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论适用于什么翻译领域14篇

发布时间：2022-11-15 08:20:03 来源：网友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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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向论适用于什么翻译领域14篇

篇一：文化转向论适用于什么翻译领域

　　欧阳地创编

　　翻译文化学派

　　时间：2021.03.04

　　创作：欧阳地

　　一，翻译文化学派的概述

　　早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科学品质，摆脱了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经验总结和无理论内涵的窘境，但是以奈达为代表的早期语一言学翻译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它的研究基本局限在文本之内，忽视或无视文本之外的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影响和意义。从20世纪功至70年代起，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开始探索新的翻译研究途径。这一时期的翻泽研究十分活跃，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给翻译研究带来重大影响的是来自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一批学者，包括列维、波波维奇、霍尔姆斯，以及埃文一佐哈、图里和勒菲弗尔等人。

　　他们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探讨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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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JamesS.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实》(TheNameandNatureofTranslationStudies)一文。

　　90年代末，翻译界对广泛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形成热点。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并相继出版了多种专著和论文集，其中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这一观点。在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翻译理论家兰伯特(Lambert)、铁木志科(Tymoczko)、谢菲茨((Cheyfitz)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在西方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根茨勒在评价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的“文化转向”观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进入“文化转向”时期，按此，文化研究应该进入“翻译转向”。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已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学派”这一名称在西方译学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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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使用得并不多，反倒是在中国翻译界使用得更为普遍。这当然跟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译学界出现并完成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有比较直接的关系。较长时间以来，西方译学界对我们所说的“文化学派”使用的是另外一些名称，譬如“翻译研究派”(translationstudies)。这个名称是由霍尔姆斯〔JamesHolmes)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术语后来已演变成一个学术一“翻译学”的名称，如果再用它来指称某一具体的翻译研究流派，容易产生混淆。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名称是“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学派，或简称“描述学派”，这是因为这一学派最早以修正“规定性的翻译研究”(pr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而著称。因为这一学派非常强调译入语文化对翻译的作用，更多致力于从目标语的文化语境中审视、考察翻译现象，所以也有人把这一学派的研究称为“目标语中心翻译研究”(target-orientedtranslationstudies),所以在有些场合这一术语也被用来指称这一研究流派。与此同时，“描述翻译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多元系统研究”

　　(polysystemapproach)或“系统研究”(systemicperspective}，这是因为该学派的以色列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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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埃文一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其他系统理论是这一学派的核心特征。根据这一学派的几个主要成员的国籍(比利时、荷兰)、任职以及几次重要会议的所在地(特拉维夫、卢汶)，也有人把这一学派称为“低地国家学派”、“特拉维夫学派”等。赫曼斯还曾提出过“操纵学派”这一名称，这是根据该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勒菲弗尔提出的核心概念“操纵”(manipulation)以及赫曼斯自己编纂的该学派论文集《文学操纵》（TheManipulationofLiterature)而命名的。

　　“描述研究”、“目标语中心研究”、“多元系统研究”、“系统研究”以及“操纵学派”这一系列的名称，实际上正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该学派各学者的研究特征。正是这些共同特征，使得上述学者代表的各个流派能够统一在一个大的学派当中。文化学派的学者都把文学看作一个复杂的动态综合体，都相信理论模型和实际个案研究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都对文学翻译进行以译入语为中心的描述性、功能性和系统的研究，都对控制翻译产生和接受的规范和约束机制、翻译和其他类型文本生成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文学当中的地位和功能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兴趣。一言以蔽之，该学派的共同特征就是：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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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将翻译文学作为译语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并采用描述性的研究范式。

　　翻译文化学派注重翻译与源语及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到与原文在源语文化中同样的功能，翻译研究的目标不再止于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的对等问题，而需要同时研究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翻译文化学派研究的特点是重视史料的搜集、描述和分析，其研究方法属于实证性描述性研究。

　　我国翻译中的文化研究始于国际文化翻译的同时，重点在于对一般文化差异以及文化词语处理的研究。近年来，我国翻译研究力图借用语言学、语用学、社会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为基础，对翻译原则、翻译过程、翻译策略进行研究。从而，翻译的文化特点和跨文化桥梁作用在我国翻译研究中开始得以重视。

　　所谓“文化翻译”，它包含二重涵义:一指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二指从宽宏的文化层面来审视和阐释翻译。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思想涵盖了以上两个层面的研究。前者主要体现在其文化功能对等论上，后者主要体现在“操纵”论、“文化构建”以及与“操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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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论和“文化构建”论一脉相承的后殖民翻译观上。诗歌翻译和戏剧翻译的讨论是巴斯奈特“文化翻译”思想的“实践”篇。

　　二、翻译研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

　　文化学派的核心研究范式是：“描写/系统/操纵范式”，其发展过程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

　　1.初级阶段：

　　第一阶段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荷兰一美国学者霍尔姆斯，捷克学者列维、波波维奇(AntonPopavic)以及米科(FrantisekMiko)由于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共同兴趣而产生学术联系。列维和波波维奇的早逝使捷克学派退出。然而，70年代以后又有特拉维夫大学的两位以色列学者埃文一佐哈和图里以及低地国家的三位学者朗贝尔(JoseLambert}、凡·登·布罗克(vandenBroeck)、勒菲弗尔与霍尔姆斯有了学术接触。霍尔姆斯于1972年在《翻译学的名与实》（TheNameandNatureofTranslationStudies)一文中划分了翻译研究的范畴，其中纯理论范畴下的描述研究和理论研究分支成为该学派研究遵循的方向。

　　2.形式主义阶段：借助形式主义的概念发展自己的研究路径，埃文一佐哈有多元系统理论，图里有实证研究，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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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贝尔则有大型翻译史研究计划，勒菲弗尔有对哲学科学的关注，而霍尔姆斯的综合探讨则跨越翻译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这一阶段有三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1976卢汶会议、1978特拉维夫会议和安特卫普会议

　　3.鼎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巴斯奈特的《翻译研究》和赫斯曼的《文学操纵》的出版为标志。

　　4.文化转向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勒菲弗尔与巴斯奈特合编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合著论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指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发展趋势，并认为翻译研究已从形式主义阶段走出，从而应该考虑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翻译像其他各种“改写”一样，创造出他者文本的新形象。文化转向逐渐摆脱并超越了多元系统理论的框架，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但与此同时带来的研究范式的根本变化恐怕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统意义上文化学派的消解。

　　代表人物：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Holmes),

　　伊塔玛·埃文-佐哈(ItamarEven-Zohar)，吉迪恩.图里(GideonToury)，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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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奥.赫斯曼(TheoHermans)

　　詹姆斯·霍尔姆斯(1924-1986)是美籍荷兰学者,英-荷诗歌的杰出翻译家,长期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工作。他的主要论文都收在他去世后人们为他整理的集子《文学翻译和翻译学论文集》(1988)里。1972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霍尔姆斯宣读了其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在该文中，霍尔姆斯着解决了重大的翻译理论问题，首先是给学科命名，该文明确提出用translationstudies一词作为翻译学这门学科的正式名称。其次是下文确定其是指某一个研究领域还是指某一个学科。其次是它对未来翻译学学科内容以图示的形式所作的详细的描述与展望。在文中他首次把翻译学分为纯翻译研究(PureTranslationStudies)和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TranslationStudies)。在纯翻译研究下面他又进一步细分为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和翻译理论研究(TheoreticalTranslationStudies);在应用翻译研究下面则细分出译者培训(TranslatorTraining)、翻译辅助手段(TranslationAids)和翻译批评(Translationcriticism)三大块研究领域，确立了“描述”性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中心地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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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被认为是翻译研究派的成立宣言，是翻译研究派的奠基之作。是翻译研究学派成立的标志。

　　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是以色列当代著名文学及翻译理论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文化研究学院教授。他的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起到了理论莫基的作用。

　　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andBeyond)等。他把霍尔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中勾画出来的翻译学研究范畴图示进行改造，重新划分，从而使翻译学的学科范畴、研究分支更加清晰。在《描述翻译学及其外延》一书中,图里系统地阐述了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的理论构架和方法论基础。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原籍比利时，曾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翻译和比较文学教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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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是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有《诗歌翻译:七大策略与一大蓝图》与《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等，另有与苏珊·巴斯奈特合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合著论文集《文化建构一文学翻译论集》。勒菲弗尔的学术观点同样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但他对以色列学者未曾充分阐释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分析。他提出“折射”与“改写”理论，强调“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因素对翻译的操纵，他的描述研究的方式是将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深入探讨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策略的各个层面。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进行描述性研究的具体实例。而他的改写理论更是成为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以他为代表的文化学派也因此被称为“操纵学派”。

　　三、苏珊.巴斯奈特

　　1、多元的文化背景及宽广的学术研究视阑

　　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是活跃在当今英国甚至整个世界翻译界的著名翻译理论家和著名诗人，翻译研究派（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英国沃里克大学（WarwickUniversity）比较文学与翻译学教授、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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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并于后来兼任大学副校长一职。巴斯内特是一位思想活跃而阅历丰富的学者。她早年求学于丹麦、葡萄牙和意大利，获得意大利语和英语的文学学士和法语的哲学博士学位。她精通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熟悉德语和葡萄牙语，还懂拉丁语、丹麦语、盎格鲁一撒克逊语、捷克语等十余种语言。先后在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德国、冰岛、印尼、意大利、日本、波兰、葡萄牙、新加坡、瑞典、土耳其、美国、委内瑞拉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内地、香港)任教或讲学，讲学内容主要包括文学翻译、翻译理论、西方翻译史、莎士比亚戏剧、女性文学、性别研究、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多个方面，而她的学术研究范围和成就也主要涉及这些方面。对欧洲各国文学和文化有较深刻的研究。在欧洲多国的教育背景，给她奠定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基础。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又使她在翻译研究方面建树颇多。通过对于多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接触和认识，并通过对于包括诗歌、戏剧在内的文学翻译以及翻译理论问题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巴斯内特在翻译思想上逐步显露了她的文化取向。她在翻译研究学派创始人霍姆斯的思想影响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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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将翻译置于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来考察，并把这种文化理念贯穿在她与美国学者勒弗维尔共同主编、在西方译界极具影响的《翻译研究论丛》之中，从而逐步确立了她作为当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和翻译文化学派重要代表之一的地位。

　　巴斯奈特在女性主义研究方面可谓成绩不菲。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巴斯奈特在成长过程中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认定个人的需要是和无数人的需要辨证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欧美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巴斯奈特也积极地投身其中，为妇女的利益奔走呼号，并把自己在意大利、美国、英国以及东德参加女性主义运动的这段经历写在《女性主义者的经历—四种文化中的妇女运动》CFeministExperiences-TheWomen"sMovementinFourCultures)一书中。当然，有着极深文学学养的巴斯奈特也不会忽略利用文学批评作为武器对男性霸权发起攻击。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在《女性主义诗学》(TowardsaFeministPoetics)一文中，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分为两类:第一类关涉的是作为读者的妇女，即作为男人创造的文学作品的消费者，此为“女权批评”。这种批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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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方法注重对作品进行社会历史分析，其课题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文学批评中对妇女形象及作用的忽视与歪曲，以及男性建构文学史时的种种有意或无意的疏漏。第二种关涉的是作为作者的妇女，此为“女性批评”。它研究作为生产者的妇女，研究妇女创作的文学的历史、主题、类型和结构。它的课题包括妇女创造性的心理动力学、语言学和妇女有关的问题，个别女作家或女作家集团文学生涯的轨迹，文学史，当然也包括特定作家和作品的研究(王晓元，2002:619)。巴斯奈特在“女权批评”和“女性批评”两个领域皆有贡献。

　　2.巴斯内特是一位多产的翻译理论家

　　主要作品：

　　《翻译研究》（1980)

　　《翻译、历史与文化》（1990与勒菲弗尔合编)

　　《英国文化研究导论》(1997)

　　《比较文学导论》(1993)

　　《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1998与勒菲弗尔合编)

　　《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1999与特利维狄合编）

　　《翻译研究论丛》（与勒菲弗尔合编)

　　《翻译专题论丛》（与根茨勒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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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斯奈特笔耕不辍，其专著和编著多达40余部。她不仅是位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而且在教学、翻译中实践自己的理论，她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对翻译研究、文学和文化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为这些领域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和建议。同时其论文范围涵盖翻译研究、妇女文学、莎士比亚戏剧、文化研究、语言研究等多个方面，多达96篇。

　　3.巴斯奈特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地位

　　香港学者陈德鸿、张南峰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里，把霍尔姆斯、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图里(GideonToury)、兰姆伯特(JoseLambert)勒菲弗尔、巴斯奈特、甚至于斯内尔一霍恩比一并归入文化学派，认为他们都强调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反对用“对等”来描述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而潘文国在其《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的长文中，则指出香港学者仅对西方翻译理论做了粗线条的分类，对当代新理论的不同观点未能细分。作为补充，他把上述人物再细分为以埃文一佐哈尔为代表的“多元系统”学派、以图里为代表的“描写”或“常规”学派、以斯奈尔一霍恩比为代表的“综合”学派，以韦努蒂(LawrenceVenuti)为代表的“解构”学派、以斯皮瓦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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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GayatriC.Spivak)和尼兰贾娜(TejaswiniNiranjana)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学派或政治学派以及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如此一来，不管是宽泛的划分，还是细致的分类，巴斯奈特都被归入文化学派，并且是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点译学界实无异议。而文化派在当今的西方翻译研究多元系统中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点多位学者的论述也可以为证。如张南峰认为，“文化学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走进西方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的中心，从专著、论文的数量以至于学者的知名度，均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张南峰，2004:60)“在西方，令翻译研究取得学科地位并走到学术研究系统的中心的，是多元系统论以及其他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和研究模式”Cibid:64)。赵彦春也说:“自‘翻译研究’这一提法问世30多年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两种颇有意义的转向:翻译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的翻译转向。而今，顺应这一潮流的翻译界已是学派林立，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如莱斯、费米尔、诺德等人的功能派理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格特的关联翻译论，巴斯奈特和勒斐维尔为首的文化派翻译理论，及其相关的女权主义派和操纵派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可谓不落巢臼，也的确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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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了新的‘增长点’，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翻译研究的多元系统中赢得了中心地位，而处在中心之中心的当是文化派的翻译理论”。

　　巴斯奈特最早的学者身份是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不仅巴斯奈特如此，一大批自20世纪70年代始活跃在国际译学界且至今仍在此领域有着重大影响的翻译研究学者，他们的另一重身份都是比较文学家。

　　巴斯奈特丰富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实践以及广博的文学知识决定她切入翻译研究的路线必然是文艺路线或比较文学路线，这一点也清晰地体现在巴斯奈特的各种著述中。在《翻译研究》的第三部分，巴斯奈特用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讨论“文学翻译的具体问题”

　　4.巴斯奈特翻译思想

　　巴斯奈特在1980年出版的《翻译研究》是对勒菲弗尔提出的“应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这一说法的积极响应，在2002年的第三版修订版中作者还回顾了翻译研究在“文化转向”之后20多年以来的发展。在该书的第一部分，巴斯奈特从文化的角度，对翻译的七个主要问题作了详细论述: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在讨论语台与文化的关系之前，巴斯奈特首先否定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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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传统的语言学的翻译方法，即把翻译认为是一种借助于字典和语法就可以把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的活动，她指出，翻译过程还包括一系列语言以外的内容。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Lotman)认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语境而存在，文化也必须以语言为核心才能存活。巴斯奈特很赞同这一观点，向我们说明了语言与文化的重要关系，就是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绝不可能单独存在。

　　(二)翻译的类型

　　雅各布森(Jakobson)在《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一文中将翻译分为三种类型: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其中，语际翻译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翻译:从一种语言(源语)到另一种语言(目标语)的转换。但是巴斯奈特认为，无论是上述哪一种翻译类型，都不可能实现翻译的完全等值，因为“每一个语言单位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无法传达的相关意义和指称意义”(廖七一，2001:343)。

　　(三)解码与重组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是一个解码与重组码的过程。译者如要决定在译入语的合适表达，就必须做到:

　　1.在语言层面上接受源语短语在目标语中的不可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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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接受目标语缺少与源语文化相似习俗的现象;

　　3.考虑目标语中可使用的对应语，并考虑源语说话者的阶级、地位、年龄、性别、与听话者的关系，还有相遇时的场景;

　　4.考虑短语在特定语境的特殊意义;

　　5.在特定的语篇系统和语篇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中，用目标语代替源语短语中的恒定信息(Bassnett}2004:29-30)0

　　此外，根据巴斯奈特的看法，试图把源语文化的价值体系强加在目标语文化的做法是很危险的，译者应该要尊重目标语文化，对目标语的读者负责。

　　(四)等值问题

　　等值问题历来是翻译界争论不体的话题之一，不同的学者对它的定义及分类持有不同的观点。对巴斯奈特来说，符号与符号之间关系、符号与符号所指之间的关系、符号所指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最终等值，但是不论是哪个层面上的等值，都不能脱离文化及时空的背景。

　　(五)意义的丧失与获得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语义的丧失与获得，因为“同一性”在两种语言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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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处理翻译中的丧失与获得，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承认世界各国文化与语言所存在的差异”(廖七一，2001:354)

　　(六)不可译性

　　根据巴斯奈特的观点，文体的不可译性是翻译者首遇的翻译难题，译者应该想办法解决翻译中的难题，解决办法也许会各不相同。在给定的参照体系中译者决定什么才是“恒定信息”，这是一项具有创造力的活动。她比较赞同波波维奇的界定，后者在界定不可译性时没有把语言与文化相分离，他将不可译性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于缺乏相关的字而和所指意义，源语的语言要素无法用译语的结构、线性表达、功能或者语义进行替换;第二类超越了纯语言学的范畴，指源语的意义表达关系(即表达对象与表达语言之间的关系)在译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语言表达”

　　(七)科学还是“次要活动”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次要的非创造性活动。一方面，翻译理论的存在是为了研究翻译过程，指导翻译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另一方面，翻译其实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而非一种次要的非创造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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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

　　在1990年与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巴斯奈特论述了文化翻译观的具体内容:

　　1.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

　　文化翻译观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它摒弃了传统意义上的将字、词、句、篇作为翻译单位的说法，认为文化才应该是翻译单位。

　　2.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一重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

　　巴斯奈特把翻译分为文化内翻译和文化间翻译，不论是哪一种翻译都“是一个交流的行为”，是文化内部或文化之间的交流的行为。

　　3.翻译不应局限于对源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

　　巴斯奈特认为，对于不同的源语文本，“文化会赋予其翻译以不同的功能，译者在翻译中应使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源语文本对源语文化的读者相同的效果”(廖七一，2001:365)

　　（巴斯奈特功能等值、奈达功能对等、弗米尔功能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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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

　　巴：不同文化的功能等值是手段，文化转换才是目的

　　奈：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再现是目的，对等是原则和手段

　　弗：强调复制原语文本信息

　　4.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但说到底，这此原则和规范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

　　她把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把翻译研究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的、文化的范畴来加以探讨,并且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她的思想具有高度的宏观性。在评判标准、对等与等值等问题上,她充分考虑多种制约因素,为翻译研究拓宽了思维空间。此外,她对文学翻译的重视,对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关注都使得翻译、译者的地位提高,同时体现了一位学者广阔的胸襟和气度。

　　总观巴斯奈特的翻译思想，我们可以了解到文化学派的翻译观:第一，文化学派从文化这一宏观角度来研究翻译，认识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第二，文化学派重视译者与目标语文化，否定了传统意义上将翻译工作视为低等活动的说法，提高了翻译与译者的地位。第三，文化学派强调了文化才是翻译的单位，这就彻底否定了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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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的认为字、词、句、篇是翻译单位的翻译理论。

　　5、小结

　　巴斯奈特是翻译研究的重要代表，其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是译界的一笔宝贵财富，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她系统地介绍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研究范畴，用辨证发展的眼光审视该学科中的己有论断和不利于翻译研究发展的问题，为翻译研究向前发展解除了枷锁;她把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把翻译研究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的、文化的范畴来加以探讨，并且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她的思想具有高度的宏观性。在评判标准、对等与等值等问题上，她充分考虑多种制约因素，为翻译研究拓宽思维空间。此外，她对文学翻译的重视，对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关注都使得翻译、译者地位提高，同时体现了一位学者广阔的胸襟和气度。然而，巴斯奈特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以文化为翻译单位的方法似乎过于笼统，缺乏切实可行的划分标准，其研究也只局限在欧美各国的语言上，若能把东方语言纳入翻译研究范围将更有助于翻译研究的发展。

　　四、文化学派及“文化转向”的“是”与“非”

　　(一)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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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化学派对传统的语言学派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在文化学派看来，传统的对语言层面上‘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是消极、负面的，而对文化语境下文化与翻译互动的研究才是积极、正而的。文化学派认为，其之前的翻译研究一直停留在‘对等与否’的文字层面上，只是在条条框框、固定模式下的纯客观的运动，始终不能以宽容的态度分析‘叛逆’背后的文化因素，因此提倡应以‘文化功能等值’代替传统的‘忠实’、‘对等”，(曾文雄，2006:46)，这在哲学上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对待事物要采取辩证否定而非彻底否定的态度，而辩证的否定是“扬弃”，也就是批判继承。恩格斯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所以，文化学派对语言学派的彻底否定和颠覆本身就是错误的。应该明确的一点是: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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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文化研究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它只是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Wilss，1996:7）。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文化翻译阶段出现的新译学是丰富、深化原有的译学观，给传统译学观带来的是冲击，而不是取代、更不是推翻传统的译学观”(孙会军，2000;谢天振，2004;吕俊，2004)。

　　2.“文化转向”从传统的“语言转换”转向“文化转换”，过分强调翻译的文化功能;它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上，它从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读者、主流诗学等方面讨论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认为翻译从选材到译本发挥作用都受到这此因素的影响，但它对这些因素只是做简单的经验归纳，这些因素之间可能相互发生冲突，或有相互重叠、相互兼容，难以构成各自明确的概念，这就难免导致不可知论和无政府主义”(曾文雄，2006:46)。

　　(二)存在意义

　　虽然文化学派与“文化转向”翻译思想存在不足之处，但早在1996年，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就指出了“文化转向”的意义:“‘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欧阳地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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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着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Simon，1996:7)。与传统的翻译思想相比，文化学派及“文化转向”还是有一些重要的进步：

　　1.文化学派的兴起及迅速发展使得翻译研究不再像传统一样作为分支依附于比较文学或语言学，其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的地位稳固下来。

　　2.“文化转向”超越了传统的翻译思想，从宏观的角度，即文化角度研究翻译。这种新的维度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使其再一次大步向前发展。

　　3.文化学派发现并反复强调翻译与文本外因素的关系，指出翻译绝不是以往认为的语言间的转换，而是文化间的转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4.文化学派反对传统上轻视翻译活动和译者的做法，重视译者与目标语文化，提高了译者的地位。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

　　TranslationStudies(ThirdEdition)[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4

　　[2]Bassnett,Susan&Lefevere,Andre欧阳地创编

　　欧阳地创编

　　CohstructihgTrahslatiohCultares:EssaysonLiteraryForeign[M].Shanghai:Shanghai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

　　[3]Bassnett,Translatior,HistorySusan&Lefevere,ahdAndreCulture[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

　　1990:8.

　　[4]Bassnett,Susan&Lefevere,AndreTrahslatioh,

　　HistoryahdCulture[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1990:[5]邓巨，秦中书

　　苏珊·巴斯奈特翻译思想述评

　　第17卷第3期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6]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7]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8]江帆，文化学派三辩:关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学理，《外语与翻译》，2006(3)

　　[9]陈琳，论翻译文化学派实证性描述研究方法，《湖南社会科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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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地创编

　　[11]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385.

　　[1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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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邓巨，秦中书，苏珊·巴斯奈特翻译思想述评[M].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

　　[15]周要思

　　苏珊·巴斯秦特翻肆思想合析—兼评《翻译研究》[M].文化纵横谈

　　[16]王勇

　　苏姗·巴斯奈特翻译思想评介[M].山东：潍坊学院学报2006（6）

　　[17]朱健平，对翻译研究流派的分类考察，《外语教学》，2004(1)

　　[18]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时间：2021.03.04

　　创作：欧阳地

　　欧阳地创编

篇二：文化转向论适用于什么翻译领域

　　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

　　程悦;王少凯

　　【期刊名称】《沈阳教育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3(015)004

　　【摘

　　要】分析了翻译理论界文化转向的特征,认为翻译学领域文化转向后翻译理论呈现出多元纷繁的态势,也使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形势下,翻译实践者不能盲目地生搬硬套某种翻译理论,而是应从常识出发,理性地借鉴这些理论,并以文化视角来看待源语言与目的语之间的“异”与“同”.

　　【总页数】4页(P568-571)

　　【作

　　者】程悦;王少凯

　　【作者单位】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41;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4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H059

　　【相关文献】

　　1.谈对等翻译理论文化转向在翻译教学中的转换[J],崔宇

　　2.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J],程悦;王少凯;3.翻译理论基础下的英语教学实践

　　——评《专用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J],吉冰冰;4.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的基本概念和翻译标准[J],江山;刘果

　　5.翻译理论的实践价值──从习语翻译看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价值[J],靳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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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文化转向论适用于什么翻译领域

　　从勒菲维尔“文化转向”看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摘

　　要：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发展的风生水起。在安德烈·勒菲维尔的带领下，各翻译理论家及翻译家越来越重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问题。同时，他们也从翻译当中注意到了“文化霸权”现象。本文在分析翻译实践中的文化因素的同时，也在反思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以及译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及地位。

　　关键词：文化转向;勒菲维尔;意识形态;翻译

　　一、翻译研究的转向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向，即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而事实上这也实现了三大根本性突破：首先，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语言间的对等研究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其次，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最后，翻译研究不再把翻译看成是语言转换间的孤立片段，相反，它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谢天振，2003）。近些年来，文化转向也在国内成了炙手可热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文化在翻译中所起的作用。

　　如今，“忠实”已经不再是译者在译文中追求的唯一目标，源语和目标语间的文化差异更是译者关注的重点。苏珊·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曾表示，“翻译是根植于有关文化深处的一种行为，是文化内或文化间的交流活动。翻译不是两种语言间字对字的对等，它是两种文化功能上的对等。”（谭载喜，2004）翻译是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译者在翻译实践时应该更加关注作品的文化内涵，失去文化内涵的作品索然无味，也会让读者一头雾水。

　　二、勒菲维尔的“文化转向”

　　上世纪70年代，伊塔玛·埃文-佐哈（Itamar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统理论，这为翻译文化研究学派奠定了基础。1976年，佐哈在卢汶会议上提交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论文标志着文化学派成立（谢天振，218）。

　　90年代，安德烈·勒菲维尔（AndreLefevere）提出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问题。他认为翻译不能只局限于文字表面，而应当把文化因素考虑到，应当注重目标语文化的问题。不同民族的文化各有特色，每种文化都有与其他文化相容的地方，也有与其他文化相互排斥的地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将文本翻译为适合译语读者的目标文本，尽量扫清译语读者的文化盲区，使译文能吸引更多的读者。

　　勒菲维尔表示“翻译即改写，即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的形象。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因此，翻译实际上也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郭建中，159）勒菲维尔始终坚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翻译研究问题，他认

　　为翻译无法脱离文化而独立进行。同时，他强调了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在翻译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译者总会受到他所处时代文化和当时在接受与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的影响，其意识形态会在翻译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反映在译文当中。同时，译者的作品想要出版，赞助人在这其中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另一角度来看，赞助人在很大程度上与影响译者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

　　简而言之，勒菲维尔（1992：14）想要表达的是“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当中。译者对自己及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译者的意识形态将会影响着翻译的进行，也就是说翻译与影响译者意识形态的文化不可分割而独立存在。

　　三、关注翻译实践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是两种文化沟通的桥梁，是文化交流的途径，而这种交流实际上是不同民族意识形态的碰撞。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影响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是直截了当，还是曲达其义;是“剜鼻削眼”，还是另起炉灶（王东风，2003）。不同策略的选择也会反过来影响到民族文化的交流效果。翻译中不可忽视的就是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因素，没有文化内涵的译作就像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它传达的只是原作表层意义，至于深层文化的表达却让目的语读者一头雾水。以下，将以林纾译作《黑奴吁天录》片段以及英文电影名汉译来分析其中的文化现象。

　　（一）林纾译作《黑奴吁天录》片段

　　勒菲维尔曾表示过，“一种诗学的功能性组成部分显然紧密地附着来自这种诗学本身之外部领域的意识形态影响，因而它可以在文学体系的环境中由意识形态的力量产生出来。”（王宁，175）诗学也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的，这种意识形态是译者受他那个时代所处环境影响自然而然产生的，译者的作品也就不可避免的反映著译者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诗学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体现在译文中的呢？诗学有两个因素组成：一个是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的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个是观念，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勒菲维尔，1992：26-27）。诗学在译文中的体现可以以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为例。

　　原文：George：

　　“I’llfightformylibertytothelastbreathIbreathe.Yousayyourfathersdidit;ifitwasrightforthem，itisrightforme！”

　　译文：“盖吾之自由，必与持压力者抵死争之，必胜而后已。且美国之自由，美国同英伦力争而得。今吾之自由，必当力与美人争之。”

　　林纾是古文家，喜欢用古义文法翻译，但他的语言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古文，比古文自由的多。受到晚清先进西方思想以及新文化运动“反文言”文学革命的影响，他的翻译作品中也有不少白话文、外来语和欧化句式，例如上述译文中“自由”、“美国”都是晚清时期才以现有意义出现在中国的。林纾以古文的基本形式较为自由地将源语转化为目的

　　语，很大程度上他是想唤起晚清士大夫们的认知。事实上，译文的第二句是林纾的变译，因为在中国遭受列强压迫之时，他通过在译文中体现美国所获自由是美国人与英国人力争的结果，以此，他希望能唤起中国人的爱国之情，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顽强与帝国主义斗争，救亡图存。

　　（二）英文电影名汉译

　　英文电影名的汉译很大程度上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并且其汉译也受到了勒菲维尔所提到的“赞助人”影响。在观众对电影内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倘若没有夺人眼球的片名，一部电影又能凭借什么获取高票房？而这也正是“赞助人”所最关心的。所以，一部好的电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名字来为其画龙点睛。

　　“TheWaterlooBridge”（《魂断蓝桥》）、“Forest

　　Gump”（《阿甘正传》）和“Flipped”（《怦然心动》）三部影片名的汉译都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易于中国观众接受。例如，“TheWaterlooBridge”直译为“滑铁卢桥”不仅没有美感，也与电影里费雯丽和罗伯特·泰勒如泣如诉的爱情毫无关联。而“魂断蓝桥”的译法源自我国民间“蓝桥相会”的传说，讲的是蓝玉莲和书生韦郎保之间忠贞不渝、如歌如泣的爱情故事（刘广英，1994）。译者借用了“蓝桥相会”这个典故，不仅在内容上能忠实于电影情节，还使得译名用词优美，更因深厚的文化内涵令人难忘。

　　事实上，这三部影片名的汉译都结合了中国文化，以中国观众为中心，侧重中国观众的感受，让中国观众体会到自己与影片之间那种联系，触动观众心弦，与观众产生共鸣。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影片的内容，也要为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这种译法就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翻译不能一味的忠实，翻译的目的是进行文化交流，所以要注重翻译的文化转向。

　　四、结语

　　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为翻译界打开了探索翻译的新视野。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需要译者不再是一味的追求绝对忠实，而是追求文化功能上的对等。文化，作为翻译过程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需要译者把握好翻译的“度”。

　　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背景下，人们对译者的身份地位与忠实性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人们认为译者即背叛者。然而，就像勒菲维尔（1992）说的那样，“翻译者不得不成为背叛者，但是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本人却不知道这一点，而且在几乎所有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只要他们还留在自己生来就驻足或后来移入的那一文化的疆域里就无法不这样做，因此，只要他们试图去影响那种文化的演进，他们也无法不这样做，因为这是他们想做的极具逻辑性的事情。”译者在特定时间特定文化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会对原作进行“改写”，这是不可避免的。

篇四：文化转向论适用于什么翻译领域

　　从翻译的文化转向谈翻译策略

　　一、翻译文化转向的提出翻译,简单说来就是通过语种转换把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当中。自古以来,翻译就在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桥梁作用。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有交际的需要。同样地,不同的人类文明之间也沟通的需要,因为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前进的动力所在。翻译就是顺应了这样的需要而产生,成为人类文明之间交流的手段的。各种类型的翻译作品通过语言文字来展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翻译也一直扮演着文化传播者和文化沟通载体的角色。正是因为有了翻译,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才得以实现。翻译不仅促进了各国、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更丰富了世界文明,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可以这样说,翻译不仅是信息在文本之间的过渡,更是在文化之间的过渡,它的实质是一项以交流信息为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翻译只是单纯地被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来研究,它被认为是纯粹的文字之间的过渡。翻译研究沉溺于对字面形式的转换的研究,译文被视为与原文一一对应的复制品,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与否被过分强调。这样从语言途径研究翻译无疑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不能对翻译的目的、作用和功能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没有认识到语言承载的是信息,更是文化。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问题,更是文化层次上的问题,是为了文化交流。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和勒弗维尔〔AndréLefevere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把翻译的重点由作者转向读者,从原语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文化视野和途径。二、翻译中的接受美学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从翻译的文化途径来看,原文本产生于出发语及其文化,译者首先以读者的身份阅读原作,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着手翻译,此后,译作被介绍给译入语的读者,到达译入语的文化,接受异域文化的考验,其结果可能是被接受,也可能是遭到抗拒。而在这一考验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读者。众所周知,文学作品的价值不仅存在于作品本身的文学艺术价值,更存在于作品之被读者接受,有读者的赋予。一旦脱离了读者,文学作品就毫无生命力可言。同样地,翻译也必将归结于读者。翻译作品的存在是为了读者,其真正价值在于它们最终能被译入语的读者和文化接受。可见,读者的地位不容忽视,而认识到读者重要地位的正是接受美学的理论。接受美学〔ReceptionAesthetics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以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姚斯〔Robert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Iser为代表人物。接受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传统的文学作品研究一般都以作家或者作品为中心,往往忽视了文学作品与读者的联系,忽视了读者的能动性。接受美学的理论则认为,文学作品从根本上是为读者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他们对作品意义的探索和接受才是作者及其作品的意义所在。在作者-作品-读者三者的循环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读者。当文本跨越语言和文化时,翻译就成了这一开放循环中的重要一环,译者因此而具有了双重身份。首先,译者是原作品的读者；同时,因为译作也有读者,所以他们又是创作者。翻译的实质告诉我们,翻译是交流的过程,所以读者不仅仅是接受的一方,他们还能挑起新的审美和创作。读者期待读到什么样子的作品对作家、作品、译者和译作都有影响。期待视野〔ExpectationHorizon是接受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在文学作品阅读之前和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和1/6

　　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之前就具有一种潜在的对作品和作品意义的期待。冈·格里姆曾经提出过读者期待视野的四种可能：第一种,作品内包含新的因素,突破了读者先前的既定视野,他谓之为期待视野的"正面失望"；第二种,作品中没有任何创新,读者的既定视野得以维持；第三种和第四种是基于第一种可能的。如果作者的作品之前已经突破了读者的既定视野,那读者必然对作者的新作抱有更多的期待,如果新作又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新的突破,那读者的期待视野再次形成,这是第三种可能；如果新作没有任何超越,只是在原地踏步,那就是第四种可能,谓之为期待视野的"反面失望"。从审美角度上讲,第一种可能,也就期待视野的正面失望,是有积极意义的。一部好的作品应该不断地打破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使作品中包含有新的元素,从而使之超过读者原来的想象。这样的作品可以给读者带来新鲜的体验,丰富、拓展读者的期待视野,使之获得审美愉悦。读者期待视野的丰富和拓展又会反过来影响文学作品的创作,这就是读者能动性的体现。但是,作品的创新必须要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使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aestheticdistance。没有距离自然不行,因为读者会觉得作品索然无味,失去兴趣；但是距离又不能过大,如果作品的先锋意识过于强烈,读者在理解作品的时候就会遇到困难,对作品可能会产生厌恶,甚至是抵制的情绪。总的说来,读者期待的是可以丰富自己的审美经验和生活经验的作品,文本应该提供给读者的,是比其原先的认识和经历更丰富的内容。

　　三、从读者的期待视野看翻译策略通常我们讲到翻译策略就是指归化和异化〔domesticationandforeignization,这一对概念被认为是意译与直译〔senseforsensetranslationandwordforwordtranslation概念的延伸。因为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就是把语言层次的讨论上升到文化层面。归化和异化的概念是文努迪〔L.Venuti在1995年提出的。这一对术语来源于德国的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施莱尔马赫认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如果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读者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这一理论启发了文努迪,由此出现了归化和异化的提法。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提过,译作和文学作品一样,最终必定归于读者,能被读者接受才是译作的真正价值所在。所以,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中也不能忽略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译者必须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如果译者没有适当把握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那译作与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就会过大或者过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很难获得审美享受,对翻译作品产生抵制。如果译作被顺利接受了,则说明译者正视了读者的期待视野,采用了适当的翻译策略,使得译作与读者的期待之间有一个理想的审美距离,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愉悦,开拓了读者新的期待视野。林纾在翻译时虽然经常随意对原文进行删节,但是他准确地把握了当时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他采用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其译文便于中国读者理解,以中国化的语言形式表达原作的主旨和精髓,所以被读者接受。而鲁迅的译作就不同。他曾经希望能通过翻译把新的表现形式引入中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赋予其新的生机。他提倡欧化的翻译,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中国读者对过于欧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接受能力有限。所以他当时与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在让读者接受上遭遇了困难,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把握读者的期待视野固然重要,但是有一点不能忽视,读者的期待视野绝对不是一尘不变的。历史在向前发展,文学2/6

　　在不断创新,读者的期待视野会随之产生变化,他们的接受能力也会逐渐增,相应地,译者的翻译策略也应体现出转变。归化的翻译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占有优势,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生了变化,其接受能力也有了提高,归化的翻译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审美情趣。归化可能会抹杀文化差异,是对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蒙蔽,无法达到文化的效果。安托瓦纳·贝尔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都要经历来自异域的考验。而归化是民族中心主义的译法,是译入语对出发语的侵犯,不利于接受异域文化,也就不能实现通过异域文化丰富本国文化的目的。于是在当代,译者所采取的策略已大致从归化走向了异化,这是顺应了新时代新背景的需要的。全球一体化是现今我们面临的大环境。人类世界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的说法得到了广泛认同。事实上,经济全球一体化是无庸质疑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需要,但是语言和文化却应该是多样化的。人类文明之所以灿烂辉煌,就是因为它包含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成果。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一味追求同一性。翻译的最终目标不应该是消除差异。相反地,译者有责任尊重差异性,在尽可能保留原文价值的同时也引进异域形象。因为从接受美学和读者的期待视野的角度看,这样的异化翻译能给读者带来陌生感、疏远感和新鲜感,传递异国情调,满足读者的审美需要,从而丰富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四、结语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问题,更是文化层面上的问题。翻译的实质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其最终目的和功能除了要传递原文的信息以外,更要传递文化,促进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体,而译者是介于不同社会、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个体,肩负着传递信息,展示他方文化,解释文化差异,促进交流理解,丰富本国语言文化的重任。在进行翻译实践中,要拓展视野,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考察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只有这样才能顺应翻译文化转向的要求。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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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马以鑫：《接受美学新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4]仇蓓玲,陈桦：读者期待视野与译者翻译策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XX第6期

　　[5]石琳：文化全球化与翻译的文化转向-论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XX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XX7月

　　[6]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7]许钧等著：《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XX,译林出版社,2001[8]刘凤梅：从接受美学视角论翻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XX第2期

　　[9]罗选民：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2006年2月18日

　　的角色。正是因为有了翻译,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才得以实现。翻译不仅促进了各国、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更丰富了世界文明,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可以这样说,翻译不仅是信息在文本之间的过渡,更是在文化之间的过渡,它的实质是一项以交流信息为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翻译只是单纯地被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来研究,它被认为是纯粹的文字之间的过渡。翻译研究沉溺于对字面形式的转换的研究,译文被视为与原文一一对应的复制品,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与否被过分强调。这样从语言途径研究翻译无疑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不能对翻译的目的、作用和功能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没有认识到语言承载的是信息,更是文化。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问题,更是文化层次上的问题,是为了文化交流。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和勒弗维尔〔AndréLefevere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把翻译的重点由作者转向读者,从原语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文化视野和途径。二、翻译中的接受美学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从翻译的文化途径来看,原文本产生于出发语及其文化,译者首先以读者的身份阅读原作,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着手翻译,此后,译作被介绍给译入语的读者,到达译入语的文化,接受异域文化的考验,其结果可能是被接受,也可能是遭到抗拒。而在这一考验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读者。众所周知,文学作品的价值不仅存在于作品本身的文学艺术价值,更存在于作品之被读者接受,有读者的赋予。一旦脱离了读者,文学作品就毫无生命力可言。同样地,翻译也必将归结于读者。翻译作品的存在是为了读者,其真正价值在于它们最终能被译入语的读者和文化接受。可见,读者的地位不容忽视,而认识到读者重要地位的正是接受美学的理论。接受美学〔ReceptionAesthetics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以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姚斯〔Robert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Iser为代表人物。接受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传统的文学作品研究一般都以作家或者作品为中心,往往忽视了文学作品与读者的联系,忽视了读者的能动性。接受美学的理论则认为,文学作品从根本上是为读者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他们对作品意义的探索和接受才是作者及其作品的意义所在。在作者-作品-读者三者的循环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读者。当文本跨越语言和文化时,翻译就成了这一开放循环中的重要一环,译者因此而具有了双重身份。首先,译者是原作品的读者；同时,因为译作也有读者,所以他们又是创作者。翻译的实质告诉我们,翻译是交流的过程,所以读者不仅仅是接受的一方,他们还能挑起新的审美和创作。读者期待读到什么样子的作品对作家、作品、译者和译作都有影响。期待视野〔ExpectationHorizon是接受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在文学作品阅读之前和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之前就具有一种潜在的对作品和作品意义的期待。冈·格里姆曾经提出过读者期待视野的四种可能：第一种,作品内包含新的因素,突破了读者先前的既定视野,他谓之为期待视野的"正面失望"；第二种,作品中没有任何创新,读者的既定视野得以维持；第三种和第四种是基于第一种可能的。如果作者的作品之前已经突破了读者的既定视野,那读者必然对作者的新作抱有更多的期待,如果新作又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新的突破,那读者的期待视野再次形成,这是第三种可能；如果新作没有任何超越,只是在原地踏步,那就是第四种可能,谓之为期待视野的"反面失望"。从审美角度上4/6

　　讲,第一种可能,也就期待视野的正面失望,是有积极意义的。一部好的作品应该不断地打破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使作品中包含有新的元素,从而使之超过读者原来的想象。这样的作品可以给读者带来新鲜的体验,丰富、拓展读者的期待视野,使之获得审美愉悦。读者期待视野的丰富和拓展又会反过来影响文学作品的创作,这就是读者能动性的体现。但是,作品的创新必须要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使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aestheticdistance。没有距离自然不行,因为读者会觉得作品索然无味,失去兴趣；但是距离又不能过大,如果作品的先锋意识过于强烈,读者在理解作品的时候就会遇到困难,对作品可能会产生厌恶,甚至是抵制的情绪。总的说来,读者期待的是可以丰富自己的审美经验和生活经验的作品,文本应该提供给读者的,是比其原先的认识和经历更丰富的内容。

　　要的。全球一体化是现今我们面临的大环境。人类世界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的说法得到了广泛认同。事实上,经济全球一体化是无庸质疑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需要,但是语言和文化却应该是多样化的。人类文明之所以灿烂辉煌,就是因为它包含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成果。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一味追求同一性。翻译的最终目标不应该是消除差异。相反地,译者有责任尊重差异性,在尽可能保留原文价值的同时也引进异域形象。因为从接受美学和读者的期待视野的角度看,这样的异化翻译能给读者带来陌生感、疏远感和新鲜感,传递异国情调,满足读者的审美需要,从而丰富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四、结语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问题,更是文化层面上的问题。翻译的实质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其最终目的和功能除了要传递原文的信息以外,更要传递文化,促进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体,而译者是介于不同社会、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个体,肩负着传递信息,展示他方文化,解释文化差异,促进交流理解,丰富本国语言文化的重任。在进行翻译实践中,要拓展视野,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考察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只有这样才能顺应翻译文化转向的要求。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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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罗选民：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2006年2月18日

　　6/6

篇五：文化转向论适用于什么翻译领域

　　翻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及对国内译学研究的影响

　　一、当代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渊源及其必然性

　　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其研究的范围局限在语言内部。但是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

　　70年代，翻译研究的范围伸向了文化这一广阔的空间。这一过程被称作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以色列学者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论，可以看作是翻译文化转向的萌芽。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发展了多元系统论，在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从文化角度看待翻译的论文和专著，1992年勒菲弗尔又相继发表了《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控》和《翻译文学》三本书，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的文化学派突破了语言学派专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转换，而把翻译和社会、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脱离文化研究的翻译理论研究不可能是全面可靠的翻译理论研究。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跨文化交流这一议题。

　　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是自然且必然的。

　　二、翻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

　　(一)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提供新视角

　　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的思考,更注重翻译与译文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在研究范式上，相比于语言学派规约性的微观研究，文化转向注重进行宏大的描述性研究,强调翻译研究的多元性和宽容度；从研究内容上讲，以译语为中心的研究视角颠覆了翻译界以往的陈规,跳出了传统翻译以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桎梏，使译学研究融进文化研究，从语词文本转向文化语域。文化研究可以给翻译研究提供理论武器和观察视角,使译者超越单一的思维模式，因而得出的结论就更具有理论意义和学科意义，而不仅是解决几个具体的语言操作技巧性问题。

　　(二)文化转向给译本解读带来理论依据

　　翻译承担着文化解读和观念阐释及传承的功能，尤其是文学翻译中,原语和译语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因此，翻译中要求传递的文化价值与信息也往往大相径庭，不可能产生与原作绝对对等的完美译作。文化本身对翻译提出了特定的要求，每一译本所处时代不同，语境不同,便要求产生顺应不同时代语境特定要求的译本，从而将整个翻译活动纳入动态的不断延展的体系之中。

　　(三)文化转向给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启示

　　利用翻译作为交流的工具,使翻译实践成为异质文化之间对话与交流的桥

篇六：文化转向论适用于什么翻译领域

　　翻译学文化转向下的翻译网络自主学习

　　摘要：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使翻译网络自主学习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翻译教学中。从剖析翻译学文化转向入手，阐释了翻译的文化功能，并论述了在翻译网络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应该怎样对待文化问题。

　　关键词：翻译；文化转向；网络自主学习

　　作者简介：姜雅珉（1984-），女，四川乐山人，成都医学院大学外语部，助教。（四川

　　成都

　　610081）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XX）20-0198-02

　　翻译能力是英语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却没有专门的翻译课程，也少有适用于公外英语的翻译教材。然而，翻译在大学英语学习中并非不重要，翻译部分不仅是大学英语各等级考试的组成部分，翻译能力还是许多专业要求学生必须达到的重要英语能力之一。因此，培养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翻译能力成为了许多大学英语教师关心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不少教师根据教学实践，改进教学计划增加翻译授课学时，开设翻译选修课程，编撰翻译理论与实践教材，以期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英语教师尝试指导学生进行翻译网络自主学习，并将其作为翻译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现今翻译网络自主学习的一些问题

　　自主学习（autonomouslearning），指的是“学习者自觉确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方法、监控学习过程和评价学习结果的过程”。[1]自美国学者亨利·霍利克（HeyHolec）于上世纪80年代初将“学习者自主性”（learnerautonomy）的概念引入外语教学中以来，学者和教师们就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和教学实践出发，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和不断的发散。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将自主学习和网络信息技术联系在了一起。在我国，网络自主学习和大学英语教学的结合不仅是学者们研究的方向之一，也是大学英语教学的必然趋势。20XX年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规定“各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采用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教学模式，改进以

　　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新的教学模式应以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为支撑，使英语的教与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朝着个性化和自主学习的方向发展。”[2]因此，对英语网络自主学习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英语等级考试对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和方式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听力与阅读部分分值各占总成绩35%，对一般学生来说，大学英语的重心当然就落在了听说和阅读上。重视听说及阅读练习无可厚非，但这影响了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上翻译部分的内容构成和学生在进行网络自主学习时对翻译学习所采取的方法。正如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翻译部分约占总成绩5%一样，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翻译部分仅占总内容的极小一部分，学生们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进行翻译自主学习。以成都医学院雅信达语言学科网络平台为例，在平台网络课程库的16个子课程库中，只有翻译课程库直接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学习有关，另外两个子课程库—英语百科库与文学欣赏库虽与语言文化学习有密切联系，但其中资源寥寥。据查阅，在笔者所教4个班级243名学生1学期的自主学习记录用时中，只有7%的学习时间与翻译与文化背景学习有关。当前，不少学生或仅以英语等级考试为指挥棒，注重翻译考试技巧，为考试而做翻译练习，或根本不重视翻译。现今翻译网络自主学习资源更偏重的是翻译理论技巧的传授、对文本的平行译本进行比较分析、翻译实践之后由教师修改或同学互改以得出经验性技巧、对字词长句乃至整个语篇的分析理解以及中外经典译文的欣赏。可以说，以通过考试、掌握字词句为目标的翻译实践使学生不能完全感受翻译所涉及的不同语言之后的不同文化，这样的翻译自主学习会让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实际上，翻译能力不是一个简单的整体，通过学习和实践使翻译能力提高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翻译研究学者阿利森·毕比（AllisonBeeby）提出了翻译学习过程中翻译能力发展的4个目标：培养学生的转换能力、语言对比能力、语篇对比能力和非语言能力。[3]其中，非语言能力的发展目标是现行翻译网络自主学习平台很难达到的。学生非语言能力指的是原语和译入语两种语言之后的两种文化以及利用翻译资源的能力，比如，翻译电子工具，翻译机器等等。那么，怎么样去完善翻译学习者的“非语言能力”呢？这就必须谈到翻译学文化转向问题。

　　二、翻译学的文化转向

　　在翻译学学科建构的过程中，翻译长期附属于比较文学与语言学而存在。大批翻译研

　　究者为了使翻译学这个边缘又新兴的学科能建立起来，不断把大量的翻译理论归纳总结成规范且完整的系统，而且还将原有的理论开拓创新。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连接起跨越翻译学和其他学科的桥梁，用其他学科之思想思考翻译学之问题。

　　1990年，苏珊·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对前人的观念作了归纳总结，并进一步提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问题。文化转向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范式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开始引导研究者以文化层面的各个相互影响又制约的因素思考问题。支持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学者认为，翻译存在之基础是文化，因此在进行翻译实践的时候，应该考虑诸如译文出版商、译者、读者、语言背后隐藏的权利关系、语境、历史、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而且，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在不同文化之间筑起一道桥梁以达到文化交流的作用，因此翻译并不能也不应是一个简单的编码解码过程。在翻译时一定要平等对待各种语言，不能抹杀语言间的差异，要让原语特别的语言结构蕴含着独特的文化走入译语中来，要让译语文化中的读者感受到“纯正”的原语语言与文化。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可以说是21世纪初中外翻译界影响最大的译学理论之一。文化视角的开启为翻译研究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视角来思考翻译研究问题，甚至有学者认为翻译研究即是文化研究，这种想法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翻译活动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文化思想的转换，但二者皆有，缺一不可。翻译这座桥梁连接两种语言，交流文化，这座桥梁就是有语言构成的。没有语言这个载体，文化怎能体现乃至交流？因此，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应该被理性地对待，在全球化的今天，翻译当然应以文化交流为主要目的，但社会文化因素并不是翻译的实质和全部。

　　三、文化转向下的翻译网络自主学习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带动了一股翻译教学的文化思潮，在这大潮流下，翻译教学中的语言教师受其影响不小。在翻译研究上，文化学派研究过分夸大了文化——翻译的目的这个外部因素对翻译本身的制约。“这种‘文化转向’有时在教学上会被误解，使教师对译本的讲解远离文本，过分夸大了文本外部因素对于翻译的制约作用。”[4]这反映到网络自主学习上，就是充当“促进者、咨询者、组织者、信息源和评估者”[5]的教师在翻译网络自主学习的内容设计上受到翻译“泛文化”影响，改变以往的翻译语言学范式套路，开始以文化翻译模式武装头脑，设计过多与语言文化、文化差异有关的内容；其次，开展自主学习的学生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将翻译学习与文化学习等同起来，过分地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只

　　重文化学习，忽视语言基础的培养。但这并不能使学生跨越语言乃至文化的差异，反而使学生陷入了只重文化差异，不问翻译语言实质的误区。这会造成学生对翻译之下的语言与文化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在网络自主学习上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在翻译的网络自主学习中，文化知识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翻译毕竟是以语言符号转换的形式出现的，因此，作为引导者的教师就要让进行翻译网络自主学习的学生“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综合看来，全面的翻译自主学习应该借助多媒体与网络这个便利的工具实现语言与文化的转换与交流，缺一不可。作为教师，怎样组织学生进行较为理想的翻译网络学习呢？

　　首先，网络平台可以通过存贮大量电子教学资源、分类建立多媒体翻译教学知识及翻译素材库的方式，使学生在自主学习时不受时间、地点、学习方式的影响，随时学习，学生们可以通过观看不同教师的翻译理论授课视频，进行全方位地翻译理论学习，采百家之长，掌握翻译技巧，解决了单一教师授课可能会带来的学习兴趣缺失问题；学生们可以通过大规模的翻译资源素材库更好更有效率地融入语言文化环境，因为网络学习平台会为翻译练习增加各式各样的实用文体翻译素材，如广告、商业合同、产品说明书等等，并添加这些翻译素材的使用语境，这样会使学生们在翻译实践中充分感受到区分与原语的异质语言乃至异质文化的独特之处。

　　其次，学生们在翻译自主学习的同时，可以进一步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在线词典、网络字典等进行单词的重点学习；同时，掌握一些基础翻译电子工具的使用。

　　最后，学生们不仅可以在计算机模拟的现实世界学习翻译技能，还能够通过网络在进行翻译实践的同时与指导老师进行充分沟通、实时得到指正和建议，并与同学之间开展关于翻译实践问题的交流和合作，取长补短，成立一个“翻译工坊”，创建一个虚拟的语言文化小世界，进而促进翻译能力的提高。

　　四、结语

　　总而言之，受到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英语教师们开始反思以往在语言学范式下过分强调翻译实践中语言练习的弊端，思考怎样在文化研究的潮流中指导学生进行网络自主学习的问题。对于翻译学文化转向下的翻译网络自主学习，教师们应该采取辨证的观点来认识它，指导翻译自主学习的核心——学生既重视翻译的语言学实质，又不忽略对语言文化的了解和掌握。只有以这样的思路进行翻译实践，学生才能不仅全面掌握翻

　　译基础理论和知识，又能充分了解翻译之后的语言文化风景，以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

篇七：文化转向论适用于什么翻译领域

　　翻译文化学派

　　一，翻译文化学派的概述

　　他们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探讨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JamesS.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

　　实》(TheNameandNatureofTranslationStudies)一文。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学派”这一名称在西方译学界使用得并不多，反倒是在中国翻译界使用得更为普遍。这当然跟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译学界出现并完成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有比较直接的关系。较长时间以来，西方译学界对我们所说的“文化学派”使用的是另外一些名称，譬如“翻译研究派”(translationstudies)。这个名称是由霍尔姆斯〔JamesHolmes)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术语后来已演变成一个学术一“翻译学”的名称，如果再用它来指称某一具体的翻译研究流派，容易产生混淆。

　　语的文化语境中审视、考察翻译现象，所以也有人把这一学派的研究称为“目标语中心翻译研究”(target-orientedtranslationstudies),所以在有些场合这一术语也被用来指称这一研究流派。与此同时，“描述翻译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多元系统研究”

　　(polysystemapproach)或“系统研究”(systemicperspective}，这是因为该学派的以色列学者埃文一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其他系统理论是这一学派的核心特征。根据这一学派的几个主要成员的国籍(比利时、荷兰)、任职以及几次重要会议的所在地(特拉维夫、卢汶)，也有人把这一学派称为“低地国家学派”、“特拉维夫学派”等。赫曼斯还曾提出过“操纵学派”这一名称，这是根据该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勒菲弗尔提出的核心概念“操纵”(manipulation)以及赫曼斯自己编纂的该学派论文集《文学操纵》（TheManipulationofLiterature)而命名的。

　　作为译语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并采用描述性的研究范式。

　　所谓“文化翻译”，它包含二重涵义:一指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二指从宽宏的文化层面来审视和阐释翻译。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思想涵盖了以上两个层面的研究。前者主要体现在其文化功能对等论上，后者主要体现在“操纵”论、“文化构建”以及与“操纵”论和“文化构建”论一脉相承的后殖民翻译观上。诗歌翻译和戏剧翻译的讨论是巴斯奈特“文化翻译”思想的“实践”篇。

　　二、翻译研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

　　文化学派的核心研究范式是：“描写/系统/操纵范式”，其发展过程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1.初级阶段：

　　2.形式主义阶段：借助形式主义的概念发展自己的研究路径，埃文一佐哈有多元系统理论，图里有实证研究，朗贝尔则有大型翻译史研究计划，勒菲弗尔有对哲学科学的关注，而霍尔姆斯的综合探讨则跨越翻译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这一阶段有三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1976卢汶会议、1978特拉维夫会议和安特卫普会议

　　3.鼎盛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巴斯奈特的《翻译研究》和赫斯曼的《文学操纵》的出版为标志。

　　4.文化转向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勒菲弗尔与巴斯奈特合编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合著论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指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发展趋势，并认为翻译研究已从形式主义阶段走出，从而应该考虑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翻译像其他各种“改写”一样，创造出他者文本的新形象。文化转向逐渐摆脱并

　　超越了多元系统理论的框架，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但与此同时带来的研究范式的根本变化恐怕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统意义上文化学派的消解。

　　代表人物：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Holmes),

　　伊塔玛·埃文-佐哈

　　(ItamarEven-Zohar)，吉迪恩.图里

　　(GideonToury)，安德烈.勒菲弗尔

　　(AndreLefevere)，苏珊.巴斯奈特

　　(SusanBassnett)，西奥.赫斯曼

　　(TheoHermans)詹姆斯·霍尔姆斯(1924-1986)是美籍荷兰学者,英-荷诗歌的杰出翻译家,长期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工作。他的主要论文都收在他去世后人们为他整理的集子《文学翻译和翻译学论文集》(1988)里。1972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霍尔姆斯宣读了其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在该文中，霍尔姆斯着解决了重大的翻译理论问题，首先是给学科命名，该文明确提出用translationstudies一词作为翻译学这门学科的正式名称。其次是下文确定其是指某一个研究领域还是指某一个学科。其次是它对未来翻译学学科内容以图示的形式所作的详细的描述与展望。在文中他首次把翻译学分为纯翻译研究(PureTranslationStudies)和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TranslationStudies)。在纯翻译研究下面他又进一步细分为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和翻译理论研究(TheoreticalTranslationStudies);在应用翻译研究下面则细分出译者培

　　训(TranslatorTraining)、翻译辅助手段(TranslationAids)和翻译批评(Translationcriticism)三大块研究领域，确立了“描述”性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中心地位。被认为是翻译研究派的成立宣言，是翻译研究派的奠基之作。是翻译研究学派成立的标志。

　　吉迪恩·图里（GideonToury)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当今世著名的翻译理论学家，他发展了特拉维夫学派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建立在多元系统理论之上的描述性研究有几种，最有影响的是图里的描述性研究。图里的主要著作有《翻译理论探索》(InSearchofaTheoryofTranslation)和《描述翻译学及其外延》(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andBeyond)等。他把霍尔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中勾画出来的翻译学研究范畴图示进行改造，重新划分，从而使翻译学的学科范畴、研究分支更加清晰。在《描述翻译学及其外延》一书中,图里系统地阐述了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的理论构架和方法论基础。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原籍比利时，曾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翻译和比较文学教授，是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有《诗歌翻译:七大策略与一大蓝图》与《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等，另有与苏珊·巴斯奈特合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合著论文集《文化建构一文学翻译论

　　集》。勒菲弗尔的学术观点同样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但他对以色列学者未曾充分阐释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分析。他提出“折射”与“改写”理论，强调“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因素对翻译的操纵，他的描述研究的方式是将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深入探讨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策略的各个层面。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进行描述性研究的具体实例。而他的改写理论更是成为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以他为代表的文化学派也因此被称为“操纵学派”。

　　三、苏珊.巴斯奈特

　　1、多元的文化背景及宽广的学术研究视阑

　　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是活跃在当今英国甚至整个世界翻译界的著名翻译理论家和著名诗人，翻译研究派（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英国沃里克大学（WarwickUniversity）比较文学与翻译学教授、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并于后来兼任大学副校长一职。巴斯内特是一位思想活跃而阅历丰富的学者。她早年求学于丹麦、葡萄牙和意大利，获得意大利语和英语的文学学士和法语的哲学博士学位。她精通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熟悉德语和葡萄牙语，还懂拉丁语、丹麦语、盎格鲁一撒克逊语、捷克语等十余种语言。先后在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德国、冰岛、印尼、意大利、日本、波兰、葡萄牙、新加

　　坡、瑞典、土耳其、美国、委内瑞拉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内地、香港)任教或讲学，讲学内容主要包括文学翻译、翻译理论、西方翻译史、莎士比亚戏剧、女性文学、性别研究、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多个方面，而她的学术研究范围和成就也主要涉及这些方面。对欧洲各国文学和文化有较深刻的研究。在欧洲多国的教育背景，给她奠定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基础。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又使她在翻译研究方面建树颇多。通过对于多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接触和认识，并通过对于包括诗歌、戏剧在内的文学翻译以及翻译理论问题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巴斯内特在翻译思想上逐步显露了她的文化取向。她在翻译研究学派创始人霍姆斯的思想影响下，将翻译置于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来考察，并把这种文化理念贯穿在她与美国学者勒弗维尔共同主编、在西方译界极具影响的《翻译研究论丛》之中，从而逐步确立了她作为当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和翻译文化学派重要代表之一的地位。

　　用文学批评作为武器对男性霸权发起攻击。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在《女性主义诗学》(TowardsaFeministPoetics)一文中，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分为两类:第一类关涉的是作为读者的妇女，即作为男人创造的文学作品的消费者，此为“女权批评”。这种批评方法注重对作品进行社会历史分析，其课题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文学批评中对妇女形象及作用的忽视与歪曲，以及男性建构文学史时的种种有意或无意的疏漏。第二种关涉的是作为作者的妇女，此为“女性批评”。它研究作为生产者的妇女，研究妇女创作的文学的历史、主题、类型和结构。它的课题包括妇女创造性的心理动力学、语言学和妇女有关的问题，个别女作家或女作家集团文学生涯的轨迹，文学史，当然也包括特定作家和作品的研究(王晓元，2002:619)。巴斯奈特在“女权批评”和“女性批评”两个领域皆有贡献。

　　2.巴斯内特是一位多产的翻译理论家

　　主要作品：

　　《翻译研究》（1980)《翻译、历史与文化》（1990与勒菲弗尔合编)《英国文化研究导论》(1997)《比较文学导论》(1993)《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1998与勒菲弗尔合编)《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1999与特利维狄合编）

　　《翻译研究论丛》（与勒菲弗尔合编)

　　《翻译专题论丛》（与根茨勒合编）

　　3.巴斯奈特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地位

　　界实无异议。而文化派在当今的西方翻译研究多元系统中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点多位学者的论述也可以为证。如张南峰认为，“文化学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走进西方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的中心，从专著、论文的数量以至于学者的知名度，均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张南峰，2004:60)“在西方，令翻译研究取得学科地位并走到学术研究系统的中心的，是多元系统论以及其他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和研究模式”Cibid:64)。赵彦春也说:“自‘翻译研究’这一提法问世30多年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两种颇有意义的转向:翻译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的翻译转向。而今，顺应这一潮流的翻译界已是学派林立，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如莱斯、费米尔、诺德等人的功能派理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格特的关联翻译论，巴斯奈特和勒斐维尔为首的文化派翻译理论，及其相关的女权主义派和操纵派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可谓不落巢臼，也的确获得了新的‘增长点’，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翻译研究的多元系统中赢得了中心地位，而处在中心之中心的当是文化派的翻译理论”。

　　4.巴斯奈特翻译思想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在讨论语台与文化的关系之前，巴斯奈特首先否定了传统的语言学的翻译方法，即把翻译认为是一种借助于字典和语法就可以把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的活动，她指出，翻译过程还包括一系列语言以外的内容。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Lotman)认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语境而存在，文化也必须以语言为核心才能存活。巴斯奈特很赞同这一观点，向我们说明了语言与文化的重要关系，就是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绝不可能单独存在。

　　(二)翻译的类型

　　(三)解码与重组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是一个解码与重组码的过程。译者如要决定在译入语的合适表达，就必须做到:1.在语言层面上接受源语短语在目标语中的不可译性;2.接受目标语缺少与源语文化相似习俗的现象;3.考虑目标语中可使用的对应语，并考虑源语说话者的阶级、地位、年龄、性别、与听话者的关系，还有相遇时的场景;4.考虑短语在特定语境的特殊意义;5.在特定的语篇系统和语篇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中，用目标语代替源语短语中的恒定信息(Bassnett}2004:29-30)0此外，根据巴斯奈特的看法，试图把源语文化的价值体系强加在目标语文化的做法是很危险的，译者应该要尊重目标语文化，对目标语的读者负责。

　　(四)等值问题

　　(五)意义的丧失与获得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语义的丧失与获得，因为“同一性”在两种语言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要处理翻译中的丧失与获得，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承认世界各国文化与语言所存在的差异”(廖

　　七一，2001:354)(六)不可译性

　　(七)科学还是“次要活动”

　　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

　　在1990年与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巴斯奈特论述了文化翻译观的具体内容:1.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

　　文化翻译观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它摒弃了传统意义上的将字、词、句、篇作为翻译单位的说法，认为文化才应

　　该是翻译单位。

　　2.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一重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

　　巴斯奈特把翻译分为文化内翻译和文化间翻译，不论是哪一种翻译都“是一个交流的行为”，是文化内部或文化之间的交流的行为。

　　3.翻译不应局限于对源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

　　巴斯奈特认为，对于不同的源语文本，“文化会赋予其翻译以不同的功能，译者在翻译中应使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源语文本对源语文化的读者相同的效果”(廖七一，2001:365)（巴斯奈特功能等值、奈达功能对等、弗米尔功能观）

　　巴：不同文化的功能等值是手段，文化转换才是目的

　　奈：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再现是目的，对等是原则和手段

　　弗：强调复制原语文本信息

　　她把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把翻译研究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的、文化的范畴来加以探讨,并且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她的思想具有高度的宏观性。在评判标准、对等与等值等问题上,她充分考虑多种制约因素,为翻译研究拓宽了思维空间。此外,她对

　　文学翻译的重视,对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关注都使得翻译、译者的地位提高,同时体现了一位学者广阔的胸襟和气度。

　　总观巴斯奈特的翻译思想，我们可以了解到文化学派的翻译观:第一，文化学派从文化这一宏观角度来研究翻译，认识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第二，文化学派重视译者与目标语文化，否定了传统意义上将翻译工作视为低等活动的说法，提高了翻译与译者的地位。第三，文化学派强调了文化才是翻译的单位，这就彻底否定了先前的认为字、词、句、篇是翻译单位的翻译理论。

　　5、小结

　　发展。

　　四、文化学派及“文化转向”的“是”与“非”

　　(一)不足之处

　　文化学派及其翻译思想“文化转向”自形成以来，虽然有很多人支持(张静，李树春，2006)但反对的呼声也是不少(姜艳，2006;张健稳，梁海波，2007)。他们有的认为“文化转向”消解了翻译本体论，有的认为文化学派的翻译观不能充分解释文学翻译。的确，反思文化学派及其“文化转向”的翻译思想，确实存在着不足:1.文化学派对传统的语言学派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在文化学派看来，传统的对语言层面上‘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是消极、负面的，而对文化语境下文化与翻译互动的研究才是积极、正而的。文化学派认为，其之前的翻译研究一直停留在‘对等与否’的文字层面上，只是在条条框框、固定模式下的纯客观的运动，始终不能以宽容的态度分析‘叛逆’背后的文化因素，因此提倡应以‘文化功能等值’代替传统的‘忠实’、‘对等”，(曾文雄，2006:46)，这在哲学上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对待事物要采取辩证否定而非彻底否定的态度，而辩证的否定是“扬弃”，也就是批判继承。恩格斯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所以，文化学派对语言学派的彻底否定和颠覆本身就是错误的。应该明确的一点是:“翻译文化研究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它只是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Wilss，1996:7）。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文化翻译阶段出现的新

　　译学是丰富、深化原有的译学观，给传统译学观带来的是冲击，而不是取代、更不是推翻传统的译学观”(孙会军，2000;谢天振，2004;吕俊，2004)。

　　(二)存在意义

　　虽然文化学派与“文化转向”翻译思想存在不足之处，但早在1996年，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就指出了“文化转向”的意义:“‘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Simon，1996:7)。与传统的翻译思想相比，文化学派及“文化转向”还是有一些重要的进步：

　　1.文化学派的兴起及迅速发展使得翻译研究不再像传统一样作为分支依附于比较文学或语言学，其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的地位稳固下来。

　　2.“文化转向”超越了传统的翻译思想，从宏观的角度，即文化

　　角度研究翻译。这种新的维度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使其再一次大步向前发展。

　　4.文化学派反对传统上轻视翻译活动和译者的做法，重视译者与目标语文化，提高了译者的地位。

　　参考文献:[1]Bassnett,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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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ies(ThirdEdition)[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4[2]Bassnett,Susan&Lefevere,An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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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文化转向论适用于什么翻译领域

　　浅谈翻译理论视域中的文化研究

　　论文关键词：翻译理论

　　文化内涵

　　文化研究

　　翻译策略

　　论文摘要：翻译是不同语码之间的转换，也是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的重要途径。以文化因素为冲破口来研究翻译活动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局面。本文从文化和文化研究的内涵，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动关系，文化研究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等方面，着重探讨了翻译理论视角下，如何确立文化研究的学科走向和文化研究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深远影响。

　　翻译理论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包括欧洲，美国，加拿大)翻译理论(王鹏，2010)。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活动被看做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进程，因此，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的对照为主要任务。长期以来，翻译理论往往依托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学)，语言学(尤其是应用语言学)和美学这样的学科。而事实上，翻译活动不单单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进程。它还涉及到源语及译入语所负载的文化(孙会军郑庆珠，2000)。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慢慢崛起，大量学者开始从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切入翻译研究。1976年，勒菲弗尔(Lefevere)提出，翻译研究不单单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或语言学的一个特定区域，而应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1980年，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sHsanBassnett)出版了《翻译研究》(TranslationStudies)，指出翻译研究应该专注于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为了在新的

　　生活情境中，在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中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Lefevere，1992)。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就是主要以文化的视野来取代原先占据翻译理论中心位置的美学或语言学的考查方式。当下翻译理论领域流行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就正是翻译理论文化转向的具体表征(张柏然，辛红娟，2009)。

　　一、“文化”及“文化研究”的内涵

　　人类学家指出，各个社会具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1871年，英国人文学家泰勒(EdwardTvler)把文化概念为“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文化表现为必然的语言模式和行为方式。同时也涉及并受限于在一路生活中起实质性作用的物质存在。在文化的表现形式上，语言有最具意义的重要性。翻译理论中的原语和译入语文化的不同通常表此刻审美、伦理、政治、思维模式和译者的文化定位等方面。

　　文化研究初期着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有的文化研究者致力于宏扬经典文学作品，并以此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随着文化研究理论的慢慢深切，后期的文化研究慢慢走出初期的经典文学领域，引入了对社区文化生活、公共传播媒介、今世文化、强势(精英)文化和边缘文化的研究。戴锦华(2003)以为，“对文化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种特有的理论脉络与知识谱系，而是某种社会立场与社会批判的精

　　神，是某种(反)表意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可能”。文化研究，自诞生之日，就是一种实践的理论，而不是对文化一精英文化抑或公共文化一的学院式研究(张柏然，辛红娟，2009)。对于文化研究，欧洲多采用文化结构范式，而美国则采用多元政治范式。相较于文化结构范式，多元政治范式更注重研究非精英文化现象(如广告、艺术建筑、市井故事、电影、时装、公共文学等普通文化现象)，成心疏远那些被以为是精英文学的经典文学作品。此刻，这两种研究范式慢慢吸取对方的一些主要理论和特点，以期组成文化研究新的范式。

　　二、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翻译研究致力于研究如何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内容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广义的翻译则着重研究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如何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翻译理论研究在历史上曾经一度依附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作为语言学或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而俯仰由人。文化研究的勃兴打破了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天然界限，改变了原来把翻译研究置于语言学科或文艺学科之下的地位。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开创了译学研究新的局面。但同时，咱们也必需有这样一个清醒的熟悉：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新途径，一个重要方面，它并非是翻译研究的全数。的确，很多文本中包含着为某个特定文化所特有的一些因素，但并非所有的文本都是如此(Wilss,1996)。吕俊(2004)以为，咱们在进行翻译研究的

　　同时必需避免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进而致使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弥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当中，从而使其丧失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皮姆(Pvm,2010)以为，20世纪后半叶，西方翻译理论界围绕着“等值”成立了一系列有一路核心的理论范式：等值、目的(purposes)、描述(descfiption)、不肯定性(uncertainty)、本地化(localization)和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因此，文化研究并非是翻译研究的全数方向，它只是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

　　3、文化研究向度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影响和制约译者的翻译策略的文化因素可大致归为以下五个方面：(1)译者所处的时期；(2)译者与目标读者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态度、翻译一部作品的目的)与审美取向；(3)诗学(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传统)；(4)译入语文化与原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5)翻译活动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其中，意识形态最为重要。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意识形态决定译者个人和译入语社会的思想架构(conceptualgrid)，并通过思想观念和世界观决定读者和译者阐释文本的大体方式。因此，意识形态决定译者所采取的大体翻译策略，并影响其对原文的改写。若是译者因既有的思想意识而对原文进行无心识的改写，或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以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译者会偏向于采用归化策略。对汉文化经典《论语》的英译版本中。不乏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的例子。

　　例1：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目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第一》

　　威利(ArthurWaley)的英译如下：

　　Tzu－hsiasaid，“Amanwhotreatshisbettersasbetters，wearsanairofrespect，whointoservingfatherandmotherknowstoputhiswhoIestrength，…”(徐瑁，2010)。

　　作为汉文化经典论作，例1中“贤贤易色”指的是用尊贵优秀道德的心来互换(或改变)爱好美色的心。对妻子而言，重要

　　的是道德，而非容颜，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丑妻家中宝”一说(同上)。威利将“贤贤易色”译为“Amanwhotreatshisbetterasbetters。wearsanairofrespect”，采用了英语固有的语言表达来转达汉语经典词语“贤贤易色”的含义。按照《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one’sbetters(主旧或幽默)指的是“上司们，比自己能力强的人”。显然威利没有读懂和领会原作的文化的内涵，而此处所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明显是受到了译者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若是译者为刻意展示“他者”(others)文化中某些思想价值，而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译者多会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例2：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第四》)

　　威译如下：

　　Oftheadage“OnlyaGoodmanknowshowtolikepeople,knowshowtodislikethem,”

　　theMastersaid,“Hewhoseheartisinthe

　　smallestdegreesetuponGoodnesswilldislikenomore.”

　　雷蒙·道森对“仁”的英译为“humaneness”。

　　威利将“仁”译为“Good”或“Goodness”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观念“善的理念”(theFormoftheGood)不无关系，因为希腊哲学思想是西方布道士和西方汉学家诠释中国儒家思想的大体立场(徐珺，2010)。威利对“仁”的英译是其异化翻译策略的又一具体表征。孔子乃以仁为其理论之基。作为《论语》的关键词，“仁”并非简单地指做个好人，亦隐含着为人之道(同上)。雷蒙·道森保守地将“仁”翻译为“humaneness”，而没有做太多的创新，尽可能地转达了原作的意义，是一个成功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案例。

　　除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归化”与“异化”，目前翻译界逐渐出现了另一个较新的理论范式——“本地化”。本地化指为了使产品适应新的文化、市场、环境而作的准备(或专门制作、改写)进程。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切，本地化也将可能成为与“归化”、“异化”并行的另一种可行的翻译策略。

　　4、结语

　　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传播媒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得以从纯语言层面走向探讨文化层面的彼此影响上。文化研究慢慢开始并将继续占据着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腹地位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可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翻译问题并非是进行翻译理

　　论研究的唯一途径：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理论研究多元视角之一。咱们若是能正确看待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动关系，以文化研究为冲破口，从历时和共识的角度把握影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各类因素，咱们就必然能为更深切地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并成立系统的、全面的翻译理论研究体系，揭露翻译活动的本质规律做出咱们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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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九：文化转向论适用于什么翻译领域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论翻译的文化转向

　　作者：张蕊

　　来源：《群文天地》2013年第01期

　　摘要：庞德《华夏集》译作对英美诗歌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而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华夏集》的翻译及艺术造诣争议也是不可否认的。传统的翻译研究已经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的产生。因此，笔者以《华夏集》为例，探讨了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从比较文学角度进行《华夏集》翻译研究的合理性。

　　关键词：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

　　；比较文学

　　；《华夏集》

　　《华夏集》，一部被誉为“英文诗之经典”“英美现代派诗歌的主要作品之一”的译作，摒弃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浮夸之风，掀起了“意象主义”革命。然而，正是这样一部力作，在享有众多赞誉的同时也招致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诟病。不少学者认为《华夏集》的翻译存在许多误译漏译甚至是创译的地方，与其称之为“译作”，不如称之为作者本人的“创作”。尽管存在诸多争议，《华夏集》仍然在英美诗坛占有重要地位。艾兹拉.庞德，一个不懂中国汉字的外国翻译家，仅凭借着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以及东方学者弗诺罗萨的笔记，就译出了这部译作。它的成功不得不使我们重新探讨翻译的原则以及翻译研究的方向。

　　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活动就是在以一种语言为主导的基础上的两种语言间的转换。因此，译者所遵循的最根本准则就是在忠于原作的前提下将原文流畅地使用目标语表达出来。而翻译研究也自然而然地侧重原文与译文一致性的对比上。对于《华夏集》的翻译研究，有不少专家学者只关注文本间文字层面的对应，认为庞德的译文不忠于原文，存在许多误译漏译，甚至是创译的地方，为此否认庞德译作所取得的成绩。然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教学研究会副会长谢天振在谈到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国外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一直是深受国内翻译界推崇的中译英经典译作，但是，由谢天振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在对一百七十多年来十几种《红楼梦》英译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到美国大学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收集数据后发现，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和闵福德翻译的

　　《红楼梦》相比，杨译本在读者借阅数、研究者引用数，以及发行量、再版数等方面，都远逊于霍译本（王研，2002）。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翻译单纯地以是否忠于原作，使用精准的语言为原则是不能实现将一国文学成功地译介到另一个国家的。同样，翻译研究单纯地探讨语言间的转换是片面的，无法推进翻译进步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不懂中国汉字的翻译家所译的《华夏集》在误译漏译创译的情况下仍能将中国文化推广传播到国外并产生巨大影响，而中国翻译家字字推敲所译的中国古诗却无人问津。

篇十：文化转向论适用于什么翻译领域

　　简析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

　　摘

　　要：

　　文化转向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本文试从内部诱因和外部推动力两方面探讨文化转

　　向产生的动因，阐述文化转向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对文化转向进行简单的论述，目的是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借

　　鉴与参考。

　　关键词：

　　文化转向

　　文化学派

　　翻译研究

　　一、引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各种文化思想交织激荡、“百

　　家争鸣”，呈现出一派多元化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

　　转向”应运而生，为桎梏已久的翻译研究带来曙光。自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和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在《翻译、历史与文化》

　　(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

　　ASourcebook)一书中正式提出

　　“文化转向”以来，这一理论就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影响至今。

　　许多专家学者对文化转向智者见智、各抒己见。基于这种认

　　识，本文试图对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进行简述，以期为

　　国内的相

　　?P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文化转向”兴起的动因

　　“文化转向”蔚然成风，不仅仅是因为它凭借自身的优

　　势突破了先前理论的禁锢，更离不开文化转向及文化学派外

　　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文化转向”这一趋势是在内

　　外力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一)内部诱因

　　“文化转向”的内部推动力主要来源于文化学派的一些

　　积极主张，他们大力倡导将翻译研究的关注点从文本自身转

　　移到文本以外的文化语境上，反对翻译是一种简单式的语言

　　转换，并且极力改变翻译在文艺学中的附属地位，积极推动

　　翻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翻译地位的改变

　　西方翻译理论在二十世纪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文艺学的

　　“附庸”，在这种背景下，翻译仅仅被视为是一门艺术，强

　　调译者对原文的创造性再现，甚至被认为是比较文学的一个

　　分支。直到

　　1971年，霍尔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实》(TheNameandNatureofTranslationStudies)一书中对翻译作为一门独

　　立研究领域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学科结构等提出了独到

　　见解，并首次将翻译研究命名为

　　“TranslationStudies”，此后，翻译学就开始转变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学的名与实》

　　被视为翻译学科的独立宣言。文化学派在促成翻译成为一门

　　独立的学科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学者对翻译地位的态度可从

　　其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的话语中窥见一

　　斑。巴斯奈特曾说：“翻译学实际上是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它既

　　不算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附属学科，又不算语言学

　　研究中的某一区域，而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研究领域，它自身

　　就有众多的分支学科。

　　”后来，巴斯奈特在其

　　1993年出版的

　　《比较文学》一书中再次强调“当比较文学正为自己能否成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争论时，翻译研究就已经大胆地宣称自

　　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了，而且翻译研究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也

　　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肯定与支持”(SusanBassnett1993：

　　160)。由此可见，文化学派对翻译地位的辩护可谓是劳力费

　　心、劳苦功高。翻译最终在文化学派的极力倡导下名正言顺

　　地成为一门拥有自己学科特点的独立学科，并为翻译研究中

　　“文化转向”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文化学派对文化的重视

　　“文化学派”，顾名思义，重视文化在翻译中的作用，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制约性。从文化学派的创始人霍姆斯

　　(Holmes)到领军人物斯内尔

　　-霍恩比(Snell-Hornby)、安德

　　烈

　　-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和苏珊

　　-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都在专著中提及文化对语言和翻译的重要性(金

　　怡，朱小美，2011)。尤其巴斯奈特一段关于文化与语言的

　　形象描述，更是表达了对文化的重视，她指出“文化比作人

　　的身体，语言就是这个身体的心脏，只有心脏与身体之间相

　　互作用，人的生命力才能延续；因此，外科医生在对心脏进

　　行手术时不能忽视承载心脏的整个身体，所以译者将

　　文本与

　　文化割裂开来孤立地对待也是危险的”(SusanBassnett2004：

　　22)。另外，文化学派对文化的重视也体现在其学派的翻译

　　理论中，如他们强调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对象，而不应

　　停留在语篇上；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

　　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的功能等值；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

　　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等。显而易见，这些理论都体

　　现了文化学派极高的文化意识，这成为后来“文化转向”之

　　风兴起的关键因素。

　　(二)外部影响

　　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自身难保”为“文化转向”的出

　　现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西方文化研究的盛行及多元系统

　　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的出现，共同加快了翻译研究中“文化

　　转向”的进程。

　　1.语言学派的局限性

　　以奈达(Nida)、纽马克(Newmark)、卡特福德(Catford)等人为代表的语言学派在二十世纪末走入了翻译研究的“死

　　胡同”。语言学范式下的翻译研究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

　　生成语法为理论框架，注重翻译过程中原文与译文之间字与

　　字、词与词的对等。这种翻译等值论把文本本身作为翻译的

　　对象，“将美学问题还原为逻辑问题，忽视对译语文化、翻

　　译目的和动机等重要因素的描述性研究”，其理论过于规范

　　化。因此，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弊端日益凸显，逐渐为许多

　　学者所诟病（冉诗洋，李德凤，2012：4）。勒菲弗尔（

　　AndreLefevere）和巴斯奈特（

　　SusanBassnett）在《文化构建：文

　　学翻译研究》一书中对语言学派做出了批判，“机器翻译的

　　成功使人们相信，翻译的语言学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同时，他们（语言学派）表示，由于文学翻译非常特殊，因

　　此他们的翻译方法不适用于文学翻译。难道文学不是语言写

　　成的吗？难道文学的语言就跟翻译家们所研究的语言真的

　　有那么大的差异吗”（杨燕，2010：101）。从上述引证可见，语言学派的理论已经难以解释翻译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和现

　　象，为一些专家和学者所质疑，这就为翻译研究中的新范

　　式――“文化转向”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的盛行

　　文化研究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随后在加拿

　　大、澳大利亚、美国及中国等地掀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

　　文化研究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便进入了跨学科与多元

　　化的发展时期，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电影及人类

　　学等现象都成为文化研究的对象。文化研究的逐步兴起使得

　　许多学者转而关注翻译研究中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剖析语言

　　背后暗含的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不再只是聚焦翻译过程中

　　的字斟句酌，而是从宏观层面探讨更为深刻的文化原因，由

　　此便促成了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热潮。

　　2.文化研究

　　多元系统理论的启发

　　多元系统理论最早是由以色列学者埃文

　　-佐哈尔（

　　ItmarEven-Zohar）提出的。他认为某个多元系统是由多个子系统

　　组成的，在这个多元系统中，有的子系统处于中心位置，有

　　的则处于边缘位置。它们的位置与地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彼此之间相互竞争以夺取系统中的中心位置。除此之外，它们之间也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如此推论，翻

　　译学作为众多子系统中的一员，与其他子系统必定互相牵连、互相影响。

　　因此，埃文

　　-佐哈

　　??的多元系统理论使得人们不再

　　孤立地看待翻译、看待文本，而是结合文化、社会、政治经

　　济等多个子系统，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翻译过程，推进翻译

　　文化转向的产生。作为佐哈尔的学生，图里（

　　Toury）在继承

　　其观点的同时也提出新的看法，他认为应从译入语文化的角

　　度考察译作，“译作总是受限于不同的社会文学背景因素，所以无固定的特性，翻译成为依靠历史和文化力量的一个相

　　对名称”（

　　Gentzler1993：129）。多元系统论中有关文化的观

　　点启发了文化学派的学者，最终将翻译研究引向了“文化转

　　向”的道路上。张南峰就曾在其文章中论述过多元系统理论

　　对“文化转向”的积极作用，他指出：

　　“多元系统理论给翻

　　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面向译语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系统性的新途径，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

　　向，催生了一个

　　跨国界的翻译研究学派。

　　”

　　解构主义思想的渗透

　　哲学家雅克

　　-德里达（

　　JacquesDerrida）在批判结构主义

　　的研究方式的同时，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构主义”理论，这

　　一理论对翻译理论、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都有着深远的

　　影响。他认为，语言词汇是含有多重意义的，因而由语言词

　　汇所构成的文本的意义应是多重的；另外，他还认为作者并

　　非是文本的唯一创造者，这无疑对增强译本地位和译者的主

　　体性有着重要作用。解构主义理论所倡导的意义多重性和解

　　释多元化给予了文化学派启发，引导着他们从更宏观且迥然

　　不同的角度思考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颠覆了传统的翻译

　　观。正如王宁教授所言：

　　“对于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所起到的推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王宁，2009：

　　127）

　　三、“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及局限性，没有哪种理

　　论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在看待“文化转向”时，保

　　持理性头脑和批判性思维，客观辩证地看待它才是正确的选

　　择。

　　（一）积极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的范式从纯语言

　　层面升到更广阔的文化层面，使得翻译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开

　　始考虑权力、诗学、译语文化、译者、读者等诸多因素对翻

　　译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

　　野，使翻译不再

　　置于真空的环境中。文化学派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更多地体现

　　在其理论的政治性特点上，比如结合历史事件而衍生出的后

　　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食人主义翻译研究

　　等。其中，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

　　Simon）就表示了对文

　　化转向的赞扬，她指出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

　　一些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

　　（曾文雄，2006：

　　92）。

　　放眼国内，对“文化转向”抱有积极态度的专家学者也

　　不少，如谢天振、冉诗洋、冯亚武等。其中，冯亚武和刘全

　　福就在文章“文化转向”与“文化翻译范式”中明确表示对

　　“文化转向”的支持：

　　“文化转向促使翻译研究者文化意识

　　的觉醒，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者的视野，拓展了翻译研究的

　　范围，为译者研究增加了历史与文化这一新的维度”。文化

　　转向对中国的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或给人启发或引人

　　深思。刘笑千就曾在她的文章中表明，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

　　向给中国的译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中国在翻译

　　研究领域还是“弱国”，在翻译实践上，译入作品多而译出

　　作品少，在翻译理论上，创造出的有影响力的理论和著作不

　　多，现当代的理论也多半是“拿来”的。而且，文化转向具

　　有跨学科研究的这一特点，警示着我国翻译研究工作者要具

　　备更高的水平，不断提升自己。因此，我国的译学工作者应

　　借助还未消逝的“文化转向”之风，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

　　出去”，为我国的译学发展贡献力量。

　　（二）消极影响

　　“文化转向”是当今西方翻译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对翻译研究做出的贡献不置可否。

　　不得不承认，若没有“文

　　化转向”的出现，翻译研究现在可能仍会被禁锢在语言学或

　　比较文学的框架下。然而瑜不掩瑕，文化转向有不可避免的

　　局限性，且至今仍饱受争议。

　　虽说文化学派突破了语言学派的禁锢，创新性地提出了

　　“文化转向”，但是文化学派并不是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了

　　语言学派的理论与方法，而是一味地全盘否定、彻底地颠覆、瓦解和抛弃。在文化学派看来，文化翻译之前的翻译研究缺

　　乏理论指导的宏观性，无法透视翻译的功能和作用，唯有文

　　化与翻译研究相结合才能获得文化功能的真谛，从而形成指

　　导翻译实践的理论体系（张灿灿，张立丽，2008）。因此，其目光关注点完全脱离文本本身而转移到宏观语境中的这

　　一极端做法遭到后人的诟病。

　　另外，由于文化学派倡导将翻译置于社会、历史、语境、文化等大背景下研究，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重视翻

　　译与语言学、翻译与文学、翻译与诗学等的关联与结合，因

　　此，一些专家学者就此点提出了对“文化转向”的质

　　疑。国

　　内，如曾文雄、赵艳春、吕俊等都对“文化转向”持有否定

　　态度。赵彦春认为，“文化转向”造成了翻译研究的“多元

　　性、混乱性和弥散性”，使得“翻译的多学科”转向了“翻

　　译无学科”，并试图取消“原著”、“译著”、“忠实”、“对等”等概念，使得翻译学产生了一种虚无感，消解了翻译的本体

　　存在及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感。曾文雄与赵彦春持

　　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文化转向”局限了翻译研究的范

　　围，缩小了其研究领域，使得翻译研究的学科界限模糊了，脱离了翻译的根本――语言，夸大了文本以外的因素的影响，从而难以发现翻译的根本规律。

　　四、结语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化转向”自提出之时便引起诸多

　　领域的广泛关注。

　　“文化转向”的产生是基于多重因素的，可从内部和外部作用力两个方面去考虑。文化学派文化意识

　　的增强及翻译地位的改变是促成文化转向的内部推动力；而

　　语言学范式下的翻译研究因逐渐受人质疑，从而为“文化转

　　向”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最后，解构主义理论、多元系统理

　　论和文化研究则为“文化转向”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一

　　种理论通常只能解释一部分的语言现象，“文化转向”也不

　　例外。它过于关注文本外因素的影响而忽略了文本本身，因

　　而存在着无法弥补的局限性，成为专家学者们的质疑对象。

　　但同时，“文化转向”在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作用是不容小觑

　　的，至少它为处于迷茫时期的翻译研究开辟了一处崭新的领

　　域，推动了翻译研究的进展，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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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7-108.

篇十一：文化转向论适用于什么翻译领域

　翻译的文化转向与本质回归

　　一、引言

　　翻译的“文化转向”对当今翻译界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但其翻译观并未解释翻译的本质问题，更有消解翻译学科的趋势。本文以“文化转向”一词为契机，以传统翻译观所提出的的“忠实”一词为试金石，通过“忠实”的三个层次的实例比较，指出文化派翻译观的局限性所在。

　　二、文化派翻译理论

　　“文化转向”（culturalturn）一词源于翻译文化学派。这是该学派为指导翻译实践和构建翻译学说体系所提出的的一个重要概念。根据文化学派的观点，翻译的单位不是传统语言学派认为的词、句甚至是语篇，因为这些对字、词、句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翻译的表层形式，即文本的翻译研究上，所以他们认为翻译应以文化作为转换的单位。在文化派看来，传统的语言层面的“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是消极、负面的，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与翻译的互动研究才是积极、正面的。翻译具有交际目的，沟通的手段是进行出发语和目的语的语言转换，转换的过程均离不开语言与具体文本。若抽去语言和源文本，翻译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文化派把研究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了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因此便顺理成章的提出了“翻译就是改写”、“翻译就是操纵”一说。“文化功能等值”代替了传统的“忠实”和“对等”。

　　三、忠实原则是否已经过时

　　1.忠实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首先，在这里应澄清“忠实”的概念。笔者认为“忠实”不等同于文字表面机械的转换或是对等，而是在意、形、神三个方面都达到与源文本高度相符的一种状态。

　　请看庞德所译《长干行》中这一句：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Youcamebyonbamboostilts，playinghorse，Youwalkedaboutmyseat，playingwithblueplumps.

　　首先“竹马”被译成了“竹高跷”，“绕床”被译为“绕着我座位转”，两个小孩嬉戏玩耍的场景在这个译本中完全看不出来，反倒像一个人的自娱自乐。这是庞德自己对《长干行》的理解。文化学派赋予了译者操纵源文的权利，因此在大部分古诗英译译文中都反映着一种思维模式的假定：一首中国诗要通过诠释方式去捕捉其义，然后再以西方传统的语言结构重新铸造。当然这也只是在文化派翻译观指导下的极端例子，但也对我们不无启示，这种对源文的改写到底有没有度？设若译者对文本果真可以任意诠释，也就不会有误译，更不会有发现误译后的修正了。（崔永禄、李静滢，20XX）这应该是文化派翻译观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2.忠实之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进入“忠实”的第二个层次，便要求译者在对语言进行转换的过程中同时对其他影响翻译的因素进行有效地调控。请看下面有关《道德经》第一章中有关内容两个译本的比较：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TheWordthatcanbewordedisnottheWordperse

　　TheNamethatcanbenamedisnottheNameproper

　　“道”是《道德经》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对于它的翻译直接影响到读者对整部著作的理解。赵译本的“Word”与“道”不是文字表面（如译成Tao或者Dao）的对等，那么这种译法是否忠实于源文呢？在这里赵译

　　“Word”一词的大写也是表明了这是一个专有名

　　词，不同于其一般意义。在这里赵译本通过对语言内部及文化因素的考察很巧妙的用

　　“word”一词将两种文化连接起来，在“意”上是高度忠实的。

　　3.忠实之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属于忠实的最高境界。可谓是译文在形、神、意上都达到与源文的高度契合。请看下例：闪电。闷雷。绿血。横飞的皮肉。美国电影。手榴弹。枪口里喷吐出金色的火舌。兄弟们，不要乱。——（《丰乳肥臀》）

　　Lightening.Thunder.Greenblood.Piecesoffleshflyingthroughtheair.AnAmericanmovie.Ahandgrenade.Goldenflamessnakingoutofthebarrelofagun.Don’tpanic，brothers.

　　莫言的这一段话很具有代表性，他的作品带有很浓郁的先锋派特征。源文的语言碎片，即源文的形式传达了作者的意义。我们知道，语言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组成，能指是语言符号的可见书写形式，所指是我们脑中关于这一语言符号形成的概念。普通的能指（即语言形式）在翻译过程中被切换掉，而特殊的能指，即具有双重属性（能指和所指）的形式则必须在译语语篇中“现形”葛浩文的译文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一点，以与源文形式和意义都等值的词或小句很好的传达出了原作的意义。

　　翻译的文化转向为我们研究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其理论观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其否认源文本为翻译本体的观点是对翻译本质认识的错误。其次，文化派对“忠实”的理解存在局限性。综上，“忠实”的翻译原则并没有过时，翻译研究应回归本质，回归“忠”，回归对文本和语言的深入研究，而不只是停留在研究影响翻译的外在因素上。

篇十二：文化转向论适用于什么翻译领域

　翻译的文化转向研究——《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评介

　　王晨溪

　　【期刊名称】《新校园（理论版）》

　　【年(卷),期】2016(000)006

　　【摘

　　要】本文评介了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编写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Sourcebook)一书.该书集录了自公元前106年到公元1931年之间的西方学者关于文学翻译的研究与智慧,强调了翻译的历史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实例和坚定的理论支持.本文首先指明了此书的参考价值,然后对本书的结构和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并结合当前翻译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论.

　　【总页数】1页(P190)

　　【作

　　者】王晨溪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250014

　　【正文语种】中

　　文

　　【相关文献】

　　1.浅谈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巴斯内特"文化翻译观"及其对当今翻译研究的影响

　　[J],吴博

　　2.翻译效应学视域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千禧年还是渊薮[J],王崧珍;刘瑞强

　　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J],石春让

篇十三：文化转向论适用于什么翻译领域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刘冬妮

　　【期刊名称】《学理论》

　　【年(卷),期】2012(000)030

　　【摘

　　要】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具有差异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翻译是文化的媒人，起着不同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桥梁作用”。面对不同文化差异，面对事实上存在的矛盾，翻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不同的文化。从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翻译的关系入手，通过分析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对文化的反作用，意在强调翻译上的语言问题往往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在研究翻译问

　　【总页数】3页(P124-126)

　　【作

　　者】刘冬妮

　　【作者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俄语系,辽宁

　　大连116052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H159

　　【相关文献】

　　1."文化转向"视阈下翻译效应学研究——多维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王崧珍;刘瑞强

　　2.浅谈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巴斯内特"文化翻译观"及其对当今翻译研究的影响

　　[J],吴博

　　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本体回归”--对我国翻译研究现状的几点思考[J],

篇十四：文化转向论适用于什么翻译领域

　菜单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研究——以“文化转向”为视角

　　蒋冬美

　　【摘

　　要】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在菜肴文化上的映射进行考察,在“文化转向”的视角下,可以引入后设表述这一补偿策略.后设表述能提高菜名翻译的准确度和可接受度,在促进跨文化交流、顺畅输出中华饮食文化方面具有独特的效果.以中式菜肴的菜单名翻译为例,从译者的立场、内容侧重、注意事项、运用要求等方面例示后设表述的运用细则,要注意协调好目标语文化与源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发挥翻译文化传承和对外输出的功能.

　　【期刊名称】《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35)005

　　【总页数】7页(P42-48)

　　【关键词】“文化转向”;文化专有项;后设表述

　　【作

　　者】蒋冬美

　　【作者单位】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学院,广东佛山528333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H315.9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饮食文化是一个国家古老优雅文明的象征，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既包括物质文化方面，又包括精神文化方面。由于宗教、地域特色、生活习惯、历史背景等方面的不同，中国

　　人与外国食客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方式也存在很多不同。源语中富含本地文化气息的一些项目，在目的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有不同的内涵或完全不存在，这些项目被称为文化专有项。

　　中华菜肴名英译是实用翻译中的一个独特的部分，既要有科技翻译的一丝不苟，也要同时兼顾菜单蕴含的中华饮食文化及更深层的民俗文化的内涵传递，肩负着弘扬中华文化和促进中西饮食文化交流的重任。但由于中式菜肴本身的特质和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许多富含文化因子的菜单名在翻译成英文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文化缺失。

　　一、菜单翻译中文化缺失的处理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将菜名翻译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都是崭新的课题。国内翻译界关于菜单翻译的研究还处于探索起步阶段。现有菜单翻译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菜单英译存在的障碍。一方面，中式菜肴在西方饮食中的菜式空缺造成词汇的空缺，［1］（P40-41）如“饺子”“元宵”“粽子”等词汇，完全是中国特色的饮食，英语词汇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另一方面，中式菜肴命名的特殊性造成了信息难以等值传递。中式菜肴品种繁多，菜名也极其丰富。除了用主料和辅料命名，还有用菜肴的创始人、发源地、历史典故或吉利语来命名。此外，为了追求菜名的雅致，比喻、夸张、象征等多种修辞方法也常被借用。［2］（P75-78）

　　第二，菜单翻译的原则。针对中式菜肴的命名特点和影响英译的因素，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菜单翻译原则。比如，余富林和陈兴认为，一个好的英文译名应由两部分组成：名称和对名称的解释。而后者又可再细分为原材料、烹饪过程、主要调味品以及相关的典故和文化背景。［3］（P12-13）一些官方机构将菜单翻译的原则细分为：以主料为主、配料为辅；以烹饪方法为主、原料为辅；以形状与口感为主、原料为辅和以人名与地名为主、原料为辅的原则。［4］（P58）以上研究绝大多

　　数限于列举例子或侧重于个案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深度，置于文化层面探讨的较少，实际翻译中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经常望文生义或置菜单中的文化意象于不顾，妄自采用意译，以致源语中的文化内涵消失殆尽，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向外传输。

　　对菜单中文化因素的重视及翻译处理的尝试也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探索。文化翻译的基本原则是要求译文要从文化的角度准确地再现源语所要传达的意义、方式及风格，即把源语的“形”与“神”在目标语中原汁原味地体现出来。但因为语言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一旦进入交际领域，便出现对文化意涵的理解和表达的障碍。对菜单文化专有项所造成的文化缺失有两种处理方式：以目标语文化或源语文化为归宿，即归化与异化。［5］（P95-100）归化即为了方便目标语读者，尽量消除源语中的异国情调，甚至以目标语文化替代源语文化，在具体翻译中采用意译。例如，“四喜丸子”意译成

　　“MeatBallsBraisedwithBrownSauce(浓汁肉丸子)”，菜名中涉及的食材和烹饪方式均为西方食客所熟识。归化充分满足了翻译“信达雅”三原则中的“达”，能提高读者的理解度，但如果过分强调这一原则，通过意译做出的文化补偿太显而易见，仿佛源语中所谈到的事情就发生在本国一样，结果会造成异国文化的痕迹消失殆尽，严重阻碍目的语读者对源语中蕴含的异质文化的欣赏，失去文化探索的机会。从长远角度看，一味归化不利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异化则旨在使目标语读者接近异国文化，领悟异国文化与源语文化的不同，在具体翻译中采用音译或直译。例如，将“四喜丸子”音译成“FourJoyMeatballs”,传达了源语菜单的喜庆气氛，充满了异国情调。这一策略更多地偏向了“信”的原则，有利于最大化地保存目的语中异族文化的神韵。但若无视目标语的文化特点，一味按照字面直译，大多数情况下非但不能保留原文的文化意蕴，反而会使源语的文化内涵在目标语语境下被扭曲甚至丧失，这样就使翻译最基本的交流目的都难以保证，更别论本地文化的向外传播了。

　　二、“文化转向”与后设表述的运用

　　“文化转向”是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文化意识的日益觉醒与翻译文化观的逐步建立而兴起的新型翻译观，主张翻译研究在兼顾文本内部的同时也应该注重文本的外部研究，即“文化语域”。其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巴斯奈特在

　　《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交流”［6］（P21-22）。这一翻译视角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翻译对于文化传播、推动社会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意义，具体突出四个层面的文化内涵保留与传递：

　　第一，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研究上；

　　第二，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语义重组过程，更是一个交流的过程；

　　第三，翻译不应局限于对源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目的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

　　第四，不同历史时期文化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

　　由此可见，译者应综合考虑除语言文本本身之外的诸多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缺少文化因子考虑的译本必然会降低或失去可读性，甚至被目的语读者误解或抵触，从而破坏外宣的效果。饮食文化与生活息息相关，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缩影。把食品名称恰当地译过去会让不同国籍的人们更方便地交流、学习、生活、工作或旅游，也有利于全球化的发展。

　　国内一些翻译学者在“文化转向”的研究中，从翻译史、翻译基本理论等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冉诗洋和李德凤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7］（P38-42）王宁认为，翻译现在正经历着一种转折:从属于语言学层面的字面解释逐步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8］（P5-11）其他学者也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在菜单翻译这一实用翻译领域的讨论还处于空缺状态。

　　后设表述是在主要信息之后额外附加的说明，借此补偿译文中遗漏的文化信息，促

　　使读者从后设层面来推测主要信息的真正内涵，两者互为补充。主体信息通常表达特殊的人名、地名或抽象的概念，先给食客留下独特的印象；而后设表述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提供额外的背景信息，有助于增加读者对源语文化的认识。

　　在实践中，后设表述这一策略在国外菜单中也早有出现，并已逐渐成为欧美著名饭店、酒店流行的菜谱格式。例如，地中海餐厅“Almaza”的一道菜为：

　　Tabouli(AFamousLebaneseSaladIncludingHerbsandSumac,Cucumbers,Tomatoes,PitaBreadandSoon)这道菜的组成为

　　“希腊文原文+英文主食内容的解释”。

　　在中式菜肴的翻译中，国内一些高档的酒店业开始效仿这种译法。例如，北京民族饭店的西餐部将“堂煎贵族牛肉”译为：

　　Pan-friedSuperiorSteak(withBlackPepperSauce,VanillaSauce)（配以黑椒汁与香草汁）

　　这说明后设表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强的可行性，但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广泛的推广，置于宏观理论指导之下的研究也亟需进一步展开。

　　三、后设表述在文化专有项中的运用

　　1.后设表述中译者的立场

　　后设表述的添加可以分别从目标语读者和源语读者的两种立场出发。从目的语读者的立场出发是将后设表述与目的语读者的背景知识产生关联，直接帮助读者明白译文的主体信息,使西方读者能从自己熟悉的烹饪角度理解中式菜肴的特色。例如：

　　鱼香肉丝Yu-ShiangShreddedPork(SautéedwithSpicyGarlicSauce)

　　糖醋里脊FriedSweetandSourTenderloin(LeanMeat)四川樟茶鸭(配荷叶饼)SmokedDuck,SichuanStyle(withLotus-Leaf-LikePancake)千层酥烤鲜贝Quick-BakedScallopMilleFeuille（RoastPepperSauceand

　　BasilOilInfusion）

　　麻婆龙虾仔MapoBabyLobster（BraisedinChiliSauce）

　　译者从源语读者的立场出发则旨在改变目的语读者先前的背景知识，使其吸收到新的外国文化讯息，后设表述完全为来自于源语文化的信息补充。

　　例1年糕

　　译文1NewYearCake(新年蛋糕)译文2Niangao(GlutinousRiceCakesforNewYear)（新年吃的糯米饼）

　　西方国家也过新年，但没有这道中国新年的特色食品。实际上，几乎每个中国节日都有自己的特色食品，如端午节的粽子、元宵节的汤圆、中秋节的月饼等。译文1将年糕比作新年吃的蛋糕，利用“新年”和“糕点”这两种节日因素建立了关联，表面上减小了西方食客的理解难度，实际上却在无意中造成了误解。西方蛋糕的主要材料为面粉、奶油、绵白糖等，而中国年糕是以糯米粉为主。译文2将主体信息采用音译，给目的语读者制造一种新奇感，而又最真实形象地保存了源语的文化讯息，因为“年糕”这一发音在汉语中又有“年年高”的意蕴。当然，由于外国食客对中国文化和语调的掌握程度不同，易误读音译的菜名，音译也只适于这样较为简短的菜名。译文2的后设表述中保存了译文1的关联线索，以减轻读者的推理努力，但也添加了西方读者所陌生的

　　“glutinousrice”这一食品材料，同时强调了其“专供新年食用”的特别之处，使外国食客在兴趣盎然之中受到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熏陶，尤其体验中国每个节日都配有“应节之物”的风俗。

　　例2腊八粥

　　译文1PorridgewithNutsandDriedFruits(各种坚果与水果干煮成的粥)译文2LabaPorridge(PorridgewithNutsandDriedFruitsEatenontheEighthDayoftheTwelfthLunarMonth)（每年农历第十二个月的第八天吃）

　　西方国家虽然有很多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等，但腊八节却不在此列，西方食客

　　对腊八粥更不知为何物。译文1属于意译，将该食品的主料与辅料交待得清清楚楚，但也使西方食客完全没有机会受到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熏陶，因为原译抛弃了源语中“腊八节”这一文化意象，将腊八粥变成了内容为各种坚果的粥而已。译文2将主体信息采用音译，又在后设表述中提供了这道食品的食材信息，创设源语读者与目标语读者的共同语境。所谓“语境”，是指人们所了解的一系列事实或假设所构成的集合，［9］（P66-67）而目标语读者对某一特定的认知语境理解上与源语读者的趋同是原文意义尤其是内隐的文化意涵得以顺利传达的重要保障。译文2的后设表述便扮演着“桥梁”的角色，将目标语读者对这道菜的未知信息逐个变成已知信息，提供了进一步文化解码的便利。更重要的是，译文2的后设表述中又提供了与西方读者文化背景无任何关联的腊八节信息，目的即为增加西方读者有关中式饮食文化的背景知识，并重新建构其认知。

　　例3汤圆

　　译文1RicePudding(米做的布丁)译文2Tangyuan(GlutinousRiceBallsforLanternFestival)（元宵节吃的糯米丸子）

　　元宵节属于中国特有文化传统，汤圆成为这一节日的“应节之物”。但由于西方文化中并不存在相似的节日，所以对汤圆更是陌生。译文1属于意译，将汤圆比作米做成的布丁，使外国食客立刻明白该菜肴的材料与制作，但归化过度，译文也散失了原有的异国情调。更重要的是，因为原译抛弃了源语中“元宵节”这一文化意象，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也就此失去了向外输出的机会。译文2采用包含文化特色的源语读音的音译，“汤圆”的谐音为“团圆”，突出了中国饮食文化强调“喜庆”、追求“团团圆圆”的心理需求，同时通过后设表述提供了与西方读者文化背景无任何关联的元宵节信息。其实，随着中华饮食在全世界的广泛推广，外国食客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日益加深，他们的期待视野也逐渐发生变化，愈加渴望透过饮

　　食了解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而菜单英译正是文化交流的途径之一。

　　2.后设表述的内容侧重

　　中式菜名生动地反映了林林总总的原料名称、烹饪方法、菜肴的色香味形，同时菜肴的创始人或发源地等也大量出现在菜名中。利用后设表述，将中式菜名翻译成准确、优美，同时能传递中国文化的译文，对于促进与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的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一，食材名称

　　例4龙虎斗

　　译文1TheDragonFightingagainsttheTiger(龙与虎的战斗)译文2TheDragonFightingagainsttheTiger(StewedSnake，WildCatandChicken）（炖煮蛇、野猫与鸡）

　　这道广东名菜的命名属于典型的

　　“挂羊头卖狗肉”，名字与实质内容完全不匹配。译文1的直译恐怕会让外国食客目瞪口呆，一方面是因为不知该菜到底为何物，另一方面是因为龙在西方文化中是邪恶的象征。若根据广东的文化，其中的“龙”，实际上对应的是“蛇”，而“虎”对应的则是“野猫”，最奇妙的是菜肴中实际必有的鸡肉在菜名中未加提及。广东人吃蛇的习俗始于2000多年前的岭南古越族时期，当地曾有“秋风起矣，独它肥矣，滋补其时矣”之谚，古代曾经将它作为宫廷佳肴。而“龙虎斗”这道菜创始于清朝的江孔殷，由看到蛇与猫对峙而灵机一动发明了这道菜。为了增添菜的鲜味，又加入鸡肉共煮。实际上，“龙虎斗”又被称为“龙虎凤烩”，其中的“凤”便是指鸡。后设表述的添加，既保留了菜名的趣味，又使外国食客对这道菜的制作原料、烹饪工艺和配料一目了然，吃与不吃，悉从尊便。译者更可以在其感兴趣的情况下，告知背后的渊源，这样，广东人饮食文化上的开放心态和创新意识定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二，烹饪方式

　　例5泡椒凤爪

　　译文1PickledPhoenixFeet（泡椒凤凰脚）

　　译文2PhoenixFeet（ChickenClawswithPickledPeppers）（泡椒鸡爪）

　　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象征着祥瑞。所以，这道菜中的“凤爪”，字面意思为凤凰的脚，其实乃鸡爪的雅称。译文1的直译保留了该菜名的强烈民族色彩，虽然能引起食客的好奇心，但同时也让外国食客不知所云，产生误解。译文2在主体信息的翻译沿用了译文1的直译，同时增添后设表述加以说明，详述这道菜的制作原料、烹饪工艺和配料，建立了文化的相关性，给目的语读者提供了必要的语境。译文2还区分了

　　“claw”与“feet”这两个经常被混用的词，前者指鸡脚上的爪子，属于部分，而后者是一个整体，所以后设表述中用“claw”一词将主体信息中的“feet”细化。同时，“pickled“（泡）这种特殊的烹饪方式也为中华饮食所独有，译文2在后设表述中加入了详细介绍，有助于让外国食客对中华饮食烹饪方式的五花八门大开眼界。此外，与中餐的用料丰富不同，西餐在食材上受很大的局限，不吃动物内脏以及一切他们认为没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比如杂碎、鸭头、大肠等。译文2中将这道菜的食材细化，除了展现了中华菜肴多姿多彩的用料外，也便于外国食客对于是否食用作出选择。

　　其三，修辞

　　中式菜肴讲究色、香、味、形俱全，往往依据菜式的颜色、形状等赋予其一个悦耳动听、典雅含蓄的名字，让人们一边享受口腹之欲，一边陶冶情操，心理上也得到极大的满足。

　　例6老少平安

　　译文1SteamedBeancurdandMincedFish(蒸豆腐和鱼滑)译文2AllisWell（SteamedBeancurdandMincedFishEspeciallyfortheOldandtheKids）(尤其适合老年人和小孩食用的蒸豆腐和鱼滑)

　　这是一道传统的家常粤菜，因其嫩滑鲜甜，无骨头和刺，尤其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故取此名。该菜名中既不包含原材料，又不含烹饪方法，而是根据菜肴的意象使用了意念隐喻的修辞手法以示祝福，即将本体菜肴的无骨无刺喻成“老少平安”，意味深远，表达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和追求阖家幸福的心理需求。译文1采用了意译，虽然主料、辅料清晰，但也使原菜名的风姿尽失，其蕴含的隐喻意义荡然无存。译文2主体信息采用了直译，含蓄隽永，与菜的主料和味道相符，也能很好地激发外国食客的想象。但为了解决外国食客对这道菜不知所云的困惑，进一步明确它的特色之处，译文2在后设表述中细化其材料和烹饪方式，这样既对菜肴的实质内容有了交待，也保存了该菜名的文化意象。译者通过西方食客所熟悉的食材，如“beancurd”（豆腐）、“fish”（鱼）等及烹饪方式“minced”（绞碎的）来建立文化关联，真实地传达了原菜名中隐喻部分的文化知识含义。

　　除了追求喜庆、平安外，中式菜肴名还奉行“雅致”的原则，大量使用比喻、夸张、双关等修辞。比如，七星伴月、白雪映红梅、蝶恋花、金鱼戏莲、孔雀开屏、蝴蝶飘海等。［10］（P75-76）这些菜名一看就能让人胃口大增，反映了中国汉字的潜能和中华语言的精妙。但是，如果仅仅将其按字面意思直译，外国食客想必会不知所云了。若采用意译，虽可以明白易懂，但原文的文化色彩会荡然无存，无益于促进目标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欣赏。所以，译者可设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主体信息采用直译，准确传达原文的文化意蕴，同时“拨开云雾现日出”，通过后设表述将这些美食的基本信息加以介绍。

　　七星伴月SevenStarsandaMoon(RoastedPorkandScallopsBlendedwithVegetables,ToppedwithBreadedChickenandDeep-friedJumboShrimps)白雪映红梅RedPluminWhiteSnow(SteamedPattiesofCrabMeatandMincedShrimpwithCrabRoeonTop)蝶恋花ButterfliesFallinginLovewithFlowers(ButterfliesShapedEels,Carrot

　　andOtherVegetables)金鱼戏莲GoldFishPlayingonLeavesofLotus(Sleeve-fishandTomatoes)孔雀开屏PeacockSpreadingItsTail(ColdMeatinPeacockShape)蝴蝶飘海ButterflyFlutteringacrosstheSea(Quick-boiledFishSlices)其四，人名地名

　　例7陈村粉

　　译文1ChencunRiceNoodles(陈村米制成的面条)译文2ChencunRiceSheets（Stone-ground,Thin,ChewyandSmoothRiceNoodles）（石磨的薄、爽、滑的米粉）

　　陈村粉产生于广东佛山顺德的一个名为陈村的小镇，至今已经有近80年的历史，以其薄、爽、滑的特色而声名鹊起，在海外的粤菜酒家和茶餐厅是必点的菜品。译文1采用“地名+材料”的翻译模式，缺乏细节交代，忽略了“陈村”这个文化负载词在目的语读者认知图式中的缺省。译文2为第六届中国岭南美食文化节出台的顺德菜肴英译名之一，主体信息使用

　　“sheets”(纸张)代替译文1中的

　　“noodles”，生动地突出了陈村粉整张呈现、而非传统米粉细条状的特点，使这道菜的与众不同得以彰显。后设表述将其特色进行了详尽的描绘，一方面能有效勾起外国食客的口腹之欲，另一方面更会对中华美食“色、香、味”俱全留有深刻的印象。

　　其五，社会文化

　　由于各民族间历史渊源不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各自的文化系统都积淀了属于本民族独特的文化意象。上述的人/地名的相关指涉意义范围较小或比较固定，外国食客从后设表述中就能清楚具体所指，但比喻与社会/历史典故层面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文化意象存在许多臆测空间，可产生许多不同的指涉意义，后设表述需要译者的精心考虑。例如，例8一品蒜花鸡

　　译文1BestQualityChickenwithGarlic(最佳品质的蒜香鸡)译文2YipingChickenwithGarlic（DeepfriedChickenEnjoyedbytheHighestPoliticalStatusOfficialsinAncientChina）(中国古代高级官员享用的鸡)译者对原文内容的理解是翻译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如果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有所偏差，译文往往会“谬之千里”。［11］（P72-76）此例中，“一品”多用于赞颂家世显赫，与数量无关，所以并非指鸡的品质最好，而是指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级别的官员。译文2的后设表述介绍了该菜品的烹饪方式

　　“deep-fried”(深炸)，可以联想到旧时代的中国物资缺乏，做菜用油节省，将深炸过的食品看作有钱有势人家的专享，这样便消除了食客对“一品”的误解，明白了这道菜深厚的历史渊源。相比较而言，译文1为了补偿目的语读者的文化缺省而随意改变所含的文化意象是不合适的。

　　四、后设表述运用的要求

　　1.后设表述的长度控制

　　从“年糕”“腊八粥”和“老少平安”等菜肴的英译可以看出，后设表述具有动态的本质，其长度可以随着主要讯息的晦涩度和不同读者群的需要而改变，但并非毫无限制。中国读者较习惯阅读资讯密度高的长文本，而西方读者偏好资讯密度低的短文本。因此，在添加后设表述时，必须考虑到东西方读者阅读习惯的差异，避免使用较长的后设表述，否则会引起西方读者的反感。

　　例9大千鸡片

　　这道以中国国画大师张大千命名的川菜由嫩鸡丁和香脆的青辣椒、红辣椒一起配合而成，也具有美好的历史典故。主体信息一般译为“DaqianChicken”，后设表述可以将其用料、特色尤其是历史渊源进行介绍，但也不宜太长。若洋洋洒洒地译

　　为

　　“ChunksofChickenBreaded,Deep-friedFirstandStirredwithVegetables,SoySauce,BlackBeanPasteandHotRedPepperandwasCreatedbyMr.DaqianZhang,aWell-knownArtistWhocouldCookDeliciousDishes”,虽然食材、烹饪方式及风味等方面的文化讯息极其丰富，但外国食客会因信息密度过高而失去阅读的耐心，反而不利于本土文化的传播,所以必须对要突出的信息有所筛选。若简要地译为“withRedPepperandCreatedbytheWell-knownArtistDaqianZhang”，只强调其配料红辣椒和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与张大千的渊源，则浅显易懂，更容易立刻抓住外国食客的兴趣，并传达了中华民族不论男女与尊卑、人人热衷美食创造的风俗。

　　2.西方文化的禁忌考虑

　　不同民族对相同的文化意象所赋予的文化内涵也迥然有异，即“文化意向的错位”［12］（P55-56）。例如，处理“龙虎斗”这道菜的翻译时，需警惕“龙”在中西方文化中完全相反的意涵。另一个鲜明的对比为“红”在英汉两种文化中的不同指涉意义。“红”字经常被生活在汉语文化语境中的人们使用，因为是传统的喜庆象征。然而，在英美文化中，对红色的定义在原型上与血或火有关，含有负面的意义。例如，红色在交通标志上代表着危险和警告之意。所以，在中式菜肴中以“红”字开头的菜名翻译时也要将这一区别显示清楚。例如，“开门红”这道菜，主料为鱼头，配以大量的红辣椒覆盖于上，成菜造型喜气，经常作为江浙一带外事接待的菜品。若将主体信息译为“OpenDoorRed”，外国食客将不知所谓，并对其中的“red（红）”一词产生负面感受。译者可以在后设表述中加以解释

　　“TenderFishHeadwithRedPepper,MeaningaGoodStart（鲜嫩的鱼头配以红色辣椒，表示好兆头）。如此一来，这道菜的基本信息和文化内涵都得到传递，外国食客也会深深感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3.对译者的要求

　　译者担任着信息和文化传递的双重任务。为了尽量达到菜单翻译的“形神俱备”，译者必须在本质上深入、准确地理解源语要表达的真实意图以及背后隐含的文化讯息，进而运用后设表述的手段为目的语读者创设一个共通的认知环境，促进其对菜单的正确解读。因此，译者一定要对源语和目标语的文化都很熟悉，不仅要在准确解读源语的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的同时，了解目的语读者的背景知识及文化认知，更重要的是要对原文的文化缺省成分有敏锐的感觉，并进一步利用后设表述进行相对应的文化补偿。

　　五、结

　　语

　　中华菜肴名是精心构思的产物，着重在传达菜肴的基本信息如用料和烹饪方法的同时，还传递特有的文化内涵，激发食客的审美情趣和品尝欲望。译者在翻译菜单这样富含文化色彩的译本时，应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充分考虑文化因子与外宣传媒的效果，从译者的翻译立场、内容侧重以及长度、西方文化禁忌等方面去灵活使用后设表述，对菜单文化专有项造成的文化缺失进行一定的补偿，使目标语读者能欣赏到源语文化所特有的异国风情和蕴含的文化信息，从而使中华美食文化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大使”，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达到文化交际的目的。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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