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19篇

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19篇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中世纪阿拉伯的学术桥梁作用　　谭强（能源与环境学院　　03009224）　　摘要：在中世纪，阿拉伯地处于连接东西方的有利地势，并且阿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1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中世纪阿拉伯的学术桥梁作用

　　谭强（能源与环境学院

　　03009224）

　　摘要：在中世纪，阿拉伯地处于连接东西方的有利地势，并且阿拉伯的科学家们也在不断的努力和探索，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当时的中国比较先进，阿拉伯通过与东方的交流，把先进技术再传到西方，把西方的某些学术传到东方，使得阿拉伯的桥梁作用得到充分体现，促进了世界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地理优势

　　传播路线

　　东方

　　西方

　　交流

　　一．阿拉伯的璀璨文化

　　在公元634年到公元750年，阿拉伯人建立起一个西起比利牛斯山脉，东至中国边境的帝国。阿拉伯的地域扩张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进入了繁荣时期。阿拉伯本来就处于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帝国建立后的经济繁荣又使阿拉伯商人的足迹踏遍了亚、非、欧三洲。商业贸易频繁交往的同时，科学文化的交流也大大加强了。阿拉伯的统治者对异族文化的宽容态度促成了中世纪阿拉伯科学的进步。“在欧洲处于蒙昧时代时,阿拔斯帝国逐步成为文明的保护者,古老的科学和哲学传统保存下来;希腊文、叙利亚文、梵文和波斯文的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而不致失传,出现了十进位制和零这类发明。”[1]而“基督教中世纪则什么也没有留下”[2]因此,“全世界都感谢阿拉伯语在传播中世纪高度发展的阿拉伯科学知识方面所起的媒介作用”。[3]阿拉伯的科学家们在君主的支持下，在数学、天文学、化学、光学和医学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就。当经院哲学禁锢下的欧洲学术界一片凋敝的时候，阿拉伯文化迎来了自己的繁荣。试看下列例子：

　　1．阿拉伯著名数学家花拉子密关于代数学的著作，于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传人欧洲后，被用作欧洲各大学的主要数学教材。正是由于有了这本书，阿拉伯数字得以传遍整个欧洲，袭用至今。

　　2．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哥白尼在他所著的《天体运行论》一书中，多处引证了阿拉伯天文学家白塔尼的观察数据。

　　3．阿拉伯物理学家关于物体都受地球中心吸引的见解后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起了一定作用。

　　4．阿拉伯光学家伊本?海塞姆的光学著作及其理论曾被西方学术界广泛采用，对英国思想家、实验学的先驱罗吉尔?培根产生过积极影响。

　　5．阿拉伯化学家贾比尔?本?哈扬的许多著作被译成拉丁文，用作欧洲的大学教材，对欧洲的化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6．在医学上，伊本?西拿的代表作《医典》对西方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和希伯来文，传播很广。

　　7.阿拉伯文学对欧洲文学的影响也不小，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等作品，在取材、写法和风格上，都有借鉴阿拉伯文学作品的痕迹；对世界文学有重要贡献的《一千零一夜》被先后译成40多种文字，传遍全世界，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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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阿拉伯的地理条件

　　阿拉伯人于公元8世纪中叶通过一、二百年的不断扩张和征服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帝国，伴随着帝国政治一起扩张的还有阿拉伯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阿拉伯人依靠自己的实力和优势在中世纪一度打起了世界科学中心的大旗，直至文艺复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指出：“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勒密大阳系；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美国文豪G.韦尔斯在他的《世界史纲》中写道：“如果说希腊人是科学方法之父的话，那么阿拉伯人就是他的义父”。历史都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如果说阿拉伯帝国的出现具有偶然性的话，那么阿拉伯科学文化的兴起则具有更多的必然性。

　　阿拉伯向西传播有两条路线：一是通过安达卢西亚；另一是通过西西里岛。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安达卢西亚由于倭马亚人在这里建立一个长达数世纪的阿拉伯王朝而影响深远，其地位当首屈一指。当时的托莱多和科尔多瓦是举世瞩目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心，据载，历史上有大量的欧洲学者来到这里，进行学习和研究，同时把许多阿拉伯文的著作译成拉丁文，带回欧洲，他们为促进、加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传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并不是仅仅在安达卢西亚完成，其中，西西里岛也发挥了相当的在作用。中世纪的西西里岛在诺曼底人的统治下，出现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混合文化。在阿拉伯统治时期，混合着希腊罗马文化宝贵遗产的东方文化潮流，涌进了这个富有各种古老文明的海岛，这种东方文化在诺曼底人统治时期就已形成，然后传人意大利半岛和中欧。10世纪中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到处可见。

　　阿拉伯的文化底蕴,学术氛围尤其是她的地理优势使得其学术桥梁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三．阿拉伯与东方的文化交流

　　阿拉伯帝国与中国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上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句穆圣的至理名言，至今仍为阿拉伯各国穆斯林所传诵。

　　历史上，中国同阿拉伯帝国间的交往主要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香料之路”。随着阿拉伯人的到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人了中国。1280年，中国天文学家郭守敬改订中国历法时，参考了阿拉伯天文学家伊本?尤尼斯等人的著作。1338年，阿拉伯人札马鲁丁在北京建立观察台时，制造了天球仪等阿拉伯天文仪器。此外，阿拉伯医学和药材，如乳香、没药等传人中国并被广泛采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集了不少阿拉伯药物和治疗方法。

　　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人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亦融进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如阿拉伯人把炼金术中常用的硝石叫做“中国雪”，在他们的著作中，记述了从中国传来的神秘药丸，并把7种金属列为“中国铜”。8世纪中叶，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传人阿拉伯帝国，然后由阿拉伯人传人入西方，对西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瓷器于7世纪传入埃及，阿拉伯语中“瓷器’’与“中国’’为同一词，从中不难看出，瓷器在当时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的象征和代名词。

　　阿拉伯人采用了印度的数学记号和十进制，并把它传播到欧洲和世界各地，形成了至今仍在通用的阿拉伯数字。这项伟大的传播作用只能也只有阿拉伯才能胜任吧。

　　四．阿拉伯对西方文化发展的作用

　　东方文明比如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度的数字、十进位制等重大发明以及糖、稻米、棉花等传入阿拉伯后,促进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而阿拉伯人又把它传给欧洲,丰富了欧洲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推动欧洲社会发展的进程。在12世纪以前,欧洲人还不会造纸,文字都是写在羊皮纸、骨器、木板上,“棉纸在七世纪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人那里”[4](Ｐ170)15世纪的欧洲人才普遍学会造纸术。而印刷术的传入避免了手抄本的笔误,保证了书籍的质量和速度,加速了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发展。到13世纪以后,中国的火

　　药和指南针等先进技术也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恩格斯指出:“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5](Ｐ386)对西欧的科学军事技术进步和航海事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样,东方文化的传入,使欧洲人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11](Ｐ67)成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

　　总而言之，阿拉伯民族在促进东西方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1]托马斯·李普曼:《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Ｍ].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赫伯特·戈特沙尔克:《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篇二：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唐代与阿拉伯地区的商贸交往述论

　　作者：汪根基

　　黄晋祥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年第13期

　　汪根基，黄晋祥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蚌埠233030）

　　摘

　　要：唐代与阿拉伯帝国壤接以来，政府间虽无明确文书交往，然而民间交通贸易乃时却卓然可观，承继于汉的丝绸之路在此时重焕光彩；海路相对畅通，两地商船星缀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由于唐代在边疆地区有效地设置了各级地方政权，影响广布.逢其时，跨越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必然成为双方贸易的重要对象.双方筚路蓝缕，循前人之陈迹，互为利益，一时间粲然可斐.她们之间的商贸交通在中世史上具有重要的承绪地位.

　　关键词：唐代；阿拉伯；商贸

　　中图分类号：F7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4）07-0059-02

　　1唐代与阿拉伯地区贸易的路径

　　众所周知唐代与阿拉伯帝国的直接交往开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而其后唐朝与阿拉伯的官方往来更加密切而频繁，两国民间的贸易关系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盛况.其中，陆路和海路这两方面在两国贸易往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8世纪以后，中国和阿拉伯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比较活跃，陆路和海路两途，往来商旅络绎不绝.

　　1.1风沙漫舞的陆路

　　陆路方面，由于西亚和中亚的广大领域成为阿拉伯帝国的属地，所以在其境内，东西交通间或通连.9世纪末10世纪初的阿拉伯古典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根据阿拉伯邮驿档案编纂的地理名著《道里邦国志》中记载，沟通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干道是著名的呼罗珊大道.这条大道从巴格达向东北延伸，经哈马丹、赖伊、尼沙布尔、木鹿、布哈拉、撒马尔罕、锡尔流域诸城镇而到达中国边境，与中国境内的交通线路相联结.这条呼罗珊大道的路线，就是古代“丝绸之路”在葱岭以西最主要的一大段路线.阿拉伯的商业和陆路运输能力都很发达.英国学者布隆荷尔指出“穆罕默德生时，阿拉伯之陆路商业，虽有罗马人进行争夺，然拥有2000至2500匹之骆驼来往于叙利亚及印度洋之二大道间者，络绎不绝.”[1]而至阿拉伯帝国崛起兴盛之时，其规模必将大为扩大.

　　通过上述呼罗珊大道，大批阿拉伯商人，包括波斯商人，成群结队地来到中国从事贸易活动，进入甘陕一带，有的深入四川，东下长江流域.在尼沙布尔和德黑兰附近的赖伊等地出土的唐五代越窑系青瓷和唐长沙窑彩绘盘，以及萨马拉出土的唐瓷残片，为这些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当年陆上运输的繁忙景象留下物证.

　　与此同时，阿拉伯帝国的驿递制度的渐趋完善，从首都到外地均有驿路四通八达.沿途驿馆等设施不仅保证了政令的迅速传布，而且为运输物质、商旅往来提供了便利.不甘落后的唐王朝在著名理财家刘晏的理财工作下，创设了类似于近代的商业情报网.据《新唐书.刘晏传》记载：“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知.”[2]利用驿道传递公文之便，搜集各地商情动态，为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很大的便捷.

　　1.2碧波颠踬的海路

　　8世纪以后，海路的重要性逐步显现.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商人取道马六甲海峡北上交州、广州.这些来华的阿拉伯商船大都从阿曼的苏哈尔或波斯湾北部的尸罗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苏哈尔和尸罗夫都是古代海湾地区的商业重镇，长时间内是“通向中国的门户”.据10世纪阿拉伯著名史学家麻素提的记载，苏哈尔和尸罗夫的海员跑遍了中国海、印度海、也门海、埃塞俄比亚海等广阔海域.在《道里邦国志》中也记述了从波斯湾海道到中国和新罗的实际航程.实际上，阿拉伯人的海上优势，一直保持到15世纪.

　　海路的开拓给阿拉伯人带来了巨大的贸易优势，使得阿拉伯商人成为海上的一大贸易霸主.苏联学者马吉多维奇指出：“到了公元8世纪，地中海的西部、南部和东部海岸，红海和波斯湾的整个海岸以及阿拉伯海的北部沿海地区，全部掌握在阿拉伯人的手里.他们在穿越中亚或穿越高加索和伊朗高原从而联络欧洲和印度的许多重要陆路交通线上，以及伟大的丝绸之路的西段定居下来.由于这个缘故，阿拉伯人成了欧洲与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进行贸易的中间人.早在古代和中世纪初期，阿拉伯人在濒于印度洋的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那时，他们在印度洋东部地区的商道上占据了主要的阵地，并且成了印度洋西部地区真正的统治者.”[3]可以从很大程度认为阿拉伯人成为一大海域的商业霸主与其海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2唐代与阿拉伯地区的海运

　　相比于陆运，海运的价值显得更为特殊和珍贵.在运载量和运载力等优势都远远高于陆运的同时，海运在航海业海域拓展和世界地理的发现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1阿拉伯商客的海运轨迹

　　阿拉伯商人，从海路来中国，多从广州等沿海港埠登陆.《道里邦国志》列举了4个中国港口，自南向北有龙景（在越南灵江口的北景）、广府（广州）、越府（明州）和江都（扬州）.自汉末以后，广州便成为中西交通要地.唐代外国商舶多聚于广州.《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旧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记载，大历五年，李勉任岭南节度使后的一年，广州海舶岁至4000余艘.按张星烺考证，广州港一年有80万人进出参加贸易活动.可见当时广州对外贸易之繁荣.唐代广州至内地交通已很便利，特别是开元四年张九龄整治大庾岭道，大大方便了往来的交通，使各国前来贸易的商人畅通无阻.向达指出：“唐代由广州向中原，大都取道梅岭以入今江西，而集于洪州；至洪州后，或取东趣仙霞，过岭循钱塘江而东以转入今日之江苏.到江苏后则集于扬州，由此转入运河以赴洛阳.是以扬州之胡商亦复不少，由洛阳然后再转长安.故唐代之广州、洪州、扬州、洛阳、长安，乃外国商胡集中之地也.”[4]这些城市成为来往贸易的重要港口，并且唐朝在当地设有“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

　　2.2唐代商客的往返贸易

　　在当时中国与阿拉伯的航海贸易中，除了往返的阿拉伯和波斯商船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商船参与其间，往返于漫长的海上航路之上.当时的中国商船已出没于波斯湾.唐贾耽记载了从广州出发而至大食的航线，其航程在经过印度半岛南端后，继而沿印度半岛西岸东北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到达波斯湾头，然后上溯底格里斯河至阿拉伯首都巴格达.贾耽还记载了从波斯湾复出霍尔木兹海峡，沿阿拉伯半岛南岸西航，至红海口而南下至东非海岸的航线.贾耽的记载要比《道里邦国志》对阿拉伯至中国航线的记载早半个多世纪.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提到，阿拉伯商人把货物“从巴士拉、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罗夫，大部分中国船在这装货.”[5]阿拉伯人颇赞中国海船大而坚牢.乃时很多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搭中国船来华贸易，也有

　　相当阿拉伯水手在中国船上作业，此外尚有阿拉伯商人租赁或直接向中国造船厂定制海船的状况.

　　正因如此，法国学者J·索瓦杰在《中国印度见闻录》的“法译本序言”里讲：“应该承认中国人在开导阿拉伯人远东航行中的贡献.波斯湾的商人乘坐中国人的大船才完成他们头几次越过中国南海的航行.”[6]前苏联学者马吉多维奇也谈到唐时在波斯湾出现的中国商船，他述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某个港口上，许多阿拉伯商人把自己的货物转载到中国的大帆船或大商船上.这些商人从霍尔木兹出发，沿着阿拉伯海北部海岸前往印度，然后沿着马拉巴海岸直下到达锡兰.从锡兰出发，他们转向东北，沿着印度斯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向前航行.有时，运载着阿拉伯商人的船只抵恒河三角洲，此后调转船头向印度支那的海岸驶去.但是他们经常只到达吉斯德纳河口，然后穿过孟加拉湾向东航驶，到达安达曼群岛.离开安达曼群岛后，他们的船只向东南行驶，经过尼科巴群岛，到达苏门答腊岛的北岸.再往前的航道是穿过马来海峡和南中国海驶向中国.阿拉伯商人乘坐中国航船到达的最北部地点大约是浙江省杭州城附近的澉浦港湾.”[7]

　　3唐代与阿拉伯的贸易繁荣

　　因为海陆畅达，中国和阿拉伯商人往来密集，贸易繁荣，而使大批中国货物输入阿拉伯地区.巴格达是当时发展较快的商业中心之一，在巴格达的市场上，来自各地的商货十分繁多，常常超过原产地的产量.往日阿拔斯王朝在巴格达建都的用意之一就是开展与中国等东方的贸易.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定都巴格达时说：“我们有底格里斯河，使我们能与像中国那样遥远的国土联系，并给我们带来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的食品以及海洋所能供给的一切.我们还有幼发拉底河，可以给我们运来叙利亚、拉卡和邻近各国所贡献的一切东西.”[8]美国学者希提讲述阿拔斯王朝时的巴格达说：“巴格达城的码头，有好几英里长，那里停泊着几百艘各式各样的船只，有战舰和游艇，…市场上有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丝绸和麝香；城里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9]

　　运往当地的中国货物相当纷繁.8至9世纪巴士拉学者扎希兹编纂的《商务的观察》罗陈了从世界各地输入巴格达的商品，其中从中国纳入的货品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香料、麝香、肉桂、孔雀等等.《道里邦国志》中也记述了中国输往阿拉伯地区的商品：“由此东方海洋，可以从中国输入丝绸、宝剑、花缎、麝香、沉香、马鞍、貂皮、陶瓷、绥勒宾节、肉桂、高良薑.”[10]琳琅满目的中国物品运往阿拉伯地区，充实了阿拉伯人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同时也扩增了其对华夏文化的了解，促进了两地经济和文化的交往.

　　4结语

　　唐王朝的水陆交通已经甚为发达，尽管其贸易思想不外乎进口奇珍物品等以满足统治者之所好，也包括“商贾来，则边人为之利”.[11]但是它的开放和完善却铸就了繁华的外贸.同时交通的发展也催生了一大批商贸都市，如西亚的巴格达和唐都长安等.都市人口、资源、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近现代意义上的事物初现端倪如所谓质库、柜坊等.交通与贸易在欧亚大陆进行联合的过程中，起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交通的发展更是使得世界的整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唐朝和大食这些庞大的帝国依靠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通过交通联系了贸易，进而由贸易建立了共同利益，对双方以及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影响.在不断消除国家的地区孤立的同时，为实现两国历史性的经济文化大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布隆荷尔.中国与阿拉伯人关系之研究[M].朱杰勤译.中外关系史译丛.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13.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49）[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7〕马吉多维奇.世界探险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68，69-70.

　　〔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上海：三联书店，1957.34-35.

　　〔5〕〔6〕中国印度见闻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25.

　　〔8〕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24.

　　〔9〕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5.

　　〔10〕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1.73.

　　〔1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1）[M].北京：中华书局，1975.

篇三：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内

　　容

　　摘

　　要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它不仅在政治上影响巨大，更是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经济与贸易格局变化的起点。这一政治事件对唐朝的对外贸易来说既有负面影响又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它造成的直接后果来说，它破坏了北方经济，使自古以来的陆路贸易受到严重打击。它削弱了政府的信用，使战后恢复困难重重；减少了人口，使贸易发展举步维艰。但是从其潜在影响来看，它促使了两税法的产生，放宽了对国际贸易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古以来贸易闭锁的格局。它调整了贸易结构，使自古以来以陆路贸易为主的方式逐渐过渡到海路贸易,同时，战争带来了更多的变化，其他产业的发展使贸易基础不断扩大，科技的发展也把贸易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说，安史之乱不仅对唐朝，也对后世的国际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从以上两个方面来剖析安史之乱给唐朝贸易带来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唐朝

　　国际贸易

　　影响

　　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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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n-ShihRebellionintheTangdynastyisalocalseparatismoftherebelforcesinthecentralizationofpower,itisnotonlyhavegreateffectonpolitics,itisthestartingpointoftheentirehistoryofeconomicandtradepatternchangesofTang.ThepoliticaleventsoftheTangdynasty"sforeigntrade,bothhaveacertainnegativeimpactontherole.Fromadirectconsequenceofit,itdestroyedthenortherneconomyandgaveseverelyhittotheacienteconomy.Itweakensthegovernment"screditsoitisdifficulttorecoverfromthewar;itreducethepopulationsothatithaveproblemsondevelopingthetrade.Butfromitspotentialimpact,itencouragestheformationoftwotaxlaws,relaxedtherestrictionsoninternationaltradeandchangedthepatternoftradeatresia.Itadjustedthestructureoftrade,turnthelandtradetothewayofseatrade,scienceandtechnologytothedevelopmentoftradezoneIntoabroaderspacefordevelopment.ItissaidthatAn-ShihRebellionhashadaprofoundimpacttotheTangDynastyandonthefutureofinternationaltrade.ThisarticleanalyzetheimpactoftheTangdynastytradefromtheabovetwoaspectstotheAn-ShihRebellion,andresearchtheseeffectstothemodern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Tangdynastyinternationaltradeaffecteconomic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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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目录

　　第一章引言………………………………………………………….…1第一节、安史之乱………………………………………………………...1

　　第二节、选题意义………………………………………………………...1第二章

　　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2

　　第一节、安史之乱的根源………………………………………………….2

　　第二节、安史之乱前唐朝的国际贸易状况………………………………….3

　　第三节、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4

　　第三章

　　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有利影响………………..…......7第一节、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直接表现：南方贸易及其他…………………7

　　第二节、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间接表现：两税法……………………..….…8第四章

　　总结……………………………………………...…….............11

　　参考文献………………………………….………………………....…12

　　第一章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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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安史之乱

　　唐王朝疆域广阔，国境线绵长，为了国防安全，曾设六都护府、十节度使。藩镇坐大，一旦有事，则祸生肘腋。安史之乱，就是最著名的藩镇叛乱。

　　天宝十载（751）

　　二月，胡人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兵近二十万。安禄山日益骄横，刑赏己出，见天下武备松弛，遂生谋逆之心。天宝十四载（755）十一

　　月，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以诛国忠名”，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共十五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反于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安史之乱爆

　　发。

　　唐玄宗即调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在东都洛阳募

　　兵六万，守卫河阳大桥（在今河南孟县南）。以高仙芝率京师五万兵，屯驻陕郡（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西北）。十二月，叛军占东都，封、高二将退守潼关。不久，玄宗误听谗言，处死了封、高。改派哥舒翰任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进驻潼关。此时，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率领河北十七郡吏民，拥兵士二十多万，切断了范阳与

　　东都之间的交通，叛军陷入困境。

　　至德元载（756）

　　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不久，玄宗派朔方郭子仪和河东李光弼率部东进，会同颜真卿部经营河北。真源县（今河南鹿邑）令张巡率军民坚守雍丘（今河南

　　祀县），多次击败叛军，确保江淮不失。同年五月，哥舒翰被迫出兵，兵败灵宝，潼关失守，叛军向长安逼进。六月，玄宗与杨贵妃、杨国忠兄妹及部分大臣、皇

　　子，连同禁军将士一千多人向蜀地逃窜。行至马嵬驿，禁军哗变，杀杨国忠，迫玄宗缢死杨贵妃。七月，太予李亨在部分大臣的拥戴下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八

　　月，肃宗将郭子仪和李光弼部召至灵武，并联合回纥骑兵，准备反攻。

　　至德二载（757）

　　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九月，郭子仪率军收复长安，旋又收复东都。安庆绪退守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干元元年（758）九月，肃宗调遣朔方郭

　　子仪等九节度使率兵六十万，进讨安庆绪。十月，唐军进围邺城。二年（759）三月，史思明率兵十三万赴援，与官军在安阳河北相遇，突风沙蔽日，两军大惊，各溃退。不久，史思明率部至邺，执杀安庆绪，叛军返回范阳，思明自称大燕皇帝。

　　上元元年（760）

　　四月，史思明率军南下，攻占东都。次年二月，史朝义弑父即帝位，改元显圣。宝应元年（762）四月，肃宗病重弥留，张皇后与越王李系谋诛专权宦官李辅国，事泄被杀，肃宗薨。太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同年十月，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诸道唐军和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北逃范阳。代宗广德元年

　　（763）正月，史朝义逃至广阳（今河北中国最大的论文知识平台www.lwxiezuo.com

　　房山东北）附近，众叛亲离，自缢而死。其部将相继投降。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至此平息。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有盛向衰的转折点，贻害

　　无穷。一是战乱多年，民生困顿。人丁寥落，经济凋蔽，政事不行，民不聊生，整个国家社会文化经济受到重创。二是朝廷日弱，方镇坐大。平乱之后，“武夫战将

　　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藩镇力大势盛，遂称尾大不掉之势；天子力不能制，姑息愈甚，则骄横愈甚，天下分裂于方镇，此则为祸端。三是政治上走向

　　衰败。藩镇的专横搜刮，激起不断的农民暴动，比如黄巢的农民起义。内忧外患，唐王朝的统治渐至崩溃，直到昭宗天祐末（907），朱温颠覆李唐，进入五代十国的分崩离析丧乱时期。

　　第二节

　　选题意义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这次叛乱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唐起，到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史朝义兵败止，前后长达8年之久，因叛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安史之乱”。最后虽然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但也因此由盛而衰，一蹶不振。战乱虽平，安史部将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面由此形成；中原战乱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吐蕃对唐的侵扰也日益频繁，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其全盛时代也从此结束了。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关键。在此以前，她国势强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是唐朝的鼎盛时期。此后由于长达八年的战乱消耗了国力，河朔藩镇割据形成半独

　　立状态，北方经济遭受破坏，朝廷内部宦官擅权、朋党交争，开（元）天（宝）盛世已一去不返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

　　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对外贸易，开

　　启了中

　　国

　　古代外贸史上的新纪元。探索这一时期外贸的特点、变化的原因及其对经济的影

　　响，不仅有利于我们增长对唐代经济史的认识和对整个

　　古代外贸发展史的认识，对今天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章

　　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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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安史之乱的根源

　　要分析不利影响，必须了解安史之乱的根源。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

　　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

　　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

　　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

　　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①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

　　“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

　　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

　　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

　　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

　　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卷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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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形成尾大不掉的

　　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

　　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

　　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第二节

　　安史之乱前唐朝的贸易状况

　　唐朝的陆路交通，继续藉着汉以来的丝绸之路，与中亚及阿拉伯国家交往。每年有大批商人、使节沿着丝路来中国进行贸易。各国商人带着从西方贩运来的香料、药材、珠宝等以换回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所以在唐初，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通路。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前202年—13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

　　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我们中国运的）。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丝绸之路把首都长安和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联系它们的纽带，是商业贸易。从总的精况

　　来着，丝绸之路编织了一条巨大的交通网。沿途的市镇，又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延伸，将丝绸之路两侧更远的地区纳入这个交通网，使这个交通网成为一个发达而又便

　　捷的交通体系。在这个交通体系中，有密如繁星的城市，有控制人员往来的关、卡，有提供食、宿、草料的驿站，有林立的客店和商铺，也有大型的“市”即现在的

　　集贸市场。不少已经出土的文书和简帛都记录西域商人前来内地经商的事情，如《开元二十年瓜州都督府给西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中记载石染典一行有作人、家生奴四人，驴十头，至瓜州“市易事了，今欲往安西”，①中间又到沙州(今敦

　　煌)，伊州(今哈密)市易，过所上有沙州市令，伊州刺使的押印，他们的往来行踪，有着严格的路线图.

　　唐朝的初期，对于“市”的设置有着硬性的

　　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到了后期，随着商品交

　　换活动的日益频繁和商

　　①

　　韩愈.新唐书.中华书局.卷126中国最大的论文知识平台www.lwxiezuo.com

　　业经济的不断繁荣，各地普遍出现了草市、集市，一些人口集中的城市还出现了夜市。加之丝绸之路沿线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区，每个民族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尽相同，必须通过商业交流，调剂生活余缺，交换产品的欲望和要求更加强烈。在河西走廊一带，出现了凉(武威)、甘(张掖)、肃(酒

　　泉)、沙(敦煌)等一批古代的国际性市场。

　　唐代，丝绸之路地区物产丰富，见于记载的有：粮食、瓜果、油、麻、布及野马革、羚羊角、牛羊皮

　　毛、牛酥、毡毯褐等，比较有名的有凉州的草编织品、肃州的夜光杯等，还有琳琅满目的地方特产麝香、甘草、雄黄、枸杞、苁蓉、黄矾、石膏、蜜蜡等。那个年

　　代，粮食的交易受到严格的控制，敦煌文献记载永泰(公元765一766年)间河西巡抚使判集中有甘州向肃州余粮，“肃州语闭粜，不许甘州交易”，以防止本

　　州粮食外流，河西巡抚使仲裁词中要求双方“商贾往来，请无壅塞。粟麦交易，自可流通“，以民间的商贸交流来解决个别

　　地区的粮食紧张，是一个特殊的例证。

　　海路贸易自从汉代以来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广州通海夷道」，已能通往印度洋，直达波斯湾，全长一万多公里。沿着海上航线，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商船，往返不绝，促进了唐朝与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

　　总的来说，由于历史的惯性以及诸多其他方面的限制，安史之乱前的唐朝国际贸易总的来说还是以丝绸之路为主体的陆路贸易为主，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也逐渐开始遇到瓶颈，这时候就迫切的需要一场变革。

　　第三节

　　安史之乱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安史之乱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三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

　　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

　　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①这说明

　　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人口规模对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规模直接决定着消费需求的规模，进而影响贸易的规模。人口规模与需求总量是成正比的，人口规模小，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就小，这部分

　　①

　　节选自杜甫诗《无家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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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的贸易规模也就小；反之，人口规模大，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就大，这部分商品的贸易规模也就大。因此，安史之乱后随着战争牺牲以及为了逃避战争的移民，使北方人口急剧减少，人口的减少引起了需求量的减少，而需求量的减少从根本上削弱了唐代国际贸易的规模。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

　　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

　　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

　　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

　　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

　　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

　　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都没有终止。政治上的强权是维护贸易稳定的基础，在安史之乱后，中亚和新疆地区荒漠地区的草原、绿洲被连年的战火所摧毁：这对以一个绿洲国家的农业生产而言毫无疑问是致命

　　的，而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正是古代国家立国的根本。西域的国家:大月氏,乌孙,大宛,康居,大夏，城市:龟兹(库车),疏勒(喀什),于阗(和田),楼兰在当时的战争中受到重创，根本无力维持丝绸之路的运行。后中国各地战火纷飞，为丝路直接服务的北方地区经济大受打击，史料记载黄河流域的丝绸

　　生产几乎陷于停顿。而另一个方面，战后政府势力大大削弱，陆路贸易的安全性完全得不到保证，商人们转而开始寻求更好更安全的贸易方式。基于以上几点原因，陆路贸易也就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虽然此后还有茶马互市等民间贸易，但是就数量和质量上已远及不上当初的规模了，这对当时以陆路贸易为主的唐朝国际贸易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①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

　　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

　　①

　　刘珣.旧唐书.中华书局，卷342中国最大的论文知识平台www.lwxiezuo.com

　　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

　　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

　　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民心不稳，战乱频繁，战争对唐朝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果乱后能即时加以休息，未必不能像隋末唐初一样恢复旧观，但是残酷的现实是大乱刚平息，叛军降将大多处于重要位置，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各藩镇间战乱不断，整个北方化为万里焦土。经济基础未能平复，国际贸易更是大受影响。安史之乱发生的755与756年，整个北方国际贸易总额仅为战前的三分之一，正是战乱所造成后果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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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安史之乱对唐朝国际贸易的有利影响

　　第一节

　　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直接表现：南方贸易及其他

　　在安史之乱之前，唐代的对外贸易基本上还是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陆路贸易为主。海路贸易此时虽然得到大规模发展，但由于朝廷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还是逊色于陆路贸易。

　　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降，经济格局为北胜于南，战国七雄，其六即在北方。北方，尤其是山东，也就是黄淮海平原，自秦汉以来一直是以观众为首都的帝国的粮仓，这也是隋唐王朝之所以恩够完成统一的基础所在。从其地理位置看，虽然适宜发展经济，但同时在战略上来讲处于四战之地，每次社会动荡和战乱，都使其经济急剧倒退。安史之乱前后不过七年，却给广大北方地区，尤其是河北

　　河南两道造成严重破坏与黄河流域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江流域的繁荣。六朝时期南方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开发，经济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隋炀帝修大运河，更是进一步加速了南方的发展。安史之乱时，大批胡人士兵的叛军杀进中原，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几百年前五胡十六国历史的重演，，于是纷纷向南方避难，掀起了人口迁移的高潮。这样一来北方的经济更加衰落，而南迁的北方人民，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带去了中原各地的农业经验，使南方农业技术有所改进，有助于南方农业技术的发展，南方经济发展起来了。具体的表现是，安史之乱时和乱后，国家财政几乎全部依靠江淮地区，如韩愈所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①唐中期以后的战乱使得中国的南方开始成为经济重心，由于南方经济以海路贸易为主，进而使海路贸易成为当时唐朝的主要贸易方式。

　　战乱带来了生产关系的解放，并且随着政府影响力的减弱，政策的放宽，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各个行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唐后期，南方丝织业有较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超过北方。如越州（今浙江绍兴）的缭绫，宣州（今安徽宣城）的红线毯，荆州（今湖北江陵）的贡绫，益州（今四川成都）的蜀锦等都很著名，棉织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如岭南，棉织业就比较普遍。

　　唐后期的造纸业比唐前期更为发达，重要产地多在南方。益州的麻纸、浙东的藤纸、韶州的竹笺、宣州的宜纸、扬州的六合笺、临川的滑薄纸等都是著名产品。

　　①

　　节选自韩愈《送陆歙州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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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茶业在唐后期有很大发展。茶树的种植遍及南方各地，制茶业具有相当规模。如歙州祁门县有十分之七、八的人以种茶、制茶为业。唐德宗时，开始收茶税，后来茶税成为政府的重

　　要税收。宪宗时，仅浮梁一县每年的茶税就有十五万余贯。在制茶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唐人陆羽写了《茶经》一书，记述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饮用方法

　　及用具等，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论茶专著。①

　　以上这几个行业的发展成为了对外贸易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此之前，除了丝绸产量比较固定以外，其他如茶叶

　　瓷器等产量不很稳定，难以形成规模化的贸易。而一旦产量上去了，再加上这几类产品的产地大都在沿海城市，运输方便这个有利因素，使以前比较零散的对外贸易开始向规模化与正规化的近代商业方向发展。

　　商业和草市。唐后期的商业有很大发展，南方商业的发展尤为显著。长江流域的城市比以前更多，更繁荣。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的集散地；许多大食、波斯等国的外商在此经营珠宝等奢侈品，商业十分繁荣。益州（今四川成都）是西南的政治、经济中

　　心，西南生产的丝织品、食盐、纸张、瓷器等，多由此运销外地，商业也很繁荣。所以当时谚称“扬一益二”。即扬州居天下第一，益州居第二。洪州（今江西南

　　昌）、鄂州（今湖北武汉）都是长江流域繁荣的城市。苏州、杭州是新兴的商业城市。在沿海，除广州外，泉州和明州也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商业城市的发展促使商品流通从古代的贩运式贸易向近代型商业转变，即从过去的偶然交换和特产品的贩运，发展成了固定的城市商业，有了常设的商肆和店铺。同时，商人也开始有了固定的经营地点。“行”这种商业形式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导致唐代对外贸易规模扩大，交易额增加，商人获利增多。

　　安史之乱后，由于政府管理制度的放宽，原来住宅区“坊”和商业区“市”被严格分开的旧制度，在扬州等一些城市开始打破，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市。在扬州等大城

　　市中出现了夜市，打破了日落闭市的旧制。在一些大城市中还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柜坊经营钱物存付，代人保管钱物，向存钱物者收取一定的柜租、凭书帖或信物支

　　付钱物。这种书帖类似于后世的支票。飞钱又称便换。商人在长安把钱交给某道进奏院（驻京办事处）或某军、某使、某富家，然后带着当事人付给的文券，到目的

　　地凭文券取钱。这种文券类似于后世的汇票。柜坊和飞钱都是商业发展、交易频繁，营业额巨大的产物。此制产生后，减少了支付钱币的麻烦，避免了携带重金走远

　　路的危险，让贸易更加便利，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唐代海上交通的发达和贸易的繁荣，是与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航海技能的提

　　①

　　乌廷玉.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J].1957中国最大的论文知识平台www.lwxiezuo.com

　　高分不开的。唐代商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据唐人李肇称：“江湖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766-804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①江

　　船如此，海舶可知。唐人慧琳解释“舶”称：“司马彪注《庄子》云：海中大船曰舶。《广雅》：舶，海舟也。入水六十尺，驱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

　　舶。运动此船，多骨论为水匠。用椰子皮为索连缚。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恐铁热火生。累木枋而作之，板薄恐破。长数里，前后三节。张帆使风，亦

　　非人力能动也。”所述虽未必为唐舶，但可为了解唐朝海舶提供参考。从零星记载②可知，唐朝人张支信、李邻德、江长、李延孝、张蒙等，都是航海往来于唐朝与日本的舶商。自安史之乱后，随着经济重心以及贸易中心的转移，造船技术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阿拉伯史料提到，唐晚期海船因为体积太大，只能在尸罗夫停泊，无法到达巴士拉和马斯喀特。可以说，唐代海上贸易的高速发展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上交通方面的巨大突破。

　　第二节

　　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间接表现：两税法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古老的自然经济开始动摇，社会正在面临着变革。安史之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安史之乱使七世纪实行的税收制度这时已经到了非放弃不可的地步了：德宗建中元年(780)，唐朝开始实行

　　“两税法”改革，这种新的制度规定，每年分两次用钱币来支付税收，以此取代了七世纪时以实物和人丁为主的税收制度。税收制度的这种变化也是国际贸易不断发展壮大的反映，税制的变革也大大鼓励了商人阶层的积极性，也反过来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

　　二、不分主户（当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当时居住地为准登入

　　户籍，交纳赋税。

　　三、不再接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即以钱计算税额，折合成实物交纳；根

　　据田亩数量征收地税，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字为准，交纳谷物。

　　①

　　李肇.新唐书志.广西教育出版社.卷156张俊彦·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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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税额初为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

　　之一。

　　五、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要在六月交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

　　六、“量出制入”。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先做预算，定出总税额，分配到各地征

　　收，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

　　七、政府针对商业贸易日益活跃的现实，对茶

　　酒

　　盐等商品进行征税，改变了许多年来以单一农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

　　两税法是一种比较适应当时情况及历史发展趋势的制度。它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两税法由主要按丁口征税转向主要按土地和资产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经济的新发展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是封建税制的一个重要改革，是税制的一大进步。①

　　两税法对于国际贸易的促进意义：

　　一、此法把租庸调和各种杂徭，杂税合并，建立了统一的税制，在一定时期内，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

　　轻。在此之前，苛捐杂税是制约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两税法的颁布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种状况，税制的规范化为贸易的规范化铺平了道路，为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此法规定官僚、贵族、客户、不定居的商人都要纳税，这就扩大了税源。又此法规定按土地资产的多少征税，比租庸调不管居民有多少土地资产，一律按丁

　　征税合理。这样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不合理状况。

　　三、此法关于定税计钱、折钱纳税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商品经济与贸易的发展。

　　四、承认了国际贸易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对多种商品的征税说明政府开始把贸易税收作为与农业同等重要的经济来源，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的进步。

　　①

　　唐朝的外贸与立法.谭光亚[J].1986中国最大的论文知识平台www.lwxiezuo.com

　　第四章

　　总结

　　唐朝由贞观之治来到开元盛世，辉煌已经到达了顶点。可以说，封建社会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突破的极限，走下坡路是必然的结果。但是，社会总要前进，经济总要发展，改革势在必行。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当时的行政长官也会以一种比较和平的方式来采取改革政策，比如实行改革开放，比如实行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改革根本不可能实现，内忧外患，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破坏社会规则的机会，把一切打乱，再重新洗牌。安史之乱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虽然结果或多或少不是很让人满意，但是它也给以后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新气象，两税法的颁布，海路贸易的开拓，都为以后贸易的发展描绘了一个蓝本，以后明清两朝的国际贸易，无不是据此演变而来。

　　对于历史来说，我们需要的是批判的继承，因为历史背景总不是相同的，同样的内容放到不同的时代中或许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正如唐代的魏征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从安史之乱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对当代经济的借鉴意义。

　　安史之乱对唐代社会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战争的结果告诉我们，贸易发展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制约，安定、和平的环境是贸易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稳定是贸易发展的首要前提。在战争时期，北方是战乱的主要地区，长期陷于激烈的战火之中，经济破坏十分严重；南方社会则相对稳定，贸易得到持续发展，为最终赶超北方奠定了基础。因此，要发展国际贸易，就必须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同时，安史之乱造成南北贸易发展两种不同的结果又告诉我们，一次战争，对不同地区造成的影响往往有所不同，战区经济遭到破坏，非战区经济则获得发展的机遇，这不仅仅是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历史地理规律的体现，而且是一场战争前方与后方不同分工的必然结果。在当代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把握住生产力发展的脉络，及时改革社会体制与经济政策，更好的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达成最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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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跃云校1999[13]Zhoubaoming:journalofshangraonormalcollege[M],2002[14]Zhangliying：HistoriographyofChineseeconomy[M]，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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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内

　　容

　　摘

　　要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它不仅在政治上影响巨大，更是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经济与贸易格局变化的起点。这一政治事件对唐朝的对外贸易来说既有负面影响又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它造成的直接后果来说，它破坏了北方经济，使自古以来的陆路贸易受到严重打击。它削弱了政府的信用，使战后恢复困难重重；减少了人口，使贸易发展举步维艰。但是从其潜在影响来看，它促使了两税法的产生，放宽了对国际贸易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古以来贸易闭锁的格局。它调整了贸易结构，使自古以来以陆路贸易为主的方式逐渐过渡到海路贸易,同时，战争带来了更多的变化，其他产业的发展使贸易基础不断扩大，科技的发展也把贸易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说，安史之乱不仅对唐朝，也对后世的国际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从以上两个方面来剖析安史之乱给唐朝贸易带来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唐朝

　　国际贸易

　　影响

　　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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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n-ShihRebellionintheTangdynastyisalocalseparatismoftherebelforcesinthecentralizationofpower,itisnotonlyhavegreateffectonpolitics,itisthestartingpointoftheentirehistoryofeconomicandtradepatternchangesofTang.ThepoliticaleventsoftheTangdynasty"sforeigntrade,bothhaveacertainnegativeimpactontherole.Fromadirectconsequenceofit,itdestroyedthenortherneconomyandgaveseverelyhittotheacienteconomy.Itweakensthegovernment"screditsoitisdifficulttorecoverfromthewar;itreducethepopulationsothatithaveproblemsondevelopingthetrade.Butfromitspotentialimpact,itencouragestheformationoftwotaxlaws,relaxedtherestrictionsoninternationaltradeandchangedthepatternoftradeatresia.Itadjustedthestructureoftrade,turnthelandtradetothewayofseatrade,scienceandtechnologytothedevelopmentoftradezoneIntoabroaderspacefordevelopment.ItissaidthatAn-ShihRebellionhashadaprofoundimpacttotheTangDynastyandonthefutureofinternationaltrade.ThisarticleanalyzetheimpactoftheTangdynastytradefromtheabovetwoaspectstotheAn-ShihRebellion,andresearchtheseeffectstothemodern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Tangdynastyinternationaltradeaffecteconomic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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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目录

　　第一章引言………………………………………………………….…1第一节、安史之乱………………………………………………………...1

　　第二节、选题意义………………………………………………………...1第二章

　　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2

　　第一节、安史之乱的根源………………………………………………….2

　　第二节、安史之乱前唐朝的国际贸易状况………………………………….3

　　第三节、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4

　　第三章

　　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有利影响………………..…......7第一节、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直接表现：南方贸易及其他…………………7

　　第二节、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间接表现：两税法……………………..….…8第四章

　　总结……………………………………………...…….............11

　　参考文献………………………………….………………………....…12

　　第一章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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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安史之乱

　　唐王朝疆域广阔，国境线绵长，为了国防安全，曾设六都护府、十节度使。藩镇坐大，一旦有事，则祸生肘腋。安史之乱，就是最著名的藩镇叛乱。

　　天宝十载（751）

　　二月，胡人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兵近二十万。安禄山日益骄横，刑赏己出，见天下武备松弛，遂生谋逆之心。天宝十四载（755）十一

　　月，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以诛国忠名”，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共十五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反于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安史之乱爆

　　发。

　　唐玄宗即调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在东都洛阳募

　　兵六万，守卫河阳大桥（在今河南孟县南）。以高仙芝率京师五万兵，屯驻陕郡（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西北）。十二月，叛军占东都，封、高二将退守潼关。不久，玄宗误听谗言，处死了封、高。改派哥舒翰任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进驻潼关。此时，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率领河北十七郡吏民，拥兵士二十多万，切断了范阳与

　　东都之间的交通，叛军陷入困境。

　　至德元载（756）

　　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不久，玄宗派朔方郭子仪和河东李光弼率部东进，会同颜真卿部经营河北。真源县（今河南鹿邑）令张巡率军民坚守雍丘（今河南

　　祀县），多次击败叛军，确保江淮不失。同年五月，哥舒翰被迫出兵，兵败灵宝，潼关失守，叛军向长安逼进。六月，玄宗与杨贵妃、杨国忠兄妹及部分大臣、皇

　　子，连同禁军将士一千多人向蜀地逃窜。行至马嵬驿，禁军哗变，杀杨国忠，迫玄宗缢死杨贵妃。七月，太予李亨在部分大臣的拥戴下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八

　　月，肃宗将郭子仪和李光弼部召至灵武，并联合回纥骑兵，准备反攻。

　　至德二载（757）

　　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九月，郭子仪率军收复长安，旋又收复东都。安庆绪退守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干元元年（758）九月，肃宗调遣朔方郭

　　子仪等九节度使率兵六十万，进讨安庆绪。十月，唐军进围邺城。二年（759）三月，史思明率兵十三万赴援，与官军在安阳河北相遇，突风沙蔽日，两军大惊，各溃退。不久，史思明率部至邺，执杀安庆绪，叛军返回范阳，思明自称大燕皇帝。

　　上元元年（760）

　　四月，史思明率军南下，攻占东都。次年二月，史朝义弑父即帝位，改元显圣。宝应元年（762）四月，肃宗病重弥留，张皇后与越王李系谋诛专权宦官李辅国，事泄被杀，肃宗薨。太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同年十月，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诸道唐军和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北逃范阳。代宗广德元年

　　（763）正月，史朝义逃至广阳（今河北中国最大的论文知识平台www.lwxiezuo.com

　　房山东北）附近，众叛亲离，自缢而死。其部将相继投降。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至此平息。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有盛向衰的转折点，贻害

　　无穷。一是战乱多年，民生困顿。人丁寥落，经济凋蔽，政事不行，民不聊生，整个国家社会文化经济受到重创。二是朝廷日弱，方镇坐大。平乱之后，“武夫战将

　　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藩镇力大势盛，遂称尾大不掉之势；天子力不能制，姑息愈甚，则骄横愈甚，天下分裂于方镇，此则为祸端。三是政治上走向

　　衰败。藩镇的专横搜刮，激起不断的农民暴动，比如黄巢的农民起义。内忧外患，唐王朝的统治渐至崩溃，直到昭宗天祐末（907），朱温颠覆李唐，进入五代十国的分崩离析丧乱时期。

　　第二节

　　选题意义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这次叛乱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唐起，到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史朝义兵败止，前后长达8年之久，因叛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安史之乱”。最后虽然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但也因此由盛而衰，一蹶不振。战乱虽平，安史部将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面由此形成；中原战乱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吐蕃对唐的侵扰也日益频繁，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其全盛时代也从此结束了。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关键。在此以前，她国势强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是唐朝的鼎盛时期。此后由于长达八年的战乱消耗了国力，河朔藩镇割据形成半独

　　立状态，北方经济遭受破坏，朝廷内部宦官擅权、朋党交争，开（元）天（宝）盛世已一去不返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

　　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对外贸易，开

　　启了中

　　国

　　古代外贸史上的新纪元。探索这一时期外贸的特点、变化的原因及其对经济的影

　　响，不仅有利于我们增长对唐代经济史的认识和对整个

　　古代外贸发展史的认识，对今天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章

　　安史之乱对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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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安史之乱的根源

　　要分析不利影响，必须了解安史之乱的根源。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

　　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

　　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

　　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

　　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①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

　　“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

　　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

　　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

　　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

　　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卷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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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形成尾大不掉的

　　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

　　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

　　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第二节

　　安史之乱前唐朝的贸易状况

　　唐朝的陆路交通，继续藉着汉以来的丝绸之路，与中亚及阿拉伯国家交往。每年有大批商人、使节沿着丝路来中国进行贸易。各国商人带着从西方贩运来的香料、药材、珠宝等以换回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所以在唐初，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通路。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前202年—13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

　　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我们中国运的）。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丝绸之路把首都长安和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联系它们的纽带，是商业贸易。从总的精况

　　来着，丝绸之路编织了一条巨大的交通网。沿途的市镇，又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延伸，将丝绸之路两侧更远的地区纳入这个交通网，使这个交通网成为一个发达而又便

　　捷的交通体系。在这个交通体系中，有密如繁星的城市，有控制人员往来的关、卡，有提供食、宿、草料的驿站，有林立的客店和商铺，也有大型的“市”即现在的

　　集贸市场。不少已经出土的文书和简帛都记录西域商人前来内地经商的事情，如《开元二十年瓜州都督府给西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中记载石染典一行有作人、家生奴四人，驴十头，至瓜州“市易事了，今欲往安西”，①中间又到沙州(今敦

　　煌)，伊州(今哈密)市易，过所上有沙州市令，伊州刺使的押印，他们的往来行踪，有着严格的路线图.

　　唐朝的初期，对于“市”的设置有着硬性的

　　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到了后期，随着商品交

　　换活动的日益频繁和商

　　①

　　韩愈.新唐书.中华书局.卷126中国最大的论文知识平台www.lwxiezuo.com

　　业经济的不断繁荣，各地普遍出现了草市、集市，一些人口集中的城市还出现了夜市。加之丝绸之路沿线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区，每个民族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尽相同，必须通过商业交流，调剂生活余缺，交换产品的欲望和要求更加强烈。在河西走廊一带，出现了凉(武威)、甘(张掖)、肃(酒

　　泉)、沙(敦煌)等一批古代的国际性市场。

　　唐代，丝绸之路地区物产丰富，见于记载的有：粮食、瓜果、油、麻、布及野马革、羚羊角、牛羊皮

　　毛、牛酥、毡毯褐等，比较有名的有凉州的草编织品、肃州的夜光杯等，还有琳琅满目的地方特产麝香、甘草、雄黄、枸杞、苁蓉、黄矾、石膏、蜜蜡等。那个年

　　代，粮食的交易受到严格的控制，敦煌文献记载永泰(公元765一766年)间河西巡抚使判集中有甘州向肃州余粮，“肃州语闭粜，不许甘州交易”，以防止本

　　州粮食外流，河西巡抚使仲裁词中要求双方“商贾往来，请无壅塞。粟麦交易，自可流通“，以民间的商贸交流来解决个别

　　地区的粮食紧张，是一个特殊的例证。

　　海路贸易自从汉代以来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广州通海夷道」，已能通往印度洋，直达波斯湾，全长一万多公里。沿着海上航线，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商船，往返不绝，促进了唐朝与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

　　总的来说，由于历史的惯性以及诸多其他方面的限制，安史之乱前的唐朝国际贸易总的来说还是以丝绸之路为主体的陆路贸易为主，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也逐渐开始遇到瓶颈，这时候就迫切的需要一场变革。

　　第三节

　　安史之乱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安史之乱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三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

　　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

　　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①这说明

　　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人口规模对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规模直接决定着消费需求的规模，进而影响贸易的规模。人口规模与需求总量是成正比的，人口规模小，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就小，这部分

　　①

　　节选自杜甫诗《无家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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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的贸易规模也就小；反之，人口规模大，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就大，这部分商品的贸易规模也就大。因此，安史之乱后随着战争牺牲以及为了逃避战争的移民，使北方人口急剧减少，人口的减少引起了需求量的减少，而需求量的减少从根本上削弱了唐代国际贸易的规模。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

　　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

　　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

　　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

　　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

　　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

　　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都没有终止。政治上的强权是维护贸易稳定的基础，在安史之乱后，中亚和新疆地区荒漠地区的草原、绿洲被连年的战火所摧毁：这对以一个绿洲国家的农业生产而言毫无疑问是致命

　　的，而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正是古代国家立国的根本。西域的国家:大月氏,乌孙,大宛,康居,大夏，城市:龟兹(库车),疏勒(喀什),于阗(和田),楼兰在当时的战争中受到重创，根本无力维持丝绸之路的运行。后中国各地战火纷飞，为丝路直接服务的北方地区经济大受打击，史料记载黄河流域的丝绸

　　生产几乎陷于停顿。而另一个方面，战后政府势力大大削弱，陆路贸易的安全性完全得不到保证，商人们转而开始寻求更好更安全的贸易方式。基于以上几点原因，陆路贸易也就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虽然此后还有茶马互市等民间贸易，但是就数量和质量上已远及不上当初的规模了，这对当时以陆路贸易为主的唐朝国际贸易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①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

　　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

　　①

　　刘珣.旧唐书.中华书局，卷342中国最大的论文知识平台www.lwxiezuo.com

　　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

　　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

　　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民心不稳，战乱频繁，战争对唐朝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果乱后能即时加以休息，未必不能像隋末唐初一样恢复旧观，但是残酷的现实是大乱刚平息，叛军降将大多处于重要位置，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各藩镇间战乱不断，整个北方化为万里焦土。经济基础未能平复，国际贸易更是大受影响。安史之乱发生的755与756年，整个北方国际贸易总额仅为战前的三分之一，正是战乱所造成后果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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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安史之乱对唐朝国际贸易的有利影响

　　第一节

　　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直接表现：南方贸易及其他

　　在安史之乱之前，唐代的对外贸易基本上还是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陆路贸易为主。海路贸易此时虽然得到大规模发展，但由于朝廷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还是逊色于陆路贸易。

　　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降，经济格局为北胜于南，战国七雄，其六即在北方。北方，尤其是山东，也就是黄淮海平原，自秦汉以来一直是以观众为首都的帝国的粮仓，这也是隋唐王朝之所以恩够完成统一的基础所在。从其地理位置看，虽然适宜发展经济，但同时在战略上来讲处于四战之地，每次社会动荡和战乱，都使其经济急剧倒退。安史之乱前后不过七年，却给广大北方地区，尤其是河北

　　河南两道造成严重破坏与黄河流域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江流域的繁荣。六朝时期南方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开发，经济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隋炀帝修大运河，更是进一步加速了南方的发展。安史之乱时，大批胡人士兵的叛军杀进中原，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几百年前五胡十六国历史的重演，，于是纷纷向南方避难，掀起了人口迁移的高潮。这样一来北方的经济更加衰落，而南迁的北方人民，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带去了中原各地的农业经验，使南方农业技术有所改进，有助于南方农业技术的发展，南方经济发展起来了。具体的表现是，安史之乱时和乱后，国家财政几乎全部依靠江淮地区，如韩愈所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①唐中期以后的战乱使得中国的南方开始成为经济重心，由于南方经济以海路贸易为主，进而使海路贸易成为当时唐朝的主要贸易方式。

　　战乱带来了生产关系的解放，并且随着政府影响力的减弱，政策的放宽，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各个行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唐后期，南方丝织业有较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超过北方。如越州（今浙江绍兴）的缭绫，宣州（今安徽宣城）的红线毯，荆州（今湖北江陵）的贡绫，益州（今四川成都）的蜀锦等都很著名，棉织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如岭南，棉织业就比较普遍。

　　唐后期的造纸业比唐前期更为发达，重要产地多在南方。益州的麻纸、浙东的藤纸、韶州的竹笺、宣州的宜纸、扬州的六合笺、临川的滑薄纸等都是著名产品。

　　①

　　节选自韩愈《送陆歙州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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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茶业在唐后期有很大发展。茶树的种植遍及南方各地，制茶业具有相当规模。如歙州祁门县有十分之七、八的人以种茶、制茶为业。唐德宗时，开始收茶税，后来茶税成为政府的重

　　要税收。宪宗时，仅浮梁一县每年的茶税就有十五万余贯。在制茶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唐人陆羽写了《茶经》一书，记述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饮用方法

　　及用具等，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论茶专著。①

　　以上这几个行业的发展成为了对外贸易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此之前，除了丝绸产量比较固定以外，其他如茶叶

　　瓷器等产量不很稳定，难以形成规模化的贸易。而一旦产量上去了，再加上这几类产品的产地大都在沿海城市，运输方便这个有利因素，使以前比较零散的对外贸易开始向规模化与正规化的近代商业方向发展。

　　商业和草市。唐后期的商业有很大发展，南方商业的发展尤为显著。长江流域的城市比以前更多，更繁荣。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的集散地；许多大食、波斯等国的外商在此经营珠宝等奢侈品，商业十分繁荣。益州（今四川成都）是西南的政治、经济中

　　心，西南生产的丝织品、食盐、纸张、瓷器等，多由此运销外地，商业也很繁荣。所以当时谚称“扬一益二”。即扬州居天下第一，益州居第二。洪州（今江西南

　　昌）、鄂州（今湖北武汉）都是长江流域繁荣的城市。苏州、杭州是新兴的商业城市。在沿海，除广州外，泉州和明州也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商业城市的发展促使商品流通从古代的贩运式贸易向近代型商业转变，即从过去的偶然交换和特产品的贩运，发展成了固定的城市商业，有了常设的商肆和店铺。同时，商人也开始有了固定的经营地点。“行”这种商业形式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导致唐代对外贸易规模扩大，交易额增加，商人获利增多。

　　安史之乱后，由于政府管理制度的放宽，原来住宅区“坊”和商业区“市”被严格分开的旧制度，在扬州等一些城市开始打破，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市。在扬州等大城

　　市中出现了夜市，打破了日落闭市的旧制。在一些大城市中还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柜坊经营钱物存付，代人保管钱物，向存钱物者收取一定的柜租、凭书帖或信物支

　　付钱物。这种书帖类似于后世的支票。飞钱又称便换。商人在长安把钱交给某道进奏院（驻京办事处）或某军、某使、某富家，然后带着当事人付给的文券，到目的

　　地凭文券取钱。这种文券类似于后世的汇票。柜坊和飞钱都是商业发展、交易频繁，营业额巨大的产物。此制产生后，减少了支付钱币的麻烦，避免了携带重金走远

　　路的危险，让贸易更加便利，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唐代海上交通的发达和贸易的繁荣，是与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航海技能的提

　　①

　　乌廷玉.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J].1957中国最大的论文知识平台www.lwxiezuo.com

　　高分不开的。唐代商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据唐人李肇称：“江湖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766-804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①江

　　船如此，海舶可知。唐人慧琳解释“舶”称：“司马彪注《庄子》云：海中大船曰舶。《广雅》：舶，海舟也。入水六十尺，驱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

　　舶。运动此船，多骨论为水匠。用椰子皮为索连缚。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恐铁热火生。累木枋而作之，板薄恐破。长数里，前后三节。张帆使风，亦

　　非人力能动也。”所述虽未必为唐舶，但可为了解唐朝海舶提供参考。从零星记载②可知，唐朝人张支信、李邻德、江长、李延孝、张蒙等，都是航海往来于唐朝与日本的舶商。自安史之乱后，随着经济重心以及贸易中心的转移，造船技术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阿拉伯史料提到，唐晚期海船因为体积太大，只能在尸罗夫停泊，无法到达巴士拉和马斯喀特。可以说，唐代海上贸易的高速发展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上交通方面的巨大突破。

　　第二节

　　安史之乱有利影响的间接表现：两税法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古老的自然经济开始动摇，社会正在面临着变革。安史之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安史之乱使七世纪实行的税收制度这时已经到了非放弃不可的地步了：德宗建中元年(780)，唐朝开始实行

　　“两税法”改革，这种新的制度规定，每年分两次用钱币来支付税收，以此取代了七世纪时以实物和人丁为主的税收制度。税收制度的这种变化也是国际贸易不断发展壮大的反映，税制的变革也大大鼓励了商人阶层的积极性，也反过来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

　　二、不分主户（当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当时居住地为准登入

　　户籍，交纳赋税。

　　三、不再接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即以钱计算税额，折合成实物交纳；根

　　据田亩数量征收地税，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字为准，交纳谷物。

　　①

　　李肇.新唐书志.广西教育出版社.卷156张俊彦·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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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税额初为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

　　之一。

　　五、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要在六月交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

　　六、“量出制入”。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先做预算，定出总税额，分配到各地征

　　收，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

　　七、政府针对商业贸易日益活跃的现实，对茶

　　酒

　　盐等商品进行征税，改变了许多年来以单一农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

　　两税法是一种比较适应当时情况及历史发展趋势的制度。它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两税法由主要按丁口征税转向主要按土地和资产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经济的新发展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是封建税制的一个重要改革，是税制的一大进步。①

　　两税法对于国际贸易的促进意义：

　　一、此法把租庸调和各种杂徭，杂税合并，建立了统一的税制，在一定时期内，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

　　轻。在此之前，苛捐杂税是制约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两税法的颁布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种状况，税制的规范化为贸易的规范化铺平了道路，为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此法规定官僚、贵族、客户、不定居的商人都要纳税，这就扩大了税源。又此法规定按土地资产的多少征税，比租庸调不管居民有多少土地资产，一律按丁

　　征税合理。这样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不合理状况。

　　三、此法关于定税计钱、折钱纳税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商品经济与贸易的发展。

　　四、承认了国际贸易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对多种商品的征税说明政府开始把贸易税收作为与农业同等重要的经济来源，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的进步。

　　①

　　唐朝的外贸与立法.谭光亚[J].1986中国最大的论文知识平台www.lwxiezuo.com

　　第四章

　　总结

　　唐朝由贞观之治来到开元盛世，辉煌已经到达了顶点。可以说，封建社会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突破的极限，走下坡路是必然的结果。但是，社会总要前进，经济总要发展，改革势在必行。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当时的行政长官也会以一种比较和平的方式来采取改革政策，比如实行改革开放，比如实行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改革根本不可能实现，内忧外患，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破坏社会规则的机会，把一切打乱，再重新洗牌。安史之乱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虽然结果或多或少不是很让人满意，但是它也给以后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新气象，两税法的颁布，海路贸易的开拓，都为以后贸易的发展描绘了一个蓝本，以后明清两朝的国际贸易，无不是据此演变而来。

　　对于历史来说，我们需要的是批判的继承，因为历史背景总不是相同的，同样的内容放到不同的时代中或许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正如唐代的魏征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从安史之乱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对当代经济的借鉴意义。

　　安史之乱对唐代社会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战争的结果告诉我们，贸易发展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制约，安定、和平的环境是贸易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稳定是贸易发展的首要前提。在战争时期，北方是战乱的主要地区，长期陷于激烈的战火之中，经济破坏十分严重；南方社会则相对稳定，贸易得到持续发展，为最终赶超北方奠定了基础。因此，要发展国际贸易，就必须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同时，安史之乱造成南北贸易发展两种不同的结果又告诉我们，一次战争，对不同地区造成的影响往往有所不同，战区经济遭到破坏，非战区经济则获得发展的机遇，这不仅仅是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历史地理规律的体现，而且是一场战争前方与后方不同分工的必然结果。在当代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把握住生产力发展的脉络，及时改革社会体制与经济政策，更好的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达成最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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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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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唐朝的外加

　　唐朝时期的中国，同亚非地区许多国家有广泛而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这不仅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而且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唐朝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

　　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隋唐五代时期，中外交往异常频繁。高丽、新罗、百济（均在朝鲜半岛）、日本、林邑（今越南）、泥婆罗（今尼泊尔）、骠国（今缅甸）、赤土（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诃陵（今印尼爪哇）、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大食（今阿拉伯）、波斯（今伊朗）等国都与唐朝有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各国使节、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旅游者，人数众多，不断来到唐朝。唐朝的使臣、僧侣、商人，亦不绝于途。亚非地区和唐通使交好的国家，有70多个。

　　唐朝有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节宾客，在各地设商馆招待外商，设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兰州、凉州、敦煌，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长安尤为著名，这里汇集了各国来宾，许多外商在“西市”经营店铺，长期居住，国子监接受了众多外国留学生，留居长安的“胡人”多达4000家～5000家。唐朝是西汉以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潮，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

　　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对外交通相当发达。陆路以长安为中心，北路经蒙古到叶尼塞、鄂毕两河上游，往西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地区。西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西行，至新疆境，有三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南亚，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印度，或经南诏、缅甸到印度。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条路，一条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出发，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今江苏淮安）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达日本；三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到南亚的海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到印尼的爪哇、斯里兰卡、印度。到西亚的海路，主要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唐朝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

　　唐朝时期的中国成为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其原因在于：

　　第一，唐朝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各国景仰向往中国文化，东方各国尤其如此，他们视中国为“东方文化大本营”。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勉励其弟子“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日本人民更是“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希望“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繁荣昌盛的唐朝，在各国人民的心目中，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至今仍有称中国人为唐人的。

　　第二，唐朝对外政策开明，对“远夷”不歧视。唐太宗认为自己对华夷是一视同仁的。这种开明的对外政策，不仅在唐朝有少数民族官员，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官员。

　　第三，唐朝对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自信。唐朝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最高，对外来文化、艺术，毫无恐惧感，而采取“开放”政策。这是积极主动的文化政策，它采纳、吸收有益的外来文化，对之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向外大力宣传和输出唐文化，影响亚非乃至世界各国文化。唐朝坚信“盛世无忌”和中华传统文化有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巨大功能，而毫不惧怕外来文化的冲击。即使如博大精深、徒众广多的佛教，在中华文化的改造下，也中国化了。

　　唐朝与亚非地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各国的社会进步，促进了自身的发展。绚丽多彩的唐文化兼容并蓄了众多外来文化的精华，使自己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二

　　与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

　　日本留学生中最知名的是吉备真备、阿部仲麻吕，学问僧最知名的是空海。吉备真备回国后，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学问僧空海不仅将佛教密宗带回日本，而且用汉字草体偏旁创造了“平假名”，使日本文化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阿部仲麻吕开元初入唐，时年20岁，在唐朝名晁衡（朝衡）。他潜心研究唐朝文化，后在唐为官，先后任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他与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王维交往甚密。天宝十二载（753年）回国，途中遇风险，船只漂到越南，误传淹死，李白写了《哭晁卿衡》的悼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①。表达了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晁衡回到长安，继续任职，直到大历五年（770年）病逝长安。

　　中国僧人东渡日本，传播大唐文化，最著名的是鉴真和尚。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律宗造诣很深，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他应日本圣武天皇之请，东渡日本传法，经六次努力，历尽艰险，终于天宝十三载（754年）到达日本，时年近七旬，双目失明。他将律宗传到日本，同时传授了佛寺建筑、雕塑、绘画、医药等。日本现存唐招提寺，便是鉴真主持修建的。他留日本10年，死后葬在招提寺。鉴真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两国人民的崇敬。

　　唐文化大量传入，對日本社会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政治方面。日本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年，唐贞观十九年）进行“大化革新”，长期留学中国的高向玄理和僧旻被任命为国博士，参议国家大事，主持改革。他们仿照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在中央设二宫、八省，在地方设国司和郡司。根据《唐律》内容制定了《大宝律令》。参照唐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法。这些仿唐改革，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历史发展。

　　文化教育方面。在京都设立大学，分明经、纪传、明法、书、算等科，学习内容和学校制度与唐相仿。在典药寮分设医、针、按摩等科。阴阳寮设阴阳、历法、天文等科。各科有博士、助教进行讲授。各科学习内容基本和唐制相仿。在8世纪以前，日本一直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吉备真备、空海利用汉字创造了“片假名”、“平假名”，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日文的词汇、文法也受到汉语影响。唐朝丰富多彩的文学，深为日本人士所欣赏，唐朝著名作家的诗文集相继传入日本，如白居易的诗，形象鲜明，语言通俗，尤为日本人士所喜爱。日本人士对汉诗、文也有很高的造诣。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也传入日本。

　　科学技术方面。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板印刷术等陆续传入日本。唐朝的犁、“唐?”（大锄）、“唐锹”、“唐箕”、“唐竿”“唐碓”、“唐

　　臼”传入日本，并普遍使用。日本仿照唐朝的水车，制.造了手推、牛拉、脚踏等不同类型的水车。唐朝的《大衍历》、《宣明历》为日本采用。中国著名医学著作《素问》、《难经》、《脉经》、《甲乙经》、《黄帝针经》、《张仲景方》、《神农本草》、《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唐新本草》等，先后传入日本，他们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创建了“汉方医学”。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都城，延载元年（694年）兴建了藤原京，景云元年（710年）修建平城京、贞元十年（794年）修建了平安京。这些城市、宫室、寺院的设计、布局，都仿唐长安城，几乎完全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建筑用砖瓦的纹饰也和唐朝略同。

　　生活习俗方面。日本受到唐朝多方面的影响。唐人打马球、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先后传入日本，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开始作药用，到平安时期，兴起喝茶之风。唐朝服饰传入日本，为日本人所喜爱。端午节饮菖蒲酒、六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节，也是从唐朝传入为日本人所接受的。

　　唐朝文化對日本的影响以及中日关系的密切，由此可见。四

　　与东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

　　随着海陆交通的发展，唐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商业联系、外交往来进一步密切起来。

　　林邑，在越南中部立国。武德六年（623年）、八年（625年），林邑两次遣使与唐通好。贞观（627年～649年）时，林邑多次派使者送来驯象、镠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五色鹦鹉。唐高宗、唐玄宗时期，林邑常遣使入唐，天宝八载（749年）曾送真珠100串，沉香30斤，驯象20头。至德（756年～757年）以后，林邑改称环王国，仍与唐通好。终唐之世，近300年，林邑使臣来唐15次。唐朝典章制度传到越南，佛教也从唐传入越南。唐朝诗人杜审言、刘禹锡、韩偓都到过越南，与越南诗人唱和赠答。越南也以诗文取士，越南人姜公辅在唐德宗时任过翰林学士。

　　真腊（今柬埔寨），在隋唐时派使者来中国。唐玄宗、唐代宗时，真腊王子、副王、王后先后访问唐朝，唐玄宗还赠王子“果毅都尉”的荣誉称号。真腊与唐朝贸易频繁，唐朝的巨型帆船带去大批中国物品，在真腊行销的中国货品有金、银、缣帛、漆器、瓷器、水银、纸札、硫磺、焰硝、檀香、白芷、麝香、麻布、雨伞、铁锡、铜盘、水珠、桐油、簸箕、木梳、针等。真腊船只也驶至中国港口，主要贸易在广州。真腊的音乐、扶南音乐舞蹈传入唐朝，唐朝设有扶南乐。真腊乐舞丰富了唐朝歌舞内容。

　　唐德宗时，骠国（今缅甸）曾送乐工35人，乐曲22种，到唐演奏，受到唐德宗的重视，轰动了长安。此后，骠国还多次遣使访唐。

　　在印尼苏门答腊立国的室利佛逝、堕婆登、在爪哇立国的阇婆，都遣使来唐，送来古贝（棉布）、象牙、白檀、瑇瑁、生犀等。唐朝也赠以回礼。

　　尼泊尔当时称尼婆罗。吐蕃松赞干布曾娶尼婆罗公主为妻。吐蕃与尼婆罗在佛教、绘画、建筑等方面，都互有影响。尼婆罗与唐朝关系也很密切。唐朝由陆路去印度的僧人，往往取道尼婆罗。唐朝高僧玄奘去印度时，于贞观九年（635年）到尼婆罗探求佛学，参谒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毗罗卫国，访问了加德满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尼婆罗遣使入唐，带来

　　了波棱（菠菜）、诨提葱、酢菜。中国的造纸术这时也传入尼泊尔。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当时统称天竺。唐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即戒日王）征服了天竺五部（即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以后，不时遣使与唐通好。唐太宗也派梁怀璥、王玄策等出使报聘。唐与天竺贸易往来频繁。孟加拉、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常有唐朝商船泊港，天竺商船也到广州、泉州进行贸易。唐朝输往天竺的商品有麝香、纻丝、色绢、瓷器、铜钱；天竺输入的物品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中印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印文化的发展。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传入印度，从此印度结束了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唐太宗也派人到中天竺摩揭陀学习制糖技术。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在唐朝产生了与佛教密切有关的变文，敦煌、云岗、麦积山、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雕塑，都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天竺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都对唐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朝十部乐中便有天竺乐，舞蹈中也有天竺舞成份。

　　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两国佛教徒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唐朝高僧玄奘和义净。玄奘俗姓陈，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南）人。贞观三年（629年）从长安启程去天竺求法，途经今新疆及中亚各国，历尽艰险到达天竺。他遍游五天竺，走访天竺名僧，潜心研究佛教经论。他主要在当时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又名施无厌寺，今印度比哈尔省加雅西北）从戒贤学习《瑜迦师地论》、《大乘起信论》，并代戒贤讲经说法。贞观十六年（642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今印度卡瑙季）举行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玄奘提出论文《制恶见论》，悬榜征求辩论者。参加这次法会的有五天竺18国国王和各地名僧六七千人。经18日，无人能破玄奘学说，深为天竺僧俗各界钦佩，名震五天竺。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结束了长年跋涉5万余里的行程，回到长安。他带回梵文佛经657部。此后他在长安慈恩寺专心译经，19年中，他译出佛经74部1335卷，计1300万言。贞观二十年（646年），玄奘写成《大唐西域记》12卷，记述取经所历和传闻的138个国家的历史沿革、山川特产、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

　　玄奘之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又一位高僧义净搭波斯船，从广州出发，浮海赴印度。他先在那烂陀寺钻研佛学10年，后又到室利佛逝的末罗瑜（在印尼苏门答腊）搜集抄写佛经，滞留南洋10年。他周游30余国，历时25年，于证圣元年（695年）回到洛阳。他带回400部梵文经书，还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记录了南亚很多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状况，是研究东南亚、南亚各国历史、地理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的可贵资料。

　　不少天竺高僧携带佛经到唐朝，或亲自参加译经工作，也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斯里兰卡在唐朝史籍中称狮子国。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狮子国两次遣使来唐，送来了大珠、钿金、宝璎、象牙、白氎。当时广州的外国船，以狮子国的为最大，每年来多次。这说明中国和斯里兰卡在唐朝时期贸易关系是很密切的。五

　　与中亚、西亚、北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时，中亚的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一带的康、安、石、曹、米、何、史、火寻、戊地“昭武九姓国”，同唐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唐灭西突厥以后，九国名义上附属于唐，但唐朝并不管他们的内政。昭武九国善商贾，他们同唐朝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九国中有的人为唐朝立了军功，在唐朝为官。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传入长安，为唐人喜爱。

　　中亚的吐火罗（今阿富汗）在唐初多次派使臣通好，唐高宗也派王名远到吐火罗访问。唐玄宗时，来往更频繁。

　　唐时，西亚重要的国家有波斯（今伊朗）和佛菻（即东罗马）。波斯萨珊王朝与隋唐王朝关系密切。7世纪中，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客死唐朝。波斯亡后，其西部部分犹存，与唐朝保持着密切关系，多次与唐通好。当时有许多波斯人流亡至唐，在中国落户。波斯商人遍于各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都有他们开设的波斯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材驰名。唐朝的丝绸、瓷器、纸输入波斯，波斯的菠菜、波斯枣传入唐朝。

　　唐时，拂菻7次遣使入唐。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赠绫、绮等丝织品。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妇女都喜爱用中国的丝织品，拂菻成了唐朝丝织物的重要转输地。东罗马的医术，吞刀、吐火等杂技也传到了唐朝。

　　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东灭波斯，西陷开罗，建立了势力达到中亚、南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人向往中国文明。永徽二年（651年），大食遣使与唐通好，此后148年间，大食遣使来唐达36次。大食所辖阿拉伯一带商人到唐朝的也不少，长安、洛阳、广州、扬州、泉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有的还在中国定居，在唐朝为官。大中二年（848年）大食商人的后裔李彦升中进士，是中阿友好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唐朝文化这时大量传入阿拉伯世界，纸和造纸术便是这时传到大食的。天宝十载（751年），大食进攻中亚的石国，唐将高仙芝率兵救援，在怛罗斯（今吉尔吉斯江布尔）战败，不少唐朝士兵被大食俘虏，其中有造纸工匠。大食利用他们的技术在撤马尔罕设厂造纸，不久大马士革等地也建造纸厂。中国的造纸术从这里传入欧洲，推进了西方的文化事业。唐后期，硝传入阿拉伯。硝是火药的主要成份，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唐朝的医书、医术也传到阿拉伯，影响了阿拉伯的医学。同时，阿拉伯文化也传入唐朝，当时，阿拉伯的天文、历法、数学、建筑、医学都有一定水平，对唐朝产生了影响。例如，阿拉伯医学是今天欧洲医学的基础、其外科医术这时传入唐朝。

篇六：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唐朝与阿拉伯国家的大战结果如何

　　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导读：

　　唐朝，是我国公认的最强盛的时代之一。从617年，李渊发动晋阳兵变、建立唐朝，到907年朱温篡唐、唐朝灭亡，一共经历了289年。唐朝凭借优越的经济条件，使得周边一众小国俯首称臣，年年进贡求平安。唐朝自身也秉着和平开放的对外政策，多年来与周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然而，历史总有例外。751年，唐朝与阿拉伯国家的一次大战，唐军几乎全灭，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是一场关于中亚地区的争夺战。此前，唐朝凭借自身优越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将大半个中亚地区都置于自己的经营之下。与唐朝发生争夺战的就是大食。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

　　唐朝建立后，大食曾派遣来使前来同好，这段友好关系大致维持了近150年。在这期间，很多阿拉伯商人前来唐朝

　　经商，甚至定居在唐朝。直到750年，这种和谐局面被打破。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势力达到极点，西域各国完全臣服于唐朝。当时的阿拉伯帝国也在疯狂扩张势力，方向主要是向东。

　　很快，唐朝与阿拉伯在西域发生了冲突。但由于唐朝的实力，阿拉伯不敢轻举妄动，但两国摩擦不断，边境不稳。

　　当时，西域的最高长官是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高仙芝立下了赫赫战功，很得皇帝赏识，但他有一个致命的毛病------贪婪。他觊觎当时西域最富裕的国家------石国的财富，想掠为己有。便诬告石国国王“无藩臣礼”，带着兵就去打人家。

　　高仙芝一路无所顾忌地洗劫各国，大发了一笔横财。石国王子侥幸逃脱将高仙芝的恶行告知诸胡，一时间人人自危。他们只好求助阿拉伯国家，经过商榷之下，准备联合攻打安西四镇。

　　高仙芝提前知晓了这一消息，准备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率领三万唐军，以及西域各国联军七万

　　人，向着诸胡进军了。

　　唐军深入阿拉伯国家国境700余里，到了怛逻斯城，与阿拉伯军队相遇。以10万人对抗阿拉伯军队20万人，双方激战五日，未分胜负。

　　其实在前期，唐朝虽然兵力人数不如阿拉伯，但是以少胜多，打了不少胜仗。在胜利在望之时，双方相持之下，令高仙芝没有想到的是，葛罗禄部突然发动了叛变，给了高仙芝致命一击。

　　在阿拉伯军队和葛罗禄部的夹击下，唐军措手不及、腹背受敌。高仙芝大败，仓皇而逃。等到他杀出重围，准备率军反击时才发现十万人只剩下了数千人。

　　阿拉伯军队碍于唐朝的实力没有追击，历史上有名的怛逻斯战役就此结束。经次一战，唐朝损失惨重，阵亡一万多人，接近两万人成为了阿拉伯国家的俘虏。这些人并没有被杀害，不少唐兵是工匠，因而通过他们把唐朝的先进技术传入了阿拉伯，甚至后来传到欧洲，其中就有造纸术。

　　至此，中国后来的朝代都再也没有能力染指中亚地区。

篇七：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大唐帝国在中亚统治的崩溃：中国和阿拉伯中亚争夺

　　唐朝鼎盛时期；西突厥斯坦各国的内附

　　714年，唐朝雇佣的突厥将军阿史那献在伊塞克湖以西的托克玛克打了一场大胜

　　仗，使准噶尔的咄陆诸部落以及额敏河畔和塔尔巴哈台的葛逻禄部突厥人都并入到

　　中国的依附者行列之中。突骑施部突厥人可能游牧于谢米列契耶，巴尔喀什湖以南

　　的伊犁河三角洲，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坚强的实体。突骑施可汗苏禄（717－738年）

　　在吐蕃人和阿拉伯人中寻找反唐的盟友，阿拉伯人是一支涌向伊朗－河中地区的、不期而至的新的入侵者。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中亚史上的这一新因素。在此只谈苏禄。

　　苏禄趁穆斯林军团的攻击所造成的混乱入侵塔里木。自692－694年起，塔里木已处

　　于中国的保护之下。苏禄包围阿克苏城（717年），数月之内，骚扰中国的四镇：焉

　　耆、库车、喀什和于阗。虽然他未能攻陷四镇，但他仍占领了长期以来中国在突厥

　　斯坦的前哨基地--伊塞克湖以西的托克玛克城（碎叶城），尽管唐将阿史那献在

　　该地打了一仗（719年）。唐朝对保住这些冒险性的要塞丧失了信心，企图以封号和

　　爵位羁縻苏禄（722年）。726年，劫掠成性的苏禄们蹂躏了四镇。最后在736年，中

　　国北庭（或吉木萨）都护盖嘉运在古城附近大破苏禄。此后不久，大约在738年，苏

　　禄被处木昆部的阙律

　　啜，即莫贺达干杀害，处木昆似乎是地处巴尔喀什湖东南、游

　　牧于葛逻禄和突骑施两部之间的一支小突阙部落。

　　739年，莫贺达干与唐将盖嘉运联合阻止了突骑施觊觎王位者、苏禄之子吐火仙

　　的复辟。然而，所有突厥小可汗们的经历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力求在对自己有利

　　的条件下重新统一西突厥。莫贺达干很快与中国决裂，742年杀唐朝派往突骑施的都

　　督、中国化突厥人阿史那昕。然而，中国像往常一样，又获得了最终的决定权。744年，唐将夫蒙灵誓打败和杀死了莫贺达干。由于这次胜仗，中国又成了伊塞克湖地

　　区和伊犁河流域的主人。748年，唐将王正见在伊塞克湖西北、楚河上游地区的托克

　　玛克城（碎叶城）建一寺庙。751年，唐朝大将，即著名的高仙芝入朝，呈献被俘的

　　另一位突骑施首领。

　　在塔里木盆地，唐朝军队占据的、被称为安西四镇的焉耆、库车、喀什和于阗

　　四个小王国一直是唐朝忠实的藩属。728年，中国册封了喀什王（该王朝的王姓在汉

　　文转写中称“裴氏”），又册立尉迟王朝的尉迟伏师（也是汉文转写名）为于阗王。

　　塔里木绿洲上的原印欧种居民们，一度曾坚决抵制唐朝的宗主权，现在似乎乐于与

　　唐结好，因为中国的保护是他们抵抗阿拉伯人和吐蕃人双重入侵的防线。

　　中国和阿拉伯人在帕米尔西部的竞争

　　自从萨珊波斯帝国在阿拉伯人的打击下崩溃后，大约一

　　个世纪过去了。卡迪西

　　亚战役（637年）和尼哈温战役（642年）的结果是强大的萨珊君主国家被推翻和西

　　伊朗被征服。651年，赫拉特被阿拉伯人占领，萨珊王朝的末代君主叶斯德苟特三世

　　在莫夫去世；652年，阿拉伯人侵入巴里黑。侵略者满足于对包括呼罗珊在内的整个

　　原波斯帝国的征服，暂时没有进一步向前进。他们重新开始向前挺进是在8世纪初期，在库泰拔·伊本·穆斯里姆的领导下进行的，库泰拔在705年到715年间以倭马亚哈

　　里发的名义统治着呼罗珊。705年，库泰拔发起了对吐火罗地区的远征，吐火罗地区，即从前的巴克特里亚，当时由原西突厥王室幼支、佛教徒特勤们建立的突厥王朝统

　　治，据玄奘记载，该王朝通常驻扎在昆都士附近。接着，库泰拔利用地区纠纷干涉

　　花刺子模和索格底亚那。从706至709年，库泰拔对伊朗-突厥族的布哈拉国发起战争，并于709年使之降为臣属国。然后他扶持王室的合法继承人吐格沙达登上王位，新国

　　王从710年统治到739年。至少在其统治初期，他是阿拉伯人忠实的属臣，而且，表

　　面上是伊斯兰教的追随者。

　　709年，撒马尔罕的地区德赫干在纳贡和归还人质的条件下与库泰拔讲和，但是，后来他的臣民们被他的懦弱所激怒，起来推翻了他的统治，以伊克谢德·胡拉克取

　　代了他。库泰拔在长期围困撒马尔罕之后，迫使胡拉克投降，尽管塔什干的突厥人

　　和费尔干纳人曾经前来解围，但都被打

　　败了（712年）。

　　布哈拉人民和撒马尔罕人分别于707年和712年向东突厥强大的可汗默啜求援，当时默啜是整个蒙古地区的君主。每次默啜都派军队去解救这些粟特人，军队由默

　　啜的一位侄子统领，无疑是著名的阙特勤。707年，在布哈拉和莫夫之间发生的一场

　　战斗中，库泰拔似乎打败和赶跑了阙特勤。712年突厥人曾在短时间内占领过整个粟

　　特地区，阿拉伯人只保住了撒马尔罕城。但最终库泰拔还是使突厥人撤退了（713年）。

　　胜利的库泰拔仍让胡拉克在撒马尔罕作为藩属王，但在该城驻扎了一支阿拉伯军队。

　　在他于712－713年驱逐突厥人以后，他又向塔什干发动了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并亲

　　自从忽毡方向进入费尔干纳。714年，他在塔什干。715年，他正在费尔干纳发起第

　　二次战争时，哈里发王朝内乱导致了库泰拔被其部队杀害。（根据塔巴里记，库泰

　　拔已经到达过喀什，但这点很值得怀疑。）

　　库泰拔是当时真正希望征服中亚的唯一的阿拉伯将领，他的去世，以及那些使

　　倭马亚王朝末期的哈里发遭到削弱的内战，使粟特人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唐玄

　　宗恢复了中国在蒙古、伊犁河流域和塔里木地区的势力，鼓起了粟特人依靠这些地

　　区支持的希望。712年，被阿拉伯人驱逐的费尔干纳王逃到库车避难，在库车他请求

　　中国帮助他复位。715年，无疑地就是在库泰拔死后不久，唐将张孝嵩果然驱

　　逐了阿

　　拉伯人指定的费尔干纳王，使他复位。718－719年，布哈拉王吐格沙达，尽管是阿

　　拉伯人巩固了他的王位，他仍称自己是中国的属臣，请求中国介入布哈拉事务，为

　　达此目的，他于726年派其弟阿尔斯兰（突厥语“狮子”之意）到唐玄宗皇帝的宫廷。

　　同样，撒马尔罕王胡拉克（约710－739年在位）尽管被迫承认阿拉伯人的宗主权，但也再三请求中国援助他反对新的阿拉伯主子（719年，731年）。再往南，吐火罗

　　地区（指昆都士和巴里黑）的突厥统治者，或者称叶护，同样要求中国保护，免受

　　阿拉伯人的侵害（719，727年）。

　　尽管唐玄宗抱有扩张领土的希望，然而，中国对派出远征军到粟特或巴克特里

　　亚，以及公开与倭马亚王朝交战还是犹豫不决。哈里发宫廷和长安宫廷之间的大冲

　　突没有发生（至少在751年以前是这样），撒马尔罕、布哈拉、昆都士的突厥－伊朗

　　族人都盼望这种冲突发生，并视之为把穆斯林侵略者赶回去的唯一途径。而玄宗只

　　愿意通过授予粟特人和吐火罗人极高的特权，以加强他们对阿拉伯人的抵抗。一位

　　突厥酋长，突骑施王苏禄（717－738年），由于靠近河中地区--他统治着伊犁河

　　流域--真正支持了反穆斯林统治的地方叛乱。由于他的支持和鼓励，在728年爆发

　　了反阿拉伯人统治的大起义，布哈拉人民在突骑施突厥人的支持下，坚持斗争了一

　　年（728－729年）。同样是在突骑施人的

　　援助下，撒马尔罕王胡拉克在730至731年

　　间起义。直到大约737年或738年，阿拉伯人才最后重新征服撒马尔罕。

　　在帕米尔的中国人（747－750年）

　　事实上，玄宗皇帝已经让阿拉伯人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统治着布哈拉和撒马尔

　　罕。其原因是，在甘肃和塔里木地区，中国人正在勉力对付更加邻近的敌人：藏民

　　或称吐蕃人。

　　曾于700年被唐将唐休璟打败的吐蕃人，于702年求和，但几乎同时，战争又爆

　　发。737年中国人在青海以西打败他们，赢得辉煌胜利，746年，唐将王忠嗣又在同

　　一地方打败他们。双方争夺的与胜败攸关的是石堡城--该城在甘肃边境西宁附近，是唐将李祎从吐蕃手中夺过来的，不久后又被吐蕃夺回，749年，唐将哥舒翰再次夺

　　过来。在西藏的另一端，居民们正在威胁着帕米尔地区的诸小王国：吉尔吉特（汉

　　名小勃律）、巴蒂斯坦（汉名大勃律）和瓦罕（汉名护蜜国）。中国在塔里木地区

　　的保护国与印度交通的道路经过瓦罕。由于贸易关系和佛教徒的旅行与印度有着联

　　系，对唐朝来说维持穿越帕米尔高山谷地交通的畅通是基本的。克什米尔王真陀罗

　　秘利（死于733年）和木多笔（733－769年）作为唐朝的忠实盟友反对吐蕃，唐朝册

　　封他们为王（720，733年）。同样，在喀布尔河谷上统治着迦毕试国（唐朝时称靥

　　宾）的突厥王朝，即佛教的沙赫王朝，也分别于705，720，745年得到唐朝的册封。

　　吐蕃人已经获得了对小勃律的宗主权，唐将高仙芝被任命为库车的副节度使，于747年越帕米尔，经巴罗吉尔山口到小勃律，监禁了吐蕃人的臣属王。749年，吐火罗

　　地区的叶护，即昆都士的佛教突厥王朝的统治者，中国人称之为失里忙伽罗（来自

　　梵文SriMan-gala），试图得到中国的援助以对付一个小山国酋长（他是吐蕃人的盟友），该酋长切断了小勃律与克什米尔之间的交通。高仙芝又一次率中国远征军越过帕米

　　尔山，驱散了吐蕃的党羽（750年）。

　　高仙芝对帕米尔以西的两次战役，标志着唐朝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

　　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

　　宗主，她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

　　高仙艺在库车驻地上，其行为俨然是中国在中亚的总督。

　　然而突然间，一切都崩溃了。同样是由于这位将中国的胳膊伸到如此遥远地区

　　的高仙芝的作用。

　　唐朝在中亚统治的崩溃

　　塔什干的突厥王（或称吐屯，汉名是车鼻施），曾多次（743年，747年，749年）

　　入唐表示归顺。然而当时库车的保护者高仙芝，即唐朝的总督或节度使，指责他没

　　有尽到作为边境保护者之职。高仙芝到塔什干杀之，并占用其财

　　产。这一暴行引起

　　了西部的反叛。车鼻施之子向葛逻禄部突厥人求援。葛逻禄部的领地是塔尔巴哈台

　　和乌陇古河畔，从巴尔喀什湖东端一直延伸到额尔齐斯河。其子还向粟特地区的阿

　　拉伯驻军求援。阿拉伯将军齐雅德·伊本·萨里刚粉碎了布哈拉新近爆发的一次起

　　义，他匆匆从南方赶往塔什干，而葛逻禄军从北方南下。751年7月，高仙芝在怛逻

　　斯河两岸、今天的奥李-阿塔（江布尔）附近被这些联合部队彻底打败。齐雅德·伊

　　本·萨里按传统带着数千名俘虏回撒马尔罕。据巴托尔德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这

　　一天决定了中亚的命运。正如早期事件所预示的总趋势那样，中亚没有成为中国的，而是转向了穆斯林世界。葛逻禄人在获胜之后，其领土似乎已经扩展到巴尔喀什湖

　　以南和伊塞克湖以北的整个伊犁河流域。原西突厥汗庭几处驻地都处于葛逻禄人的

　　统治之下，葛逻禄部首领满足于较低的“叶护”称号，无疑是避免冒犯回纥可汗。

　　如果在唐玄宗统治后期没有发生内乱和革命的话，中国在怛逻斯所遭受到的灾

　　难是有可能会得到恢复的。然而，中国成了长达8年（755－763年）内战的牺牲品，一举丧失了在中亚的帝国。

篇八：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唐代对外开放与经济繁荣

　　唐代对外开放是促成其盛世形成的主要因素，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有唐一代，“盛唐气象”的恢弘、博大与开放，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象征。

　　一、对外商贸通道的贯通

　　唐朝时，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商品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对外贸易亦随着国力的强大而扩展到更广阔的国家和地区。而开展对外贸易必须首先扩展对外交通，这是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唐朝在扩展对外交通方面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在这方面，史书多有记载。如唐德宗时宰相贾耽撰写的《皇华四达记》就曾记述说：当时，通往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的主要有七条交通干道：一曰营州人安东之道，二曰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人回鹘道(参天可汗道)，五曰安西人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此外，还记有从长安分别通往南诏的南诏道和通往吐蕃的吐蕃道。上述道路，西向可通往西域，穿越帕米尔高原和天山的各个山口，到达中亚、南亚与西亚，甚或远至欧洲，即著名的陆路“丝绸之路”。

　　在扩展对外交通干道的同时，唐朝还在沿途遍设驿所。据《唐六

　　典》载，当时天下共设驿1639所，其中，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此外，“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俗谓之驿驴。往来甚速．有同驿骑”。这些可与周边民族及远域实现交通的干道，不仅有利于政治外交往来与军事调兵运输，而且还便利了经济贸易交流和商旅通行。

　　二、外向型城市的发展

　　1．两京为中心的国际性大都市

　　京都一般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中心都会。唐朝长安和洛阳市区所占空间虽然有限，但它们所起到的商品流通中心枢纽、内外销商品集散地、覆盖较大区域性市场及辐射全国乃至周边和更大范围内具有国际性意义的市场、沟通及导向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激活长安城商品经济等作用，并非是有限的空间和固定的时间所能包容和束缚的。据《新唐书．地理志》载，长安向各地辐射的陆路主要有十四条，水路交通则可借环绕城周的水系与渠道，沟通包括四川、华北、江南、湖南、闽、广等在内的广大区域。因此，处于政治中心位置的长安网联、沟通的是具有全国意义和对外贸易的大市场。

　　2．沿海港口城市

　　广州自西汉以来就是中国对外商贸往来的重要港口城市，至唐代时又发展成为岭南节度使治所。由于岭南本身的经济发展，水运交通的发达，尤其是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包括珠江在内的五大水系及其支流，以广州为中心枢纽的对外贸易更为活跃。“地当要会，俗号殷繁”

　　的广州虽然也属于政治与经济中心合一的城市，但因远离全国政治中心，主要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对外贸易)造就了城市繁荣．其经济职能更为明显。史载，王锷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时，“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珍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黄巢起义军人广州，有史载曾杀戮十万以上至二十万胡人，此数虽显夸大，但广州胡商云集确是事实。

　　扬州是唐后期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城市，主要是对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通商。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都是描述罗城(今扬州)中最繁华的一条长十里(一说为九里)的主要街道。此外，泉州、明州、登州与莱州等都因是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港口而先后兴盛，并成为重要的经济型城市。应该说，运河的开凿是沿线工商业城市兴起的契机，而海上贸易的发展则是这些港口城市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

　　3．承担对外贸易功能的内陆地区中心城市

　　自战国秦汉以来，幽州地区就以富庶而著称。它不仅是北边军防重镇，同时还是联结河北与长安、洛阳及中原王朝沟通北方蒙古草原和松辽流域等东北各民族及朝鲜半岛的转运枢纽要地，正所谓“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关、河自北，转输幽燕”。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中，记录了唐幽州城市内近30种商业和手工业行业名称，足以说明当时市场的繁荣。唐后期，渤海国使者频繁朝贡。动辄组成数百人的使团，商贸交易已成为主要目的。唐后期，东北地区的少数

　　民族及其政权，利用唐内缩有效辖区之机，更加频繁地开展对唐官私贸易，在东北、河北地区的活动空前活跃，而幽州正是他们与中原经济贸易交往的中心和枢纽地区。西州、沙州、凉州等都属于中西交通陆路要镇，因中西贸易的活跃而成就了城市的繁荣。唐代诗人张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描述的就是西州内外贸易繁盛的景象；“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是元稹感叹凉州盛唐时曾有过的繁华。

　　三、外贸市场的形成

　　蕃商(胡商)的活跃、陆路与海路贸易的共同发展，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特色。

　　外商运进中国行销的商品种类主要是珠宝、玉石、香料、稀有珍奇动物、药材、马匹以及土特产品，运出的主要是中国的丝绸。唐中期以后，瓷器逐渐成为对外出口的大宗，海运的发展也为运输瓷器这类质重易损的商品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有人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瓷器之路”。在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都出土了大量唐代和五代的瓷器。

　　这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总量的增长与市场的开拓，也表现为深层次的渗透。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日趋广泛，商业贸易需求推动着东西方以及亚洲大陆内部更为密切的交流。唐代把握住了商品经济的契机，对外贸易呈现出新的面貌

　　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

　　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竟达12万人以上，他们带着香料、药物和珠宝，换取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物。“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也是基于海运事业的发展。《新唐书·阎立德传》记载，唐贞观时阎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西山杂志》提到唐天宝中泉州所造海舶“舟之身长十八丈，面宽四丈二尺许，高四丈五尺，底宽二丈，作尖圆形。桅之高十丈有奇。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二至四万石之多。”

　　四、外商的涌入

　　城市工商业群体中，有相当数量的外商，是隋唐五代时期的重要特色。外商中，既有万里求宝鬻珠的行商，也有开店设铺的坐贾；既有在民间游走的私商，也有以朝贡名义开展变相经贸活动的官商。胡商、胡店、胡饼、胡姬等名称正是现实的反映。大城市有专门接待胡商的邸店和住坊，有单独为胡人居住的蕃坊。朝廷为规范胡商的经营，专门为胡商立法，在沿海重要港口城市设置市舶司，专门掌管对外贸易。各大都市，胡商人数虽无较确切数字，但数量是很可观的。唐上元元年(760年)，淮南节度使田神功借平刘展之乱．大掠扬州，“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广州因外贸发达，“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唐玄宗天宝时期，广州北面的西江，“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这些往来居住的外商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很大，几乎所有水陆交通发达的大

　　中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也可以说，凡是外商经常出入或聚集人数较多的城市，必是商业或转输贸易兴盛的城市。长安“市肆多贾客胡人”；饶州属中下等州，著籍户数不过数万，但因属于转输城市，“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唐德宗朝，当时有留居长安达40年之久的胡人(回鹘)，娶妻生子，置田举质，并一直享受外客待遇。

　　还有很多外商是以朝贡使团的名义从事商业活动的。唐太宗贞观时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参天可汗道”，“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俾通贡马，以貂皮充赋税”。唐朝对朝贡使团有很多优待政策和措施，如根据路程远近给付资粮，安排住宿，馈赠赠物(往往超过原进贡物品的价值)，允许人市交易。邀请参加皇帝举办的“宴集”。《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其中，东夷19个，南蛮55个，西戎75个，北狄40个。据今人统计，与唐发生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周边内附少数民族部众，与唐有藩属关系的国家和独立政权，甚至远在“绝域”的国家。很多内附民族和羁縻地区，它们和中央的关系是以朝贡的方式联系的。不在唐有效管辖区的国家和政权，他们所派出的数量不等的使团，除日本、新罗有遣唐使的称呼外，一般都称作朝贡使。据统计，南亚、中亚与西亚来唐使团共343次，每团少则数人，多者可达数百人。

　　五、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一)对外开放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

　　首先，国家必须走向统一。自东汉末年，中国曾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其间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并未挽回南北对峙的格局。589年，隋朝再次统一南北，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末虽然群雄并起．但李唐王朝逐一翦灭诸雄，历史再次回归到统一的轨道。“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分别是唐朝创业和鼎盛的代表时期，也是史家津津乐道的典型治世，“四海晏清”的统一局面，为唐朝带来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昌盛。也为唐朝走向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国家必须走向统一。唐朝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政治制度，中央机构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互相平行又互相制衡。中央事务则设有九寺，并由御史台负责监察内外官吏。全国地方设州置县，边远民族地区及新归附民族则因地制宜，以羁縻州县方式统之。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乡村实行乡里制，户籍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统一的国家和稳定的社会是对外开放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再者，国家要有富强的国力。唐朝对外以自己的实力，致力于疆土的开拓和边疆的巩固。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采取团结、德化、和亲、怀柔等政策，以朝贡的形式维持政治向心力和经济互通有无的关系，以和亲的方式缔结婚姻关系维护边疆的安定团结。对内则致力于国家建设，在“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期，全国户口大幅增长，垦田面积大量增加。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运河的

　　开凿和通航，使西北政治中心、东北军事重点防御区和南方经济富庶区联结起来，大大加强了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促进，这些都为开放的国策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得国人在面对外来文化和商品冲击时具有充分的自信心。

　　(二)拥有开放的观念和心态

　　唐太宗对华夷观念提出新的认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可以说，此前以华夏别蛮夷，唐太宗不隔华夷，前无古人。贵贱无别，爱之如一，这种“华夷一家”观念的雏形不仅是对前人的超越，也对后世的华夷观念和对应国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唐代，“万国”、“四海”、“华夷”、“蕃汉”、“胡汉”等名词使用的频率很高，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逐渐形成。在这样的观念下，开放成为一种全面的开放。①向外拓展的趋势——地域的开放：②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动态进展——种族的开放：③汲取与推广并行——文化的开放；④婚姻、家庭、女性、娱乐、休闲、节庆、时尚的调整与包容——社会观念和社会风俗的开放：⑤在科举制的导引下，建立了新的选拔人才的机制——社会阶层流动的开放，包括对域外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也具有开放性：⑥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开放。

　　(三)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保证

　　首先是设置专门的官署，以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为适应对外经济贸易由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的转移，从陆路丝绸之路向海上丝

　　绸之路的转移，唐朝除原有接待外来人士的鸿胪寺，还设立了管理边境贸易事务的互市监，中央和地方官府还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鼓励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并设立了管理沿海贸易的市舶司等机构，以适应海陆贸易的发展。

　　其次是对外籍商人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多种优待政策。①对外籍工商业者、艺人和宗教人士进出唐朝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对外籍商人在唐朝民间的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②在商品交易中实行开放式的货币政策，很多境外货币可以在唐朝流通：③尊重外籍商人的习俗和信仰，允许他们有固定的聚居区，设立本民族信仰的寺庙．拥有自己的墓地：④通过减免税收的政策鼓励外籍商人入唐长期从事经营，规定他们每年只须向唐政府缴纳5—10文丁税．甚至能享受免交丁税的待遇。不过，唐代开放与兴盛对今人最重要的启示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新华文摘》

　　作者：宁

　　欣

篇九：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唐代对外开放与经济繁荣

　　唐代对外开放是促成其盛世形成的主要因素，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有唐一代，“盛唐气象”的恢弘、博大与开放，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象征。

　　一、对外商贸通道的贯通

　　唐朝时，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商品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对外贸易亦随着国力的强大而扩展到更广阔的国家和地区。而开展对外贸易必须首先扩展对外交通，这是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唐朝在扩展对外交通方面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在这方面，史书多有记载。如唐德宗时宰相贾耽撰写的《皇华四达记》就曾记述说：当时，通往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的主要有七条交通干道：一曰营州人安东之道，二曰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人回鹘道(参天可汗道)，五曰安西人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此外，还记有从长安分别通往南诏的南诏道和通往吐蕃的吐蕃道。上述道路，西向可通往西域，穿越帕米尔高原和天山的各个山口，到达中亚、南亚与西亚，甚或远至欧洲，即著名的陆路“丝绸之路”。

　　在扩展对外交通干道的同时，唐朝还在沿途遍设驿所。据《唐六

　　典》载，当时天下共设驿1639所，其中，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此外，“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俗谓之驿驴。往来甚速．有同驿骑”。这些可与周边民族及远域实现交通的干道，不仅有利于政治外交往来与军事调兵运输，而且还便利了经济贸易交流和商旅通行。

　　二、外向型城市的发展

　　1．两京为中心的国际性大都市

　　京都一般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中心都会。唐朝长安和洛阳市区所占空间虽然有限，但它们所起到的商品流通中心枢纽、内外销商品集散地、覆盖较大区域性市场及辐射全国乃至周边和更大范围内具有国际性意义的市场、沟通及导向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激活长安城商品经济等作用，并非是有限的空间和固定的时间所能包容和束缚的。据《新唐书．地理志》载，长安向各地辐射的陆路主要有十四条，水路交通则可借环绕城周的水系与渠道，沟通包括四川、华北、江南、湖南、闽、广等在内的广大区域。因此，处于政治中心位置的长安网联、沟通的是具有全国意义和对外贸易的大市场。

　　2．沿海港口城市

　　广州自西汉以来就是中国对外商贸往来的重要港口城市，至唐代时又发展成为岭南节度使治所。由于岭南本身的经济发展，水运交通的发达，尤其是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包括珠江在内的五大水系及其支流，以广州为中心枢纽的对外贸易更为活跃。“地当要会，俗号殷繁”

　　的广州虽然也属于政治与经济中心合一的城市，但因远离全国政治中心，主要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对外贸易)造就了城市繁荣．其经济职能更为明显。史载，王锷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时，“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珍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黄巢起义军人广州，有史载曾杀戮十万以上至二十万胡人，此数虽显夸大，但广州胡商云集确是事实。

　　扬州是唐后期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城市，主要是对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通商。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都是描述罗城(今扬州)中最繁华的一条长十里(一说为九里)的主要街道。此外，泉州、明州、登州与莱州等都因是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港口而先后兴盛，并成为重要的经济型城市。应该说，运河的开凿是沿线工商业城市兴起的契机，而海上贸易的发展则是这些港口城市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

　　3．承担对外贸易功能的内陆地区中心城市

　　自战国秦汉以来，幽州地区就以富庶而著称。它不仅是北边军防重镇，同时还是联结河北与长安、洛阳及中原王朝沟通北方蒙古草原和松辽流域等东北各民族及朝鲜半岛的转运枢纽要地，正所谓“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关、河自北，转输幽燕”。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中，记录了唐幽州城市内近30种商业和手工业行业名称，足以说明当时市场的繁荣。唐后期，渤海国使者频繁朝贡。动辄组成数百人的使团，商贸交易已成为主要目的。唐后期，东北地区的少数

　　民族及其政权，利用唐内缩有效辖区之机，更加频繁地开展对唐官私贸易，在东北、河北地区的活动空前活跃，而幽州正是他们与中原经济贸易交往的中心和枢纽地区。西州、沙州、凉州等都属于中西交通陆路要镇，因中西贸易的活跃而成就了城市的繁荣。唐代诗人张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描述的就是西州内外贸易繁盛的景象；“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是元稹感叹凉州盛唐时曾有过的繁华。

　　三、外贸市场的形成

　　蕃商(胡商)的活跃、陆路与海路贸易的共同发展，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特色。

　　外商运进中国行销的商品种类主要是珠宝、玉石、香料、稀有珍奇动物、药材、马匹以及土特产品，运出的主要是中国的丝绸。唐中期以后，瓷器逐渐成为对外出口的大宗，海运的发展也为运输瓷器这类质重易损的商品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有人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瓷器之路”。在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都出土了大量唐代和五代的瓷器。

　　这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总量的增长与市场的开拓，也表现为深层次的渗透。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日趋广泛，商业贸易需求推动着东西方以及亚洲大陆内部更为密切的交流。唐代把握住了商品经济的契机，对外贸易呈现出新的面貌

　　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

　　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竟达12万人以上，他们带着香料、药物和珠宝，换取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物。“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也是基于海运事业的发展。《新唐书·阎立德传》记载，唐贞观时阎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西山杂志》提到唐天宝中泉州所造海舶“舟之身长十八丈，面宽四丈二尺许，高四丈五尺，底宽二丈，作尖圆形。桅之高十丈有奇。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二至四万石之多。”

　　四、外商的涌入

　　城市工商业群体中，有相当数量的外商，是隋唐五代时期的重要特色。外商中，既有万里求宝鬻珠的行商，也有开店设铺的坐贾；既有在民间游走的私商，也有以朝贡名义开展变相经贸活动的官商。胡商、胡店、胡饼、胡姬等名称正是现实的反映。大城市有专门接待胡商的邸店和住坊，有单独为胡人居住的蕃坊。朝廷为规范胡商的经营，专门为胡商立法，在沿海重要港口城市设置市舶司，专门掌管对外贸易。各大都市，胡商人数虽无较确切数字，但数量是很可观的。唐上元元年(760年)，淮南节度使田神功借平刘展之乱．大掠扬州，“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广州因外贸发达，“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唐玄宗天宝时期，广州北面的西江，“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这些往来居住的外商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很大，几乎所有水陆交通发达的大

　　中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也可以说，凡是外商经常出入或聚集人数较多的城市，必是商业或转输贸易兴盛的城市。长安“市肆多贾客胡人”；饶州属中下等州，著籍户数不过数万，但因属于转输城市，“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唐德宗朝，当时有留居长安达40年之久的胡人(回鹘)，娶妻生子，置田举质，并一直享受外客待遇。

　　还有很多外商是以朝贡使团的名义从事商业活动的。唐太宗贞观时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参天可汗道”，“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俾通贡马，以貂皮充赋税”。唐朝对朝贡使团有很多优待政策和措施，如根据路程远近给付资粮，安排住宿，馈赠赠物(往往超过原进贡物品的价值)，允许人市交易。邀请参加皇帝举办的“宴集”。《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其中，东夷19个，南蛮55个，西戎75个，北狄40个。据今人统计，与唐发生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周边内附少数民族部众，与唐有藩属关系的国家和独立政权，甚至远在“绝域”的国家。很多内附民族和羁縻地区，它们和中央的关系是以朝贡的方式联系的。不在唐有效管辖区的国家和政权，他们所派出的数量不等的使团，除日本、新罗有遣唐使的称呼外，一般都称作朝贡使。据统计，南亚、中亚与西亚来唐使团共343次，每团少则数人，多者可达数百人。

　　五、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一)对外开放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

　　首先，国家必须走向统一。自东汉末年，中国曾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其间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并未挽回南北对峙的格局。589年，隋朝再次统一南北，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末虽然群雄并起．但李唐王朝逐一翦灭诸雄，历史再次回归到统一的轨道。“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分别是唐朝创业和鼎盛的代表时期，也是史家津津乐道的典型治世，“四海晏清”的统一局面，为唐朝带来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昌盛。也为唐朝走向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国家必须走向统一。唐朝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政治制度，中央机构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互相平行又互相制衡。中央事务则设有九寺，并由御史台负责监察内外官吏。全国地方设州置县，边远民族地区及新归附民族则因地制宜，以羁縻州县方式统之。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乡村实行乡里制，户籍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统一的国家和稳定的社会是对外开放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再者，国家要有富强的国力。唐朝对外以自己的实力，致力于疆土的开拓和边疆的巩固。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采取团结、德化、和亲、怀柔等政策，以朝贡的形式维持政治向心力和经济互通有无的关系，以和亲的方式缔结婚姻关系维护边疆的安定团结。对内则致力于国家建设，在“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期，全国户口大幅增长，垦田面积大量增加。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运河的

　　开凿和通航，使西北政治中心、东北军事重点防御区和南方经济富庶区联结起来，大大加强了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促进，这些都为开放的国策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得国人在面对外来文化和商品冲击时具有充分的自信心。

　　(二)拥有开放的观念和心态

　　唐太宗对华夷观念提出新的认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可以说，此前以华夏别蛮夷，唐太宗不隔华夷，前无古人。贵贱无别，爱之如一，这种“华夷一家”观念的雏形不仅是对前人的超越，也对后世的华夷观念和对应国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唐代，“万国”、“四海”、“华夷”、“蕃汉”、“胡汉”等名词使用的频率很高，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逐渐形成。在这样的观念下，开放成为一种全面的开放。①向外拓展的趋势——地域的开放：②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动态进展——种族的开放：③汲取与推广并行——文化的开放；④婚姻、家庭、女性、娱乐、休闲、节庆、时尚的调整与包容——社会观念和社会风俗的开放：⑤在科举制的导引下，建立了新的选拔人才的机制——社会阶层流动的开放，包括对域外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也具有开放性：⑥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开放。

　　(三)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保证

　　首先是设置专门的官署，以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为适应对外经济贸易由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的转移，从陆路丝绸之路向海上丝

　　绸之路的转移，唐朝除原有接待外来人士的鸿胪寺，还设立了管理边境贸易事务的互市监，中央和地方官府还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鼓励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并设立了管理沿海贸易的市舶司等机构，以适应海陆贸易的发展。

　　其次是对外籍商人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多种优待政策。①对外籍工商业者、艺人和宗教人士进出唐朝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对外籍商人在唐朝民间的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②在商品交易中实行开放式的货币政策，很多境外货币可以在唐朝流通：③尊重外籍商人的习俗和信仰，允许他们有固定的聚居区，设立本民族信仰的寺庙．拥有自己的墓地：④通过减免税收的政策鼓励外籍商人入唐长期从事经营，规定他们每年只须向唐政府缴纳5—10文丁税．甚至能享受免交丁税的待遇。不过，唐代开放与兴盛对今人最重要的启示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新华文摘》

　　作者：宁

　　欣

篇十：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唐代对外开放与经济繁荣

　　唐代对外开放是促成其盛世形成的主要因素，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有唐一代，“盛唐气象”的恢弘、博大与开放，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象征。

　　一、对外商贸通道的贯通

　　唐朝时，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商品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对外贸易亦随着国力的强大而扩展到更广阔的国家和地区。而开展对外贸易必须首先扩展对外交通，这是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唐朝在扩展对外交通方面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在这方面，史书多有记载。如唐德宗时宰相贾耽撰写的《皇华四达记》就曾记述说：当时，通往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的主要有七条交通干道：一曰营州人安东之道，二曰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人回鹘道(参天可汗道)，五曰安西人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此外，还记有从长安分别通往南诏的南诏道和通往吐蕃的吐蕃道。上述道路，西向可通往西域，穿越帕米尔高原和天山的各个山口，到达中亚、南亚与西亚，甚或远至欧洲，即著名的陆路“丝绸之路”。

　　在扩展对外交通干道的同时，唐朝还在沿途遍设驿所。据《唐六

　　典》载，当时天下共设驿1639所，其中，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此外，“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俗谓之驿驴。往来甚速．有同驿骑”。这些可与周边民族及远域实现交通的干道，不仅有利于政治外交往来与军事调兵运输，而且还便利了经济贸易交流和商旅通行。

　　二、外向型城市的发展

　　1．两京为中心的国际性大都市

　　京都一般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中心都会。唐朝长安和洛阳市区所占空间虽然有限，但它们所起到的商品流通中心枢纽、内外销商品集散地、覆盖较大区域性市场及辐射全国乃至周边和更大范围内具有国际性意义的市场、沟通及导向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激活长安城商品经济等作用，并非是有限的空间和固定的时间所能包容和束缚的。据《新唐书．地理志》载，长安向各地辐射的陆路主要有十四条，水路交通则可借环绕城周的水系与渠道，沟通包括四川、华北、江南、湖南、闽、广等在内的广大区域。因此，处于政治中心位置的长安网联、沟通的是具有全国意义和对外贸易的大市场。

　　2．沿海港口城市

　　广州自西汉以来就是中国对外商贸往来的重要港口城市，至唐代时又发展成为岭南节度使治所。由于岭南本身的经济发展，水运交通的发达，尤其是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包括珠江在内的五大水系及其支流，以广州为中心枢纽的对外贸易更为活跃。“地当要会，俗号殷繁”

　　的广州虽然也属于政治与经济中心合一的城市，但因远离全国政治中心，主要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对外贸易)造就了城市繁荣．其经济职能更为明显。史载，王锷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时，“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珍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黄巢起义军人广州，有史载曾杀戮十万以上至二十万胡人，此数虽显夸大，但广州胡商云集确是事实。

　　扬州是唐后期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城市，主要是对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通商。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都是描述罗城(今扬州)中最繁华的一条长十里(一说为九里)的主要街道。此外，泉州、明州、登州与莱州等都因是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港口而先后兴盛，并成为重要的经济型城市。应该说，运河的开凿是沿线工商业城市兴起的契机，而海上贸易的发展则是这些港口城市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

　　3．承担对外贸易功能的内陆地区中心城市

　　自战国秦汉以来，幽州地区就以富庶而著称。它不仅是北边军防重镇，同时还是联结河北与长安、洛阳及中原王朝沟通北方蒙古草原和松辽流域等东北各民族及朝鲜半岛的转运枢纽要地，正所谓“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关、河自北，转输幽燕”。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中，记录了唐幽州城市内近30种商业和手工业行业名称，足以说明当时市场的繁荣。唐后期，渤海国使者频繁朝贡。动辄组成数百人的使团，商贸交易已成为主要目的。唐后期，东北地区的少数

　　民族及其政权，利用唐内缩有效辖区之机，更加频繁地开展对唐官私贸易，在东北、河北地区的活动空前活跃，而幽州正是他们与中原经济贸易交往的中心和枢纽地区。西州、沙州、凉州等都属于中西交通陆路要镇，因中西贸易的活跃而成就了城市的繁荣。唐代诗人张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描述的就是西州内外贸易繁盛的景象；“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是元稹感叹凉州盛唐时曾有过的繁华。

　　三、外贸市场的形成

　　蕃商(胡商)的活跃、陆路与海路贸易的共同发展，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特色。

　　外商运进中国行销的商品种类主要是珠宝、玉石、香料、稀有珍奇动物、药材、马匹以及土特产品，运出的主要是中国的丝绸。唐中期以后，瓷器逐渐成为对外出口的大宗，海运的发展也为运输瓷器这类质重易损的商品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有人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瓷器之路”。在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都出土了大量唐代和五代的瓷器。

　　这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总量的增长与市场的开拓，也表现为深层次的渗透。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日趋广泛，商业贸易需求推动着东西方以及亚洲大陆内部更为密切的交流。唐代把握住了商品经济的契机，对外贸易呈现出新的面貌

　　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

　　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竟达12万人以上，他们带着香料、药物和珠宝，换取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物。“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也是基于海运事业的发展。《新唐书·阎立德传》记载，唐贞观时阎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西山杂志》提到唐天宝中泉州所造海舶“舟之身长十八丈，面宽四丈二尺许，高四丈五尺，底宽二丈，作尖圆形。桅之高十丈有奇。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二至四万石之多。”

　　四、外商的涌入

　　城市工商业群体中，有相当数量的外商，是隋唐五代时期的重要特色。外商中，既有万里求宝鬻珠的行商，也有开店设铺的坐贾；既有在民间游走的私商，也有以朝贡名义开展变相经贸活动的官商。胡商、胡店、胡饼、胡姬等名称正是现实的反映。大城市有专门接待胡商的邸店和住坊，有单独为胡人居住的蕃坊。朝廷为规范胡商的经营，专门为胡商立法，在沿海重要港口城市设置市舶司，专门掌管对外贸易。各大都市，胡商人数虽无较确切数字，但数量是很可观的。唐上元元年(760年)，淮南节度使田神功借平刘展之乱．大掠扬州，“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广州因外贸发达，“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唐玄宗天宝时期，广州北面的西江，“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这些往来居住的外商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很大，几乎所有水陆交通发达的大

　　中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也可以说，凡是外商经常出入或聚集人数较多的城市，必是商业或转输贸易兴盛的城市。长安“市肆多贾客胡人”；饶州属中下等州，著籍户数不过数万，但因属于转输城市，“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唐德宗朝，当时有留居长安达40年之久的胡人(回鹘)，娶妻生子，置田举质，并一直享受外客待遇。

　　还有很多外商是以朝贡使团的名义从事商业活动的。唐太宗贞观时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参天可汗道”，“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俾通贡马，以貂皮充赋税”。唐朝对朝贡使团有很多优待政策和措施，如根据路程远近给付资粮，安排住宿，馈赠赠物(往往超过原进贡物品的价值)，允许人市交易。邀请参加皇帝举办的“宴集”。《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其中，东夷19个，南蛮55个，西戎75个，北狄40个。据今人统计，与唐发生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周边内附少数民族部众，与唐有藩属关系的国家和独立政权，甚至远在“绝域”的国家。很多内附民族和羁縻地区，它们和中央的关系是以朝贡的方式联系的。不在唐有效管辖区的国家和政权，他们所派出的数量不等的使团，除日本、新罗有遣唐使的称呼外，一般都称作朝贡使。据统计，南亚、中亚与西亚来唐使团共343次，每团少则数人，多者可达数百人。

　　五、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一)对外开放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

　　首先，国家必须走向统一。自东汉末年，中国曾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其间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并未挽回南北对峙的格局。589年，隋朝再次统一南北，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末虽然群雄并起．但李唐王朝逐一翦灭诸雄，历史再次回归到统一的轨道。“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分别是唐朝创业和鼎盛的代表时期，也是史家津津乐道的典型治世，“四海晏清”的统一局面，为唐朝带来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昌盛。也为唐朝走向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国家必须走向统一。唐朝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政治制度，中央机构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互相平行又互相制衡。中央事务则设有九寺，并由御史台负责监察内外官吏。全国地方设州置县，边远民族地区及新归附民族则因地制宜，以羁縻州县方式统之。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乡村实行乡里制，户籍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统一的国家和稳定的社会是对外开放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再者，国家要有富强的国力。唐朝对外以自己的实力，致力于疆土的开拓和边疆的巩固。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采取团结、德化、和亲、怀柔等政策，以朝贡的形式维持政治向心力和经济互通有无的关系，以和亲的方式缔结婚姻关系维护边疆的安定团结。对内则致力于国家建设，在“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期，全国户口大幅增长，垦田面积大量增加。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运河的

　　开凿和通航，使西北政治中心、东北军事重点防御区和南方经济富庶区联结起来，大大加强了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促进，这些都为开放的国策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得国人在面对外来文化和商品冲击时具有充分的自信心。

　　(二)拥有开放的观念和心态

　　唐太宗对华夷观念提出新的认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可以说，此前以华夏别蛮夷，唐太宗不隔华夷，前无古人。贵贱无别，爱之如一，这种“华夷一家”观念的雏形不仅是对前人的超越，也对后世的华夷观念和对应国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唐代，“万国”、“四海”、“华夷”、“蕃汉”、“胡汉”等名词使用的频率很高，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逐渐形成。在这样的观念下，开放成为一种全面的开放。①向外拓展的趋势——地域的开放：②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动态进展——种族的开放：③汲取与推广并行——文化的开放；④婚姻、家庭、女性、娱乐、休闲、节庆、时尚的调整与包容——社会观念和社会风俗的开放：⑤在科举制的导引下，建立了新的选拔人才的机制——社会阶层流动的开放，包括对域外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也具有开放性：⑥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开放。

　　(三)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保证

　　首先是设置专门的官署，以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为适应对外经济贸易由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的转移，从陆路丝绸之路向海上丝

　　绸之路的转移，唐朝除原有接待外来人士的鸿胪寺，还设立了管理边境贸易事务的互市监，中央和地方官府还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鼓励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并设立了管理沿海贸易的市舶司等机构，以适应海陆贸易的发展。

　　其次是对外籍商人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多种优待政策。①对外籍工商业者、艺人和宗教人士进出唐朝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对外籍商人在唐朝民间的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②在商品交易中实行开放式的货币政策，很多境外货币可以在唐朝流通：③尊重外籍商人的习俗和信仰，允许他们有固定的聚居区，设立本民族信仰的寺庙．拥有自己的墓地：④通过减免税收的政策鼓励外籍商人入唐长期从事经营，规定他们每年只须向唐政府缴纳5—10文丁税．甚至能享受免交丁税的待遇。不过，唐代开放与兴盛对今人最重要的启示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新华文摘》

　　作者：宁

　　欣

篇十一：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唐朝与阿拉伯帝国之战

　　阿拉伯帝国为了巩固自己在中亚的地位，为了开辟通往欧洲的战场，早在公元634年左右，就开始了对波斯的征服。并逐渐将战线推到了唐朝西部的边境。

　　由萨珊王朝统治的波斯，曾经拥有包括今天伊朗，伊拉克在内的广大领土。公元629年之前，因突厥汗国的崛起，经常受到侵扰。唐太宗贞观三年，唐廷乘东突厥频年灾荒，派兵一举将其剿灭，解除了波斯的东部边患。但随后不久，波斯又受到穆斯林的军队的进攻，无奈之下，只得派人入贡唐朝，求唐保护。虽然此时唐朝还算是国势昌盛，但波斯远在中亚，鞭长莫及。唐朝更不愿为此卷入同阿拉伯帝国的战争中，只好对波斯的请求敷衍了事。不久，波斯被穆斯林的军队彻底战败，国王叶兹德吉尔德三世逃亡到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里，并在那里遭到杀害。王子卑路斯接替王位，继续同阿拉伯帝国抗争，并再次向唐廷乞援。适值高宗遣使臣赴西域分置州县，就以疾陵（今伊朗溪斯坦省俾路支）为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为都督，卑路斯遣子泥捏师入侍唐廷。其实，这个波斯都督府形同虚设，最终波斯还是被阿拉伯帝国所灭，卑路斯死。唐廷或许考虑到波斯的丧失会使自己在中亚各附属国的威信受到损失，遂于调露元年（679年），以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领兵护送波斯国王子泥捏师前往波斯建国。必定是路途遥远，裴行俭并不愿去，更不想当什么安抚大食使，于是将波斯王子护送至安西一带即行返回。泥捏师又于景龙元年（707年）无奈的返回唐朝被授予左威卫将军，这也意味着萨珊王朝的彻底终结。

　　公元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将其军事控制区域，由比利牛斯山脉延伸至臣服于唐朝的诸多藩属国境内，并图谋取代唐在中亚的霸主地位。尽管如此，阿拉伯帝国并非想同唐朝兵戎相见，于是，在对中亚各小国施加军事压力，甚至干涉其内政的同时，又向唐朝政府遣使朝贡，以示友好。公元715年，拔汗那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东南）内部发生政变，阿拉伯帝国派兵进行干涉，并私立了阿了达为国王。拔汗那国王帅兵抵抗，终因势力单薄而被击败，后前往唐朝设立的安西都护府求救。安西将领张孝嵩认为：“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统帅唐兵一万余人，由龟兹（今新疆库车）向西长驱而进，击溃敌军，推翻了拔汗那国傀儡政权，伪国王阿了达逃跑。事后，张孝嵩又檄文中亚各国，要以此为鉴，忠心侍奉唐朝。

　　这一事件的确巩固了唐朝在中亚的霸主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做出反应的是唐朝守边将士而不是政府，交战的对象是拔汗那国傀儡政权而不是阿拉伯帝国。

　　正因如此，我们在后面更能清楚地看到唐朝政府对阿拉伯帝国在中亚渗透一事的态度。如自公元719年至741年，也就是自拔汗那事件之后至后来的怛逻斯之战打响之前，中亚的安，俱密，康，吐火罗，石等国，因难以承受来自阿拉伯帝国强大军事的威胁及课税，纷纷请求唐朝政府做出反应。但得到的却是唐朝皇帝的几句安慰话，令各藩属国大失所望。唐朝政府的迁就，更增加了阿拉伯帝国称霸中亚的信心。这些唐的藩属国愈来愈强烈的感受到来自大食的压力，稍有不恭，便会招致刀兵之灾。唐朝名义上虽是他们的宗主国，却无法对这些国家尽保护义务，但仍强令他们称臣纳贡。这就使得这些藩属国很是为难，既不能不向唐朝称臣纳贡，又不可不向大食国交纳课税。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各小国自然是最苦恼的，但还要小心行事，惹出乱子，只能自己吃亏，更可能国破家亡。有的藩属国见唐朝已无力维持他在中亚的霸主地位，认为他既不能保护自己，又何必再向他称臣纳贡，便想脱离他而直接臣服于阿拉伯帝国，如当时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就是其中之一。石国逐渐对唐“无藩臣礼”，然而，他并没有想到，唐朝虽然无力帮助他讨伐阿拉伯帝国，但是要惩罚他这个“无藩臣礼”的小国，却绰绰有余。

　　公元751年，安西都护府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奉命率兵讨伐石国。石国国王那俱车鼻施未能料到，唐朝为了礼仪问题竟对自己兴师动众，自知不可能以武力与之抗衡，便早早提出情愿投降，讲和。高仙芝已率兵至此，当然不会轻易罢手，见石国未加防备，遂率军趁势袭击，将石国国王，王后以及壮丁全部俘虏，并将老弱病残者杀死无数。撤兵时，高仙芝还掠走大量金银珠宝，名马无数，尽归其所有。石国国王那俱车鼻施被高仙芝押送至京师，不久即被斩首。在高仙芝掠杀石国之时，该国一名王子趁乱逃出，前往阿拉伯帝国及邻国高发安息节度使高仙芝“欺诱贪幕之状”，各国得知后对唐朝更加不满，于是协商联合穆斯林军队进攻安西四镇。高仙芝闻讯，便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统帅番汉三万兵马向穆斯林军队发动突袭。唐军深入七百余里，至怛逻斯城（进哈萨克斯坦东南江布尔城），同穆斯林军队统帅阿波西林所率的联军相遇。双方交战五日，随同前来助战的葛逻禄部众背叛了高仙芝，与穆斯林军队联手夹攻唐军，致使唐军失败。当夜，双方各自收兵，此时，唐军战死或被俘者已有二万余人，所剩不过数千。随军将领李嗣业见胜败已定，对高仙芝说：“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今大食战胜必乘胜而并力事汉，若全军没，嗣业与将军俱为所俘，则何以人归报主？不如驰守白石岭，早图奔逸之计。”高仙芝见事已至此，也只好答应，遂率残兵败将撤

　　回安西。

　　此次怛逻斯之战，虽然安西四镇没有落入穆斯林军队之手，但唐朝这个宗主国在中亚诸国中的地位已是威信扫地。两个国家的首次军事对抗则以唐军战败而告终。尽管这次交战的起因是唐朝将领行为不检而激怒中亚各国所致，但这又是两大帝国之间的政治发展所不能避免的。事后，唐朝政府并未做出任何军事上的反应，而穆斯林军队也未趁势进攻唐朝西部的边陲安西四镇。相反，阿拉伯帝国执政的阿巴斯王朝在第二年便派遣使节来华朝贡，唐朝政府更是捐弃前嫌，封来使为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并欢送其回国。这些令人费解的举动表明，怛逻斯之战不仅没有使两国冲突升级，相反彼此间在中亚的接触更加谨慎，任何一方都唯恐打乱这一平衡。当然，在这之后阿拉伯帝国也取代唐朝而成为中亚的新霸主。

　　怛逻斯之战仅过五年，唐朝便爆发了“安史之乱”。

篇十二：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大唐帝国与阿拔斯王朝在中亚的对决

　　塔拉斯河（TalasRiver）位于今天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界地带，它在哈萨克境内自北向南流，至吉尔吉斯坦境内自西向东流。在塔拉斯河河谷中游左岸的平原地带，坐落着一座以其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城——塔拉兹城（唐朝文书翻译为「怛罗斯城」），其距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首府塔拉兹市西约18公里。

　　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这里发生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战争，交战一方为镇守西域的大唐名将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另一方是将领齐亚德统帅的大食军队，史称「怛罗斯之战」。

　　一、「遏制」与「扩张」的角逐

　　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公元前119—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之时，曾派副使分别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开展外交活动，使中国对尚未到达的阿拉伯地区有了初步了解。

　　《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关「条枝」的记载，当属中国有关阿拉伯地区最早的记述。在经过王莽新政时期，双方关系的短暂断绝后，东汉又恢复了与条枝等阿拉伯国家的联系。

　　自唐永徽二年（651年）大食正式向唐派遣使节开始，贸易与朝贡一直是两大帝国交往的主线。发生于天宝十年（751年）的怛罗斯之战，似乎是两大帝国之间长期和平交往中的一次偶然的、不和谐的摩擦。

　　据《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正史记载，怛罗斯之战源于十姓诸胡的「石国」因「无藩臣礼」，唐将高仙芝遂对石国以武力征服，激起西域诸国的不满，石国「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致使「仙芝大败，士卒死亡殆尽」。但当将这次历史事件放入特定的历史背景去考察的话，会发现其是日益崛起的大食在向中亚扩张过程中，与唐王朝之间利益碰撞的直接后果。

　　有学者认为，「怛罗斯之战正是唐朝遏制大食政策与大食河外扩张政策之间不可调和矛盾的总爆发」。

　　（一）唐朝对中亚的统治

　　唐初对中亚粟特地区的控制是在对突厥汗国的战争中逐步实现的。自6世纪中叶至7世纪40年代，西突厥陆续征服了天山南北诸国，其鼎盛时期的疆域，东以金山（今阿尔泰山）与东突厥为界，西南抵末禄河（今阿富汗穆尔加布河）上游与波斯为界，西北面沿里海北岸到伏尔加河流域，西面以里海东岸为界，南至印度河上游喀布尔河流域，北面沿巴尔喀什湖北岸一线一直延伸向咸海以北。

　　东突厥在征服契丹、室韦等族之后，疆域东至大兴安岭以东，西抵金山，占据蒙古草原大部分地区。

　　在唐王朝扫平割据势力、统一中原地区之后，立即将矛头指向北部的突厥汗国。629年，唐太宗趁突厥内部分裂，派兵攻打并灭亡东突厥，将其部众南迁。随后唐军兵锋指向西突厥控制下的西域地区，657年，唐灭西突厥汗国。在此之后，唐朝又分4次，逐步在西突厥故地通过设置羁縻都督府、州的方式，确立起对西域的统治秩序，原属汗国的中亚诸胡转而臣服唐朝，大多数中亚地区都被纳入唐王朝的版图。

　　总体来说，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大致可以分为3个层次。

　　第1层是以伊、西、庭三州为核心的州县统治区，这里是唐朝统治最为严密的地区，第2层是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的羁縻统治区，在此区域，唐朝广泛设立羁縻府州，驻有重兵，成为其控制西域的武力后盾；

　　第3层是唐在西域各地的属国。这些属国名义上是唐朝的羁縻府州，但唐在此不设汉将镇守，也对这些地方没有直接的保护责任，它们与唐王朝保持属国性质的朝贡、册封关系。

　　由此可见，唐朝在上述三个地区的管理模式分为「统治—控制—影响」三个层次。由伊、西、庭州向西，唐朝的影响力是逐渐递减的。唐朝与阿拔斯王朝的怛罗斯之战，是因唐朝属国石国而起，战场也在属国地区，而这里正是唐朝在西域势力最为薄弱的地区。

　　（二）大食在中亚的扩张

　　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势力得到迅速扩张。波斯作为大食帝国和大唐帝国之间的屏障，前者以此为突破向中亚纵深扩张，后者以此为据点捍卫其在中亚的权益。651年萨珊王朝灭亡后，两大帝国进入了疆域上的直接接触阶段。

　　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50年），大食延续了对外扩张的势头。663—671年阿拉伯人征服呼罗珊（今伊朗高原东北部）之后，将中亚划入伊拉克省区，设立呼罗珊总督进行管理。673年，阿拉伯人以此为据点，派兵越过阿姆河，在30年的时间里，3次进攻河中地区，将势力进一步扩张到布哈拉地区。

　　705年，阿拉伯统帅屈底波被哈里发瓦利德任命为呼罗珊总督，其以末?（今位于土库曼斯坦的巴伊拉姆阿里城附近）为首府，连年出兵，拉开了阿拉伯人征服中亚的新阶段。

　　至715年，屈底波先后攻占塔什干、费尔干纳、布哈拉、撒马尔罕、花拉子模等地，已基本完成了对河中地区的征服。随后屈底波开始着手建立对中亚的直接统治。

　　其一，与当地首领签订合约，规定每年需要缴纳给阿拉伯帝国的赋税，以及需要承担的劳役兵役；

　　其二，将出征的部分军队长期驻扎在新征服地，作为机动部队应对当地的反抗。并积极鼓励阿拉伯人移居中亚，与当地人混居、通婚；

　　其三，以武力为后盾，借当地贵族地主之手实施统治。737年，大食军队在朱尔占战役中歼灭突骑施军。随后大食铁蹄纵横中亚，740年前后，中亚昭武九姓诸国实际上已经被大食所征服。

　　大食在中亚的势力扩张和统治策略，直接导致其与大唐帝国的接触。阿拔斯王朝（750—1256年）建立的第2年，即751年就爆发了怛逻斯之战。它是唐朝和大食两大势力在中亚角逐、两大帝国在中亚地区势力消长的必然反映。

　　二、怛罗斯之战的始末

　　（一）战事前奏

　　大食崛起之后，为了谋求大唐帝国对西域属国的统治权，遂与吐蕃联合排挤唐朝的势力。8世纪初，唐朝与大食之间发生了两次间接的军事冲突，成为了怛罗斯之战的前奏。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715年，是涉及拔汗那王位的问题。战争由大食和吐蕃挑起，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战争，而是利用傀儡政权进攻拔汗那。张孝嵩率军攻陷阿了达傀儡政权，一路向西，攻克

　　百座城池，中亚粟特康国、石国等遣使归顺。第二次冲突发生在717年，是有关保卫安西四镇的战事。

　　大食和吐蕃联合兴兵，欲夺取唐朝在西域的安西四镇。唐安西都护发三姓葛逻禄兵，击溃了突骑施、大食和吐蕃兵。

　　由此可见，以上两次冲突都由大食挑起，但在具体的战事中，两大帝国并未兵戎相见，之后也并未即刻引发大规模战争。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中亚粟特地区的权益上，大食与大唐已是水火不容，两次间接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已成为怛逻斯之战的预演。

　　（二）石国危机

　　怛罗斯之战因石国而起。石国是中亚的一个小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658年，唐朝以石国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为都督，石国成为唐朝的属国，一直与唐保持良好的关系。

　　713年，唐封其君为石国王。740年，石国因帮助唐讨伐突骑施苏禄可汗有功，唐又册封其君为顺义王。742年，唐册封石国王子为怀化王，并赐铁券。但其后双方关系发生了转折。

　　750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以石国无蕃臣礼为由，率兵讨伐。石国王自知不敌，请求投降，并得到了同意。但随后高仙芝却趁石国放松警惕之际，率军偷袭，俘虏石国王，斩于阙下，并屠杀老弱，掠走青壮年，抢劫大批名马宝玉。这使得高仙芝在西域的信誉大打折扣，唐军的名声也一度降至谷底。

　　石国王子逃到中亚诸国，告仙芝欺诱贪暴的罪状，诸国大怒，潜引大食欲共同攻克四镇。石国王子向阿拔斯主帅艾布·穆斯林请兵，要求助其复仇。白寿彝先生指出：「怛罗斯战役之所以发动，是由于高仙芝于唐在西域势力之渐趋实质上的衰落中，未能认清其处境，而对于一个不恭的胡国，超过适当的限度，采取了过分的行动之故。」在这种情况下，怛罗斯之战一触即发。

　　（三）战场交锋

　　有关战争过程，《资治通鉴》记载如下，「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怛逻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逻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

　　（四）仙芝溃败

　　怛罗斯之战的结果，是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大败。一直在侧翼为唐军掠阵的葛逻禄部的背叛，使得高仙芝腹背受敌，犯了军事上的致命伤。在面对齐亚德率领的数万救援部队时，拔汗那骑兵部队的奔逃，不仅造成道路堵塞，更是影响了军心。

　　除了反叛的葛逻禄部众3000余人、数千战死在沙场的士兵、1万多攻城部队成为俘虏，只剩约4000唐军成功撤离，返回安西。高仙芝被朝廷调回京城，授开府仪同三司，任右羽林大将军。封常清被推荐为「安西副大都护」，在其治理下，安西都护府迅速恢复了巅峰实力。

　　怛罗斯战役之后，中亚的昭武九姓与唐的关系大致分为3类：

　　第一类是拔汗那，大唐的忠实拥护者，安史之乱中还曾派兵参与平叛的战争；

　　第二类石国、曹国、安国等，虽然战争由其挑起，但在战后并没有完全投靠大食，依然选择亲近唐朝；

　　第三类是葛逻禄，因战时背叛唐军，其在战后一方面接受大食的赏赐，另一方便并没有和大唐切断交流，752年曾两次向大唐遣使进贡。

　　在大食与大唐中间寻求平衡点的葛逻禄，于9世纪成为中亚第一强国。其疆域以七河流域为中心，一直延伸到费尔干纳盆地，与大食、吐蕃接壤。当今乌兹别克族和新疆维吾尔族的一部分，大都是葛逻禄后裔。

　　三、西进的造纸术与东传的伊斯兰教

　　怛罗斯之战后，中亚的政治格局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大食没有乘胜东进，也没有改变对唐朝的政策，一直保持双方间的友好往来。中亚诸国也依旧处在两大帝国势力之间，当其遭遇大食进攻之时，仍然寻求唐朝的保护。

　　唐朝的势力并没有因此而退出中亚，其仍然册封诸国。这场战争也没有导致两大帝国关系的恶化，不仅阿拉伯商人入唐经商未受影响，甚至安史之乱时阿拔斯王朝应唐玄宗的请求平定安禄山叛乱的史实证明，唐食关系更为密切了。

　　怛罗斯之战的真正影响和意义，莫过于文化方面。大批唐朝士兵因战败被押往阿拉伯地区，这批人中间有画匠、织匠、金银匠、造纸匠等。大食人组织他们在撒马尔罕设厂造纸。出货之后，因其纸质细腻而驰名远近，许多使用过这种纸的人都用它代替原先笨重粗糙的书写工具。

　　754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从撒马尔罕招来唐造纸匠，在首都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建立大规模的造纸厂，供给全国所需，并运销到了欧洲，这标志着造纸术从中亚传到了西亚。9世纪末，造纸术传入埃及，取代了传统的莎草纸。

　　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造纸术又经埃及传入利比亚与摩洛哥，随之传入西班牙。1150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开设的造纸厂是欧洲的第一家造纸厂。至19世纪初，中国造纸术跨越各个大洋，传遍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而这一传播则缘起于怛罗斯之战中的唐军战俘。

　　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不仅引发了大食和欧洲的「纸张革命」，更对阿拉伯和欧洲的文明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欧洲人之所能从黑暗的中世纪跨越到启蒙时代，造纸术的传入功不可没。

　　从唐朝的角度上观察，怛逻斯之战带给中国的收获当属杜环的《经行记》。杜环作为被大食军俘虏的战俘之一，他历行大食各地，至762年才从南海回国，他所著的《经行记》记录了一系列奇特的异域经历。

　　他在阿拉伯帝国居留并游历了10余年，对于伊斯兰教教义已经有相对深入和正确的认知。《经行记》中有关伊斯兰教信仰、礼拜、斋戒、饮食禁忌和妇女戴面纱的风俗等记载，「遂成了伊斯兰教义之最早的中文记录」，而「这也可说是怛罗斯战役给予《经行记》作者以这样有利机会的」。

　　来源：搜狐历史

篇十三：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第五课、唐朝时期的对外关系

　　【课堂设计】

　　本节以讲授法为主，辅以电化教学手段和地图、活动表格等直观教具，让学生了解唐朝对外交往繁盛的条件和盛况，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认识，说明对现在有何启迪或现实意义。

　　1、本节课堂容量大，知识点繁多且旧知识少，因此采用讲授法。

　　2、采用幻灯片及活动的表格(随讲随贴)作为直观教具，比较符合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发挥无意注意的作用，使学生对板书和比较繁杂的知识点有一比较深刻的印象。

　　3、本课涉及如"伊朗的称呼"、"佛教传入我国"等知识，但量很少，为了启发学生对旧知识的回忆，采用提问方式。

　　4、"唐朝的对外交往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对我们现在的启迪"这一问题，教材中没有要求。但为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采用提问和归纳的方式进行。

　　5、通过对唐朝与亚洲各国的交往的讲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如要虚心接受外国先进的科技文化和生产技术；唐朝与亚洲各国的交往是一个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过程，既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同时也使我国文化传入欧非，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要平等对待各国人民，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等。使学生在掌握历史知识的同时受到思想教育。

　　【教

　　案】

　　[教学目标]一、基础知识：唐朝对外海陆交通路线；唐和朝鲜的往来；唐和日本的往来以及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唐和印度的友好往来以及玄奘在中印文化交流中所作的重大贡献；唐和波斯的关系，唐和大食的关系。

　　二、思想教育目标：

　　1、唐朝时候，我国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对外交通比过去发达，唐和亚洲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2、唐朝时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对朝鲜、日本等国产生过巨大影响；我国又善于学习各国之长，进一步促进了自己经济、文化的发展。

　　3、我国的丝绸、瓷器、纸张运往波斯，又从波斯运销西方，我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传到大食，又通过大食传到非洲和欧洲。我国经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推动了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

　　4、唐朝对外交往的空前繁荣，对我们现代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三、能力培养目标：

　　1、通过分析"唐和亚洲、欧洲等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前所未有盛况"的历史条件，培养学生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

　　2、通过联系世界史讲述唐和朝鲜、日本、中亚、波斯、大食的关系，培养学生综合中外历史知识的能力。

　　[板书设计]一、唐朝时期的对外关系

　　条件：1、国家安定统一2、经济文化繁荣3、对外开放政策4、海陆交通发达

　　二、对外交往的盛况：1、东亚--朝鲜、日本2、南亚--天竺3、中亚--波斯、大食4、西亚

　　[重点难点]重点：唐朝对外交通发达；唐朝和朝鲜、日本的友好关系。

　　难点：唐朝对外交往的条件及与各国的相互影响。

　　附：唐朝与亚洲各国友好关系表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

　　同学们，从前几节的学习中我们已经认识到唐朝前期，我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内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密切，疆域空前广大，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封建盛世时期。唐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得以发展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外交往。亚洲、非洲、欧洲等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与唐朝友好交往的国家达到70多个。活跃的中外交往：交往的国家遍及亚洲、非洲、欧洲。

　　唐朝时期的对外往来的繁荣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是因为它具备了几个条件：现在请同学们综合我们前面学习的内容参考P22页地图，思考一下：唐朝对外交往繁盛是因为具备了哪些条件？

　　[教师归纳]：

　　一、朝、日遣唐使

　　（一）、条件：

　　1、国家安定统一，疆域辽阔。

　　安定统一是任何一个国家要得以发展和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条件，唐朝前期，国家安定，给对外交往提供了了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2、经济文化繁、荣国力强大、政治制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唐朝的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吸引了各国使节、商人

　　和学者来唐进行访问和学习交流。

　　3、对外开放政策。

　　并非每个发达的国家都在对外交往上有所成就，原因一大方面就在于统治阶级的政策，唐初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是对外交往出现盛况的一大原因。

　　4、海陆交通发达。

　　由于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当时对外交通的道路主要有两条，请同学们看挂图，(指图)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可达朝鲜，西经敦煌，越葱岭，东到印度，伊朗，阿拉伯各国，向西的一条与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有一定的相类，海路从登州，扬州出发，可达朝鲜和日本，从广州出发，可达马来半岛、印度、波斯湾，这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以上便是唐朝的对外往来之所以能达到空前繁荣的原因，正因为唐朝具备了以上的条件，所以它同亚洲欧洲国家的往来频繁，下面们就学习唐朝对外交往的盛况。

　　对外交往的盛况

　　为了使同学们更好地从地理位置上掌握与唐交往的几个国家，我们按与中国的相对位置分别学习唐朝与东亚的朝鲜和日本、南亚的天竺、中亚和西亚的波斯、大食之间的往来。

　　东亚--朝鲜、日本

　　朝鲜位于中国东面。唐初，朝鲜半岛上有高丽、新罗和百济三个国家，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后来在唐政府的帮助下，新罗统一了朝鲜大部，与唐朝就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这友好关系主要从人员往来、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三个方面体现出来，现在请同学们阅读课本第23页的几个表现，然后请一同学进行归纳。

　　提问]唐朝时期与朝鲜之间的往来具体表现是什么？

　　先了解【遣唐使或使节：朝鲜、日本派往中国学习的使者。】

　　[教师指挂表归纳]：

　　人员往来方面：

　　一是许多朝鲜音乐家来到长安，新罗留学生也不少，在各国中，新罗派往唐朝的使者、留学生及商人的人数是最多的。对外贸易方面，朝鲜输入唐朝的有马、牛、麻、人参等，唐输入朝鲜的有丝绸、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等，文化交流方面：23页第一段第二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对朝鲜影响很大。朝鲜的音乐受到我国的欢迎，唐太宗时定的"十部乐"(副板书)中就有"高丽乐"、"天竺乐"(副板书)等，朝鲜人广泛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哲学和天文、历法医学、诗歌、织锦技术等。

　　如果说朝鲜在与中国交往中互有影响的话，那么受唐朝的影响更大的则是东亚的另一个国家---日本。

　　二、鉴真东渡

　　唐朝时，日本正处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这个封建社会的盛世极为推崇。因此，它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的数目之多，仅次于新罗，日本派遣来唐的"遣唐使"达13次之多，其他官员和留学生来唐最多一次少则百人多五六百人，他们学习中国的生产技术(指图表，"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一栏)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风俗习惯带回国内等。

　　在中日友好史上有两位应该纪念的人物：一位是日本的阿倍仲麻吕，他年轻时即来中国学习，取汉名为晁[cháo]衡(副板书)他担任过唐朝的官员，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他的汉文诗学得也很好，同大诗人李白，王维等建立了深厚友谊，后来逝世于长安。

　　另一位是我国僧人鉴真，他应日本天皇邀请出生入死六次东渡，由于气候等因素，他失明了，在失明后仍不放弃努力，终于到达日本，在日本留居十年，传播唐文化：除了传授佛教外，还传播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医药等知识，对日本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1、鉴真东渡的目的地？【弘扬中国的文化等】

　　?

　　2、当时的皇帝是谁？【唐玄宗】

　　?

　　3、鉴真东渡做出的贡献与意义？【加强了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他在日本除了传授佛教外，还传播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医药等知识，对日本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中日之间的交往密切，所以日本在许多方面都受中国影响很大，表现在：第一，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日本进行的"大化改新"（29页的历史大视野）就仿照唐制度，改革了行政制度，实行班田收授法(同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其次，在城市建筑方面，我们学过唐都长安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这一些建筑在日本京都中也同样有。第三，是文字方面，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表达的工具，后来，日本参照汉字草书和楷书的偏旁，创制了日本文字，第四，日本的饮食、服装和日常的生活也受唐朝的影响很大。

　　以上我们学习的是唐朝与东亚地区的朝鲜和日本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亚洲的南部天竺与唐有何交往。

　　三、玄奘取经

　　南亚---天竺即古印度（再看看22页的唐朝对外交通示意图）

　　"天竺"是唐朝对古印度的称呼，我国很早就与印度有了联系，在西汉时，印度就有什么（佛教）传入，对中国就会产生重大影响？(学生答：佛教)当时的天竺包括现在的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地理位置比现在大得多。

　　由于印度也是一个文明古国，所以它在不少方面都领先于唐朝，因此，在与天竺的交往中，唐朝也吸取了天竺许多优秀成就，如唐太宗曾派使者到天竺学习熬糖法，天竺的医学、天文、历法、音乐、舞蹈、绘画和建筑艺术传入中国，中国的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壁画和雕塑都受到印度北部艺术风格的影响。

　　同学们都看过《西游记》，其中唐僧取经的"西天"实际上指的就是天竺，那固然是传说，但历史上还真有几位如唐僧一样的人不远万里到天竺取经，课本中讲的"玄奘"大师便是一位，他在研究佛经过程中发现佛经译文错的很多（佛教理论有分歧），决心到佛教的诞生地天竺学习佛经，因此，他不远万里，历时十九年，跋涉五万余里回到长安，带回佛经657部。又在以后的二十年时间内，和助手们陆续译出1335卷。这些佛经原本在印度已经失传，它的译本成为研究印度半岛古代文化的重要史料，即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又保留了世界的文化遣产。【补充：玄奘是唐代高僧，本姓陈，名祎，通称三藏（经藏，律藏，论藏

　　），世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

　　此外，印度也有不少的高僧携佛经到唐朝，有的还亲自参加译经工作，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1、玄奘西行的目的地？【为了学习印度的文化】

　　2、玄奘西行的路线？【从长安出发，途径今新疆、中亚等然后到达印度】

　　3、玄奘西行的意义？【玄奘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世研究这些地区的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特别是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4、我们应该学习玄奘的什么精神？【玄奘为完成自己的使命出生入死，历尽艰辛；他的顽强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勇气，值得我们学习】

　　4、请根据课文内容填写下表。

　　人物

　　玄奘

　　不同点

　　路线是向西，为了

　　学习印度的文化。

　　路线是向东，为了

　　弘扬中国文化。

　　相同点

　　都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大无畏的精神；

　　都为中外交流作出贡献。

　　（精神、作用相同）

　　鉴真

　　四、唐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力最强、历时最长、贡献最大的王朝之一。在极盛时期，它的疆域东北抵达日本海,西北到咸海,北界包括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一带,南至日南。学生自己阅读教材26页的内容。

　　讨论题：唐朝时期，我国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盛，交往的国家和地区遍及亚洲、非洲和欧洲。根据教材22页唐朝对外交通示意图。你能分析出唐朝对外交往活跃的原因吗？对今天我们构建和谐世界有何借鉴或启示？

　　答：原因：①、疆域辽阔，国家安定统一。②、经济文化繁、荣国力强大、政治制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③、实施对外开放政策。④、海陆交通发达。

　　借鉴或启示：①、一个国家只有强盛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乃至仰慕。②、我们必须继续学习唐朝这种开放的对外政策。③、倡导交流与合作，友好往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唐朝时期的对外关系》课堂设计和教案

　　福州八中历史组

　　骆志煌

　　【课堂设计】

　　本节以讲授法为主，辅以电化教学手段和地图、活动表格等直观教具，让学生了解唐朝对外交往繁盛的条件和盛况，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认识，说明对现在有何启迪。

　　1、本节课为高三教材，课堂容量大，学生思维较活跃，接受力强，知识点繁多且旧知识少，因此采用讲授法。

　　2、采用幻灯片及活动的表格(随讲随贴)作为直观教具，比较符合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发挥无意注意的作用，使学生对板书和比较繁杂的知识点有一比较深刻的印象。

　　3、本课涉及如“伊朗的称呼”、“佛教传入我国”

　　等旧知识，但量很少，为了启发学生对旧知识的回忆，采用提问方式。

　　4、“唐朝的对外交往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对我们现在的启迪”

　　这一问题，教材中没有要求。但为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采用提问和归纳的方式进行。

　　5、通过对唐朝与亚洲各国的交往的讲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如要虚心接受外国先进的科技文化和生产技术；唐朝与亚洲各国的交往是一个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过程，既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同时也使我国文化传入欧非，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要平等对待各国人民，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等。使学生在掌握历史知识的同时受到思想教育。

　　以上是备课时的一些想法具体操作过程请参照“教案”和课堂录相。

　　【教

　　案】

　　第16章

　　唐朝时期的对外关系(教案)[教学目标]

　　一、基础知识：唐朝对外海陆交通路线；大都会和市舶使；唐和朝鲜的往来；唐和日本的往来以及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唐和印度的友好往来以及玄奘在中印文化交流中所作的重大贡献；唐和波斯的关系，唐和大食的关系。

　　二、思想教育目标：

　　1、唐朝时候，我国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对外交通比过去发达，唐和亚洲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2、唐朝时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对朝鲜、日本等国产生过巨大影响；我国又善于学习各国之长，进一步促进了自己经济、文化的发展。

　　3、我国的丝绸、瓷器、纸张运往波斯，又从波斯运销西方，我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传到大食，又通过大食传到非洲和欧洲。我国经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推动了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

　　4、唐朝对外交往的空前繁荣，对我们现代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三、能力培养目标：

　　1、通过分析“唐和亚洲、欧洲等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前所未有盛况”

　　的历史条件，培养学生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

　　2、通过联系世界史讲述唐和朝鲜、日本、中亚、波斯、大食的关系，培养学生综合中外历史知识的能力。

　　[板书设计][正板书]第16章

　　唐朝时期的对外关系

　　一、条件：

　　1、国家安定统一

　　2、经济文化繁荣

　　3、对外开放政策

　　4、海陆交通发达

　　二、对外交往的盛况

　　1、东亚

　　——

　　朝鲜、日本

　　2、南亚

　　——

　　天竺

　　3、中亚

　　——

　　波斯、大食

　　4、西亚

　　[副板书]

　　广州、市舶使、十部乐、天竺乐、晁衡、玄奘

　　[教具]1、《中国古代史》(选修)课本中玄奘和鉴真像。

　　2、《唐朝对外交通图》挂图。

　　3、制作《唐朝与亚洲各国友好关系表》配合课文讲述。

　　4、电化教学手段：正板书制成幻灯片。

　　[重点难点]

　　重点：唐朝对外交通发达；唐朝和朝鲜、日本的友好关系。

　　难点：唐朝对外交往的条件及与各国的相互影响。

　　附：唐朝与亚洲各国友好关系表

　　国

　　家

　　朝

　　鲜

　　人员往来

　　贸易交往

　　文化交流

　　新罗留学生和朝鲜音乐家来唐

　　朝鲜输入唐朝的有牛马麻和人参等，唐输入朝鲜的有丝绸、茶叶、瓷器、药材和书籍等。

　　日本学习中国的生产技术

　　高丽乐传入中国，朝鲜学习唐朝的政治、历史、哲学、天文历法、医学、诗歌和织锦技术等。

　　日本学习中国的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制度、文学艺术、建筑和生活习俗等

　　日

　　本

　　13次遣唐使

　　阿倍仲麻吕

　　鉴真

　　天

　　竺

　　唐朝和天竺互遣使通好玄奘

　　唐太宗派人到天竺学习熬糖法

　　天竺的医学、天文历法、音乐舞蹈、绘画和建筑艺术传入中国，中国的造纸术和文化典籍传入天竺

　　中亚舞蹈传入中国

　　中亚

　　波斯国王和他和

　　的儿子先后居波斯

　　住在长安，中亚和波斯商人在中国定居。

　　大

　　食

　　651年遣使通好，以后

　　100多年里遣使30多次。

　　胡椒、波斯枣、药品、香料和珠宝传入中国，中国的瓷器、丝绸和纸张等运往波斯。

　　中国的瓷器和唐三彩等受到大食人赞赏

　　中国造纸和纺织等技术传入大食，通过大食传到欧洲，伊斯兰教传入我国。

　　[导入新课]：

　　同学们，从前几节的学习中我们已经认识到唐朝前期，我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内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密切，疆域空前广大，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封建盛世时期。唐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得以发展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外交往。亚洲、欧洲等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与唐朝友好交往的国家达到70多个。

　　唐朝时期的对外往来的繁荣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是因为它具备了几个条件：现在请同学们综合我们前面学习的内容，思考一下：唐朝对外交往繁盛是因为具备了哪些条件？

　　[学生回答]：(略)[教师归纳]：

　　一、条件：

　　1、国家安定统一

　　安定统一是任何一个国家要得以发展和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条件，唐朝前期，国家安定，给对外交往提供了了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2、经济文化繁荣

　　唐朝的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吸引了各国使节、商人和学者来唐进行访问和学习交流。

　　3、对外开放政策

　　并非每个发达的国家都在对外交往上有所成就，原因一大方面就在于统治阶级的政策，唐初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是对外交往出现盛况的一大原因。

　　4、海陆交通发达

　　由于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当时对外交通的道路主要有两条，请同学们看挂图，(指图)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可达朝鲜，西经敦煌，越葱岭，东到印度，伊朗，阿拉伯各国，向西的一条与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有一定的相类，海路从登州，扬州出发，可达朝鲜和日本，从广州出发，可达马来半岛、印度、波斯湾，这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唐朝正是因为有了这几条便利的交通线，才使得对外友好往来得以发展。

　　前面提到南方大都会广州，这是自汉朝以来就与海外通商的都市，唐朝时成为南方重要的外贸中心，阿拉伯、波斯、印度、南洋等地的商人、僧侣云集广州，为了加强管理，唐政

　　府在广州设市舶使(付板书)，管理对外贸易，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置对外贸易的官署。

　　以上便是唐朝的对外往来之所以能达到空前繁荣的原因，正因为唐朝具备了以上的条件，所以它同亚洲欧洲国家的往来频繁，下面们就学习唐朝对外交往的盛况。

　　二、对外交往的盛况

　　为了使同学们更好地从地理位置上掌握与唐交往的几个国家，我们按与中国的相对位置分别学习唐朝与东亚的朝鲜和日本、南亚的天竺、中亚和西亚的波斯、大食之间的往来。(指幻灯片)1、东亚--朝鲜、日本

　　朝鲜位于中国东面。唐初，朝鲜半岛上有高丽新罗和百济三个国家，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后来在唐政府的帮助下，新罗统一了朝鲜大部，与唐朝就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这友好关系主要从人员往来、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三个方面体现出来，现在请同学们阅读课本第116页的几个表现，然后请一同学进行归纳。

　　[提问]唐朝与朝鲜之间的往来具体表现是什么？

　　[学生回答](略)[教师指挂表归纳]：

　　人员往来方面：

　　一是许多朝鲜音乐家来到长安，新罗留学生也不少，在各国中，新罗派往唐朝的使者、留学生及商人的人数是最多的。对外贸易方面，朝鲜输入唐朝的有马、牛、麻、人参等，唐输入朝鲜的有丝绸、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等，文化交流方面：

　　朝鲜的音乐受到我国的欢迎，唐太宗时定的“十部乐”(副板书)中就有“高丽乐”、“天竺乐”(副板书)等，朝鲜人广泛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哲学和天文、历法医学、诗歌、织锦技术等。

　　这里有一点要注意，中朝之间是“相互”的关系，并非单纯一方学习另一方，而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过程。

　　总之，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对朝鲜影响很大，而朝鲜文化对唐朝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朝鲜在与中国交往中互有影响的话，那么受唐朝的影响更大的则是东亚的另一个国家---日本。

　　日本很早就同我国有往来，西汉时期，日本就有30多个小国与汉朝有往来，唐朝时，日本正处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这个封建社会的盛世极为推崇。因此，它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的数目之多，仅次于新罗，日本派遣来唐的“遣唐使”达13次之多，其他官员和留学生来唐最多一次达五六百人，他们学习中国的生产技术(指图表，“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一栏)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制度、文学艺术、建筑技巧和生活习俗等。

　　在中日友好史上有两位应该纪念的人物，一位是日本的阿倍仲麻吕，他年轻时即来中国学习，取汉名为晁衡(副板书)他汉文诗学得很好，同李白，王维等诗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后来他回国的路上遭遇风暴，误传淹死，李白等人听到消息后十分悲伤，写了一首《哭晁卿衡》纪念他，(朗诵)“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长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表达了当时两国人民的深情厚意。

　　另一位是我国僧人鉴真，他应日本天皇邀请出生入死六次东渡，由于气候等因素，他失明了，在失明后仍不放弃努力，终于到达日本，在日本留居十年，传播唐文化。

　　由于中日之间的交往密切，所以日本在许多方面都受中国影响很大，表现在：第一，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日本进行的“大化改新”就仿照唐制度，改革了行政制度，实行班田收授法(同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其次，在城市建筑方面，我们学过唐都长安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这一些建筑在日本京都中也同样有。第三是文字方面，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表达的工具，后来，日本参照汉字草书和楷书的偏旁，创制了日本文字，第四，日本的饮食、服装和同常的生活也受唐朝的影响很大。

　　以上我们学习的是唐朝与东亚地区的朝鲜和日本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亚洲的南部天竺与唐有何交往。

　　2、南亚---天竺

　　“天竺”是唐朝对印度的称呼，我国很早就与印度有了联系，在西汉时，印度就有什么传入，对中国就会产生重大影响？(学生答：佛教)当时的天竺包括现在的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地理位置比现在大得多。

　　由于印度也是一个文明古国，所以它在不少方面都领先于唐朝，因此，在与天竺的交往中，唐朝也吸取了天竺许多优秀成就，如唐太宗曾派使到天竺学习熬糖法，天竺的医学、天文、历法、音乐、舞蹈、绘画和建筑艺术传入中国，中国的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壁画和雕塑都受到印度北部艺术风格的影响。

　　同学们都看过《西游记》，其中唐僧取经的“西天”实际上指的就是天竺，那固然是传说，但历史上还真有几位如唐僧一样的人不远万里到天竺取经，课本中讲的“玄奘”大师便是一位，他在研究佛经过程中发现佛经译文错的很多，决心到佛教的诞生地天竺学习佛经，因此，他不远万里，历时十九年，跋涉五万余里回到长安，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又在以后的二十年时间内，和助手们陆续译出1300多卷。这些佛经原本在印度已经失传，它的译本成为研究印度半岛古代文化的重要史料，即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又保留了世界的文化遣产。

　　此外，印度也有不少的高僧携佛经到唐朝，有的还亲自参加译经工作，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除此之外，唐朝与亚洲的中亚，西亚诸国也同样保持着密切的来往。

　　3、中亚

　　4、西亚--波斯/大食

　　中亚指的是现在阿富汗等地区，在唐朝中亚商人的足迹也遍及世界各地，许多人来到中国定居。中亚的舞蹈传到中国，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

　　而西亚的波斯即今天的伊朗

　　[提问]：伊朗在汉朝的称呼是什么？汉朝时与中国关系如何？

　　[学生回答]：伊朗在汉朝称为安息，是中国“丝绸之路”的中转站，班超出使西域时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到达了波斯湾。

　　[教师总结]早在张骞公元前119年出使西域时就派使访问安息，这是两国正式交往的开始，丝绸之路开通后，中伊关系密切。

　　3世纪后安息称波斯，5世纪时，波斯为大食所灭，其国王卑路斯和他王子就逃到长安居住，波斯商人足迹遍布唐朝各地，他们把胡椒，波斯枣，药品、香料、珠宝，等输入中国，把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源源不断地运往波斯，并从那里转运到西方，在中国古代医药学著中出现波斯药材名，在近年来西安、太原等地出土了为数不少的波斯银币，说明唐与波斯商业贸易很繁荣。

　　与波斯相同，阿拉伯人在唐朝也同样有着密切的往来。

　　唐称阿拉伯为大食，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建立帝国，他用《古兰经》鼓励他的门徒：“为了追求知识，虽远在中国，也应该去。”因此在651年，大食遣使与唐通好，以后的100多年里，大食派使节来唐达36次之多。大食商人也到中国经商，把中国的造纸、纺织技术传到非洲和欧洲；

　　中国的瓷器，唐三彩等深受阿拉伯的赞赏。

　　许多阿拉伯人留居中国，有的还在唐政府任职当官，还有的通过科举考中了进士，传为佳话。大食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受到唐政府的尊重，在长安、广州都有阿拉伯人的伊斯兰礼拜寺。

　　综上所述，唐代中国和许多国家有着广泛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各国使者和人民的来访，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同时由于唐朝是当时世界的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在向外传播唐文化，对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方面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以上是我们今天学的新课内容，现在我们请同学们思考一个问题：

　　对于今天我们处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我们能从唐朝的对外交往中得到什么启示？

　　(学生思考提问学生回答)[学生回答](略)[教师归纳]：第一，我们也必须具备安定团结的稳定的政治局面，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同时，又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使自己的经济文化达到一定的水平。这样才有条件投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其次，我们必须学习唐朝有着广博的胸怀，同其传播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善于吸收他国之长，为己所用，有容人之度量。这就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迪。

　　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节课我们学习的内容，本节我们学习了唐朝的对外关系，首先明确的是唐朝对外往来之所以能达到空前繁荣，是因为它具备了国家安定统一，经济文化繁荣，海陆交通便利这三个客观条件和政府的对外开放政策这一主观因素，因此就出现了如挂表中所列举的(指挂表)唐朝与朝鲜、日本、天竺、中亚和波斯，大食等国在人员往来、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的盛况，既丰富了中国人民经济文化生活，也对世界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布置练习]*、列表说明唐朝在对外交往中盛况如何？

　　【基础知识梳理】

　　一、发达的对外交通和唐朝的国际地位：

　　1、发达的对外交通：陆路：长安—→经“丝绸之路”—→天竺（印度）、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半岛）、拂菻（东罗马帝国）和非洲许多国家。水路：①、登州（山东蓬莱）、扬州—→新罗（韩国）、日本

　　②、广州—→经“海上丝绸之路”—→波斯湾2、唐朝的国际地位：

　　①对外政策：开明——表现：鼓励外商来中国贸易、允许他们在中国居住、任官。

　　②唐朝长安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二、对外交往发达的原因

　　：

　　1.政治:国家安定统一、政治制度先进

　　；2.经济:经济发达，国力强盛；3.交通：海陆交通发达；4.政策：开放和兼收并蓄的对外政策；5.科技文化：世界领先；6.国际地位：唐朝长安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三、对外交往发达的表现

　　：

　　㈠和新罗的友好往来1、唐朝和新罗的友好往来：①留学生：唐朝的留学生中以

　　新罗最多，最著名的是崔致远

　　②商旅往来：唐朝的

　　长安

　　和沿海许多城市设有新罗坊、新罗馆

　　2、唐文化对新罗的影响：

　　①政治上：

　　新罗立国，参照唐制

　　；②经济上：从唐朝引入茶种、雕版印刷术和高超的制瓷、制铜技艺

　　③文化上：A、设立国学、教授儒学；B、喜读唐诗、许多文人会写唐诗

　　④社会生活：在姓氏、服饰、节令、风俗等方面，都有浓重的中华文化色彩

　　※概括：加强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生活，中华文化在朝鲜得到进一步传播，促进了朝鲜半岛教育的发展和朝鲜社会的封建化进程，推动了朝鲜社会的进步。㈡隋唐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及影响1．政治：隋朝时，中日互遣使臣；贞观起，遣唐使十多次；由留唐学生发动的大化改新，以唐制为蓝本。律令大体采用唐律。---影响：使日本确立了一套完整的封建体制，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2．文化经济：京都仿长安；学校教授儒学，祭孔礼仪隆重，文字仿汉字；贸易频繁。日本出土大量“开元通宝”，中国也出土了日本奈良时的银币。---影响：丰富了日本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唐朝的文化对日本影响深远。3．人物：日本的吉备真备；唐朝的鉴真---影响：传播了佛教，加强了中日两国的友谊。

　　㈢和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的往来1、和东南亚国家的往来：彼此互派使节，交换土特产品2、和

　　天竺的往来：①纽带：佛教

　　；

　　②遣使：

　　送来郁金香、菩提树

　　③文化交流：A、表现：中国创立的十进制计数法B、人物：高僧玄奘和义净

　　㈣和中亚、西亚欧非各地的交往1、和波斯的往来：①隋朝是互遣使节

　　②唐朝时波斯遭到大食的侵扰，其王及儿子先后前来求援

　　③许多波斯商人在中国开设“波斯店”2、和大食的往来：①唐高宗时起通史

　　②造纸术在唐朝时传到大食3、和东罗马的往来：①使节往来

　　②经济文化交流：A、东罗马：

　　医术、杂技传入中国B、唐

　　朝：丝绸、瓷器大量运往欧洲4、和非洲的往来：⑴唐朝人杜环在非洲留下行踪；

　　⑵唐太宗时，东非索马里使者来到中国，受到很好的接待

　　⑶非洲发掘出土了唐三彩和邢窑、越窑产品的陶瓷残片

　　四、唐朝时期对外交往的特点及方式：

　　1、对外交往的特点：

　　⑴对外交往的范围更加广泛，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且具有连续性。

　　⑵同亚洲国家的交往最为密切。唐朝是亚洲文化的中心。

　　⑶交往领域全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

　　⑷交往是双向的，但内容不同，中国外传主要是制度、文化、生产技术等，外国传入的主要是土特产、艺术。

　　⑸对外交往的形式多样，有使节、留学生、民间技术交流、宗教往来、艺术交流等。

　　⑹从唐对外贸易来看，海路贸易与陆路贸易并举；对外贸易与外交同时进行等。

　　2、对外交往的主要形式：使节往来、留学生、技术交流、宗教往来、艺术交流等。

　　五．唐朝对外交往的影响和启示：

　　1、影响：

　　⑴促进了唐代经济进一步繁荣和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亚、欧、非洲诸国土特产品输入中国；唐太宗派人去天竺学习熬糖法；东罗马的医术、杂技传入中国；外来宗教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和摩尼教等，唐朝允许它们在中国建寺传教，对中国的哲学、宗教和文化艺术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⑵大大加强了中国同亚、欧、非各国的友好关系以及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唐与各国遣使往来，接纳外商和留学生。民间贸易交往不断，玄奘和义净到天竺探求佛学，鉴真东渡日本，波斯王及其子客死唐朝都城，成为中外友好交往史上的佳话。

　　⑶扩大了唐文化在世界的影响，有利于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对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华文化圈的形成。

　　①新罗参用唐朝制度，行科举、设国学、教授儒学；从唐朝引入茶种和制瓷、制铜等手工业技艺，姓氏、服饰节令、风俗等方面，都有中华文化色彩。

　　②日本大化改新是由留唐使回国策动的。其中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是以唐制为蓝本；律令大体采用唐律；儒家经典成为各级学校教材；佛教受到中国影响；文字、建筑、生活风尚都留有唐文化风范。

　　③中国创立的十进位记算法，推动了天竺数学的发展；中国的造纸术传人大食；唐朝的丝绸、瓷器大量运往欧洲，促进了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2．启示：

　　①唐朝对外关系前所未有，主要取决于经济文化的繁荣发达。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发展经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②唐朝和睦的民族关系也为对外交往频繁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应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繁荣的原则，发展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③唐朝统治者对待外国和外来文化采取开明的态度，重视对外交往。因此，我们应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扩大对外贸易，加强与外国的经济技术合作。

　　【知识拓展】1．唐朝开明的对外政策的表现——提示：唐朝开明的对外政策表现在众多方面：（1）鼓励对外平等交往。如唐政府中有鸿胪寺等机构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来宾，许多地方设有商馆接待外商，另设有互市、市舶司等掌管对外贸易，唐政府接受外国的留学生，又

　　将大批的使臣、僧侣派往国外进行回访。（2）尊重外国人员。很多波斯、阿拉伯的商人在中国定居，他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都受到应有的尊重，在唐朝的外国人，可以有自己的礼拜寺、专用墓地，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授予相应官职，甚至亡国的波斯国王和王子也得到应有的礼遇。（3）对外交往形式多样，范围广。唐朝对外交往是政府与民间并行，既有人员往来，也有经济文化交流等。交往范围不但包括周边国家，还包括欧洲和非洲。2、汉唐对外交往的共同点、不同特征及原因

　　⑴共同点：

　　①朝鲜、日本是对外交往的主要对象。②对外都进行了经济技术交流。

　　③政府是对外活动的主要参与者。④对外交往都以陆路为主。

　　⑵不同特征：（见“步步高”P.33）【近三年高考真题】1、（10上海卷）一个唐朝商人从长安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的陆路通道行走。途中可以与他进行贸易的的国家和地区有A．西域、大食、波斯B．大食、波斯、新罗C．西域、日本、大食D．波斯、新罗、日本2、（10四川卷）隋唐时，中印交流促进了双方文化的发展。下列人物中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是A．甘英B．玄奘C．一行D．鉴真【解析】：B甘使出使大秦（东罗马）；一行主要贡献是天文历法；鉴真东渡日本。3．（2012年上海卷）日本《养老律令·学令》中规定学校须行“释奠礼”，以祭拜孔子。该规定最A．公元6世纪B．公元8世纪C．公元10世纪D．公元12世纪（1）根据材料一，概括入唐留学生增加唐朝国际色彩的表现。（4分）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罗在教育和科技方面受到唐朝哪些影响。（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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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①唐朝对外关系前所未有，主要取决于经济文化的繁荣发达。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发展经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②唐朝和睦的民族关系也为对外交往频繁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应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繁荣的原则，发展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③唐朝统治者对待外国和外来文化采取开明的态度，重视对外交往。因此，我们应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扩大对外贸易，加强与外国的经济技术合作。

篇十四：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唐宋海外贸易比较之技术篇

　　概况

　　一、造船业

　　：

　　唐宋——造船规模

　　造船技术

　　二、航海技术：

　　唐代——天文定位术

　　地文导航术

　　季风知识

　　宋代——指南针

　　海洋知识（天气预测

　　季风知识

　　航海指南）

　　三、综述

　　一、造船业

　　1．唐代

　　唐朝有很多造船基地。如宣（今安徽宣城）、润（今江苏镇江）、常（今江苏常州）、苏（今江苏苏州）、湖（今浙江湖州）、杭（今浙江杭州）、越（今浙江绍兴）、台（今浙江临海）、婺（今浙江金华）、江（今江西九江）、洪（今江西南昌）、扬（今江苏扬州）等地。南方沿海的福州、泉州、广州，东方沿海的登州（今山东烟台）。这些造船基地设有造船工厂，能造各种大小船只、海船、战舰等。不但造船数量日益增多，而且造船的工艺水平日益先进。”李肇则在《唐国史补》中指出,大历、贞元年间,有一种称为“俞大娘”的航船最大,能载重万石,“操驾之工数百”。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唐时中国有一种‘苍舶’,长达二十丈,可载六七百人。”

　　经过前代长期不断的积累，唐朝的造船技术在当时可称得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大量采用钉榫结合技术是唐代造船技术领先世界的突出表现。1960年和1973年,在江苏省扬州市施桥镇和江苏省如皋县的遗址中,发现了使用钉榫结合技术的唐代木船。其中施桥唐代木船整个船身是以榫头和铁钉并用联结的,船内隔舱板及舱板枕木均与左右船舷榫接,船舷则由四根大木料以铁钉成排钉合而成。如皋唐船的船底部用整木榫接而成,两舷和船隔舱板以及船舱盖板均用铁钉钉成。两船的木板间都以桐油、石灰填缝。牢固的结合技术使唐船具有较强的抗风浪冲击和抗沉能力。而同一时期的欧洲国家的造船业，连接船板还仍使用原始的皮条绳索绑扎的办法。”

　　——景兆玺、高红梅《论科学技术对唐代中阿海路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

　　正是这些先进的造船技术，使得船的坚固性和抗沉力增强了，就有可能多设船桅、船帆，更适合远洋航行，从而促进了唐代造船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唐代已能建造巨大的远洋海船……

　　2．宋代

　　到了宋代，造船业更是进步。一如唐代，宋代很多地方也设立了造船场、造船坊，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温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制造海船的重要基地，不但有官方的造船场，也有很多民间的造船场。大海船中也有很多民船。宋代舟船的制造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这又推动着航海事业的发展。

　　宋的造船业比以前更具有特色：船体更巍峨高大，结构更坚固合理，行船工具更趋完善，装修更为华美.宋船头小，尖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前进。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受到横向狂风袭击仍很稳定，同时，结构坚固，船体有密封隔舱，加强了安全性。底板和舷侧板分别采用两重或三重大板结构，船上多樯多帆，便于使用多面风。大船上又都设有小船，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救生、抢险。每只船上都有大小两个锚。行船中也有探水设备。

　　尤其水密隔舱法，这种分成多舱的船型优点突出：一方面，如果船因搁浅或碰撞使某舱受损进水，不致波及到邻舱，保证船只安全；另一方面,船只的船底、船舷、甲板由众多舱壁支撑，使全船具有整体刚性,大大加强了船舶的横向强度和抗风浪、抗沉能力。这些极适合于远洋航行。

　　正由于中国海船运载量大，稳定性强，安全可靠，航速也很快，所以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都愿乘坐中国大海舶。这就与唐朝时，中外商人僧侣多乘外国“蕃舶”有很大的不同。这说明着宋代我国造船业的发展.二、航海技术

　　1．唐代

　　⑴星宿定位术

　　利用仰测两地北极星的高度差来确定南北距离变化的大地测量术是唐代中国天文定位术发展的集中体现。开元年间,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曾率人对唐朝疆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已具有航海的实用性。

　　⑵地文导航术

　　地文导航的关键在于正确地辨识航线沿途所经的地理坐标物。数学的不断发展,使得唐代中国航海家已能通过利用勾股定理和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原理,运用两次观测计算的“重差法”测量陆标。李淳风等人所注释的《海岛算经》体现了这一成就,表明唐代中国的海岸测量术和地文导航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具有航路指南性质的数据。

　　⑶季风知识

　　至唐代,中国人利用季风的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唐代僧人义净赴印求法,就是充分利用季风航海的实证。义净在咸亨二年(671年)初秋便到广州,但因为东北信风还没有来临而未能立刻成行,只好等到农历十一月,利用东北季风起航。返航时,则选在夏秋,利用西南季风东归。这说明,至少在唐代,中国人已初步建立起了与信风相关的航海定量概念,不仅掌握了季风来临的规律,而且能准确推算出东北季风来临的时间,能及时远航。

　　2．宋代

　　“到了宋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在当时的社会重大需求、科技的全面发展以及历代航海技术的广泛积累等诸因素的强力刺激与推动下,产生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以先进的磁罗盘导航、天文定位以及娴熟的季风航海技术与远洋船艺技术为科技背景,中国古代航海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转折用英人李约瑟的话来表述,就是中国人比西方领先二至三个世纪,从“

　　原始航海”时期进入了“

　　定量航海”

　　时期。在这一航海时期中,中国的海船在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的广大水域中纵横驰骋,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空前活跃,其远航能力正如西人巴兹尔.戴维逊所说,“

　　在十二世纪,不管什么地方,只要帆船能去,中国船在技术上也都能去”

　　。由此,我们可以不无理由地认为,宋代的航海技术,在全部中国古代航海技术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奠基价值。”

　　——孙光沂《宋代航海技术综论》

　　⑴指南针

　　宋代航海技术最大的创新和进步是将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宋代以前的航海完全以地表目标和星宿定方位，所以此前均是一种沿岸近海。指南针的运用，改变了人们以地表目标和牵星术对天气和陆地的依赖。指南针开始运用于航海中的具体年限难以确考，但绝大多数中西

　　学者认为在北宋时期，即十世纪左右，如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和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以及沈括《梦溪笔谈》中提及几种磁针定方位的方法。最直接记载指南针用于航海的事宋代文献《萍洲可谈》“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若晦冥则用指南针以揆南北。”

　　北宋时指南针只是在阴晦天气解决了星宿定位法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南宋时指南针在航海中的运用则更加熟练和普遍。在大洋中航行，舵工掌舵就要听“火长”指挥（火长就是现今所谓“领航员”）。所谓“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梦梁录》），“针盘”就是指指南针。在大洋中航行，一望无边，指南针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航行仪器。

　　“可以全天候使用、准确度高的指南针，特别是罗盘在航海上的运用，实现了航海技术上的一次革命，使航海安全和效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正如十四、十五世纪罗盘在西方的广泛运用促进了西方人环球航行一样，指南针在宋代的运用也在这一时期航海业的蓬勃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

　　⑵海洋知识

　　①天气预测

　　宋人在航海气象预测方面已具有相当丰富的知识与经验,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事先掌握未来气象的变化,从而较为及时地避离不利的气象条件,选择较为有利的气象条件或者能在有必要通过不利气象条件时,预先做好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抗衡准备,藉以变不利为有利,以提高船舶在海上航行中的安全度。

　　②季风知识

　　中国东部的西太平洋海区,西亚南部的北印度洋海区为主要航海区,,在前人基础上，宋代航海者对于上述两大海区的季风的认识,虽然从科学的概念上尚未达到现代海洋气象学的水平,但是在他们的长期实践中却已清楚地掌握并运用了这种季风的变化规律。

　　③航海指南

　　以文字性为主,对航海过程中的地文、水文情况加以较为详尽的介绍，对安全航道、锚泊场所、危险物等均有指示。从航海学角度考察也已具有航路指南的性质了，成为航海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指导。例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

　　过虎头山行数十里，即至蛟门，大抵海中有山对峙，其间有水道可以通舟”

　　“

　　洋中有石，日半洋焦，舟触焦，则复溺，故舟师最畏之”……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的航路指南书，至迟在宋代已经问世，这是其时航海知识的一大硕果。

　　此外，宋代在使帆，操舵，用锚等船舶操纵技术方面也已是相当全面和高超，在此就不作具体讲述了。

　　三、综述

　　自唐宋以来，造船业的规模扩大、技术改进、载重量提高，使得船舶更适合远洋航行，加之航海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指南针在航海中的运用，使航海活动更加准确和安全，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保障。相对于陆运更为有利可图。

　　航海技术的进步是唐宋海外贸易繁荣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海外贸易的繁荣却不一定是航海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明清海外贸易的萎缩就

　　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技术进步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可发展条件，其海外贸易繁荣的深层原因还需从社会经济及国家政策的角度加以解答，论析。

　　文献资料：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

　　孙光沂《宋代航海技术综论》，《中国航海》1984年第2期

　　景兆玺

　　,高红梅《论科学技术对唐代中阿海路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萍洲可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梦梁录》

　　沈括《梦溪笔谈》

　　李约瑟《中国科技史》

　　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

篇十五：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为什么阿拉伯人能够主导宋朝时候的海上贸易？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倚重海洋贸易经济的王朝，宋朝被很多人看来，在对东南沿海的开发上，走在了历朝历代的前列。但一直到宋朝末年为止，海上贸易的关键部分都似乎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这种现象合理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从唐朝中后期开始，阿拉伯人或者说各种穆斯林后裔，就成为了中国沿海贸易的主导力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明朝建立为止。宋朝时候的情况，在这个阶段内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东亚古代沿海地区，其实一直都是西来船舶的天下。南北朝时候的印度人和波斯人，就大量从水路抵达天朝。唐朝末年到明朝初期，中国最有名的港口城市是福建的泉州。这里作为港口的水文条件很好，并且离开经济产出丰富的江南更近。当地也就逐步成为了一个阿拉伯-印度-南洋商人的聚居地。

　　由于东亚古代的重心长期在北方，即便重视南方，也只是指代江淮以南。所以，即便是南方经济逐步崛起之后，重心也往往就集中在长江流域。岭南跟多地方依然不受待见。有贸易传统的广州等城市，自然成为了海上来华商贩的集中地。从公元前后就出现的印度人，到中世纪开始后的波斯人，再到中世纪后期的阿拉伯人。他们在当地的早期历史中，一度扮演着重要角色。

　　包括唐朝在内的很多朝廷，要么限制汉人经商，要么就是限制他们参与有利可图的大宗对外贸易。所以，能够从海上来华的外族人士，就成为了主导贸易的力量。

　　阿拉伯人通过对印度的贸易和对波斯的征服，很快就抵达了东南亚各地。很多部落和家族，在几代人时间里，定居亚洲。再以这些亚洲的新家为基地，抵达中国沿海。

　　广州在唐朝之前就非常有名，在唐朝及五代的南汉统治下，依然非常活跃。但唐末的黄巢暴民，几乎毁灭了这个城市。所以不少人开始向北抵达福建泉州，并以重视贸易的闽国为新的根据地。虽然这里后来被吴越国控制，但地方上的节度使依然是独立的存在。到北宋占领福建，还是需要阿拉伯人来帮忙搞海运。

　　阿拉伯人带着他们有名的阿拉伯帆船，给中国原本非常不发达的造船业以新的影响。原本不使用龙骨结构的中国帆船，在宋朝的阿拉伯人影响下开始采取这种更为正确的结构。虽然阿拉伯商人来的数量还是比较有限，并不可能将全部技术都带入中国，但这样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宋朝也给予这些人非常优厚的条件，包括拥有自己的独立社区，并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内部的事物。同时一些商人领袖，会被宋朝给予一官半职，负责到海外去给当地的港口招商引资。这样，一系列的阿拉伯社区就以广州和泉州为中心建立起来。其中又以泉州更为繁盛，在蒙古人南下的时期，几乎成为了一个独立实体。

　　元朝时，这些本土阿拉伯人，也依靠自己的商业和航海才能，发展海洋经济。虽然元朝朝廷有时候会搞一段时间的海禁，并在末期残酷镇压了泉州当地的反叛。但这些阿拉伯人依然顽强的生活到了明朝建立。在特别执念于海禁的明朝，他们中的最后一批人，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完整的贸易线路图和沿途的风貌情报。

篇十六：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简要分析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的表现、特点及其启示

　　在古代，我国人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开拓了辽阔的疆域，而且对外贸易也很发达。古代的对外贸易促进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经济交流，对人类生产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1．表现：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不同的朝代是不同的，有的甚至形成鲜明的对比。

　　古代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的朝代主要是汉朝和唐朝，汉代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发展贸易，还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甚至印度进行贸易，当时与朝鲜半岛、日本的贸易往来更是十分频繁。唐朝的对外贸易范围更加广泛，政府的政策也更加开明，对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所以唐朝时期吸引了大量波斯、阿拉伯商人前来贸易，“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中国商人的足迹也远达非洲和欧洲许多地区。

　　在古代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和危机，这主要表现在明清两朝。明朝在郑和下西洋前后，政府与外国进行的是朝贡贸易，往往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和采取“倍偿其价”的方法，所以政府在贸易中负担了沉重的开支，这种贸易也不可能持久；明朝对外贸易政策的另一面，就是实行“海禁”政策，明初，明太祖因为担心流亡海上的敌对势力勾结倭寇，下令实行“海禁”，禁止对外贸易；明朝中后期在倭寇势力消除后重开“海禁”，允许民间贸易，沿海地区海外贸易蓬勃发展。清朝的对外贸易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是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对来华的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和场所、活动范围、中外交往等做出严格限制，设立公行制度，独揽一切进出口贸易的权利，限制民间对外贸易。

　　2．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特点

　　（1）前期陆路为主，后期以海路为主。唐朝以前以陆路交通为主，唐朝时海陆贸易并重，不但有东西陆路交通，而且已开通向东、向西的海路交通，宋元明清时期，陆路贸易下降，海路贸易地位日渐上升。其原因如下：其一，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阻隔，如西夏。其二，陆上丝路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缺点。陆上丝路位于我国西北，地处内陆，只能向西运输商品，而我国传统的外销商品丝绸、瓷器、茶叶等的产地都在东南沿海。陆路西运，远离产区，既不经济，又不方便。加之陆上丝路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要越过葱岭和戈壁沙漠，风沙弥漫，行程艰巨，时间久，运费高。其三，与当时主要外贸商品有关，汉代对外贸易中丝织品占很大比例，而两宋时期陶瓷制品比重较大，易破碎，不适合于陆上长途运输。其四，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地位提高，尤其以海运为主。其五，宋代航海业和造船业的发展，航海经验的积累。如指南针的应用等。

　　（2）官方贸易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是加强友好往来。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路，带去的都是我国最精美的工艺品、丝绸和瓷器，虽然畅销，但有不少是相赠送的，返航时不仅带回货物，而且常常有外国使臣搭船来中国访问。

　　（3）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同步进行。西亚不少商人带来了西方宗教，中国科技也相继西传。

　　（4）外贸促进了民族融合。不少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在我国定居，长期与中国人相处，互通婚姻，逐渐融合，在元朝时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

　　3．古代对外贸易的启示

　　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才能促进社会进步，闭关锁国只能造成国家、民族的落后；加强联系、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适应历史发展趋势而行者存，逆历史发展趋势而行者亡；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条件；和平友好交往是我国人民同外国交流的主流，说明我国古代人民是爱好和平、崇尚友好的人民。

　　【易混知识】

　　一、中国古代的坊与市

　　秦汉时，在京都、郡、国所在的大县城内，多有官府在指定的地区设立并由官府管理的“市”（进行商品交易的固定场所），与居民所住的“里”“坊”严格分开。唐初两者有严格的区分。按唐制，两京及诸州、县治所在的城市，始准设市，长安有东、西二市，洛阳有南、北、西三市都是当时著名的市。市设市令、市丞掌管交易，凡买卖均须立契约，不立契约者为违法。市内店铺一般临街而设，鳞次栉比，出售同类商品的店铺集中在一起。因而有笔行、铁行、肉行等不同的名称。市内按规定时间集散。以后坊市制度逐渐突破：一是坊与市的区别渐消，坊内亦出现商店；二是夜市广泛出现，突破了市场集散的时间限制，三是市的设置不限于州县治所，凡为“要路”而交易繁者皆可设市，且民间也有许多自发的市。

　　二、中国古代的城与市

　　古代中国的“城”和“市”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统治者的政治中心，后者是商业活动的场所。“城市”是由“城”──城墙所包围的地区和“市”──商品交换的场所、城墙内的一个区域连称而来。“城以盛民也”，筑城主要是为了保护人民。为此，中国古代的城修筑得相当雄伟，有深广的护城河，面积多达几到几十平方千米，城内有大片农田、园圃等。城的数量也相当多，遍及全国。

　　一个城市的重要性取决于它在政治体系中的等级地位。自都城、省城、府城至县城，城市的建筑规格和面积依次减小。最初，市只是城内很小的区域，而且在时空上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宋代以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城市的经济功能才逐渐增强，传统的政治中心城市商业繁荣，交通枢纽城市也兴盛起来，并且出现了纯粹经济功能的工商业市镇。

　　三、明清时期两大商帮（徽商与晋商）的比较

　　商帮

　　徽商

　　晋商

　　三个

　　起家

　　经营盐业致富

　　经营盐业致富

　　发展

　　经营茶叶、木材、粮食等

　　经营丝绸、铁器、茶叶、棉花、木不同

　　材等

　　兴盛

　　经营典当，走出国门

　　经营票号，走出国门

　　阶段

　　比较

　　相同

　　之处

　　徽商与晋商都以经营盐业起家；积累起商业资本后扩大经营范围，涉足其他行业；还办金融机构，甚至走出国门，把生意做到国外，积累起巨额财富。

篇十七：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简要分析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的表现、特点及其启示

　　在古代，我国人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开拓了辽阔的疆域，而且对外贸易也很发达。古代的对外贸易促进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经济交流，对人类生产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1．表现：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不同的朝代是不同的，有的甚至形成鲜明的对比。

　　古代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的朝代主要是汉朝和唐朝，汉代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发展贸易，还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甚至印度进行贸易，当时与朝鲜半岛、日本的贸易往来更是十分频繁。唐朝的对外贸易范围更加广泛，政府的政策也更加开明，对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所以唐朝时期吸引了大量波斯、阿拉伯商人前来贸易，“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中国商人的足迹也远达非洲和欧洲许多地区。

　　在古代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和危机，这主要表现在明清两朝。明朝在郑和下西洋前后，政府与外国进行的是朝贡贸易，往往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和采取“倍偿其价”的方法，所以政府在贸易中负担了沉重的开支，这种贸易也不可能持久；明朝对外贸易政策的另一面，就是实行“海禁”政策，明初，明太祖因为担心流亡海上的敌对势力勾结倭寇，下令实行“海禁”，禁止对外贸易；明朝中后期在倭寇势力消除后重开“海禁”，允许民间贸易，沿海地区海外贸易蓬勃发展。清朝的对外贸易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是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对来华的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和场所、活动范围、中外交往等做出严格限制，设立公行制度，独揽一切进出口贸易的权利，限制民间对外贸易。

　　2．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特点

　　（1）前期陆路为主，后期以海路为主。唐朝以前以陆路交通为主，唐朝时海陆贸易并重，不但有东西陆路交通，而且已开通向东、向西的海路交通，宋元明清时期，陆路贸易下降，海路贸易地位日渐上升。其原因如下：其一，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阻隔，如西夏。其二，陆上丝路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缺点。陆上丝路位于我国西北，地处内陆，只能向西运输商品，而我国传统的外销商品丝绸、瓷器、茶叶等的产地都在东南沿海。陆路西运，远离产区，既不经济，又不方便。加之陆上丝路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要越过葱岭和戈壁沙漠，风沙弥漫，行程艰巨，时间久，运费高。其三，与当时主要外贸商品有关，汉代对外贸易中丝织品占很大比例，而两宋时期陶瓷制品比重较大，易破碎，不适合于陆上长途运输。其四，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地位提高，尤其以海运为主。其五，宋代航海业和造船业的发展，航海经验的积累。如指南针的应用等。

　　（2）官方贸易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是加强友好往来。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路，带去的都是我国最精美的工艺品、丝绸和瓷器，虽然畅销，但有不少是相赠送的，返航时不仅带回货物，而且常常有外国使臣搭船来中国访问。

　　（3）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同步进行。西亚不少商人带来了西方宗教，中国科技也相继西传。

　　（4）外贸促进了民族融合。不少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在我国定居，长期与中国人相处，互通婚姻，逐渐融合，在元朝时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

　　3．古代对外贸易的启示

　　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才能促进社会进步，闭关锁国只能造成国家、民族的落后；加强联系、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适应历史发展趋势而行者存，逆历史发展趋势而行者亡；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条件；和平友好交往是我国人民同外国交流的主流，说明我国古代人民是爱好和平、崇尚友好的人民。

　　【易混知识】

　　一、中国古代的坊与市

　　秦汉时，在京都、郡、国所在的大县城内，多有官府在指定的地区设立并由官府管理的“市”（进行商品交易的固定场所），与居民所住的“里”“坊”严格分开。唐初两者有严格的区分。按唐制，两京及诸州、县治所在的城市，始准设市，长安有东、西二市，洛阳有南、北、西三市都是当时著名的市。市设市令、市丞掌管交易，凡买卖均须立契约，不立契约者为违法。市内店铺一般临街而设，鳞次栉比，出售同类商品的店铺集中在一起。因而有笔行、铁行、肉行等不同的名称。市内按规定时间集散。以后坊市制度逐渐突破：一是坊与市的区别渐消，坊内亦出现商店；二是夜市广泛出现，突破了市场集散的时间限制，三是市的设置不限于州县治所，凡为“要路”而交易繁者皆可设市，且民间也有许多自发的市。

　　二、中国古代的城与市

　　古代中国的“城”和“市”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统治者的政治中心，后者是商业活动的场所。“城市”是由“城”──城墙所包围的地区和“市”──商品交换的场所、城墙内的一个区域连称而来。“城以盛民也”，筑城主要是为了保护人民。为此，中国古代的城修筑得相当雄伟，有深广的护城河，面积多达几到几十平方千米，城内有大片农田、园圃等。城的数量也相当多，遍及全国。一个城市的重要性取决于它在政治体系中的等级地位。自都城、省城、府城至县城，城市的建筑规格和面积依次减小。最初，市只是城内很小的区域，而且在时空上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宋代以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城市的经济功能才逐渐增强，传统的政治中心城市商业繁荣，交通枢纽城市也兴盛起来，并且出现了纯粹经济功能的工商业市镇。

　　三、明清时期两大商帮（徽商与晋商）的比较

　　商帮

　　徽商

　　晋商

　　三个

　　起家

　　经营盐业致富

　　经营盐业致富

　　发展

　　经营茶叶、木材、粮食等

　　经营丝绸、铁器、茶叶、棉花、木不同

　　材等

　　兴盛

　　经营典当，走出国门

　　经营票号，走出国门

　　阶段

　　比较

　　相同

　　之处

　　徽商与晋商都以经营盐业起家；积累起商业资本后扩大经营范围，涉足其他行业；还办金融机构，甚至走出国门，把生意做到国外，积累起巨额财富。

篇十八：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唐代对外开放与经济繁荣

　　唐代对外开放是促成其盛世形成的主要因素，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有唐一代，“盛唐气象”的恢弘、博大与开放，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象征。

　　一、对外商贸通道的贯通

　　唐朝时，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商品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对外贸易亦随着国力的强大而扩展到更广阔的国家和地区。而开展对外贸易必须首先扩展对外交通，这是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唐朝在扩展对外交通方面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在这方面，史书多有记载。如唐德宗时宰相贾耽撰写的《皇华四达记》就曾记述说：当时，通往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的主要有七条交通干道：一曰营州人安东之道，二曰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人回鹘道(参天可汗道)，五曰安西人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此外，还记有从长安分别通往南诏的南诏道和通往吐蕃的吐蕃道。上述道路，西向可通往西域，穿越帕米尔高原和天山的各个山口，到达中亚、南亚与西亚，甚或远至欧洲，即著名的陆路“丝绸之路”。

　　在扩展对外交通干道的同时，唐朝还在沿途遍设驿所。据《唐六

　　典》载，当时天下共设驿1639所，其中，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此外，“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俗谓之驿驴。往来甚速．有同驿骑”。这些可与周边民族及远域实现交通的干道，不仅有利于政治外交往来与军事调兵运输，而且还便利了经济贸易交流和商旅通行。

　　二、外向型城市的发展

　　1．两京为中心的国际性大都市

　　京都一般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中心都会。唐朝长安和洛阳市区所占空间虽然有限，但它们所起到的商品流通中心枢纽、内外销商品集散地、覆盖较大区域性市场及辐射全国乃至周边和更大范围内具有国际性意义的市场、沟通及导向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激活长安城商品经济等作用，并非是有限的空间和固定的时间所能包容和束缚的。据《新唐书．地理志》载，长安向各地辐射的陆路主要有十四条，水路交通则可借环绕城周的水系与渠道，沟通包括四川、华北、江南、湖南、闽、广等在内的广大区域。因此，处于政治中心位置的长安网联、沟通的是具有全国意义和对外贸易的大市场。

　　2．沿海港口城市

　　广州自西汉以来就是中国对外商贸往来的重要港口城市，至唐代时又发展成为岭南节度使治所。由于岭南本身的经济发展，水运交通的发达，尤其是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包括珠江在内的五大水系及其支流，以广州为中心枢纽的对外贸易更为活跃。“地当要会，俗号殷繁”

　　的广州虽然也属于政治与经济中心合一的城市，但因远离全国政治中心，主要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对外贸易)造就了城市繁荣．其经济职能更为明显。史载，王锷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时，“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珍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黄巢起义军人广州，有史载曾杀戮十万以上至二十万胡人，此数虽显夸大，但广州胡商云集确是事实。

　　扬州是唐后期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城市，主要是对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通商。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都是描述罗城(今扬州)中最繁华的一条长十里(一说为九里)的主要街道。此外，泉州、明州、登州与莱州等都因是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港口而先后兴盛，并成为重要的经济型城市。应该说，运河的开凿是沿线工商业城市兴起的契机，而海上贸易的发展则是这些港口城市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

　　3．承担对外贸易功能的内陆地区中心城市

　　自战国秦汉以来，幽州地区就以富庶而著称。它不仅是北边军防重镇，同时还是联结河北与长安、洛阳及中原王朝沟通北方蒙古草原和松辽流域等东北各民族及朝鲜半岛的转运枢纽要地，正所谓“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关、河自北，转输幽燕”。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中，记录了唐幽州城市内近30种商业和手工业行业名称，足以说明当时市场的繁荣。唐后期，渤海国使者频繁朝贡。动辄组成数百人的使团，商贸交易已成为主要目的。唐后期，东北地区的少数

　　民族及其政权，利用唐内缩有效辖区之机，更加频繁地开展对唐官私贸易，在东北、河北地区的活动空前活跃，而幽州正是他们与中原经济贸易交往的中心和枢纽地区。西州、沙州、凉州等都属于中西交通陆路要镇，因中西贸易的活跃而成就了城市的繁荣。唐代诗人张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描述的就是西州内外贸易繁盛的景象；“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是元稹感叹凉州盛唐时曾有过的繁华。

　　三、外贸市场的形成

　　蕃商(胡商)的活跃、陆路与海路贸易的共同发展，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特色。

　　外商运进中国行销的商品种类主要是珠宝、玉石、香料、稀有珍奇动物、药材、马匹以及土特产品，运出的主要是中国的丝绸。唐中期以后，瓷器逐渐成为对外出口的大宗，海运的发展也为运输瓷器这类质重易损的商品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有人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瓷器之路”。在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都出土了大量唐代和五代的瓷器。

　　这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总量的增长与市场的开拓，也表现为深层次的渗透。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日趋广泛，商业贸易需求推动着东西方以及亚洲大陆内部更为密切的交流。唐代把握住了商品经济的契机，对外贸易呈现出新的面貌

　　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

　　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竟达12万人以上，他们带着香料、药物和珠宝，换取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物。“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也是基于海运事业的发展。《新唐书·阎立德传》记载，唐贞观时阎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西山杂志》提到唐天宝中泉州所造海舶“舟之身长十八丈，面宽四丈二尺许，高四丈五尺，底宽二丈，作尖圆形。桅之高十丈有奇。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二至四万石之多。”

　　四、外商的涌入

　　城市工商业群体中，有相当数量的外商，是隋唐五代时期的重要特色。外商中，既有万里求宝鬻珠的行商，也有开店设铺的坐贾；既有在民间游走的私商，也有以朝贡名义开展变相经贸活动的官商。胡商、胡店、胡饼、胡姬等名称正是现实的反映。大城市有专门接待胡商的邸店和住坊，有单独为胡人居住的蕃坊。朝廷为规范胡商的经营，专门为胡商立法，在沿海重要港口城市设置市舶司，专门掌管对外贸易。各大都市，胡商人数虽无较确切数字，但数量是很可观的。唐上元元年(760年)，淮南节度使田神功借平刘展之乱．大掠扬州，“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广州因外贸发达，“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唐玄宗天宝时期，广州北面的西江，“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这些往来居住的外商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很大，几乎所有水陆交通发达的大

　　中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也可以说，凡是外商经常出入或聚集人数较多的城市，必是商业或转输贸易兴盛的城市。长安“市肆多贾客胡人”；饶州属中下等州，著籍户数不过数万，但因属于转输城市，“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唐德宗朝，当时有留居长安达40年之久的胡人(回鹘)，娶妻生子，置田举质，并一直享受外客待遇。

　　还有很多外商是以朝贡使团的名义从事商业活动的。唐太宗贞观时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参天可汗道”，“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俾通贡马，以貂皮充赋税”。唐朝对朝贡使团有很多优待政策和措施，如根据路程远近给付资粮，安排住宿，馈赠赠物(往往超过原进贡物品的价值)，允许人市交易。邀请参加皇帝举办的“宴集”。《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其中，东夷19个，南蛮55个，西戎75个，北狄40个。据今人统计，与唐发生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周边内附少数民族部众，与唐有藩属关系的国家和独立政权，甚至远在“绝域”的国家。很多内附民族和羁縻地区，它们和中央的关系是以朝贡的方式联系的。不在唐有效管辖区的国家和政权，他们所派出的数量不等的使团，除日本、新罗有遣唐使的称呼外，一般都称作朝贡使。据统计，南亚、中亚与西亚来唐使团共343次，每团少则数人，多者可达数百人。

　　五、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一)对外开放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

　　首先，国家必须走向统一。自东汉末年，中国曾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其间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并未挽回南北对峙的格局。589年，隋朝再次统一南北，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末虽然群雄并起．但李唐王朝逐一翦灭诸雄，历史再次回归到统一的轨道。“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分别是唐朝创业和鼎盛的代表时期，也是史家津津乐道的典型治世，“四海晏清”的统一局面，为唐朝带来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昌盛。也为唐朝走向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国家必须走向统一。唐朝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政治制度，中央机构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互相平行又互相制衡。中央事务则设有九寺，并由御史台负责监察内外官吏。全国地方设州置县，边远民族地区及新归附民族则因地制宜，以羁縻州县方式统之。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乡村实行乡里制，户籍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统一的国家和稳定的社会是对外开放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再者，国家要有富强的国力。唐朝对外以自己的实力，致力于疆土的开拓和边疆的巩固。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采取团结、德化、和亲、怀柔等政策，以朝贡的形式维持政治向心力和经济互通有无的关系，以和亲的方式缔结婚姻关系维护边疆的安定团结。对内则致力于国家建设，在“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期，全国户口大幅增长，垦田面积大量增加。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运河的

　　开凿和通航，使西北政治中心、东北军事重点防御区和南方经济富庶区联结起来，大大加强了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促进，这些都为开放的国策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得国人在面对外来文化和商品冲击时具有充分的自信心。

　　(二)拥有开放的观念和心态

　　唐太宗对华夷观念提出新的认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可以说，此前以华夏别蛮夷，唐太宗不隔华夷，前无古人。贵贱无别，爱之如一，这种“华夷一家”观念的雏形不仅是对前人的超越，也对后世的华夷观念和对应国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唐代，“万国”、“四海”、“华夷”、“蕃汉”、“胡汉”等名词使用的频率很高，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逐渐形成。在这样的观念下，开放成为一种全面的开放。①向外拓展的趋势——地域的开放：②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动态进展——种族的开放：③汲取与推广并行——文化的开放；④婚姻、家庭、女性、娱乐、休闲、节庆、时尚的调整与包容——社会观念和社会风俗的开放：⑤在科举制的导引下，建立了新的选拔人才的机制——社会阶层流动的开放，包括对域外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也具有开放性：⑥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开放。

　　(三)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保证

　　首先是设置专门的官署，以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为适应对外经济贸易由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的转移，从陆路丝绸之路向海上丝

　　绸之路的转移，唐朝除原有接待外来人士的鸿胪寺，还设立了管理边境贸易事务的互市监，中央和地方官府还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鼓励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并设立了管理沿海贸易的市舶司等机构，以适应海陆贸易的发展。

　　其次是对外籍商人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多种优待政策。①对外籍工商业者、艺人和宗教人士进出唐朝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对外籍商人在唐朝民间的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②在商品交易中实行开放式的货币政策，很多境外货币可以在唐朝流通：③尊重外籍商人的习俗和信仰，允许他们有固定的聚居区，设立本民族信仰的寺庙．拥有自己的墓地：④通过减免税收的政策鼓励外籍商人入唐长期从事经营，规定他们每年只须向唐政府缴纳5—10文丁税．甚至能享受免交丁税的待遇。不过，唐代开放与兴盛对今人最重要的启示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新华文摘》

　　作者：宁

　　欣

篇十九：唐朝与阿拉伯贸易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唐代的外来文明》……爱德华·谢佛

　　《唐会要》……宋

　　王溥pu《旧唐书》……后晋

　　刘昫xu唐代对外开放的回视与审思(专题讨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也是唐史研究领域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中国唐史学会与河北学刊杂志社联合组织了这组专题讨论。通过回视唐代的开放与兴盛，可以发现，唐代的开放首先源于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唐时已经不隔华夷，这种初步形成的“华夷一家”观念，不仅超越了前人，对后世的华夷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也就是说，既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又兼容并蓄、不拘一格地吸收外来文化。第三，唐代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册封制度和羁縻府州制度，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与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开放和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相反，当国内发生像“安史之乱”这样大的社会动荡，或晚唐政治极端腐败之时，唐代的开放则处于停滞的状态。从今天看来，唐代的开放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留给后人许多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唐代对外开放中的许多特点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入审思，从历史得到的经验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

　　关键词：唐代／对外开放／盛世的形成

　　唐代开放与兴盛的当代思考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西方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被外国人称之为“天可汗的世界”。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从今天看来，唐代的开放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留给后人许多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唐代对外开放的特点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入的审思。

　　一、中国与世界：唐代的历史地位

　　综观公元7—10世纪的世界，唐朝是当时最发达、最强盛的国家。隋唐时代官方统计的最高户数在900万户以上，实际上当超过1000万户，人口在5000万以上。从版图上说。唐代与汉代相比，“东不及而西过之”。在交通上。继陆上丝绸之路之后，海上对外贸易获得长足进步，而南北运河的开通。更是加强了国内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关系，意义殊为重大。而同一时期的印度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日本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中国，阿拉伯世界正处在扩张时期，拜占庭与西罗马帝国(6—11世纪)则进入衰落时期。西欧8世纪进入封建社会，即查理帝国时期，进而分裂为东西法兰克福王国。可以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强大国家。

　　唐朝的长安是常居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其规模、面积和繁华都独步于世界，超过了同时期的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法兰克福帝国首都亚琛、倭马亚西班牙帝国首都科尔多瓦。大批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学生、僧侣、使节前来求学，西亚的波斯、阿拉伯乃至拜占庭的商人和宗教人士也出没于长安里闾。海上丝绸之路载去亮洁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同时也运来域外的骏马和珍奇，中国处在亚欧国家经济和文化贸易的中心地位。

　　唐朝也是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朝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宗派。其中既有本土发展起来的禅宗，也有引进天竺的法相宗。还有中印合壁的天台、华严、净土等宗派。当时，佛教在其故乡印度已是美人凋零，但在东土大唐却繁荣似锦，佛教的中国化，最终完成于此时；儒释道合流，开创了宋代理学的新境界，其发端正于此时。敦煌壁画、雕塑更是多元文明汇合的象征，比如著名的飞天形象，就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那些连珠纹装饰图案透露了波斯文化的信息。唐代的音乐充分吸收了西域音乐的精华，唐明皇和杨贵妃联合编导的大型歌舞剧《羽衣霓裳舞曲》，源于由河西传来的婆罗门曲，其中也加入了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

　　二、和谐与宽容：唐代开放的

　　政治基础

　　唐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周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也有所差异。唐太宗推行了一种恩威并用、相对宽容的民族政策，对于国家兴盛和社会和谐都有重要影响。

　　唐代把中原以外地区分为蕃部与绝域。《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载：“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华裔一家的政策使唐代民族融合达到一个新高度。许多外国文武官员在中国做官，周边少数民族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北边少数民族修建“参天可汗道”，以便进一步密切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往来联系。唐代对外开放是以内部的民族和睦相处为重要政治基础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唐代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的册封体制，并创造了新的羁縻体制。册封制度要求所有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番邦和绝域都必须接受唐朝的册封。唐朝通过册封域外政权首领为“可汗”、“王”，确立自己的政治主导地位。由于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先进、政治和军事最强盛的国家，域外政权也借助唐朝册封的权威来对内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外防范强邻的侵犯，同时也借以吸收和引进先进的文化。

　　羁縻府州是指唐朝在接受其政治领导的番邦和绝域设立的州和都督府。它们不同于内地的“正州”，其都督、刺史均为各部落和番国的首领，诸如可汗、叶护、国王等，朝廷发给印信。其辖区不变、自主内部事务的权力和称号不变，朝廷所授予的“都督”、“刺史”称号也与其首领一样世袭不替。这样，各部落首领一方面接受唐朝的册封为可汗或王，另一方面又被授予国家官职都督和刺史．从而使唐朝与周边建立了更强有力的部族宗主隶属关系。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周边部族和域外政权对唐朝的外交往来都被纳入朝贡关系中。鸿胪寺是主管接待外蕃君长和使节朝贡的机构。凡是对唐朝有朝贡关系的部族或国家．都被发给12枚雌鱼符，上面刻有蕃国的名字。该国使节来朝，必须携带鱼符，正月来朝，带第一枚，二月带第二枚，依次类推。唐朝内部另有雄鱼符12，以相勘合。使者进京，有典客署安排馆舍与资粮供给。蕃国进贡给朝廷的物品，入境时州县要具箱封印送京，具名数报于鸿胪寺。寺司验收后知会少府监及市司，由他们聘请“识物人”(专家)辨别物品，是否值得奏送朝廷，并确定其价格，以便作为出售或朝廷回赠的参考。使者回蕃，皇帝赐物于朝堂，也由典客佐其受领，并教其拜谢的礼节。

　　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辽阔，为唐代的中外交通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唐代后期，宰相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记载了其时对外交通的七条路线。

　　总之，唐代的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是唐代繁荣的物质基础，同样．通过册封制度、羁縻府州制度，为唐代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开放与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

　　三、魅力与魄力：唐代开放的特点与反思

　　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而且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所谓“大出”是指唐代文化富有魅力，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所谓“大进”是指唐代吸收外来文化，不拘一格，兼容并蓄。

　　唐代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富有吸引力。尤其在东亚地区，中国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很大。新罗在682年仿唐制设立国学，教授《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儒家经典和子史要籍成为新罗学生的必读书。后来新罗又仿照唐朝培养专门人才的制度，设置了算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分别讲授《九章算术》和《本草经》、《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

　　日本的乐舞、书法、绘画、工艺制作、都城规划、医药、服饰等方面均受到唐文化的巨大影

　　响。唐代的乐器、坐部伎和立部伎等歌舞都被日本引进。中国以人物、山水和风俗为主题的绘画作品传人日本，日本画家模仿、学习而创作的作品，其风格酷似唐画，被称作“唐绘”。1972年发现的日本高松冢古坟壁画，其绘画题材和技法都直接渊源于唐代墓葬壁画。当时在日本收藏唐代的书画作品和工艺美术品的风气很浓，日本奈良正仓院至今仍然保存了大批从唐代传人的文物。在都城建筑方面，日本在奈良朝以前没有固定的都城，都城建制规模比较狭小。元明天皇708年即位后，始命以长安为模型建筑新的都城平城京，京城正中以朱雀大街贯通南北。794年，桓武天皇迁入平安京(今京都市)，新都的布局更加接近唐代都城长安，甚至城门的名称也照搬不改。日本的寺院建筑也学习唐朝。鉴真亲自参与修筑的唐招提寺，气势雄伟，结构精巧。它所采用的鸱尾、三层斗拱等建筑方式给日本佛教建筑以直接的影响。总之，唐代的文化是具有魅力的文化，唐代文化的输出是和平而且积极的，周边国家对于唐代文化的认同，提升了唐朝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保障了唐朝的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对于吸收外来文化，唐朝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当时中亚、西亚各国来华侨民人数很多，他们把西域宗教文化带到了中国。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宗教主要是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

　　祆教在北朝已经传入中国，唐朝官方设置了管理祆教的专门机构萨宝府．设置祆正、祆祝、率府、府史等职员。长安城从武德四年(621年)开始建胡祆祠。有祆寺5所。洛阳有3所，西北的凉州、敦煌和吐鲁番地区都有袄寺，鞠氏高昌(465—640年)等地区有祭祀胡天之制。近年在敦煌地区发现了一些关于祆教的绘画材料，说明祆教在该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摩尼教创立于3世纪，曾经是波斯的国教。它在祆教的基础上，吸纳了佛教、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唐以前摩尼教可能已经随粟特商人传入新疆地区，武周延载元年(694年)，有波斯僧人携《二宗经》到长安，摩尼教获得官方的认可。唐代宗进一步特许摩尼教在内地传播，并赐题“大云光明”的匾额于摩尼教寺。大历六年(771年)，又在荆、扬、洪、越等州建大云光明寺。晚唐时期，福建、河南等地的摩尼教仍很活跃。

　　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也在唐代传入中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波斯僧阿罗本到长安传教．受到唐太宗的欢迎，十二年于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21人。高宗时，洛阳、广州、沙州、灵武、周至等地都建有波斯寺或波斯胡寺，唐玄宗时改称大秦寺，其教称景教。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长安大秦寺立《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根据碑正面中文下部的叙利亚文，石碑是由来自吐火罗首都巴尔赫城的某长老之子乡主教耶质蒲吉(即汉文碑文中的伊斯)所立．另一叙利亚人中国教区主教兼长老景净撰文。碑文首先介绍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然后叙述了景教从唐太宗时阿罗本传入中国以来的发展情况，最后赞扬了大施主、原来在郭子仪帐下供职的伊斯(即耶质蒲吉)的乐善好施精神。碑中提到“翻经书殿，问道禁闱”之事。景教经文保存在敦煌文书的有《三威蒙度赞》、《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一神论》、《序听迷诗经》、《尊经》等。据《尊经》所记，大秦本教经都530部，由景净翻译的只有35部。

　　伊斯兰教是7世纪初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立的宗教。唐代来华经商的伊斯兰教徒们在其居住的“蕃坊”内建立清真寺，把伊斯兰教传人到中国。怛逻斯之战中被俘的中国兵士杜环，从中亚西行到了地中海东岸，762年，由海路从大食回到广州。他归国后撰写的《经行记》，记载了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物产交流情况，介绍了伊斯兰国家的一些风俗。如妇女出行要戴盖头；每天礼拜五回的宗教习俗；只信真主，不信鬼神的宗教信仰；不吃猪肉、狗肉，每年斋戒一个月等。杜环还介绍了拂秣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在中国和印度等地经商，851年，他将其见闻写成书，916年，由另一位阿拉伯商人哈桑补充成《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该书留下了当时从波斯湾到广州的海上航线的记载：称赞中国的海船坚固庞大，可以从事远海航行，中国出口的丝绸质量很高，中国人个个是能工巧匠；还介绍了中国的饮茶与瓷器，以及侨居广州的伊斯兰商人的情况。这是人们所知道的第一本阿拉伯人撰写的介绍中国的游记。

　　在唐代，中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佛经翻译文学对唐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既深且巨。印度的建筑和雕塑、绘画艺术也由于佛教石窟的开凿而影响到中国。唐太宗时还从印度学习了把甘蔗浆熬成糖的技术。中国改进提高了熬糖方法。制成了白糖，其方法又传人到印度。印度的天文历法进一步传人中国。唐高宗时的迦叶孝威曾协助李淳风修订《麟德历》，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还聘任天竺迦叶氏术士担任天文历法官员。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编纂的《大衍历》吸收了天竺术士瞿昙氏的历法成果。著名的《开元占经》就是瞿昙悉达辑成的。

　　综以所述．唐朝不仅是中国奉行开放政策的典范，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唐朝国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其对外开放的政治和物质基础，唐代文化的魅力以及对于外来文化的博大胸襟，使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大放异彩。相反，在“安史之乱”和晚唐中央政权极度衰落时代，中原内地对西域的交通路线被阻绝，东亚地区的遣唐使也中止不遣，唐朝的开放和繁荣都已风光不再。

　　唐代对外开放与经济繁荣

　　唐代对外开放是促成其盛世形成的主要因素，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有唐一代，“盛唐气象”的恢弘、博大与开放，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象征。

　　一、对外商贸通道的贯通

　　唐朝时，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商品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对外贸易亦随着国力的强大而扩展到更广阔的国家和地区。而开展对外贸易必须首先扩展对外交通，这是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唐朝在扩展对外交通方面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在这方面，史书多有记载。如唐德宗时宰相贾耽撰写的《皇华四达记》就曾记述说：当时，通往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的主要有七条交通干道：一曰营州人安东之道，二曰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人回鹘道(参天可汗道)，五曰安西人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此外，还记有从长安分别通往南诏的南诏道和通往吐蕃的吐蕃道。上述道路，西向可通往西域，穿越帕米尔高原和天山的各个山口，到达中亚、南亚与西亚，甚或远至欧洲，即著名的陆路“丝绸之路”。

　　在扩展对外交通干道的同时，唐朝还在沿途遍设驿所。据《唐六典》载，当时天下共设驿1639所，其中，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此外，“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俗谓之驿驴。往来甚速．有同驿骑”。这些可与周边民族及远域实现交通的干道，不仅有利于政治外交往来与军事调兵运输，而且还便利了经济贸易交流和商旅通行。

　　二、外向型城市的发展

　　1．两京为中心的国际性大都市京都一般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中心都会。唐朝长安和洛阳市区所占空间虽然有限，但它们所起到的商品流通中心枢纽、内外销商品集散地、覆盖较大区域性市场及辐射全国乃至周边和更大范围内具有国际性意义的市场、沟通及导向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激活长安城商品经济等作用，并非是有限的空间和固定的时间所能包容和束缚的。据《新唐书．地理志》载，长安向各地辐射的陆路主要有十四条，水路交通则可借环绕城周的水系与渠道，沟通包括四川、华北、江南、湖南、闽、广等在内的广大区域。因此，处于政治中心位置的长安网联、沟通的是具有全国意义和对外贸易的大市场。

　　2．沿海港口城市广州自西汉以来就是中国对外商贸往来的重要港口城市，至唐代时又发展成为岭南节度使治所。由于岭南本身的经济发展，水运交通的发达，尤其是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包括珠江在内的五大水系及其支流，以广州为中心枢纽的对外贸易更为活跃。“地当要会，俗号殷繁”的广州虽然也属于政治与经济中心合一的城市，但因远离全国政治中心，主要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对外贸易)造就了城市繁荣．其经济职能更为明显。史载，王锷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时，“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日发十余艇，重

　　以犀象珍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黄巢起义军人广州，有史载曾杀戮十万以上至二十万胡人，此数虽显夸大，但广州胡商云集确是事实。

　　扬州是唐后期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城市，主要是对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通商。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都是描述罗城(今扬州)中最繁华的一条长十里(一说为九里)的主要街道。此外，泉州、明州、登州与莱州等都因是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港口而先后兴盛，并成为重要的经济型城市。应该说，运河的开凿是沿线工商业城市兴起的契机，而海上贸易的发展则是这些港口城市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

　　3．承担对外贸易功能的内陆地区中心城市

　　自战国秦汉以来，幽州地区就以富庶而著称。它不仅是北边军防重镇，同时还是联结河北与长安、洛阳及中原王朝沟通北方蒙古草原和松辽流域等东北各民族及朝鲜半岛的转运枢纽要地，正所谓“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关、河自北，转输幽燕”。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中，记录了唐幽州城市内近30种商业和手工业行业名称，足以说明当时市场的繁荣。唐后期，渤海国使者频繁朝贡。动辄组成数百人的使团，商贸交易已成为主要目的。唐后期，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利用唐内缩有效辖区之机，更加频繁地开展对唐官私贸易，在东北、河北地区的活动空前活跃，而幽州正是他们与中原经济贸易交往的中心和枢纽地区。西州、沙州、凉州等都属于中西交通陆路要镇，因中西贸易的活跃而成就了城市的繁荣。唐代诗人张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描述的就是西州内外贸易繁盛的景象；“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是元稹感叹凉州盛唐时曾有过的繁华。

　　三、外贸市场的形成

　　蕃商(胡商)的活跃、陆路与海路贸易的共同发展，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特色。外商运进中国行销的商品种类主要是珠宝、玉石、香料、稀有珍奇动物、药材、马匹以及土特产品，运出的主要是中国的丝绸。唐中期以后，瓷器逐渐成为对外出口的大宗，海运的发展也为运输瓷器这类质重易损的商品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有人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瓷器之路”。在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都出土了大量唐代和五代的瓷器。这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总量的增长与市场的开拓，也表现为深层次的渗透。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日趋广泛，商业贸易需求推动着东西方以及亚洲大陆内部更为密切的交流。唐代把握住了商品经济的契机，对外贸易呈现出新的面貌。

　　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竟达12万人以上，他们带着香料、药物和珠宝，换取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物。“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也是基于海运事业的发展。《新唐书·阎立德传》记载，唐贞观时阎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西山杂志》提到唐天宝中泉州所造海舶“舟之身长十八丈，面宽四丈二尺许，高四丈五尺，底宽二丈，作尖圆形。桅之高十丈有奇。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二至四四、外商的涌入

　　城市工商业群体中，有相当数量的外商，是隋唐五代时期的重要特色。外商中，既有万里求宝鬻珠的行商，也有开店设铺的坐贾；既有在民间游走的私商，也有以朝贡名义开展变相经贸活动的官商。胡商、胡店、胡饼、胡姬等名称正是现实的反映。大城市有专门接待胡商的邸店和住坊，有单独为胡人居住的蕃坊。朝廷为规范胡商的经营，专门为胡商立法，在沿海重要港口城市设置市舶司，专门掌管对外贸易。各大都市，胡商人数虽无较确切数字，但数量是很可观的。唐上元元年(760年)，淮南节度使田神功借平刘展之乱．大掠扬州，“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广州因外贸发达，“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唐玄宗天宝时期，广州北面的西江，“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这些往来居住的外商在中国

　　的活动范围很大，几乎所有水陆交通发达的大中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也可以说，凡是外商经常出入或聚集人数较多的城市，必是商业或转输贸易兴盛的城市。长安“市肆多贾客胡人”；饶州属中下等州，著籍户数不过数万，但因属于转输城市，“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唐德宗朝，当时有留居长安达40年之久的胡人(回鹘)，娶妻生子，置田举质，并一直享受外客待遇。

　　还有很多外商是以朝贡使团的名义从事商业活动的。唐太宗贞观时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参天可汗道”，“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俾通贡马，以貂皮充赋税”。唐朝对朝贡使团有很多优待政策和措施，如根据路程远近给付资粮，安排住宿，馈赠赠物(往往超过原进贡物品的价值)，允许人市交易。邀请参加皇帝举办的“宴集”。《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其中，东夷19个，南蛮55个，西戎75个，北狄40个。据今人统计，与唐发生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周边内附少数民族部众，与唐有藩属关系的国家和独立政权，甚至远在“绝域”的国家。很多内附民族和羁縻地区，它们和中央的关系是以朝贡的方式联系的。不在唐有效管辖区的国家和政权，他们所派出的数量不等的使团，除日本、新罗有遣唐使的称呼外，一般都称作朝贡使。据统计，南亚、中亚与西亚来唐使团共343次，每团少则数人，多者可达数百人。万石之多。”五、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一)

　　对外开放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

　　首先，国家必须走向统一。自东汉末年，中国曾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其间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并未挽回南北对峙的格局。589年，隋朝再次统一南北，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末虽然群雄并起．但李唐王朝逐一翦灭诸雄，历史再次回归到统一的轨道。“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分别是唐朝创业和鼎盛的代表时期，也是史家津津乐道的典型治世，“四海晏清”的统一局面，为唐朝带来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昌盛。也为唐朝走向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国家必须走向统一。唐朝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政治制度，中央机构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互相平行又互相制衡。中央事务则设有九寺，并由御史台负责监察内外官吏。全国地方设州置县，边远民族地区及新归附民族则因地制宜，以羁縻州县方式统之。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乡村实行乡里制，户籍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统一的国家和稳定的社会是对外开放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再者，国家要有富强的国力。唐朝对外以自己的实力，致力于疆土的开拓和边疆的巩固。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采取团结、德化、和亲、怀柔等政策，以朝贡的形式维持政治向心力和经济互通有无的关系，以和亲的方式缔结婚姻关系维护边疆的安定团结。对内则致力于国家建设，在“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期，全国户口大幅增长，垦田面积大量增加。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运河的开凿和通航，使西北政治中心、东北军事重点防御区和南方经济富庶区联结起来，大大加强了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促进，这些都为开放的国策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得国人在面对外来文化和商品冲击时具有充分的自信心。

　　(二)拥有开放的观念和心态

　　(二)

　　唐太宗对华夷观念提出新的认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可以说，此前以华夏别蛮夷，唐太宗不隔华夷，前无古人。贵贱无别，爱之如一，这种“华夷一家”观念的雏形不仅是对前人的超越，也对后世的华夷观念和对应国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唐代，“万国”、“四海”、“华夷”、“蕃汉”、“胡汉”等名词使用的频率很高，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逐渐形成。在这样的观念下，开放成为一种全面的开放。①向外拓展的趋势——地域的开放：②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动态进展——种族的开放：③汲取与推广并行——文化的开放；④婚姻、家庭、女性、娱乐、休闲、节庆、时尚的调整与包容——社会观念

　　和社会风俗的开放：⑤在科举制的导引下，建立了新的选拔人才的机制——社会阶层流动的开放，包括对域外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也具有开放性：⑥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开放。

　　(三)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保证

　　(三)

　　首先是设置专门的官署，以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为适应对外经济贸易由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的转移，从陆路丝绸之路向海上丝绸之路的转移，唐朝除原有接待外来人士的鸿胪寺，还设立了管理边境贸易事务的互市监，中央和地方官府还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鼓励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并设立了管理沿海贸易的市舶司等机构，以适应海陆贸易的发展。

　　其次是对外籍商人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多种优待政策。①对外籍工商业者、艺人和宗教人士进出唐朝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对外籍商人在唐朝民间的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②在商品交易中实行开放式的货币政策，很多境外货币可以在唐朝流通：③尊重外籍商人的习俗和信仰，允许他们有固定的聚居区，设立本民族信仰的寺庙．拥有自己的墓地：④通过减免税收的政策鼓励外籍商人入唐长期从事经营，规定他们每年只须向唐政府缴纳5—10文丁税．甚至能享受免交丁税的待遇。不过，唐代开放与兴盛对今人最重要的启示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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