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6篇）

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6篇）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唐代的外来文明》……爱德华·谢佛　　《唐会要》……宋　　王溥pu《旧唐书》……后晋　　刘昫xu唐代对外开放的回视与审思(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6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唐代的外来文明》……爱德华·谢佛

　　《唐会要》……宋

　　王溥pu《旧唐书》……后晋

　　刘昫xu唐代对外开放的回视与审思(专题讨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也是唐史研究领域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中国唐史学会与河北学刊杂志社联合组织了这组专题讨论。通过回视唐代的开放与兴盛，可以发现，唐代的开放首先源于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唐时已经不隔华夷，这种初步形成的“华夷一家”观念，不仅超越了前人，对后世的华夷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也就是说，既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又兼容并蓄、不拘一格地吸收外来文化。第三，唐代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册封制度和羁縻府州制度，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与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开放和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相反，当国内发生像“安史之乱”这样大的社会动荡，或晚唐政治极端腐败之时，唐代的开放则处于停滞的状态。从今天看来，唐代的开放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留给后人许多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唐代对外开放中的许多特点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入审思，从历史得到的经验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

　　关键词：唐代／对外开放／盛世的形成

　　唐代开放与兴盛的当代思考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西方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被外国人称之为“天可汗的世界”。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从今天看来，唐代的开放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留给后人许多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唐代对外开放的特点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入的审思。

　　一、中国与世界：唐代的历史地位

　　综观公元7—10世纪的世界，唐朝是当时最发达、最强盛的国家。隋唐时代官方统计的最高户数在900万户以上，实际上当超过1000万户，人口在5000万以上。从版图上说。唐代与汉代相比，“东不及而西过之”。在交通上。继陆上丝绸之路之后，海上对外贸易获得长足进步，而南北运河的开通。更是加强了国内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关系，意义殊为重大。而同一时期的印度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日本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中国，阿拉伯世界正处在扩张时期，拜占庭与西罗马帝国(6—11世纪)则进入衰落时期。西欧8世纪进入封建社会，即查理帝国时期，进而分裂为东西法兰克福王国。可以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强大国家。

　　唐朝的长安是常居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其规模、面积和繁华都独步于世界，超过了同时期的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法兰克福帝国首都亚琛、倭马亚西班牙帝国首都科尔多瓦。大批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学生、僧侣、使节前来求学，西亚的波斯、阿拉伯乃至拜占庭的商人和宗教人士也出没于长安里闾。海上丝绸之路载去亮洁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同时也运来域外的骏马和珍奇，中国处在亚欧国家经济和文化贸易的中心地位。

　　唐朝也是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朝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宗派。其中既有本土发展起来的禅宗，也有引进天竺的法相宗。还有中印合壁的天台、华严、净土等宗派。当时，佛教在其故乡印度已是美人凋零，但在东土大唐却繁荣似锦，佛教的中国化，最终完成于此时；儒释道合流，开创了宋代理学的新境界，其发端正于此时。敦煌壁画、雕塑更是多元文明汇合的象征，比如著名的飞天形象，就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那些连珠纹装饰图案透露了波斯文化的信息。唐代的音乐充分吸收了西域音乐的精华，唐明皇和杨贵妃联合编导的大型歌舞剧《羽衣霓裳舞曲》，源于由河西传来的婆罗门曲，其中也加入了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

　　二、和谐与宽容：唐代开放的政治基础

　　唐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周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也有所差异。唐太宗推行了一种恩威并用、相对宽容的民族政策，对于国家兴盛和社会和谐都有重要影响。

　　唐代把中原以外地区分为蕃部与绝域。《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载：“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华裔一家的政策使唐代民族融合达到一个新高度。许多外国文武官员在中国做官，周边少数民族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北边少数民族修建“参天可汗道”，以便进一步密切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往来联系。唐代对外开放是以内部的民族和睦相处为重要政治基础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唐代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的册封体制，并创造了新的羁縻体制。册封制度要求所有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番邦和绝域都必须接受唐朝的册封。唐朝通过册封域外政权首领为“可汗”、“王”，确立自己的政治主导地位。由于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先进、政治和军事最强盛的国家，域外政权也借助唐朝册封的权威来对内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外防范强邻的侵犯，同时也借以吸收和引进先进的文化。

　　羁縻府州是指唐朝在接受其政治领导的番邦和绝域设立的州和都督府。它们不同于内地的“正州”，其都督、刺史均为各部落和番国的首领，诸如可汗、叶护、国王等，朝廷发给印信。其辖区不变、自主内部事务的权力和称号不变，朝廷所授予的“都督”、“刺史”称号也与其首领一样世袭不替。这样，各部落首领一方面接受唐朝的册封为可汗或王，另一方面又被授予国家官职都督和刺史．从而使唐朝与周边建立了更强有力的部族宗主隶属关系。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周边部族和域外政权对唐朝的外交往来都被纳入朝贡关系中。鸿胪寺是主管接待外蕃君长和使节朝贡的机构。凡是对唐朝有朝贡关系的部族或国家．都被发给12枚雌鱼符，上面刻有蕃国的名字。该国使节来朝，必须携带鱼符，正月来朝，带第一枚，二月带第二枚，依次类推。唐朝内部另有雄鱼符12，以相勘合。使者进京，有典客署安排馆舍与资粮供给。蕃国进贡给朝廷的物品，入境时州县要具箱封印送京，具名数报于鸿胪寺。寺司验收后知会少府监及市司，由他们聘请“识物人”(专家)辨别物品，是否值得奏送朝廷，并确定其价格，以便作为出售或朝廷回赠的参考。使者回蕃，皇帝赐物于朝堂，也由典客佐其受领，并教其拜谢的礼节。

　　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辽阔，为唐代的中外交通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唐代后期，宰相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记载了其时对外交通的七条路线。

　　总之，唐代的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是唐代繁荣的物质基础，同样．通过册封制度、羁縻府州制度，为唐代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开放与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

　　三、魅力与魄力：唐代开放的特点与反思

　　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而且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所谓“大出”是指唐代文化富有魅力，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所谓“大进”是指唐代吸收外来文化，不拘一格，兼容并蓄。

　　唐代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富有吸引力。尤其在东亚地区，中国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很大。新罗在682年仿唐制设立国学，教授《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儒家经典和子史要籍成为新罗学生的必读书。后来新罗又仿照唐朝培养专门人才的制度，设置了算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分别讲授《九章算术》和《本草经》、《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

　　日本的乐舞、书法、绘画、工艺制作、都城规划、医药、服饰等方面均受到唐文化的巨大影

　　响。唐代的乐器、坐部伎和立部伎等歌舞都被日本引进。中国以人物、山水和风俗为主题的绘画作品传人日本，日本画家模仿、学习而创作的作品，其风格酷似唐画，被称作“唐绘”。1972年发现的日本高松冢古坟壁画，其绘画题材和技法都直接渊源于唐代墓葬壁画。当时在日本收藏唐代的书画作品和工艺美术品的风气很浓，日本奈良正仓院至今仍然保存了大批从唐代传人的文物。在都城建筑方面，日本在奈良朝以前没有固定的都城，都城建制规模比较狭小。元明天皇708年即位后，始命以长安为模型建筑新的都城平城京，京城正中以朱雀大街贯通南北。794年，桓武天皇迁入平安京(今京都市)，新都的布局更加接近唐代都城长安，甚至城门的名称也照搬不改。日本的寺院建筑也学习唐朝。鉴真亲自参与修筑的唐招提寺，气势雄伟，结构精巧。它所采用的鸱尾、三层斗拱等建筑方式给日本佛教建筑以直接的影响。总之，唐代的文化是具有魅力的文化，唐代文化的输出是和平而且积极的，周边国家对于唐代文化的认同，提升了唐朝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保障了唐朝的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对于吸收外来文化，唐朝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当时中亚、西亚各国来华侨民人数很多，他们把西域宗教文化带到了中国。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宗教主要是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

　　祆教在北朝已经传入中国，唐朝官方设置了管理祆教的专门机构萨宝府．设置祆正、祆祝、率府、府史等职员。长安城从武德四年(621年)开始建胡祆祠。有祆寺5所。洛阳有3所，西北的凉州、敦煌和吐鲁番地区都有袄寺，鞠氏高昌(465—640年)等地区有祭祀胡天之制。近年在敦煌地区发现了一些关于祆教的绘画材料，说明祆教在该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摩尼教创立于3世纪，曾经是波斯的国教。它在祆教的基础上，吸纳了佛教、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唐以前摩尼教可能已经随粟特商人传入新疆地区，武周延载元年(694年)，有波斯僧人携《二宗经》到长安，摩尼教获得官方的认可。唐代宗进一步特许摩尼教在内地传播，并赐题“大云光明”的匾额于摩尼教寺。大历六年(771年)，又在荆、扬、洪、越等州建大云光明寺。晚唐时期，福建、河南等地的摩尼教仍很活跃。

　　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也在唐代传入中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波斯僧阿罗本到长安传教．受到唐太宗的欢迎，十二年于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21人。高宗时，洛阳、广州、沙州、灵武、周至等地都建有波斯寺或波斯胡寺，唐玄宗时改称大秦寺，其教称景教。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长安大秦寺立《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根据碑正面中文下部的叙利亚文，石碑是由来自吐火罗首都巴尔赫城的某长老之子乡主教耶质蒲吉(即汉文碑文中的伊斯)所立．另一叙利亚人中国教区主教兼长老景净撰文。碑文首先介绍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然后叙述了景教从唐太宗时阿罗本传入中国以来的发展情况，最后赞扬了大施主、原来在郭子仪帐下供职的伊斯(即耶质蒲吉)的乐善好施精神。碑中提到“翻经书殿，问道禁闱”之事。景教经文保存在敦煌文书的有《三威蒙度赞》、《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一神论》、《序听迷诗经》、《尊经》等。据《尊经》所记，大秦本教经都530部，由景净翻译的只有35部。

　　伊斯兰教是7世纪初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立的宗教。唐代来华经商的伊斯兰教徒们在其居住的“蕃坊”内建立清真寺，把伊斯兰教传人到中国。怛逻斯之战中被俘的中国兵士杜环，从中亚西行到了地中海东岸，762年，由海路从大食回到广州。他归国后撰写的《经行记》，记载了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物产交流情况，介绍了伊斯兰国家的一些风俗。如妇女出行要戴盖头；每天礼拜五回的宗教习俗；只信真主，不信鬼神的宗教信仰；不吃猪肉、狗肉，每年斋戒一个月等。杜环还介绍了拂秣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在中国和印度等地经商，851年，他将其见闻写成书，916年，由另一位阿拉伯商人哈桑补充成《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该书留下了当时从波斯湾到广州的海上航线的记载：称赞中国的海船坚固庞大，可以从事远海航行，中国出口的丝绸质量很高，中国人个个是能工巧匠；还介绍了中国的饮茶与瓷器，以及侨居广州的伊斯兰商人的情况。这是人们所知道的第一本阿拉伯人撰写的介绍中国的游记。

　　在唐代，中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佛经翻译文学对唐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既深且巨。印度的建筑和雕塑、绘画艺术也由于佛教石窟的开凿而影响到中国。唐太宗时还从印度学习了把甘蔗浆熬成糖的技术。中国改进提高了熬糖方法。制成了白糖，其方法又传人到印度。印度的天文历法进一步传人中国。唐高宗时的迦叶孝威曾协助李淳风修订《麟德历》，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还聘任天竺迦叶氏术士担任天文历法官员。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编纂的《大衍历》吸收了天竺术士瞿昙氏的历法成果。著名的《开元占经》就是瞿昙悉达辑成的。

　　综以所述．唐朝不仅是中国奉行开放政策的典范，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唐朝国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其对外开放的政治和物质基础，唐代文化的魅力以及对于外来文化的博大胸襟，使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大放异彩。相反，在“安史之乱”和晚唐中央政权极度衰落时代，中原内地对西域的交通路线被阻绝，东亚地区的遣唐使也中止不遣，唐朝的开放和繁荣都已风光不再。

　　唐代对外开放与经济繁荣

　　唐代对外开放是促成其盛世形成的主要因素，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有唐一代，“盛唐气象”的恢弘、博大与开放，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象征。

　　一、对外商贸通道的贯通

　　唐朝时，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商品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对外贸易亦随着国力的强大而扩展到更广阔的国家和地区。而开展对外贸易必须首先扩展对外交通，这是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唐朝在扩展对外交通方面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在这方面，史书多有记载。如唐德宗时宰相贾耽撰写的《皇华四达记》就曾记述说：当时，通往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的主要有七条交通干道：一曰营州人安东之道，二曰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人回鹘道(参天可汗道)，五曰安西人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此外，还记有从长安分别通往南诏的南诏道和通往吐蕃的吐蕃道。上述道路，西向可通往西域，穿越帕米尔高原和天山的各个山口，到达中亚、南亚与西亚，甚或远至欧洲，即著名的陆路“丝绸之路”。

　　在扩展对外交通干道的同时，唐朝还在沿途遍设驿所。据《唐六典》载，当时天下共设驿1639所，其中，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此外，“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俗谓之驿驴。往来甚速．有同驿骑”。这些可与周边民族及远域实现交通的干道，不仅有利于政治外交往来与军事调兵运输，而且还便利了经济贸易交流和商旅通行。

　　二、外向型城市的发展

　　1．两京为中心的国际性大都市京都一般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中心都会。唐朝长安和洛阳市区所占空间虽然有限，但它们所起到的商品流通中心枢纽、内外销商品集散地、覆盖较大区域性市场及辐射全国乃至周边和更大范围内具有国际性意义的市场、沟通及导向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激活长安城商品经济等作用，并非是有限的空间和固定的时间所能包容和束缚的。据《新唐书．地理志》载，长安向各地辐射的陆路主要有十四条，水路交通则可借环绕城周的水系与渠道，沟通包括四川、华北、江南、湖南、闽、广等在内的广大区域。因此，处于政治中心位置的长安网联、沟通的是具有全国意义和对外贸易的大市场。

　　2．沿海港口城市广州自西汉以来就是中国对外商贸往来的重要港口城市，至唐代时又发展成为岭南节度使治所。由于岭南本身的经济发展，水运交通的发达，尤其是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包括珠江在内的五大水系及其支流，以广州为中心枢纽的对外贸易更为活跃。“地当要会，俗号殷繁”的广州虽然也属于政治与经济中心合一的城市，但因远离全国政治中心，主要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对外贸易)造就了城市繁荣．其经济职能更为明显。史载，王锷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时，“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日发十余艇，重

　　以犀象珍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黄巢起义军人广州，有史载曾杀戮十万以上至二十万胡人，此数虽显夸大，但广州胡商云集确是事实。

　　扬州是唐后期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城市，主要是对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通商。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都是描述罗城(今扬州)中最繁华的一条长十里(一说为九里)的主要街道。此外，泉州、明州、登州与莱州等都因是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港口而先后兴盛，并成为重要的经济型城市。应该说，运河的开凿是沿线工商业城市兴起的契机，而海上贸易的发展则是这些港口城市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

　　3．承担对外贸易功能的内陆地区中心城市

　　自战国秦汉以来，幽州地区就以富庶而著称。它不仅是北边军防重镇，同时还是联结河北与长安、洛阳及中原王朝沟通北方蒙古草原和松辽流域等东北各民族及朝鲜半岛的转运枢纽要地，正所谓“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关、河自北，转输幽燕”。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中，记录了唐幽州城市内近30种商业和手工业行业名称，足以说明当时市场的繁荣。唐后期，渤海国使者频繁朝贡。动辄组成数百人的使团，商贸交易已成为主要目的。唐后期，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利用唐内缩有效辖区之机，更加频繁地开展对唐官私贸易，在东北、河北地区的活动空前活跃，而幽州正是他们与中原经济贸易交往的中心和枢纽地区。西州、沙州、凉州等都属于中西交通陆路要镇，因中西贸易的活跃而成就了城市的繁荣。唐代诗人张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描述的就是西州内外贸易繁盛的景象；“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是元稹感叹凉州盛唐时曾有过的繁华。

　　三、外贸市场的形成

　　蕃商(胡商)的活跃、陆路与海路贸易的共同发展，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特色。外商运进中国行销的商品种类主要是珠宝、玉石、香料、稀有珍奇动物、药材、马匹以及土特产品，运出的主要是中国的丝绸。唐中期以后，瓷器逐渐成为对外出口的大宗，海运的发展也为运输瓷器这类质重易损的商品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有人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瓷器之路”。在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都出土了大量唐代和五代的瓷器。这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总量的增长与市场的开拓，也表现为深层次的渗透。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日趋广泛，商业贸易需求推动着东西方以及亚洲大陆内部更为密切的交流。唐代把握住了商品经济的契机，对外贸易呈现出新的面貌。

　　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竟达12万人以上，他们带着香料、药物和珠宝，换取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物。“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也是基于海运事业的发展。《新唐书·阎立德传》记载，唐贞观时阎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西山杂志》提到唐天宝中泉州所造海舶“舟之身长十八丈，面宽四丈二尺许，高四丈五尺，底宽二丈，作尖圆形。桅之高十丈有奇。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二至四四、外商的涌入

　　城市工商业群体中，有相当数量的外商，是隋唐五代时期的重要特色。外商中，既有万里求宝鬻珠的行商，也有开店设铺的坐贾；既有在民间游走的私商，也有以朝贡名义开展变相经贸活动的官商。胡商、胡店、胡饼、胡姬等名称正是现实的反映。大城市有专门接待胡商的邸店和住坊，有单独为胡人居住的蕃坊。朝廷为规范胡商的经营，专门为胡商立法，在沿海重要港口城市设置市舶司，专门掌管对外贸易。各大都市，胡商人数虽无较确切数字，但数量是很可观的。唐上元元年(760年)，淮南节度使田神功借平刘展之乱．大掠扬州，“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广州因外贸发达，“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唐玄宗天宝时期，广州北面的西江，“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这些往来居住的外商在中国

　　的活动范围很大，几乎所有水陆交通发达的大中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也可以说，凡是外商经常出入或聚集人数较多的城市，必是商业或转输贸易兴盛的城市。长安“市肆多贾客胡人”；饶州属中下等州，著籍户数不过数万，但因属于转输城市，“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唐德宗朝，当时有留居长安达40年之久的胡人(回鹘)，娶妻生子，置田举质，并一直享受外客待遇。

　　还有很多外商是以朝贡使团的名义从事商业活动的。唐太宗贞观时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参天可汗道”，“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俾通贡马，以貂皮充赋税”。唐朝对朝贡使团有很多优待政策和措施，如根据路程远近给付资粮，安排住宿，馈赠赠物(往往超过原进贡物品的价值)，允许人市交易。邀请参加皇帝举办的“宴集”。《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其中，东夷19个，南蛮55个，西戎75个，北狄40个。据今人统计，与唐发生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周边内附少数民族部众，与唐有藩属关系的国家和独立政权，甚至远在“绝域”的国家。很多内附民族和羁縻地区，它们和中央的关系是以朝贡的方式联系的。不在唐有效管辖区的国家和政权，他们所派出的数量不等的使团，除日本、新罗有遣唐使的称呼外，一般都称作朝贡使。据统计，南亚、中亚与西亚来唐使团共343次，每团少则数人，多者可达数百人。万石之多。”五、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一)

　　对外开放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

　　首先，国家必须走向统一。自东汉末年，中国曾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其间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并未挽回南北对峙的格局。589年，隋朝再次统一南北，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末虽然群雄并起．但李唐王朝逐一翦灭诸雄，历史再次回归到统一的轨道。“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分别是唐朝创业和鼎盛的代表时期，也是史家津津乐道的典型治世，“四海晏清”的统一局面，为唐朝带来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昌盛。也为唐朝走向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国家必须走向统一。唐朝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政治制度，中央机构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互相平行又互相制衡。中央事务则设有九寺，并由御史台负责监察内外官吏。全国地方设州置县，边远民族地区及新归附民族则因地制宜，以羁縻州县方式统之。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乡村实行乡里制，户籍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统一的国家和稳定的社会是对外开放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再者，国家要有富强的国力。唐朝对外以自己的实力，致力于疆土的开拓和边疆的巩固。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采取团结、德化、和亲、怀柔等政策，以朝贡的形式维持政治向心力和经济互通有无的关系，以和亲的方式缔结婚姻关系维护边疆的安定团结。对内则致力于国家建设，在“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期，全国户口大幅增长，垦田面积大量增加。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运河的开凿和通航，使西北政治中心、东北军事重点防御区和南方经济富庶区联结起来，大大加强了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促进，这些都为开放的国策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得国人在面对外来文化和商品冲击时具有充分的自信心。

　　(二)拥有开放的观念和心态

　　(二)

　　唐太宗对华夷观念提出新的认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可以说，此前以华夏别蛮夷，唐太宗不隔华夷，前无古人。贵贱无别，爱之如一，这种“华夷一家”观念的雏形不仅是对前人的超越，也对后世的华夷观念和对应国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唐代，“万国”、“四海”、“华夷”、“蕃汉”、“胡汉”等名词使用的频率很高，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逐渐形成。在这样的观念下，开放成为一种全面的开放。①向外拓展的趋势——地域的开放：②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动态进展——种族的开放：③汲取与推广并行——文化的开放；④婚姻、家庭、女性、娱乐、休闲、节庆、时尚的调整与包容——社会观念

　　和社会风俗的开放：⑤在科举制的导引下，建立了新的选拔人才的机制——社会阶层流动的开放，包括对域外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也具有开放性：⑥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开放。

　　(三)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保证

　　(三)

　　首先是设置专门的官署，以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为适应对外经济贸易由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的转移，从陆路丝绸之路向海上丝绸之路的转移，唐朝除原有接待外来人士的鸿胪寺，还设立了管理边境贸易事务的互市监，中央和地方官府还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鼓励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并设立了管理沿海贸易的市舶司等机构，以适应海陆贸易的发展。

　　其次是对外籍商人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多种优待政策。①对外籍工商业者、艺人和宗教人士进出唐朝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对外籍商人在唐朝民间的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②在商品交易中实行开放式的货币政策，很多境外货币可以在唐朝流通：③尊重外籍商人的习俗和信仰，允许他们有固定的聚居区，设立本民族信仰的寺庙．拥有自己的墓地：④通过减免税收的政策鼓励外籍商人入唐长期从事经营，规定他们每年只须向唐政府缴纳5—10文丁税．甚至能享受免交丁税的待遇。不过，唐代开放与兴盛对今人最重要的启示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

篇二：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唐代与阿拉伯地区的商贸交往述论

　　作者：汪根基

　　黄晋祥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年第13期

　　汪根基，黄晋祥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蚌埠233030）

　　摘

　　要：唐代与阿拉伯帝国壤接以来，政府间虽无明确文书交往，然而民间交通贸易乃时却卓然可观，承继于汉的丝绸之路在此时重焕光彩；海路相对畅通，两地商船星缀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由于唐代在边疆地区有效地设置了各级地方政权，影响广布.逢其时，跨越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必然成为双方贸易的重要对象.双方筚路蓝缕，循前人之陈迹，互为利益，一时间粲然可斐.她们之间的商贸交通在中世史上具有重要的承绪地位.

　　关键词：唐代；阿拉伯；商贸

　　中图分类号：F7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4）07-0059-021唐代与阿拉伯地区贸易的路径

　　众所周知唐代与阿拉伯帝国的直接交往开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而其后唐朝与阿拉伯的官方往来更加密切而频繁，两国民间的贸易关系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盛况.其中，陆路和海路这两方面在两国贸易往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8世纪以后，中国和阿拉伯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比较活跃，陆路和海路两途，往来商旅络绎不绝.

　　1.1风沙漫舞的陆路

　　陆路方面，由于西亚和中亚的广大领域成为阿拉伯帝国的属地，所以在其境内，东西交通间或通连.9世纪末10世纪初的阿拉伯古典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根据阿拉伯邮驿档案编纂的地理名著《道里邦国志》中记载，沟通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干道是著名的呼罗珊大道.这条大道从巴格达向东北延伸，经哈马丹、赖伊、尼沙布尔、木鹿、布哈拉、撒马尔罕、锡尔流域诸城镇而到达中国边境，与中国境内的交通线路相联结.这条呼罗珊大道的路线，就是古代“丝绸之路”在葱岭以西最主要的一大段路线.阿拉伯的商业和陆路运输能力都很发达.英国学者布隆荷尔指出“穆罕默德生时，阿拉伯之陆路商业，虽有罗马人进行争夺，然拥有2000至2500匹之骆驼来往于叙利亚及印度洋之二大道间者，络绎不绝.”[1]而至阿拉伯帝国崛起兴盛之时，其规模必将大为扩大.

　　通过上述呼罗珊大道，大批阿拉伯商人，包括波斯商人，成群结队地来到中国从事贸易活动，进入甘陕一带，有的深入四川，东下长江流域.在尼沙布尔和德黑兰附近的赖伊等地出土的唐五代越窑系青瓷和唐长沙窑彩绘盘，以及萨马拉出土的唐瓷残片，为这些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当年陆上运输的繁忙景象留下物证.

　　与此同时，阿拉伯帝国的驿递制度的渐趋完善，从首都到外地均有驿路四通八达.沿途驿馆等设施不仅保证了政令的迅速传布，而且为运输物质、商旅往来提供了便利.不甘落后的唐王朝在著名理财家刘晏的理财工作下，创设了类似于近代的商业情报网.据《新唐书.刘晏传》记载：“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知.”[2]利用驿道传递公文之便，搜集各地商情动态，为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很大的便捷.

　　1.2碧波颠踬的海路

　　8世纪以后，海路的重要性逐步显现.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商人取道马六甲海峡北上交州、广州.这些来华的阿拉伯商船大都从阿曼的苏哈尔或波斯湾北部的尸罗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苏哈尔和尸罗夫都是古代海湾地区的商业重镇，长时间内是“通向中国的门户”.据10世纪阿拉伯著名史学家麻素提的记载，苏哈尔和尸罗夫的海员跑遍了中国海、印度海、也门海、埃塞俄比亚海等广阔海域.在《道里邦国志》中也记述了从波斯湾海道到中国和新罗的实际航程.实际上，阿拉伯人的海上优势，一直保持到15世纪.

　　海路的开拓给阿拉伯人带来了巨大的贸易优势，使得阿拉伯商人成为海上的一大贸易霸主.苏联学者马吉多维奇指出：“到了公元8世纪，地中海的西部、南部和东部海岸，红海和波斯湾的整个海岸以及阿拉伯海的北部沿海地区，全部掌握在阿拉伯人的手里.他们在穿越中亚或穿越高加索和伊朗高原从而联络欧洲和印度的许多重要陆路交通线上，以及伟大的丝绸之路的西段定居下来.由于这个缘故，阿拉伯人成了欧洲与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进行贸易的中间人.早在古代和中世纪初期，阿拉伯人在濒于印度洋的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那时，他们在印度洋东部地区的商道上占据了主要的阵地，并且成了印度洋西部地区真正的统治者.”[3]可以从很大程度认为阿拉伯人成为一大海域的商业霸主与其海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2唐代与阿拉伯地区的海运

　　相比于陆运，海运的价值显得更为特殊和珍贵.在运载量和运载力等优势都远远高于陆运的同时，海运在航海业海域拓展和世界地理的发现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1阿拉伯商客的海运轨迹

　　阿拉伯商人，从海路来中国，多从广州等沿海港埠登陆.《道里邦国志》列举了4个中国港口，自南向北有龙景（在越南灵江口的北景）、广府（广州）、越府（明州）和江都（扬州）.自汉末以后，广州便成为中西交通要地.唐代外国商舶多聚于广州.《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旧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记载，大历五年，李勉任岭南节度使后的一年，广州海舶岁至4000余艘.按张星烺考证，广州港一年有80万人进出参加贸易活动.可见当时广州对外贸易之繁荣.唐代广州至内地交通已很便利，特别是开元四年张九龄整治大庾岭道，大大方便了往来的交通，使各国前来贸易的商人畅通无阻.向达指出：“唐代由广州向中原，大都取道梅岭以入今江西，而集于洪州；至洪州后，或取东趣仙霞，过岭循钱塘江而东以转入今日之江苏.到江苏后则集于扬州，由此转入运河以赴洛阳.是以扬州之胡商亦复不少，由洛阳然后再转长安.故唐代之广州、洪州、扬州、洛阳、长安，乃外国商胡集中之地也.”[4]这些城市成为来往贸易的重要港口，并且唐朝在当地设有“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

　　2.2唐代商客的往返贸易

　　在当时中国与阿拉伯的航海贸易中，除了往返的阿拉伯和波斯商船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商船参与其间，往返于漫长的海上航路之上.当时的中国商船已出没于波斯湾.唐贾耽记载了从广州出发而至大食的航线，其航程在经过印度半岛南端后，继而沿印度半岛西岸东北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到达波斯湾头，然后上溯底格里斯河至阿拉伯首都巴格达.贾耽还记载了从波斯湾复出霍尔木兹海峡，沿阿拉伯半岛南岸西航，至红海口而南下至东非海岸的航线.贾耽的记载要比《道里邦国志》对阿拉伯至中国航线的记载早半个多世纪.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提到，阿拉伯商人把货物“从巴士拉、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罗夫，大部分中国船在这装货.”[5]阿拉伯人颇赞中国海船大而坚牢.乃时很多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搭中国船来华贸易，也有

　　相当阿拉伯水手在中国船上作业，此外尚有阿拉伯商人租赁或直接向中国造船厂定制海船的状况.

　　正因如此，法国学者J·索瓦杰在《中国印度见闻录》的“法译本序言”里讲：“应该承认中国人在开导阿拉伯人远东航行中的贡献.波斯湾的商人乘坐中国人的大船才完成他们头几次越过中国南海的航行.”[6]前苏联学者马吉多维奇也谈到唐时在波斯湾出现的中国商船，他述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某个港口上，许多阿拉伯商人把自己的货物转载到中国的大帆船或大商船上.这些商人从霍尔木兹出发，沿着阿拉伯海北部海岸前往印度，然后沿着马拉巴海岸直下到达锡兰.从锡兰出发，他们转向东北，沿着印度斯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向前航行.有时，运载着阿拉伯商人的船只抵恒河三角洲，此后调转船头向印度支那的海岸驶去.但是他们经常只到达吉斯德纳河口，然后穿过孟加拉湾向东航驶，到达安达曼群岛.离开安达曼群岛后，他们的船只向东南行驶，经过尼科巴群岛，到达苏门答腊岛的北岸.再往前的航道是穿过马来海峡和南中国海驶向中国.阿拉伯商人乘坐中国航船到达的最北部地点大约是浙江省杭州城附近的澉浦港湾.”[7]

　　3唐代与阿拉伯的贸易繁荣

　　因为海陆畅达，中国和阿拉伯商人往来密集，贸易繁荣，而使大批中国货物输入阿拉伯地区.巴格达是当时发展较快的商业中心之一，在巴格达的市场上，来自各地的商货十分繁多，常常超过原产地的产量.往日阿拔斯王朝在巴格达建都的用意之一就是开展与中国等东方的贸易.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定都巴格达时说：“我们有底格里斯河，使我们能与像中国那样遥远的国土联系，并给我们带来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的食品以及海洋所能供给的一切.我们还有幼发拉底河，可以给我们运来叙利亚、拉卡和邻近各国所贡献的一切东西.”[8]美国学者希提讲述阿拔斯王朝时的巴格达说：“巴格达城的码头，有好几英里长，那里停泊着几百艘各式各样的船只，有战舰和游艇，…市场上有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丝绸和麝香；城里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9]

　　运往当地的中国货物相当纷繁.8至9世纪巴士拉学者扎希兹编纂的《商务的观察》罗陈了从世界各地输入巴格达的商品，其中从中国纳入的货品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香料、麝香、肉桂、孔雀等等.《道里邦国志》中也记述了中国输往阿拉伯地区的商品：“由此东方海洋，可以从中国输入丝绸、宝剑、花缎、麝香、沉香、马鞍、貂皮、陶瓷、绥勒宾节、肉桂、高良薑.”[10]琳琅满目的中国物品运往阿拉伯地区，充实了阿拉伯人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同时也扩增了其对华夏文化的了解，促进了两地经济和文化的交往.

　　4结语

　　唐王朝的水陆交通已经甚为发达，尽管其贸易思想不外乎进口奇珍物品等以满足统治者之所好，也包括“商贾来，则边人为之利”.[11]但是它的开放和完善却铸就了繁华的外贸.同时交通的发展也催生了一大批商贸都市，如西亚的巴格达和唐都长安等.都市人口、资源、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近现代意义上的事物初现端倪如所谓质库、柜坊等.交通与贸易在欧亚大陆进行联合的过程中，起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交通的发展更是使得世界的整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唐朝和大食这些庞大的帝国依靠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通过交通联系了贸易，进而由贸易建立了共同利益，对双方以及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影响.在不断消除国家的地区孤立的同时，为实现两国历史性的经济文化大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布隆荷尔.中国与阿拉伯人关系之研究[M].朱杰勤译.中外关系史译丛.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13.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49）[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7〕马吉多维奇.世界探险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68，69-70.

　　〔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上海：三联书店，1957.34-35.

　　〔5〕〔6〕中国印度见闻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25.

　　〔8〕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24.

　　〔9〕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5.

　　〔10〕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1.73.

　　〔1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1）[M].北京：中华书局，1975.

篇三：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简要分析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的表现、特点及其启示

　　在古代，我国人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开拓了辽阔的疆域，而且对外贸易也很发达。古代的对外贸易促进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经济交流，对人类生产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1．表现：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不同的朝代是不同的，有的甚至形成鲜明的对比。

　　古代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的朝代主要是汉朝和唐朝，汉代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发展贸易，还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甚至印度进行贸易，当时与朝鲜半岛、日本的贸易往来更是十分频繁。唐朝的对外贸易范围更加广泛，政府的政策也更加开明，对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所以唐朝时期吸引了大量波斯、阿拉伯商人前来贸易，“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中国商人的足迹也远达非洲和欧洲许多地区。

　　在古代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和危机，这主要表现在明清两朝。明朝在郑和下西洋前后，政府与外国进行的是朝贡贸易，往往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和采取“倍偿其价”的方法，所以政府在贸易中负担了沉重的开支，这种贸易也不可能持久；明朝对外贸易政策的另一面，就是实行“海禁”政策，明初，明太祖因为担心流亡海上的敌对势力勾结倭寇，下令实行“海禁”，禁止对外贸易；明朝中后期在倭寇势力消除后重开“海禁”，允许民间贸易，沿海地区海外贸易蓬勃发展。清朝的对外贸易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是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对来华的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和场所、活动范围、中外交往等做出严格限制，设立公行制度，独揽一切进出口贸易的权利，限制民间对外贸易。

　　2．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特点

　　（1）前期陆路为主，后期以海路为主。唐朝以前以陆路交通为主，唐朝时海陆贸易并重，不但有东西陆路交通，而且已开通向东、向西的海路交通，宋元明清时期，陆路贸易下降，海路贸易地位日渐上升。其原因如下：其一，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阻隔，如西夏。其二，陆上丝路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缺点。陆上丝路位于我国西北，地处内陆，只能向西运输商品，而我国传统的外销商品丝绸、瓷器、茶叶等的产地都在东南沿海。陆路西运，远离产区，既不经济，又不方便。加之陆上丝路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要越过葱岭和戈壁沙漠，风沙弥漫，行程艰巨，时间久，运费高。其三，与当时主要外贸商品有关，汉代对外贸易中丝织品占很大比例，而两宋时期陶瓷制品比重较大，易破碎，不适合于陆上长途运输。其四，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地位提高，尤其以海运为主。其五，宋代航海业和造船业的发展，航海经验的积累。如指南针的应用等。

　　（2）官方贸易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是加强友好往来。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路，带去的都是我国最精美的工艺品、丝绸和瓷器，虽然畅销，但有不少是相赠送的，返航时不仅带回货物，而且常常有外国使臣搭船来中国访问。

　　（3）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同步进行。西亚不少商人带来了西方宗教，中国科技也相继西传。

　　（4）外贸促进了民族融合。不少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在我国定居，长期与中国人相处，互通婚姻，逐渐融合，在元朝时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

　　3．古代对外贸易的启示

　　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才能促进社会进步，闭关锁国只能造成国家、民族的落后；加强联系、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适应历史发展趋势而行者存，逆历史发展趋势而行者亡；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条件；和平友好交往是我国人民同外国交流的主流，说明我国古代人民是爱好和平、崇尚友好的人民。

　　【易混知识】

　　一、中国古代的坊与市

　　秦汉时，在京都、郡、国所在的大县城内，多有官府在指定的地区设立并由官府管理的“市”（进行商品交易的固定场所），与居民所住的“里”“坊”严格分开。唐初两者有严格的区分。按唐制，两京及诸州、县治所在的城市，始准设市，长安有东、西二市，洛阳有南、北、西三市都是当时著名的市。市设市令、市丞掌管交易，凡买卖均须立契约，不立契约者为违法。市内店铺一般临街而设，鳞次栉比，出售同类商品的店铺集中在一起。因而有笔行、铁行、肉行等不同的名称。市内按规定时间集散。以后坊市制度逐渐突破：一是坊与市的区别渐消，坊内亦出现商店；二是夜市广泛出现，突破了市场集散的时间限制，三是市的设置不限于州县治所，凡为“要路”而交易繁者皆可设市，且民间也有许多自发的市。

　　二、中国古代的城与市

　　古代中国的“城”和“市”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统治者的政治中心，后者是商业活动的场所。“城市”是由“城”──城墙所包围的地区和“市”──商品交换的场所、城墙内的一个区域连称而来。“城以盛民也”，筑城主要是为了保护人民。为此，中国古代的城修筑得相当雄伟，有深广的护城河，面积多达几到几十平方千米，城内有大片农田、园圃等。城的数量也相当多，遍及全国。

　　一个城市的重要性取决于它在政治体系中的等级地位。自都城、省城、府城至县城，城市的建筑规格和面积依次减小。最初，市只是城内很小的区域，而且在时空上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宋代以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城市的经济功能才逐渐增强，传统的政治中心城市商业繁荣，交通枢纽城市也兴盛起来，并且出现了纯粹经济功能的工商业市镇。

　　三、明清时期两大商帮（徽商与晋商）的比较

　　商帮

　　徽商

　　晋商

　　三个

　　起家

　　经营盐业致富

　　经营盐业致富

　　发展

　　经营茶叶、木材、粮食等

　　经营丝绸、铁器、茶叶、棉花、木不同

　　材等

　　兴盛

　　经营典当，走出国门

　　经营票号，走出国门

　　阶段

　　比较

　　相同

　　之处

　　徽商与晋商都以经营盐业起家；积累起商业资本后扩大经营范围，涉足其他行业；还办金融机构，甚至走出国门，把生意做到国外，积累起巨额财富。

篇四：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内

　　容

　　摘

　　要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它不仅在政治上影响巨大，更是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经济与贸易格局变化的起点。这一政治事件对唐朝的对外贸易来说既有负面影响又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它造成的直接后果来说，它破坏了北方经济，使自古以来的陆路贸易受到严重打击。它削弱了政府的信用，使战后恢复困难重重；减少了人口，使贸易发展举步维艰。但是从其潜在影响来看，它促使了两税法的产生，放宽了对国际贸易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古以来贸易闭锁的格局。它调整了贸易结构，使自古以来以陆路贸易为主的方式逐渐过渡到海路贸易,同时，战争带来了更多的变化，其他产业的发展使贸易基础不断扩大，科技的发展也把贸易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说，安史之乱不仅对唐朝，也对后世的国际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从以上两个方面来剖析安史之乱给唐朝贸易带来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唐朝

　　国际贸易

　　影响

　　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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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n-ShihRebellionintheTangdynastyisalocalseparatismoftherebelforcesinthecentralizationofpower,itisnotonlyhavegreateffectonpolitics,itisthestartingpointoftheentirehistoryofeconomicandtradepatternchangesofTang.ThepoliticaleventsoftheTangdynasty"sforeigntrade,bothhaveacertainnegativeimpactontherole.Fromadirectconsequenceofit,itdestroyedthenortherneconomyandgaveseverelyhittotheacienteconomy.Itweakensthegovernment"screditsoitisdifficulttorecoverfromthewar;itreducethepopulationsothatithaveproblemsondevelopingthetrade.Butfromitspotentialimpact,itencouragestheformationoftwotaxlaws,relaxedtherestrictionsoninternationaltradeandchangedthepatternoftradeatresia.Itadjustedthestructureoftrade,turnthelandtradetothewayofseatrade,scienceandtechnologytothedevelopmentoftradezoneIntoabroaderspacefordevelopment.ItissaidthatAn-ShihRebellionhashadaprofoundimpacttotheTangDynastyandonthefutureofinternationaltrade.ThisarticleanalyzetheimpactoftheTangdynastytradefromtheabovetwoaspectstotheAn-ShihRebellion,andresearchtheseeffectstothemodern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Tangdynastyinternationaltradeaffecteconomic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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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目录

　　第一章引言………………………………………………………….…1第一节、安史之乱………………………………………………………...1第二节、选题意义………………………………………………………...1第二章

　　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2第一节、安史之乱的根源………………………………………………….2第二节、安史之乱前唐朝的国际贸易状况………………………………….3第三节、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4第三章

　　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有利影响………………..…......7第一节、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直接表现：南方贸易及其他…………………第二节、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间接表现：两税法……………………..….…8第四章

　　总结……………………………………………...…….............11参考文献………………………………….………………………....…12第一章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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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安史之乱

　　唐王朝疆域广阔，国境线绵长，为了国防安全，曾设六都护府、十节度使。藩镇坐大，一旦有事，则祸生肘腋。安史之乱，就是最著名的藩镇叛乱。

　　天宝十载（751）

　　二月，胡人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兵近二十万。安禄山日益骄横，刑赏己出，见天下武备松弛，遂生谋逆之心。天宝十四载（755）十一

　　月，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以诛国忠名”，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共十五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反于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安史之乱爆

　　发。

　　唐玄宗即调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在东都洛阳募

　　兵六万，守卫河阳大桥（在今河南孟县南）。以高仙芝率京师五万兵，屯驻陕郡（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西北）。十二月，叛军占东都，封、高二将退守潼关。不久，玄宗误听谗言，处死了封、高。改派哥舒翰任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进驻潼关。此时，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率领河北十七郡吏民，拥兵士二十多万，切断了范阳与

　　东都之间的交通，叛军陷入困境。

　　至德元载（756）

　　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不久，玄宗派朔方郭子仪和河东李光弼率部东进，会同颜真卿部经营河北。真源县（今河南鹿邑）令张巡率军民坚守雍丘（今河南

　　祀县），多次击败叛军，确保江淮不失。同年五月，哥舒翰被迫出兵，兵败灵宝，潼关失守，叛军向长安逼进。六月，玄宗与杨贵妃、杨国忠兄妹及部分大臣、皇

　　子，连同禁军将士一千多人向蜀地逃窜。行至马嵬驿，禁军哗变，杀杨国忠，迫玄宗缢死杨贵妃。七月，太予李亨在部分大臣的拥戴下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八

　　月，肃宗将郭子仪和李光弼部召至灵武，并联合回纥骑兵，准备反攻。

　　至德二载（757）

　　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九月，郭子仪率军收复长安，旋又收复东都。安庆绪退守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干元元年（758）九月，肃宗调遣朔方郭

　　子仪等九节度使率兵六十万，进讨安庆绪。十月，唐军进围邺城。二年（759）三月，史思明率兵十三万赴援，与官军在安阳河北相遇，突风沙蔽日，两军大惊，各溃退。不久，史思明率部至邺，执杀安庆绪，叛军返回范阳，思明自称大燕皇帝。

　　上元元年（760）

　　四月，史思明率军南下，攻占东都。次年二月，史朝义弑父即帝位，改元显圣。宝应元年（762）四月，肃宗病重弥留，张皇后与越王李系谋诛专权宦官李辅国，事泄被杀，肃宗薨。太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同年十月，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诸道唐军和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北逃范阳。代宗广德元年

　　（763）正月，史朝义逃至广阳（今河北中国最大的论文知识平台www.lwxiezuo.com

　　房山东北）附近，众叛亲离，自缢而死。其部将相继投降。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至此平息。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有盛向衰的转折点，贻害

　　无穷。一是战乱多年，民生困顿。人丁寥落，经济凋蔽，政事不行，民不聊生，整个国家社会文化经济受到重创。二是朝廷日弱，方镇坐大。平乱之后，“武夫战将

　　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藩镇力大势盛，遂称尾大不掉之势；天子力不能制，姑息愈甚，则骄横愈甚，天下分裂于方镇，此则为祸端。三是政治上走向

　　衰败。藩镇的专横搜刮，激起不断的农民暴动，比如黄巢的农民起义。内忧外患，唐王朝的统治渐至崩溃，直到昭宗天祐末（907），朱温颠覆李唐，进入五代十国的分崩离析丧乱时期。

　　第二节

　　选题意义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这次叛乱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唐起，到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史朝义兵败止，前后长达8年之久，因叛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安史之乱”。最后虽然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但也因此由盛而衰，一蹶不振。战乱虽平，安史部将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面由此形成；中原战乱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吐蕃对唐的侵扰也日益频繁，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其全盛时代也从此结束了。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关键。在此以前，她国势强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是唐朝的鼎盛时期。此后由于长达八年的战乱消耗了国力，河朔藩镇割据形成半独

　　立状态，北方经济遭受破坏，朝廷内部宦官擅权、朋党交争，开（元）天（宝）盛世已一去不返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

　　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对外贸易，开

　　启了中

　　国

　　古代外贸史上的新纪元。探索这一时期外贸的特点、变化的原因及其对经济的影

　　响，不仅有利于我们增长对唐代经济史的认识和对整个

　　古代外贸发展史的认识，对今天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章

　　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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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安史之乱的根源

　　要分析不利影响，必须了解安史之乱的根源。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

　　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

　　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

　　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

　　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①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

　　“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

　　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

　　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

　　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

　　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

　　①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卷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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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

　　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

　　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第二节

　　安史之乱前唐朝的贸易状况

　　唐朝的陆路交通，继续藉着汉以来的丝绸之路，与中亚及阿拉伯国家交往。每年有大批商人、使节沿着丝路来中国进行贸易。各国商人带着从西方贩运来的香料、药材、珠宝等以换回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所以在唐初，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通路。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前202年—13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

　　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我们中国运的）。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丝绸之路把首都长安和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联系它们的纽带，是商业贸易。从总的精况

　　来着，丝绸之路编织了一条巨大的交通网。沿途的市镇，又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延伸，将丝绸之路两侧更远的地区纳入这个交通网，使这个交通网成为一个发达而又便

　　捷的交通体系。在这个交通体系中，有密如繁星的城市，有控制人员往来的关、卡，有提供食、宿、草料的驿站，有林立的客店和商铺，也有大型的“市”即现在的集贸市场。不少已经出土的文书和简帛都记录西域商人前来内地经商的事情，如《开元二十年瓜州都督府给西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中记载石染典一行有作人、家生奴四人，驴十头，至瓜州“市易事了，今欲往安西”，①中间又到沙州(今敦

　　煌)，伊州(今哈密)市易，过所上有沙州市令，伊州刺使的押印，他们的往来行踪，有着严格的路线图.

　　唐朝的初期，对于“市”的设置有着硬性的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到了后期，随着商品交

　　换活动的日益频繁和商

　　①韩愈.新唐书.中华书局.卷126中国最大的论文知识平台www.lwxiezuo.com

　　业经济的不断繁荣，各地普遍出现了草市、集市，一些人口集中的城市还出现了夜市。加之丝绸之路沿线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区，每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尽相同，必须通过商业交流，调剂生活余缺，交换产品的欲望和要求更加强烈。在河西走廊一带，出现了凉(武威)、甘(张掖)、肃(酒

　　泉)、沙(敦煌)等一批古代的国际性市场。

　　唐代，丝绸之路地区物产丰富，见于记载的有：粮食、瓜果、油、麻、布及野马革、羚羊角、牛羊皮

　　毛、牛酥、毡毯褐等，比较有名的有凉州的草编织品、肃州的夜光杯等，还有琳琅满目的地方特产麝香、甘草、雄黄、枸杞、苁蓉、黄矾、石膏、蜜蜡等。那个年

　　代，粮食的交易受到严格的控制，敦煌文献记载永泰(公元765一766年)间河西巡抚使判集中有甘州向肃州余粮，“肃州语闭粜，不许甘州交易”，以防止本

　　州粮食外流，河西巡抚使仲裁词中要求双方“商贾往来，请无壅塞。粟麦交易，自可流通“，以民间的商贸交流来解决个别

　　地区的粮食紧张，是一个特殊的例证。

　　海路贸易自从汉代以来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广州通海夷道」，已能通往印度洋，直达波斯湾，全长一万多公里。沿着海上航线，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商船，往返不绝，促进了唐朝与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

　　总的来说，由于历史的惯性以及诸多其他方面的限制，安史之乱前的唐朝国际贸易总的来说还是以丝绸之路为主体的陆路贸易为主，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也逐渐开始遇到瓶颈，这时候就迫切的需要一场变革。

　　第三节

　　安史之乱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安史之乱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三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

　　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

　　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①这说明

　　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人口规模对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规模直接决定着消费需求的规模，进而影响贸易的规模。人口规模与需求总量是成正比的，人口规模小，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就小，这部分

　　①节选自杜甫诗《无家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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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的贸易规模也就小；反之，人口规模大，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就大，这部分商品的贸易规模也就大。因此，安史之乱后随着战争牺牲以及为了逃避战争的移民，使北方人口急剧减少，人口的减少引起了需求量的减少，而需求量的减少从根本上削弱了唐代国际贸易的规模。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

　　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

　　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

　　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

　　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

　　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

　　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都没有终止。政治上的强权是维护贸易稳定的基础，在安史之乱后，中亚和新疆地区荒漠地区的草原、绿洲被连年的战火所摧毁：这对以一个绿洲国家的农业生产而言毫无疑问是致命

　　的，而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正是古代国家立国的根本。西域的国家:大月氏,乌孙,大宛,康居,大夏，城市:龟兹(库车),疏勒(喀什),于阗(和田),楼兰在当时的战争中受到重创，根本无力维持丝绸之路的运行。后中国各地战火纷飞，为丝路直接服务的北方地区经济大受打击，史料记载黄河流域的丝绸

　　生产几乎陷于停顿。而另一个方面，战后政府势力大大削弱，陆路贸易的安全性完全得不到保证，商人们转而开始寻求更好更安全的贸易方式。基于以上几点原因，陆路贸易也就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虽然此后还有茶马互市等民间贸易，但是就数量和质量上已远及不上当初的规模了，这对当时以陆路贸易为主的唐朝国际贸易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①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

　　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

　　①刘珣.旧唐书.中华书局，卷342中国最大的论文知识平台www.lwxiezuo.com

　　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

　　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民心不稳，战乱频繁，战争对唐朝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果乱后能即时加以休息，未必不能像隋末唐初一样恢复旧观，但是残酷的现实是大乱刚平息，叛军降将大多处于重要位置，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各藩镇间战乱不断，整个北方化为万里焦土。经济基础未能平复，国际贸易更是大受影响。安史之乱发生的755与756年，整个北方国际贸易总额仅为战前的三分之一，正是战乱所造成后果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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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安史之乱对唐朝国际贸易的有利影响

　　第一节

　　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直接表现：南方贸易及其他

　　在安史之乱之前，唐代的对外贸易基本上还是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陆路贸易为主。海路贸易此时虽然得到大规模发展，但由于朝廷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还是逊色于陆路贸易。

　　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降，经济格局为北胜于南，战国七雄，其六即在北方。北方，尤其是山东，也就是黄淮海平原，自秦汉以来一直是以观众为首都的帝国的粮仓，这也是隋唐王朝之所以恩够完成统一的基础所在。从其地理位置看，虽然适宜发展经济，但同时在战略上来讲处于四战之地，每次社会动荡和战乱，都使其经济急剧倒退。安史之乱前后不过七年，却给广大北方地区，尤其是河北

　　河南两道造成严重破坏与黄河流域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江流域的繁荣。六朝时期南方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开发，经济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隋炀帝修大运河，更是进一步加速了南方的发展。安史之乱时，大批胡人士兵的叛军杀进中原，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几百年前五胡十六国历史的重演，，于是纷纷向南方避难，掀起了人口迁移的高潮。这样一来北方的经济更加衰落，而南迁的北方人民，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带去了中原各地的农业经验，使南方农业技术有所改进，有助于南方农业技术的发展，南方经济发展起来了。具体的表现是，安史之乱时和乱后，国家财政几乎全部依靠江淮地区，如韩愈所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①唐中期以后的战乱使得中国的南方开始成为经济重心，由于南方经济以海路贸易为主，进而使海路贸易成为当时唐朝的主要贸易方式。

　　战乱带来了生产关系的解放，并且随着政府影响力的减弱，政策的放宽，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各个行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唐后期，南方丝织业有较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超过北方。如越州（今浙江绍兴）的缭绫，宣州（今安徽宣城）的红线毯，荆州（今湖北江陵）的贡绫，益州（今四川成都）的蜀锦等都很著名，棉织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如岭南，棉织业就比较普遍。

　　唐后期的造纸业比唐前期更为发达，重要产地多在南方。益州的麻纸、浙东的藤纸、韶州的竹笺、宣州的宜纸、扬州的六合笺、临川的滑薄纸等都是著名产品。

　　①节选自韩愈《送陆歙州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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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茶业在唐后期有很大发展。茶树的种植遍及南方各地，制茶业具有相当规模。如歙州祁门县有十分之七、八的人以种茶、制茶为业。唐德宗时，开始收茶税，后来茶税成为政府的重

　　要税收。宪宗时，仅浮梁一县每年的茶税就有十五万余贯。在制茶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唐人陆羽写了《茶经》一书，记述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饮用方法

　　及用具等，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论茶专著。①

　　以上这几个行业的发展成为了对外贸易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此之前，除了丝绸产量比较固定以外，其他如茶叶

　　瓷器等产量不很稳定，难以形成规模化的贸易。而一旦产量上去了，再加上这几类产品的产地大都在沿海城市，运输方便这个有利因素，使以前比较零散的对外贸易开始向规模化与正规化的近代商业方向发展。

　　商业和草市。唐后期的商业有很大发展，南方商业的发展尤为显著。长江流域的城市比以前更多，更繁荣。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的集散地；许多大食、波斯等国的外商在此经营珠宝等奢侈品，商业十分繁荣。益州（今四川成都）是西南的政治、经济中

　　心，西南生产的丝织品、食盐、纸张、瓷器等，多由此运销外地，商业也很繁荣。所以当时谚称“扬一益二”。即扬州居天下第一，益州居第二。洪州（今江西南

　　昌）、鄂州（今湖北武汉）都是长江流域繁荣的城市。苏州、杭州是新兴的商业城市。在沿海，除广州外，泉州和明州也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商业城市的发展促使商品流通从古代的贩运式贸易向近代型商业转变，即从过去的偶然交换和特产品的贩运，发展成了固定的城市商业，有了常设的商肆和店铺。同时，商人也开始有了固定的经营地点。“行”这种商业形式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导致唐代对外贸易规模扩大，交易额增加，商人获利增多。

　　安史之乱后，由于政府管理制度的放宽，原来住宅区“坊”和商业区“市”被严格分开的旧制度，在扬州等一些城市开始打破，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市。在扬州等大城

　　市中出现了夜市，打破了日落闭市的旧制。在一些大城市中还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柜坊经营钱物存付，代人保管钱物，向存钱物者收取一定的柜租、凭书帖或信物支

　　付钱物。这种书帖类似于后世的支票。飞钱又称便换。商人在长安把钱交给某道进奏院（驻京办事处）或某军、某使、某富家，然后带着当事人付给的文券，到目的地凭文券取钱。这种文券类似于后世的汇票。柜坊和飞钱都是商业发展、交易频繁，营业额巨大的产物。此制产生后，减少了支付钱币的麻烦，避免了携带重金走远

　　路的危险，让贸易更加便利，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唐代海上交通的发达和贸易的繁荣，是与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航海技能的提

　　①乌廷玉.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J].1957中国最大的论文知识平台www.lwxiezuo.com

　　高分不开的。唐代商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据唐人李肇称：“江湖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766-804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①江

　　船如此，海舶可知。唐人慧琳解释“舶”称：“司马彪注《庄子》云：海中大船曰舶。《广雅》：舶，海舟也。入水六十尺，驱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

　　舶。运动此船，多骨论为水匠。用椰子皮为索连缚。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恐铁热火生。累木枋而作之，板薄恐破。长数里，前后三节。张帆使风，亦

　　非人力能动也。”所述虽未必为唐舶，但可为了解唐朝海舶提供参考。从零星记载②可知，唐朝人张支信、李邻德、江长、李延孝、张蒙等，都是航海往来于唐朝与日本的舶商。自安史之乱后，随着经济重心以及贸易中心的转移，造船技术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阿拉伯史料提到，唐晚期海船因为体积太大，只能在尸罗夫停泊，无法到达巴士拉和马斯喀特。可以说，唐代海上贸易的高速发展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上交通方面的巨大突破。

　　第二节

　　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间接表现：两税法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古老的自然经济开始动摇，社会正在面临着变革。安史之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安史之乱使七世纪实行的税收制度这时已经到了非放弃不可的地步了：德宗建中元年(780)，唐朝开始实行

　　“两税法”改革，这种新的制度规定，每年分两次用钱币来支付税收，以此取代了七世纪时以实物和人丁为主的税收制度。税收制度的这种变化也是国际贸易不断发展壮大的反映，税制的变革也大大鼓励了商人阶层的积极性，也反过来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

　　二、不分主户（当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当时居住地为准登入

　　户籍，交纳赋税。

　　三、不再接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即以钱计算税额，折合成实物交纳；根

　　据田亩数量征收地税，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字为准，交纳谷物。

　　①李肇.新唐书志.广西教育出版社.卷156张俊彦·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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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税额初为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

　　之一。

　　五、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要在六月交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

　　六、“量出制入”。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先做预算，定出总税额，分配到各地征

　　收，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

　　七、政府针对商业贸易日益活跃的现实，对茶

　　酒

　　盐等商品进行征税，改变了许多年来以单一农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

　　两税法是一种比较适应当时情况及历史发展趋势的制度。它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两税法由主要按丁口征税转向主要按土地和资产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经济的新发展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是封建税制的一个重要改革，是税制的一大进步。①

　　两税法对于国际贸易的促进意义：

　　一、此法把租庸调和各种杂徭，杂税合并，建立了统一的税制，在一定时期内，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

　　轻。在此之前，苛捐杂税是制约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两税法的颁布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种状况，税制的规范化为贸易的规范化铺平了道路，为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此法规定官僚、贵族、客户、不定居的商人都要纳税，这就扩大了税源。又此法规定按土地资产的多少征税，比租庸调不管居民有多少土地资产，一律按丁

　　征税合理。这样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不合理状况。

　　三、此法关于定税计钱、折钱纳税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商品经济与贸易的发展。

　　四、承认了国际贸易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对多种商品的征税说明政府开始把贸易税收作为与农业同等重要的经济来源，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的进步。

　　①唐朝的外贸与立法.谭光亚[J].1986中国最大的论文知识平台www.lwxiezuo.com

　　第四章

　　总结

　　唐朝由贞观之治来到开元盛世，辉煌已经到达了顶点。可以说，封建社会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突破的极限，走下坡路是必然的结果。但是，社会总要前进，经济总要发展，改革势在必行。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当时的行政长官也会以一种比较和平的方式来采取改革政策，比如实行改革开放，比如实行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改革根本不可能实现，内忧外患，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破坏社会规则的机会，把一切打乱，再重新洗牌。安史之乱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虽然结果或多或少不是很让人满意，但是它也给以后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新气象，两税法的颁布，海路贸易的开拓，都为以后贸易的发展描绘了一个蓝本，以后明清两朝的国际贸易，无不是据此演变而来。

　　对于历史来说，我们需要的是批判的继承，因为历史背景总不是相同的，同样的内容放到不同的时代中或许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正如唐代的魏征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从安史之乱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对当代经济的借鉴意义。

　　安史之乱对唐代社会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战争的结果告诉我们，贸易发展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制约，安定、和平的环境是贸易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稳定是贸易发展的首要前提。在战争时期，北方是战乱的主要地区，长期陷于激烈的战火之中，经济破坏十分严重；南方社会则相对稳定，贸易得到持续发展，为最终赶超北方奠定了基础。因此，要发展国际贸易，就必须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同时，安史之乱造成南北贸易发展两种不同的结果又告诉我们，一次战争，对不同地区造成的影响往往有所不同，战区经济遭到破坏，非战区经济则获得发展的机遇，这不仅仅是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历史地理规律的体现，而且是一场战争前方与后方不同分工的必然结果。在当代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把握住生产力发展的脉络，及时改革社会体制与经济政策，更好的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达成最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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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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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跃云校1999[13]Zhoubaoming:journalofshangraonormalcollege[M],2002[14]Zhangliying：HistoriographyofChineseeconomy[M]，2002中国最大的论文知识平台www.lwxiezuo.com

篇五：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唐朝与阿拉伯帝国之战

　　阿拉伯帝国为了巩固自己在中亚的地位，为了开辟通往欧洲的战场，早在公元634年左右，就开始了对波斯的征服。并逐渐将战线推到了唐朝西部的边境。

　　由萨珊王朝统治的波斯，曾经拥有包括今天伊朗，伊拉克在内的广大领土。公元629年之前，因突厥汗国的崛起，经常受到侵扰。唐太宗贞观三年，唐廷乘东突厥频年灾荒，派兵一举将其剿灭，解除了波斯的东部边患。但随后不久，波斯又受到穆斯林的军队的进攻，无奈之下，只得派人入贡唐朝，求唐保护。虽然此时唐朝还算是国势昌盛，但波斯远在中亚，鞭长莫及。唐朝更不愿为此卷入同阿拉伯帝国的战争中，只好对波斯的请求敷衍了事。不久，波斯被穆斯林的军队彻底战败，国王叶兹德吉尔德三世逃亡到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里，并在那里遭到杀害。王子卑路斯接替王位，继续同阿拉伯帝国抗争，并再次向唐廷乞援。适值高宗遣使臣赴西域分置州县，就以疾陵（今伊朗溪斯坦省俾路支）为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为都督，卑路斯遣子泥捏师入侍唐廷。其实，这个波斯都督府形同虚设，最终波斯还是被阿拉伯帝国所灭，卑路斯死。唐廷或许考虑到波斯的丧失会使自己在中亚各附属国的威信受到损失，遂于调露元年（679年），以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领兵护送波斯国王子泥捏师前往波斯建国。必定是路途遥远，裴行俭并不愿去，更不想当什么安抚大食使，于是将波斯王子护送至安西一带即行返回。泥捏师又于景龙元年（707年）无奈的返回唐朝被授予左威卫将军，这也意味着萨珊王朝的彻底终结。

　　公元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将其军事控制区域，由比利牛斯山脉延伸至臣服于唐朝的诸多藩属国境内，并图谋取代唐在中亚的霸主地位。尽管如此，阿拉伯帝国并非想同唐朝兵戎相见，于是，在对中亚各小国施加军事压力，甚至干涉其内政的同时，又向唐朝政府遣使朝贡，以示友好。公元715年，拔汗那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东南）内部发生政变，阿拉伯帝国派兵进行干涉，并私立了阿了达为国王。拔汗那国王帅兵抵抗，终因势力单薄而被击败，后前往唐朝设立的安西都护府求救。安西将领张孝嵩认为：“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统帅唐兵一万余人，由龟兹（今新疆库车）向西长驱而进，击溃敌军，推翻了拔汗那国傀儡政权，伪国王阿了达逃跑。事后，张孝嵩又檄文中亚各国，要以此为鉴，忠心侍奉唐朝。

　　这一事件的确巩固了唐朝在中亚的霸主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做出反应的是唐朝守边将士而不是政府，交战的对象是拔汗那国傀儡政权而不是阿拉伯帝国。

　　正因如此，我们在后面更能清楚地看到唐朝政府对阿拉伯帝国在中亚渗透一事的态度。如自公元719年至741年，也就是自拔汗那事件之后至后来的怛逻斯之战打响之前，中亚的安，俱密，康，吐火罗，石等国，因难以承受来自阿拉伯帝国强大军事的威胁及课税，纷纷请求唐朝政府做出反应。但得到的却是唐朝皇帝的几句安慰话，令各藩属国大失所望。唐朝政府的迁就，更增加了阿拉伯帝国称霸中亚的信心。这些唐的藩属国愈来愈强烈的感受到来自大食的压力，稍有不恭，便会招致刀兵之灾。唐朝名义上虽是他们的宗主国，却无法对这些国家尽保护义务，但仍强令他们称臣纳贡。这就使得这些藩属国很是为难，既不能不向唐朝称臣纳贡，又不可不向大食国交纳课税。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各小国自然是最苦恼的，但还要小心行事，惹出乱子，只能自己吃亏，更可能国破家亡。有的藩属国见唐朝已无力维持他在中亚的霸主地位，认为他既不能保护自己，又何必再向他称臣纳贡，便想脱离他而直接臣服于阿拉伯帝国，如当时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就是其中之一。石国逐渐对唐“无藩臣礼”，然而，他并没有想到，唐朝虽然无力帮助他讨伐阿拉伯帝国，但是要惩罚他这个“无藩臣礼”的小国，却绰绰有余。

　　公元751年，安西都护府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奉命率兵讨伐石国。石国国王那俱车鼻施未能料到，唐朝为了礼仪问题竟对自己兴师动众，自知不可能以武力与之抗衡，便早早提出情愿投降，讲和。高仙芝已率兵至此，当然不会轻易罢手，见石国未加防备，遂率军趁势袭击，将石国国王，王后以及壮丁全部俘虏，并将老弱病残者杀死无数。撤兵时，高仙芝还掠走大量金银珠宝，名马无数，尽归其所有。石国国王那俱车鼻施被高仙芝押送至京师，不久即被斩首。在高仙芝掠杀石国之时，该国一名王子趁乱逃出，前往阿拉伯帝国及邻国高发安息节度使高仙芝“欺诱贪幕之状”，各国得知后对唐朝更加不满，于是协商联合穆斯林军队进攻安西四镇。高仙芝闻讯，便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统帅番汉三万兵马向穆斯林军队发动突袭。唐军深入七百余里，至怛逻斯城（进哈萨克斯坦东南江布尔城），同穆斯林军队统帅阿波西林所率的联军相遇。双方交战五日，随同前来助战的葛逻禄部众背叛了高仙芝，与穆斯林军队联手夹攻唐军，致使唐军失败。当夜，双方各自收兵，此时，唐军战死或被俘者已有二万余人，所剩不过数千。随军将领李嗣业见胜败已定，对高仙芝说：“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今大食战胜必乘胜而并力事汉，若全军没，嗣业与将军俱为所俘，则何以人归报主？不如驰守白石岭，早图奔逸之计。”高仙芝见事已至此，也只好答应，遂率残兵败将撤

　　回安西。

　　此次怛逻斯之战，虽然安西四镇没有落入穆斯林军队之手，但唐朝这个宗主国在中亚诸国中的地位已是威信扫地。两个国家的首次军事对抗则以唐军战败而告终。尽管这次交战的起因是唐朝将领行为不检而激怒中亚各国所致，但这又是两大帝国之间的政治发展所不能避免的。事后，唐朝政府并未做出任何军事上的反应，而穆斯林军队也未趁势进攻唐朝西部的边陲安西四镇。相反，阿拉伯帝国执政的阿巴斯王朝在第二年便派遣使节来华朝贡，唐朝政府更是捐弃前嫌，封来使为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并欢送其回国。这些令人费解的举动表明，怛逻斯之战不仅没有使两国冲突升级，相反彼此间在中亚的接触更加谨慎，任何一方都唯恐打乱这一平衡。当然，在这之后阿拉伯帝国也取代唐朝而成为中亚的新霸主。

　　怛逻斯之战仅过五年，唐朝便爆发了“安史之乱”。

篇六：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简要分析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的表现、特点及其启示

　　在古代，我国人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开拓了辽阔的疆域，而且对外贸易也很发达。古代的对外贸易促进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经济交流，对人类生产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1．表现：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不同的朝代是不同的，有的甚至形成鲜明的对比。

　　古代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的朝代主要是汉朝和唐朝，汉代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发展贸易，还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甚至印度进行贸易，当时与朝鲜半岛、日本的贸易往来更是十分频繁。唐朝的对外贸易范围更加广泛，政府的政策也更加开明，对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所以唐朝时期吸引了大量波斯、阿拉伯商人前来贸易，“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中国商人的足迹也远达非洲和欧洲许多地区。

　　在古代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和危机，这主要表现在明清两朝。明朝在郑和下西洋前后，政府与外国进行的是朝贡贸易，往往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和采取“倍偿其价”的方法，所以政府在贸易中负担了沉重的开支，这种贸易也不可能持久；明朝对外贸易政策的另一面，就是实行“海禁”政策，明初，明太祖因为担心流亡海上的敌对势力勾结倭寇，下令实行“海禁”，禁止对外贸易；明朝中后期在倭寇势力消除后重开“海禁”，允许民间贸易，沿海地区海外贸易蓬勃发展。清朝的对外贸易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是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对来华的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和场所、活动范围、中外交往等做出严格限制，设立公行制度，独揽一切进出口贸易的权利，限制民间对外贸易。

　　2．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特点

　　（1）前期陆路为主，后期以海路为主。唐朝以前以陆路交通为主，唐朝时海陆贸易并重，不但有东西陆路交通，而且已开通向东、向西的海路交通，宋元明清时期，陆路贸易下降，海路贸易地位日渐上升。其原因如下：其一，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阻隔，如西夏。其二，陆上丝路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缺点。陆上丝路位于我国西北，地处内陆，只能向西运输商品，而我国传统的外销商品丝绸、瓷器、茶叶等的产地都在东南沿海。陆路西运，远离产区，既不经济，又不方便。加之陆上丝路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要越过葱岭和戈壁沙漠，风沙弥漫，行程艰巨，时间久，运费高。其三，与当时主要外贸商品有关，汉代对外贸易中丝织品占很大比例，而两宋时期陶瓷制品比重较大，易破碎，不适合于陆上长途运输。其四，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地位提高，尤其以海运为主。其五，宋代航海业和造船业的发展，航海经验的积累。如指南针的应用等。

　　（2）官方贸易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是加强友好往来。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路，带去的都是我国最精美的工艺品、丝绸和瓷器，虽然畅销，但有不少是相赠送的，返航时不仅带回货物，而且常常有外国使臣搭船来中国访问。

　　（3）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同步进行。西亚不少商人带来了西方宗教，中国科技也相继西传。

　　（4）外贸促进了民族融合。不少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在我国定居，长期与中国人相处，互通婚姻，逐渐融合，在元朝时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

　　3．古代对外贸易的启示

　　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才能促进社会进步，闭关锁国只能造成国家、民族的落后；加强联系、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适应历史发展趋势而行者存，逆历史发展趋势而行者亡；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条件；和平友好交往是我国人民同外国交流的主流，说明我国古代人民是爱好和平、崇尚友好的人民。

　　【易混知识】

　　一、中国古代的坊与市

　　秦汉时，在京都、郡、国所在的大县城内，多有官府在指定的地区设立并由官府管理的“市”（进行商品交易的固定场所），与居民所住的“里”“坊”严格分开。唐初两者有严格的区分。按唐制，两京及诸州、县治所在的城市，始准设市，长安有东、西二市，洛阳有南、北、西三市都是当时著名的市。市设市令、市丞掌管交易，凡买卖均须立契约，不立契约者为违法。市内店铺一般临街而设，鳞次栉比，出售同类商品的店铺集中在一起。因而有笔行、铁行、肉行等不同的名称。市内按规定时间集散。以后坊市制度逐渐突破：一是坊与市的区别渐消，坊内亦出现商店；二是夜市广泛出现，突破了市场集散的时间限制，三是市的设置不限于州县治所，凡为“要路”而交易繁者皆可设市，且民间也有许多自发的市。

　　二、中国古代的城与市

　　古代中国的“城”和“市”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统治者的政治中心，后者是商业活动的场所。“城市”是由“城”──城墙所包围的地区和“市”──商品交换的场所、城墙内的一个区域连称而来。“城以盛民也”，筑城主要是为了保护人民。为此，中国古代的城修筑得相当雄伟，有深广的护城河，面积多达几到几十平方千米，城内有大片农田、园圃等。城的数量也相当多，遍及全国。一个城市的重要性取决于它在政治体系中的等级地位。自都城、省城、府城至县城，城市的建筑规格和面积依次减小。最初，市只是城内很小的区域，而且在时空上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宋代以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城市的经济功能才逐渐增强，传统的政治中心城市商业繁荣，交通枢纽城市也兴盛起来，并且出现了纯粹经济功能的工商业市镇。

　　三、明清时期两大商帮（徽商与晋商）的比较

　　商帮

　　徽商

　　晋商

　　三个

　　起家

　　经营盐业致富

　　经营盐业致富

　　发展

　　经营茶叶、木材、粮食等

　　经营丝绸、铁器、茶叶、棉花、木不同

　　材等

　　兴盛

　　经营典当，走出国门

　　经营票号，走出国门

　　阶段

　　比较

　　相同

　　之处

　　徽商与晋商都以经营盐业起家；积累起商业资本后扩大经营范围，涉足其他行业；还办金融机构，甚至走出国门，把生意做到国外，积累起巨额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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