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观，“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的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构造为表面构造。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从此可以看出，他认为，经济变动与人们的思想变动有着联系。人们的思想、意识、对社会生活各种变化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内部的变化具有直接的关系，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与马克思思想的唯物史观趋于一致。

　　“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先驱者，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对这一理论更加注重。他认为“只相信经济的革命，恐怕用不能实现，就能实现，就不知迟了多少时期”他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造。他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可以为我们树立良好的社会观和价值观，他指出历史不是一个人建造出来，而是人民群众赐予的，因此，如何影响当下的人民群众是很个艰巨的任务。

　　“农民阶级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我国有70%以上的农民，工人阶级规模相对较小，而马克思思想忽视了农民阶级在变革时的作用，李大钊并没有恪守规矩，他深刻认识到了农民对革命的重要性。为了让农民提高参加革命，应该给予土地利益，保障的他们权益，这有利于让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李大钊同时也认识到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强调加强对农民的国民教育，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这有利于引导农民参加革命运动，最大规模的发挥反帝反封建的体制。

　　什么是社会主义？李大钊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将会有自己独有的特性，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切生产事业都归国营，这对我国以后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提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观点，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无产阶级更容易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资本的主义的民主的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社会主义的民主更加符合民意，更好保障人民的权力和公平。

　　李大钊作为马克思思想传播者，他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如何在中国发芽，要深深的与中国当时的国情相结合，他通过不断的摸索，重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使马克思更快的在中国成长，对中国近现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

　　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如何中国化的魅力所在。

篇七：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

　　第一章

　　李大钊的哲学思想

　　一、青春哲学

　　针对中国民族衰老论，提出青春中华之创造的构想。

　　1、宇宙：为时空无限的物质“大实在”，不是绝对理性、绝对意志等不可思议的神秘大“主宰“。“大实在”瀑流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

　　2、人生：人有限，处于现在状态。现在是无限过去的归宿，是无限未来的渊源。过去、未来倚仗现在以成其无始无终之大实在。人之变化亦是“青春之进程”。李大钊关于青春人生的思想受西方哲学中的生命哲学和传统哲学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影响较大。

　　3、“惜今”或“今”的哲学：宇宙无限、人生有限，人要惜今，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

　　李大钊说：“天下无绝难之事，伟大之功业，往往发于一念之微明。”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想‘过去’，梦想‘将来’，以未已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

　　“诚以精神具万能之势力，苟克持之以诚毅，将有伟大之功能事业，基于良知一念之微明，则曹沫雪辱，勾践复仇，会有期时。”

　　4、历史与青春：“老大之后有青春，新生命之诞生，固常在累累坟墓之中。”

　　“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之公例，莫或能逃者也。

　　5、青春中华：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强调无自由则无生存的价值。

　　二、民彝思想

　　1、民彝概念的出处：《诗经·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2、民彝者，民权之基础，是政治的结晶，是衡量真理的标准。

　　3、民彝可创造历史，而历史不可约制民彝。

　　4、肯定民众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否定英雄史观。他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民德衰，民力薄。”

　　5、缺陷：将民众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定位在民众的心理上。

　　三、辩证观与调和论

　　1、李大钊吸收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主要是周易中的太极到两仪到四象到八方的宇宙生成模式，以及老子中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他认为从这些思想出发就能知道宇宙进化的道理，“由混而之画，由一而之杂，乃为一定不变之律。”

　　2、强调矛盾普遍存在。

　　3、由于受到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影响，对矛盾的解决侧重调和论，提出“第三”说。

　　在他看来，第一文明偏灵，第二文明偏肉，第三文明灵肉一致，是理想的文明，向上的文明；就时日而言，昨死今生，欢迎方生未来之第三日，第三日是行健不息之日，日新之日。对于思想学说来说，第一为刚，第二为柔，第三为刚柔适宜，中庸，独立。在此时期，李大钊一度认为协力与调和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

　　四、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理解

　　1、1918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表明其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2、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形态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等。

　　3、阐发了唯物史观的意义：

　　第一，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

　　第二，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第三，改变以往史学“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的唯心史观，使史学变成了科学，开辟了史学的新纪元。

　　第四，肯定了历史是前进上升的发展进程。

　　4、宣介阶级斗争学说，否定唯物史观导致宿命论的观点，批判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自相矛盾的观点。

　　5、郭湛波1936年说：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将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思想这样澎湃，可说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先生可为先知先觉，其思想之影响及重要性可想而知矣。”

　　6、缺陷：

　　第一，李大钊强调生产力决定人的意识，但认为人的意识丝毫不能影响生产力，未能将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相贯通。

　　第二，李大钊认为生产力不达到社会无法再容忍，则不能发生破坏旧社会组织的革命；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存在命运也是玩玩不能发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仍然带有片面性，这和当时中国人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全有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未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理论的理解还带有机械性，并且有脱离实际的偏向。

　　思考题：

　　李大钊在宣介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贡献及其限制。

篇八：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

　　李大钊：中国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中国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每次阅读他的经历和伟大事迹，我们都能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他的赤子之心和坚定信仰，更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

　　李大钊的一生是短暂而充满信仰的。1889年10月，李大钊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15年，日本帝国注意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相机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了》、《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说，成为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于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的党的工作。1926年3月，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并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帝反军阀斗争。1927年4月，在北京被捕。在狱中，他备受酷刑，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从容就义，就义时，年仅38岁。

　　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通知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针对，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的坚定信仰。李大钊同志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播火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接受了他认为是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北洋军阀

　　统治的统治下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何其艰难，但他以开拓者的五位姿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地刀星”，并积极付出行动。正式李大钊同志等一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使中国工人阶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自为阶级。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地到的、学问和文章影响和哺育了五四时期一代青年。

篇九：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

　　《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学习体会

　　在纪念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认真阅读了李大钊先生的文章《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心中不由得感叹而激动。书中句句发人深省，令我获得颇多教益。

　　李大钊先生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

　　主要创始人之一

　　。在五四运动之后，先生

　　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讲演和文章，向中国人民

　　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正是李大钊同志等一批

　　革命家

　　的艰辛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使大批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也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使中国

　　工人阶级

　　发展成为用马克思主义

　　武装

　　起来的自为阶级。这一切，为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发展和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此，马克思主义引领

　　中国共产党人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

　　并最终

　　走向胜利。

　　李大钊先生在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中重点解释了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先生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成功

　　除了包含马克思自身的主观努力，还有其时代背景和环境的作用。我们可以用哲学中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来解读这一问题的内涵。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外部原因。事物发展时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

　　要重视内因的作用，同时不忽视外因的作用，统筹兼顾，坚持内外因相结合的观点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产生也有其时代环境。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并非偶然的，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们不仅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还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的背景，这样有利于我们更全面的去把握其科学性。

　　我们的执政党

　　——

　　共产党

　　就是

　　一直是按照

　　马克主义思想并

　　结合历史事实和社会现状，随时随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根据时代的要求和本国实际情况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保证。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离开时代和

　　实际情况空谈马克思主义，就必然遭致失败。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能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我们党能够纠正错误，战胜挫折，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也在于我们的思想回到了时代发展和实际情况的要求上来。

　　新中国建立之后，尤其是

　　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经验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自觉把思想认识

　　从哪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使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30年来的改革开放，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机，使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业都在蓬勃发展。当前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在

　　今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在

　　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站在历史和发展的高度上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党的十六大的召开提出了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以

　　胡锦涛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如今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已经召开，它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勾勒出我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民主民生方面的发

　　展路径

　　与图景。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完成这个目标,目前已经

　　“赛程过半”。“十二五”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战。

　　九十个风雨春秋九十年的奋斗不息，中国共产党历经沧桑，从懵懂走向成熟，经历了初创时的艰难、北伐战争的洗礼、土地革命的探索、抗日战争的硝烟、解放战争的炮火，又历经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十年"文革"、改革开放等历史阶段，共产党一次次面临历史的重要关头，又一次次实现历史性的抉择。中国共产党同全国人民始终紧紧地团结在

　　一起，与中国命运的脉搏一起跳动，从单薄走向厚实，从年轻走向成熟。

　　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我们要以时代为己任，要把实现自身的人生追求同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与时俱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学习体会

　　李大钊作为我国最早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中国化的奠基人，为我国带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理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译文来源，近2万字的内容，从历史唯物主义，到阶级竞争说，到政治经济学说等一系列，比较系统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马克思思想迅速

　　经由日本传入了中国，李大钊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通过

　　马克思

　　主义理论，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紧扣社会主义的本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

　　作为中国很有远见的一位学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着

　　很深

　　的认识。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开篇写到:“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李大

　　钊坦诚地表白,自己平素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如果让他介绍马克思主义,实在是一种“僭越”。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所以他要冒昧地向中国人民介绍这一学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严肃、认真和谨慎的态度,是出于对广大中国人民的负责。由于当时国门大开,各种西方学说涌入中国,各派思想林立,究竟哪一种更适合中国的需要,哪一种更合理,都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不仅要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还必须把它与其他学说进行分析和比较。这样才能做到对社会负责,使国民获得真正有用的理论。从这种态度出发,李大钊全面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

　　因为他根据他的历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预见,断定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段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从1919年到1921年李大钊采用各种思想论战，创立革命团体和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程等方式，从行动上对唯物史观进行了传播。李大钊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首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了初步的提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李大钊强调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怎样运用于中国今日政治经济情形”的思考。

　　这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表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思想。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学习体会

　　阅读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让我获益匪浅，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剖析得简明易懂，不愧是大家手笔。

　　读了这篇文章，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但是我觉得他忽略了政治与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人们对主流政治文化的接纳程度、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认可度、对现任政府的信任度等政治心理和政治信念，都会影响甚至决定他们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的接纳和信任度，他们的经济活动是否遵纪守法，又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接受政治文化的社会主体必然会接受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并将自己的各种经济活动纳入国家的政策、法规的约束之下，自觉维护经济秩序。

　　如果民众对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可度较低或不认可，那么他们对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也不容易接受，国家的经济体系就会受到冲击，经济秩序就会遭到破坏，经济混乱将不可避免。

　　历史背景：李大钊这篇文章写于五四运动之后，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

　　“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

　　主要内容我觉得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1.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2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三部分以及独特的唯物史观；

　　3传统的唯物史观－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并且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影响它；4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阅读这篇文章，我赞同的地方很多，反对的地方也不少。

　　当读到个人主义经济学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及在这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时。我觉得这无可厚非，毕竟18世纪英国乃至世界都在发展之中。人们海外探险、翻身做主的机会来临，利己主义无可厚非，而且当大家的财富都得以增加时，国家才会富裕起来。

　　人道主义经济学者以为无论经济组织改造到怎么好的地步，人心不改造仍是现在这样的贪私无厌，社会仍是没有改善的希望，于是否认经济上个人利己的活动欲以爱他的动机代那利己的动机；不置重于经济组织改造的一方面，而置重于改造在那组织下活动的各个人的动机。我觉得这种观点挺适合现在这个社会，现代社会是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改善人的精神面貌不仅有助于社会和谐，而且有助于经济市场的规范与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我赞成这种观点，经济组织一经改造，社会关系得到改善，人们就会感到身心愉悦，精神面貌自然而然会有所好转。但我认为在现代社会这种改造具有速成性，这种关系的改造依赖于政府的执行，执行地好，皆大欢喜，否则，经济得不到改善，人的精神面貌可能会继续下滑。

　　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但是他们认为诸如地理环境可以忽略，我不赞同。中国有句古话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即使有人的地方，地理环境不同，生活水平很可能也不同。古代人靠种地为生，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好的地方，莫不是旅游业与工业的发展，而这也是十分依赖于当地的地理环境。

　　同样，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这点我也不十分赞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与中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相识，我极为赞同。但是其他的如法律、政治、文化也会作用于经济，正如我前头所述的一样。

　　“全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互相敌视的二大阵营，为相逼对峙的二大阶级：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对此我十分赞同。我觉得无论在那个时期，贫富差距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最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分化十分明显，到了现代，世界各国政府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种情况才好转。“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种构造给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加上条件。它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其存在，他们的社会的存在反是决定其意识的东西。”这观点我赞同。因为群体关系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存在，它脱离人们的意志而独立存在，但是反过来，这种关系一旦确立，它反而会影响人们的意识行为，因为人们毕竟要受到这种生产关系的制约，不能离开它而独立存在。

　　读完整篇文章，我觉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十分独特，他的理论具有指导作用，但是社会在发展，当我们应用他的理论的时候得适当调整以适应现实。

篇十：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李大钊

　　〔一〕

　　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两千一百三十五页，其中第一卷是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第三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昂格思替他刊行的。这第一卷和第二、三两卷中间，难免有些冲突矛盾的地方，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

　　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行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假设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时机，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万一因为作者的知能谫陋，有误解马氏学说的地方，亲爱的读者肯赐以指正，那是作者所最希望的。

　　〔二〕

　　我于评述“马克思主义”以前，先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假设何的地位，略

　　说一说。

　　由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大系，就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

　　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可以叫作资本主义经济学。三系中以此为最古。著《原富》的亚丹·

　　斯密(AdamSmith)是这一系的鼻祖。亚丹·斯密以下，假设马查士(Malthus)、李嘉图(Ricardo)、杰慕士·穆勒(JamesMill)等，都属于这一系。把这一系的经济学发挥光大，就成了正系的经济学，普通称为正统学派。因为这个学派是在模范的资本家国的英国成立的，所以英国以外的学者也称他为英国学派。这个学派的根本思想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并且承认在此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他们以为现在的经济组织，就是个人营利主义的组织，是最巧最妙、最经济不过的组织。从生产一面讲，各人为自己的利益，自由以营经济的活动，自然努力以致自己的利益于最大的程度。其结果：社会全体的利益不期增而自增。譬如各人所有的资本，自然都知道把他由利益较少的事业，移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社会全体的资本，自然也都舍了那利益较少的事业，投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所以用不着什么政治家的干预，自由竟争的结果，社会上资本的全量自然都利用到社会全体最有利的方面去。而事业家为使他自己的利益达于最大的程度，自然努力以使他自己制品全体的价增大，努力以求其商品全体的卖出额换回很多的价来。社会全体的富是积个人的富而成的。个人不断的为增加自己的富去

　　努力，你这样做，他也这样做，那社会全体的富也不期增而日增了。再从消费一面讲，我们日用的一切物品，都不是在自己家内生产的，都是人家各自为营利、为商卖而生产的。自己要得一种物品：米、盐、酱、醋，乃至布匹、伞、屐、新闻、杂志之属，都不是空手向人家讨得来的。依今日的经济组织，都是各人把物卖钱，各人拿钱买货。各人按着自己最方便的法子去活动，比较着旁人为自己代谋代办，亲切的多，方便的多，经济的多。总而言之，他们对于今日以各人自由求各自利益为原则的经济组织，很满足，很以为妥当。他们主张维持他，不主张改造他。这是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的经济学。

　　以上所述个人主义经济学，有二个要点：其一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其二是承认在这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一点。人道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二点。人道主义经济学者以为无论经济组织改造到怎么好的地步，人心不改造仍是现在这样的贪私无厌，社会仍是没有改造的希望，于是否认经济上个人利己的活动，欲以爱他的动机代那利己的动机；不置重于经济组织改造的一方面，而置重于改造在那组织下活动的各个人的动机。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这两系都是反对个人主义经济学的，但人道主义者同时为社会主义者的也有。

　　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从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人主义。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位系，而代个人主义以起了。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

　　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开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

　　〔三〕

　　“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既如上述，我当更进而就他的学说的体系略为大体的分系，以便研究。

　　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因，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仍在最后的阶级斗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

　　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为研究上便利起见，就他的学说各方面分别观察，大盖如此。其实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容别离不容割裂的关系。

　　〔四〕

　　请先论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类似。在那个时候是用以说明各种形态学上的特征、关系的重要，志在得一个种的自然分类，与关于生物学上有机体生活现象更广的知识。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构造，比外部明显的建造，假设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篾视，认位卑微暖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

　　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开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见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见。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

　　唯物史观，也不是由马氏创的。自孔道西〔Condorect〕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

　　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以经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算是唯物史观的开拓者。至桑西门〔Saint-Simon〕把经济的要素，比精神的要素看得更重。十八世纪时有一种想象说，说法兰西历史的内容不过是佛兰坎人与加利亚人间的人种竞争。他受了此说的影响，谓最近数世纪间的法国历史不外封建制度与产业的竞争，其争以大革命期达于绝顶。而产业初与君国制联合，以固专制的基础，基础既成又扑灭王国制。产业的进步是历史的决定条件，科学的进步又为补助他的条件。Thierry、Mignet、及Guizot辈继起，袭桑西门氏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义、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关于所有权的法制，是尤其重要的。蒲鲁东亦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信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至于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外表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受人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经济现象的影响，不能与丝毫的影响

　　于经济现象。换言之，就是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一面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

　　经济机构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外表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但这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按他每个进化的程级，为他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决定。这最高动因，依其性质，必须不断的变迁，必然的与社会的经济的进化以诱导。

　　这最高动因究为何物，却又因人而异。Loria所人为最高动因的，是人口的稠庶。人口不断的增加，曾经决定过去四个连续的根本状态，就是集合、奴隶所有、奴仆〔Servile〕、佣工。以后将次发生的现象，也该由此决定。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厂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其他学者所认为最高动因的，又为他物。但他们有一个根本相同的论点，就是：经济的构造，依他内部的势力自己进化，渐于适应的状态中，变更全社会的外表构造，此等外表构造，无论用何方法，不能影响到他这一方面，就是这外表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也不能与他以丝毫的影响。

　　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合理的。我们晓得有许多法律，在经济现象的面前，暴露出来他的无能。十七、八世纪间那些维持商业平准，奖励金块输入的商法，与那最近英国禁遏拉斯〔Trust〕的法律都归无效，就是法律的力量不能加影响于经济趋势的明证。也有些法律，当初即没有力量与经济现象竞争，而后来他所适用的范围，却自一点一点的减缩，至于乌有。这全是经济现象所自致的迁移，无与于法律的影响。例如欧洲中世纪时禁抑暴利的法律，最初就无力与那高利率的经济现象竞争，后来到了利润自然低落，钱利也跟着自然低落的时候，他还继续存在，但他始终没有一点效果。他虽然形式上在些时候维持他的存在，实际上久已无用，久已成为废物。他的存在全是法律上的惰性，只足以证明法律现象远追不上他所欲限制的经济现象，却只在他的脚后一步一步的走，结局惟有服从而已。潜深的社会变动，惟依他自身可以生产，法律是无从与知的。当罗马帝国衰颓时代，一方面呈出奴隶缺乏，奴价腾贵的现象；一方面那一大部分很多而且必要的寄生阶级造成一个自由民，与新自由民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贫困日益加甚，自然渐由农业上的奴仆劳役、工业上的俑工劳动，生出来奴隶制度的代替，因为这两种劳动全于经济上有很多的便利。假设是把废奴的事业全委之于当时的基督教、人类同胞主义的理想，那是绝无效果的。十八世纪间英人曾标榜过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宗教。到了资本家家经济上需要奴隶的时候，他们却把奴隶制输入到美洲殖民地，并且设法维持他。这类的事例不胜枚举，要皆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只能随着经济现象走，不能越过他，不能加他以限制，不能与他以影响。而欲与法律现象奖励或禁遏一种经济现象的，都没有一点效果。那社会的外表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尚且如此，其他综合的理想等等，更不能与经济现象抗衡。

　　〔五〕

　　迄兹所陈是历史的唯物论者共同一致的论旨。今当更进而述马氏独特的唯物史观。

　　马氏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会主义系根据于一定的经济论的。至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的《资本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而却不见有理论的揭出他的历史观的地方。他那历史观的纲要，稍见于一八四七年公刊的《哲学的贫困》，及一八四八年公布的《共产者宣言》。而以一定的公式表出的历史观，还

　　在那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现在把这几样著作里包含他那历史观的主要部分，节译于下，以供研究的资料。

　　〔一〕见于《哲学的贫困》中的：

　　“经济学者蒲鲁东氏，把人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制造罗纱、麻布、绢布的事情，理解的极其明了。可是这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和罗纱、麻布等一样，是人类的生产物，他还没有理解。社会关系与生产力有密切的连络。人类随着获得新生产力，变化其生产方法；又随着变化生产方法——随着变化他们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他们全变化他们的社会关系。手

　　臼造出有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气制粉机造出有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而这样顺应他们的物质的生产方法，以建设其社会关系的人类，同时又顺应他们的社会关系，以作出其主义、思想、范畴。”

　　〔二〕见于《共产者宣言》中的：

　　“凡以前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希腊的自由民与奴隶，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中世纪的领主与农奴，同业组合的主人与职工，简单的说，就是压制者与被压制者，自古以来，常相反目，而续行或隐然，或公然，不断的争斗总是以全社会的变革，或以相争两阶级的共倒结局的一切争斗。试翻昔时的历史，社会全被区别为种种身份者，社会的地位有多样的等差，这类现象我们殆到处可以发现。在古代罗马则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则有封建诸侯、家臣、同业组合的主人、职工、农奴，且于此等阶级内更各分很多的等级。由封建的社会的崩坏，产出来的近世的社会，仍没把阶级的对立废止。他不过带来了新阶级、新压制手段、新争斗的形式，以代旧的罢了。

　　“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就是有产者本位的时代，却把阶级的对立简单了。全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互相敌视的二大阵营，为相逼对峙的二大阶级：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

　　“……依以上所述考之，资本家阶级所拿他作基础以至勃兴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是已经在封建社会作出来的。此等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的发展达于一定阶段的时候，封建的社会所依以营生产及交换的关系，就是关于农业及工业封建的组织，简单一句话就是封建的所有关系，对于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久已不能适应了。此等关系，现在不但不能奖励生产，却阻碍生产，变成了许多的障碍物。所以此等关系不能不被破坏，果然又被破坏了。

　　“那自由竞争就随着于他适合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制度，随着有产者阶级的经济的及政治的支配，代之而起了。

　　“有产者阶级，于其不满百年的阶级支配下，就造出比合起所有过去时代曾造的还厚且巨的生产力。自然力的征服，机械、工业及农业上的化学应用，轮船、火车、电报，全大陆的开垦，河川的开通，如同用魔法唤起的这些人类——在前世纪谁能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能包容在社会的劳动里呢？

　　“把这样伟大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象用魔法一般唤起来的资本家的生产关系及交通关系，——资本家的所有关系——现代的资本家的社会，如今恰与那魔术师自念咒语唤起诸下界的力量，而自己却无制御他们的力量了的情事相等。数十年的工商史，只是现代的生产力，对于现代的生产关系，对于那不外有产者的生活条件及其支配力的所有关系，试行谋叛的历史。我们但举那商业上的恐慌——因隔一定期间便反复来袭，常常胁迫有产社会的全存在的商业恐慌——即足以作个证明。……有产者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今乃转而向有产者阶级自身。

　　“有产者阶级不但锻炼致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产出去挥使那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

　　“人人的观念、意见及概念，简单一句话，就是但凡属于人间意识的东西，都随着人人的生活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存在，一齐变化。这是不用深究就可以知道的。那思想的历史所证明的，非精神上的生产随着物质上的生产一齐变化而何？”

　　〔三〕见于《经济学批评》序文中的：

　　“人类必须加入那于他们生活上必要的社会的生产，一定的、必然的、离于他们的意志而独立的关系，就是

　　那适应他们物质的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此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的构造——法制上及政治上所依以成立的、一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所适应的真实基础——物质的生活的生产关系一般给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加上条件。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其存在，他们的社会的存在反是决定其意识的东西。

　　“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于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与他从来所在那里面活动当时的生产关系，与那不过是法制上的表现的所有关系突出。这个关系，这样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而为束缚。于是乎社会革命的时代来。巨大的外表构造的全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或徐，或激，都变革了。

　　“当那样变革的观察，吾人非常把那在得以自然科学的论证的经济的生产条件之上所起的物质的变革，与那人类意识此冲突且至决战的，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艺术上、哲学上的形态，简单说就是观念上的形态，区别不可。想把那样变革的时代，由其时代的意识判断，恰如照着一个人怎样想他自己的事，以判断其人一样，不但没有所得，意识这个东西宁是由物质生活的矛盾，就是存在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冲突，才能说明的。

　　“一社会组织，非到他的全生产力，在其组织内发展的一点余地也没有了以后，决不能颠覆去了。这新的，比从前还高的生产关系，在这个东西的物质的生存条件于旧社会的母胎内孵化完了以前，决不能产生出来。人类是常只以自能解决的问题为问题的。因为拿极正确的眼光去看，凡为问题的，惟于其解决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也在成立过程中的时会，才能发生。

　　“综其大体而论，吾人得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现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经济的组织进步的阶段。而在此中，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之采敌对形态的最后。——此处所谓敌对，非个人的敌对之意，是由各个人生活的社会的条件而生的敌对之意，——可是在资本家社会的母胎内发展的生产力，同时作成于此敌的解决必要的物质条件。人类历史的前史，就以此社会组织终。”

　　〔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

　　据以上所引，我们可以略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领了。现在更把这个要领简单写出，以期易于了解。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但凡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外表构造。外表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生产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气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阻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阻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组织间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

　　以上是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

　　〔六〕

　　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

　　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由历史的唯物论者的眼光去看，十字军之役也含着经济的意味。当时繁盛的意大利共和国中，特如Venice的统治阶级，实欲自保其东方的繁富市场。宗教革新的运动，虽然戴着路德的名义，其实的民众中，也似乎有一大部分是意在免去罗马用种种方法征课的重税〔那最后有道理的赎罪符也包在内〕。基督教的传布，也是应无产阶级的要求作一种实际的运动。把首都由罗马迁至Byzantium〔就是现在的康士坦丁堡〕，与那定基督教为官教，也是经济的关系。这亮件事都是为取罗马帝国从来的重心而代之。因为当时的中产阶级，实为东方富有财势的商贾阶级，势力很厚。他们和那基督教的无产阶级相合，以与罗马寄生的贵族政治分持平衡的势力，而破坏之。法国大革命也全是因为资本家的中级势力，久已不固，渐渐可以压迫拥有土地的贵族，其间的平衡久已不固，偶然破裂，遂有这个结果。就是法国历史上迭起层兴的政治危机，单由观念学去研究终于神秘难解。象拿破仑派咧，布尔康家正统派咧，欧尔林家派咧，共和党咧，平民直接执政党咧，他们背后都藏着很复杂的经济意味。不过打着这些旗帜互相征战，以图压服他的反对阶级，而保自己阶级经济上的利益就是了。这类的政治变动，由马克思解释，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我们看那马克思与昂格思的《共产者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话，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评》序文中，也说“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种种形式——中进行的”，就可以证明他的阶级竞争说，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了。

　　就这阶级竞争的现象，我们可以晓得，这经济上有共同利害自觉的社会团体，都有毁损别的社会团体以增加自己团体利益的倾向。这个倾向，斯宾塞谓是本于个人的利己心。他在《社会学研究》中说：“个人的利己心引出由他们作成的阶级的利己心，于分别的努力以外，还要发生一种协同的努力，去从那社会活动的总收入中，取些过度的领分。这种综合的倾向，在每阶级中这样发展，必须由其他诸阶级类似的综合的倾向来维持其平衡。”由此以观，这阶级竞争在社会的有机体中，恰与WilhelmRoux所发见的“各不同的部分官能组织细胞间的竞争，在各有机体中进行不已”的原则相当。宇宙间一切生命都向“自己发展”〔Self-expansion〕活动不已。“自己发展”是生物学上、社会学上一切有机的进化全体根本的动机，是生物界普遍无敌的倾向。阶级竞争是这种倾向的无量表现与结果中的一个。而在马克思则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全因为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土地或资本家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西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至于社会为什么呈现阶级对立的现象呢？马氏的意见以为全是因为一个社会的团体，依生产手段的独占，掠夺他人的余工余值〔余工余值说详后〕的原故。但这两种阶级，最初不过对于他一阶级，可称一个

　　阶级，实则阶级的本身还没有成个阶级，还没有阶级的自觉。后来属于一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就是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当初只是经济的竞争，争经济上的利益，后来更进而为政治的竞争，争政治上的权力，直至那建在阶级对立上的经济的构造自己进化，发生了一种新变化为止。这样看来，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是说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

　　〔七〕

　　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竞争说，既已略具梗概，现在更把对于其说的评论，举出几点，并述我的意见。

　　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EugenioRignano驳他到：“既认各阶级间有为保其最大经济利益的竞争存在，因之经济现象亦自可以随这个或那个阶级的优越，在一方面或他一方面受些限制，又说经济的行程象那天体中行星的轨道一样的不变，从着他那不能免的进路前进，人类的什么影响都不能相加。那么那主要的目的在变更经济行程的阶级竞争，因为没什么可争，好久就不能存在了。在太阳常行的轨道上，有了一定的变更，一定可以奉献很大的经济利益于北方民族，而大不利于南方民族。但我想在历史纪录中，寻找一种族或一阶级的竞争，把改变太阳使他离了常轨作目的的，是一件无益的事。”这一段话可谓中了要扼。不过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他说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活动。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但是他那唯物史观，纵有这个夸张过大的地方，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奉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见那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的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就是这个，已足以认他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于学术界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小小的瑕疵，不能掩了他那莫大的功绩。

　　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采色，后来马克思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

　　《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时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而在《社会主义者评论》〔《SocialistReview》〕第一号揭载的昂格思函牍中，昂氏自己说，他很喜欢看见美国的工人，在于政治信条之下，作出一种组织，可见他们也并不是坐待集产制自然成熟，一点不去活动的。而在别一方面，也可以拿这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确实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

　　历史的唯物论者说经济现象可以变更法律现象，法律现象不能变更为经济现象，也有些人起了疑问。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承认一阶级的团体活动，可以改造经济组织，那么一阶级的团体活动，虽未至能改造经济组织的程度，而有时亦未尝没有变更经济行程趋势的力量。于此有个显例，就是现代劳工阶级的联合活动，屡见成功，居然能够屈服经济行程的趋势。这种劳工结合，首推英国的工联〔Tradeunions〕为最有效果，他们所争在增加劳银。当时经济现象的趋势是导工人于益困益卑的地位，而工联的活动竟能反害为利。大战起来以后，工联一时虽停止活动，战事既息，他们又重张旗鼓。听说铁路人员总会、交通劳动者〔专指海上劳动者〕联合会，和矿夫联合会三种工联，联合起来，向政府及资本家要求种种条件，声势甚猛〔参照《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欧游记者明生君通信〕，将来的效果必可更大。这自觉的团体活动，还没有取得法律的性质，已经证明他可以改变经济现象的趋势，假设把这种活动的效力，用普通的法律，或用那可以塞住经济现象全进路的财产法，保障起来，稳固起来，延长他那效力的期间，他那改变经济现象趋势的效力，不且更大么？试把英、法二国的土地所有制比较来看：在英国则诺曼的侵略者及其子孙，依战胜余威，获据此全土，而与其余人口相较，为数甚少，故利在制定限嗣财产制与脱拉斯制，以保其独占权，结果由此维持住大地产制。在法国经数世纪的时间，贵族及僧侣阶级的财产为革命的中产阶级所剥夺，这剥夺他们的中级人民人口的数，又占全体的大部，故利在分割而不在独占，适与英国的诺曼侵略者及其子孙相反，于是中级人民催着通过特别遗书遗产法，以防大财产制的再见。他们二国的财产法和防遏或辅助田间经济现象趋势的法制，这样不同，所以导他们经济的表现与进化于不同的境界。一则发生很大的领地财产、隐居主义、为害田禾的牧业、全国的人口稀少、农村人口的放逐与财富的分配极不平均种种现象。一则发生土地过于割裂、所有者自制其田畴、强盛的农业、节俭之风盛行、分配平均种种现象。这样看来，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都是社会的原动力，他们可以互相影响，都于我们所求的那正当决定的情状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经济现象有不屈不挠的性质，就是团体的意思、团体的活动，在他面前都得低头的话，也不能认为正确了。但是此等团体的活动，乃至法律，仍是在那可以容他发生的经济构造以上的现象，仍是随着经济的趋势走的，不是反着经济的趋势走的。例如现代的经济现象，一方面劳工阶级的生活境遇日趋于困难；一方面益以促其阶级的自觉，益增其阶级活动的必要，益使其活动的效果足以自卫。这都是现在资本主义制下自然的趋势，应有的现象，不能作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可以屈抑经济趋势的理据；与其说是团体行动，或法律遏抑经济趋势的结果，毋宁说是经济本身变化的行程。英、法二国财产制之著效，也是在他们依政治的势力，在经济上得占优势，得为权力阶级；以后的事，也全是阶级竞争的结果。假使在英国当时定要施行一种防遏大地产制的法律，在法国当时定要施行一种禁抑小财产制的法律，恐怕没有什么结果。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外表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

　　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我们可以拿团体行动、法律、财产法三个连续的法则，补足阶级竞争的法则，不能拿他们推翻马氏唯物史观的全体。

　　有许多人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的缘故，都因为他的学说伦理的观念抹煞一切，他那阶级竞争说尤足以使人头痛。但他并不排斥这个人的高尚愿望，他不过认为单是全体分子最普通的伦理特质的平均所反映的道德态度，不能加影响于那经济上利害相同自觉的团体行动。我们看在这建立于阶级对立的经济构造的社会，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实在一天也没有消灭，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一段历史，马氏已把他划入了人类历史的前史，断定他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一齐告终。而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也就从此开始。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理论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消灭，终至不能实现。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到了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期，这伦理的观念可以不至如从前为经济构造所消灭。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总之，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氏的唯物史观，何以不产生于十八世纪以前，也不产生于今日，而独产生于马氏时代呢？因为当时他的环境，有使他创立这种学说的必要和时机。十八世纪以前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势力，比经济的势力强，所谓社会势力从经济上袭来的很少。因为原始社会的经济组织是仅求自足的靠着自然的地方居多，靠着人力的地方还少，所以宗教和政治的势力较大。譬如南美土人，只伸出一张口，只等面包树、咖啡树给他吃喝，所以他们只有宗教的感谢，没有经济的竞争。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后的机械生产时代，人类脱离自然而独立，到达自营自给的经济生活，社会情形为之一变，宗教政治的势力全然扫地，经济势力异军苍头特起支配当时的社会了。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

　　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现。十字军之役，固然不必全拿那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全是经济的意味去解释，但当那僧侣彼得煽动群众营救圣墓的时候，必得与其群众虽然没有经济的意味参杂其间，或者纯是驱于宗教的狂信，而那自觉的经济阶级，实在晓得利用这无意识的反动，达他们有意识的经济上的目的。从前的历史家，完全把经济的意味蔑视了，也实未当。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

　　〔八〕

　　我于上篇，即将马氏的“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略为评述，现在要述他的“经济论”了。马氏的“经济论”有二要点：一“余工余值说”，二“资本集中说”。前说的基础，在交易价值的特别概念。后说的基础，在经济进化的特别学理。用孔德的术语说，就是一属于经济静学，一属于经济动学。

　　今先述“余工余值说”。

　　马氏的目的，在指出有产阶级的生活，全系靠着无产阶级的劳工。这并不是马氏新发明的理论，从前Sismondi、Saint-Simon、Proudhon、Rodbertus诸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曾有过这种议论。不过他们的批评，与其说是经济的毋宁说是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及其不公，是他们攻击的标的。马氏则不然，他郑重的归咎于交易观念。他所极力证明这私营事业必须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这是交易不能免的结果。——一个经济上的必要，贵族与贫民都必须服从的。

　　马氏的“余工余值说”，是从他那“劳工价值论”演出来的。

　　马氏说劳工不只是价值的标准与理由，并且是价值的本体。从前Ricardo也曾有过类似的观念，但他未能决然采用。马氏于此，毅然采取其说，不象Ricardo的踌躇。

　　马氏也决不否认“效用是价值的必要条件”。由效用的价值而论，这确实是唯一的理由，但他以为单拿效用这一点说明交易的价值，理据尚不充足。每在一个交易的行为，两个物品间必含着共同的原素，一致的等级。此种一致，决不是效用的结果，因为效用的等级，在每个物品劳工结晶的全量。物品价值的中均不相同。而所以构成交易这件事存在的理由的，就是这个不同。在那些性质各异的物品中所含的共同元素，不是效用，乃是那些物品中所含劳工分量的大小。每个物品的价值，应该纯是物品中所含人类劳工结晶的全量。物品价值的分别，全依劳工的分量而异。此等劳工，是于生产这些物品有社会的必要的东西。

　　例如有一工人在一种产业里作工，一日工作十小时，什么是他的生产物的交易价值呢？这交易价值，应该是他那十小时劳工的等量。他所生产的，是布，是煤，或是他物，都不必问。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把处分物品的权保留在自己的手中，而按实在的价值出售。这实在的价值，就是十小时劳工的等量。

　　工人的工力〔Labourforce〕为工银所买，与其本人断绝关系。工银专以代表资本家偿他工力的物价，而资本家即保持自由处分这个物品〔指工力〕的权利于自己手中。工力价值的决定，与别的可以交易的物品相同。工力恰是一种物品，他的价值也是由那于他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工时间数目决定。

　　生产工力所必需的工量〔Labourquantity〕，是一种稍觉奇异的话，初究马氏学说的人，最难领会其旨趣。但是必须领会，才得了解马氏的经济学说。实在稍加研究，觉得这种见解也并没有什么稀奇。设假设拿一个机械的活动代替一个工人的劳工，执一个工程师，问他这架机械要多少维持费？他决不以为奇，并且立答以每时每日需多少吨煤碳，而煤炭的价值，又纯是代表那采掘煤炭的一定人工的总积。我们把煤炭换成劳工去说明他，又有什么难懂呢？

　　工银制下的工人，纯是一种机械。所不同的地方，维持机械的财物是在他处由他人的劳工生产出来的，维持工人的财务是由他自己的劳工生产的一小部分，一时间的劳作，或一日的辛苦，其价值均可以在那个时间保持那个工人使他能够完全维持他的生产力所必需的需要为标准。无论资本家以物品以金钱偿他的工值，都是代表那必要费的价值。

　　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永不能与那工力的生产的价值相等。例如一日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决不能与十小时工力的价值相等，或且不抵五小时。在模范状态下的人类工力，常足以生产比他所单纯消费的物品的价值多。

　　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全部移入资本家的手中，完全归他处分。而以其一小部分用工银的名目还给工人，其量仅足以支应他在生产此项物品的其间所消用的食品，余则尽数归入资本家的囊中。生产物的售出，其价与十小时的工力相等，而

　　工人所得，则止抵五小时工力的价值。其余五小时工力的价值，马氏叫作“余值”〔Surplusvalue〕。

　　这样方法，资本家或得工人十小时的工力，而仅以五小时的代价还给工人。其余五小时的工力，在工人毫不值钱。前五小时间工人所生产的等于他的工值。第五时以后他所做的工，于做什么也不值了。这生产“余值”的额外时间，于工人本身一文不值的工力，马氏叫作“余工”〔Surpluslabour)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分外的工资，就是余工，便一点报偿也没有。刚是对工人的能量课额外的汗血税，而为资本家增加幸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

　　因为这个缘故，资本家的利益，就在增大余值。他们想了种种方法，达这个目的。解析这个方法，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就是马氏学说特色之一。依马氏的解析，资本家增大剩余价值的方法有二要着：

　　一、尽力延长工作时间，以求增加余工时间的数目。假使工作时间的数目，可以由十小时增至七小时。企业家常谋为此。虽有工厂立法，强制些产业限制工作时间，于阻止余值的增长多少有点效果，但推行的范围，究竟限于少数产业，所以“八小时工作”的运动，仍不能不纷纷四起。

　　二、尽力缩短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时间。假令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工作时间，由五小时缩短至三小时，那余工时间自然由五小时增至七小时了。此种缩短，是可以由生产组织的完全或由生活费的减少作得到的。生活费减少，常为由协力(Cooperation)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资本家每依建立慈善院或雇佣比成人生活费较少的妇幼劳工以图此利益。妇幼离开家庭，那一切家事乃至煮饭洗衣等等，都留给男子去做。但假设有维持女工工银与男工相等的方法或限制妇幼劳工的法律，此种战略，也是完全失败了。

　　马氏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因为掠夺工人的并不是资本家，乃是资本主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已经全然履行。你得一分钱，他买一分货，也算是公平交易。既然许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行于经济界，这种结果是必不能免的。资本家于此，固极愿购此廉价物品，因为他能生产比他自身所含价值还多的东西。惟有这一般可怜的工人，自己把自己的工力象机械一般贱价给人家，所得的价格，仅抵自己生产价值之半，或且不及其半，在法律上经济上全没有自卫之道，而自己却视假设固然。这不是资本家的无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九〕

　　前节所述，是马氏“价值论”的要旨。而与其“价值论”最有关系的“平均利润论”，也不可不略为说明。

　　今于说明“平均利润率论”以前，须先说一说那余值怎么变成利润的道理。余值本是由劳工生产的价值中除去他的必要生活费所余的价值。这必要生活费就是可变资本。是资本的一部分，不是资本的全部。余值的发生，是单由于可变资本〔这些费用，马氏叫作费用价格〕，而于费用价格的表形，不能认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间有何等区别，就把那仅与可变资本有关系的余值作成与全资本都有关系的样子。工力的价格就变成工银，工力生产的余值就变成利润了。我们可用以下的论式说明这个道理：

　　⒈

　　全资本〔C〕由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而成，⒉

　　可变资本生出余值〔m〕，⒊

　　余值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m/v〕叫做余值率，用m＇代他，⒋

　　因而得m/v=m＇的公式，⒌

　　又生m=m＇v的公式，⒍

　　今不令余值仅关系于可变资本，而使关系于全资本，把他叫作利润〔P〕，⒎

　　余值对于全资本〔C〕的关系〔m/C〕为利润率，用P＇代他，⒏

　　从而得P＇=m/C=m/C+v的公式，⒐

　　假设把m

　　换成vm＇又得P＇=m＇v/c=m＇v/c+v的新公式，⒑

　　再把他换成比例式，断得P＇：m＇=v：c的新公式。

　　依此我们可以证明利润率之于余值率的关系，与可变资本之于全资本的关系相等。我们又可断定利润率〔P＇〕常比余值率〔m＇〕小，因为可变资本〔v〕常比全资本〔C〕小〔C=c+v〕。

　　资本主义把那仅与可变资本有关系的余值，变成与全资本有关系的利润，把那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的余值率，变成对于全资本的比例的利润率。在这神秘的形态中，把余值用利润的名义尽行掠去的真相，就是如此。

　　依以上所述的原理，余值随可变资本而增减，全与不变资本的多少无关。但实际上无论可变不可变二种资本的比例如何变动，利润率常为同一。这是一个显然的矛盾。为使理论愈益明显，分析解说如下：

　　⒈

　　余值准可变资本的多少而增减，可变资本多则余值多，可变资本少则余值少。

　　⒉

　　利润率是把余值以对于全资本〔合不变与可变二种〕的比例说明的东西，故可变资本多则利润率高，少则利润率底。

　　⒊

　　然于实际，不拘可变资本分的多少，同一的全资本额有同一的平均利润率。

　　依马氏可变资本分多则利润率高，少则低的定理，应如下表：Ccvm＇mP＇

　　〔全资本〕

　　〔不变〕

　　〔可变〕

　　余

　　值

　　率

　　余

　　值

　　利

　　润

　　率100=80+20100%2020%100=70+30100%3030%100=60+40100%4040%100=85+15100%1515%100=95+5100%55%而于实际，这五种产业的利润率都为同一，与价值原则绝不相容。这就是“平均利润率的谜。”

　　昂格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文中曾说，这个矛盾，Ricardo已经看出而未能解释，Rodbertu也曾注意而未能解决，至于马氏，在他的《经济学批评》里，已经解决过这个问题，而在《资本论》第三卷始完全与以解答。故解释“平均利润率的谜”，在马氏书中是一个最著明的点，而因为解释此谜的缘故，把他的“劳工价值论”几乎根本推翻。他的学说本身，发生一绝大矛盾，故又是一个最大弱点。

　　马氏解谜的键，并没有什么稀奇的道理，不过是：

　　一、商品假设能按其价值被买卖，利润率必生种种差异。

　　二、然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被买卖。

　　三、即于实际，以按不变可变两资本平均结合比例以上的比例结合的资本生产的商品，于其价值以上被买卖。以平均以下的比例的资本生产的商品，于其价值以下被买卖。

　　马氏以下表说明这个道理：

　　资本结合

　　余值

　　已经消费

　　商

　　品

　　的商品

　　利润率

　　价值与卖

　　比例

　　资本

　　价值

　　费用价格

　　卖价

　　价

　　的差

　　Ⅰ80c+20v205090709222%＋2Ⅱ70c+30v30511118110322%－8Ⅲ60c+40v40511319111322%－18Ⅳ85c+15v154070557722%＋7Ⅴ95c+5v51020153722%＋17我们再把此表细加说明如下：

　　一、Ⅰ例

　　不变资本80可变资本20合计100Ⅱ例

　　不变资本70可变资本30合计100Ⅲ例

　　不变资本60可变资本40合计100Ⅳ例

　　不变资本85可变资本15合计100Ⅴ例

　　不变资本95可变资本5合计100二、余值率〔m/v即m＇〕依马氏的定理皆为同一。兹假定余值率为100%，三、那么

　　Ⅰ例，对于可变资本20其100%的余值为20，Ⅱ例，对于可变资本30其100%的余值为30，Ⅲ例，对于可变资本40其100%的余值为40，Ⅳ例，对于可变资本15其100%的余值为15，Ⅴ例，对于可变资本5其100%的余值为5，四、费用价格，即生产费，应该与恰足收回〔1〕可变资本的全部及〔2〕不变资本中被消费的部分二者的数相当。那不变资本中被消费的部分，假定Ⅰ例为50，Ⅱ例为51，Ⅲ例为51，Ⅳ例为40，Ⅴ例为10，五、那么费用价格的额，应如下表：

　　可变资本

　　消费资本额

　　费用价格

　　Ⅰ20+50=70Ⅱ30+51=81Ⅲ40+51=91Ⅳ15+40=55Ⅴ5+10=15六、商品的价值，等于把余值与上表所举的费用价格合算起来的数。就是Ⅰ70+20=90Ⅱ

　　81+30=111Ⅲ91+40=131Ⅳ55+15=70Ⅴ15+5=20七、商品假设能按其价值买卖，其卖价应如下表：

　　Ⅰ

　　Ⅱ

　　Ⅲ

　　Ⅳ

　　Ⅴ901111317020八、而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买卖，而以对于平均结合

　　比例所生的余值与费用价格的合计为卖价。用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比例以上时，其卖价在上表所列的价值以上。用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比例以下时，其卖价在上表所列的价值以下。

　　九、今为看出这个平均结合比例，应该把第一至第五的资本总括起来，算出不变可变两种资本的百分比例。就是：

　　资本总额

　　100+100+100+100+100=500不变资本总额80+70+60+85+95=390可变资本总额

　　20+30+40+15+5=110把这二种资本总额变成百分比例，得式如下：390/500=78%110/500=22%而余值总额为本20+30+40+15+5=110110/500=22%十、这22%就是对于平均结合比例78c+22v=100，所生的余值就是对于全资本额的平均利润率。

　　十一、那么实在的卖价，应是：

　　Ⅰ70+22=92Ⅱ81+22=103Ⅲ91+22=113Ⅳ55+22=77Ⅴ

　　15+22=37十二、随着资本结合的比例不同，有的得其价值以上的卖价，有的得其以下的卖价。现在把这个五个例的卖价与其价值的差额算出如下：

　　第一例,卖价比价值多二，第二例，卖价比价值少八，第三例，卖价比价值少十八，第四例，卖价比价值多七，第五例，卖价比价值多十七，十三、再把这五个例的差额合算起来2－8－18＋7＋17=0，各个的差异正负相消，由全体上看，卖价与价值仍无二致。

　　这就是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

　　由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看起来，他所说的生产价格——就是实际卖价——和他所说的价值全非同物。但于价值以外，又有一种实际卖价，为供求竞争的关系所支配，与生产物品所使用的工量全不相干。结果又与一般经济学者所主张的竞争价格论有什么区别？物品的实际价格既为竞争所支配，那劳工价值论就有根本动摇的危险。劳工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基础一有动摇，学说全体为之震撼。这究不能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遗憾。

　　〔十〕

　　马氏的余值说与他的资本说很有关系。他的名著就是以“资本”这个名辞被其全编，也可以看出他的资本说在他的全学说中占如何重要的位置。我所以把他略为介绍于此。

　　马氏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两种。原来资本有二个作用：一是自存，一是增殖。资本用于生产并不消失，而能于生产物中为再生产，足以维持他当初的价值，这叫资本的自存。而资本又不止于自存，生产的结果，更于他本来价值以上生出新价值，这叫资本的增殖。马氏称自存的资本为不变资本〔Constantcapital〕，称增殖的资本为可变资本〔Variablecapital〕。能生增殖的，惟有劳力。故惟资本家对于劳工所给的劳银或生活必要品，是可变资本，其余生产工具，都是不变资本。

　　马氏所说的不变资本，也不是说形态的不变，是说价值的不变。在一生产经过中变其形态的资本，为流通资本，不变其形态的资本，为固定资本。然几经生产以后，就是固定资本，也不能不变其形态。没有永久不变形态的资本。永久不变的，只是他的价值。一万元的资本，千百年前是一万元，千百年后还是一万元。这项资本中永久不变的东西，就是这一万元的价值。

　　不变资本不能产出余值，只是产出他的价值的等值，他的价值，就是生产他的时候所吸入的价值的总额。

　　不变资本也是由劳力结晶而成的生产物。他的价值也是依劳工时间而决定，与别的生产物全是一样。

　　马氏为什么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二种呢？就是因为以利息普遍率说为前提。利息普遍率说是由来经济学的通说。其说谓凡资本都能自存，不能自存的，不是资本，是消费财。这个自存，不因事业的性质使用者的能力而异，全离开人格超越环围而行。这就是利息所以有普遍率的原故。

　　一万元的资本，用到农业上商业上均是一万元。这一万元因把他用于生产上生出利息。这个利息为资本自存的价值，随时随地有一定普遍的率，决没有甲的一万元生一分利息，乙的一万元生二分利息的道理。有之就是把别的所得，在利息名义之下混合来的。然在实际上，同是值一万元的资本，他的生产效程决不一样。房屋与机器同是值一万元的东西，而房屋与机器的生产效程不同。同是用一万元买的机器，而甲机器与乙机器的生产效程各异。可是生产分配分的利息普遍均等。有的学者说这个差异不是资本的作用，全是企业能力的关系，富于企业能力的去经营，所得的生产效果多，否则少，故主张以此项差额归入企业的利润。马氏以为不然，他说所以有这个差额的缘故，全是因为自存的资本以外有增殖的资本。自存的资本，当然受一定普遍的利率，以外的剩余，都是增殖的资本所生的。增殖的资本，就是资本中有生这个剩余的力量的。有这个力量的资本，只是那用作劳工生活维持料的资本。资本的所有者应该以自存就算满足，应该作不变资本的所得承受利息。那可变资本所得的增殖，全该归生出这个的工人领受，要是把这个归于资本家或企业家，就是掠夺劳工的正当权利，企业的利润，就是赃物的别名。

　　于此我们应加特别注意的，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学鼻祖的马克思与那为个人主义经济学鼻祖的亚丹·斯密氏两人的资本论颇有一致的点，且不是偶然一致，他们实在有系统的立于共同思想上的地方。

　　马克思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二种，亚丹·斯密则分资本为固定与流通二种。亚丹·斯密的固定资本，适当马克思的不变资本，流通资本适当可变资本。其相同的点一。

　　他们都认随着产业的种类这二种资本配合的比例也不一样。其相同的点二。

　　马克思主张惟可变资本才能于收回自己的本来价值以外生产余值，余值率常依可变资本的多少为正比例。亚丹·斯密主张固定资本不能自己生出收益，必赖流通资本的助力始生收益的剩余。其相同的点三。

　　马克思说惟有用作维持劳工生活料的资本是可变资本。亚丹·斯密列举流通资本的内容，也以维持劳工生活的资料为主。其相同的点四。

　　可是马克思的可变资本与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其内容也并非全同。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中，实含有碍⒈止于收回自己本来的价值，⒉以外还生出剩余的两部分。就是把马克思的⒈被消费的不变资本的部分，⒉可变资本的全部，二者合称为流通资本。那么亚丹·斯密的所谓收益〔Revenue〕，其实也把自己收回分包在内，就是于马克思的所谓余值以外，并括有生产费在内。

　　马克思主张劳工价值说，亚丹·斯密主张生产费价值说，二人的出发点不同。可是马克思终于依了生产费价值说才能维持他的平均利润率说，又有殊途同归的势子。

　　总之，不变可变资本说是支撑马氏余值论的柱子，余值论又是他的全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这资本说被人攻破，马氏经济学说必受非常的打击。然而他的不变可变资本说与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大致相同。而在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则人人祖述奉为典型，以为是不能动摇的定理。而在马克思的不变可变资本说，则很多人攻击，甚或加以痛诋，我们殊为马氏不平！

　　〔十一〕

　　宗马氏的说，入十六世纪初期，才有了资本。因为他所谓资本，含有一种新意义，就是指那些能够生出使用费的东西。这个使用费，却不是资本家自己劳动的结

　　果，乃是他人辛苦的结果。由此意义以释“资本”，十六世纪以前，可以说并没有资本与资本家。假设本着经济上的旧意义说资本单是生产的工具，那么就是十六世纪以前，也何尝没有他存在？不过在那个时代，基尔特制〔Guildsystem〕下的工人，多半自己有自己的工具，与马氏用一种新意义解释的资本不同。

　　马氏根据他那“社会组织进化论”，发见这种含义有新意义的资本，渐有集中的趋势，就构成了他的“资本集中论”。

　　请述他的“资本集中论”的要旨。近代科学勃兴，发明了许多重要机械，致人类的生产力逐渐增加，从前的社会组织，不能供他回翔，封建制度的遗迹，逐全被废灭。代他而起的，乃为近代的国家。于是添了许多新的交通手段，辟了许多新的市场。这种增大的生产力，得了适应他的社会组织，得了适应他的新市场。随着公债的成立，又发生了好多的银行和商业公司，更足助进产业界的发展。从前的些小工业都渐渐的被大产业压倒，也就渐渐的被大产业吸收了。譬如Trusts与Cartels这些组织，在马氏当时，虽未发生，到了现在，却足作马氏学说的佐证。这Trusts与Cartels的组织，不止吸收小独立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上节所说，是资本家一方面的情形。工人这一方面呢？因受这种新经济势力的压迫，不能不和他们从前的财产断绝关系，不能不出卖他自己的劳力，不能不敲资本家的大门卖他自己的人身。因为他们从前卖自己手造的货品的日子过去了，封建制度和基尔特制度的遗迹都消灭了，他们不卖自己的筋力别无东西可卖了！这些工人出卖的劳动力，可以产出很多的余值，一班资本家又能在公开市场里自由购买，这真是资本家们创造新样财产的好时机。但是这种新样财产的造成，全是基于别人的血汗，别人的辛苦。他们新式财产之成功，就是从前基于自己劳力而成的旧式财产之破灭。少数资本家的工厂，就是多数物产阶级的大营。从前的有产阶级，为了这个事业，不知费了多少心力，奔波呼号了三世纪之久，他们所标榜的“人权”、“工人自由”的要求，正是他们胜利的凯歌。因为他们要想在市场里收买这种廉价货品，必须使这些工人脱离以前的关系，能够自由有权以出售他自己。他们的事业成功了，工人的运命也就沉落在地底了！

　　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在各国经济形势，大概都向这一方面走。大规模的产业组织的扩张，就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制造。过度生产又足以缩小市场，时常缩小，就是工人超过需要，渐渐成了产业上的预备军，惟资本家之命是听，呼之来便来，挥之去便去。因为小产主的消灭与牧业代替农业的结果，农村的人口也渐集中于都市，这也是助长无产阶级增长的一个原因。无产阶级愈增愈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从前资本家夺取小手工小产业的生产工具，现在工人要夺取资本家的生产工具了。从前的资本家收用手工和小产业的生产工具，是以少数吸收多数压倒多数，现在工人收用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是以多数驱逐少数，比从前更容易了。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救济的能力，阶级的竞争因而益烈。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又是很简单的事情。“善泅者死于水，善战者死于兵。”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归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分配的方法，也该随着改变应归共有了。资本主义的破坏，就是私有财产制的破坏。因为这种财产，不是由自己的劳工得来的，是用资本主义神明神秘的方法掠夺他人的辛苦得来的，应该令他消灭于集产制度之下，在资本主义未行以前，个

　　人所有的财产，确实是依个人的劳工而得的。现在只能以社会的形式令这种制度的精神复活，不能返于古昔个人的形式了。因为在这大规模的分工的生产之下，再复古制是绝对不可能。只能把生产工具由资本家的手中夺来，仍以还给工人，但是集合的，不是个人的，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工相等的份就是了。到了那时，余工余值都随着资本主义自然消灭

　　以上系马氏“经济论”的概要，本篇暂结于此。

　　1919年5月、11月

　　《新青年》第6卷第5、6号

　　署名：李大钊

　　(全文完)

篇十一：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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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晓燕

　　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1年第01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当我们回顾那些风雨如磐的岁月时，首先应追念当初开天辟地为中国引来“天火”的李大钊同志。因为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为我们党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今天，我们深切缅怀李大钊同志，就是要认真学习李大钊那种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踏实工作、矢志不渝、英勇献身的共产主义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一、学习李大钊精神，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

　　世界观，是人们对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科学、最先进、最正确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它吸收了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们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人生指南。

　　李大钊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执著地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探索真理、传播真理、实践真理，矢志救国，成为中国播种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李大钊深受影响，“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滕高”。1913年，李大钊远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16年，李大钊归国后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疾呼科学、民主，向陈腐的旧制度冲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他深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刊登和介绍马克思原著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并于9月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使马克思主义很快在中国各地得以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我们不难发现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主创的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

　　当前，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每个人都已置身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面对大量的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的抉择，树立正确世界观的问题，不仅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不能削弱和淡化，相反要更加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过去，我们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并取得成功，靠的是具有正确的革命的世界观，具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今天，我们从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依靠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对于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政治素质以及革命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有着十分重要的、突出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学习大钊同志，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搞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同腐败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排除各种干扰，抵御各种诱惑，经受住各种考验，不为金钱、美色所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二、学习李大钊精神，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李大钊同志在他的《牺牲》一文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这字字句句无不诠释着李大钊崇高的人生观。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完全有条件跻身上层享受荣华，但他甘心舍弃一切，宁愿奉献自身。他点燃革命烈焰改造旧中国的一切，如同希腊神话中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李大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同陈独秀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确立和实施了我党的统战政策，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他积极组织开展工农运动，给予了帝国主义、反动军阀政府以沉重的打击。李大钊正义的革命行动，激起了反动当局对他的刻骨仇恨。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入狱，虽然在狱中遭到了剥指甲的酷刑，但他理想信念不变。1927年4月28日遭到了“三绞处决”，时年38岁。

　　从李大钊光辉的一生中，我们不难看出，李大钊之所以能历经艰险而不失浩然正气，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具有视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为了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国家振兴，不惜奉献一切的崇高的人生观。

　　江泽民同志在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中曾经郑重提出了三个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在领导岗位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什么？这是一个尖锐的、不容回避的人生现实问题。我们许多领导干部手中都握有大大小小的权力，但这权力是用来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还是用来为个人谋利益？面对各种腐朽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是自觉抵制、一尘不染，还是随波逐流、同流合污？面对在党的政策指引下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为党的政策取得的成就由衷高兴，还是心理失衡，与民争利，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好处？面对糖衣炮弹，是一身正气、巍然屹立，还是被收买、被利用？这就需要我们每个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经受住这些严峻的考验。

　　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却经受不住考验，丧失了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出了问题，失去精神支柱，失去了灵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从一名高级干部蜕变成一个全面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坠落的腐败分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背弃了正确的理想信念，把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当成了人生的坐标和人生的目的。这种颓废的人生观成为他走向坠落的前奏。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要经得起考验，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加强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

　　三、学习李大钊精神，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身体力行“三个代表”

　　共产党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应该感到“为党、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的最的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个人除去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这是李大钊同志把个人价值与人民紧密相联的论点，也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真实体现。正是有了这样的价值观才使他大公无私、廉洁自律，“摆脱黄金权势的重荷”，无私奉献，不图名利，为国效命，为民造福。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李大钊始终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行动的准则。为了挽救危难之中华，拯救劳苦大众出苦海，李大钊“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坚持不懈地英勇奋斗，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实现了共产党人最崇高的人生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为取向，凡是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真正拥护的，都是有价值的。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蕴含着科学而又富有鲜明时代感，为我们提供了判断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价值标准，提供了判断各项工作的价值标准，提供了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标准。因此，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李大钊同志为榜样，努力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身体力行“三个代表”，带头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坚决反对以权谋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正己正人，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号召力，也才能带领人民群众完成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

　　总之，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我们每个共产党人都应该认真学习李大钊精神，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肩负起历史使命，努力做实践“三个代表”的模范。■

篇十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学习李大钊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作者：李晓燕

　　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1年第01期

　　一、学习李大钊精神，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

　　二、学习李大钊精神，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学习李大钊精神，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身体力行“三个代表”

篇十三：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感悟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个人简介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９日。１９０７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１９１５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１９１６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１９２０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３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李大钊牺牲后，１９３３年由党在白区的秘密组织将其安葬在万安公墓内。新中国建立后，在河北乐亭、北京等李大钊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相继建立了李大钊的纪念馆。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北京万安公墓建成，中共中央领导亲自参加，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1]主要贡献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１９２７年４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３８岁。

　　社会评价

　　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李大钊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李大钊同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青年时代，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李大钊同志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李大钊同志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接受了他认为是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同志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在李大钊同志等革命先烈为之献身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勇往直前，历经八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历史伟业。如今，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不懈奋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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