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五常为什么是落后文化12篇

三纲五常为什么是落后文化12篇三纲五常为什么是落后文化“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百度文库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　　作者：刘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三纲五常为什么是落后文化12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三纲五常为什么是落后文化

tle>“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百度文库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

　　作者：刘立夫

　　李玲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1期

　　[摘要]“三纲”是可变的伦理制度，“五常”是稳定的道德原则。“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即使是“三纲”，也不全是提倡尊卑与服从，在《忠经》、《孝经》和《礼记》等经典中可以看到双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攻击“三纲五常”这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是理所当然的，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只见糟粕，不见精华，将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关键词]三纲；五常；伦理制度；道德原则

　　[中图分类号]B8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4）01—0129—05

　　一“三纲”不全是提倡尊卑和服从

　　“五四”新文化运动曾激烈地抨击儒教与民主政治、现代生活势不两立，其中最受人诟病的莫过于“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可否认，“三纲”作为一种伦理制度，其落后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与它相关的内容是否全部都是“糟粕”，还要作具体分析。

　　“三纲”本来是中国古代处理人伦关系的三大伦理规范，它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孔子最先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P315）二伦，把基本的社会关系概括为君臣父子两大关系，其本意是提倡君臣父子之间必须遵循既定的“礼”，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不能越位，否则就会大乱。这个出发点没有错，一个社会若要和谐有序，就必须讲上下之礼、父子之亲。在中国传统社会，上下之礼莫过于君臣，家庭之礼莫重于父子，所以，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两伦。后来孟子加了三伦，变成了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P125）。但孟子说得最精彩的还是“君臣有义”的问题。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2]（P186）这完全是君臣之间的对等关系，谁也不能强迫谁，双方人格平等，必须相互尊重。孟子还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P328），不是说人民的政治地位高于帝王，而是说帝王的政治地位要靠人民去支撑，人民才是国家的基础。出自于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篇》也提到了五伦的准则，称之为“十义”，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里除了将孟子的“朋友有信”改为“兄良弟弟（悌）”外，其他四伦没变，但仍然是对等关系，是对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君臣五伦之间的对等的责任和道义的明确要求。客观而言，十义虽然包含了某些不平等的人际观念，但在古代却是必要的，没有这些人伦规范，一个社会不可能正常运转。即使在今天，十义的提法也仍有合理之处。其中的“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无须改变，任何时代都不应该提倡六亲不认，父子不分，兄弟睨墙，手足相残。封建的君臣关系现在已经不存在，故“君仁臣忠”可以不讨论。“夫义妇听”，可以改为“夫义妇惠”，这是对夫妻双方的约束：丈夫不

篇二：三纲五常为什么是落后文化

tle>如何认识和理解三纲五常的历史含义-百度文库

　　作者：林存光[1,2]作者机构：[1]中国孔子研究院;[2]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出版物刊名：政治思想史

　　页码：1-28页

　　年卷期：2016年

　　第4期

　　主题词：三纲五常;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伦理人文精神

　　摘要：中华文明在经历了“轴心突破”之后，法家意义上强大的“早熟现代国家”和儒家意义上的伦理人文思想共同构成了“塑造中国文明的决定性因素”。三纲五常之所以能够成为帝制中国时代中华文化或中国文明最持久一贯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国家与儒教或政与教互动整合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将其放置于周秦之际整个政治体制架构的变革和中华伦理文明及人文思想演进的整体脉络中来加以理解和诠释，才能更恰当而准确地阐明古人关于纲常伦理之整个论说的根本意旨与历史含义。

篇三：三纲五常为什么是落后文化

tle>三纲五常新解读-百度文库

　　三纲五常新解读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纲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最早源于孔子，儒教通过三纲五常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今社会，道德缺失，也是传统文化的缺失，学习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才是教育子女、待人接物的正确法则。

　　作用

　　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为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而辩护，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它们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被写进封建家族的族谱中，起着规范、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2000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国民性。当然，这种思想在一定时期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

　　策略

　　“三纲五常”，著名品牌专家谢付亮先生研究提出的一种企业家品牌塑造策略，其中“三纲”主要是指打造企业家品牌要“以企业家个人品牌定位为纲”，“以社会责任为纲”，以及“以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建设为纲”；“五常”则是指企业家品牌的日常驱动力，其主要是指要成功塑造企业家品牌，企业家就要常练内功、常创新、常制造新闻事件、常走访基层、常反省。

　　含义

　　“三纲”是塑造企业家品牌的重要根基，离开了这“三纲”，企业家品牌的积极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下面具体分析“三纲”的含义。

　　其一，以企业家个人品牌定位为纲，是指塑造企业家品牌首先必须做好企业家品牌定位，而且要遵循“三位一体”的定位法则。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大多存在三类品牌——企业家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因此，在进行品牌定位时，三类品牌的“灵魂”必须和谐统一，一定不能自相矛盾。例如，我们远卓品牌策划机构在为诗诺尔珠宝服务时，就充分运用了这个策略，将王飞（企业家）定位为中国珍珠首饰行业的领军人物，诗诺尔（企业）定位为东方珠宝领军企业，雪孩子（产品）定位为中国高档珍珠首饰第一品牌，这些定位方式在随后的品牌塑造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另外，在做品牌定位之前，我们仍然需要进行“品牌定向”，即：确定品牌的发展方向，主要包括企业家品牌的发展方向、企业品牌的发展方向以及产品品牌的发展方向等等。品牌定向不具有唯一性，它只是确定了品牌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因此，极有可能出现两个品牌的定向是相似的，甚至是相同的。另外，品牌定向不能随意更改，一旦确定就要长期坚持，否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品牌将会承受剧烈的长痛和极大的损失，甚至从此一蹶不振。

　　其二，以社会责任为纲，是指企业家品牌必须充分体现企业家重视社会责任的公众形象，例如，网易创始人丁磊先生在印度洋海啸灾难发生后，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1000万元，充分体现出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世界金融巨头索罗斯捐出去的慈善捐款已经超过十三亿美元，他甚至表示希望在死之前把所有的财富都捐出去。但是，中国仍有不少荣登符富豪排行榜的企业家不愿意捐款，富豪排行榜与慈善排行榜“不一致”就是明证。全球闻名的慈善家卡耐基先生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句话值得很多中国企业家深思。

　　实际上，企业家品牌形象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企业家展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来建立。这是有着人性根基的，因为，不仅大多数人都有一种“侠义心肠”，而且，大多数人都喜欢具有“侠义心肠”的英雄。灾难或困难来临，企业家能够挺身而出，自然在提供物质帮助的同时，其“侠肝义胆”的英雄形象更是满足了人性的内在需求。

　　其三，以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建设为纲，是指塑造企业家品牌主要不是为了企业家个人“名扬天下”，而是为了更好的塑造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例如，福特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因发明汽车生产流水线而闻名世界，但是公司换了好几代企业家，过了一个多世纪，福特公司还保持着活力。因此，在塑造企业家品牌的过程中，要尽量保持企业家品牌与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在知名度和美誉度上保持一致，而不能让他们之间产生太大的距离，更不能把企业家打造成了“明显”，世人还不知道其企业品牌或产品品牌是什么。中国有不少这样的“明星”企业家，这里就具体举例了。

　　五常含义

　　要成功塑造企业家品牌，“五常”包含的五大驱动力缺一不可，下面具体分析“五常”的含义。

　　其一，常练内功。练内功的最好途径就是“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这是孔子的名言，大部分企业家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很多企业家却不知道学什么，因为企业家已经很“牛”了，自然不知自己应该学什么。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那就是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觉得很“牛”，如果是真的，那就应该先学习“谦卑”，而后再去补充自己不懂却又需要的知识。中国企业家大多很聪明，但是有很多企业家缺乏终极的信仰，或者说缺少人生智慧，容易自大，所以，练内功之前懂得“谦卑”是关键，企业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否则练内功就是“练内空”。

　　其二，常创新。企业家品牌不能千人一面，即使是做慈善捐赠等公益事业也最好能有新意，如，邵逸夫先生主要捐赠于中国教育事业，这样就能更好的塑造企业家品牌。再如，万科地产董事长王石先生以52岁的“高龄”成功地登上了世界最高峰——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创下了中国年龄最大的登顶珠峰者的纪录。王石以这种方式来塑造企业家品牌，同时也提升了企业品牌，创新性可以说是无与伦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值得企业家学习和借鉴。

　　其三，常制造新闻事件。制造新闻事件离不开创新，但是其比创新的目的性要强，而且来得更直接、更迅速，可以说是五大驱动力中最直接的驱动力。例如，家电行业的倪润峰就是一个擅长制造新闻的企业家，一会儿长虹彩电降价，一会儿长虹彩电迎战反倾销，一会儿长虹推出背投电视，几乎每一次倪润峰都在“第一线”向世人述说长虹的观点，此举不仅成功塑造了企业家品牌，更是成就了长虹品牌行业第一的卓越形象。

　　当然，企业家在制造新闻事件的同时，也要懂得“将计就计”，利用已经发生的事情来塑造品牌。例如，2001年12月18日，加拿大PPG公司针对福建福耀等四家出口风窗玻璃厂家，向其国海关总署提出对反倾销指控，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初步裁定产业侵害成立，加拿大海关及税务总署裁定福耀倾销24.09%，并判定将对福耀加征关税。福耀等四家企业在曹德旺的带领下，积极进行回应。经过9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裁定其销售不构成侵害。这是我国入世后的第一例反倾销胜诉案，曹德旺也因此成为2002经济年度人物候选人。

　　其四，常走访基层。企业家品牌，不仅要做给企业外部的人看，更要做给企业内部的员工看。因此，企业家要经常走访基层，与公司员工交流，如此既能快速真实的掌握基层员工信息，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且能够树立“亲民”的企业家形象，可谓是一举多得。例如，为了与一线员工分享信息，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先生不惜驾驶飞机巡视，不惜建立企业自己的全球卫星网络系统，以实现每个月面对全体沃尔玛员工演讲的目的。通用电气前任CEO韦尔奇先生也有类似的做法，不仅有效塑造了企业家品牌，而且识别提拔了一大批人才，捕捉把握了一系列商机。但是仍有不少企业家在企业上了一定规模之后，就像皇帝一样躲在深宫，很少甚至从不到基层走访，这样做仿佛是企业家品牌少了一根“支柱”，极不利于企业家品牌的塑造。山姆·沃尔顿曾说，一定要让每一个一线员工知道他的所思所想。这句话值得“深居简出”的企业家思考。

　　其五，常反思。孔子说：“吾日三省乎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伟大的圣人和哲人每日尚且需要反思，企业家自然更需要反思。现在，企业家每日处理的事情多过孔子和苏格拉底，自然难免出错，因此，企业家必须经常反思以尽早改过或弥补，并避免日后再次出错，进而有效推动企业家品牌的塑造进程。

篇四：三纲五常为什么是落后文化

tle>浅议三纲五常-百度文库

　　浅议三纲五常

　　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挫折和困难面前，不少人主张复古，把儒教定为国教。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为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服务的，这与我们今天民主社会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分析三纲五常的内涵，可以使我们更好的对待传统文化。

　　标签：三纲五常；民主；传统文化

　　文化的发展不仅要与经济、政治相适应，而且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各种外来文化以及传统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有时候会导致人们思想方面的混乱。转型期的中国，这方面的表现尤其明显。面对社会上的丑陋现象，有些人消极悲观，有些人主张大兴儒学，以儒家的三纲五常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人们现在越来越重视本土文化资源的价值，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分析的方法和批判继承的方针都不行了，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儒学原教旨主义的主张纷纷整合并占有一定市场，他们断言中国只有走”儒化”之路才有民族复兴的光明前途。［１］三纲五常说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金科玉律，成为封建伦理的主要体现，封建的这一纲常礼教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它们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起着规范、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当然在一定时期也起到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

　　一、三纲五常的内涵

　　先秦时的韩非，曾把”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称之为”天下之常道”，并认为这”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韩非子·忠孝》），韩非的话是所见文献中对”三纲”比较早的阐述。孔孟并没有提出”三纲”，而是将人际关系分为五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即”五伦”。在这五种人际关系中，孔孟一方面强调每一对中双方的区别，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就是君，臣就是臣，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严格的，不能混淆；另一方面又赋予双方双向的相对的义务，即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没有尽到做君的义务，那么臣也可不尽做臣的义务，父子之间也同样如此。西汉董仲舒出于高扬君主权威，论证专制皇权合理性的目的，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氛围中，明确提出了”三纲”。董仲舒运用阴阳之道概括人们的社会政治关系，提出”阴阳合分论”。认为”凡物必有合”，世间任何事物或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有与其相对的方面，形成一系列对应关系。这些关系都受阴阳之道的支配，自然界中阳尊阴卑，阳主阴从，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阴阳合分论”将整个社会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形成了相互区别又相关联的二方：一方是君、父、夫，为天生的主宰；另一方是臣、子、妻，是天生的从属。这三对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关系，又称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五伦中的前三伦之间的关系单向化绝对化了，”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顺命》）。《白虎通义》把三纲进一步与天人合一连为一体，

篇五：三纲五常为什么是落后文化

tle>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存在的原因是什么-百度文库

　　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1、从历史角度来看：我国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残余和旧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封建思想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比较大的影响。我国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文化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封建迷信。一是因为旧的思想文化不会随着新社会的建立而立即消亡，它必然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正如列宁所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二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对于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死伤影响这个任务重视不足。

　　2、从现实来看：

　　（1）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既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增长了见识，但同时也加剧了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冲击。正如邓小平同志那句经典的“窗户打开了，清新空气会进来，苍蝇也会飞进来”。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发达国家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西方敌对势力一直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图谋。

　　（2）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等，但另方面也诱发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滋生唯利是图、权钱交易、损人利己等不良社会现象。

　　3、从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在我们文化生活中的特点来看：

　　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会借助各种渠道和方式加以蔓延和传播，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与迷惑性，比如落后文化往往以风俗习惯表现出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使得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并不能自觉地加以改造和剔除。

　　4、从文化市场和大众传媒来看：

　　文化市场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同时由于文化市场的自发性和大众传媒的商业性，也引发了许多令人忧虑的现象，它们给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的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

　　5、从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来看：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人们还不能充分认识落后文化与腐朽文化对人的不良影响，比如由于科学文化素质相对偏低，对一些落后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缺乏辨识能力，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受落后文化的影响。

篇六：三纲五常为什么是落后文化

tle>论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及教训-中国近代落伍的原因-百度文库

　　成绩：

　　论文题目：论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及教训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授课教师：

　　院（系

　　）：

　　年级、班：

　　学

　　号：

　　姓

　　名：

　　论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及教训

　　内容摘要：一个拥有过数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一个拥有着数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历经过繁荣鼎盛的天朝盛世之后，为何会在近代沦为一个受尽欺辱的国家。这巨大的落差使人不得不深思经济，政治与文化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进步国家的原因，痛定思痛，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经济

　　政治

　　文化

　　一、经济

　　（一）、中国的状态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一直实行封建土地所有制。长期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点是土地为封建主所占有，封建主将其租给或分给农民耕种，并通过收取地租对农民进行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强制。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量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并且对地主有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农民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根源，也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和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直到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运动，该制度才被彻底废除。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自然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重农抑商”基本政策。一方面，农业作为当时经济的主要部门，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从商人员社会地位极低，流动性大，不便于统治者的管理，自然备受压制。而这种经济政策导致中国在数百年内工商业受到极大地压制，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导致中国经济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近代的中国遭受了重创，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在数年之中倒塌瓦解了。

　　（二）、中西对比

　　与此同时，英国等许多西方国家早已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原始积累对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工业革命的兴起更是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在我们还拎着锄头耕地，踩着纺纱机纺纱，迈着力气划桨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已然开始解放双手，用机器代替。当工业革命带领着西方国家走进了现代化的大门，我们仍旧处于农业社会的状态。中国对工商业的大力

　　压制构成了导致近代落后的一部分重要原因。

　　（三）、经验教训

　　在对经济原因的分析过后不难看出，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国家进步的关键要素之一，应该与时俱进而不是满于现状才能不断有所进步。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实力才能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基础保证。

　　二、政治

　　（一）、中国的状态

　　自秦代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来，中国历代君主不断强化王权，专制制度已然成为传统。长期以来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以三纲五常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族权与政权的绝对权威让人民的行为受到高度限制，自由与民主更无从谈起。君王的意志就代表了人民，代表了法。统治者高高在上，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常常固步自封，死守旧的体制。这种政治背景再加上历朝历代被统治者进一步歪曲的儒家忠君思想长久且持续的影响了下至农民阶级，上至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唯君为大”

　　“天地君亲师”，从思想上就扼杀了反抗君主的可能，即便有反抗力量，强大的中央政权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镇压来自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正如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逃不开君主专制，就算成功也不过又是一次改朝换代，更何况还有无数拥有“忠君”热忱如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者足以协助清政府镇压。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国国内而言，很难有长期稳定存在的反抗势力。明末，由于沿海地区经常受到海外的骚扰，统治者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带来的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国际贸易受到长期压制。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失去发展的良好机遇。

　　（二）、中西对比

　　当时的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实行分权制，例如鸦片战争前的英国也有封建制度，但是在欧洲，封建制就是庄园制，所以它意味着分权，意味着国王没有大一统的权力。《大宪章》的签署也明确限定了国王的权力。“国王要宣誓向任何人施以公正，不能剥夺他人的权利”如果法庭没有判决，国王也不能逮捕和剥夺他人的财产”。《大宪章》的修改颁布超过40多次，积累起深厚的传统力量，将契约和法制的基本精神注入到英国人的思想根基。而光荣革命则让英国正式确立了

　　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逐步确立起君主立宪制。自由与民主在许多欧洲国家中普遍盛行。相反于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西方国家则大力支持对外探索，为国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经验教训

　　由此可见，传统的中国只有一个人是决策者，生杀大权集于一身，以人治代替法治。自认为乃天朝天子的皇帝如果目光短浅，任性妄为便会害了整个民族。而在风行民主与自由的法治国家中，一个人的力量远远抵不过集体的力量，集民智才能看的更清，走得更远。中国决策者的闭关锁国阻碍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浪费了国家汲取重要知识，提高生产力的大好时机。近代的中国应该加强对外交流，积极发展国际关系，学习并发展优秀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才能扭转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

　　三、文化

　　（一）

　　中国的状态

　　文化是一个国家政治与经济的集中体现，在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封建国家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科学巨著，但大多只是实用技术，而忽视了事物内部的联系。鸦片战争前，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一直占统治地位。虽然儒家学说也有很多优秀的精华，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特别是隋朝开始以科举制度选拔官吏，到最后发展到八股文的僵化模板，儒家思想从促进社会进步到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导致新的思想与理论无法在中国传播，从而阻碍了社会发展。而当时的统治者们却愚昧的持有一种“泱泱大国舍我其谁”的态度。虽然近代的中国社会在战争爆发后终于意识到国力的差异，也曾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理论，但最终目的都是维护自身的封建统治。生产力的落后和人民长期被压制的思想如果没有发展，仍然不能与资本主义抗衡。

　　（二）、中西对比

　　16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已经将欧洲人民从教皇的权威中解放出来，新教产生。文艺复兴运动更是让人性之美充分展现，人权观念深入人心。个人的自由平等与欲望被放大。竞争进取的精神和科学求知的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西方国家开明的观念和对发明创造的鼓励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一位位著名的科学家也相继产生，其理论在当今的社会仍有着重要的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产生，生产力大幅提高，为国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经验教训

　　在文化方面，由于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愚民手段的通知扼杀了人民的创新思维。闭关锁国的政策也使国家难以接触西方国家进步的科学技术，导致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巨大落差。自此也不难看出，鼓励创新思维，保护知识产权。虚心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扬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才能使一个国家充满生命力。

　　四、小结

　　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体现在各个方面，主要由早期封建集权的政治统治，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愚昧死板的思想造成。落后就要挨打，想要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就要主动学习先进的理念。发展民主与自由，完善法治社会，重视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和学习，开拓思维，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与时俱进，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不忘发展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反对侵略战争也是中要的教训之一，创造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才能使国家稳步向前。

篇七：三纲五常为什么是落后文化

tle>三纲五常-百度文库

　　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纲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最早源于孔子，儒教通过三纲五常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今社会，道德缺失，也是传统文化的缺失，学习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才是教育子女、待人接物的正确法则。

　　三纲为：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子为父望，子不正，大义灭亲．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妻为夫助，妻不贤，夫则休之．——出自《封神演义》

　　可见，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君主应该成为臣下的表率，父亲应该成为儿子的表率，丈夫应该成为妻子的表率，身处某种位置，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正人先正己，三纲非但不是奴役压迫，反而是对上位者的约束，三纲并非是为臣、子、妻定的，而是给君、父、夫定的！

　　三纲：君臣义，即君臣之间要讲信义；父子亲；夫妇顺，即夫妻要和顺。

　　《礼纬·含文嘉》云：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

　　五常:至于五常，爱之仁，正之义，君之礼，哲思智，情同信，春生化万物而成仁，秋刚正利收而为义，礼是形式，智为思想，信是保证。

　　(1)五常：仁、义、礼、智、信。

　　五常又称“五典”，即五种行为规则。语出《尚书·泰誓下》：“狎辱五常”。

　　[唐]孔颖达疏云：“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2)五常：另一说为“五伦”，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

　　孟子认为：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故应忠；父子之间有尊卑之序，故应孝，兄弟手足之间乃骨肉至亲，故应悌；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故应忍；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故应善；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

　　三纲、五常这两个词，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作为一种道德原则、规范的内容，它渊源于先秦时代的孔子。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

　　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

　　“五常之道”实际上是“三纲”的具体化。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三纲”“六纪”

　　汉班固（32-92）撰《白虎通义》中国汉代讲论五经同异，统一今文经义的一部重要著作。《白虎通义》总结了两汉经学的成果，集两汉今文经学大成之作，主要内容为记述白虎观会议关于经学之议论，大部分为复述董仲舒的学说及基本观点，并有所发挥。并提出了“三纲”、“六纪”的伦理金条，“三纲”是“署为数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为“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认为“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六纪”是从“三纲”而来，是“三纲”之纪，把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说成合乎天意的、永恒的自然关系。《白虎通义》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构建了一整套神学目的论和政治伦理思想体系，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充分体现出来，在东汉时期实际上起了法典作用。

　　朱熹“三纲五常”

　　从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联用。

　　名教观念最初也始于孔子。孔子强调以等级名份教化社会，认为为政首先要“正名”，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西汉武帝时，把符合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其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但“名教”这个词的出现是在魏晋时期，用来指以孔子的“正名”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礼教。魏晋时期围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论辩。王弼糅老庄思想于儒，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西晋郭象则认为名教即自然。宋明以后，名教被称作“天理”，成为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如违犯伦理纲常，即被视为“名教罪人”。

　　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起到了一定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

　　示例：可是像我这样出身名门，幼读诗书，对圣人三纲五常之教，不敢稍忘。（姚雪垠《李自成》）

　　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读物《三字经》里也明确写道：“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由此亦可见“三纲五常”做为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标准于儒家思想的发扬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2社会评价编辑

　　积极作用

　　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积极作用：如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等

　　他山之石——韩国学者赵骏河在他的《东方伦理道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一书中对“三纲”解释如下：“纲”具有“模范”的意义，在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中，“君为臣纲”就是说上级是下级的模范，“父为子纲”是说父母是孩子的模范，“夫为妻纲”是说丈夫是妻子的模范。模范具有带头和示范的决定作用，是主导的方面。

　　赋予“三纲”以“模范”和“示范”的意义，说明在“三纲”的伦理关系中，主导方应该承担起更多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当家作主”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在“君臣体系”、“父子体系”和“夫妻体系”中，“三纲”体现了整体性、主导性和有效性，如果没有这个“纲”，就难免出现互相推诿、彼此扯皮、责任纠缠不清的问题。有了“三纲”，复杂的社会、家庭关系就会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处理方法，纲举目张，事半功倍。

　　汉儒神化

　　《易纬》作为汉儒神化《易经》的作品，在大谈天地阴阳的同时，也忘不了讲儒家的三纲五常。

　　《乾凿度》卷上说：

　　《易》者，所以经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气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只要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正了，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也就是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三纲是古代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除了三纲之外，《易纬》还以大量的篇幅对

　　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永恒合理性进行了论证。《乾凿度》卷上说：

　　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夫万物始出于震；震，东方之卦也，阳气始生，受形之道也，故东方为仁。成于离；离，南方之卦也，阳得正于上，阴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礼之序也，故南方为礼。入于兑；兑，西方之卦也，阴用事而万物得其宜，义之理也，故西方为义。渐于坎；坎，北方之卦也，阴气形盛，阴阳气含闭，信之类也，故北方为信。夫四方之义，皆统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维。中央所以绳四方行也，智之决也，故中央为智。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圣人所以通天意，理人伦，而明至道也。很显然，《易纬》的这段话，是用其卦气说

　　来附会、说明仁

　　、义

　　、礼

　　、智

　　、信这五常禀于五气

　　、合于天。

篇八：三纲五常为什么是落后文化

tle>“三纲五常”新解-百度文库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三纲五常”新解

　　作者：陈敦文

　　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15期

　　摘

　　要:如今,封建帝制早已成为历史,而儒家思想文化依然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同时,国人的劣根性也代代相传,绵延不绝。要想医治国民的劣根性,本文认为还得从儒家文化入手,将“三纲五常”重新定义和诠释,用新的“三纲六常”替代旧的“三纲五常”,有望对国民性进行长期的全新的改造。

　　关键词:国民劣根性

　　“三纲五常”“三纲六常”

　　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教养,形成了国人种种独特的个性。既有诸多让我们引以为豪的传统美德,又有一些让我们痛心疾首的劣根性。如今,封建帝制早已成为历史,儒家思想文化依然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同时,国人的劣根性,也代代相传,绵延不绝,诸如听话顺从、奴性十足;因循守旧、唯书唯上、容不下“异端”学说和行为;对外宽容怀柔,对内刻薄狠毒,等等,虽然广为诟病,却又缺乏根治的良药,徒唤奈何。

　　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须系铃人。”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三纲五常”作为一种文化元素,流淌在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液里。要想医治乃至根除国民的种种劣根性,我以为还得从儒家文化入手,将“三纲五常”重新定义和诠释。用新的“三纲五常”替代旧的“三纲五常”,有望对国民性进行全新的改造。

　　一

　　“三纲”让“奴性”深入国人骨髓,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劣根性,首先要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替换为“自由、民主、平等”。因为“自由、民主、平等”既与“三纲”针锋相对,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当今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与人们的理想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人们渴望人格独立,自我发展,自由追求幸福生活,却又受制于种种非理性、非人性、非法律的陈规陋习。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积习,使我国社会生活中普遍缺乏民主制度生存的土壤。不论是非曲直,家长不厌其烦地要求孩子听话;无论是对是错,老师首先要求学生服从;个别领导干部常常以老百姓的父母官自居,习惯于居高临下,乱用公权,专制独裁,替民做主;大多数国民习惯于放弃基本权利,放弃独立人格,自我矮化,唯官唯上,逆来顺受。人们痛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却又习以为常,安于现状;人们渴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都向好的方面转变,却又寄希望于清官好官,忌谈民主。少数领导干部到现在竟然还在大会小会上妄言“民主也不一定就是什么好东西”。不论我们承认不承认,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诸多的不公平:财富分配不公,教育机会不公平,发展平台不公平,司法制度不公平。因此,大力宣传,全

篇九：三纲五常为什么是落后文化

tle>论三纲五常形成和影响-百度文库

　　论“三纲五常”的形成和影响

　　一般认为，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体系基本核心的是“三纲五常”。所谓“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亦即根据上下、尊卑之序，严格加以界定的三种伦理关系；所谓“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亦即五种恒常不变的道德准则。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般人所信奉的所谓“名教”、“礼教”、“世教”以及“王教”，其实指的都是“三纲五常”。学术界普遍认为，三纲五常是儒家政治伦理的根本原则；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

　　一、孔孟儒学主张的是“正名”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社会思想、制度都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按孔子的说法，当时是“礼坏乐崩”、“子弑其父，臣弑其君”的僭越无度的状况。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必然是关注国计民生的，要求社会稳定、人民富庶；所以，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便格外关注建构一种实用的政治伦理原则，以恢

　　复或重建社会稳定的正常秩序。

　　关于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有人认为是“仁”，有人认为是“礼”；其实，这不应该是有多大分歧的。孔子自己就说过：“克己复礼为仁。”[1]“仁”是孔子实现其理想的动机或目的，而“礼”则是其手段，两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孔子提倡以礼治国，就是要求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严格遵守“礼”的规定，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等级名分来取得财产，分配财产；每个人都应该安分守己，安贫乐道，不要犯上作乱等等，做到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合礼的话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倘若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天下自然就“归于仁”了。

　　礼治的起点是“正名”[2]，即把维护君臣父子的名分当作治国的根本。这一主张落实在政治之上，其基本要求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意思是说做君王的要像君王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各自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礼节和道德标准。孔子强调的主要是以礼作为君臣之间和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等等社会关系的准则，如君臣之间要以礼相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4]在孔子那里，儒家共有的基本道德概念和范畴，如仁、义、礼、智、忠、孝、信、爱、和、中，等等，都已出现，特别是仁和礼，更是孔子宣讲的重点。

　　以孔子为代表的正统儒家重在对不同的社会政治伦理关系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和规范，这正是“正名”的本意。如：《大学》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中庸》则特别标举五种关系为“天下之达道”，所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在儒学体系中突出了仁、义、礼、智，并把这四者与人性善组成一个系列，认为仁义礼智这人性四善端是人心所内在固有的。孟子也谈“信”，但与仁义礼智相比，还只是一种有关交友的行为准则的第二位的德目。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正统儒学可以说是论述“三纲五常”这类君臣等关系的“始作俑者”；但是，他们所主张的“正名”方式强调的是以仁、礼为规范的相互的、温和的、名实相符的职责和义务。孔子一再宣称“和为贵”，提倡“中庸”之道。而孟子，更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的论断。在他们的思想中，并无后来的那种以君、父、夫之权为专断、独尊的论述。

　　二、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出台

　　战国时期，学术上百家争鸣，包括儒学在内的诸多学派彼此论辩，互相诘难，从而相互融合与发展。孔子死后，儒学一分为八，除以孟子为代表的正统儒学号为显学外，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学别宗”也形成显学。荀子在坚持儒学立场的前提下，又批判地吸收了道、墨等学说

　　的思想要素，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荀子主张君臣、父子、夫妇间的关系应是尊卑主从的关系。他在《富国》中说：“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这是强调君权。他在《致士》中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在《议兵》中又说：“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这是强调君权和父权。君权父权之外，荀子对父权也加以肯定。他在《君道》中说：“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在荀子看来，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是人伦的纲纪：“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曰切磋而不舍也。”[6]是与天地同始终的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7]杂家以《吕氏春秋》为经典。然而，前人早就指出：《吕氏春秋》“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8]它的《恃君览》说：“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专制主义的口吻十分突出。所以，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指出：“《吕书》书中的关于政治理论的系统大体上是因袭儒家，虽然在君道一层颇近于道家，有时甚至有些法家的气息。”

　　荀子的学生韩非，是从学儒家经典始，而最终成为战国末期集法家学说之大成者。韩非对孔孟颇不以为然，他在《忠孝》中批评“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他主张：“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人主虽不孝，臣不敢侵也。”即是说，君主再坏，父兄再恶，为臣为子弟的也只能是绝对地服从、侍奉，不能有丝毫的不满和怀疑。就是如桀、纣一类的暴君，也是不能反对的。他说：“汤、武为人臣，而杀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9]韩非关于臣子要绝对服从君主以及“子事父、妻事夫”的论点，与孔子的“勿欺也，而犯之”的观点，和先秦正统儒家提倡的“民为贵”，“民为邦本”的思想，是根本不同的。这种不同，正是法家与儒家的学说差别。但是，韩非所提出“三者”，在为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设计上，虽无“三纲”之名，而确有“三纲”之实了。

　　韩非把孔孟儒学提倡的各尽其名实相符职责的人际伦理关系，改变为强调君、父、夫“三权”的专制，并作为“天下之常道”、天下之大纲，即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不能改变的，从而使这种法家主张的社会伦理关系达到了愚忠、愚孝和愚从的迷信程度。韩非的理论，正迎合了建立君主集权帝国的秦始皇的需要，因而使“三权”专制理论的确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天下之常道”。

　　三、“三纲五常”的正式形成

　　秦始皇依靠韩非所提出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以“势”的军事强力征服六国，统一了中国；以“法”的形式废除奴隶制，“使黔首自实田”，建立地主土地所有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全面推行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以“术”为手段，“焚诗书，坑术士”，实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这一系列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的，并为秦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基本沿袭的

　　全面封建制度，却仅仅开了个头，秦王朝就迅速覆灭了。这表明，韩非的君主专制理论尚有缺陷，还不完善。

　　刘邦继秦之后建立了封建的西汉大一统政权，虽然他在经济、政治制度方面，“汉承秦制”，但在思想理论上，却总结了“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10]的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经济形势的要求，提出以主张“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的政治理论。到了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已经恢复并发展。而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不力，造成中央与地方、汉民族与匈奴贵族、地主与农民等矛盾日益尖锐的状况。再提倡黄老“无为”，就必然危及封建统治。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统一政权，弥补韩非“三权”理论的缺陷此时显得十分必要。董仲舒关于“三纲五常”的理论就应运而生了。

　　董仲舒是汉代始推阴阳而“为儒者宗”的一代大儒（其实此时的儒家已经不同于孔孟正统儒学，而是吸纳了其他学派许多思想只是仍然被称为儒家的学派），他不仅以神学的观点论证了“天子受命于天”的皇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将君臣、父子、夫妇三种政治伦理关系纳入了“阳尊阴卑”的思想构架。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又说：“三道之三纲可求于天。”[11]在董仲舒看来，作为“阴”的臣、子、妇必须屈从于作为“阳”的君、父、夫之道。他还明确地把仁、义、礼、智、信规定为“五常之道”，在“天人对策”里说：“夫仁、谊（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12]董仲舒认为，作为“王道”的“三纲”和“五常”都是天的意志和永恒的“自然法则”，“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13]这样，他也就对封建纲常的神圣性、永恒性做了一种神学的论证。

　　到东汉章帝时，召开了白虎观会议，会后史臣班固根据章帝的意旨，撰定了具有相当“国宪”

　　性质的《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一书，书中对封建纲常名教作了更为具体完备的规定，“三纲”、“五常”也由此被正式列入了国家法典，从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白虎通·三纲六纪》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何为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性情》说：“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最早是由两汉之际将儒学神秘化的纬书之一《礼纬·含文嘉》明确提出的；而“五常”指的是人生而具有的“仁、义、礼、智、信”之五性，这是“三纲”赖以施行的人性基础。《含文嘉》中的“罗网”二字，正表明了法典化的《白虎通》宣扬“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原则的用意所在，它企图依此编织天罗地网，用以经纬社会政治人伦、维护和强化封建社会等级化的政治伦理关系的统治秩序。

　　不过，无论是董仲舒还是《白虎通》，都还没有将“三纲”和“五常”并提连称，首次并提连称“三纲五常”的是东汉后期的经学家马融。马融在他的《论语注》一书中，为《论语·为政》篇的“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句注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虽然马融的这个注释并不符合孔子的原意（孔子原句中的“因”、“损益”是沿袭、废除之意，孔子时代何来三纲五常），但他毕竟在这里把两汉时代逐渐形成的“三纲”“五常”连提并称了。这种连提并称，意味着封建主义思想家，终于把封建纲纪和处理这种纲纪的道德原则，结合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伦理道德体系。

　　四、“三纲五常”对封建社会的作用

　　自马融发其端绪，隋唐以降，“三纲五常”的提法便很普遍了。隋朝时，王通所著《文中子·王道》说：“子之家六经毕备，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纲五常自可出也。”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常以三纲五常并提：“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14]“所谓损益者，亦是要挟持三纲五常而已。”[15]由此，三纲五常连称并提，成为封建社会道德的核心概念。

　　三纲说强调的是封建主义人伦的尊卑、主从关系；五常说强调的是处理这种人伦关系的道德准则。三纲五常政治伦理原则的形成，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成熟，因而历代封建统治者均是将这一政治伦理原则作为治世圭臬的。

　　无论是三纲还是五常，其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确立和维护法定的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序列，由此强调等级之分的不可逾越；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不再是相互、相对的，而是依附的、绝对的，只有着卑者、下者对尊者、上者的服从敬顺，不见了尊者、上者所应承担的

　　道德责任与义务。对这一政治伦理原则，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家，都毫无例外地拥护它并围绕着它来思维，他们逐渐把汉代以来流行的纲常观念推向绝对化、神圣化，并使之深入广布于人心，从而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后期）人伦关系的基本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

　　封建统治者尽管极力宣扬“三纲五常”，但他们主要是要求卑者、下者遵循。例如，唐朝统治者的治国措施仍是遵照两汉以来的传统，提倡尊孔读经，维护社会已经公认的封建主义纲常名教。唐朝统治者特别推崇“君权神授”的信条，不允许对君权有任何的怀疑。唐太宗李世民就说：“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因为这是“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即陈，人伦之道斯著。”因此他要求人臣要绝对服从君主，即使君主罪过很大，为人臣的也要效忠。因为“君臣之义，名教所先”。他谴责秦末的赵高、汉末的董卓，说他们将为“人神所疾，异代同愤”。[16]理由就是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君权神授”的纲常名教。但是，李世民本人在处理具体政治问题时，却并不拘泥于所谓的纲常名教，使自己的手脚被束缚。他自己杀兄逼父夺取皇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不可否认，作为封建社会道德准则的三纲五常，对封建时代的传统社会和专制政治起到了稳定作用，中国封建社会因此长期延续停滞。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衰败，三纲五常逐渐凝固和僵化，它的束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精神枷锁的负面作用更加突出。明清时代，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对三纲五常开始进行批判。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三纲五常逐渐失去了它对社会的影响力。然而，民主和科学不是一蹴而就的，三纲五常这个封建幽灵，仍然在封建制度已经被推翻之后而不时地显现出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是不能忽视的。

　　注释：

　　[1][3]《论语·颜渊》

　　[2]《论语·子路》

篇十：三纲五常为什么是落后文化

tle>浅谈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百度文库

　　浅谈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

　　中国近现代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科技、经济、文化发展都曾处于世界的前列，近代却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大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有众多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名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但却无力挽住近代中国落后的狂澜，对于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有人将原因归结为清朝政府，有人将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有人将原因归结为政治制度，有人将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打倒孔子及传统文化，将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孔子及传统文化，直到今天，人们对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昔日风光无限的中国会惨遭落后的呢？

　　从中国方面看。自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社会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开始，历朝统治者不断加强皇权，称皇帝为“奉天承运”的“天子”，以维护其“家天下”的君主专制统治；同时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加紧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和监督。这种封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质，巩固了封建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其核心是宗族家长制，突出君权、父权、夫权。宗法等级制度在封建社会前期、中期起过稳定和规范封建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在后期其保守性日益增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学本是孔子创立的学派，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它以三纲五常为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仁政、德治，提倡经世济民，以助君王，明教化。儒家还与佛教道教互相吸收、融合，共同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封建统治着同时吸收法家思想，严刑峻法，实行专制统治。他们还通过种种方法，笼络和控制知识分子，并采取镇压异端、兴文字狱等手段，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儒家思想的本质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董仲舒的“三纲”学说明显加强了君、父、夫对臣、子、妇的统治。唐宋以后，理学进一步加强了思想专制，竟造出“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的愚论。这些论调严重摧抑了中华民族许多优秀子孙的心智和功业，使中国人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个性被压抑数千年之久。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阶级从皇帝、贵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土地。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缴纳高额的地租。大地主往往利用政治特权和通过暴力手段兼并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这三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商人常常把财富转向购买土地，从事地租剥削。而地主也常常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以获取更多的货币财富。封建政府还要向农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和摊派徭役。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生活极端贫困。地主对农民削弱的加重，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以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这种小农经济曾有利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同时又束缚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中国封建政府还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的与手工业生产发展有关的与其切身无关的科学技术就得不到重视,甚至被遏制。例如，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天工开物》一书，是我国古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总结,在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中都没能得到重视与应用。地理学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一书，在他死后150年才刻印成书，并且大量手稿散失。这一切严重阻碍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在西欧各国都在主动或被动地顺应历史潮流，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既增加了财富又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所实行的主要经济政策。它的实行，首

　　先根源于中国古代的经济基础。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是自给自足。农业经济成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而商业便相对地不被统治者所看重。其次，受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比较崇尚重义轻利，而在实践中与此相联系的便是重农抑商。商人往往是把赤裸裸地追求利润作为自己行为准则，可是在儒家的价值观念中，则认定“为富不仁”，商人是典型的“小人”代表。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毫无例外地采取了重农抑商政策。

　　这种重农抑商的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一贯的重农抑商政策压制了商业的发展，而工业与商业是相辅相成的也就不可能刺激手工业的发展。同样，商业与科技发展又密切相关，商业及商品生产不发展，就不会给生产技术的提高提供资金和原动力，社会经济就不会出现技术革命的大进步。因此，台湾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明朝）“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重农抑商还产生了一系列的附带效应，如重人事轻科技。重人事轻科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此特征一方面由于中国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而造成——重农抑商政策在严重阻碍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壮大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没有生成对科学的强烈要求和发展氛围。科技一旦失去了社会动力的支持，也就难以获得发展。另一方面，也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与西方文化重人与自然的对立，是不同的。前者把自然当作审美的对象，追求人与自然的调和；后者把自然当作认知的对象，追求人对自然的征服。因此，前者看重的是人事，后者看重的是科学。这也是近代中国科技渐渐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引导人才流向的重要政策。但科考的指定书是儒家的经典，科学技术知识从来不列入科考的内容。这也就否定了科技和科技人才的价值，而引导士人从小埋头四书五经。所以，毫不奇怪，在中国历史上，为君而死的“忠臣”，比比皆是，但是，就没有出现过像西方的布鲁诺那样，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人。

　　这种重农抑商的做法使封建社会的人们都会有一种较浅薄的“小农思想”，再加上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也妨碍了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发挥，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在古代发明了伟大的火药、指南针，却在近代被洋枪大炮轰开了国门。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一方面巩固和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另一方面也时期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随着政治的腐败、土地兼并等的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发展逐渐陷于停滞状态。

　　清朝时中国封建社会迎来了后期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尤其是其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使中国成为井底之蛙，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特别是在15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生了本质性的大转折,18世纪开始了第一次科技革命,19世纪又开始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创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这样的悬殊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外国的坚船利炮的侵略。而后外国列强的不断入侵及不平等条约极大地限制中国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不满足现有的利益，要求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利益，为了夺取更多的利益，他们开始了疯狂的侵略中国，据统计从1840年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列强门在中国发动的战争有几千次，而几乎每场战争都会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失败的代价是惨重的，战争后的条约一步步削弱着中国本就不强盛的国力。《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定一方面制约了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更加剧了中国的阶级矛盾。

　　而混乱动荡的社会局面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压制、打击。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封建地主经济占有农村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在这一阶段，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后来帝国主义国家还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

　　在这样的社会现状下，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缓慢也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它的存在是中华名族文明史的灾难,然而,他毕竟曾经存在过,我们无法淡忘.社会发展到今天,除了对过去的历史要了解,我们更应该从历史中学到教训,要深刻认识到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要认准形势,抓住机遇努力发展团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的国家而不断奋斗,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篇十一：三纲五常为什么是落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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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纲五常是什么？三纲五常是谁提出的

　　>三纲五常是什么？三纲五常是谁提出的三纲五常(纲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架构。三纲、五常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最早渊源于孔子。“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三纲、五常这两个词，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作为一种道德原则、规范的内容，它渊源于先秦时代的孔子。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求全责备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

　　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从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联用。三纲五常为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而辩护，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被写进封建家族的族谱中，起着规范、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2000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国民性。当然，这种思想在一定时期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

篇十二：三纲五常为什么是落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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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过令世界人民惊叹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却比西方国家落后许多这是什么原因呢?下面店铺给大家分析浅析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

　　浅析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

　　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的国家——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过令世界人民惊叹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例如，瑰丽璀璨的《诗经》

　　、敦煌的莫高窟、楚辞、《论语》

　　、四大发明……中国作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

　　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

　　然而，中国在近代中的表现却叫人大失所望，被西方列强在家门口打得一败涂地，远远的落后于西方的国家。那么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的历史学者也对此进行过深刻剖析，原因也是错综复杂。历史的发展本来就不是由单一因素组成的，近代中国的落伍也不是某一个时代落后的结果，而是由各种因素、各个时代的积累而造成的。

　　因此在本文中，我将从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外交、科技、经济、文化教育、民族性格七个方面浅析近代中国落伍的原因。

　　一.地理位置

　　我们的国家处在陆地最多的亚洲大陆上，土地广阔、地形复杂、东临大海。有竞争才会有进步，但近代以前，中国作为亚洲大陆上的超级大国，在我们的周围，没有一个实力很强的国家与我们抗衡，可谓四夷臣服、一国称雄。四面八方的蛮夷小国都要向我们进贡，这样就造成了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往往在心中存在一种妄自尊大、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的心理，这种心理一直到清朝时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如果说在清朝以前，我们还有可以炫耀的资本的话，那么在清朝就纯粹是自吹自嘘了。

　　我们在强盛的时候，别的国家还没有成长起来，正是我们国家的这种“早熟”，从而造成了一枝独秀，而没有形成百国争鸣。假如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时代就遇上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列强，我们的国家可能也就不会出现近代之衰了。

　　二.政治方面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行高度中央集权

　　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压制商业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从皇帝、贵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并且还要交高额的地租，这样就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更何况封建专制走向末期的时候，政治上日益黑暗腐朽，社会动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使得被封建统治阶级压制的广大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

　　并且这种制度的统治者继承制度是“家天下”，通俗说就是“老子当完儿子当，儿子当完孙子当”。这样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就很难保证。因此，我们看到每一个朝代都是开国初期的几位皇帝还可以，后来就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几岁的孩子就登基做皇帝。而且家人

　　之间为了争夺王位勾心斗角，兄弟反目成仇。这种一人独裁的制度，会使很多重大的决定受个人的影响，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皇帝他一人决定的事，怎么能比得上大家商量出来决定的呢。

　　相比今天的人民民主专制，我们就可以看出个人独裁的各种弊病。也许我们如今的社会制度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再完美的专制也无非是专制，再有缺陷的民主也毕竟是民主啊。

　　三.外交方面

　　这一个原因历来被很多学者重视，的确这是导致近代中国落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从秦始皇建立帝国到明清这一段时期，我国在对外政策中便以一种大国心态自居，我们知道两国交往最重要的是平等。然而那时期的中国外交，多是不平等的。我们以天朝上国自居，命令国力弱小的国家来朝拜进贡，这样本身就破坏了外交的原则。

　　无论是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抑或是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我们都没有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跟别的国家进行沟通，这样就进一步加重了我们天朝上国的心理，造成了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

　　明朝由于倭寇的侵扰而开始实行禁海政策，使中国未能开拓海外市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朝更是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这种闭关政策更加导致统治者妄自尊大，自以为地大物博，割断了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本来已经落伍的中国封建社会更加落后于世界。于是造成了清朝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与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大发展一比较，我们就能看出闭关锁国政策的弊端，有文化的冲击碰撞才会有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一

　　味的闭门造车，固步自封注定是不合时宜

　　的。可以说在这一方面，西方既是我们的敌人，同时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不知道假如没有

　　西方的进入，我们的国家打算到何时才能醒悟?才能打破封闭自己的牢笼???四.科技方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这一方面我们明显比不上西方，就是在今天我们中国仍然

　　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科技方面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这种科技落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社会政策决定的。有需求才会有生产，当时的政策不鼓励人民创新，独尊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主张“温故而知新”)，实行一种愚民政策，造成人民的思想僵化，只知学习古代的传统文化，一心考取功名进入仕途。并且西方向明清政府传播科技知识时，中国的官员却骄傲自满的说那是蛮夷小技，没有抓住机会，最终造成了中国在科技方面远远落后与西方，在今天仍然缓不过气来。

　　五.经济方面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小农经济束缚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并且中国自古有“士农工商”“为富不仁”的观念，人们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经商，封建政府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占据主要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艰难前行，资本主义基本被扼杀”。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不会出现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必然。四世同堂的家族制，把家产都瓜分尽了;严重的剥削制度刮干了人民的钱财。

　　“由于朝廷上下，官员贪婪腐败，常常中央政府一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经层层盘剥之后，到了百姓头上[1]就变成了三两的赋税。

　　”这样就造成了一些小资产主，刚刚积攒起来一些财产，便被刮走了。雪球形不成，怎么能越滚越大呢?农耕国家光抽税、摊派、敲诈和索贿，就能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原始积累榨干，资本主义在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后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

　　六.文化教育方面

　　这一方面的原因，不是某一个朝代造成的，而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才形成的，最主要的就是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在

　　儒家文化中，有一种“忠君”思想，封建统治者便利用这一点来愚弄人民，进行思想控制以维护其统治。并且，儒家主张以农为本、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并主张施仁政，以驯化软化国民性格，来换取国家和社会安定，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国安民，求得和平发展，提倡人民安贫乐道，这使得中国人大都对财富的心态没有西方那样强烈，以致

　　家家安居乐业，人人不求闻达，只求一生平平安安，团团圆圆，缺少西方人的那股冒险精神。再看我们近代以前的教育，重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人则追求人对自然的征服，这样一来，中国的科技就远远落后于西方。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才，我们知道几百年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引导人才流向的重要政策，导致当时的知识分子从小就有“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观念，使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个只会吟诗作文的书呆子，并且如果不能被统治者任用，不是被流放就是郁闷地隐居山林，处江湖之远，不问世事。再者，科考的内容是什么?是四书五经、儒家经典、八股文，都是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了，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怎么还能停留在过去!由此可见，近代以前的文化教育的弊病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多么大的阻碍作用了。

　　七.民族性格

　　提到民族性格，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封建君主专制可以存在那么久?朝代换了一代又一代，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而人民奋起反抗的时候却很少(陈胜吴广起义也是被逼上绝路了，而且陈胜从小就说“王侯将相宁

　　有种乎?”)，我觉得这就跟我们的民族性格有关系了，用《狼图腾》的话说就是羊性太重，缺少狼的那种进取精神，可以说当时的人民就好比是一群被统治阶级驯化的羊羔，外在表现就变成了人民的集体无意识。

　　我们知道，我们华夏族生活在世界上最适合农业发展的最大的“两河流域”，也就是长江黄河流域。这个流域要比埃及尼罗河流域、巴比伦两河流域、印度恒河流域大得多。

　　因此，华夏族就不得不受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农耕生活摆布，这就是华夏族的民族存在，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民族性格又决定民族命运。而西方民族，人口少、靠

　　海近、牧地多，农业不占绝对优势。狩猎业、牧业、农业、商业、贸易、航海业齐头并进。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农耕最特殊，因为只有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竞争、交换和杂交。除了农耕之外，其他的几种行业都不是和平的行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竞争交换搏杀才能生存发展。如果这五种民族没有像狼一样凶悍顽强

　　进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而在我们华夏文明的内部，欠缺的就是这种比阶级斗争更深层

　　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

　　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谆谆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兽性狼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从民族性格方面或许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封建制度能存在这么久了。因为西方民族的性格太强悍，专制政府很难压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很难立足，就是立足也长不了。而东方的“羊”最恐惧自由和独立，一旦没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会被狼吃掉。所以软弱的农耕民族都愿意选择专制，农耕人群是集权专制制度的衣食父母。这种民族性格的软弱在我看来是一个导致近代中国落伍的深层原因。当年的北宋，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最智慧的《孙子兵法》，几乎不战而败，最后软弱无能的南宋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

　　当时的宋朝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清朝在跟西方列强交战时也是屡屡妥协退让，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的条约。因此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手和脑，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就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

　　在我看来，以上的七个方面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抓住主要因素，放弃次要的因素或许能帮我们更加清晰的看清历史的脉络。

　　回顾那段屈辱的近代史，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在充满着愤怒和热血的同时，更应该包含着理性和冷静，冷静的分析历史，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进而擦亮

　　眼睛看清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屈辱不可耻，可耻的是没有在屈辱之后一雪前耻，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样的苦难，所以能变得更加强大。相信龙的传人一定能在世界中腾飞，相信伟大的华夏民族一定能打破已有的局限，昂扬的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落后文化存在原因

　　从历史角度来看

　　我国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残余和旧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封建思想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比较大的影响。我国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文化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封建迷信。一是因为旧的思想文化不会随着新社会的建立而立即消亡，它必然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正如列宁所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二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对于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死伤影响这个任务重视不足。

　　从落后文化在我们文化生活中的特点来看

　　落后文化会借助各种渠道和方式加以蔓延和传播，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与迷惑性，落后文化往往以风俗习惯表现出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使得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并不能自觉地加以改造和剔除。

　　从文化市场和大众传媒来看：

　　文化市场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同时由于文化市场的自发性和大众传媒的商业性，也引发了许多令人忧虑的现象，它们给落后文化的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

　　从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来看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人们还不能充分认识落后文化对人的不良影响，比如由于科学文化素质相对偏低，对一些落后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缺乏辨识能力，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受落后文化的影响。

　　中国落后的六大城市

　　1西安：衰落指数10，西安可能是中国最失落的城市了，曾经的汉唐故都，在中国历史上做了八百多年的老大，虽然在宋代以后就已经衰落，但直至民国西安仍然是西北的霸主，建国初西安也是中国十大城市之一。然而现在西安不仅GDP总量在全国40名开外，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水平也被后起的乌鲁木齐超过，同时在西部地区西安也与重庆、成都的差距越拉越大。2008年上半年西安的生产总值936.56亿元仅为重庆的三分之一强。

　　2、南京：衰落指数9.8，南京之所以称为南京，是因为它能够与北京相呼应，明代南北二京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民国时期南京又作了中国的首都。可是自那场东洋人的大屠杀后，南京就久久难以恢复元气了，导致了今天南京的尴尬局面。南京的GDP总量逐步被省内的苏州、无锡超过，与北京也难以形成呼应了，北京的GDP几乎是南京的三倍。人均收入，固定投资，增长速度等发展指标甚至不如常州，扬州等小城，作为省内老大的地位岌岌可危。

　　3、哈尔滨：衰落指数9.6，哈尔滨虽然兴起于20世纪初，但发展十分迅速，在民国初年哈尔滨就成了中国的超级都会城市。哈尔滨全城遍布俄式建筑，号称"东方莫斯科"，当时的哈尔滨洋气十足，其时髦程度可与上海、天津并肩。建国后哈尔滨也成为了中国十大城市之一。然而随着东北地区整体的大衰落，哈尔滨也悄然黯淡了，今天很多人在谈论中国十大城市时根本都不会想起哈尔滨。

　　4、呼和浩特：衰落指数9.4，内蒙古不算经济大省，经济的竞争也不算激烈，呼和浩特的省会地位坐的本来很舒服，不料半路杀出一个包头，靠着内蒙古另人咋舌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跃成为省内的第一大城市，不仅如此，靠着全民努力，包头还赢得了“全国文明城市”的头衔，一时风光无两。呼和浩特现在也只好安于“中国乳都”的尴尬称号，可算是最令人感慨惋惜的省会了。

　　5、武汉：衰落指数9.2，武汉自清末洋务运动以来就是中国最大的几个工商业城市之一。民国时期的武汉九省通衢、商贸发达，号称"东方芝加哥"。建国后武汉也是中国十大城市之一，其经济水平长期位

　　居中国前10。可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武汉的经济节节败退，它没有像天津那样衰而不退。武汉现在虽然还是中国前二十大城市，但那也仅仅归功于它的规模，武汉的GDP总量已经10名开外，人均收入水平在中国几个大城市里是相当低的。

　　6、南昌：衰落指数9.0，南昌——红色的城市，同样也是落后的城市。扶贫铁路——京九线上的大站，南昌市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南昌，三年后赶上长沙”，可见南昌人的信心十足。南昌生产飞机、汽车、发动机，但是缺少核心竞争力。三产省会城市中最弱，甚至不如银川，看来南昌也要“经济起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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