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14篇

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14篇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公众外交与美国对外政策　　韩召颖　　【期刊名称】《太平洋学报》　　【年(卷),期】2001(000)004　　【摘　　要】公众外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1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公众外交与美国对外政策

　　韩召颖

　　【期刊名称】《太平洋学报》

　　【年(卷),期】2001(000)004

　　【摘

　　要】公众外交是美国外交的重要工具,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公众外交受到了美国各届政府的重视.本文主要论述了美国公众外交的特点、发展演变、主要活动及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所起的作用.美国公众外交的实质是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总页数】11页(P28-38)

　　【作

　　者】韩召颖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法政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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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大众传媒对美国战争的影响

　　【摘要】：美国自从独立以来，发动了不少内外战争，而大众传媒在美国的战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战前、战争过程中到战争结束，始终都有大众传媒的参与，而大众传媒技术的进步也在影响着战争的整个过程。

　　【关键词】：大众传媒

　　美国战争

　　作用

　　【作者简介】：唐辉，中国传媒大学

　　政治与法律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序言

　　大众传媒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西方称为新闻媒介(Newsmedia)或大众传播媒介(Massmedia)。是指以印刷媒体、广播、影视和互联网等大众化的传播媒体为代表的传播形式、传播内容和传播业务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相继经历了印刷媒体时代、视听媒体时代、网络媒体时代。当然它们之间并不是后者取代前者的关系，只是后者与前者相比在当时更先进。

　　了解美国，就必须从了解美国战争开始。美国从诞生以来一直与战争结下不解之缘。有人说“近代欧洲是在战争的铁砧敲打出来的。”而美国呢，则不断用战争来壮大自己，锻炼自己。

　　从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一战、二战，再到越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可以二战为界，之前的战争，美国是不断的壮大发展；之后的战争则是壮大和削弱参半。而在历次战争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与大众传媒的纠葛之中。或利用借助或被动卷入，从而直接或间接、或大或小、主动或被动地影响着美国的战争，也影响着改变着美国甚至世界的面貌。下面按历史顺序来看一下大众传媒对美国战争的影响。

　　独立战争中印刷媒体的作用

　　18世纪中叶，随着北美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增强，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七年战争后，英国为弥补战争损失，加重对殖民地人民的盘剥与压迫，从而使殖民地抗英斗争从经济、政治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在1776-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中，北美报刊在战争的酝酿、准备和进程中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诞生。随着战场上的胜利，北美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期间由托玛斯·潘恩(1737—1809年)所写的小册子《常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776年1月，他发表了一本五十页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立即引起轰动，三个月内售出十多万册。在一个人口仅二百五十万的殖民地里，可能总共售出了五十万册。在这本小册子中，潘恩强烈抨击了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批判了那种依赖英国的殖民地思想，陈述了英国统治对殖民地人民所带来的种种害处。他指出，现在已经不是辩论的时期了，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最后的争端。他满怀激情地向人们呼吁，“站起来吧，接受自由！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人们都被潘恩的思想和热情所感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居民都读过这本书。《常识》在唤起北美人民的民族意识，促使殖民地人民将独立作为自己战斗的唯一目标的宣传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另外，塞谬尔·亚当斯等几位卓越的革命宣传家和报刊活动家充分利用报刊进行宣传和鼓动，鼓舞了战争中民众的精神力量，对革命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

　　南北战争中的印刷媒体的作用

　　这里只介绍一部文学印刷品对美国内战的影响。1851年，美国作家哈里特·比彻·斯托（斯陀夫人）在丈夫体弱多病、家境极其贫寒的情况下写成其生平最有影响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Tom"sCabin;or,LifeAmongtheLowly），又译作《黑奴吁天录》、《汤姆大伯的小屋》，是一部反奴隶制小说。也是第一部译成中文的美国小说

　　。小说首先以连载的形式在《民族时代》报纸上发表，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人们无与伦比的欢迎，仅第一年就在国内印了100多版，销了30多万册，后来被译为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评论界认为本书在启发民众的反奴隶制情绪上起了重大作用，被视为美国内战的起因之一。林肯总统后来接见斯陀夫人时戏谑地称她是"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这一句玩笑话充分反映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长篇小说的巨大影响。《汤姆叔叔的小屋》通过汤姆叔叔、乔治夫妇等黑奴们曲折经历的描述，揭发和控诉了黑暗的奴隶制度，在当时的美国社会背景下，不失为引发、推动废奴运动的惊世之作。当然我们不能说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引起了南北战争，而是这本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使得奴隶制问题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也让赞成和反对这一制度的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局，进而导致南北战争爆发。甚至对美国内战中以林肯为代表的正义一方获得胜利，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美西战争中的印刷媒体的作用

　　在美西战争中大众传媒更是发挥了巨大作用。19世纪末，美国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美国垄断资本财团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于是各种宣传机器大造对外扩张的舆论。但是正当美国准备向海外扩张时，整个世界已为老牌殖民大国瓜分完毕。美国想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但因力量有限，还无力同英法等国相抗衡，只有老朽帝国西班牙是个好目标。美国决定首先拿西班牙开刀，夺取这几个西班牙殖民地，以便控制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并取得向远东和亚洲扩张的基地。这时，西属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也给美国创造了有利环境。菲律宾和古巴先后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菲律宾起义军已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包围了马尼拉。古巴起义军则牵制了西班牙的20万大军。在美西战争爆发过程中，美国报纸竭尽煽风点火之能事，无所不用其极。

　　1898年2月份，发生了两件诱发战争的事件。第1件，是西驻美公使攻击麦金莱的信件被公开。第2件，美国l艘军舰在哈瓦那爆炸。《纽约日报》2月9日刊登了一份西驻美公使德洛梅去年12月写给马德里《先驱报》一位编辑的私人信件。信中谈及麦金莱的国情咨文时，说麦金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一个自命不凡的政客。这封信评论美国总统麦金莱是“一个政治骗子，既要把自己的后门打开，又要和党中好战分子保持良好关系”等等。这些观点纯属公使的个人感受，不料，这封信被《纽约日报》公之于众后，在美国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纷纷谴责这是西班牙官员对美国国家元首的侮辱。在压力下，西班牙政府担心事态闹大，西政府一面正式向美赔礼道歉，一面让德莫洛引咎辞职。但美国人不依不饶，抓住此事大造舆论。

　　在古巴起义军日益壮大的形势下，1897年底，美国驻哈瓦那总领事菲茨休·李要求

　　政府派军舰到古巴“保护”美国侨民。1898年2月15日，停泊在古巴哈瓦那海面的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爆炸沉没，舰上的354名官兵中有266人丧生。爆炸事件发生后，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一口咬定这是西班牙人的阴谋。一时间，“记住‘缅因’号事件”和“西班牙人见鬼去吧”成为美国人口中最流行的话语。加上《纽约世界报》等报的记者在报道古巴局势时对西班牙的邪恶和残暴加以渲染，很多不明真相的美国人产生了“正义干涉”的冲动情绪。《纽约太阳报》在第2天发表的报导，更是让美国人冲动。美国笼罩在一片痛苦与惊恐之中，华盛顿停止了公务，全国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哀悼活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爆炸原因。尽管报纸提到，许多士兵是被西班牙军舰派出的小艇救起来的。人们还是怀疑此事为西班牙蓄谋制造。调查结果对于已经群情激愤的国内气氛犹如火上浇油。“让西班牙见鬼去吧”、“记住缅因号”、“讨还血债”的复仇怒吼在美国各地此起彼伏。还在调查结果公布之前，已有人开始煽风点火。佛蒙特州参议员普洛克特在参议院发表演说，以不久前访问古巴的所见所闻，揭露西班牙在岛上实行集中营的罪行。据当时的《华尔街日报》说，这次演说使“华尔街许多人转变了思想”，倒向主战派。《纽约日报》的老板郝斯特在此期间曾电告驻古巴记者：“你供给速写图画，我将供给战争。”此后不久，美西战争爆发。

　　二战中的美国媒体的作用

　　广播是继报纸之后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与报纸相比，它具有时效性强、收听方便、万水千山瞬间即至、能够克服语言障碍跨越国界传播、感染力强、没有文字障碍受众面广、抗自然灾害能力强等传播优势，正是这一传播优势使广播成为战争时期重要的新闻传播媒介和进行心理战的主要武器。大众传媒无疑是战时舆论战的先锋。如果说网络和电视改变了现代战争，报纸推动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广播则决定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方。

　　二战中，美国的广播主要起这几个方面作用：1、传递信息，改变本国受众思想。广播是当时人们主要的消息来源。许多重大事件，人们都是最先从广播中得到的。1941

　　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的相互广播公司最先报道这一新闻，许多美国人是从相互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得到这一消息的。美国国内的中立主义思想很快烟消云散了，全国都在积极备战。2、鼓舞己方士气，对外广播获得国际社会和盟友的支持。二战时期最著名的战前动员莫过于罗斯福通过广播所进行的四次被称为“炉边谈话”的演讲。被罗斯福当作政治武器的“炉边谈话”，因为定位准确，采用适合于说与听双方身份的广播语言方式而独具魅力。它对美国走进二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3、混淆敌方视听，离间敌人的关系，瓦解敌军斗志。美国的一个“诺顿海军中校”电台节目向德国海军进行了309次广播，成为“美国在整个大西洋战争期间，在进行具有战略水平的战时宣传上卓有成效的一员。……被缴获的德国海军文件承认：‘诺顿广播对于德国海军人员的士气具有摧毁性的影响。’”还充分利用广播对敌军进行怀柔软化，使他们军心大乱，无心恋战。二战期间，盟军充分利用广播，在战场广泛播放一首德国歌曲《莉莉·玛莲》，歌曲广为流传。歌曲中流动的旋律所讲述的缠绵故事，使德军产生了思乡情绪，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对战争产生了厌恶。

　　美国的参战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媒体英雄,那就是美国之音(VOA)。美国之音在二战中,不断地给敌方制造混乱,瓦解对方的士气和斗志,离间敌人和其盟友的关系,为战争的最后胜利赢得了时间。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过：“在宣传上花1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一语道破了舆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越战中美国媒体的作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1961--1974），又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是被美国人称为“越战泥潭”而留在记忆中的。而此时大众媒体发展到视听时代，电视新闻成为主流快捷的传播形式。视听媒体对越战的介入极大的改变着越战的进程和结局，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的新闻媒体使美国得以从越战的泥潭中脱身。所以，有人也称这次战争为“第一次电视战争”。

　　二战后，根据《日内瓦协议》，法国从越南撤军。而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

　　出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直接加强对越南的干涉，并不断升级。由“特种战争”演变为“局部战争”的全面参战。从1961年到1968年间，包括电视在内的美国媒体大多都热情地站在美国政府一边，行驶着自己“爱国主义”神圣职责。

　　而1968年对于驻越美军来说是一个分水岭。除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春节攻势”之外，还有转变美国国内对越战态度风向的媒体对“美莱村事件”的集中报道。新闻媒体对美军屠杀越南平民的“美莱村事件”的报道，彻底打碎了美国民众支持越南战争的道义理由，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最终迫使美国政府从越南撤军。这两件事都极大的改变着美国的内外政策。“春节攻势”让美国民众深切地感受到赢得越战希望的渺茫，而“美莱村事件”则从内心上刺激了民众的反战决心。美莱村事件发生在1968年3月16日，美军的一个连队在威廉·卡利中尉的率领下，进入越南广义省的美莱村，开始几个小时的大屠杀。全村109名村民无一幸免。战地记者西摩·赫什率先捕捉到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惨绝人寰”的消息。很快，一份小报《圣路易斯报》以巨大的标题“在美莱村：我们发疯了”刊登了他的文章。第二天，《华盛顿邮报》、《旧金山时报》等36家美国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

　　由于电视传播技术的发展，被战地记者的电视摄像机把捕捉到的血淋淋的战争画面直接传播给美国民众，电视带进千家万户的血腥屠杀、悲痛的哀嚎、惊愕的表情都真实地展现在荧幕上，美国的大众舆论出现了裂痕，国内开始掀起反战浪潮。CBS和NBC都进行了电视特别报道，新闻杂志《时代》和《新闻周刊》也进行报道，并配以血腥的图片。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CBS播报的克朗凯特关于越南的特别报道。作为CBS的节目主持人，成为当时美国最获民众信赖的“新闻先生”。以至于总统约翰逊说，克朗·凯特的报道可能会改变那些“一直以来支持战争的公众”的立场。还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假如我失去了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美国大众。”随后，约翰逊总统在电视上宣布退出总统连任竞选，大大限制对越南北方的轰炸，缩减向越南增派援兵的规模。后来，他写道，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内公众意志一直在遭受着来自越南战场的军事失败的打击，而同时，报纸和电视采取何种方式来把越南发生的一切报道给美国人民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有人在评论克朗凯特的作用时指出：“克朗凯特的报道确实改变了原来的平衡。在美国历史上，由一个新闻主持人宣布一场战争应该结束，这还是第

　　一次。”

　　1973年，美国经过长期谈判，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上签字，宣告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的失败。可以这样说，对于美国政府和军方而言，这几乎是一场被美国媒体定义为失败的战争。美国民众通过电视新闻，在起居室里近距离地接触越南战争现场的画面，使之产生了厌战情绪，掀起了反战高潮，最终促使美国撤出越战泥潭。越南战争结束后，有观察家声称这是一场发生在起居室的战争，是一场电视化了的战争。也使美国及时调整了外交政策，扭转了自己在国际角力场上的颓势。

　　冷战后美国媒体对战争的影响

　　索马里战争中的媒体作用

　　1991年巴里政权垮台后，索马里的形势日趋混乱。电视画面上那些可怕的关于索马里的镜头让人明白，索马里问题的解决只有依靠外界干预了。

　　在干预的这段时间里，艾迪德是索马里被全力追捕的人物：当美国部队在摩加迪沙真正开始追捕他的时候，联合国也公开要求逮捕他。1993年10月3日，形势紧张起来。三角洲部队没有通知联合国便袭击了位于摩加迪沙南部奥林匹克饭店附近的一座建筑，因为猜测艾迪德的重要军官在那里聚会。行动成功抓捕了所有参会人员，但对美国来说是个悲剧性的结局。在这天夜里，有18名美国士兵阵亡，索马里人死亡达1000人之多。10月4日下午，美国士兵的尸体被索马里人拖着游街示众的电视画面毫不留情地传送到美国家庭的电视机上，被俘的杜兰特也上了电视。这件事上了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美国舆论更是一片哗然，一致抨击美国政府出兵索马里。这件事导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没有与其他国家和组织进行协调的情况下匆忙下令撤军，以应付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美国政府还与艾迪德方面进行了秘密谈判，双方最后达成妥协：艾迪德交出飞行员杜兰特和那具美军士兵的尸体；美军则释放扣押的全部艾迪德的俘虏，不再把艾迪德派作为打击目标。

　　1994年3月，美军全部撤离索马里。

　　电视新闻再次提前结束了美国的索马里之战。

　　伊拉克战争中的媒体作用

　　2003年3月20日，英美联军突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伊拉克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不仅是一场高科技战争，而且引发了一场媒体大战。伊拉克战争也被称为是第一场电视直播的战争。从美英联军开始对巴格达打响战争的那一刻起，CNN、FOX、BBC、半岛电视台等媒体就开始了对这场战争的电视直播。也是一场被各种媒体全方位报道的战争。除了电视，还有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等都参加进来了。如果说越战中美国政府和军方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则完全改变了这种状态。美国政府不断试图利用和控制媒体，想法设法让媒体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无论是战前的舆论造势，还是战时控制新闻舆论，美国政府都做了精心安排，甚至在战争中多次摧毁伊拉克的广播电视设施，以图控制对方的声音。在伊拉克战争爆发的两年以前，美国政府就开始进行舆论造势了。很快伊拉克被定义为“邪恶轴心”，萨达姆是屠杀人民的“暴君”，伊拉克“拥有或正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于是美国必须“先发制人”。战争爆发后，为了控制舆论，对外保持口径一致，由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国务院及国防部发言人共同拟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来进行新闻发布。

　　对于记者报道，美国军方在伊拉克时期实施了所谓的“嵌入式”报道方式。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记者的言论，进而控制媒体。美军严格地执行了详尽苛刻的采访规则。

　　相对越战中的媒体而言，伊拉克战争中媒体的作用不是很明显，这与美军的严格控制有直接关系。也说明了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也得服务于政治。

　　结论

　　西方媒体历来标榜“客观、公正”等理念。而美国，新闻媒体被当做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力”，在反映民意、监督政府行为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纵观美国媒体在历次战争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媒体在战争中既起了极大的作用，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众传媒与战争正方向方面

　　1.大众传媒宣传是美国发动战争的必要条件。不管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大众传媒的宣传对美国发动战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在美西战争、伊拉克战争之前，为了激发本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仇敌情绪，大众传媒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

　　2.在战争过程中，大众传媒是宣传战的主打工具。从对己方，对敌方两个方面对起巨大作用。对敌方的欺骗、隐瞒、恐吓、瓦解斗志等等；对己方的鼓舞、激励、促进团结等等。当然也包括对中立国的宣传，争取国际道义舆论的支持。

　　二、大众传媒与战争反方向方面

　　1.大众传媒可以阻止或延缓战争的爆发。

　　2.大众传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战争的升级、激化。

　　3.大众传媒可以加速战争的结束。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是美国的越南战争的结束。

　　从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美西战争，再到二战、越南战争、索马里战争，都可以看出美国媒体对战争的独特巨大影响。而从伊拉克战争中有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对媒体的强大控制力，也不言而喻地表达了一个信息：美国的大众媒体是美国政府的大众媒体。

　　参考书目:

　　1、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2、赵雪波主编：《传播视野中的国际关系》，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张桂珍主编：《国际关系中的传媒透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5、蔡国芬：主编

　　《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6、赵雪波：等编著

　　《看得见的手----国际事件中的传媒》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2期。

　　8、阎学通、孙学峰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蔡国芬主编：《国际传播与媒体研究》，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篇三：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全球化时代下大众传媒对政治斗争的影响

　　摘要：自古以来，人类的生存与文明发展，都始终有信息传播活动左右相随。当前，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各个国家和国际政坛及其他诸多领域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大众传媒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中，传播媒介还常常作为国家推行政府意志和实施外交战略的工具，并且有力影响着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国际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全球化；大众传媒；舆论；信息战；软打击

　　国际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大众传播媒介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信息传播更是意义重大，它是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载体的国际传播,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互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国家间政治斗争中，大众传媒发挥着其社会功能，搭建传播思想的桥梁，健全多元化的言论环境，维护社会稳定，吸引政治同盟军，作用于斗争的参与者。

　　一、对大众传媒的整体认识

　　大众传媒，即承载传播信息咨询的工具。自1702年第一份报纸诞生直至今日，人类的传播活动共经历了原始、手抄、印刷以及电子四种传播方式。大众传媒已经以一个崭新的形象注入了每一个空间。现代的传播媒体有印刷媒介、广播电台、卫星电视、通讯社和互联网这五个类型，拥有着强大的覆盖力，进而广泛作用于所有受众。

　　17世纪初，定期的报纸出现就极具标志性特色，它标志着以大规模采集和发布新闻信息为主要特征的新闻事业登上历史舞台。19世纪初，到美国考察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也看到了报纸的力量。他指出：“在美国，报刊分别来说几乎都没有什么权威；然而，定期报刊的权力仅次于人民。”二战结束后，新兴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也随着网络的问世而更加引人注目。网络自问世之日起，就显示出它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权力，无论它掌握在谁手中、以什么方式发挥作用，都必然会成为政治体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二、全球化与大众传媒的相互促进

　　“全球化”是个政治、经济、传播学的概念。第一个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布热津斯基。1969年,他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一书中首次使用“全球化”一词,指出世界正向全球化社会的方向发展。1980年,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了“全球意识”的概念,指出“第三次浪潮促使那些拥有比国家利益更大的利益集团的纷纷兴起。这些集团正在形成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这种意识形态有时叫做‘全球意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这一术语在世界上加速流行。

　　全面开花的全球化时代首先是以经济全球化作为起点的，经济全球化在上世

　　纪7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客观现实。它打破了迫切渴望对外经济活动的民族国家界限，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交织、相互融合,也通过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必然要求信息传播全球化。信息传播全球化，就是信息实现了全球范围的交流与共享，信息传播进人了瞬间化和全球化，“就是小时相互联系的、极度活跃的、剥夺睡眠机会、并受电子邮件推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各国政府对本国的影响力将减弱。”信息已经成为继劳动力和资金之后第三重要的生活要素,网络传播的世界性推进了各国经济与文化的联系,电信网络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名副其实的神经系统和重要动因,推动着国家间和地区间的接触与沟通。

　　这种以最快捷的方式促进国家间的联系和文化交往的信息传播，大大促进了资本的跨国流动和国际金融的全球化进程,信息资源的挖掘和技术与信息的全球化传播,使全球各经济体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也日益加深。一句话,信息传播全球化又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三、全球化时代下大众传媒对国家政治行为的影响

　　随着全球民主制度的完善与公民社会的快速发展，大众传媒对政治关注的密切程度的提高，大量的大众传媒也开始主动、积极地介入国内政治领域，并且不时做出有影响的举动。这种影响看似微不足道，事实上其在国内政治行为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并进一步影响国际事务或某一领域的全球化进程。它一方面担当着政府与社会的桥梁，负责为民众传递国家的意志与决策内容；另一方面承担着政治事件中某方发言人的角色，充分维护其利益；最后，它还发挥着最主要的监督与制约的作用，这个功能多为民众所用。这表明，大众传媒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因素，已经发展得独立且成熟。

　　1.在国内大众传媒的一般作用

　　在国内政治领域中挥斥方遒的应然是各国的当局政府及首脑，而大众传媒则是一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媒把政府的决定、意志、法规等告知大众，实现政治控制。

　　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国民越来越容易接触到非本国类或非官方类的传播媒介的声音。因此，国内大众传媒的力量对于本国国民意识认同的控制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大众传媒向公众灌输对政府有利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使大众的思想与政府保持一致，排除外界干扰，使政府的政策得以实施，使社会相对安定。各级党政领导由凭借仔细圈阅文件转为通过浏览简报和接触新闻传媒尤其是收看电视新闻节目来了解社情民意和考虑决策因素。这无疑加大了新闻传播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权重，尤其是要求畅通主流媒体的信息渠道，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运用及时有效的信息流，准确地反映社情民意，潜移默化中增进民众与政府间的认同感。

　　2.大众传媒影响国家的政治选举

　　在一国内部，民主选举可以算是国内政治活动中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了。通常，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选举都为整个社会范围所关注，在为某个领导职位努力保证民众支持率的候选人们之间，展开唇枪舌战，这种“大位之争”常常需要强大的媒体做后盾，并制造有利于自己有损于他人的言论以左右舆论导向。因此，美国著名学者西奥多·怀特曾说，“在美国,没有任何国会的重大立法,任何国外冒险,任何外交活动,任何重大的社会改革能够成功,除非新闻界准备好了公众的思想。”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布什似乎具备了败选的所有因素：国内经济持续走低，4年来，失业增加了300万，财政从盈余变成亏空；拉登仍逍遥法外；伊拉克乱局愈演愈烈，绑架和恐怖袭击依然风行；虐囚丑闻沸沸扬扬；布什的行事风格备受争议，他本人的越战服役记录充满疑点；倒布言论此起彼伏……结果却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布什成功连任。

　　事实上，这是一场典型的传播领域的成功，传播战贯穿了总统选举的整个过程。在经历了2001年“9·11”的恐慌之后，大多数公民都希望国家能够更安全，“反恐和国土安全高于一切”，布什连续长途跋涉，在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抛头露面，增加了在地方报纸和电视上的曝光率。他面对恐怖威胁绝不妥协的态度博得了公民的赏识。

　　3.大众传媒影响国家对外的战与和

　　大众传媒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各领域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使得传媒技术和范围出现了巨大变革，进而在更广阔的领域、范围，更高的层次上影响到战争。

　　首先，国家利用大众传媒助战。以当代最大的一场战争——伊拉克战争为例。伊拉克战争赋予西方新闻媒体全新的角色定位。布什政府让数百名各国记者“嵌入”部队出征，首次将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战争武器投入战斗。

　　在战争的前期，美国就为攻伊和倒萨造势，制造侵略伊拉克的口实。美国传媒在报道中大量加入所谓的“爱国主义”感情色彩，西方一些电视台报道的大量画面都“有选择性”。对遭受轰炸的村庄、血泪纵横的伊拉克妇女和儿童则一概不播或一晃而过，美英一些电视台还反复播放美英联军对伊拉克战俘进行搜身的清晰画面，美军士兵向当地儿童发糖果的镜头，为的是引导舆论赢得民意。

　　并且，在美国国内媒体对战争捷报连连的报道过程中，以CNN、BBC、NBC、FOX、ABC为主的英美媒体对全球的新闻流动形成了垄断效应，其威力绝不亚于战争中的军事力量，许多非主流媒体不得不大量转引CNN等美国媒体的信息和图像，而绝大部分战争信息是美国军方通过媒体发出的或制造的，目的是激励己方斗志，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内部的稳定性。

　　显而易见的，武力威慑会因为对传媒力量的借入而爆发出更大的能量，甚至

　　能取得使对方不战而屈的理想胜利，这应了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的一句名言：“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①

　　其次，国家民众利用大众传媒反战。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大量廉价信息扩大了流动范围，国家决策变得更容易被影响。因此，爱好和平能够运用传播媒介起到反战作用。在遏制战争的力量中，2006年7月，以色列人民在以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事件中的行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7月30日凌晨，以色列战机对黎巴嫩南部加纳村的空袭导致至少60多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37名儿童。这一惨案震惊了世界，国际社会随即谴责以军暴行，并纷纷要求以色列尽快与黎巴嫩真主党实现停火。当中一名军官因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伤害了无辜平民而拒绝服役，成了第一个拒绝上前线的以色列军人，他被判处28天监禁。事后,由于支持反战媒体将消息迅速传播到以色列各个地区,最终鼓励了更多的反战人士抵制服役。

　　传媒此时反战报道成了公众的发言人,寄托了公众的心声，导致世界各国的反战浪潮日益高涨,7月31日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以色列政府宣布暂停对黎空袭48小时。这是大众传媒在国际关系史上的经典一役。

　　三、大众传媒在全球化时代下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的“软打击”力

　　此处的“软打击”力是相对于硬打击提出来的，即利用非军事手段对一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信心”上的全面打击。在现今各国经济政治相互依存度愈来愈高的全球化时代下，“软打击”作为一种柔中带刚的回应经常出现。这里所说的“软打击”经常是通过舆论渠道来发挥作用的。

　　“舆论”即公众言论。舆者，众也；论者，言论也。②大众传媒对于舆论有着巨大的导向作用。尤其是政治舆论，影响更加深远。政治舆论是一种精神力量，是支配人的行为的无形约束力。它一旦被政治组织所利用，便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③

　　1.发达国家之间借助大众传媒的交锋

　　早在一百多年前，一代枭雄拿破仑就说过：“报馆一间，犹联军一队也。”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德皇威廉二世也曾哀叹，“德国之战败，就在于没有一张《泰晤士报》”，说的就是新闻媒介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而在全球化时代，传媒成为宣传的主要工具，宣传则是战争的必要条件。随着国家力量和军事力量的体系化程度极大提高以及心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增大，战争目的不再绝对追求单纯的力量较量，越来越趋向于通过破坏敌人的体系和影响敌人的心理来制约其行动、降低其效能。毕竟，传媒的强渗透力、强负载力及高度的大众可信奉率赋予其卓越的冲击力是不容忽视的。

　　冷战从开始就是一场宣传战：各方都以一种绝对而坚定的方式宣传各自的意识形态，并努力将自己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与

　　地区。美国相信，只有苏联的共产制度崩溃后，这个世界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为此，美国在欧洲地区积极进行反共宣传，亲手策动了东德人民大量外逃事件，并唯恐天下不乱地扩大波兹南事件以及匈牙利事件的事态。它利用舆论工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其手法往往是无限夸大确实存在的错误，“呼吁人民起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手段充分削弱苏联当时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为以苏联为首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埋下了动乱的隐患。

　　2.发达国家利用传媒力量牵制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化时代下，有别于发达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利博弈，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处理中，更多的表现出一种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由于发展中国家往往自身意识形态定位模糊，使其弱点更容易成为发达国家渗入和干预其内政的突破口。近年来，东欧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旋风就席卷了不少国家。

　　“颜色革命”是指21世纪初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活动。究其根源,西方国家自然是始作俑者。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特殊的传播机构，训练目标国的反对派代表，给他们传授创建“抵抗”组织网络的经验，然后将他们派回国去，把希望变革的公民集结起来。例如，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中就任总统的萨卡什维利，就在那年夏天应邀前往美国在贝尔格莱德举办的培训班，接受过塞尔维亚式“温和革命”的培训。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还采用秘密观察目标国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方式，从中物色能够煽动群众抵制和反抗政府当局出台的种种举措、制造政治危机乃至大规模骚乱的工具。例如，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就始于反对派报纸《我的首都新闻》在议会选举之前刊登的一幅总统阿卡耶夫正在修建中的豪华住宅的照片，激起民众的愤怒和反抗情绪。

　　结语

　　自从有了大众传媒这种受时空限制较少的非战争手段的出现，传统国际关系舞台不再局限于政治、经济和常规战争的范围，各国除了在以上领域内展开竞争、冲突之外，还在日益显得重要的大众传播领域展开一波又一波较量和斗争。另外，它对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产生了强烈冲击，使国家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观念产生了巨大改变，并且使信息安全成为渗透和影响其他安全要素的关键因素。大众传媒为国际政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和战场，而它本身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胜利不可或缺的因素。

　　注释：

　　①【春秋】孙武：《孙子兵法·谋功篇》。

　　②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9页。

　　③吴大英、杨海姣：《政治意识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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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倪健中.国家安全[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

　　[3]吴大英，杨海姣.政治意识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

　　[4]何兰.新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理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

　　[5]张桂珍.全球化视域中的国际传播与中国对外宣传[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3（1）.

　　[6]网络社会中网络的政治功能以及网络对政治文化传播的影响[EB/OL].http://www.studa.net/zhengzhiqita/071003/17052418.html.

　　[7]半月谈[J].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新华通讯社主办，2008（8）.

　　[8]刘绪贻.美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9]Alleyne,MarkD.,InternationalPowerand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t.Martin’sPressNewYork,1995.

　　[10]李立.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传播学分析[J].新闻界，2004（6）.http://media.stu.edu.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35.

　　[11]寇莹.利益的博弈:媒体与美国总统大选[J].新闻界，2004（6）.http://xwj.scol.com.cn/llzy/20041110/20041110161312.htm.

篇四：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姓名：沈梦婷

　　班级：12级新闻0班

　　学号：20121045大众传媒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摘要]新闻媒介不仅是信息交流沟通的工具，而且经常充当公众舆论的引导者和代言人。新闻媒介作为舆论工具，往往能够影响国家政策。在国际关系中，则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进而影响国际关系。世界各国政府利用大众传媒向外部传递信息，展现自己的外交活动。既以此来塑造国家形象，又以求赢得战略主动，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关键词：大众传媒；国际关系；议程设置；舆论导向

　　大众传媒，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西方出现的一个概念。一般来说，大众传媒可以分为以报纸、杂志、书籍等印刷媒介和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两大类。互联网的出现又使大众传媒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大众传媒作为“第四种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一、大众传媒影响国际关系的方式

　　（一）通过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

　　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

　　这个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首先采取行动。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的相吻合，这与其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常接触大众传的人的个人议程和大众传媒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传媒的效果和作用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大众传媒只要对一些问题给予重视，集中报道，就能影响公众舆论。大众传媒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大众传播媒介给问题确定重要性次序，给问题分配注意力。议程设置功能通过知觉模式、显著性模式和优先顺序模式发挥作用。

　　在国际关系中，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功能，使得某些国际事物的重要性显

　　现出来，引起公众普遍关注，从而也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目标和重点的设立，有时甚至直接促成了政府的重大决策。

　　如1998年11月，由于伊拉克拒绝联合国的武器核查，美国准备14日对伊拉克进行轰炸。轰炸时间定在美国东部时间9点。8点刚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格就在家里接到电话:CNN记者萨德勒正在巴格达进行直播，他从一位伊方官员处得知萨达姆已对安南秘书长要求伊接受核查的信作了“积极的”反应。8点15分，伯格赶到白宫，克林顿一边收看CNN的报道，同时与他的安全顾问们正在通话讨论。8点45分，克林顿下令五角大楼推迟这项计划。后来，这项轰炸计划被取消了。这个例子表明，大众传媒可以影响通过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影响一国政府的对外政策。

　　（二）舆论导向作用

　　除了议程设置之外，大众传媒还有极强的舆论导向作用，在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上这种独特的功能更能凸显出。

　　我们普通公众对国际问题的了解相对较少，外交政策对我们来说过于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不仅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的哪些事件更为重要，而且还能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强调或隐瞒或暴露某些事实，支持或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与行动。从而影响公众对国际事物或外交政策的看法。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导向，给外交政策带来推动或抑制的影响。

　　如1993年底，美国的电视上充满了索马里内战造成的杀戮不止、饿殍遍野的画面。克林顿紧急下令美国军队参与一项在那里的维和行动。然而，没有多长时间，电视上几个美国兵的尸体被愤怒的索马里人拖过大街的镜头立即令全美哗然。公众要求撤军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政府匆匆终止了这次不成功的维和行动。美国的政治分析评论家说，是“CNN”把美国拖进了索马里，也是“CNN”把美国拉了出来。舆论导向对一国的对外政策有重要的影响。

　　二、大众传媒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一）塑造国家形象

　　塑造国家形象，是新闻传媒对外报道中最重要的和长期目标。国家形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大众传媒有意无意、客观或非客观地“塑造”出来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世界的目标聚焦中国，这是塑造国家形象的良好契机。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在2007年1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要求，中国大众传播媒体要立足于服务执政党和政府，围绕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我国的新闻联播节目，也致力于塑造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正面的报道远远多于负面报道。

　　（二）大众传媒促进国际冲突缓和

　　大众传媒在消解国际冲突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功能。传媒通过信息的传递，能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

　　在国际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各国政府都会利用大众传媒宣传本国的策略、政策。影响本国大众、对象国的政府和民众，从而赢得民心，形成有利于本国的公众舆论。

　　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还展示了大众传媒作为危机解决中的非官方管道的不可或缺作用。古巴导弹危机前后历时两周，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解决，除了对核战争共同的恐惧心理使得美苏双方基本上都保持克制和忍耐的态度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美苏之间建立了迅速、有效和秘密的大众传媒沟通渠道。1962年10月26日，苏联驻华盛顿克格勃官员福明与美国广播公司记者斯卡利秘密接触，首次提出苏联将从古巴撤出导弹，条件是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会谈打破了美苏两国之间的僵局，首次提出了谈判的方案，为此次危机的最后解决打下了基础。

　　（三）大众传媒能加剧国际冲突

　　大众传媒具有一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容易导致国际冲突的发生。任何国家的大众传媒都是为一定国家利益服务的，受本国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制约。

　　例如，在阿以冲突中，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相互展开的传媒攻势，成为中东地区战略互信难以真正达成的原因之一。巴以民众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要求已经上升为宗教追求，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右翼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价值取向，使得阿以冲突的政治解决困难重重。尤其是，阿以各自“具有针对性”的传媒宣传，成为国内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埃及前总统萨达特因为签订承认以色列的戴维营协议而遭自己士兵的枪杀；同样，因提出“土地换和平”的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重蹈萨达特覆辙，最终为和平运动而献出生命。

　　国际范围内传媒力量的不对称发展，明显不利于国际冲突的彻底解决。长期以来，大众传媒

　　几乎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垄断，因此，大众传媒尤其是在关注发展中国家事务或国际事务时，总是难免要戴上工业化国家自己准备好的有色眼镜。大多数情况下，报道或是不全面的，或是不真实的。这种现象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极大不满，容易导致冲突发生。

　　（四）媒体自身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角

　　大众传媒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也进入国际关系漩涡的核心。最著名的就是丹麦漫画事件。2005年9月30日在丹麦销量最大的日报《日德兰邮报》上刊出了一组漫画，该组漫画由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12幅漫画，由此引起伊斯兰世界的强烈不满，该组漫画也被称为丹麦漫画。

　　在伊斯兰世界，刊登先知图像已是亵渎先知，因此丹麦报业此负面描绘穆罕默德的12幅漫画，导致穆斯林民众的抗议，也带来部分极端分子的恐怖威胁。丹麦政府尽管谴责这样的污损行为同但也指出丹麦民族的幽默特质，并强调捍卫民主与言论自由。随后，丹麦、德国、瑞典、挪威、比利时、冰岛及其他部分欧洲国家及美国的报纸也陆续刊登这些漫画，立场同样是捍卫言论自由。伊斯兰世界的抵牾情绪与动作亦逐步升温，该事件成为国际瞩目的新闻及政治事件。后来经过各方努力，丹麦漫画事件渐趋平息。

　　在国际关系中，传媒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大众传媒积极投入到报道事件本身，也对国际关系起到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各国应正确利用大众传媒的作用，让传媒推进国际关系良性发展。

篇五：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

　　内容简介

　　本书初版与1969年，是批判传播学领域内的经典之作。它首次联系大众传播的两大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全面剖析了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与政策。作者以其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独立立场，紧扣现实问题，广泛地从工业和政府方面汲取信息，批判地研究了美国的信息机构和产品如何被用来支持其在全球的帝国统治。

　　1992年，本书修订再版，其对于美国全球统治过程中媒介-文化力量作用的强调，对于我们理解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和转变，进而理解美国大众传媒的功能，以及其政治、经济和外交的议程设置结构，不无裨益。

　　作者简介

　　赫伯特·席勒（1919-2000），长期从事美国传播和文化产业的批判性研究，被誉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媒体分析家。其代表作有：《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思想的管理者》、《文化公司》以及《信息与经济危机》等。

　　此书在传播学领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于其高扬的政治经济批判主义大旗，更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一命题并成为此后“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潮流的滥觞。

　　在此书中，席勒首先指出，杜鲁门1947年3月在贝勒大学的演讲中提出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经营自由远比和平更重要的宣言正是二战后美国扩张主义机制的思想来源，同时，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也从传统的对领土资源的侵占转向通过实施非正式控制来获取最高利益。就大众传播而言，“被解释为美国的大众媒体可以在世界各地不受限制的传播讯息”的言论自由原则直接体现了美国商业和传播媒介的物质利益；而作为间接后果，其商业和价值体系也得以在全球扩张，因此，美国所倡导的“信息自由流动”原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强加于弱小国家的渠道”。

　　接下来，作者从商业广播的崛起、政府主管部门的军事化到以军事－工业团队为特征的国内传播联合体的形成，从传播在干涉别国革命中的特定用途到美国

　　政治、经济向全球化的推进中的作用分析，细致的追寻了美国大众传播的发展脉络；同时，在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从政治－经济一体化维度批判性的全面剖析了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与政策，彰显出大众传播已经成为正在浮现的美利坚帝国的强大支柱。

　　事实上，作为初版于1969年的名著，《大众传播和美利坚帝国》一书的思想早已被广泛传播与接受，而此次汉译本所依据的1992年修订版更重要的部分显然在于席勒以“二十五年来的回顾”为题所作序言。在这篇四十余页的长序中，席勒令我们敬佩而又悲哀的看到，经过二十五年的发展，本书初版中所担忧的状况越来越明显，甚至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也已经不再专指美国的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通过跨国公司及其文化媒介部门的全球推进，美国式的消费主义已经内化为众多国家

　　大众传播的共性，全球文化同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同时，作者不无嘲讽的指出，伴随着经济压力的增大，公司化的美国以其不负责任的措施急速颠覆了社会秩序，但是，“这种混乱的变化已经被作为一种技术福音强加到公众的头上，并且被贴上了神秘而可靠的标签——‘信息社会’”。显然，相对于技术理性主义者的技术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富裕的乐观论断，作者依旧持有谨慎的怀疑态度，在席勒看来，技术本身不但不能越过制度性的结构——即利益群体、特权阶级、国家权力以及自满的决策者——的阻碍，而且更可能进一步导致信息分配中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些年来我们紧追慢赶的“信息社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我们自身的需求？）

　　而对于将来，席勒指认为，媒介－文化部门的兴盛实际上正在阻挠已经丧失了机能的社会秩序的自我革新，跨国公司所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将导致进一步的贫富差距并最终引起社会动乱。

　　然而，无论席勒的批判如何激烈，一方面，随着全球私有化进程不可遏制的推进和工业经济对利润无止境的贪婪追求，公平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建立似乎仍然遥遥无期；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式的）文化帝国主义仍将继续长时间的保持强势地位，但是在从欧洲、东亚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传出的不同于美国的声音越来越强的今天，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模式是否还能继续用以解释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大众传播的国际格局，这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问题。那么，席勒所作的“未

　　来的阶级冲突将聚焦在媒介和文化机构上”的预言是否会实现，未来的大众传播究竟传播的是谁的声音？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

　　副标题:《世纪前沿》丛书

　　作者:（美）赫伯特·席勒

　　译者:刘晓红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2006年7月

篇六：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众媒介

　　李崧

　　播音与主持艺术

　　学号：2009050707

　　内容提要：本文从美国对外与对内两方面分析大众媒介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打比方，距离等手法，说明大众媒介在美国政治生活举足轻重的地位。

　　21世纪的今天，大众媒介在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不可谓不重。在国家建构中，大众媒介起着政治动员作用；民主建设中则起着传播民主思想、维护民主制度的作用；此外还有在行政方面起着促进合理化的功能等。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装置"，大众媒介影响巨大。在美国，传媒与政治的互动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生活。对它的关注，无疑可以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

　　大众媒介对美国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大部分人都不会否定，但在具体作用的认识上可能见仁见智。而且对大众媒介的总括性描摹常因流于空泛而让人望而却步。笔者不才，在此仅美国对外与对内的政治生活分析大众媒介作用，撮其要端，条陈如下，望专家指正。

　　在对外政治中的大众媒介——定音锤、游码、加速器

　　“在华盛顿，真正为外交政策制定日程的，不是在白宫，而是在编辑室和记者的屋子里面。”这是摘自美国某位学者的言论。从早几年前开始，大众媒介就通过向公众传递全球信息，编制新闻程序，从而影响外交政策日程的确定。国际政治和外交信息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通过通讯社、电视网络、广播电台、因特网以及报刊等媒介进入有关政策制定人员的办公室,成为制定政策不可或缺的依据。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里根在任期间每晚和他的高级助理一起观看电视新闻,然后研究电视新闻对政府决策的评论,并对第二天将会爆发新的热点问题进行预计以及讨论如何对付这些问题。曾任里根于布什两任政府外交事务顾问的丹尼斯·罗斯曾表示:“在突发事件中,从CNN报道中所获取的信息比从政府自己的渠道要多得多。”可见，当今大众媒介早已不仅是政府对外政策得传声筒，更是决定外交政策的一把定音锤。

　　为外交决策提供信息、决定外交政策方向的同时，大众媒介在某种程度上也充当着影响外交政策的轻重缓急的角色，正如天平上的游码决定着天平倾斜方向一般。通过对国际信息的选择和编排，美国大众媒介直接影响公众对国际问题的关注程度,从而拟定了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和倾向这一社会政治议程，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议程。与此同时大众媒介通过所提供的信息及提供信息的方式，潜移默化在公众的意识中形成某种定势,造成某种舆论,间接地对决策议程产生影响。当然，如果遇上一个缺乏魄力的政府，被大众媒介牵着鼻子走也在所难免。

　　大众媒介对国际事态发展的跟踪报道,其速度之快往往令外交决策者应接不暇。这时大众媒介的角色就好比加速器，迫使政府决策的时间从以天计算加快到以小时分秒计算。据了解，1998年11月,由于伊拉克拒绝联合国的武器核查,美国准备于14日对伊进行轰炸。轰炸时间定在美国东部时间9点。8点刚过,国家安全事物助理伯格就在家里接到手下的电话:CNN记者萨德勒正在巴格达进行直播,他从一位伊方官员处得知萨达姆已对安南秘书长要求伊接受核查的信作了

　　“积极的”反应。8点15分,伯格赶到白宫,克林顿一边收看CNN的报道,同时与他的安全顾问们在电话里进行讨论。8点45分,克林顿下令五角大楼推迟这项计划。结果,这项轰炸计划被取消。在该项中大众媒介的作用是双向的，对于合作方的政府，可以促使其短期内做出决定，缩短决策时间，以免贻误战机；而对于敌对方的政府，则可以扰乱其政治议程设置，迫使其处于被动地位。

　　对内政治中的大众媒介——政府监督者、政治明星制造商、家庭教师

　　依靠美国宪法修正案赋予的权利，大众媒介一跃成为对政府、国会、法院三个机构行为进行监督批评的"第四个权力机构"。与美国政府的互动中，大众媒介与“三权”呈合作与对立共存态势。合作表现为传媒始终将政府视为重要的消息来源。在涉及国家利益上的外事新闻与战争报道中，传媒则与政府基本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大众媒介还对政府官员腐化、决策错误、渎职行为进行揭露与批评。

　　1972年6月17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这就是有名的“水门事件”。在此事件中，美国大众媒介“政府监督者这一角色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从1972年6月17日詹姆斯·麦科德等5人闯入位于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总部开始，直到1974年8月9日尼克松总统辞职，《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Bernstein）根据与内应“深喉”（deepthroat）里应外合所获的情报，对整个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跟踪报道，使当时的共和党主要领导人措手不及。事件发展到白热化时，尼克松拒绝交纳带有罪证的录音带并企图以行政特权罢免负责调查此事的特别检察官，美国各电视网立即中断正常节目，向美国公众报告这一爆炸性新闻。在大众媒介所制造的舆论与司法部门形成的共同压力下，尼克松被迫辞职。

　　此外，随着本世纪50年代"电视时代"的到来，大众媒介制造政治人物的作用日益凸现。1963年，25万人的队伍进军华盛顿，进行为黑人自由与平等权利的游行演说。期间，电视媒体进行全程跟踪报道，从而直接使本次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进入美国公众的视线，成为政治明星。1960年总统电视辩论中的肯尼迪以年轻、干练的形象战胜老气横秋的尼克松，成为上世纪60年代的政治明星也是如此。根据当时辩论以后民调发现，凡是通过看电视听辩论的，绝大多数人认为肯尼迪赢了；但是凡是听收音机听辩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为尼克松赢了。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因为通过电视的方式把两个候选人的形象完全展示出来了。全国选民看到的一个尼克松就是一个穿着灰色的西装、跟灰色的背景也模模糊糊的，然后呢脸上胡子也没刮干净，看上去还老冒汗，不断的拿出手帕来擦头，给人的一个感觉是，这是一个非常无精打采的一个人，是一个已经被繁重的国事给压得不知道该如何去办的人。相反，肯尼迪出现的时候就给人一个神采奕奕的感觉，生气勃勃的，而且辩论的时候所用的语言也简短有力。

　　60年代末，美国政府推出了一个补充教育计划，试图通过大众传播和其他手段改善贫困儿童受教育条件，其中一个重要项目是制作了一部题为《芝麻街》的儿童启蒙电视系列片。有关研究显示，收看《芝麻街》的学龄前儿童在字母表、数字、身体部位、形状和分类等知识方面较其他孩子有优势，最突出的是字母认读——恰恰是《芝麻街》里最强调的部分。研究还表明，《芝麻街》甚至对学龄前儿童观众日后在学校里的学业表现都有积极的影响。然而如果从《芝麻街》的原始意图来说，大众媒介“家庭教师”这个角色并非完美，因为《芝麻街》的重

　　要意图，是通过普及率高的媒介——电视缓解贫富儿童受教育不平等的现状，但实际调查结果却表明，对节目接触和利用最多的还是富裕儿童，反而扩大两者差距。因此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等人在一系列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沟”理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趋势”。

　　大众媒介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并不止这些。它对社会舆论进行控制与引导，对政治形成全方位，对角度的影响；进而通过对政治事件的报道使公众认识政府运作方式，确立民主观念。

　　参考文献：

　　1、《美国新闻史》，埃默温·

　　埃默里，新华出版社

　　2、《从大选报道看美国媒体运作机制》，唐润华，《中国记者》2000年第12期

　　3、《大众传播学总论》，张隆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传播学教程》，郭庆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

篇七：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目

　　录

　　一、美国大众传媒的发展

　　...................................2（一）美国建国前

　　................................................2

　　（二）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期................................2

　　（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2

　　二、大众传媒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3（一）大众传媒对美国政策制定的影响

　　..............................3

　　（二）大众传媒与美国总统

　　........................................5

　　（三）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及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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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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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传媒与美国政治

　　摘要

　　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大众传播媒介依靠《权利法案》第一条的保护，享受着充分的自由，逐步发展成为美国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势力”，大众传媒对美国政界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政治生活的主角，美国总统与大众传媒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相互依托，相互影响，推动着美国政治的前进。

　　一、美国大众传媒的发展

　　（一）美国建国前

　　北美殖民地报业的特点是报纸数量有限，质量不高。但就是这样，当时的《波士顿公报》、《纽约新闻报》等上刊登的关于反对印花税法、汤森法案内容及报纸对"莱克星顿枪声"的报道、潘恩《常识》的宣传，都起到了革命动员作用。建国后美国报纸数量增多，至1830年美国已有1200余家。由于发行量不大，报纸生存依赖政党或政府，报纸内容也多为政党各派观点。

　　（二）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期

　　美国报业进入"大众化报纸和发展的时期。"报纸内容丰富，读者增加，公共性、政治性报道的传播范围也随之扩大。《纽约论坛报》曾被称为"这个国家传播120世纪以来，报纸在政治生建设性民主思想和实验的第一的且唯一的工具。"○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广播事业兴旺和电视业崛起，深刻影响到美国的总统选举。从此总统竞选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如何利用大众传媒为其争取选民已成为总统竞选班子首要考虑的问题。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广播进行"炉边谈话"便是无线广播在政治参与方

　　面的成功范例。上世纪50年代电视业开始兴旺发达，至50年代结束时，电视进入86%的家庭。在电子媒介家庭中电影、录音带在政治生活中也十分重要。如在水门事件中就是一些小小的录音带让尼克松下了台。近来发展起来的因特网更是近乎根本性地影响着政治。

　　二、大众传媒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21世纪的今天，大众媒介在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不可谓不重。在国家建构中，大众媒介起着政治动员作用；民主建设中则起着传播民主思想、维护民主制度的

　　作用；此外还有在行政方面起着促进合理化的功能等。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装

　　置"，大众媒介影响巨大。在美国，传媒与政治的互动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直接影

　　响着美国的政治生活。对它的关注，无疑可以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提

　　供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

　　西方主流媒体常常以“自由”和“人权”的卫士自居，标榜自己独立、客观、公正。近期发生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反映出一些西方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完全可能做出侵犯人权和公民利益的行为。那么，其他西方媒体又怎么样呢？它们能做到尊重人权尤其是其他国家公民的人权吗？它们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能做到客观、公正和独立吗？我们不妨从美国媒体与美国外交决策的关系来看这些问题。在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复杂。仅就过去十年而言，从伊拉克战争到阿富汗战争，从反恐到防核扩散，从中美关系到美俄关系，媒体与政府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依赖并且在多数时候相互配合的关系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也颇耐人寻味。

　　（一）大众传媒对美国政策制定的影响

　　美国媒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有着上百年的传统。“在华盛顿，真正为外交政策制定日程的，不是在白宫，而是在编辑室和记

　　者的屋子里面。

　　”这是摘自美国某位学者的言论。从早几年前开始，大众媒介就

　　通过向公众传递全球信息，编制新闻程序，从而影响外交政策日程的确定。国际

　　政治和外交信息一天

　　24小时不间断地通过通讯社、电视网络、广播电台、因特

　　网以及报刊等媒介进入有关政策制定人员的办公室,成为制定政策不可或缺的依

　　据。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里根在任期间每晚和他的高级助理一起观看电视新闻,然后研究电视新闻对政府决策的评论,并对第二天将会爆发新的热点问题进行预

　　计以及讨论如何对付这些问题。曾任里根于布什两任政府外交事务顾问的丹尼

　　斯?罗斯曾表示:“在突发事件中,从

　　CNN报道中所获取的信息比从政府自己的渠

　　道要多得多。

　　”可见，当今大众媒介早已不仅是政府对外政策得传声筒，更是决

　　定外交政策的一把定音锤。

　　为外交决策提供信息、决定外交政策方向的同时，大众媒介在某种程度上也

　　充当着影响外交政策的轻重缓急的角色。通过对国际信息的选择和编排，美国大众媒介直接影响公众对国际问题的

　　关注程度,从而拟定了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和倾向这一社会政治议程，进而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议程。

　　与此同时大众媒介通过所提供的信

　　息及提供信息的方式，潜移默化在公众的意识中形成某种定势,造成某种舆论,间

　　接地对决策议程产生影响。

　　大众媒介对国际事态发展的跟踪报道,其速度之快往往令外交决策者应接不

　　暇。这时大众媒介的角色就好比加速器，迫使政府决策的时间从以天计算加快到

　　以小时分秒计算。据了解，1998年

　　11月,由于伊拉克拒绝联合国的武器核查,美

　　国准备于

　　14日对伊进行轰炸。轰炸时间定在美国东部时间

　　9点。8点刚过,国家

　　安全事物助理伯格就在家里接到手下的电话:CNN记者萨德勒正在巴格达进行直

　　播,他从一位伊方官员处得知萨达姆已对安南秘书长要求伊接受核查的信作了“积极的”反应。8点

　　15分,伯格赶到白宫,克林顿一边收看

　　CNN的报道,同时与他

　　的安全顾问们在电话里进行讨论。

　　点

　　45分,克林顿下令五角大楼推迟这项计划。

　　8结果,这项轰炸计划被取消。在该项中大众媒介的作用是双向的，对于合作方的

　　政府，可以促使其短期内做出决定，缩短决策时间，以免贻误战机；而对于敌对

　　方的政府，则可以扰乱其政治议程设置，迫使其处于被动地位。

　　归而总之，媒体对美国内、外政策制定的影响体现在推动政府采取行动、阻碍和延缓政府行动两方面。大众传媒的局限性和反作用也是在美国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的。基于媒体求新的本能，很少有事件可以长期得到媒体的“垂青”，而一旦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某一事件或话题失去兴趣，这一事件就很可能会被边缘化。如果一件事情本身既缺乏持久的影响力，又缺乏商业意义，就很难受到媒体的持久追踪。美国媒体所特有的“本土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般来说，如果是一场发生在与美国没有多少关联且地域狭小的第三世界国家里的内战，美国媒体就很少或根本不予报道。例如，美国媒体经常会忽视一些非洲国家的内战和人道主义灾难。

　　（二）大众传媒与美国总统

　　在美国230多年的历史中，美国政治制度，民主程度日益完善和提高，美国一度成为民主和自由的象征，而大众传媒为美国人获得民主和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1690年《国内外公共事件》被当地政府禁止，这也拉开了美国政界与大众传媒的恩怨情仇史。总统，作为政界中最重要的角色，也与大众传媒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两者保持着一种微妙和暧昧的关系。

　　此外，随着本世纪

　　50年代"电视时代"的到来，大众媒介制造政治人物的作

　　用日益凸现。1963年，25万人的队伍进军华盛顿，进行为黑人自由与平等权利

　　的游行演说。

　　期间，电视媒体进行全程跟踪报道，从而直接使本次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进入美国公众的视线，成为政治明星。据统计，1960年总统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赛至少有8500万美国观众，首场辩论，三大电视网现场直播，这是竞选关键时刻。肯尼迪

　　以年轻、干练的形象战胜老气横秋的尼克松，成为上世纪

　　60年代的政治明星也

　　是如此。根据当时辩论以后民调发现，凡是通过看电视听辩论的，绝大多数人认

　　为肯尼迪赢了；但是凡是听收音机听辩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为尼克松赢了。为

　　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因为通过电视的方式把两个候选人的形象完全展示出来

　　了。全国选民看到的一个尼克松就是一个穿着灰色的西装、跟灰色的背景也模模

　　糊糊的，然后呢脸上胡子也没刮干净，看上去还老冒汗，不断的拿出手帕来擦头，给人的一个感觉是，这是一个非常无精打采的一个人，是一个已经被繁重的国事

　　给压得不知道该如何去办的人。相反，肯尼迪出现的时候就给人一个神采奕奕的

　　感觉，生气勃勃的，而且辩论的时候所用的语言也简短有力。11月，肯尼迪以领先118550张选票获胜，这归功于他良好的电视形象。

　　大众传媒对总统竞选起极为重要作用，原因有一下几点：1、人们关于竞选的消息大部分来自媒体，这就需要候选人通过媒体进行竞争。2、大众媒体在形成选民对候选人的印象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约翰?莱恩赞特指出：“因为电视每天把政治领导人的形象送往千千万万公民的家里，电视也就引发出对人的情感反应，这样有助于电视观众关注政治候选人的人格因素，而不是关注他们所代表的政党或他们对有关问题发表的意见。”3、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有助于确定公众认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从而影响到公众对候选人的偏向。4、媒体在投票日开展的民意测验对选民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三）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及监督

　　媒体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和执行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影响公众舆论来对政府施加影响。由于多数美国人对国外缺乏直观的认识，很难知道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因而在外交事务上缺乏自信，这使得他们更依赖于媒体的报道和专家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对民众在外交问题上看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显而易见的。

　　一个对媒体有利的事实是，美国人对媒体的依赖性非常大，而美国媒体显然也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所在。根据传播学家的描述，媒体对什么报道得多，公众就可能对什么感兴趣，而公众（也可以说是选民）感兴趣的事，政府就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无形之中，媒体就可以通过公众的力量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方向。换句话说，决定什么是新闻，即“新闻制造”是媒体的日常工作，这使得它较改变民意更容易制造出“新”的民意，而这种新的民意常常会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但同时，在影响监督政府和外交决策方面，媒体与公众舆论是存在着共生和互动关系的。一般来说，公众关心和热切谈论的外交话题，也往往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使得公众舆论可以通过媒体的报道来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在美军虐囚丑闻中，美国公众对媒体的高要求就对媒体产生了影响，也成为了媒体必须有所作为的重要推动力。互联网在表达民意、影响外交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博客特别是微博的兴起格外引人注目。博客作为一种表达个人思想的传播形式，一种内容不断更新的新闻出版方式，在互联网上兴起后，成为了一种越过传统新闻出版部门直接与广大受众见面的新的传播形式。1998年，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率先捅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案；2001年，“9.11”事件使得博客成为重要的新闻之源；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博客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让传统媒体汗颜。

　　美国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巨大，是因为传媒有着丰厚的"自由支撑"的背景。然而这一"自由"，也受到诸多限制，表现为行业上的及美国政府方面的制约条款。日常生活中最为直接体现是由于诸多限制，传媒报道的客观性受到严重侵

　　蚀，这也是传媒在美国政治现代化演进中的功能限度的反映。

　　三、总结

　　美国之所以大众传媒对政治有巨大影响，是因为大众传媒有着丰厚的"自由支撑"的背景。然而这一"自由"，也受到诸多限制，具体表现为行业上的及美国政府方面的制约条款。日常生活中最为直接体现是由于诸多限制，传媒报道的客观性受到严重侵蚀，这也是传媒在美国政治现代化演进中的功能限度的反映。

　　。

篇八：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战略

　　“我们将领导自由、正义和希望，因为这是我们价值观和利益所在。我们相信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多得者多与。我们也明白，自由、健康、富裕不是极端分子、仇视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温床，而是国家稳定的源泉。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是更加和平的世界。因此，美国人民必须明白，我们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

　　——布什总统于白宫疟疾峰会上的演讲2006年12月14日

　　使命任务和工作重点

　　我们的根本价值观和信条成就了美国的强大、成功和安全。是这些价值观给了我们的民族以生机，指导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行动。我们认为不论男女，人人都是平等的，并且应享有基本的人权，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治参与权。我们认为无论政治形势如何，每个人都应生活在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受到保护、惩治腐败和依法治理的公平社会中。在世界各地，美国愿与其他政府和人民一道维护人类尊严、促进世界和平并推动社会进步。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设立了八个国家安全目标：

　　捍卫人类尊严；

　　强化反恐怖主义同盟；

　　化解地区冲突；

　　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

　　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延长发展周期；

　　与其他全球力量中心协作；

　　为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机构转型。

　　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应紧密围绕国家安全目标，始终倡导美国根本价值观。所有传播和公共外交活动应遵循以下几点：

　　强调我们对自由、人权与尊严和人人平等的信念；

　　支持认同我们理念的人；

　　支持人们争取自由和民主；

　　反对仇恨和压迫主义者。

　　战略目标

　　美国政府愿与世界各地的国家和人民为促进人类生活更美好而共同努力。作为一个由多种族组成的移民国家，美国尊重个人文化、背景和信仰的多样性。在世界各地，我们致力于成为促进发展、繁荣与和平的合作伙伴。

　　我们建立了三个战略目标来推动美国对外国受众的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

　　1.美国要提供一个符合我们最基本价值观的关于希望和机遇的积极愿景。

　　正如我们所深深信奉的自由、尊严和人人平等。我们认为，人民应生活在公正的社会中，享受到法治和自由，远离腐败和恐怖。我们认为，人民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和平抗议、信仰自由和参与政府选举的权利。我们希望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够接受教育，因为我们认为教育能够拓展未来的发展机会，并且，受过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成为负责任的公民，更有可能容忍和相互尊重彼此的差异。我们希望通过扩大繁荣，使人们能够在世界各地谋生、供养家庭。长久以来，美国一直被世界各地的人们视为希望和机会的灯塔，我们要继续要给人们以希望，做好这个美好生活的灯塔。

　　2.当不同国籍、文化和信仰的人们所追求的自由与和平受到威胁时，我们应与志同道合者一道孤立和边缘化暴力极端主义分子。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实现这一目标：

　　在安全稳定和多元化的社会中，积极推进民主和善政，使其未来更美好；

　　积极融入穆斯林世界，并倾听穆斯林世界主流的声音；

　　孤立恐怖组织头目、成员和其组织并揭露其丑恶行径；

　　削减各国使用恐怖主义达到政治目的法律依据；

　　展示西方开放宽容、与各种宗教信仰和谐相处的形象。

　　3.美国必须努力培育与不同国籍、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人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

　　我们的朋友远比我们的敌人多。特别是当发生战争时和受到共同威胁时，美国必须积极培育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我们同各国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和平与化解冲突、拓展科技合作、对抗流行疾病和保护共同环境方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要明确突出这样一个观点：培育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是美国政策和公共外交的基石。

　　战略受众

　　成功的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必须同时针对大众受众和特定目标受众。如通过一些媒体，像电视、广播、互联网以及新闻与公共事务机构这样的媒体能够对广大大众受众进行公共传播。但是，公共外交也要面向那些更小众、更分散的群体，尤其是那些可以通过其专业知识、名誉声望或领导地位影响他人的决定和意见的群体。当地社会的意见领袖是我们拓宽公共外交目标的有效合作伙伴。在制定我们的公共外交和传播方案时，我们要针对那些特定受众使用最合适、最有效的传播媒体。这些特定受众包括：

　　1.关键影响者

　　“关键影响者”是指其意见可以在整个社会产生连锁反应的人。他们包括神职人员、教师、记者、妇女领袖、商界和劳工界领袖、政治领导人、科学家和军人。我们应针对这些关键影响者制定公共外交方案和进行公共外交努力，尤其要鼓励他们站出来公开反对暴力极端主义势力，支持和平解决争端，宣扬宽容和自由。

　　2.弱势群体

　　我们的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必须考虑到不同社会的人口特征，尤其要针对那些最容易受到极端主义侵害的群体：

　　青年——公共外交应首先面向青年人——如青年选民、青年企业家和青年政治家。然而，我们传统的公共外交项目大多没有面向这些在中东等地占据50％以上人口的群体。我们应利用教育和交流项目以及互联网等其他形式的传播来影响这些受众。

　　妇女和女童——大量研究表明，受过教育和自身独立的妇女是社会变革、进步和繁荣的最有效的催化剂。提高妇女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机会对社会整体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权保障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妇女接受教育，有利于全面提高家庭健康、减少文盲数量和促进社会稳定。在泛中东地区，有多达70万人是文盲，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是妇女。促进妇女和女童接受教育是这些地区长期繁荣、自由和充满希望的关键。

　　少数群体——我们应接触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如土著民族、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他们往往不具有平等接受教育和发展经济机会。此外，在帮助残疾人发展方面，美国拥有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可以更广泛地与世界各地的国家分享。

　　3.大众受众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电视获知新闻、获取信息，必须设法扩大美国在国际广播中的话语权。广播理事会下属的美国政府广播实体机构利用电视、电台和美国之音网站，为向世界各地的广大观众进行宣传提供了直接渠道。我们正在加快发展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能力。今后，世界各地的美国政府官员都应更加积极地接触国外媒体，无论是电视、广播还是报社。通过国外媒体开展对外宣传应是美国政府官员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大众受众通过电视收看新闻，所以，美国政府（USG）官员应该尽可能在电视新闻或信息播报节目中露面。

　　公共外交的优先次序

　　为完任务，我们制定了公共外交项目和活动的优先次序，具体如下：

　　1．进一步开展教育和交流项目

　　美国政府应该继续保持对重要交流项目的资金投入势头，因为，在过去的50年里，这种方法或许是最有效的公共外交工具。交流项目应突出学生（那些有机会成为未来社会领袖的学生）和关键影响者（如神职人员、妇女、记者、商人、科学家、政府官员、军事和政治领袖），因为这些人的交流经验能够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此外，还应通过技术和媒体放大他们交流的影响力，邀请并鼓励美国政府和私营广播电视媒体制作关于交流项目的纪录片和报道相关新闻。

　　应将英语教学作为一个优先项目，并进一步推广扩大。学习英语有助于年轻人改善生活和改进就业前景，打开了一扇通向广阔知识世界的窗口，有助于防止极端主义萌生。由于参加交流计划有一定年龄限制，所以英语语言项目是最有效影响适龄年轻人的手段，尤其有助于落后地区的年轻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各个驻外机构也应在其所在国与当地私营部门积极合作，通过实习、进修和接受教育项目等方式增加参加交流和接受教育的机会。最后，驻外机构和使馆应共同合作，鼓励美国高等教育界、旅行与旅游业、商界、科学和技术界等有共同利益的组织支持外国人员赴美。

　　2．传播现代化

　　在这个时代，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对广大受众的影响是以前所未有的，美国政府官员要大幅增加在外国媒体的曝光频率和影响范围。美国大使作为官方代表，也应是美国政府的“喉舌”，应当经常在国外各大媒体露面，宣扬美国的政策、价值观和见解。因此，不仅应继续保留为发言人提供语言训练和提升美国官员在当地媒体影响力的新国务院区域中心，还应在伦敦、布鲁塞尔和迪拜等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增设新的区域中心。

　　应鼓励和表彰具有较好外语能力的高层官员、相关领域专家和工作人员在国际媒体上露面。高级政府官员出访时，应主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和积极争取在外国媒体露面的机会，而不应推脱。驻外机构和使馆应尽可能运用新技术进行宣传，如创造性地运用互联网、网络聊天、博客和视频等在互联网上讲故事的机会宣扬美国的政策和方针。美国政府应继续推动《国家安全语言倡议》，鼓励更多的美国年轻人学习外语。

　　3．推动“事迹外交”

　　美国的所作所为——提供医疗救护、教育、经济发展机会、食物和居所、政治参与培训、灾后救援——用这些事迹传播我们价值观和信仰的效果远胜过千言万语。然而，知道美国通过政府、私人慈善项目以及美国个人的巨大捐献的人太少，知道这些捐献对生活在世界各地人们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太少（包括美国国民自己）。应当继续维持这些项目并进一步扩大项目规模，尤其是那些受到人们广泛关心的项目：医疗、教育和经济发展机会。健康与科学外交（如：对艾滋病、疟疾、禽流感、军事诊所、医疗舰船、癌症的检测与确诊，对自然灾害防范和科学探索）能够引起巨大的反响，所有驻外使馆和机构都要优先考虑医疗和科学项目。

　　所有驻外机构和使馆都应积极宣传这些项目是如何提供发展机会、帮助人们改善生活的。还应鼓励与私营部门、基金会、宗教及慈善团体合作，如白宫疟疾峰会这样的活动，因为这么做不仅能提高协调性还能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

　　通过扩大艺术与文化交流合作、支持大使文化保护基金等方式，美国还应展示出尊重当地文化、艺术和历史的形象。

　　4．机构间的内部协调

　　由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领导的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政策协调委员会（PCC）是整体战略传播体系的协调机构，负责协调各个部门的公共外交行动。为完成任务，战略传播政策协调委员的结构设置如下：

　　（1）反恐传播中心

　　总部设在外交部，其核心任务是发布反恐消息和反恐战略，揭露恐怖分子和他们意识形态的丑恶行径。

　　（2）统一危机传播小组

　　当需要发布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重大新闻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将立即启动了一个跨部门的电话会议来协调这些消息。至少应有如下单位参加：

　　白宫传播处

　　国会高级传播主任或国会发言人

　　白宫新闻秘书

　　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官

　　国防部公共事务官

　　在作出响应决定后，相关公共事务和传播机构的代表就应召开电话会议，完善、协调和统一所要传播的消息。从反恐传播中心发布的最终消息和有关部门的官方声明将通过国务院应急办传达给国务卿、驻外大使和军事指挥链。

　　（3）定期进行舆论监视

　　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政策协调委员会将定期召开会议，讨论传播策略的实施情况。

　　基础传播活动

　　美国政府的每个部门都扮演着自己的公共外交和全球传播角色。为使美国政府在全球各地整体传播效益最大化，每一个驻外机构和使馆都应该：

　　1.制定用于实施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项目的专项工作计划

　　机构计划应做到：

　　为支持整体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目标，确定两到三个本机构要重点支持的关键程序和政策。

　　总结当前进行的活动和项目，使其联系到全球公共外交；

　　制定能够评估项目传播有效性的标准；

　　确定目标受众。

　　为更好地在演讲、出访、接受媒体采访等时机向目标受众传播关键项目和政策，应确定分工并制定详细的传播计划。

　　需确定的重点目标受众有：

　　与机构有合作关系的非政府组织或私营部门工作人员

　　能够解答和宣传美国政策的相关专家

　　通晓外语并能够参与采访或进行翻译的工作人员

　　能够推进公共外交的外交使节

　　2．基本信息共享

　　国务院新创建了一个“公共外交简报”网站，通过内部网络就可以访问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将会及时更新所有美国政府官员关于地区和国家问题的政策方针、官方声明和其他重要信息。所有美国政府官员在出访前应当使用简报来了解目的地的情况介绍，并将浏览简报作为出访准备的一部分，同时，我们将会提供明确的、一致的的信息应供大家浏览。各个机构也应协助这些网站及时采集和上传相关材料：

　　那些关于美国项目改变人们生活的感人故事（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包含图片和视频）。采访那些接受医疗救助、参与科研和创新合作或参加到英语学习和交流项目的人，并将这些故事发布到国务院“合作伙伴关系，让生活更美好”网站上。

　　开发采用搜索引擎技术的数字图像和视频数据库。

　　这些材料应包括代表穆斯林主流意见和反对恐怖分子、极端主义的印刷品和视频。

　　确立最佳做法，并在机构网站上分享这些做法。

　　受众分析：准确了解国外舆论是成功传播的关键。美国政府应建立中央存储库，用来分析不同国家的舆论，这一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他国家的公民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了解我们同他们有哪些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点。目前有几家机构正在收集这些信息（如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BBG）、国务院情报研究局（INR）、美国国防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部分大使馆）以及一些私营组织，如盖洛普（Gallup）和皮尤（PEW），实际上，这些及时更新的信息应被集中存放以便更好地上传和访问。存放在中央存储库中的信息应及时传送给那些负责进行传播的政府高层和新成立的反恐传播中心，帮助他们发布消息并监督消息的传播效果。

　　3.主动与媒体联系

　　国务院在伦敦、布鲁塞尔和迪拜设立了新区域媒体中心用来发布和通报驻外美国政府高官的消息和宣传美国的观点意见。

　　所需资源

　　资金

　　美国在国际上开展思想和意识形态斗争时，为争取国外支持美国政策，需要进行广泛、复杂的传播和公共外交活动。为了使斗争更有效果，必须更好地运用公共外交资源，如国防、国土安全和情报——这些重点国家安全资源。我们应继续加大对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项目的资金投入，不过，就具体实施而言，我们应将资金投入到那些重点项目上，应面向有关战略领域的年轻人，重点投入人员交流项目、英语暑假学习和课后学习项目、科普等项目，并支持开发新媒体宣传以跟上不断变化的受众群体和技术发展。为有效应对当前恐怖主义对世界各地自由人民的全球性挑战和威胁，对战略传播增加投入是十分必要的。

　　美国国会批准2007财年追加拨款5000万美元用于公共外交是为战略传播投入资源的关键一步。这些追加资金将用于支持重点项目，如在主要国家进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供8-14岁青年学习英语的暑期课程和采用数码手段对关键语言进行宣传。

　　结论

　　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使美国外交努力为公众所了解和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向世界各地的受众宣传美国的观点、价值观和政策。公共外交能有效促进美国人民同其他地区与我们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最有效的美国公共

　　外交沟通方式不是语言，而是我们的实际行动，如我们向教育、医疗健康和改进经济发展机会和扩大政治参与度等方面投入资源。当面对极端分子和极端主义思想时，公共外交也有对极端主义进行孤立和边缘化的作用。然而，总的来说，公共外交的作用是“推动和平”，它致力于使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更美好，使他们远离极端主义。

　　附件A

　　战略目标行动计划

　　一、树立希望与机遇的美好愿景

　　1.寻求机会使项目与政策同美国价值观相关联。

　　（1）美国设立奖学金支持女童教育，因为我们认为所有的孩子，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有平等接受教育和改善生活前景的权利。

　　（2）美国支持工会保障工人权利，因为我们认为所有人都享有基本人权并得到雇主的公平对待。

　　（3）美国为灾难救援提供帮助，无论文化、信仰或国籍是否相同，都积极响应受灾民众的需求，解决受灾民众的苦难。

　　（4）美国定期发布人权问题报告、宗教自由问题报告和贩卖人口问题报告，因为我们认为所有人都应享有自由，任何人都不希望被当作奴隶贩卖。

　　（5）美国在中东地区倡导言论表达自由和政治参与自由，因为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

　　（6）美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因为恐怖主义威胁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安全与地区和平。

　　（7）美国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开展合作，因为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能够造福全人类。

　　2.强调美国在促进发展和灾难救援方面的外交事迹。

　　在世界各地，美国为穷人提供粮食、为文盲提供教育、为病人提供医疗帮助并积极响应受灾民众的需求为灾区提供救援。然而，虽然美国政府开展了这么多的发展项目，但大多数项目并不为人所知。驻外公共事务官员应找出一到两个最具影响力并能引起共鸣的具体案例，并在国内发布这些消息。

　　具体做法：

　　在一些非洲国家，消除疟疾是亟待解决的任务之一。每当我们参与各种非洲项目时，我们要确保每一位重要访客、每一次使馆活动、每一次美国官员在这些国家的传播都提到我们对消灭疟疾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新进展。要制定如何能突出展示取得进展的新办法：如在大使馆或领事办事处门口张贴更多挽救生命的图表；

　　在定期广播节目中提及能引起大家注意的重大进展，各位驻外大使应在每次讲话时首先提及抗击疟疾的进展情况。美国政府需要传播的是美国致力于与各个国家的人民合作共同消灭疟疾，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也是我们所做的。

　　1、突出展示美国帮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收集并分享这些成功故事。

　　具体做法：

　　公共事务官应记录下美国政府项目参与者令人信服的故事（如参加识字班的妇女现在可以辅导她的孩子完成家庭作业；由于庄稼质量的提高，农民现在赚到了更多的钱；在我们的帮助下，女童终于可以上学了；学生能与美国科学家进行交流，从而更好地增长知识等）并将这些故事发布到网站上。应当将相关故事的插图收集起来刻录成光盘或共享到播客上，使这些故事能够被当地的教师、媒体和民众知晓。

　　以重点展示和主动建议的方式让媒体“报道”交流计划——具体做法：与当地广播电台或电视台合作，定期采访参加项目的人、制作纪录片或进行新闻报道。也应鼓励美国官方媒体以专题节目或采访受助人的形式报道美国在援助发展、教育和交流项目上所做的努力。

　　（1）使用个体案例进行传播。

　　演讲撰稿人应在撰写官员讲话时，应当适当加入个人事例来展示美国的核心价值观。鼓励记者报道美国教育和贸易项目是如何使公民和他们的家庭受益的故事。

　　（2）在制定重大灾害援助计划时，应纳入战略传播与公共外交内容。

　　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军在响应重大灾害救援时，应迅速展开救援行动并使行动高度透明。尤其要优先让受到灾难影响国家的记者和国际媒体报道这些救援行动。

　　当灾难性事件（如2005年印度洋海啸、巴基斯坦地震、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战争）发生时，要高调宣传总统的表态，号召私营部门筹集私人资金进行捐助并突出展示美国人民的慷慨和提供给受到灾害影响人们的帮助。

　　（3）为美国国民捐助灾难救援提供便利渠道（由美国政府通过state.gov网站负责协调）。

　　（4）通过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杰出人士、商界和教育界人士扩大战略传播覆盖范围。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时，应在所到国的行程中至少添加一个公共外交事项。

　　各位部长都应尽可能地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不只是美国驻外记者，还应包括国外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媒体的采访），为获得最大影响，应在出访的行程表中优先安排这些采访，而不是放在访问最后进行。

　　具体做法：

　　选择有较高收视率的电视新闻访谈节目出镜

　　参与学校援建项目

　　参观当地有名的文化遗址

　　参观美国政府援建的医疗、科学或教育项目，并高调宣传这些项目对改善当地人们生活的贡献

　　2、通过指定和委任“美国亲善大使”来推动美国的价值观。

　　来自不同的领域（如体育、医疗、科学、音乐、表演等）的高层次代表能反映出美国的多样性，他们能带来大量的新闻报道并能引起海外受众的兴趣。

　　（1）吸引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到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上来。机构和使馆应选出并主动接触私营机构、行业、基金会和企业，尤其是那些同样想要吸引人们到美国和改善美国与其它国家关系的单位。

　　具体做法：

　　旅行和旅游业

　　高等教育界

　　美国商业和劳工界

　　政府提供资金用于支持官方和非官方的部门宣传美国是高等教育和旅游目的地。

　　建立像设立在黎巴嫩、危地马拉和巴基斯坦一样的非官方灾害响应合作伙伴联盟。

　　大使馆应鼓励与所在国有联系的美国企业提供实习、教育和交流机会，这么做即帮助企业培训了员工又能使更多人来到美国；

　　应该鼓励企业赞助与大使馆有合作关系的文化项目、体育项目，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彼此尊重。

　　（3）鼓励美国公民个人成为公民外交家。

　　具体做法：

　　为便于民众了解文化差异和尊重其他文化，美国政府官方网站上应放置更多的相关链接和信息

　　美国应鼓励青年学习关键外语

　　鼓励学生学习世界地理、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

　　鼓励美国民众为交换学生和外国游客提供家庭旅馆

　　鼓励美国民众捐赠全球救援行动，增援美国援助项目

　　对教育部与国外的合作关系进行评估，并扩大这些关系

　　二、孤立和打击暴力极端分子

　　美国政府需要使传播更加有效、明确和一贯，从而更好地打击恐怖分子宣传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为了提高这方面的工作效果，国务院正在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反恐交流中心”，它将与国务院应急办一同制定和发布正面的、统一的美国政府消息。该指挥中心的核心职能是发布消息来孤立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打击极端主义宣传。反恐交流中心也将主动反驳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领导人言论和高效应对恐怖组织行动。

　　该中心将积极寻求机会回应突发新闻、反驳负面消息和反击错误报道。有关机构将会选派专家帮助中心工作。该中心将由外交事务高级传播专业人员领导，直接向主管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报告；

　　该中心将设一名由国防部高级军事官员担任的副主任。

　　工作组目前正在研究不同领域的意思形态斗争方案和具体做法：如应对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电视节目、出版和其他技术进行恐怖活动。工作组将长期为政策协调委员会提供行动建议。

　　1.在进行意识形态反恐战争时，我们的战略重点应该是那些关键国家。

　　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要跨部门协调国家力量的各个元素并针对个别国家制定具体计划，我们将会对那些“试点国家”

　　进行更集中的公共外交努力，投入更多的公共外交资源。为减少受众对恐怖主义的支持，我们已经针对每个试

　　点国家的特点制定了专门的战略传播计划，概述了战略目标、目标受众、项目和传播手段。我们已经对试点国家增加了额外的传播项目和活动，一旦资金到位就会着手实施。这些试点国家传播项目的有效实践效果将有助于在其他领域更广泛地开展公共外交。

　　2.找出其意见能对当地社会能产生连锁反应的关键影响者并主动与这些人接触。

　　这样的关键影响者包括神职人员、教师、记者、医生、女性领导人、商界领袖、科学家和军人。要尽可能利用各种合适的外交工具与这些有影响力人的接触，培样同他们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鼓励他们站出来反对极端分子。

　　具体做法：

　　专业交流项目

　　学术会议和专业会议

　　记者专题研讨会

　　大使馆文化活动

　　军事培训和军事交流

　　（1）宗教领袖——宗教领袖对当前的反恐战争有独特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尽可能与信教地区的宗教领袖对话。道德和宗教领袖，如牧师、伊玛目、犹太教教士、僧侣和祭司可以促进宗教之间、信众之间的相互容忍和相互尊重。

　　为展示美国尊重不同信仰，美国政府官员应寻求机会参与能与当地民众产生共鸣的活动，如参观重要的宗教和文化场所和在这些场所举办的活动，如开斋晚餐。

　　美国政府官员要尽可能促使穆斯林主流声音谴责极端主义分子的暴力行为。

　　具体做法：

　　在演讲或访谈时引用穆斯林主流声音

　　建议个人在媒体上公开谴责暴力行为

　　将谴责暴力行为的穆斯林主流声音编入到报纸社论或意见集中

　　将谴责暴力行为的穆斯林主流声音编入到美国政府广播节目中

　　主办宗教信仰项目或会议，邀请代表各个宗教主流声音的团体参加

　　鼓励电视节目邀请能代表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其他宗教主流意见的嘉宾参加节目，讨论有关“信仰”的话题。

　　鼓励基金会、智库、非政府组织和院校主办学术会议或出版学术文章时加入对伊斯兰教主流意见的讨论。

　　（2）青年受众——青年受众是正在发展壮大的力量，他们会在今后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应对青年受众投入更多的资源，并依据青年观众的层次（如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和刚参加工作者）制定具体的宣传计划。

　　具体做法：

　　体育外交

　　毕业后青年拓展项目或暑期青年拓展项目

　　青年大使计划

　　英语教学项目

　　大学前辅导和入学考试准备

　　高中生或大学生交流项目

　　文化演出与文化协作

　　制作针对年青人含有音乐和新闻的广播

　　更广泛地应用新兴媒体，如播客、网络杂志等

　　（3）妇女和女童——应优先开展妇女和女童接受教育和自身独立项目，并进一步扩大这些项目。

　　具体做法：

　　建立电脑培训中心和妇女民主教育中心

　　为妇女在家经营小生意提供小额金融赠款和贷款

　　提供含有营养和健康信息的健康扫盲项目

　　主办商业指导会和商业交流会

　　加大打击贩卖人口力度

　　建立女科学家网络

　　（4）少数民族——对那些没有接受完整教育和接触过资本主义的少数民族和土著人要进行特别宣传。

　　具体做法：

　　在哥伦比亚授予非洲裔哥伦比亚学生马丁?路德?金奖学金，以帮助他们完成高等教育。

　　3.促进不同宗教间开放和互相尊重，打击暴力极端主义。

　　（1）支持穆斯林裔美国人成为美国与世界各地穆斯林聚居区之间的“桥梁”

　　具体做法：

　　派遣穆斯林裔美国人到国外穆斯林聚居区访问，增强民众间的交流。

　　主办“市政厅会议”，邀请穆斯林裔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穆斯林受众共同参加，并建议美国政府广播定期制作和播放相关节目。

　　鼓励制作反映美国家庭在中东的生活和中东家庭在美国生活的纪录片、真人秀、肥皂剧和其他电视节目。

　　鼓励更多的穆斯林裔美国人加入到科学界。

　　4.促进世界各地的草根青年谴责恐怖主义行为；使他们以自杀式炸弹袭击为耻，而不是为荣。

　　（1）鼓励世界各国领导人(尤其是不同信仰地区的领导人)明确声明，没有任何原因、任何怨言、任何冤屈可以为谋杀正名。

　　（2）培育与反恐战争盟国政府的伙伴关系。

　　强化合作成果、分享合适的反恐信息、充实合作主题并全面回应合作意愿。主办和出席能促进实际工作和分享观点的研讨会、会议和其他活动。

　　鼓励宗教团体开展反恐草根运动。

　　让受众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穆斯林反对暴力极端主义。

　　让受众知道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往往是无辜的妇女和儿童，这些受害者来自90多个国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穆斯林。

　　（3）强调恐怖主义对人员造成的损害。在文化氛围许可的地区，让人们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危害，并突出强调对受害者家庭和亲友的损害。

　　具体做法：

　　鼓励各个宗教领导人公开反对自杀式爆炸事件，讲明这种做法违背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各种信仰的教义。

　　5.关注极端分子想要施加影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尤其要关注伊斯兰国家。

　　极端分子已多次声称要统一世界上所有伊斯兰国家，建立一个独裁的、一统的伊斯兰国家。对于绝大多数文明人来说，他们是不愿生活在暴力极端分子所追寻的社会中的。这种社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塔利班强加给阿富汗那样的社会。烧毁书籍、禁播音乐、摧毁文化塑像、禁止女孩上学和识字、不允许妇女工作（即使她们的丈夫已被打死），妇女得不到任何支持。没有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事实上，除了伊斯兰教其他宗教信仰是被严格禁止的，例如：如果男人的胡须没有达到规定的长度，就会受到惩罚。

　　6.对抗仇恨言论。

　　积极对抗世界各地的鼓动仇恨、煽动暴力和激化误解的言论。

　　具体做法：

　　在课本中宣扬宽容。

　　与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一道谴责仇恨言论并支持将仇恨言论从教科书中删除。

　　三、培育共同利益和构建共同价值观

　　美国人民同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们有着许多相同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我们认为，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享有尊严并拥有价值。我们尊重其他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历史根源和文化渊源，正如我们坚持每个人的基本人权不可剥夺。这些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应被突出强调并作为美国政府战略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1.各个机构应根据自身专业和任务确认对应领域的世界共同利益。

　　具体做法：

　　美国同世界各国人民在保护与改善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通过参与国际会议、接受采访、宣传项目等途径传播美国在改善环境方面主张。我们的官员在表达意愿时，要传递出我们愿与其他国家拓展共同利益，一起改善全球环境的想法。

　　2.为机构制定专门的传播网络，更好地同来访客人、演讲者、专业人员交流和推广正在进行的项目。

　　具体做法：

　　为加深关系，应培养长期合作关系，鼓励共同协作推动项目开展。

　　鼓励个人拓宽专业网络，并鼓励个人与机构共享这些网络。

　　3.将传播重点应放在世界普遍关注的三个重要领域：医疗健康、教育和经济发展。

　　（1）医疗健康

　　进一步承诺美国将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消除可预防疾病。召开会议聚焦、跟踪进度并对重大举措进行宣传，鼓励政府机构（如国防部、卫生福利部、美国国际开发署）与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医疗机构（医生/护士/医院/制药公司）和宗教团体开展合作。

　　为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将要开展的医疗健康项目有：

　　总统艾滋病应急救助计划

　　禽流感响应计划

　　消除疟疾项目和消除疟疾项峰会

　　医疗外交和赴美医疗培训项目

　　宣传孕产妇或婴幼儿的死亡率和免疫项目

　　努力提高水质量和水供应

　　战略性部署具有明显影响力军队医院船只，从而更好地支持公共外交

　　中东地区乳腺癌防治倡议

　　应进一步发展伙伴关系，招募医疗和科学外交使者，使美国在为世界人民

　　提供更好的医疗帮助方面赢得赞誉。

　　（2）教育

　　美国政府应当全面扩大教育项目，如英语教学、师资培训、学生交流、医疗与科学教育交流、各种类型的扫盲培训和建立虚拟科学图书馆（如在伊拉克）。

　　课后和暑期英语语言培训课程被视为最近的重大创新，应持续扩大这一项目。

　　具体做法：

　　英语教学能为青年人提供一项可以用于工作的技能，改善他们的就业前景，同时打开一扇通向我们共同价值观、通向更广阔信息海洋的窗口。通过举办暑期项目和课后活动，在青年人年龄满足参加美国交流计划之前，我们就能在这些孩子所在国家影响他们。

　　（3）经济发展机会

　　展示美国帮助世界各地人们改善生活的事例，具体做法：美国支持小额贷款、职业培训、消除文盲和发展贸易。

　　4.拓展非政府部门间的联系。

　　鼓励专业人员交流，请求企业赞助实习项目和联合专业人员培训项目。

　　5.通过展示美国文化的精髓减少美国负面形象和对美国的误解。

　　促进非政府部门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重点扩大文化、体育、音乐、艺术和科学等方面的交流。体育活动能起到纽带作用，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团队合作、纪律、互相尊重、遵守规则。艺术和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它能深入人的情感，激发我们共同的人文关怀。对艺术和文化的共同欣赏有助于弥合政治和政策上的分歧。美国的科学和技术成就在穆斯林世界受到广泛尊崇，这为吸引民众提供了理想的切入点。

　　具体做法：

　　全球文化倡议——美国政府将与非政府部门合作，加强艺术、影视、舞蹈与音乐等方面的交流，加强共享艺术管理等专业知识。

　　与伊斯兰世界开展科学合作——美国政府将会重点支持教育、青年人和妇女等方向的公共和个人科学合作。

　　附录B

　　通用传播指南

　　展示尊重。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要想提高美国的世界形象，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和贡献，对于许多伊斯兰国家尤为如此。美国官员应该这样展示尊重：在出国访问的时候，参观当地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址；积极安排“倾听”活动并找机会与外国民众互动，倾听他们的声音；多参加可以表明尊重不同文化和传统信仰的活动；邀请有名望的本土作家、历史学家、诗人、音乐家等出席美国政府赞助的活动；出席在其他国家举办的重要文化和历史活动。

　　善用谦逊。我们国家有着不断奋斗的历史，我们的人们有着高尚的情操。虽然我们的社会并不完美，但我们不应该害怕承认这点，虽然我们面临着许多挑战，但是我们正用自己的思想向美好的生活奋斗。

　　政府官员应该尽可能谨慎处理这类问题，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避免使用宗教语言，因为它可能代表不同的意思，容易造成误解。宗教极端分子是滥用宗教的杀人犯，他们要的是死亡和毁灭，而不是任何信仰的正规宗教活动。当必须要谈涉及到宗教问题的观点时，具体做法是：当谈及伊斯兰教时，应尽可能引用穆斯林自己的言论。此外，应避免将任何宗教信徒归类为“中等”——这是一个政治词汇，当延伸到宗教领域时，意味着这些人是不够虔诚的和不够忠诚的。使用“主流”和“大多数”则更为恰当。最后，避免使用短语，如使用“穆斯林世界”，它意为着一个整体，而实际上，穆斯林世界同其他宗教世界一样，它是多样的。

　　创建交流平台，鼓励不同思想自由公开地进行辩论。支持智库、基金会或情报出版商主办学术会议、开展自由辩论。即使不完全同意美国的外交政策，也要积极寻求穆斯林对反对恐怖和暴力主义的支持，并突出宣传那些公开反对恐怖和暴力的穆斯林声音。

　　精心挑选图片和影像。精心编排的图片和影像能更好地传递情感和行动，就如同讲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

　　建议：

　　在参加活动前，挑选出一张即能契合这次活动主题又能讲出一个故事的图片。

　　如何选择拍摄照片的场景——图片的背景应是什么？应该挑选能够帮传达出你在哪里的背景——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哪处建筑、什么样的环境。背景是否应该有一面旗帜？在讲台的前面或者后面是否应该有一个标志？建筑的哪一部分会受到关注？建筑的那一部分最容易被人认出？例如：在卢浮宫的举办活动时，选择以贝聿铭金字塔做为背景就比选卢浮宫里柱子旁要好。

　　图片中应该有什么人？基本原则是选择能够有助于故事表达的活动焦点。应该是音乐家？青年人？还是政府官员？例如：如果大使和教育部长参加富布赖特活动，不仅应该拍摄官员发言，还应在照片中体现出布赖特奖获奖人。

　　画面中的人物应该出现什么样的动作和情感？他们是该跳舞？交谈？倾听？学习？还是表现出热心？如果动作和情感有助于故事表达，在画面中就应该出现这些动作和情感。例如：如果大使会见四年级学生并赠书给他们，照片中就应含有拿着书籍的学生、正在阅读的少年和正指着这本书中的图片的学生等。

　　摄影师应根据拍照位置考虑有关技术细节——不要逆光拍摄，不要在反光玻璃或镜子前拍摄，不要在阴暗处或阴影中拍摄等。还要确定好拍摄时应该突出谁。

　　寻找动作和情感。当拍摄动作时，画面应当紧凑而不是宽泛。紧凑的画面除了能表达出故事情节外，还能更多地展现情感。例如：当拍摄人们在美国军乐队伴奏下跳摇摆舞时，不应只拍摄跳舞的人群，还应挑选出一对夫妇在大幅美国国旗下或活动横幅前欢快热情地跳摇摆舞，这样就表达出拍摄是在哪个国家、是在什么场合。

　　制定支持公共外交活动和推动政策发展的传播战略。深入细致地揣摩分析目标受众、预期目标和传播目的，挑选能够有效影响目标受众的关键信息，并对传播效果进行评估。下面将介绍一种传播流程模式，它是规划工具的一种，可用于分析消息并以最佳方传递消息给目标受众。

　　附件C

　　核心消息——总则

　　?作为一个由移民创立的多元化、多文化的国家，美国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人们组成的，所以美国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人们。

　　?美国愿与合作伙伴共同寻求进步、繁荣与和平。

　　?美国政府愿与世界各地的国家和人民合作，共同促进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都是有价值的，我们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应该享有言论自由、选举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并有权利追求个人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创新。

　　?虽然我们不期望每个国家都能像美国政府一样，但我们认为，公民应该能够参与政府选举，并且这些政府应该向本国公民负责。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希望社会公平，都想生活在法治而不是腐败的社会中。

　　?我们认为，女孩和男孩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我们认为，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能促进经济发展，能让所有人得到就业机会以供养家庭。

　　?作为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我们尊重所有信仰。例如：许多穆斯林生活在美国、工作在美国并且可以自由信仰任何宗教，穆斯林族裔是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核心信息——反恐战争

　　?世界上的主流信仰，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和佛教，都教导信众生命是宝贵的，杀害无辜生命是错误的。

　　?我们在反恐战争中遇到的暴力极端主义分子并不是宗教信徒，他们是背叛教义者，因为他们声称伊斯兰教主张大规模屠杀无辜，而事实上，大多数恐怖主义受害者都是穆斯林同胞。

　　?任何委屈、任何理由（无论是否合法）都不能成为实施恐怖行为的缘由。

　　?无论何种信仰，绝大多数文明人都拒绝暴力极端主义。

　　?绝大多数文明人不希望生活在暴力极端分子所寻求的社会中。

　　?与暴力极端主义斗争，应该联合各个国家和公民，因为恐怖主义威胁世界各国的所有公民。恐怖主义行为会给无辜的人们带来悲剧、破坏、死亡和可怕的悲痛，从印度尼西亚到摩洛哥、西班牙、约旦、从英国到印度和埃及。911事件的受害者超过90多个不同的国家，连累了许多宗教信徒，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在美国采取行动推翻有“基地”组织支持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推翻残暴的萨达姆伊拉克政权之前，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就已经开始了。如实施2006年伦敦飞机大规模谋杀的暴力极端分子早就瞄准了无辜的平民。他们想要在伊斯兰世界国家建立类似塔利班的政权，并残忍杀害那些不同意他们极端信仰的无辜民众，即使是穆斯林同胞。

　　?暴力极端主义分子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已多次表现出他们对人类生命的蔑视，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什么民族、信仰何种宗教，都会遭到杀害。

　　?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让我们看到了极端分子所追寻的社会形式。在那里，书籍被烧毁，音乐被禁止，文化塑像被摧毁。在那里，不允许女童上学识字，不允许妇女工作自立，即使妇女已丧偶，也得不到其他帮助。

　　?民主价值观社会与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所追寻的社会的区别是明显的：

　　自由

　　暴政

　　容忍并尊重差异

　　不容忍任何多样性

　　信仰自由

　　国家限定信仰

　　言论自由，可以发表不同意见

　　严格限制不同意见

　　结社自由

　　只允许在家中生活

　　教育平等

　　禁止女孩受教育和限制男孩受教育

　　有公民参与的负责任政府

　　未经选举产生的政府和不被公认的领导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暴力极端分子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以及无辜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约旦的婚礼爆炸案、伦敦公交车乘客爆炸案，巴格达挣钱养家糊口的短工，都是恐怖分子残酷谋杀的案例和受害者。

　　?打击恐怖主义具有普世价值观并受到普遍认同。对于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在世界上获得的支持远多于反对。世界各地的人们同我们一样有着同样爱好和平的人性。虽然我们的皮色可能不同，我们讲的语言可能不同，我们的宗教信仰可能不同，但世界各地的人们渴望说出自己的想法，参与社会建设，享有信仰自由，能够安全地生活，平等地接受教育，得到就业机会并使自己的家人生活更美好。

　　?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试图用一种变种的宗教去为凶杀、恐怖和暴力正名。然而，这种行为是令人憎恶的、是永远错误的，国际社会、宗教团体和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必须站出来反对那些鼓吹仇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人。我们呼吁各个宗教领导人要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共同发出明确的信息：自杀和杀害无辜的人永远是错的。

　　?作为一个国际社会一员，我们要鼓励辩论，鼓励教育并提供信息，帮助人们接受教育，和帮助人们自己做决定，因为我们相信大多数人无论其身在哪里、信仰什么宗教都会选择自由而不是暴政，都会选择宽容而不是狭隘。

　　?尽管基地组织的反复尝试将世界概括为是一个文明相互冲突的世界，一个简单明显的事实是，国际社会（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走到一起，共同面对威胁和对抗苦难。美国正在履行应尽的责任，与伊斯兰世界各国合作改善穆斯林的生活水平。美国是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食品和医疗援助最多的国家。美国人民为受印尼海啸和巴基斯坦地震的穆斯林提供的帮助最多。我们提供资金帮助穆斯林儿童上学、帮助穆斯林妇女学习英语、帮助穆斯林年轻人接受职业培训。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我们与民选的穆斯林领导人合作，为在塔利班和萨达姆?侯赛残酷镇压下的穆斯林人民提供自由和安全。

　　?我们寻求与全球各国人民合作共同应对仇恨主义，我们期待能培育出充满希望和机遇的合作氛围。美国并不完美，但我们相信，我们在自由和正义的崇高理想指引下，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于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是正确的。我们希望与各国合作，建立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的世界，使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附件D

　　附加传播手段

　　美国政府广播

　　根据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的法定授权以及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2008-2013战略规划，按照新闻专业的最高操作标准，为保护广播单位内容编辑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广播理事会应：

　　?对现有的政策和资源进行梳理，将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的力量集中到美国外交政策重点国家。应根据受众人群组成情况、媒体习惯、发展趋势等条件有针对性地安排信号传递手段（电视、FM广播、互联网等）。应根据受众研究结果和美国国家政策优先策略进行安排。

　　?在伊斯兰世界建立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的传播渠道和影响力，如扩充Alhurra电视台、Sawa电台、Farda电台的新闻采访、报道和编辑能力。

　　?全面扩大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节目对伊斯兰教覆盖，促进宗教间的对话，例如：讨论伊斯兰与现代化进程、伊斯兰教与民主进程，要确保穆斯林主流声音参与到讨论中来。

　　?帮助处在集权国家中的受众理解民主、自由和公正社会原则和具体做法。

　　?参与世界各地有关美国的对话，用准确全面地信息回击对美国的误解和造谣。如参与关于美国的政策和文化的对话，参与同关键受众（如青年）的对话。

　　?扩大美国公共外交合作范围，积极促进机构间的战略规划；使机构间数据交流更便捷，如更便捷地分享调查结果和投票数据；与非政府机构和基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应积极报道由政府机构主导的重大新闻事件，例如：交流项目、医疗保健项目、科研合作项目和教育资助项目。

　　非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活动：

　　狭义：为应对用户习惯的不断变化和新闻媒体的巨大变化，机构应开发制作基于网络的传播手段。传播机构应与专业技术人员合作，了解目前的传播趋势，找出能够最有效影响青年受众的传播方法。

　　具体做法：

　　互联网的外延：应加大开发Pod广播、网络聊天、短信、博客和其他基于Web程序的传播内容，使世界各地的受众能够更方便地分享美国外交政策消息。还应添加更多的实况广播，如多种语言版本的美国总统国情咨文。

　　数字外延团队：国务院将新建一个阿拉伯语博客进行网络宣传，对扭曲美国政策的言论进行纠正。

　　民主对话：启动能够互动交流的民主原则讨论。每两个月推出一个新讨论主题。

　　建立“美好生活伙伴”网站：在这个网站上宣传美国对外援助中受益的个人和机构故事，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到：“对于世界各地的人们，美国是美好生活的合作伙伴。”鼓励各位驻外大使突出宣传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在改善其所在国人民的生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附件E

　　评价与问责

　　正如爱德华?默罗曾经说到，思想的变化无声无息。信息与教育项目对世界各地不同受众的情感、信念、智力和忠诚的影响往往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当许多公共外交活动能对受众产生长期的、间接的影响时，传播效果更加明显。

　　所有美国政府机构应当在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项目中建立评价和衡量机制。从而对工作的效果和影响进行审查。虽然我们不能证明美国政府在电视上更多露面会改变人们的想法，但我们可以通过对采访数量的增长、分配给美国观点的时长、是否真正传达我们的关键信息进行追踪来判断。应对参加我们交流和教育项目的人进行采访，找出哪些项目的传播效果最有效；应对介绍美国的价值观和信仰的传播效果进行评估。

　　评价应依据目标的完成进度，允许管理者修改评价的方法和手段、对资源进行合理调配。要保证评估的可计算性和透明度，使利益相关者（如美国公众）知道推进项目时花纳税人钱的时候是谨慎的。

　　政策协调委员会应根据下面策略，进行评价和衡量：

　　?建立衡量文化：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政策协调委员会应将评估的重要性和能够支持三大战略举措的共同标准和可比数据告诉各个部门和机构。

　　承诺增加数据收集和报告将有助于改善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项目的传播效果，更加有效地展示我们集体努力影响。

　　?建立通用的核心业绩指标：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政策协调委员会将会对各个部门和机构提交的业绩指标进行分析，建立一套适用于所有机构的核心指标。各个机构应建立二级指标更全面地对内部工作进行评估。这将使各机构和个部门得到更多的联系和关注，规范和简化流程，还应确保数据收集支持这两个进程。

　　?建立数据收集机制：各个机构和部门应对收据收集投入资源、建立数据指标并建立数据收集机制。这一评估流程将可以用于建立数据基线和追踪公共外交项目和活动的影响力。

　　?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政策协调委员会将定期对机构进行公共外交和战略沟通检查，以验证项目开展的效果如何，为是否继续开展活动、投入资源提供建议。

篇九：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目

　　录

　　一、美国大众传媒的发展

　　...................................2（一）美国建国前

　　................................................2

　　（二）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期................................2

　　（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2

　　二、大众传媒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3（一）大众传媒对美国政策制定的影响

　　..............................3

　　（二）大众传媒与美国总统

　　........................................5

　　（三）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及监督

　　..................................6

　　三、总结

　　.................................................7

　　大众传媒与美国政治

　　摘要

　　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大众传播媒介依靠《权利法案》第一条的保护，享受着充分的自由，逐步发展成为美国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势力”，大众传媒对美国政界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政治生活的主角，美国总统与大众传媒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相互依托，相互影响，推动着美国政治的前进。

　　一、美国大众传媒的发展

　　（一）美国建国前

　　北美殖民地报业的特点是报纸数量有限，质量不高。但就是这样，当时的《波士顿公报》、《纽约新闻报》等上刊登的关于反对印花税法、汤森法案内容及报纸对"莱克星顿枪声"的报道、潘恩《常识》的宣传，都起到了革命动员作用。建国后美国报纸数量增多，至1830年美国已有1200余家。由于发行量不大，报纸生存依赖政党或政府，报纸内容也多为政党各派观点。

　　（二）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期

　　美国报业进入"大众化报纸和发展的时期。"报纸内容丰富，读者增加，公共性、政治性报道的传播范围也随之扩大。《纽约论坛报》曾被称为"这个国家传播120世纪以来，报纸在政治生建设性民主思想和实验的第一的且唯一的工具。"○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广播事业兴旺和电视业崛起，深刻影响到美国的总统选举。从此总统竞选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如何利用大众传媒为其争取选民已成为总统竞选班子首要考虑的问题。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广播进行"炉边谈话"便是无线广播在政治参与方

　　面的成功范例。上世纪50年代电视业开始兴旺发达，至50年代结束时，电视进入86%的家庭。在电子媒介家庭中电影、录音带在政治生活中也十分重要。如在水门事件中就是一些小小的录音带让尼克松下了台。近来发展起来的因特网更是近乎根本性地影响着政治。

　　二、大众传媒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21世纪的今天，大众媒介在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不可谓不重。在国家建构中，大众媒介起着政治动员作用；民主建设中则起着传播民主思想、维护民主制度的

　　作用；此外还有在行政方面起着促进合理化的功能等。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装

　　置"，大众媒介影响巨大。在美国，传媒与政治的互动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直接影

　　响着美国的政治生活。对它的关注，无疑可以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提

　　供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

　　西方主流媒体常常以“自由”和“人权”的卫士自居，标榜自己独立、客观、公正。近期发生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反映出一些西方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完全可能做出侵犯人权和公民利益的行为。那么，其他西方媒体又怎么样呢？它们能做到尊重人权尤其是其他国家公民的人权吗？它们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能做到客观、公正和独立吗？我们不妨从美国媒体与美国外交决策的关系来看这些问题。在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复杂。仅就过去十年而言，从伊拉克战争到阿富汗战争，从反恐到防核扩散，从中美关系到美俄关系，媒体与政府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依赖并且在多数时候相互配合的关系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也颇耐人寻味。

　　（一）大众传媒对美国政策制定的影响

　　美国媒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有着上百年的传统。“在华盛顿，真正为外交政策制定日程的，不是在白宫，而是在编辑室和记

　　者的屋子里面。

　　”这是摘自美国某位学者的言论。从早几年前开始，大众媒介就

　　通过向公众传递全球信息，编制新闻程序，从而影响外交政策日程的确定。国际

　　政治和外交信息一天

　　24小时不间断地通过通讯社、电视网络、广播电台、因特

　　网以及报刊等媒介进入有关政策制定人员的办公室,成为制定政策不可或缺的依

　　据。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里根在任期间每晚和他的高级助理一起观看电视新闻,然后研究电视新闻对政府决策的评论,并对第二天将会爆发新的热点问题进行预

　　计以及讨论如何对付这些问题。曾任里根于布什两任政府外交事务顾问的丹尼

　　斯?罗斯曾表示:“在突发事件中,从

　　CNN报道中所获取的信息比从政府自己的渠

　　道要多得多。

　　”可见，当今大众媒介早已不仅是政府对外政策得传声筒，更是决

　　定外交政策的一把定音锤。

　　为外交决策提供信息、决定外交政策方向的同时，大众媒介在某种程度上也

　　充当着影响外交政策的轻重缓急的角色。通过对国际信息的选择和编排，美国大众媒介直接影响公众对国际问题的

　　关注程度,从而拟定了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和倾向这一社会政治议程，进而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议程。

　　与此同时大众媒介通过所提供的信

　　息及提供信息的方式，潜移默化在公众的意识中形成某种定势,造成某种舆论,间

　　接地对决策议程产生影响。

　　大众媒介对国际事态发展的跟踪报道,其速度之快往往令外交决策者应接不

　　暇。这时大众媒介的角色就好比加速器，迫使政府决策的时间从以天计算加快到

　　以小时分秒计算。据了解，1998年

　　11月,由于伊拉克拒绝联合国的武器核查,美

　　国准备于

　　14日对伊进行轰炸。轰炸时间定在美国东部时间

　　9点。8点刚过,国家

　　安全事物助理伯格就在家里接到手下的电话:CNN记者萨德勒正在巴格达进行直

　　播,他从一位伊方官员处得知萨达姆已对安南秘书长要求伊接受核查的信作了“积极的”反应。8点

　　15分,伯格赶到白宫,克林顿一边收看

　　CNN的报道,同时与他

　　的安全顾问们在电话里进行讨论。

　　点

　　45分,克林顿下令五角大楼推迟这项计划。

　　8结果,这项轰炸计划被取消。在该项中大众媒介的作用是双向的，对于合作方的

　　政府，可以促使其短期内做出决定，缩短决策时间，以免贻误战机；而对于敌对

　　方的政府，则可以扰乱其政治议程设置，迫使其处于被动地位。

　　归而总之，媒体对美国内、外政策制定的影响体现在推动政府采取行动、阻碍和延缓政府行动两方面。大众传媒的局限性和反作用也是在美国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的。基于媒体求新的本能，很少有事件可以长期得到媒体的“垂青”，而一旦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某一事件或话题失去兴趣，这一事件就很可能会被边缘化。如果一件事情本身既缺乏持久的影响力，又缺乏商业意义，就很难受到媒体的持久追踪。美国媒体所特有的“本土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般来说，如果是一场发生在与美国没有多少关联且地域狭小的第三世界国家里的内战，美国媒体就很少或根本不予报道。例如，美国媒体经常会忽视一些非洲国家的内战和人道主义灾难。

　　（二）大众传媒与美国总统

　　在美国230多年的历史中，美国政治制度，民主程度日益完善和提高，美国一度成为民主和自由的象征，而大众传媒为美国人获得民主和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1690年《国内外公共事件》被当地政府禁止，这也拉开了美国政界与大众传媒的恩怨情仇史。总统，作为政界中最重要的角色，也与大众传媒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两者保持着一种微妙和暧昧的关系。

　　此外，随着本世纪

　　50年代"电视时代"的到来，大众媒介制造政治人物的作

　　用日益凸现。1963年，25万人的队伍进军华盛顿，进行为黑人自由与平等权利

　　的游行演说。

　　期间，电视媒体进行全程跟踪报道，从而直接使本次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进入美国公众的视线，成为政治明星。据统计，1960年总统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赛至少有8500万美国观众，首场辩论，三大电视网现场直播，这是竞选关键时刻。肯尼迪

　　以年轻、干练的形象战胜老气横秋的尼克松，成为上世纪

　　60年代的政治明星也

　　是如此。根据当时辩论以后民调发现，凡是通过看电视听辩论的，绝大多数人认

　　为肯尼迪赢了；但是凡是听收音机听辩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为尼克松赢了。为

　　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因为通过电视的方式把两个候选人的形象完全展示出来

　　了。全国选民看到的一个尼克松就是一个穿着灰色的西装、跟灰色的背景也模模

　　糊糊的，然后呢脸上胡子也没刮干净，看上去还老冒汗，不断的拿出手帕来擦头，给人的一个感觉是，这是一个非常无精打采的一个人，是一个已经被繁重的国事

　　给压得不知道该如何去办的人。相反，肯尼迪出现的时候就给人一个神采奕奕的

　　感觉，生气勃勃的，而且辩论的时候所用的语言也简短有力。11月，肯尼迪以领先118550张选票获胜，这归功于他良好的电视形象。

　　大众传媒对总统竞选起极为重要作用，原因有一下几点：1、人们关于竞选的消息大部分来自媒体，这就需要候选人通过媒体进行竞争。2、大众媒体在形成选民对候选人的印象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约翰?莱恩赞特指出：“因为电视每天把政治领导人的形象送往千千万万公民的家里，电视也就引发出对人的情感反应，这样有助于电视观众关注政治候选人的人格因素，而不是关注他们所代表的政党或他们对有关问题发表的意见。”3、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有助于确定公众认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从而影响到公众对候选人的偏向。4、媒体在投票日开展的民意测验对选民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三）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及监督

　　媒体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和执行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影响公众舆论来对政府施加影响。由于多数美国人对国外缺乏直观的认识，很难知道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因而在外交事务上缺乏自信，这使得他们更依赖于媒体的报道和专家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对民众在外交问题上看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显而易见的。

　　一个对媒体有利的事实是，美国人对媒体的依赖性非常大，而美国媒体显然也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所在。根据传播学家的描述，媒体对什么报道得多，公众就可能对什么感兴趣，而公众（也可以说是选民）感兴趣的事，政府就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无形之中，媒体就可以通过公众的力量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方向。换句话说，决定什么是新闻，即“新闻制造”是媒体的日常工作，这使得它较改变民意更容易制造出“新”的民意，而这种新的民意常常会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但同时，在影响监督政府和外交决策方面，媒体与公众舆论是存在着共生和互动关系的。一般来说，公众关心和热切谈论的外交话题，也往往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使得公众舆论可以通过媒体的报道来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在美军虐囚丑闻中，美国公众对媒体的高要求就对媒体产生了影响，也成为了媒体必须有所作为的重要推动力。互联网在表达民意、影响外交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博客特别是微博的兴起格外引人注目。博客作为一种表达个人思想的传播形式，一种内容不断更新的新闻出版方式，在互联网上兴起后，成为了一种越过传统新闻出版部门直接与广大受众见面的新的传播形式。1998年，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率先捅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案；2001年，“9.11”事件使得博客成为重要的新闻之源；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博客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让传统媒体汗颜。

　　美国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巨大，是因为传媒有着丰厚的"自由支撑"的背景。然而这一"自由"，也受到诸多限制，表现为行业上的及美国政府方面的制约条款。日常生活中最为直接体现是由于诸多限制，传媒报道的客观性受到严重侵

　　蚀，这也是传媒在美国政治现代化演进中的功能限度的反映。

　　三、总结

　　美国之所以大众传媒对政治有巨大影响，是因为大众传媒有着丰厚的"自由支撑"的背景。然而这一"自由"，也受到诸多限制，具体表现为行业上的及美国政府方面的制约条款。日常生活中最为直接体现是由于诸多限制，传媒报道的客观性受到严重侵蚀，这也是传媒在美国政治现代化演进中的功能限度的反映。

　　。

篇十：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浅析大众传媒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方式

　　王芳

　　【期刊名称】《当代世界》

　　【年(卷),期】2009(000)004

　　【摘

　　要】作为拥有相对独立的所谓“第四种权力”的一支社会力量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媒体的特殊地位赋予了其参与政府决策包括外交决策的可能性。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传播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公众参与外交政治生活的需要，媒体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和民众获得国内外信息和资料的重要来源，从政府和民众两个向度对政治和外交生活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并最终影响一国外交决策的进程。

　　【总页数】2页(P48-49)

　　【作

　　者】王芳

　　【作者单位】(Missing)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D8

　　【相关文献】

　　1.小盟友具有大影响?——浅析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台湾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J],陈玉聃

　　2.大众传媒影响美国政府外交决策的途径[J],许月明

　　3.大众传媒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J],李黎

篇十一：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软实力”与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

　　作者：王晓德

　　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10期

　　[摘要]美国的“软实力”的一个主要基础是其具有无国可敢的“硬实力”，只有两种“实力”的有机结合，互为作用，才能充分发挥一国实现对他国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资源。在20世纪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他国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大众文化，这是美国“软实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美国大众文化的垒球扩张构成了“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软实力，硬实力，大众文化，美国化

　　[中图分类号]K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0－0005－06

　　当今世界，“美国化”已成为很多国家维护国家认同或文化价值观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但这种现象并非新颖，早在20世纪之初，美国境外许多人就对此产生了一种深切的忧虑，他们担心在富有朝气的美国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本土文化将失去自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向着“更像美国”的道路上走去。他们的这种忧虑，无疑是美国输出其文化的目的，也是美国实现和维护其全球霸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在西方大国中，美国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在国际社会崛起之后，很大程度上是用其商业和文化优势构筑全球“帝国大厦”的，除了短暂的时期之外，美国基本上没有走老牌殖民国家在海外建立完全附属于自己的殖民地的道路，但其通过文化输出，在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上实现对他国之人的“征服”或“改造”，这种手段不仅让西方其他大国望尘莫及，而且它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也使其他大国感到大西洋彼岸的这个“同种”国家的严重威胁，这样一种受到美国文化强烈冲击的感觉，可能在西方之外的国家更甚。

　　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但却形象地反映了美国对这一世纪全球发展的全方位影响，即使是进入了21世纪，这种影响不是在减弱，而是呈现出了更为加剧的趋势。美国不是一个“有形”的帝国，但却有着对全球“征服”的帝国的目的。在此过程中，“软实力”含量较高的美国文化，在美国建立和维护其全球霸权过程中，发挥了其他任何手段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而美国从中获得的有形或无形收益，则远远不是用具体数字所能衡量的。

　　一、美国文化是“软实力”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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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美国政府通过向国外传播其所谓“民主、自由、平等”的文化价值观来实现其外交上的目的，可以说是贯穿于其中，但美国人通常很厌恶把具有利他性质的“民主文化传播”与通常带有国与国之间你争我夺味道的“外交”联系在一起，所以长期以来，他们很少承认政府在从事文化外交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状况完全改观，“冷战”的爆发使美国决策者进而认识到，在这场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中，单靠战争手段已很难实现美国外交确定的目标，而“争取人的思想”却成为取得冷战最后胜利的关键。因此，对外宣传、人员交流以及通过大众媒介传播有关信息等成为美国政府实现其外交目的的有效手段，由此，文化外交(美国人将之称为“公众外交”)开始在政府的全球战略中有了一席之地。尽管在如何利用美国的文化资源，以及所要达成的目标上，美国政府官员并没有一致的认识，而且还一直伴随着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但争执的焦点并不是要放弃在外交中利用文化上的“攻势”，而是如何使对外文化活动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外交战略的目的。美国对外输出其文化的活动，说到底首先是为实现美国的外交目的服务的，但却向国外传播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尤其对国外之人的思想变化过程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促进了国外之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认识，加剧了全球的“美国化”进程。冷战的结束给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美国靠着其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打赢了这场战争。尽管很多学者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但很难否认美国文化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渗透和扩张，促使这些国家的很多民众对美国文化张扬的全球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认同。捷克作家伊万·克里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谈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美国的宣传攻势对东欧国家演变所起的巨大作用，“我确信。这种‘地下文化’对1989年秋天的革命性事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克里马以自己的亲身感受道出了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促进美国文化在国外传播，对实现美国对外战略目的的巨大作用，已经越来越受到美国政府决策者的重视。2000年11月底，克林顿政府在白宫首次举行了“文化与外交”的研讨会。这次会议的目的，既明确表明美国政府对文化外交的重视，又向国会呼吒加大对文化外交的拨款，使美国能够在充足资金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文化这一“软”资源，以加强美国文化对全球发展的影响力，确保美国在全球化时代能够左右世界事务的独特地位。当时具有“铁女人”称号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研讨会上做了较长的发言，强调了文化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的重要作用：“事实是，在过去几年期间，无论我什么时候旅行，我对这一事实印象深刻，明白无误，即文化一直对我们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件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在我们面对着从建立贸易规则到寻求和平的共同基础的许多国际挑战中，文化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外交计划是美国外交政策成功的中心所在——我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些计划帮助我们教育我们的公民理解其他国家的民族经历，帮助我们的国外朋友了解我们自己文化的动力和多样性。这就是为什么文化是如此之重要，致使我们能够把文化和公众外交变成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奥尔布赖特这里所谈到的“文化”，主要是指通过各种手段能够比较真实地向国外大众传递的一套反映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以便他们对美国政府在海外活动的认同，进而为美国政府实现其政治、经济以及战略目标扫除障碍。这种文化上的力量便是美国著名学者小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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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

　　按照约瑟夫-奈的解释，“软实力”概念主要是用来说明文化等因素在国家之间交往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不是通过武力来得到理想结果的能力。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靠着使其他人确信，他们应该追随着你，或者使他们与导致你欲要之行动的规范和制度保持一致。软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诱惑。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其地位在他国人眼中具有吸引力，而且能够加强鼓励他国以适当的方式确定其利益的国际制度，它也许就不需要花费更多的传统经济或军事资源。在今天的全球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在变得日益重要。”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每种文化都有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但影响之大小却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主要取决于文化中体现出的“软实力”程度，以及这种文化主体所具有的能够给其他国家构成威慑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后者就是所谓的“硬实力”。一般而言，“软实力”与“硬实力”是成正比的，有形的力量越强大，文化就有可能越具有吸引力，至少是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有的文化或许包含着具有影响他国之人的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内容，可是却缺乏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作为支撑基础，所以，这种文化不可能有效地发挥它对不同文化场景下的人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很难对他们产生有利于该国利益实现的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约菲举例说，梵蒂冈拥有大量的软实力，但它没有任何硬实力，这意味着梵蒂冈在国际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瑞典的软实力也很强，但在硬实力上一无所有，瑞典由此在国际事务中根本无声音可言。只有两种“实力”的有机结合，互为作用，才能充分发挥一国实现对他国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资源。

　　从目前来看，世界上大概只有美国既具有无国可敌的“硬实力”，又显示出对他国之人吸引力的“软实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莉萨·安德森在评论小约瑟夫·奈2002年出版的一本书时指出，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一样，“软实力”产生于形成全球政治和文化“议事日程”的能力。“因为互联网是英语(美国英语)，因为50万名外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因为全世界的人都观看美国的电视节目，在美国的快餐连锁店就餐，模仿美国少年的时髦狂热，所以美国在世界上享有一种不依赖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特权地位。”约菲甚至认为，美国的软实力“比它的经济和军事资源还要大。美国的文化，不论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强烈地向外散射，类似于罗马帝国时代，但表现出一种新奇的扭曲。罗马和苏俄的文化影响仅限于它们的军事疆域，而美国的软实力统治了一个太阳永远不落的帝国”。多米尼科·莫伊西在采访法国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时让他谈谈美国“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这是否是让其他人确信美国模式的实力，是否是这种模式对他们产生吸引力的实力，是否是强迫他人行动的实力，在这种意义上，“软实力”是否要比“硬实力”更大。韦德里纳举例回答说这两种类型的实力是相互加强，互为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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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德里纳尽管明确回答了“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并没有对之详细阐述，只是蜻蜓点水地论证了美国“软实力”的来源。并批评了美国政治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将之说成是有效发挥“软实力”的障碍。韦德里纳承认美国具有无国可比的“软实力”，但却一针见血地批评了美国的制度，这种批评反映了法国精英们对美国制度的一种普遍看法。这与很多美国学者的观点显然相左，在他们看来，美国民主制是美国最富有成效的“软实力”，美国之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公民具有吸引力，民主制的有效运行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伊沃·达尔德和詹姆士·林赛强调了美国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硬实力”与文化上的“软实力”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认为“软实力来源于美国价值观和文化，也来源于美国使用硬实力上的成功。软实力能使华盛顿通过让其他国家的人想要美国之想要来确定国际议事日程，界定辩论术语和构架一致同意的结果。硬实力为软实力提供了基础”。正是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作为后盾，美国文化对异文化的世界具有很强的磁力。与此同时，该文化的主体积极向外推销自己的文化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再加上跨国公司、互联网与国际贸易的作用，美国文化借着全球化大潮掀起的风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硬实力”是“软实力”能够发挥效用的基础之一，但如果在国际事务中过度使用硬实力，也就是说，凭借着自己力量的强大盛气凌人，以强凌弱，对他国内政说三道四甚至武力干预，那么，结果就有可能造成“软实力”中所内含的吸引力下降，乃至造成很多国家对美国在国际社会采取的行为进行激烈抵制，更谈不上它们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的领导了。所以，“两种实力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交易或平衡，过度地依赖硬实力便会实际减弱美国的软实力”。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伯杰也指出：“我们必须牢记实力和权威之间存在着区别。实力是通过武力和制裁强迫的能力，我们有时必须使用这种实力，因为总是存在着值得为之战斗的利益与价值观。权威是领导的能力。我们依赖这种权威实现我们试图实现的几乎一切。我们的权威建立在完全不同于我们实力的品质之上：我们价值观的吸引力、我们榜样的力量、我们承诺的可信以及我们倾听和支持其他国家的愿望。今天不会存在着对我们权力的真正威胁。不过，如果我们以激怒我们的朋友和不兑现我们之承诺的方式使用我们的实力，我们将失去我们的权威——我们的实力将会变得很少有意义。”伯杰多年身处美国决策层内，他的这番话反映了如何能够更有效地维护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号施令之权力的良苦用心。

　　三、“软实力”中的大众文化因素

　　“软实力”的内涵很宽泛，不仅仅局限在文化方面，但文化价值观是这种实力的主要源泉，而大众文化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文化价值观如何对外国政府和公众发生影响，一方面在于政府有意识地进行“文化输出”活动，但更重要的是依靠文化本身对美国境外之人的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吸引力。对外国普通公众来说，文化上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把美国看作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的灯塔”，而是能通过与这种文化的大量接触，获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上的“享受”，或精神上的欢快体验或其他好处等等。小约瑟夫·奈在2003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最近对27个抽样国家的民意测验调查显示，在过去两年内，美国的吸引力在其中19个国家大大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过分地使用“硬实力”所致。小约瑟夫·奈这里绝不是谴责美国政府借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国外的所作所为，而是强调使用“软实力”可能会取得更富有成效的结果。他指出，软实力“出自美国文化与美国政策。从好莱坞到高等教育，公民社会的确远远比政府所为向其他民族展现了美国。好莱坞常常描绘了消费主义、性和暴力，但也促进了个人主义、向上流动和自由(包括对妇女而言也是如此)。这些价值观使美国对海外许多人具有吸引力，但是一些原教旨主义者却将它们视为威胁”。他呼吁政府支持美国大众文化的输出，劝告政府“不应该试图控制大众文化的出口，而且国务院文化交流项目有助于提醒人们美国价值观和文化的非商业方面。同样，政府对其他国家公正的、开放的和信息量大的广播有助于以一种宣传从来不能达到的方式促进美国的可信度和软实力”。从这段话中看出，小约瑟夫·奈很强调政府应该注重以文化交流的公众外交，但他绝非忽视从表面上看主要出于商业目的的大众文化产品的输出。

　　实际上，美国文化中对外国公众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大众文化。所以小约瑟夫·奈在较早关于“软实力”的一篇文章中把美国大众文化的吸引力称为美国对外政策“库存”中的“软”资源，在他看来，“体现在产品和通讯上的美国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从未到过美国的日本青年穿着印有美国大学名字的运动衫，尼加拉瓜政府在与美国支持的游击队作战(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执政时期——引者注)，而尼加拉瓜电视台却在播放美国的电视节目。苏联青少年身着牛仔服，寻找美国唱片”。一些学者说得更明白，如约菲更是把美国的“软实力”说成就是“哈佛大学以及好莱坞、麦当劳和微软”。因此，美国在软实力的游戏中“显然是独一无二的。在牌桌上，中国、俄罗斯、日本甚至西欧都无望与美国手握的一堆筹码匹敌。人们在公海上甘愿冒死进入美国，而不是进入中国。很少有人想要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学位或者像身着和服的日本人那样跳舞。令人悲哀的是，越来越少的学生想要学习法语或德语。美国口音的英语已经成为世界语言”。加拿大学者马修·弗雷泽在2003年出版的一本专著的序言中，把美国的“软实力”分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种战略资源，这种战略资源主要不是涉及五角大楼的军事力量，而是美国大众文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工具作用。因此，弗雷泽认为这本书的创新之处是“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地缘政治的动力中把好莱坞、迪斯尼乐园、CNN、MTV、麦当娜、巨无霸和可口可乐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地位”。显而易见，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是美国“软实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最能引起外国公众的兴趣，是传播美国生活方式的最佳途径。

　　四、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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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迅速崛起，很快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两次世界大战为美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主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乃至到了“二战”之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如今又是一个没有任何国家在力量上能够与之抗衡的唯一超级大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可能改变向外扩张的本质，但它很少像欧洲殖民大国一样，把获得殖民地作为实现其征服其他国家或民族的目的，当然在19世纪末叶之际，美国也一度扬帆远征，在海外建立了自己的“保护国”。不过总的看来，美国是靠着强大的商业优势和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来构建其“世界帝国”大厦的。美国大众文化的向外扩张既具有追求商业利润的驱动，又有着以一种强势文化的优势征服他国之人的目的。

　　在西方工业国家中，美国率先进入了现代大众消费社会，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造就了大众文化在社会上居于主导地位，以“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生活方式很快就伴随着美国经济向外扩张大规模地向境外蔓延，只要与美国有着往来的国家，无不感受到美国大众文化对当地文化认同的威胁，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似乎是“势不可挡”，对只考虑到过日子的普通民众具有难以抵制的诱憨力，他们可以说是通过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达到了物质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愉悦，与此同时，却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受到了这种文化所张扬的价值观的影响，导致整个国家在面貌上发生了“更像美国”的趋势。这就是令很多国家精英们整日担忧的“美国化”。他们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的主体，在这种文化体系中一向享受的受人尊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竭力想维护本土文化不遭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侵蚀，在他们的呼吁下，很多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把这股来势凶猛的文化“洪流”抵挡在疆域之外，但最终还是收效甚微，无济于事，美国大众文化照样“我行我素”，在异文化的场景下“横冲直闯”，成为在20世纪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文化多元发展构成的最大威胁。

　　迄今为止，在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美国大众文化依然保持着难以遏制的扩张势头，生活在他文化囤内的人们，无不切身地感受到美国大众文化是无处不在的。“美国化”，成为美国境外文化延存与发展所面对的巨大挑战。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不仅加强了美国政府影响他国之人行为选择的能力，使美国政府可利用的“软实力”资源更为广泛，而且美国文化产品在国外市场的急剧扩大，的确给美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从国外赚取的美元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国内，给美国在经济上具有强大“硬实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大众文化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很难通过具体的数字来加以说明，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在消费领域完成的，它的外在形式是大众文化产品，这些产品与其他物质品并不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它，们在国外市场上销售时携带着生产国的文化观念，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享受，如电影、电视节目、书报杂志、流行音乐以及快餐食品等等。故此，经济性和娱乐性是大众文化的两个最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是通过市场交易传递到消费者那里，消费者则从对这些文化产品的消费中达到了程度不同的娱乐或消遣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有形”的一面，是可以用具体的统计数字衡量的。

　　大众文化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所得，美国的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图书以及电脑软件的出口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工业品和农产品，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种类，这里面还不包括每年因盗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版而导致的数以亿计的美元损失。1998年，美国第一大出口行业既不是飞机制造，也不是农业，而是影视和音像出版业，出口总收入达600亿美元以上。美国艺术和文化研究中心认为美国大众文化对经济贡献是巨大的。在美国，“包括电影、电视、音乐、出版物和软件在内的版权业年收入接近450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些产业在全球销售超过了790亿美元。据估计目前有760万人在这些领域内就业，其就业人员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许多其他经济部门的就业增长。文化部门属于版权业的组成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2.5％”。自冷战结束之后，几乎整个世界的市场向美国产品开放，美国知识产权的出口顿时利润剧增，电脑软件和娱乐产品的国际销售额呈直线上升趋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哈维·费根鲍姆认为，一个欧洲人或加拿大人只需要按一下电视，购买一张光盘，浏览一下日报“娱乐”版，或者路过当地麦当劳店，就可消费到美国的文化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术语只是美国化的同义词。大众文化是美国最大的出口。1996年，美国在软件和娱乐产品销售上出口了602亿美元，知识产权的出口自1991年以来上升了94％多。这一数字不包括非法复制和盗版的其他形式。麦当劳餐馆在全世界一天以开张6家的比例增长，从来没有看过篮球赛的儿童却能识别迈克尔·乔丹的光头形象”。因此，在很多国家民众的脑海中，“全球化逐渐意味着耐克、牛仔衣和MTV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

　　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构成了“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美国文化在全球对国外之人产生吸引力的主要因素。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佩尔斯通过具体的统计数字表明，这种在20世纪风靡全球的文化成功之原因“是语言的、技术的、经济的、人口统计的和艺术的。结果是，外国人感到在全球娱乐市场上越来越难以挑战美国的优势。无论西欧人和日本人多么的善于在全世界推销他们的轿车或计算机，但他们在新闻、电影、影像、音乐和电视节目上不能与美国相匹敌”。他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流行的原因，即“美国和世界的文化关系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相反，美国过去是而且继续是作为一个外国知识和艺术影响的消费者，犹如它一直是世界娱乐和情趣的形成者一样。毋庸置疑，美国文化向全世界传播，恰恰是因为它一直在吸收外国的式样和观念。美国人然后重新装配和包装了他们从国外接收的文化产品，重新把它们传递到这个星球的其他地区。实际上，美国人专门从事把其他民族的奇思怪想和民间创作返销给他们。这就是美国文化在许许多多地方长期流行的原因”。

　　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已经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2002年10月2日至10月9日，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办了主题为“美国大众文化政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40余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与会。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大众文化传播如此迅速?抓住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人民的想象力。对美国大众文化强大辐射力的一种解释是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另一种解释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无论这种扩散的动力是什么，显而易见，美国文化产品无论什么时候穿越国际疆界时，都在改变了自身的含义。与会者还讨论了美国的文化霸权，考察了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威力，以及对不同接受国的传统文化产生的巨大冲击，特别是好莱坞电影的全球影响，以及美国消费主义和生活方式的迅速向外蔓延所带来的结果。与会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者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很少有人否认，美国大众文化的成功，是构成20世纪导致变革的最带有决定性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原因之一。

　　在当今的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使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联系密切的整体，美国大众文化借着全球化的大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全世界蔓延。“美国化”已经成为非美国文化所面临的一个严重挑战，几乎其他所有国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精英都发出了维护民族文化生存的呼声，同时似乎又对美国文化的巨大冲击感到束手无策。各国如何应对“美国化”对本土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在未来很长时期那还是摆在它们面前的一个十分棘手而又不得不予以重视的问题。

　　作者简介

　　王晓德(1956－)，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篇十二：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媒体如何影响外交决策

　　时间:2011年08月24日

　　16时20分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张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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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评论

　　西方主流媒体常常以“自由”和“人权”的卫士自居，标榜自己独立、客观、公正。近期发生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反映出一些西方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完全可能做出侵犯人权和公民利益的行为。那么，其他西方媒体又怎么样呢？它们能做到尊重人权尤其是其他国家公民的人权吗？它们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能做到客观、公正和独立吗？我们不妨从美国媒体与美国外交决策的关系来看这些问题。在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复杂。仅就过去十年而言，从伊拉克战争到阿富汗战争，从反恐到防核扩散，从中美关系到美俄关系，媒体与政府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依赖并且在多数时候相互配合的关系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也颇耐人寻味。

　　一、美国媒体如何影响政府决策

　　美国媒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有着上百年的传统。早在19世纪末，赫斯特和普利策的报业帝国主宰的“进步媒体”，就曾成功地将国家引向战争的狂热中，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并最终导致了美西战争的爆发。现时代，电视和互联网的日渐强势，以及“CNN效应”的频频奏效，则被视为媒体对政府外交决策影响力进一步上升的标志，这其中，默多克集团对美国媒体的全面渗透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媒体的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推动政府采取行动方面。由于媒体对于一些国际事务有较高的期望值，它的报道便会自觉不自觉地调动起公众的情绪，希望事情可以向人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这在无形中给了政府需尽快采取行动的压力。在这一过程中，媒体扩大了事件关注者的范围，也对政策制定者形成了强大影响力：在海湾战争期间，几乎所有国家的民众甚至包括萨达姆本人都在收看CNN的节目，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科林·鲍威尔评价说：“鲜活的电视节目虽然不能改变政策，但是的确能够创造一种政策制定的环境。”

　　媒体的影响也体现在阻碍和延缓政府行动方面。在越战期间，美国媒体就起到了阻止政府继续推行战争政策的作用。通过对示威活动的广泛报道，以及对反战言论的传播，媒体对华盛顿的外交决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战争之外，从经济到文化的许多领域里也都可见媒体的这种影响，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6年的迪拜港口并购案和此前的中海油并购案。

　　媒体影响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方式是议程设定。由于媒体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使得它所关注的话题很快会成为民众以及政治领导人讨论的中心。这一情况也反映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现实，即媒体倾力报道的事情往往会成为社会的兴奋点，这就使得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变得尤为重要。美国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媒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以及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由于现代社会对媒体的依赖性日益加强，人们对媒体报道之外的事情，尤其是国际事务所知有限，因而更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

　　然而，在议程设定方面，媒体也有其局限性。基于媒体求新的本能，很少有事件可以长期得到媒体的“垂青”，而一旦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某一事件或话题失去兴趣，这一事件就很可能会被边缘化。如果一件事情本身既缺乏持久的影响力，又缺乏商业意义，就很难受

　　到媒体的持久追踪。美国媒体所特有的“本土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般来说，如果是一场发生在与美国没有多少关联且地域狭小的第三世界国家里的内战，美国媒体就很少或根本不予报道。例如，美国媒体经常会忽视一些非洲国家的内战和人道主义灾难。

　　二、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媒体公关

　　事实上，在美国媒体努力影响外交决策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在尽力引导媒体进行有利于政府形象、有利于推进其外交政策的报道和宣传。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锤炼”，美国政府在影响媒体方面，积累了一整套经验，从而使得媒体在以下几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政府的影响。

　　1.兢兢业业地进行日常舆论引导。美国政府很清楚，新闻界反映的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如果政府对这些事件反应冷淡，不做任何解释，他们就只好去找其他的分析家，而持不同见解的人士总是很乐意发表他们的看法。因此，白宫非常注意对日常新闻舆论的引导工作。而这一工作，主要是由政府的新闻办公室来承担，它的主要任务是向社会说明政府的各项政策和计划会对公民产生哪些影响。

　　一般来说，政府新闻官员肩负着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在与媒体打交道时，他们作为政府立场的维护者，向公众解释官方行动的理由和效果。他们需要纠正错误的信息，尽力引导公众对现有信息的理解。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政府内部的媒体利益维护者，要反映记者的需要，例如在记者有可能就某一话题进行采访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从而使采访显得自然和亲切，富有人情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言人经常做的就是记者的工作，他们为媒体搜集信息，转达政府和专家需要对媒体讲述的情况。

　　白宫新闻秘书的工作则是介绍总统的立场和想法，以帮助总统推行自己的政纲，同时也帮助媒体了解政府正在做些什么。对此，担任过小布什总统白宫新闻秘书的阿里·弗莱舍坦言：“这需要一种平衡术，为两个主人服务，必须善于判断。”

　　2.对总统形象进行系统包装。美国政府很清楚，对于总统形象的精心策划，不仅关系到总统本人的支持率，也关系到政府的执政能力。在目睹了尼克松等总统所遭遇的“媒体门”之后，无论是里根、克林顿还是小布什政府乃至当下的奥巴马政府都十分重视对总统形象的精心策划和包装。

　　克林顿在这方面的表现就可圈可点。克林顿的任职表现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感觉：在他的监护下国泰民安。其实这是通过精心策划的媒介策略——利诱、误导或威胁新闻界——才保持了这种成功幻象。几乎每一天，克林顿总统及其幕僚们都在煞费苦心地制造有利新闻，消除负面新闻，以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确立他们满意的形象。

　　3.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题策划”。美国政府针对某一细节展开“专题”宣传经常被证明具有很好的效果。在发动旨在推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政府已通过媒体和公关公司对这场已圈定的战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事实证明，在伊拉克战争的前期，美军得以迅速拿下巴格达，美国政府引导下的媒体倒萨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放气球”和“高级泄密”是美国政府影响媒体的重要手法。所谓“放气球”，就是为

　　了试探公众的反应，而在某些问题上做出模糊的表态，这常常由政府内阁成员来承担，而一旦公众、媒体和利益集团表示强烈反对，就会有人（比如总统或国务卿）站出来否定这种说法。至于“高级泄密”，则是以政府中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名义，提到一些计划或法案，而个别媒体会将其作为内幕新闻“泄漏”出来。这种方法同样可以达到试探舆论的目的，同时，对于一些政府不方便公开表达意见的事情，它也不失为一种巧妙的处理方法。

　　4.打拉结合地操纵媒体。对于白宫来说，它所具有的先天优势是它掌握了新闻的来源，因而在与媒体“持久战”中占得了先机。而媒体也很清楚，与政府保持默契意味着自己能得到政府更多的关照。例如，如果能得到来自白宫的“独家新闻”，则意味着可以走在同行前面；能在一些重要采访中得到白宫的襄助，则意味着可以进行“深度报道”。

　　为了满足一些媒体的愿望和营造声势，白宫还经常倡议一些小的议案，虽然它们大多不了了之，但却通过被悄悄透露给若干记者而产生良好的公众影响。此外，总统等政府高官对与政治无关的事情发表评论也是白宫制造新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同样，对不“配合”的媒体予以消息封杀也成了白宫操纵媒体的手段。最典型的是，“白水门事件”期间克林顿政府对美国广播公司“断粮”。与此相关的，便是对“不友好”记者的打压。对于那些“喜欢生事”的记者，白宫是或拉或打，一旦找到借口，便会借机打压，轻则给他的上司打电话说“你得管一管你的手下了”，重则让他丢饭碗。

　　5.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媒体报道。对美国媒体来说，“9.11”之后是颇为寥落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媒体与总统关系的平衡被打破了，“布什总统”及其一系列“爱国”行动成了媒体不敢碰的高压线。

　　在与媒体打交道方面，小布什也确实非常精明，他反复强调“爱国主义”和“恐怖威胁”，使媒体在报道战争时处于十分微妙的境地。一方面，出于爱国主义的情结，媒体需要在报道时把美国的全球利益放在第一位，为政府在国内外所做的一些容易引起反感的事情做辩解和澄清；另一方面，由于恐怖威胁是真实的威胁，媒体需要时刻为国家的安全考虑，在信息发布等方面配合政府的工作，而这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中并不是媒体的主要工作。更重要的是，为了配合政府的反恐行动，媒体有必要在一些问题上三缄其口，淡化一些原本看起来很严重的事情，这也是布什政府历经“安然门”、“预警门”、“夫人门”、“情报门”等却安然无恙的重要原因。

　　6.记者、编辑与政府的私人关系影响媒体的表态。与新闻从业人员发展私人关系是现代美国总统的重要公关手段。克林顿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善于和记者发展关系的总统，他经常通过与记者的私人会晤增进感情，改善个人形象。而“巧合”的是，“来白宫喝咖啡”之后，几乎所有记者回去都对克林顿的相关政绩大肆宣扬，并从不同角度向人们展现克林顿的风采。

　　这种私人关系，也成为了一些媒体大亨的保护伞。“窃听丑闻”发作后，默多克集团在英国声名狼藉，但在美国却没有遭致打击，一个重要原因，是新闻集团从报纸、杂志到电视、电影及新兴媒体，全方位地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也帮助默多克在美国政界交下了很多朋友，而这些人脉在他落难时就会给予相应帮助和回报。

　　7.媒体受到政府高官制作节目和撰写文章的影响。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当属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罗斯福的政治生涯中，“炉边谈话”堪称他的一大“秘密武器”。事实证明，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不仅对重振美国经济起到关键性作用，而且在日后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巨大作用。

　　而为了更好地影响舆论，适应媒体的风格，像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有心人”，还会通过海量阅读，以及与媒体编辑的交往，了解媒体的报道方针及倾向性，以便自己及身边人所撰写的文章和发布的新闻（侧重点）能够让媒体心甘情愿地广为宣传。

　　三、美国媒体与政府的默契与合作

　　事实上，不仅政府意识到了与媒体合作的必要性，媒体也同样清楚必须与官方保持密切关系。在与政府经过上百年的明争暗斗后，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逐渐变得“聪明”起来，更加善于通过双赢的合作来扩大自己的利益。为了使它们提供给全国乃至全世界公众的信息量最大化，作为必要的妥协，媒体有时也不得不半推半就地为政府的政策扮演某种新闻拉拉队的角色。更何况，有时，这样做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美国政府显然也很清楚媒体在外交和战争中的作用。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就曾撰写文章称，需要加强美国传媒力量，以击败全球狂热极端分子。在他看来，“我们国家正在进行有可能是全球反恐战中的一场长期斗争。在这场战争中，一些最关键的战役或许并不是在阿富汗的山区或伊拉克的街头进行的，而是在纽约、伦敦、开罗及其他地方的新闻编辑室展开的”。为此，他特别呼吁要加强美国传媒对外宣传的能量，以反制极端势力的宣传和动员。

　　媒体自身的变化也有助于推动媒体与官方的合作。据统计，二战结束后，有80%的美国报纸是独立的或由家族经营的，而到了1989年，情况却发生了巨变，80%的美国报纸已经属于大公司所有；电视网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这种变化使得媒体的思维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变得更加现实，也更能够从官方和工商界的角度考虑问题。它们在自觉不自觉之中接受了官方和军方的新闻检查，并实际配合了政府的行动以赢得对外战争。这也使得海湾战争时的美国媒体与越战时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们在战争中的角色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国家功能。

　　市场化是美国媒体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美国的大多数主流媒体都是集团公司，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等都是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而不是其新闻价值，决定了这些报纸的价值。而媒体上市公司衡量业绩的标准之一，是发行量和收视率，而这些同时也决定着广告量。

　　媒体发行量和收视率的变化不是由媒体自己统计和发布，而是由独立的市场调查公司来进行。无论是发行量或收视率的下降，还是投资者对股票的抛售，都会令媒体公司的管理者和拥有者感到不安，这也使得管理者不可能放手进行新闻报道。

　　来自广告商的压力不容忽视。广告商既然是出钱人，他们便公开地将自己可以对新闻内容施加影响看作是一种“权利”。广告主在决定将他们的数百亿美元用到哪一家媒体上时，在很大程度上总是有思想偏好的。那些进步的出版物根本得不到广告商的赞助，财政经常透

　　支，只能勉强惨淡经营。而能够吸引富有广告商的则多半是能维护现行体制的媒体。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媒体在一些事关大公司利益的报道上常常是浅尝辄止，而在发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又多多少少受到能源集团和军工集团的影响。

　　机构官僚化是美国媒体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如美国学者所言，全国性媒介机构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企事业机构，它们所拥有的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是按照等级关系、专业性质等组织起来的。在这种机构里，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许多官僚机构的特征，表现为政治敏感性强，特别注意平衡与政府及利益集团的关系。而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基层记者和编辑的创新意识和揭黑精神。事实上，即便是在水门事件中表现抢眼的《华盛顿邮报》，如今也一改黑幕揭发先锋的面目，讨伐精神明显减弱，调查性和倡导性报道受到限制。在这种氛围下，“采访记者们”更多地只是被指派到政府机构和工商企业去采访，并且把获得信息的基本来源寄托在有关部门上，这就便利了政府对媒体的“引导”。

　　这一点在政治新闻报道中尤为明显。由于全国性的新闻媒介都定期派遣负责政治版和国际版的记者到联邦政府的重要部门进行采访，如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国会和最高法院，并把这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这使得大部分有关政治和国际问题的新闻报道都围绕着政府进行。这不仅有利于政府“策划”议题、引导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记者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并在一些敏感的报道上笔下留情，因为他们一旦得罪政府，就很有可能失去饭碗。

　　白宫记者团的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从数目的变化看，1945年的白宫记者团只有25人，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数字已上升到惊人的1700人。这一数字的变化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使得大量记者必须尽力在同样的时限内报道近乎相同的事件，“不漏报重大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各媒体的竞争点，而为了不漏报，就必须与“重大新闻”的提供者（往往是政府）搞好关系，至少是达成某种默契。二是白宫记者是被派来专门报道总统的，他们几乎整天在白宫打发时光，与总统及其身边人接触频繁，这也使得他们在感情上比较接近白宫，而且长期的白宫生活也使得他们逐渐养成了从“大局”看问题的习惯，与白宫的思维习惯逐渐接近。

　　同样重要的是，媒体的所有者，往往与政界尤其是白宫和国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互相需要。因此，他们往往比旗下的记者和编辑们要保守得多，更加不愿意冒犯政府与国会。不仅如此，一些前政府职员在离开政府后进入了新闻圈，他们深谙政治运作，更能清楚地看清政府的立场，这也在无形中拉近了媒体与政府的“心理距离”。这些人业务方面轻车熟路，但他们同时也带给了自己的同事更强烈的“风险规避意识”。

　　四、美国媒体与国会、利益集团的共生关系

　　媒体可以通过报道国会议员的观点和立法活动来间接影响外交决策。一般来说，国会影响外交政策，是通过授权和拨款，而宪法赋予的权利则使得国会在影响外交政策方面与政府保持了相对平衡。在国会与政府的这种平衡中，美国媒体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它的报道，对其中一方占据上风，或者促成双方妥协与合作，都有着重要影响。

　　美国媒体对国会事务的报道，首先是使议员们受益。由于国会议员会不断提出新的议案，在诸多问题上做出表态，他们就难免要与媒体频繁接触。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报道不仅会帮助他们传播自己的主张，而且也会在事实上提高他们的知名度，从而为今后的重新当选

　　打下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会议员与媒体有着彼此呼应和共生的关系。对美国媒体来说，就影响对外政策而言，在白宫之外，国会山是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而基于国会对政府的影响力，通过报道国会议员的外交主张，进而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是媒体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途径。对国会议员们来说，这也是广泛宣传自己外交主张的重要机会，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声望。

　　利益集团也不会放过通过新闻媒介来制造舆论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机会。正如戴维·杜鲁门所言，任何一个正式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宣传活动，尽管很少标榜，但其目的就是要影响涉及其权益的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政治就是一场社会上和政府里不同的个人和集团竞相通过大众传播过程来对其思想、形象和信条施加影响的激烈竞争。”（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页）这其中，利益集团是试图影响外交政策的最活跃的角色之一。

　　据统计，目前有大约160个国家雇佣美国的公关公司和游说组织致力于加强与媒体、政府和公众的联系，以期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而这些利益集团通过美国媒体影响美国外交决策最简单也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加大对某一事件或问题的宣传，引起公众和政府的注意。利益集团深知，对政客们来说，媒体是最无法忽视的因素。因此，利益集团在游说之外，还试图通过媒体来影响议员，进而影响美国外交决策。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磨合，媒体、利益集团、国会乃至政府，如今已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生物链：媒体通过对国会施压讨好了利益集团（这样会吸引利益集团和大企业给他们投资和做广告，而这在美国媒体经营状态不佳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利益集团通过媒体影响议员，进而提出一些对它们有利的议案或者做出有益的表态；而国会议员则可一箭双雕，一方面在选民面前表现出负责任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利益集团的支持，为将来获得更长远的收益打下基础。

　　事实证明，在美国，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对外政策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有太多的力量参与其中。正如查尔斯·A·比尔德所说：“世界上恐怕再没有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公民和团体在忙着制定和讨论关于治理世界的宏伟计划。”（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1页》）而这种复杂性，也体现在媒体、国会与政府联动的过程中。

　　由于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特殊地位，媒体在直接影响政府之外，也会将重点放在国会上，一方面是通过推动议程设定来推进议案的通过，另一方面是通过引导国会议员的表态，对行政部门施加压力。这一点，在中美经贸摩擦中表现十分突出。

　　媒体在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折射出政府与国会的微妙关系。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科茨所言，由于双方在外交决策中扮演着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的角色，彼此都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力量局限”，而政府与国会双方又都很清楚媒体的功用，因而在利用媒体方面也是各显神通。与白宫能够系统地影响媒体不同的是，国会更侧重于个人和小组对媒体的影响，侧重于议题的影响，这也使得国会议员们较白宫更热衷于发表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即便是不十分成熟，也至少能够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五、美国公众舆论的驱动与新媒体的崛起

　　媒体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和执行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影响公众舆论来对政府施加影响。由于多数美国人对国外缺乏直观的认识，很难知道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因而在外交事务上缺乏自信，这使得他们更依赖于媒体的报道和专家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对民众在外交问题上看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显而易见的。

　　一个对媒体有利的事实是，美国人对媒体的依赖性非常大，而美国媒体显然也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所在。根据传播学家的描述，媒体对什么报道得多，公众就可能对什么感兴趣，而公众（也可以说是选民）感兴趣的事，政府就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无形之中，媒体就可以通过公众的力量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方向。换句话说，决定什么是新闻，即“新闻制造”是媒体的日常工作，这使得它较改变民意更容易制造出“新”的民意，而这种新的民意常常会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越南战争是媒体影响民意进而影响对外政策最显著的例子。在媒体的报道下，越战的真相赤裸裸地显露在美国亿万民众的面前。结果，一位“雄心勃勃”的总统被越战泥潭所淹没，一场令美国人羞耻的战争被不情愿地结束，而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仅电视网通过对战争的报道确立了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而且《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表现也获得了公众的空前好评。

　　应该说，在影响外交决策方面，媒体与公众舆论是存在着共生和互动关系的。一般来说，公众关心和热切谈论的外交话题，也往往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使得公众舆论可以通过媒体的报道来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在美军虐囚丑闻中，美国公众对媒体的高要求就对媒体产生了影响，也成为了媒体必须有所作为的重要推动力。

　　互联网在表达民意、影响外交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博客特别是微博的兴起格外引人注目。博客作为一种表达个人思想的传播形式，一种内容不断更新的新闻出版方式，在互联网上兴起后，成为了一种越过传统新闻出版部门直接与广大受众见面的新的传播形式。1998年，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率先捅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案；2001年，“9.11”事件使得博客成为重要的新闻之源；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博客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让传统媒体汗颜。

　　近年来，微博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和它潜在的文化号召力，也为越来越多的官方机构和学者所认知。在美国，许多学者一方面通过定期更新博客以求更广泛、更直接地与世界各地受众交流，从而起到公众外交的作用；另一方面，则不断通过微博及社交网站与各界进行更为及时、互动性更强的交流，茶党的崛起就与此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博客以及微博在影响外交政策方面，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们是一种公众舆论的表达；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传播方式，具有准媒体的效应。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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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三：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概括说来,美国外交决策的因素不外乎国外因素与国内因素两方面。一方面,美国任何一项外交政策都是对某一或某些国外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心理等诸方面)所作的反应。另一方面,国内因素又是美国外交决策的基础。在国内因素中,有些是自然方面的,而更多的则是社会和政府方面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是最重要的自然因素。美国的经济发展、政治传统、民族构成、意识形态以及像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大众媒介、政党等是社会方面的因素。总统而以及国会、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系统等机构在决策中的作用则是政府方面的因素。一般说来,社会因素仅仅影响外交决策,而政府因素中的多数不仅影响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决策。在政府因素中,既要看到决策机构在参与决策中的重要性,又不能忽视决策者个人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否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美国外交史上,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等高层决策者在不同程度上对外交决策起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决策者个人的作用则取决于决策者在决策中的地位(例如总统的作用一般要大于国务卿,而国务卿的作用又要大于副国务卿及其他外交官)和决策者的个性特点(包括决策者个人的信仰、道德、观念、习性等心理因素。以上概括了影响和决定美国外交决策的各类因素。这些因素决定着外交政策的制订,它们的变化决定着外交政策的变化。它们同各项外交政策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即各类因素通过决策过程转化为各项外交政策决定。然后,各项政策决定的实施又对各类因素起反馈作用,于是又推进决策过程,影响新的政策决定。

　　美国外交决策的根本依据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它规定了美国外交决策的基本目标。国家利益概念是美国外交决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美国外交决策者毫不隐讳地谈论美国的国家利益,将它视作美国外交决策的根本依据和美国对外关系的行为基础。美国外交决策的特点.历史上,美国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其中有些是基本的和长期不变的,例如美国的“国防”利益(或称“安全”利益)和国际经济利益自立国至今始终是美国最基本的国家利益。“国防”利益在美国建国之初表现为要求维护国家独立,免遭外来侵略,以后又发展为军事上的向外扩张。二次大战后则是在“国防”与“安全”的口号下争夺世界霸权。国际经济利益要求增进美国的国际贸易,扩大海外投资,获取国外资源以及维护美国企业在国外的利益。20世纪以来,这一利益常常表现为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扩张。另外有一些国家利益则较为短暂并随着国际条件和国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例如,19世纪,避免卷入国际争端曾经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而进入20世纪,国家利益要求美国越来越多地卷入世界事务。又如二次大战期间,美苏结成战时同盟曾

　　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到战后这一利益因美苏间爆发冷战而为美国对苏遏制的利益所取代。%当然,决策者在制订外交政策时,除了首先考虑各种国际事件涉及何种国家利益外,还必须善于正确判断这些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国家利益从而制订出处理每一事件的对策,采取符合国家最大利益的行动。

　　例如,同样是涉及“安全”利益的事件,有些可能涉及美国的切身利益以至生存利益(如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等)。对这类事件,决策者或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或采取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可能手段全力以赴。有些事件仅仅对美国的“安全”产生潜在的影响。对待这类事件,美国一般不使用武力而采取外交和经济手段以及军事援助的办法。对于那些虽涉及国家利

　　益但并不影响美国“安全”的事件美国一般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某一国际事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国家利益,除了决定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和国际条件的变化外,还取决于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看法。但是,尽管外交决策总是离不开对国家利益的估价与衡量,某项外交政策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往往难以有一个客观标准加以衡量。这是因为国家利益归根结底是一种价值判断。它总是因人们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不同,随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外交决策者总是声称自己的政策代表了国家利益,反映了“公众的意志”,而实际上由于美国外交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为少数决策者所垄断,这种国家利益常常只是反映少数决策者的价值观念与主观愿望。此外,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化社会里,有着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集团总是企图通过它们各自在立法与行政部门的代理人对外交决策施加影响,而它们对国家利益又往往持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例如美国犹太人集团和石油利益集团在中东政策上的抗争),加上庞大的行政机构各部门之间的官僚利益之争使得外交决策实际上可能成为不同利益之间的某种平衡,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经过讨价还价后的折衷妥协。因此国家利益概念作为决策依据总是具有某种局限性。它难以成为外交决策完美的指导原则。

　　参与决策的角色(包括决策机构与决策人)和决策程序,即决策的集中统一程度因政策的不同而异。“安全”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享有最重要的地位。从这一点出发,美国外交政策大体上可分为危机政策与非危机政策两大类。危机政策是指在发生严重国际危机情况下的外交政策(如1958年的黎巴嫩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政策等)。它们同国家“安全”密切有关。非危机政策是指在正常情况下,即未发生严重国际危机情况下的外交政策。它们

　　中间有许多仍然同“安全”直接有关(如军备控制、国防预算、对外军援等政策)。另有一些虽然与“安全”问题并非毫无联系,但又不是同“安全”直接有关的政策。它们常常同国内政策密切相关(如外贸政策、关税政策、能源政策等)。这种政策类别上的不同带来了决策角色和决策程序上的差异。一般说来,外交政策由于反映整个国家的利益并且在秘密性与时效性方面要求更高,因此,它的制订同国内政策相比具有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

　　然而就某项外交政策的制订而言,其集中统一至何程度则因政策类别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危机政策具有突然性。它要求决策者作出迅速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制订对策,采取行动。加之情况的秘密性使危机政策只能由最高决策层中的少数决策者参与制订(如古巴导弹危机时,处理危机的是一个以肯尼迪总统为首的由13名高级顾问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它不允许在立法部门、利益集团、公众舆论中进行公开的长时间的讨论。甚至连外交机构也常常被排斥在外。同时,在面临国际危机的情况下,国内各方利益能趋于一致,利益之争减少至最低限度,因此危机政策的制订可相对地摆脱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最具有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国会、利益集团、公众舆论以及官僚机构对决策的影响极为有限。同“安全”直接有关的非危机政策具有长期性与连续性,它涉及国家长远的“安全”利益(例如军备控制政策自1963年美苏达成部分禁试条约算起至今已有24年。在这期间,军备控制谈判虽时断时续,但政策则保。

　　这类政策中的大多数虽然主要仍由总统和高级决策机构制订,但由于它常常动用大量人力、资源与资金,因而需要立法部门的审议与授权并得到舆论的支持。

　　同时,由于它比危机政策更多地涉及国内各方利益,容易在国内引起争论并有代表各方利益的各种机构与人物要求参与和影响决策,加上它不具有危机政策那种突然性与紧迫感,因此它的制订必然受制于更多的因素,并且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同国内政策密切相关的国际政策主要围绕经济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因此受到公众的密切关注并对国内政治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同安全政策相比,它更多地具有国内政策的特点,即除涉及安全政策所涉及的各方外,还涉及国内政策通常所涉及的各方,反映更多的不同利益,因而有更多的角色,包括国会、官僚机构、利益集团、大众媒介、公众舆论的广泛卷入。它的制订无疑充满着相互冲突与讨价还价的利益之争,是一个更为长时间的困难过程,并且最难达到高度的集中统一。例如,外贸政策就是严格遵照这一方式制订的。美国的“分权”概念在外贸政策上尤为根深蒂固。总统和行政部门在外贸上的权力完全由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授予。外贸决策过程总是受国内经济与政治现状的约束,充满着长时间的对利益的权衡和协调。应当指出,有些非危机政策虽不具有高度的紧迫性,无需在短时间内作出决定,但由于需要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进行,因而它们的制订同危机政策一样也必须限于最高层中的少数决策者,带有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例如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决定即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制订的,参与制订这一政策的仅限于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极少数人。

　　外交决策的中心与关键人物是总统。美国总统在外交决策中比在国内政策中握有更大的权力,受到的制约要少得多。宪法的授权使总统集国家元首、行政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于一身,赋予总统在制订与执行外交政策中以最高地位。历史上,随着美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总统的外交权力不断扩大。二次大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以空前的规模卷入国际事务。加上国际斗争的异常激烈以及外交事务日益增长的秘密性、时效性与复杂性使总统作为最高外交决策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尽管美国有“强总统”与“弱总统”之分,总统始终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决策人。我们不妨将美国外交决策看成是一个多层次的决策圈。尽管不同时期决策班子。然而,处于决策最内圈的始终是总统及其贴身顾问以及像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在某些政策问题上还有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等高级内阁官员。有时也可包括某些直接主管对外政策的副国务卿或副部长级的官员。总之,参与这一决策内圈的人数极为有限。美国重大的外交政策原则上是在这一层次内制订的。例如,约翰逊总统在越战时期的决策内圈是以总统为首的,有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中央情报局长、参谋

　　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总统新闻发布官参加的“星期二午餐会”。卡特总统的决策内圈包括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白宫办公厅主任乔丹和总统竞选班子负责人斯特劳斯。

　　当然,总统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会因情况的不同而略有差别。但是总统在参与决策的各种因素中是最重要的,处于核心地位。事实上,不论何种外交政策,它们的制订都需要考虑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因素,而没有总统就难以将各种因素结合成全面的政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协调与平衡。可以说,美国外交决策是一种以总统为核心的决策体制。

　　国会与总统分享外交权力,但在传统上国会对总统外交政策的支持多于制约。它在同总统争夺外交决策权的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如前所述,总统在外交决策中处于核心地位,但总统并不握有全部的不受限制的权力。根据美国宪法,外交权是一项由总统与国会共同行使的权力。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体制中,国会是对总统权力最重要的限制。宪法赋予国会以批准条约,批准外交官的任命,宣战,拨款,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等各种外交权力。作为立法部门,国会可以通过各种立法手段对总统权力进行限制,包括对总统签订条约权的限制,对总统战争权的限制,对国防开支的限制,对外援与武器销售的限制,对情报活动与秘密外交的限制,对外贸的限制等。所有这些限制给总统外交决策设置了重重障碍。国会尤其利用它掌握拨款权这一重要条件对外交实行控制。虽然外交政策主要由总统制订与实施,但国家的“钱袋”掌握在国会手里,而没有钱往往办不成事。总之,国会是总统外交权力的主要挑战者。

　　外交领域的权力斗争主要是在国会与总统之间进行的。国会对外交决策的制约是美国外交区别于其他国家外交的重要特点之一。然而,总的说来,国会对总统的外交政策。国会在同总统争夺外交决策权的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总统是由全国选举的,而国会议员则由各州选举,国会议员的选举基础要比总统狭隘。这种选举基础的狭隘性使得大多数议员主要关心本州的短期的利益以及自己的竞选连任。他们对全球性问题往往目光褊狭短浅。一般说来强烈关心外交的议员只是少数。即使他们,在危机情况下,也仍然对总统抱支持与默认的态度。国会卷入较多的主要是那些同国内政策密切相关的国际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关系到国会议员们所代表的各州的利益,对选民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此外,总统是对外关系的最高代表,他直接掌管外交机构与外交情报。这种地位是国会无法与之相比的。国会自身权力的分散性,它的庞大的委员会与分委员会制度,工作

　　总之,一方面国会力求限制总统的外交权,国会与总统在外交权上的斗争时起时伏,但另一方面国会与总统在外交决策上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总统是外交决策的中心,国会处于外围。国会主要是影响与限制总统的外交决策。一般说来,它并不参与决策。从历史上看,国会在外交上对总统的依从与支持是主要的,对总统的限制与挑战是次要的。尽管国会要求在外交方面享有平等地位,总统在外交设计和提出外交政策。国会则是被动的,它主要是对总统的外交决策作出反应。

　　利益集团是美国社会生活中强大的力量。它对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有着明显和广泛的影响。在美国,人们由于利益的不同往往通过把自己组织成集团来对决策施加影响,目的为使政府决策代表他们的那部分利益。大量竞争性利益集团的存在是美国政治生活中十分独特的现象,是美国多元化社会的重要标志。

篇十四：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西方媒体、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的关系

　　作者：马宁

　　来源：《记者观察·中旬刊》2019年第08期

　　摘要：在西方各国制度和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媒体成为相对独立的一股力量，具有代表、组织、引导舆论甚至制造舆论的功能。公众舆论则通过国会、媒体等多种渠道反映出来。政府表面上受媒体的监督，但在实践中却可以通过最多的公共资源对媒体和公众施加影响或控制。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前有效地组织主要媒体报道，造成当时美国公众舆论对政府动武决策“一边倒”的有利局面，就是个典型例子。在西方各国，媒体和公众舆论对对外政策过程的作用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对公共事务的话语权竞争已经出现一个新的图景。政府、媒体不仅试图相互影响，并且都力图影响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又反过来对媒体和政府的行为形成影响。媒体和公众舆论影响政府对外政策的现象同样在西方对华政策过程中得到展现。本文试对这一现象进行初步的归纳和分析。

　　关键词：西方媒体;公众舆论;对华政策

　　一、媒体和公众舆论在西方的影响力演进

　　现代西方大众参与政治的兴起是19世纪开始出现的重大趋势。舆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较早的表现在法国和英国。政府在制订对外政策时几乎一样看重公众舆论。公众舆论被首次测量和量化始于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众舆论开始成为政府处理国际事务时的一个新变量。二战以后，各种民意调查机构纷纷成立，媒体也经常进行舆论调查。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的媒体舆论对对外政策的影响逐渐增大。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冷战的结束使得媒体受到的制度限制有所减弱，它们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有了更大的关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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