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10篇）

发布时间：2022-11-22 17:00:05 来源：网友投稿

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10篇）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摘　　要】理想状态中的公共话语,应对公民的普遍利益与国家的民主有所裨益,其对象是公共事务,其载体是大众媒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10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篇二：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摘

　　要】理想状态中的公共话语,应对公民的普遍利益与国家的民主有所裨益,其对象是公共事务,其载体是大众媒介。数字媒体时代的公众拥有宽松的公共话语空间,但是公共话语却沿着背离其应然状态的方向走,表现出了种种异化现象。从哲学高度看,公共话语的异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异化,人性的弱点与网络双面性的结合,是公共话语异化的路径。因此,克服人性弱点、警惕数字技术的有限性、敬畏传统以及培养公民意识,是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基本对策。

　　【关键词】数字媒体时代；公共空间；公共话语；异化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一国进入现代社会或者后现代社会,公民自由的问题便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公民自由最重要的议题便是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即公共话语空间存在的自由。围绕这一议题,思想家们展开了丰富而思辨的探讨。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穆勒,承袭了密尔顿、洛克自由派先驱的思想,强调思想言论的自由,以及人类认识的可错性。他们认为真理与谬误必须得到同等传播,因为“人类一见某事不再可疑就放弃思考,这种致命的倾向是其所犯一半的错误之根源。”

　　[1]

　　自从数字媒体时代来临,公共话语的空间逐渐由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世界,并凭借其优势,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意见充分自由竞争的场域,这一现象看起来似乎达到了自由派哲学家不让“既定观点昏昏沉睡”的目的。

　　但事实并不是那么完美。若在自由意见市场(主要存在于互联网世界)上言说的大多是谬误、谣言,并且带有非理性与娱乐化的特点,那么真理的传播反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艰难了,那么这恰恰是与自由派先驱们所希望的真实的自由意见市场相背离的,而这正是当代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刚刚拉开的网络谣传者秦火火的审判序幕,正是对公共话语空间异态发展的提醒。在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的生存空间前所未有的宽松,但是公共话语却出现了种种我们看来是异化的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本文即对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的异化问题加以探析,试图从哲学的视角解析这一现象。

　　二、公共话语的理论源流及其特点

　　公共话语这一概念来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不仅如此,其实哈贝马斯已经隐约指出了公共舆论、公共话语的特点:“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模式要求公众舆论与理性相一致,认为从客观上讲通过自然秩序或通过严密关注普遍利益的社会组织,可以把利益冲突与官僚决策降低到最低限度。”

　　[2]

　　依据哈贝马斯基于公共领域对于公共话语的解释,我们可以总结出在在公共领域发生的公共话语,应该具有这么几个特点:1、公共话语的主体原则上是所有人,但公共话语应具有理性、负责的特点,因此准确地说,合格的公共话语的主体应是成熟的公民。2、公共话语的实践方式是公民运用话语权参与有关公共问题的论辩,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3、公共话语的目的在于通过公民的言论与思想的交流砥砺,以达到沟通上下、促进社会信息流通、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障公共利益的效果,也即哈贝马斯所言,实现“对国家活动的民主的控制。”因此,公共话语就是人们聚集在非私人的公共领域所有言论与话语的内容、形式的总与。

　　三、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

　　我们把公共话语发生的场域叫做“公共话语空间”,它并不总是有条件存在的。公共话语空间是介于官方话语与个人之间的公共话语表达的场所,在专制政权的高压控制以及官方意识形态无缝灌输的情况下,公共话语空间几乎是不存在的。公共话语空间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一

　　个社会存在允许公众表达的缝隙,并且有承载这种表达的媒介。

　　自从互联网技术在中国普及以来,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逐渐由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世界。在当代中国社会,一些学者甚至把数字技术的普及,视为公共话语空间生长的春天的来临。网络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意见表达与舆论监督的空间,在这个层面上,学者们对网络时代构建公共话语空间的乐观期待是不无道理的。然而,由于大众传媒的媚俗特点,在网络空间里泛滥的大多数信息,都披上了娱乐的外衣,正如尼尔·波兹曼断言的“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

　　[3]

　　另外,在互联网世界行使充分自由表达权的,大多是平民大众,研究群体心理的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告诉我们,当生活轨迹迥异的大众在互联网世界合流后,由于大众总倾向于成为“乌合之众”,那么他们将以狂欢的形式,实现对话语权的重新主宰。他对群体成员的主要特点有精准的描述:“无意识的人格战胜了有意识的人格,开始支配人的感情与行动,而暗示与传染会让这些感情与行动都转为一个方向,倾向于把一些暗示概念立即变为事实。于是这些群体成员都成了一个玩偶,他们不受自己的意志支配,变成了另外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熟悉的陌生人。”

　　[4]网络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但超过某个边界,互联网世界上的公共话语空间就将变成公众颠覆传统、放纵自身的狂欢天堂,变成公众们非理性言论泛滥、社会责任感缺席、话题严重同质化的混乱场域,[5]而我们所描述的这些,恰恰是当今数字技术时代,我国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很明显,它是不符合哈贝马斯所规制的理想的公共话语状态的。

　　所以,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我国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想化、有效化发展并没有接踵而至,不仅如此,我们甚至目睹了公共话语正在背离其基本特点的现实场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不健全,对公众的文化启蒙,尤其是政治启蒙的工作尚未做到位,因此徜徉在互联网世界发表观点的人,大多数不具有完备的公民素质。这样一来,毋论理性的、建设性的探讨公共事务,网民们更多地是扮演欢乐的不负责任的看客角色,发挥乌合之众的跟风功能,对大大小小的新闻事件、公共事务,或是拍手称快,或是义愤填膺,更有甚者,还形成了特有的“网络水军”现象,网民们在互联网天堂里,显现出了公众利用话语空间极尽娱乐之能事、不理性、不思考甚至暴力的一面；其次,公众利用公共话语空间进行的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就算称得上是对公共事务的“论辩”,就算最终达成了某种“共识”,但这“论辩”是混乱的,而“共识”更可能是可怕的。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由于公众舆论的过分参与,公众舆论中不理性因素逐渐占据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了“媚俗”与“代表大众发声”,最终导致了可怕的“媒介审判”。变了形的公共话语,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威力,让媒体倒戈,让司法失声。公共舆论与公共话语的边界在哪里,媒介利用与引导舆论的边界在哪里,这个案件留给我们的启示不可谓不重大；最后,在这样的公共话语场域中,即令有部分理性的公民的声音,也被强大的集体呼声淹没了,在狂热的民粹主义引导下的公共事务决策,通常不能对人们的公共生活有所裨益。

　　至此,我们可以引出“异化”的概念以及公共话语的异化问题了。哲学上的异化指的是,当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这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自从青年马克思在其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异化劳动”一词来表现资本主义的邪恶,[6]“异化”一词便被学者们广泛引用,并不再局限于人的异化的表述,其所反映的实质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与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将“异化”概念运用到本文探讨的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上来,恰能总结当下公共话语的种种背离其本质特点与功能的表现。

　　翻阅当下的流行报纸,几乎每期都有文章探讨互联网时代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媒体研究者创造出一系列新名词如“拖延症”、“囤积症”、“多重任务疯狂症”、“焦虑疯狂症”、“网络暴民”等等,来形容数字时代人们的病态表现,我们探讨公共话语空间与公共话语的异化表

　　现,其实归根结底是网络时代人的异化导致了公共话语的异化。被数字技术异化了的人们,表现出了娱乐至死、非理性、狂躁、多重任务疯狂等等异化行为,故而这些异化人类建构了一个异化了的公共话语空间——表面上看,网络是人们意见与思想充分竞争的市场,但正如媒体人张晓舟所言:“…它仅仅提供了民主监督的幻象,仅仅是在极权主义的玉体上引爆了消费主义的欲望狂欢。”

　　[7]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谓的高速成长的公共话语空间,往往可能是被数字时代的“异化人类”所占领的宣泄欲望的场域,这远不是哈贝马斯描述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态。在这样一个伪公共话语空间中,充斥的必然是同样异化了的公共话语。

　　四、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表现

　　我在前部分用很长篇幅,解释了为何将“异化”一词用在数字时代的公

　　共话语身上,其基本逻辑如下:1、互联网时代的人们表现出了一系列异化行为。2、由这些“异化人类”构建的公共话语空间,不可能不带有异化征象,因此充斥其中的公共话语亦是带有异化特征的。3、根据哈贝马斯对“公共空间”的定义,我们可推导总结出公共话语的几个特点,而数字技术时代的公共话语,恰好背离了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反过来证明了公共话语是被异化的。

　　那么具体来考察当下被异化了的公共话语,它都有哪些表现呢?

　　最显著的表现是,互联网时代被异化了的公共话语,不再是严肃的、诉诸理性的、逻辑严密的,恰恰相反,娱乐的、非理性的、混乱的、不准确的话语,甚至正在侵入一些严肃的场合,例如电视的新闻节目与法庭。最新近的例子莫过于今年两会期间,于3月2日举办的政协新闻发布会上,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竟以网络流行语“你懂的”作结,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敏感问题,一时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网络时代的公共话语,有时真像塞缪尔?贝尔特的戏剧一样: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8]

　　其次,在娱乐化与非理性化导向下的公共话语,一般来说是背离了公共性的,即对于公共性事务谈不上建设性的裨益,甚至还可能演变为一幕幕基于非公共性的人肉搜索与无厘头的口水大战。有关公共话语的这一异化表现,清华大学郑恩等人认为在戏谑、狂欢症候的引导下,公共话语会形成“碎片化——共鸣极化组织特征”,并主要表现为戏虐与围观的娱乐主义倾向,基于非公共性的人肉搜索,网络暴民与网络审判,以民族主义为大旗的“爱国”民粹主义这几个特点。[9]

　　关于娱乐倾向,佐证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百变小胖”、“犀利哥”、“贾君鹏”等,公众在不断的话语“歪楼”中寻找一种想象力被满足的快感,但这种无厘头的讨论与炒作以娱乐开始,亦只能以娱乐结束,对公众事务并无裨益。

　　至于人肉搜索,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与公众借助互联网交流渠道与实时信息交换渠道的拓宽,网民们进行人肉搜索的能力是令人震撼的。例如“表哥”杨达才的微笑图片在网上被公布后,网友们在短时间内对他的眼睛、手表等进行人肉搜索,最终导致了微笑局长被双规。公民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反腐监督,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人肉手段的无限制使用,也将危害到普通百姓的正常生活。公众在舆论的广场中将无辜民众的家底全部兜漏,这不仅违反了被人肉者的基本权利,更有可能在无穷无尽的以人肉为乐趣的过程中,给网络谣言以滋生空间。

　　网络暴民与网络审判则更为可怕。自药家鑫案以2010年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了结后,部分公众与媒体才开始反思案件中网络舆论对媒体舆论的片面导向,以至于对法院判决形成了压力。公共舆论与公共话语之间是有边界的,公共舆论中往往夹杂着太多的非理性声音,并且在传播过程中,由于人们的“乌合之众”心理,渐渐由一种声音占上风,最终导致舆论一边倒的局面,而这往往是十分可怕的。这不仅使少数理性的声音在有限的公共话语空间中发不出来,亦无益于公众的公民意识的培养与成长。

　　狂热的民粹主义当是异化的公共话语最极端的表现了。2012年9月中旬,我国各省市地区的保钓游行中,部分狂热人士在游行中采取极端暴力行动,例如砸毁过路的日系车辆等。公共话

　　语的这一畸形化,若不被加以正确引导与规制,最终甚至将颠覆政权。

　　五、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路径

　　我们已将互联网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缘由,追溯到了人的异化。但是我们只是在感性认识层面,对互联网时代,人与公共话语种种异化的表现列举了一番,并没有从源头上追问,数字时代的到来,到底是通过何种方式导致了人的异化?我们知道,人性中都潜藏着某些弱点,一旦有某种契机,这些潜藏在人性深处的弱点便会被唤醒,从而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不正常或是邪恶。网络技术作为一种媒介,作为一种便捷的表达机制,一方面为人们的表达自由带来了方便,但在此过程中,无边无际的自由恰恰与人性的某些弱点结合,上演了一出出人的异化大戏。

　　别尔嘉耶夫曾用精辟而深刻的语言,对这一现象做出了预见性解释:“……而这一个经验世界,是精神自身被异化了的客体化世界。”在客体化世界中,人成了依附于客体化世界之上的一种失去了内在生存的存在,人成了受异化、被决定、无个性的生物,人身上的不可重复的精神因素与个性因素受到了贬低。也正因为如此,人自从被抛入了这一世界之后,便不断地体会到异己感与失落感,人与人的疏远、淡漠、隔绝由此而生。

　　[10]

　　那么,人性中的那些弱点,导致了互联网世界这一客体化世界来临时,人们成了“受异化、被决定、无个性的生物”?互联网世界又有哪些特殊性,导致生存其中的大众,表现出种种及其特殊与不寻常的异化行为?人性的弱点与互联网世界特殊性,二者怎样的结合,才开出了新时代“人类异化”的这朵奇葩?

　　首先,人的从众心理与观望心态,在互联网这一虚拟世界中更容易实现,并通过从众与观望心理的实现,保障了自己是与多数人同步的,内心的安全感也由此建立。古斯塔夫?勒庞在其研究群体心理的作品《乌合之众》中,明确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如此一来,便不难解释公共话语空间的舆论一边倒,言语非理性、极端化等等现象了。

　　其次,囿于思维的惰性或是思维方式的简单,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满足自己想要不断掌控的心理需求,但却往往无力甄别筛选信息,而更倾向于听从宣传或曰被洗脑。陈丹青说,“我们今天处在一个讯息与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思考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是当今中国应试教育过来的青年学生,作为在校大学生的主流群体,他们表现出的大多是信息爆炸、行动困境、思维简单、言语木讷。[11]

　　因此,在大众传媒与电子传媒无比便利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接收信息,因此信息与技术更新速度太快,人们往往处于一种追寻最新消息、把握时代律动的不安定状态中,这种状态虽然是由于人们热烈的探索欲与求知欲,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导致了大家思考时间的减少与思考能力的下降,从而更容易地成为意识操纵的对象。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时时刻刻挂在网上,发表同样的观点、同样的感叹。

　　另外,由于传媒的媚俗特征,它的内容发送特征以及与用户互动的方式,导致如今的媒体越来越不严肃甚至轻飘。大众是需要娱乐的,在娱乐信息的播送与探讨中,人们满足了自己的猎奇欲望、偷窥欲望,满足了娱乐心态、看客心态,以及对充满幻想的虚拟世界的热爱。这种全民娱乐的状态,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很明显却是无益于公民社会的发育的,那么寄生于公民社会中的公共话语亦无从谈起。但这恰恰是所有专制者最喜欢的,因为不思考、只娱乐的愚民最好管理。

　　最后,每人心里都有一颗自负的种子,自媒体时代不断向人们传达的“我的地盘我做主”

　　的暗示,恰好满足了人们颠覆权威、放纵自身的强烈欲望。公众不再迷信于所谓专家与权威人士,而认定自己也有解析一切事务、指点江山的能力。这种狂妄的心态一旦与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相结合,极容易地便形成了非理性的狂热的民粹主义观点,如此一来,微弱的理性声音,自然

　　不被人们所听到了。

　　六、走出异化,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

　　既然数字媒体时代的人的异化,导致了当下公共话语空间与公共话语的异化,或者说导致了公共话语空间发育的偏离常态,那么要想建立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则最终要从摆脱人的异化入手。针对以上篇幅描述的数字媒体时代人与公共话语的异化表现与异化路径,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克服当下公众的种种异化行为——

　　首先,越是在数字化渗透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越要对数字技术保持警惕。作为广义范围内的科学技术,对计算机科技的开发与应用,已渐渐成为网络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网络大大缩短了时空限制,让人们的交流变得更加迅捷；网络世界中内容的丰富性,极大满足了人们的探索欲望；但同时人们也被困于网络世界的虚拟现实中不能自拔。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即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的判断,自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早在17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充分肯定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到了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持否定态度,认为科学给社会带来了罪恶,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同一时期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则反对卢梭的观点,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人类支配自然的手段。

　　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伽达默尔对于科学技术在20世纪当中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科学曾是启蒙运动的重要动因之一,然而随着科学在现代社会的无限扩张,科学最终又将导致自身成为被启蒙的对象。科学造成的蒙蔽主要集中为科学对客观性与普遍性的追求,科学对客观性的追求突出地体现在强调其方法的客观有效性并将其推广到一切领域,而与客观性相联系的是对普遍性的强调,过度地追求普遍性将最终消解了个体性与独特性。针对现代科学所造成的蒙蔽,伽达默尔认为只有限制科学自身的范围,才能使科学正确发挥其社会功能。

　　其次,既然数字技术具有有限性,那么与之相联系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保持某些人之为人的传统与敬畏感。何平在《伽达默尔科学技术反思研究》一书中详细梳理探讨了了伽达默尔强调科学技术与人的存在意义尖锐冲突的原因,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非机器,能动性、创造性与思考力,正是人作为人最为宝贵的东西。别尔嘉耶夫说:“正因为人折射除了另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才使人成为生物界中引以荣耀的个体。当然,这即意味着个体人格以自己的独特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突破世界进程。总之,在人的这种个体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肉体的生命,而是灵魂的生命。”

　　[12]因此科学技术只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科技产品可以成为生活必需品,但并不能成为绑架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利用网络进行便捷的交流是可以的,但通过电波与磁场的交流,永远不能代替人们面对面的交流,因为电波与磁场,不能传播人们的气息与丰富的情绪。

　　俄国作家谢?卡拉-穆尔扎有一独特的观点,他认为科学也是操纵意识形态的工具,传统的消亡作为它的结果与原因,与它一起运动来操纵人们的意识。并引用了雅思贝尔斯的话佐证这一观点:“由于把生命攸关的一切活动都比做机器的工作,社会也就变成了一台把人们的整个生命都组织起来的大型机器。……人成了一种原料,需要对他进行有目的的加工。因而那个过去曾经具有完整自我、思维健全的人,现在就变成了工具。人性的显现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在口头上还宣布说它是主要的。然而一旦目的提出了什么别的要求,它就会毫无商量余地地受到侵犯。所以,绝对要求扩张到哪里,哪里传统的作用就受到局限并将消亡。大多数人却如同沙砾一样,他们是没有根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可以随便利用。”

　　[13]

　　因此,坚守某些传统,对传统保持敬畏感,对数字技术有充分的警惕,是每个人走出乌合之众圈套的起点,也是公共话语走向理性与营养的起点。

　　第三,在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情况下,人们更要有意识地克服某些人性的弱点。互联网世界这一庞大的客体化世界包围了我们,但是我们并不想践行别尔嘉耶夫描述的可怕状态,即异己感与失落感,人与人的疏远、淡漠、隔绝。只有有意识地克服从众心理、观望心态,思维惰性、猎奇欲望,娱乐心态、看客心态,自负以及对充满幻想的虚拟世界的疯狂热爱,才不致使极端的自由,变成对人们极端的奴役,公共话语空间的声音,也将不复是娱乐话语泛滥、极端民粹主义话语泛滥了。

　　最后,每个人都要变成学习型、成长型的公民。我们都知道,正常、有效的公共话语,可以为公共事务有所裨益。但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并不是每个社会都具有的,它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发育较好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公民社会的发育,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亦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由不理性的、知识匮乏的平民,成长为理性的、有知识结构与分析能力的现代公民,这绝不是仅仅开放言论与话语空间就能达到的目标,而需要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有意识地将自己当作一个合格的公民培养。久而久之,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将向着正常的理性论辩、合理协商的平台过渡。

　　七、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沿着“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为什么是异化的——公共话语是怎样异化的——如何走出公共话语的异化”这一逻辑,回答了文章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通过公共话语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的对比,我们肯定了数字时代的公共话语确实存在着种种异化表现；通过分析网络的两面性与人性弱点的结合,我们揭示了数字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路径；针对公共话语异化的表现与异化的路径,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将公共话语的异化还原为数字时代人的异化,并且对症下药,给出了走出异化,还原正常公共话语空间的方法与机制。

　　互联网世界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舆论空间,但现在看起来从公共舆论到公共话语,还存在着很长一段距离。在自由意见市场上,各个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的公众可以针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但如何将这种非理性的、娱乐化的,总之,异化了的公共话语向理性的、建设性的公民话语的方向引导,这需要大家警惕人性的弱点,意识到数字技术的有限性,对传统保持敬畏感,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公民意识,惟其如此,在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才能在正常轨道上运行,我们的公共生活亦将变得更加美好。(作者系武汉大学)

　　注释:

　　[1][英]密尔:《论自由》,译林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第46页。

　　[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46页。

　　[3][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54页。

　　[4][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第11页。

　　[5]刘琼:《网络:一个公共话语的狂欢世界?》,《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53页。

　　[7]刘磊:《人人都有“电子眼“:监督还是偷窥?》,《中国周刊》2013年第8期

　　[8][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79页。

　　[9]郑恩,龚瑶,邓然《:基于话语分析与公共治理视角的新媒体事件话语生产类型及叙事模式》,《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92页。

　　[12][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64页。

　　[13][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318页。

　　参考书目: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昆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第42-57页。

　　[10][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

　　1版,第117页。

　　[11]尚重生:《90后大学生姿态》,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篇三：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公众安全感提升工作推进会讲话

　　同志们：

　　今年下半年全省党风廉政社会评价和第三季度公众安全感两项民意调查近期将全面启动；省委、市委、县委部署的严肃认真开展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目前也正在深入推进之中。今天，我们召开推进会，主要任务就是研究部署如何迎接好这两项民意调查，同时就开展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再动员、再部署。刚才、两位分管领导分别就提升公众安全感和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作了说明和解读。县委、县政府对**的工作非常关心和重视，今天，县委第九督导组肖明忠组长等各位领导出席会议，全程督导我乡工作的开展和落实，县政府邓卡昕副县长在百忙中亲临会议指导，并将作重要讲话，请大家认真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我先就我乡的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工作暨公众安全感提升工作讲五点意见。

　　一、肯定成绩，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公众安全感提升工作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乡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团结和带领全乡广大干群，奋勇拼搏，真抓实干，实现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较快发展。去年先后获得乡镇工作考核进位奖、开放型经济工作先进招商团、美丽乡村村点建设三等奖、信访工作“四无”先进乡镇、项目包装提报先进单位、改善办学条件工作先进单位、全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先进乡镇等22项荣誉。自来水、加油站、渠道斩杂清淤等惠民生的一件件实事好事相继办成办好。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乡党员干部、社会各界人士、“两代表一委员”和广大群众的关心呵护和鼎力支持，是全乡上下齐心协力、合谋共为的结果。

　　风清气正好扬帆，凝心聚力促振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系统工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是促进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干部作风转变的创新之举，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效的检验。其调查结果反

　　映的是一个地区整体工作状况，考量的是各级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体责任的情况，直接关乎我乡对外形象和经济社会发展。为了准确评价各级、各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效，推动“两个责任”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省纪委委托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一年两次以电话访问的方式开展不定期民意调查。下半年民意调查将从10月份开始，省民意调查专线号码为“0791-340”，希望大家在接到电话之时，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从有利于维护**乡对外形象出发，耐心接听，积极评价。公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是评价综治工作绩效，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社会治安状况好坏和辖区居民综合素质高低的“晴雨表”，它反映的是民心，体现的是民本，蕴含的是民生。可以说，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和公众安全感提升工作，既是检验我乡廉政和安全感现状，更是衡量我乡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态和民风淳朴的一个现状。我们要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提升公众安全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建设和谐平安**的现实需要。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和提升公众安全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迅速行动起来，针对现状，及早部署、查漏补缺、明确重点、综合施策，确保今年两项测评取得好成绩。

　　二、转变作风，夯实基础，倾力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在刚才罗书记的工作部署中，以及印发的文件中，就提升廉政满意度明确了具体的形式、载体和方法，然而抓好这项工作的关键在落实。现在，距全省新一轮电话测评已经进入倒计时，时间很紧，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要集中精力，加大宣传，勇于承担工作重任，出实招，求实效，树立**新形象。

　　一是要在落实领导责任上出实招。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单位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把做好社会评价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抓紧抓实。“一把手”是这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社会评价工作承担主体责任，党支部和乡直办主要领导要带头履行“一岗双责”，做到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作为直接责任人，要认真布局，周密安排，逐项落实。要从上到下逐级分解责任，实行领导干部分片把关，每个村委会、村小组都要明确责任分工，责任终端要延伸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居民、每一个干部职工，杜绝任何一个责任盲点。乡党委将成立3个巡回督导组，对各村委会、乡直办各单位社会评价工作的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对

　　工作不负责任、不抓不管，导致社会评价满意度低的，严肃追究责任，决不手软。

　　二是要在做好宣传引导上鼓实劲。在9月18日前，各村要召开村“两委”、党员和村小组长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正确引导群众客观公正地评价。采取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小组、小组干部包户的方式，进行拉地毯式走访，确保村不漏户、户不漏人。要通过深入走访，让每个人都知道省统计局民意调查电话号码为0791-340，知晓访问内容和受访要求，积极接受和配合电话调查。大家要一户不漏地认真发放《传承庐陵好风尚共建幸福新家园》宣传折页，耐心细致地宣传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的目的、意义、内容和要求；要利用宣传长廊、宣传橱窗、宣传栏张贴廉政宣传图片、廉政漫画、公开信、民意调查问卷等宣传内容；要在交通要道、广场、圩镇和单位院落等人口密集处悬挂公益广告和宣传横幅；每个行政村至少悬挂2条宣传标语，每个单位至少张贴2张宣传图片；要利用短信平台，不定期向所有手机用户发送党风廉政建设动态信息；中小学要采用“廉政讲堂”，宣传廉政知识，传递正能量。

　　三是要在解决群众诉求上办实事。充分发挥村组干部、党员干部、村民代表的作用，深入一线摸清基层实情，把准民生脉搏，建立“民情台账”，实行销号处理，帮助基层群众解决一些生产生活、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要把生活困难群众和贫困学子、孤寡老人等群体作为重点关注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结对帮扶活动，让群众感到温暖、看到希望，点点滴滴累积群众信任。要突出重点，主攻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做好重点单位、重点人群和重点事件的工作，确保全乡个体工商户和普通群众不漏1户，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和“两代表一委员”不漏1人。尤其是乡直办各单位要深入开展正面疏导，有效化解干部职工在工资福利待遇、职务职称晋升、岗位调整等问题中存在的消极情绪，正确对待个人得失，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支持、配合、接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

　　四是要在改进工作作风中求实效。要想在民意调查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就必须切实改进干部作风，在为群众办实事、为客商服务上下功夫。各村各乡直单位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要畅通信访举报渠道，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参加信访接待，经常深入挂点的村，深入基层群众，倾听民声、体察民情、集聚民智，认真协调落实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诉求，积极为老百姓解决关系其切身利益的问题；要坚持“治庸问责”常态化，下决心整治

　　“吃拿卡要”等乱作为、不作为现象，切实转变干部作风。

　　三、打防结合，务求实现，大力提升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

　　社会公众安全感测评实质是社会公众心理、心态的大调查，也是对党委、政府工作的大测评。影响其好坏的因素涉及到方方面面，有社会治安、干部作风、民生工程、心理期待等各种问题，涉及到每个阶层，所以提升公众安全感必须要全面动员、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在今年第一、二季度全县的公众安全感调查中，我乡排位靠后，为此，我们深感压力大、责任重。为切实巩固**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全乡上下必须精诚团结，合力共为，积极排查，全力化解各类矛盾，确保公众安全感测评满意度达标。

　　一是大宣传，确保人人参与。要以“反盗窃，双提升”百日专项治理工作为契机，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以展板现村组、电视进家庭、广播进村庄、络连世界、手册入万家、退赃惠民生等活动为载体，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确保群众人人参与。在降低发案率、提高破案率上下功夫，特别是要在遏制盗窃等侵财性案件发案态势上做，确保人民生命财产更加安全，人民群众更加安居乐业。积极回应群众呼声，坚持把打击“两抢一盗”、“黄赌毒”等各类违法犯罪作为提升公众安全感、群众满意度的首要任务。把影响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占比重较大的盗窃案件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打击和整治的重点领域，切实打出成效。重点对入室盗窃犯罪、“三车”盗窃犯罪、街面违法犯罪、盗窃农资、农产品和民生基础设施的犯罪开展打击整治，坚持从严、从快、从重处罚。充分发动全社会力量，形成打击合力，营造全社会打击违法犯罪的浓厚氛围。

　　二是大走访，摸清百姓诉求。前一阶段，由分管领导带队，各组织派出所民警、巡防员、驻村干部、以及村“两委”干部对辖区内的所有固定电话用户、盗窃案发生户和上访户等进行逐户上门进行了走访，并收集了意见建议，加强了政策宣传。但形势依然严峻，走访工作要实行常态化。走访时要善于沟通，善于听取群众诉求，善于疏导群众情绪，善于导向宣传，既要把群众的声音收集上来，又要让群众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心关爱。各村、乡直办各单位，就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因事大而难为，不因事小而不为，不因事多而忘为，始终把百姓记心间、把群众放心上。

　　三是大排查，化解群众矛盾。在全面走访的基础上，在全乡范围开展新一轮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行动，着力排查化解一批重大信访案件和矛盾纠纷，并对重大信访案件和矛盾纠纷实行领导包案、挂号督办，及时化解一批社会矛盾，解决一批上访问题，赢得基层和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对走访中收集的意见建议，指派专人进行梳理，并在大会上由主要领导进行交办，落实责任领导和具体人员，实行每周一汇报、每月一督查、季度总点评，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听、有人管、有人帮，尽量将矛盾化解在本乡。

　　四是大巡防，确保和谐平安。加强治安巡逻，提高见警率。充分发挥治安巡防员的作用，经常在全乡范围内开展治安巡逻，并做到全覆盖。同时，积极协调**派出所加强指导，由干警带班，加强集镇街道、偏远山村和县乡交界处等敏感地区的巡逻防控力度，切实减少偷盗案件的发生。加强科技防控。我们投资近5万元，对“天工程”原有的6个摄像头进行升级改造，并且新增3个摄像头，下步对县道沿线的村口将加装摄像头，进一步提升技防水平。加强社会联防。充分发挥“十户联防”、综治“大喇叭”的作用，健全“红袖标”队伍，组织各村群众夜晚自发加强巡逻，切实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营造人人都是治安员、处处都有警戒线的社会治安氛围，确保居民安全无忧。

　　四、明确责任，多措并举，深入推进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工程建设项目专项治理工作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全乡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顺利推进，开局良好。为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关于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成果，着力解决省委巡视组反馈问题和去年专项治理发现及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进一步严肃认真开展我乡党员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必须对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一是统一思想，高度重视。班子成员和各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和相关责任人，要充分认识这次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内容，切实部署和开展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活动。二是宣传发动，舆论监督。党员干部要深入村组广泛宣传和动员，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作用。三是严格要求，专项整治。扎实推进专项治理活动开展，通过自查自纠、专项治理和整改提高等步骤方法进行全面摸排，发现问题、查找原因、落实任务。领导干部存在违规插手干预建设项目问题的，要立即终止，并于10月31日前主动退出，主动向同级或上级党委、纪委报告，主动将不当利益上交廉政账户。根据方案精神，在**年11月1日前主动自查自纠的，可依纪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理，其中，对个人谋利数额较小且能在规定时间内如实报告、如数上交的，可免于处理；在规定时间内拒不自查自纠的，一经发现，依纪依规从严处理。四是明确责任，强化落实。充分把握时间节点落实专人，全面落实有关要求，并把专项治理工作作为**年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五、强化领导，严格奖惩，下功夫确保两项民意调查工作取得实效

　　一要成立机构，高位推动，切实解决有人管、有人抓的问题。各村、乡直办各单位主要领导要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社会评价和第三季度公众安全感、群众满意度民意调查工作职责，要把这两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召开动员大会，制定工作方案，全面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二要完善奖惩，加强考核，切实解决有制度、规范抓的问题。县委、县政府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提升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完善奖惩，强化考核。第三季度开始，专门组建了由纪检、综治、统计等部门的测评工作组，共同组织开展全县公众安全感测评，并加强测评结果运用，将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测评情况与乡镇评先评优挂钩，公众安全感达99%以上且未发生重大案事件的予以表彰，公众安全感不达标的，取消当年综治评先；公众安全感不达标且居末位或年度内发生重大案事件的，综治考评不达标，并取消当年综合考核评先。同样，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不力的，乡里也采取取消评先评优资格、主要领导诫勉谈话甚至调整职务等措施。

　　三要加强调度，强化督导，切实解决有人督、出实效的问题。乡党委、政府组成3个巡回督导组从现在开始至明年3月底在全乡范围内定期不定期开展督导工作，确保工作常态推进。工作组将经常深入村委会、乡直办各单位，了解掌握工作推进情况，及时发现和指出相关单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发现问题不及时予以整改的单位和个人，要通报批评；凡对工作走过场、措施不落实，严重影响全县公众安全感测评的，坚决依据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同志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风廉政社会评价和第三季度公众安全感、群众满意度民意调查结果是人民群众评价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晴雨表”，是民心民意的“风向标”。我们要以维护**乡的荣誉、形象和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重，加倍努力、恪尽职守，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和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赢得人民群众对我们工作的理解、支持和肯定，为**今年再上一台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篇四：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

　　治理

　　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以2021年河南洪灾事件为例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新媒体广泛应用，并逐渐成为公众接收信息和向外反馈信息的主要途径。新媒体对政府危机治理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吸引大量社会公共积极参与到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之中。通过对2021年河南洪灾事件的分析，发现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进程中，在对新媒体功能利用和对公众参与的引导、法律规范、保障方面存在不足。因此，政府必须重视新媒体的作用，加强对新媒体功能的灵活运用，重视公众参与加强引导规范，建立制度保障。

　　关键词：新媒体；自然灾害；公共危机治理；公众参与

　　2021年7月，河南省遭遇罕见持续强降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强降雨时段集中且范围广，引发了城市内涝和山洪地质灾害，造成了重大社会影响和生命财产损失。作为一起大型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事件，引发全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借助新媒体作用，公众参与在公共危机的治理中的重大作用不容忽视。公众通过自媒体网络平台关注灾情信息、发起大型社交网络救援活动、参与灾后重建支持公益的参与表现，在此次灾情中十分亮眼。

　　一、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1.公共危机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内涵

　　公共危机治理离不开多主体的通力合作，政府作为中坚力量通过监测、预警、预防应急处理、评估、恢复等措施等手段进行危机治理，同时以广泛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到危机治理中的危机自救、互救以及灾后重建等活动的公众参与，作为公共安全、预防危机发生、减轻危机危害、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在保障，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2.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要性

　　[1]

　　自然灾害发生时，公众作为突发性危机事件直接威胁的对象，不能只被动受害，也需要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机治理举措的实施进行配合，并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参与其中。涉及到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公众参与到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中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积极性。2]

　　3.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方式

　　公众参与危机治理有两种方式，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河南洪灾中，受灾群众自行组织自救就是直接参与。处于自然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中心点的受害者，可以进行自我救助。政府在自然灾害危机事件发生时，需要时间和空间进行救灾策略的部署，这段时间内灾害的破坏性是持续存在的，受灾者进行自救可以弥补政府由于时空限制造成的损失。众多网友通过多种多样的新媒体平台参与评论转发，例如微博、抖音等参与灾情讨论、看法发表和紧急重要的救援信息的扩散，或者通过红十字会等捐款通道以个人名义向受灾地区捐款捐物。各类社会组织，慈善基金会，企业单位以组织为单位号召紧急筹措，捐助大数额物资支援河南。虽然没有具体凸现某个个体的参与情况，但处于社会组织中或加入组织活动的人也参与危机治理之中，属于间接参与。3]

　　二、新媒体背景对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影响

　　1.新媒体的发展

　　新媒体以数字压缩和无线网络技术为支撑，利用其大容量、实时性和交互性，可以跨越地理界线最终得以实现全球化的媒体。新媒体做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新科技的产物技术的产物，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被广泛应用。

　　自媒体时代的网络平台成为网民集体参与社会舆论重要媒介，尤其是短视频的兴起使得公共传播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9.44亿，占网民整体的93.4%;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88亿，占网民整体的87.8%。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60亿，占网民整体的75.2%。多样化的网络传播方式让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更加直观，网民对危机事件相关动态的点赞、评论、传播，更容易散发[[

　　民意和民众情感。同时，各地各部门的政务微博借助微博平台开放、动态、多媒体的优势，联动协同，深入宣传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及时发布灾情通报，报道各地区救灾措施，解决受困群众诉求、推送救灾正能量故事，为河南抗灾救灾助力。4]

　　2.新媒体发展对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推动

　　公共危机信息传播加速，传播空间更大，影响更广泛。传统媒体的传播是单向的，而新媒体传播具有交互性，让信息传播网络更加密集，信息在时空内的延伸性更强。自然灾害发生时，求救信息的发布和接收十分重要。传播速度越快，就能够为减少损失争取更多的时间。传播空间越广，就越容易找到能够最近能够实施救援的信息接收者。受灾信息传递多源流，碎片化信息甚至谣言传播也十分迅速，如不及时把握舆情会造成公众恐慌，不利于社会稳定。例如，河南洪灾中，“郑州市海洋馆鲨鱼被冲出鳄鱼逃跑”、“郑州常水庄水库爆破决堤”等皆为流传甚广的谣言，给灾区民众徒增担忧。

　　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积极性提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突发型灾害事件中公众对于灾情汇报信息最为关注,对受灾同胞的同情关怀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影响，提升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积极性。且新媒体发展造就的多平台、多类型的便捷参与方式让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更加容易。自然灾害危机事件的发生，新媒体发展也催生了一些从中盈利的个人和组织，破坏危机治理参与秩序。例如，一些吃新媒体发展流量红利的网络红人或团队，在对灾区灾情完全不了解、毫无救灾专业技能的情况下，为博名利，带着拍摄设备盲目驱车打着“救援”的名头前往灾区“赈灾”，反而给救灾人员增加救援任务，增加危机治理难度。个别非正规民间社会组织社会募捐，只募不捐，利用灾情盈利，或募捐资金物资明细拖延不公开，严重破坏公众参与危机治理秩序。

　　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得到提升。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型技术越来越普及，推进政府危机治理各方面的智能化发展，提高了从问题发现到应急响应的速度，提升了社会危机治理的效率。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政府对危机信息资源的整合分析，影响到对灾情害理决策的制定和措施的实施，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现今，多样化智能设备、信息发布平台的建立，普通群众也有能力进行视频、图片的录制，向外传递灾情实况，对政府收集灾情信息进行了补充。

　　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中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

　　1.新媒体功能的利用

　　政府对新媒体功能的利用着重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交流，缺乏针对突发危机状况下适用的突发危机事件救援信息收集、分析、反馈机制。自然灾害公共危机的发生，事关公众人身利益，求救信息的发布接收、救援信息的发出和反馈依旧依靠无限制的、自由的普通信息发出机制。河南洪灾中，并没有一套已经完善的机制来处理灾害救援信息，前期受灾群众通过电话、信息、网络平台发布求救信息，之后微信开通一款紧急的暴雨互助快速反馈通道。虽聊胜于无，但仍然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功能不完善的特征。

　　2.公共危机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引导

　　缺乏对公众参与的引导。公众具有多样性、变化性的特征，在接发信息过程中的思想行为是自发的、多种多样的。并且公众对信息的敏感，其接收信息后的个人感受会发生变化，通过情绪向外表达，从而影响到他们在危机治理参与中的行为表现。面对不完整的碎片化信息，公众的思维具有强大的发散性，容易受不真实信息的影响，需要政府在危机中把握舆论发展，关注公众参与状况，对其进行正面引导。

　　3.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法律规范

　　对公众参与缺少法律规范。通过各类公益性组织为受灾地区进行捐赠，是很多个体为危机治理贡献个人力量的一种方式。捐款本是公众奉献爱心行为，但其中也不乏为满足自我虚荣和获取荣誉的需求进行诈捐、骗捐。例如，一位艺人在社交平台发出自己为支援河南洪灾捐款一万八千元的截图，却被网友扒出实际的捐款明细中只捐了一百元。作为公众人物诈捐，造成恶劣影响，最后也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惩戒。灾中出现诸多非盈利性公益组织，良莠不齐。部分社会组织结构不完善，参与程序不规范，不具有官方性，却可以以官方名义发起社

　　会募捐，不发明细，从中获得利益。捐款中的个人损失小，群体损失大，群体维权过程困难，缺少相关的追责法律规定。任何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规范。

　　4.公共危机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

　　危机治理参与的缺乏制度保障。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是一种权利，需要受到一定的制度保障。公众参与权利缺少制度保障，降低公众部分人或群体的参与积极性。新媒体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愿趋向于便利、快捷、有保障的途径。政府建立的公众参与渠道推广不到位，云服务信息平台功能还有待完善。

　　四、新媒体时代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对策建议

　　1.加强政府对新媒体功能的灵活运用

　　发挥政府核心作用积极应对网络舆情，把握舆论方向，避免二次公共危机的发生。加强对新媒体的灵活运用，不断挖掘新媒体潜力，建立起应对政府治理中紧急特殊情况的信息收集、分析、反馈机制，不断完善其功能。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利用相结合，避免忽略公众中的难以接受和不会使用新媒体功能的弱劣势群体。

　　2.重视公众参与，进行引导规范

　　政府要重视公众参与，积极鼓励支持公众参与。包容公众参与行为的多样性，但要对不合理不合法的参与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发挥好官方媒体的号召和发声作用，建立公众参与互相监督体系。社会组织的参与活动，应该有政府部门相关的报备，达到政府相关要求规定。加强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也方便政府对社会组织行为规范的监督。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开放官方信息，动态应对。依靠政府系统的电子政府建设，全面整合信息系统资源，扩大信息反馈渠道，调查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监督政府的行政行动。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政府部门的效率。

　　3.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制度保障

　　公众公共危机参与的部分产生消极影响的行为难以定性，根据其参与行为影响大小建立一套特有的定性标准，制定更加细化的针对性法律规定，能对具体行为违规进行惩戒。完善公众危机治理中公众对社会组织监督制，利用新媒体功能建立举报途径和维权平台，加强公众之中群体维权的制度保障。拒绝“广法难定其罪”和“群权难维”。建立社会组织违法追责制度，维护群体权利，保障公众利益损失降。

　　五、结语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自然灾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是政府，也越来越离不开公众参与治理。公众本身在参与治理的问题发现和自主解决有一定困难。政府作为站在社会宏观角度的观察主体，只有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借助新媒体发展灵活利用其功能，才能引导公众参与方向正确、行为规范、参与有制度保障，促进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稳步前进，提升公共参与质量。

　　参考文献

　　[1]张金平.我国自然灾害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1(14):147-148.

　　[2]韩国元.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J].今日科苑,2007(20):2.

　　[3]孙喜金,陈海利.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以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为例[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20,21(5):23-26.

　　[4]中国互联网络中心(CNNIC).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21.

篇五：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新媒体时代网络公众舆论的传播特点探析

　　作者：王丽帆

　　来源：《今传媒》2021年第02期

　　摘要：网络舆论是网络时代特有的公共舆论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舆论对人们生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加大，与人们的生活日益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舆论不仅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公众也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舆论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本文重点围绕李普曼的舆论观，对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舆论形成的条件要素、环境变化等进行论述，并以微博平台作为具体案例对新媒体时代下网络公众舆论的特点进行分析和探讨。通过分析研究，本文认为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公众舆论主要具有批判性、公开性、非理性等特点。

　　关键词：新媒体;公众舆论;微博平台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2-0030-04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不仅产生了很多新兴媒介，同时也展现出了互联网的众多优势。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多，各类自媒体平台也在不断涌现，智能手机和移动客户端的迭代演进，促使目前所处的时代逐渐变成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时代下新兴媒体的主要特点是先进化、数字化、自动化，同时也拥有虚拟性、隐蔽性等特点，这些特征在开放交互的互联網环境下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给人们带来了诸多便利。如今，新媒体已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工具，人们的社会参与方式也逐渐被改变，公众对社会的认识和感知途径也变得越来越广泛。基于此背景，网络平台在为人们提供更多自由讨论机会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不仅如此，网络平台更是为大众舆论的表达提供了更广泛、便捷、即时、隐秘的渠道和路径。为了探讨新媒体时代网络公众舆论的特点，本文首先对“公众舆论”这一概念的产生、理论来源，以及发展演变等进行简要的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并以微博平台为例分析网络公众舆论的传播特点。

　　一、李普曼“拟态环境”视角下公众舆论的形成

　　美国学者李普曼最早引入了“公众舆论”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全景式描述，也因此开启了“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一书中认为，如今的社会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人们在社会活动的过程中，精力和注意力有限，无法对外部环境、外界事物进行全面的关注。而且对于一些超出自身感受范围的事，很多人只能借助不同的“新闻媒体平台”来进行了解。因而，公众的行为不单单只是对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反应，也会由于媒介的“拟态环境”而产生反应[2]。在《公众舆论》一书中，问题的基础就是“舆论如何产生”，而外部环境和舆论的产生则有着极大的关联。因此，分析人们如何了解外部环境，以及怎样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李普曼站在外部环境的基础上，针对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进行了研

　　究，区分了社会环境、媒体平台所制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他认为与舆论有联系的环境需要借助不同渠道才能折射出来。如果环境复杂、获取信息的途径单一，那么就不能在“虚拟世界”里得到现实世界的真相。

　　在李普曼看来，要想达到宣传的目的，就需要在公众和事件之间设置一些障碍。在公众创造出自身认为合理的虚拟环境之前，要使其和事实真相保持一定的距离。由于公众在接近自身所看到的事物时容易形成错误理解，而且也无法完全解除误解[2]。所以他提出拟态环境是为了满足舆论发展需求，按照合理的舆论方向，媒体会设置一个拟态环境，防止人们被错误舆论所影响，而产生误解。拟态环境并非现实社会在镜子中的体现，而是借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来进行优化，将选择和加工后的所谓“真相”展现给公众。

　　李普曼认为，普通公众均属于“局外人”，因为舆论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不具备客观性，所以不如精英、知识分子那样有掌控事物的能力。这样一来，公众在控制舆论的导向时往往会产生偏差。然而，李普曼认为公众的舆论属于真实存在的，并非虚拟的，其能对舆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若单单只考虑专家学者的意见，就可能产生专制的社会制度。因而一些社会人士的参与则能够极大地改善精英专家们的工作，促使专家们能够及时找出自身存在的问题[3]。人们借助媒介的“拟态环境”来获得消息，使其并不能客观地看待问题。此外，由于目前的舆论领袖对社会舆论产生的影响也较大，所以人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很有可能会被掩盖，公众容易被舆论领袖所引导和影响，因而会产生沉默的螺旋效应，使得社会舆论不能由感性上升到理性。李普曼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大部分的社会舆论在产生时，都会通过多元化渠道折射出外部环境，由此而影响人们所接触的外部环境[2]。所以在拟态环境下，不但人们自身有了一定的限制，同时也有来自媒体和社会人士的影响，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便产生了非理性的公民，自然也无法形成正确的舆论。

　　二、新媒体时代网络公众舆论的形成

　　在社会舆论的发酵过程中，公共领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一书中提到，“公共领域”指的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区域，一些和公众舆论相接近的事物会由此而产生。人们能够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对事物进行讨论、分析，也可以对关系到人们利益的事物自由地发表看法。在一些大型的公众队伍中，讨论与交流需要用特殊的方式来进行，同时也要对信息的接受者产生一定影响[4]。如今，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等就是这样一种公共领域的媒介。由于网络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新媒体使得网络公共领域变得越来越开放、隐蔽和便捷，所以网络公众舆论产生的条件也更为成熟。在网络公众舆论中，人们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设置讨论话题，对各种话题进行分析讨论，从而产生建设性的意见[5]。在网络公共领域范围里，人们对同一话题展开讨论和热议，有些网民的意见在讨论过程中会逐渐趋同，最终产生体现民意的社会舆论，笔者从中大致总结出网络公众舆论产生的三个重要时期，下文将展开论述。

　　1.潜伏期。该阶段的关键在于集结社会公共事件相关话题，此话题是在热点事件、政府决策、敏感话题等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现实性极为显著。尽管实际的社会事件状况在该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朗，但是对于此类事件网民们的参与兴趣却开始变得浓厚起来，只是意见倾向的统一性尚且偏低。

　　2.高潮期。在实际的社会事件轮廓逐步清晰的同时，共享平台中的议题也随之稳定。在激烈的争论过后，网民们对社会事件逐步形成一致的看法，网络公众舆论也由此到达高潮阶段。事件之后的发展都会受到网民共同意见的影响。网络意见领袖在该时期的作用也会非常关键。

　　3.消退期。当民众对某些社会事件的实际情况已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时，这些社会事件将会逐步被民众忽视，公众舆论也将步入消散期。网民在此阶段对事件的关注度会大幅减弱，把关注点放到其它事件上。

　　三、微博成为网络公众舆论的重要集散地

　　微博舆论之所以影响力如此大，主要是因为其作为公众情绪的一种直接体现。微博属于人际化、多向性的传播平台，与传统媒体不同，其利用指数式的关系传播可使得公众情绪短时间内得以最大程度地传播。使用微博平台开展网络社交的群体不断增多，人们也更加热衷于利用微博来表达自身的看法，与他人共同讨论社会事件。公众利用微博表达个人情绪，成为新闻传播的助力，也促进公众意见的传播，引起相关部门对事件的重视，从而落实治理行为。事实上，新时期下公众情绪已成为诸多领域舆论预判及治理的关键依据[6]。

　　新媒体环境下，互联网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政治生态语境也由此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公眾对自身意见的表达也愈发重视，也越来越懂得如何维护个人权利。在时代转型的大背景下，公众舆论的监督作用也日益加大，其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大多时候都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公众舆论若想切实富有意义和内涵，则离不开网络舆论平台的生成。笔者在深入剖析微博舆论后发现，其与传统媒体时代的舆论相比生成路径、产生价值的过程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公众情绪的表达会极大地影响舆论走向，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监督官方对事件的治理。

　　从大众传播的历程来看，可以发现微博实际上具有大众传媒的基本特点和属性，尽管微博已被认为是网络传播的一员，但其还并未被明确纳入大众传媒体系。不可否认的是，微博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的地位非常重要，传统大众媒体难以与其抗衡，因此必不可忽视其重要性。微博虽然在大众传播史的发展中只属于一个小小的片段，但其却会在极长时间内带来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微博舆论相较于传统媒体，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情绪化的表达，甚至可以说微博已将单一的传播格局转变成一种自上而下、双向选择的传播过程。

　　四、以“微博”为主的网络公众舆论平台的传播特点

　　1.批判性特点

　　在公共舆论的各项功能中，最为关键的必然是批判性，其基本指向也紧密围绕着政治内容。我国古代政治主要包含舆论及清议两种批判形式，多数人都认为清议属于舆论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参与清议的人几乎为官员或知识分子，而参与舆论的则基本为普通民众，因此把清议归为舆论的一部分明显不具有合理性。以往的政治体制都将集权放在重要位置，统治者完全主导舆论的走向，所以传统舆论仅有微小的表达空间。但在网络媒体日益发展的当代，舆论表达空间在不断拓展。而微博舆论具备的批判性功能与哈贝马斯所构想的公众舆论的批判功能也较为相近，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密切关乎政治正当性，正确利用公共舆论有利于促进政治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2.公开性特点

　　微博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用户准入门槛较低，用户数量庞大，因此具有非常广泛的受众面。微博的注册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将简单的个人信息填写完毕即可成功注册，成为微博平台的一员。微博平台如同一个“网络广场”，每一位微博用户既可以关注自己认识的人，也可以关注无任何交集的陌生人，扩大了个人的社交范围。个人动态的发布往往也是处于一种公开状态，能被熟识或不熟识的所浏览，因此加快了新闻话题的传播和讨论。微博平台可实现实时分享与互动，所以在传播时更可实时传达最新的思想，民众的信息接收速度也大幅提升。此外，微博用户可自由表达自身对新闻事件的看法，受众已加入信息生产行列，再也不是单一的信息接收者，探讨微博热门话题也更加接近“观点的自由市场”。微博将“把关人”的功能削弱，信息不仅可来源于官方机构，也可来源于普通民众，民众还可结合自身的喜好编排信息，将信息上传至微博，从而实现信息传播。微博对信息的把关相对较弱，信息传播管理环境过于宽松，导致很多不良信息在平台中肆意传播。一旦有公共事件发生，微博用户传播的积极性也将更高，所以公共事件在微博平台的讨论也愈加激烈，使其成为民众发表个人意见的中心平台。

　　3.非理性特点

　　公众舆论较为注重理性的讨论，且基本上都是面对面进行。而微博舆论的形成主要是以网络民众的情绪化表达为主，大部分都为匿名形式，也正因如此，微博平台才容易成为网络暴力的聚集地。哈贝马斯认为，公众只有在公开地讨论中才能完成相应的政治参与行为。尽管微博舆论当中包含了批判功能，但产生公众舆论的先决条件其并不具备。理性的网络公众舆论平台的形成离不开理性的公众讨论，此外还应构建相应的体制，完善公众对公共权力实践的监督。但目前微博舆论基本上都是非理性化的，舆论中不乏有谣言、侮辱、谩骂等内容。学者哈贝马斯提出，在政治参与及舆论讨论的过程中，公众都必须要以理性讨论为前提。虽然对于公众的主要阶层构成，哈贝马斯并未明确提及，但可以确定的是能够进行理性讨论的群体基本上都是素质较高，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精英人群。相比之下，虽然微博舆论构成的公共空间已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批评性功能，但并未明确限制参与者的身份范围，理性讨论及批评方式两方面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4.意见领袖的影响

　　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曾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意见领袖”的概念。其明确提出大众传播的过程必然为媒介-意见领袖-受众。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同时，网民也逐步青睐于利用微博发表自己的意见，将信息与他人共享，也因此微博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日益显现。微博意见领袖主要以网络“大V”为主，其来自于政府、影视、文学、金融等各个领域，这些网络“大V”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其发布的相关信息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引发较大的粉丝效应。社会公共事件的舆情演变多由微博中的意见领袖所引导，其权威性及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而微博平台中的网民实际上并不属于一个集体，但一旦发生公共事件，网民不仅可以各抒己见，也可接收他人的反馈，大家在网络这个平台中共同讨论公共事件。所以，微博意见领袖以及其他网民发表的意见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思想，这种表达话语权分散的局面，可赋予网民相应的自由言论权，但同样也会使得个体意见变成群体意见，从而影响公共事件的发展。

　　五、结语

　　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同时，信息传播的范围会逐渐得到拓宽，信息传播的速度也会变得愈加快速。但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却给人们在获取信息时的选择判断带来相应的挑战，要在短时间内寻找所需信息变得极为不易，人们难以准确判断信息的真伪，同时关键信息很容易被忽略。所以，网络公众舆论必须要朝正确的方向引导，把媒介议程设置的正面效用最大限度发挥出来。网络公众舆论若要切实成为可能，那么参与讨论的公众必须是理性且不带有成见的，此时公众需公正、理性地表达意见，需正确判断事实，这对网络公众整体有较高的要求。媒介发生改变后，舆论发生的主客体条件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提高了微博平台形成网络公众舆论的可能性。公众舆论在发展过程中易受到谣言冲击，也因此发展难度加大，这就需要相关部门正确引导网络公众舆论，强化监管，创设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促使新媒体时代的网络公众舆论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HowardHFrederick.Global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relations[M].Tokyo：

　　Shohakusha，1996：11.[2]（美）沃爾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2-33+12-14+57-58.[3]陈晓东.李普曼的消极公众观——“公众”和“公众舆论”理性探讨[J].新闻研究导刊，2017，8（13）：17-18.[4]（美）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冯珊.网络公共领域中微博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J].视听，2018（10）：129-130.[6]韩露.微博舆论中公众情绪的表达与治理——评《微博情绪表达与舆论治理研究》[J].传媒，2018（24）：101-102.[7]李明德，杨琳，李沙，史惠斌.新媒体时代公众舆论理性表达的影响因素、社会价值和实现路径分析[J].情报杂志，2017，36（9）：146-152.[8]陈龙.Web2.0时代“草根传播”的民粹主义倾向[J].国际新闻界，2009（8）：76-80.[9]姜红.舆论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读李普曼《公众舆论》笔记[J].新闻记者，2006（2）：84-85.[10]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240.[责任编辑：武典]

篇六：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公文写作必须清楚：

　　1、要在搞清楚自己的写作身份和对象的基础上，明确发文意图：什么人（角色）写给什么人（对象）看，要达成什么目标（想让对象做什么）

　　2、客观实际情况：基于材料抄。内容要点摘抄、概括、整合材料。

　　3、公文写作中里标序号用一、二、三、，不要使用阿拉伯数字1、2、3、。

　　4、语言生动、号召力：加些

　　啊、吧、朋友们等。

　　5、格式完整性：

　　标题：建议都写上，完整。如明确以《XXXXX》为题，则摘抄原标题，注意去掉书名号；如没有明确标题则可以按“关于+主题词+的+文种”来确定标题，例：关于节约用水的宣传稿；如你有才华，可自由发挥。

　　称呼：要根据对象来。

　　内容：

　　落款：汇报人：XXX

　　XXXX年XX月XX日

　　Ps：有些公文可以不需要完全照搬上面的格式，大家注意区分，参考例题了解具体问题具体答题格式。

　　一、总结类公文

　　总结类（把情况告知对象）：汇报提纲、调查报告、情况汇报、编者按、备询要点、会议纪要等。注意格式，答题思路相当于综合概括题

　　总结类公文思路格式与内容要点：（总体格式是这样，具体要注意区分，具体参考后面例题）

　　关于+主题词+的+文种

　　1、主送或称呼：

　　2、背景，问题或成绩

　　3、原因，危害或意义

　　4、对策

　　5、结尾

　　发文者（身份）

　　xxxx年xx月xx日

　　（备注：总结类公文需要全面概括材料中问题原因、影响（意义或危害）、对策等；分段写）

　　例如：假定“给定资料1～6”是你在调查研究中获取的信息，请你依据这些资料归纳出一份情况汇报提纲，以供领导参阅。(20分)要求：分条归纳，内容全面，表述准确，逻辑清晰；不超过400字。

　　关于当前学术问题的情况汇报

　　XX领导：

　　当前科研学术界存在的严重问题：一、学术造假、学术腐败严重：抄袭、剽窃、请人代写、骗取国家科研基金等现象普遍存在。二、学术浮躁：论文泡沫多，书籍造假拼凑，缺乏创新性，重复率高，甚至出现造假“行业”。

　　导致问题原因：一、利益驱使。论文关系到职称、地位、名气、课题经费等多重利益。二、评价机制不健全。评价内容单一，论文、课题为绝对评定标准，只重数量，忽视质量；

　　三、法律缺失、监管缺位。法律对学术造假界定不明，对“造假产业”的打击不够。四、科研精神缺失，公共道德低下、社会责任感不高。五、高校扩招导致软硬件设施不完善，教师水平低，学生就业压力大。

　　危害：这些问题败坏学风气，降低了学者公信力，浪费国家科研经费，有碍科技进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针对上述情况有关人士建议：第一，恢复学术至上，保障学术自由，推动高校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第二，完善学术规范和评估机制，发挥科技团体的在学术道德建设中主导作用，强化其内部自律。

　　汇报人：xxxxxxx年xx月xx日

　　2014副省级：（三）“给定资料3”介绍了S大学举办“心理健康节”活动的情况，假如你是该省教育厅的一名工作人员，全程观摩了这次活动，校方请你在这次活动的总结会上发言，请草拟一个简短的发言稿。（20分）

　　要求：（1）内容具体，符合实际；（2）目的明确，切合主题；（3）语言生动，有感染力；（4）不超过500字。

　　参考答案：

　　关于S大学心理健康节活动的发言稿

　　亲爱的同学们，尊敬的各位老师：

　　大家好！非常高兴全程参加了贵校成功举办的心理健康节活动。这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全面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下面，请允许我谈几点体会。

　　一、相声节目创新了形式。既有相声表演艺术家J的讲座让全场师生充分领略艺术魅力；又有校园相声大赛，让大家在笑声中连接了心声。二、心理运动会活动精彩纷呈，创新无限。“漫天飞舞”“心灵感应”“齐心协力”等活动充满刺激和欢乐，不仅强调个人的体能展现，更考验团队的默契配合。三、心理健康教育讲座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强了。针对辅导员、普通学生等不同群体的专题讲座，既有助于师生应对职场和生活压力，还能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学习、工作、生活中，调节自我，服务大家。四、把爱心奉献活动列为“心理健康节”的组成部分是一大特色。让学生们在捐资赈灾活动中体认到爱心与向善是心理健康的真正底蕴。

　　最后，希望大家继续创新思路、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把心理健康节活动越办越好，为促进我校乃至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做出更大贡献。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2015国家副省级：（三）假设你是制博会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3”，就本届制博会的亮点，草拟一份备询要点，供组委会领导在制博会开幕日的记者通气会上使用。（10分）

　　要求：（1）内容具体，符合实际；（2）概括准确，分条表述；（3）不超过200字。

　　参考答案：

　　制博会备询要点

　　总体介绍：国际性、前沿性、先进性、规模大。

　　一、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精尖设备。世界首台网络智能“i5系列智能机床”，全球精度最高的激光扫描仪。

　　二、首设3D打印技术和设备展区。预约可获免费体验3D打印人体模型。

　　三、国际最高水平的智能工业机器人产品；机器人表演赛等。

　　四、首设高新技术装备展区。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和装备制造业重点企业参展，展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

　　二、宣传类公文

　　宣传类（用于说服对象）：公开信、宣传稿、短评、评论等（思路与分析题同）

　　宣传类公文思路格式与内容要点：（总体格式是这样，具体要注意区分，具体参考后面例题）

　　关于+主题词+的+文种

　　1、主送或称呼：

　　2、背景（问题或政策）+目的（为了+对策）

　　3、原因，危害或意义

　　4、对策

　　5、简单发出呼吁（可无）

　　发文者：XXXXXXX年XX月XX日

　　（备注：宣传类公文以分析问题原因、影响【意义或危害】为主；答题思路相当于综合分析题，特别注意分段写）

　　例如：假定你是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请参考给定资料，为当地居民社区的宣传栏拟一份节水宣传材料。(20分)要求：（1）体现国家节约水资源的有关精神，说明为什么要节水；（2）简明、通俗，利于老百姓理解；（3）不超过400字。

　　给社区居民的一封信

　　居民朋友们：

　　多年来，政府为了提供廉价水资源，使水价低于供水成本。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我们社区居民的水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用水意识不强，养成一些不良用水习惯，非节水型用水器具大量存在，浪费严重。为了提高大家用水效率和节水意识，政府拟全面推行阶梯水价改革举措。

　　朋友们，同志们，我国本是水资源紧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小，且分布严重不均的国家。如果任由以上浪费现象长期存在，一方面势必导致水资源枯竭，我们无水可用，生活与经济发展无法持续，甚至毁灭人类自身。另外，这与我国当前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精神相是违背的。

　　水是生命之源。大家要树立起节约用水和高效用水的理念，从我做起，从身边点滴用水做起，积极使用节水器具，广泛开展雨水收存、污水再生和中水利用，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水价阶梯式改革举措。

　　XX街道办事处

　　xxxx年xx月xx日

　　2014国家副省级：（四）某地方报纸根据

　　“给定资料4”和“给定资料5”的内容做了一版关于“跟风”的专栏，请你以“告别‘跟风’，走向成熟”为题，为这个专栏写一篇短评。（20分）

　　要求：（1）观点明确，简明深刻；（2）紧扣材料，重点突出；（3）语言流畅，有逻辑性；（4）不超过500字。

　　参考答案：

　　告别“跟风”，走向成熟

　　报班热、选秀热……当前跟风现象愈演愈烈。盲目跟风折射出了社会转型期的浮躁心态，是社会群体心理“亚健康”的表征，危害较大，我们要告别跟风，走向成熟。

　　跟风日盛，有其根源。一方面是当前公众对大众文化媒介的过度依赖，在广告宣传或舆论压力下容易出现从众心理；另一方面是社会竞争与生存压力大，加之媒体炒作，盛行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

　　“跟风”是一种拙劣的模仿行为，会束缚思维、抑制个性发展、扼杀创造力，会致平庸、同质化，丧失文化个性；会造成“千人一面”，缺乏独立思考的社会环境。跟风还会使行骗受骗盛行，蒙受经济损失。

　　为此，我们要以人为本，正确引导。国家层面要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心，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克服盲从与自卑心态，坚持独立自主；媒体要宣传正确的价值观，倡导理性思考和劳有所得；全社会要鼓励创新精神和个性发展。此外，每个公民也应注重提升个人素质，要学会“辨风”、“选风”，应该追“全民读书活动”，保护环境等“清风”。这样，我们才能告别“跟风”文化，创造出有个性烙印的成果，走向成熟。

　　2015国考地市级：（四）为了消除社会上对“网络新一代”的疑虑，某报特邀市科协工作人员为该报“时评”栏目撰文。假如你是这位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4”为该报写一篇题为“正确看待‘网络新一代’”的短文。（20分）

　　要求：（1）观点明确，简洁有力；（2）紧扣资料，层次分明；（3）语言流畅，有逻辑性；（3）不超过500字。

　　参考答案：

　　正确看待“网络新一代”

　　网络新一代指的是80后、90后这些随互联网一起成长，深受互联网影响的青少年一代。他们是面向未来的，更有希望的一代。

　　当前，社会对“网络新一代”有些疑虑。一方面，多元价值观冲击着他们对主流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的认同；另一方面，网络表达的随意性也使偏激言论、语言暴力盛行；网络自组织形成的新动员方式也对社会形成挑战。

　　但尽管存在这些问题，“网络新一代”也有优点和优势。社会观察更自主。网络为青少年提供了自由探索的渠道，培养了自由探索的思维方式,使其更愿意对社会现象和公共事件形成自主观察。思想表达更自由。青少年思想表达形式活泼，善于用讽刺、调侃、段子等方式表达观点，闪耀着智慧光芒。信息技术优势更明显。青少年互联网运用水平更高，互联网是真正由他们所掌握的产业。汇聚公共意见更高效。对公共事件，可以随时随地发出声音，并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而QQ群、论坛等青年自组织形式，也是社会进步的机遇。

　　总体来看，“网络新一代”的前景光明的，世界终将属于他们。我们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同时要完善网络管理制度，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工作，引导网络新一代健康成长。

　　2016国考密卷：（三）假如你是H市宣传部门的领导，要在某次有新媒体经营单位和部分群

　　众代表参加的主题会议上发表讲话，综合“给定资料3”中提供的信息，以“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写一篇演讲稿。（20分）

　　要求：（1）目的明确，切合主题；（2）内容具体，符合实际；（3）语言生动，有感染力；（4）不超过500字。

　　参考答案：

　　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

　　各位新媒体的朋友，各位代表：

　　大家好！今天我要与大家讨论的是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问题。众所周知，当前我国新闻媒体正加速向数字化、移动化、社交化发展，尤其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发展迅猛。另外，我国网络文学活跃用户有4.3亿人，新媒体影响将愈加广泛、深刻。

　　然而，遗憾的是，新媒体传播的不足也显而易见。微博上会出现谣言传播等乱象；微信上的个人数据和隐私会出现信息泄露、有违道德伦理甚至违法等安全问题。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很多安全事故现场通过手机传播，也强化了逼真的“在场感”，强化了群众的不安全感。

　　朋友们，提高公众安全感，关乎社会幸福。政府已经开始重视新媒体，将会严格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加强依法治理。同时，希望新媒体坚持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不传播虚假信息，不刻意夸大风险，帮助公众作出理性判断。此外，每个人作为一个“自媒体”，不盲目发布和转发未经求证的信息也极为紧要。

　　朋友们，新媒体不仅能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重要资源，更事关中国文化走向。在这个电子时代，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都要留下独立判断的权利，让新媒体真正成为安全之地。

　　谢谢大家！

　　三、对策类公文

　　对策类（给对象提建议）：倡议书，指导意见、建议、处理情况等（思路与对策题同）

　　方案类公文思路格式与内容要点：

　　关于+主题词+的+文种

　　1、主送或称呼：

　　2、背景（材料中的问题或政策）+目的（为了+对策，特制定/提出+文种）。

　　3、根据材料分条列出对策（重点）。

　　4、强调重要性、意义或危害，提出要求。

　　发文者：XXXXXXX年XX月XX日

　　（备注：对策类公文答题思路相当于对策题，特别注意对策分条写。不能使用1、2、3等阿拉伯数字，用第一，第二，一、二等汉字。）

　　例如：假定你是某街道办事处的一名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6—8，拟写一份《某街道办事处关于改进老年人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25分)要求：文字简明，分条撰写，有指导性与可行性；不超过400字。

　　某街道办事处关于改进老年人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各社区：

　　随着老年人口和“421”家庭增多，传统居家养老模式日显不足，为了不断完善养老服务社会化工作机制，发挥社区在养老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特制定本意见：

　　一、要全面掌握本社区老年人生活的基本信息和主要情况。二、加强宣传，呼吁子女常回家陪伴，关心老年人的精神和心理需求；引导社会转变养老观念，实现养老模式的转变。三、完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建立社区福利中心或托老所，加强统一管理。四、健全社区养老设施，为老年人提供活动场所，如建立老年人活动中心，老年大学等。五、丰富社区养老服务内容。如：开展法律援助活动；设立社区老年饭桌，开展助餐服务；提供巡诊、购物、家庭保洁等上门服务。六、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发展医护、营养等养老专业服务职队伍和及志愿者队伍。

　　各社区要充分认识到社区服务在解决养老问题、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工作上的重要性，积极推动社区养老服务工作。

　　XX街道办事处

　　xxxx年xx月xx日

　　2015国考地市级：（三）P市某村的生猪养殖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假如你是该村驻村干部，要向其他市县养殖村的管理人员介绍经验，请根据“给定资料3”，写一篇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稿。（20分）要求：（1）全面准确，符合实际；（2）语言得体，有感染力；（3）不超过500字。

　　参考答案：

　　生猪养殖管理步入信息化时代的讲话稿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很荣幸能和各位分享我村生猪养殖管理方面的经验。过去，我村传统养猪业存在生猪数量统计效率低、准确度差，信息滞后，很难对养殖户进行有效管理造成环境污染等问题。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进行精细化管理后，各方面问题均有改善。我村的做法有：

　　一、建立“生猪信息化管理系统”进行精细管理。一户一档建立电子档案，采集养殖基本信息；数据实时更新，保证效率、准确；整个系统包括养殖管理等五个模块，全面涵盖各类数据情况。

　　二、配套信息管理员队伍，构建完善信息网。人员配置方面建立市、镇、村三级网络，每村设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基础信息搜集、更新。

　　三、依托系统加强养殖污染治理。将缴费信息录入系统，确保按照养殖生猪数量缴纳治

　　污费用；与存栏数等基本情况对比，及时发现异常情况，确保制度全面推行和长效管理。

　　四、依托系统强化养殖安全管理。一是及时查看养殖行为详情，实现从仔猪出生免疫、出售检疫等全程实时动态管理；二是系统与农业部动物追溯系统联网，保证猪肉来源可靠。

　　各位同行，同志们！当前养猪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让我们跟随科技脚步，共同探索信息化时代的养殖新模式吧！

　　2016国考密卷：（四）水污染治理进入了智能化时代。假定你是某省政府工作人员，看过“给定资料4~6”后，请你据此草拟一份《关于推动我省水污染治理工作智能化的建议书》，供上级相关部门参考。（20分）要求：（1）准确全面，切实可行；（2）条理清楚，表达简明；（3）不超过500字。

　　参考答案：

　　关于推动我省水污染治理工作智能化的建议书

　　尊敬的××领导：

　　近年来，水污染导致民众对饮水安全不信任、恐慌等事件时有出现。当前人民群众对干净水质等环境需求极为迫切。可喜的是，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互联网＋”使得大范围环境监控和大量环境数据的获取和分析成为可能。而充分利用信息化机遇和大数据平台，将成为提升政府管理效能和环保部门公信力的关键举措。结合我省实际，针对水污染治理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立智能化水质监控系统，应用大数据进行监测。全面布局监控站点，对排污口均通过在线视频进行实时监控，掌握监测数据，确保水质安全。

　　二、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推进环境信息公开。给重点监控的企业配备在线监测设备，监测结果按期公布；鼓励民间环保组织通过App等展示江河质量等。

　　三、建设移动执法管理系统，提升污染源综合管理信息化水平。执法人员配备移动执法终端，信息实时检索，强化自动监控。

　　四、应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发展环保企业“O2O”服务方式。环保企业接入“网上超市”，主动对接市场需求。

　　五、大力推进智慧环保，借助物联网技术，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实现环境管理和决策。

　　以上建议，请领导参阅。

　　建议人：×××

　　××××年××月××日

篇七：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2021年在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工作会上的讲话文稿

　　同志们：

　　今天是x月x日，全省全市公众安全感与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很快就要开始，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县迎接省市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推动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部署安排迎接省市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把“平安xx”建设向深入推动。

　　刚才，县公安局xx局长作了声明发言，xx同志作了典型发言，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xxx对我县迎接省市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部署安排。请大家务必根据xx书记的部署，根据职能责任抓紧抓实迎接省市安全感指数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保证实现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双提高”。接下来，我再强调了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维，提升认识，切实增强工作职责感与紧迫感

　　群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是衡量一项地方平安幸福指数的“晴雨表”，是对一项地方发展环境、执政能力与工作绩效的综合评价，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硬性指标。对于迎接省市安全感指数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大家一定要有深刻的认识。这是形势所需，是责任所系，是群众所盼。说形势所需是因为，群众安全感与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已经成为衡量一项地区社会治安状况与政法部门工作

　　状况的重要指标，也越来越被社会各界与各级领导所接受与重视，其它工作做得再好，群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上不去，就说明工作是没有得到群众认同的，是失职与不到位的。说是责任所系是因为，守土有责，保一方平安，是我们的政治职责，提高群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是我们的重要责任。我们必须责无旁贷地挑起担子，加强措施，不断提高群众安全感与政法机关满意率。说群众所盼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公共安全问题企盼也越来越强，人们希望生命财产能得到有效保障，希望生活在安宁、安全、安定的环境。我们要把人民群众对平安的新期待作为工作的目标，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二、突出着重，综合施策，保证实现群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双提高

　　刚才，XX书记已经对迎接安全感指数与执法满意度调查作了非常详细的部署安排，我就不再阐述。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紧紧围绕提高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以雷霆万钧的力度开展“大行动”，严厉打击犯罪；以防患未然的态度抓好“大防控”，织密治安防线；以全面履盖的格局实施“大管控”，提高治理水平；以春风化雨的情怀推动“大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以细致入微的理念提供“大服务”，提升满意指数；以贴近群众的方式进行“大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三、强化领导，落实职责，为当好迎接省市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一要一把手挂帅，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明确职责，强化组织，精细管控，制定实施方案、阶段目标与工作规划，细化分解目标任务与工作措施，保证迎接安全感调查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各乡镇党委、政府、政法各部门与综治委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提供强有力的人财物保障，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充分调动各方热情，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共同当好平安建设工作的强大合力。要进一步落实职责，各乡镇党政主要领导、政法各部门、综治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挂帅、靠前指挥。各分管领导是直接职责人，要具体抓、深入抓。各级各部门要部署专人负责，抓好各种工作的落实。

　　二要细化任务，严格落实职责。县委政法委、县综治委已对各乡镇各部门的工作任务进行了职责细化分解，下达了刚性保证目标与力争目标，制定严格的考核奖惩措施。对工作滞后，严重影响全县安全感指数与执法满意度工作的，将兑现综治工作“一票否决”制。去年，市委办公厅室与市政府办公室印发《XX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职责制落实办法》，再个强调了对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力的领导干部实行一票否决。县政法委要组建高规格的督查机构，定期、不定期对各乡镇、各部门工作情况进行督查，每个督查后都要有督查通报与排名，特殊是要对督查的情况进行点评，指出存在的问题，对下步整改工作提出严格要求，并且要对督查后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各乡镇与有关部门也要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职责，将职责落实到具体部门与次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传递压力、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机制，保证实现既定目标任务。

　　三要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政法综治部门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持续发扬连续作战的务实作风，始终保持政法队伍的良好形象，一如既往、一抓到底推动“双提高”工作。各乡镇办与县综治成员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围绕“双提高”工作目标任务，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司其责、协调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其它各单位部门要结合自身工作现实，创新工作方法，落实工作措施，在责任范围内当好“双提高”工作，从而形成全县上下共同关注、共同参加“双提高”工作的强大合力。

　　同志们，提高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是一个民心项目，德政项目，意义重大。我们一定要发扬只争朝夕的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从如今抓起，从细节抓起，仔细将各种工作任务落到实处，打好迎接公众安全感与执法满意度调查攻坚战，保证既定的目标顺利实现，为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篇八：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关于反思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埃德蒙德?古利恩在1965年首次提出的。之后形成的传统公共外交理论认为，公共外交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以国外公众为目标受众，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实施的外交行为。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关键要素是行动主体、传播媒介及目标受众。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公共外交的行动主体已从政府拓展为以政府为主导，以智库、利益集团、媒体和普通公众为主的多元行动主体，其倚重的传播媒介也逐渐从传统的广播、电视转向了新媒体。公共外交作为一个国家“软实力”构建的重要途径，在新媒体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媒体赋予公共外交新机遇

　　新媒体具有开放、多元、瞬时、互动、跨界等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成为民众表达意见、强化认同、进行社会动员的新工具，对公共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外交更加注重目标公众的反馈和参与，从“发送―接受”的单向信息传递转向双向交流和分享，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传而不受”、“听而不闻”的状态。利用新媒体，公共外交更紧密地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相结合，实现了对目标受众的有效影响。新媒体时代，一国政府可以利用新媒体将本国的外交决策、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源源不断地传送到他国，影响该国民众的文化根基和意识形态。

　　然而，新媒体在赋予公共外交新机遇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严峻挑战。互联网的普及正在引起一场外交革命。目前，推进新媒体公共外交已成为世界潮流，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都已加入其中并颇有建树。美国可谓是当今世界推行新媒体公共外交最活跃的国家。在理论研究方面，它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并可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不断调整、演变的理论体系和运行机制；从实践层面看，总统奥巴马甫一上台，即将Twitter等新媒体视为“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提出了“新媒体外交”和“全民网络外交”的新理念。在“巧实力”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的主导之下，新媒体将“软实力”和“硬实力”巧妙地结合起来，其外交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

　　政府、媒体与民间：公共外交的三个层面

　　公共外交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展示平台和建设途径，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分量日益重要。我国向来重视利用新媒体推进公共外交工作，在政府公关、媒体外交、民间文化传播三个层面全面展开，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

　　从政府公关来看，外交部官方网站、中国外交论坛等都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外交通道。2011年4月，外交部率先开通了微博平台――“外交小灵通”。截至

　　2011年12月，“外交小灵通”的粉丝已突破100万，发布微博2000多条，主要内容是我国的外交活动、国际新闻等。

　　从媒体外交来看，我国的网络媒体对外传播已形成“6+3”新闻网站（即六大中央级网站和三大地区性网站）的局面。此外，2009年底，我国国家网络电视播出机构――中国网络电视台（简称CNTV）正式开播，开创了以视听互动为核心、融网络特色与电视特色于一体的全球化、多语种、多终端的网络视频公共服务平台，公共外交的全媒体模式已现端倪。

　　公共外交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和媒体发挥主导作用，又离不开各种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普通公民都是新媒体时代公共外交的可能主体。从国外经验看，非国家行为体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近几年来，中国的民间力量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占据越来越多的份额。尽管目前仍以政府为主导，但民间智库、大学研究机构及企业等都积极参与到公共外交实践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民间文化交流机构也进一步使得公共外交的民间力量多元化、丰富化。

　　美国参议院在2011年2月发表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正扩大其触角，通过文化机构和媒体争取美国民心。然而，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多年来，中国的公共外交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一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逆差”状态。调查表明，2002年，有56%的美国公众认为发展成世界级大国的中国是美国的“严重威胁”。2008年，其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公众多年来对中国的印象都比较“冷”。可见，中国仍处于公共外交发展的初期阶段，公共外交还存在拓展和提升空间。对内，需理顺管理体制，形成多元主体之间的合力；对外，需实施传播对象的精确化，确立精英舆论影响机制。

　　理顺管理体制：提升公共外交的内部策略

　　权责明晰、分工明确、组织有力的管理体制，是一国顺利实施和开展公共外交的前提和保障。当前，我国虽然已将公共外交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基本形成了“中央―省―市”三级对外交流机制，但还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尚未确立具体的战略目标、战略部署，各机构内部和各级机构之间仍缺乏应有的协调，公共外交资源整合度较差。

　　从管理体制而言，我国的公共外交分属几个部门管辖，相关资源归属不同部门调配。具体而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要负责对外媒体宣传，通过各种媒体渠道“积极主动向世界说明中国”。外交部是负责公共外交的管理机构，并设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但其工作内容主要面向国内公众。教育部则下设“汉办”，主要负责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和“汉语角”，向世界输出中国的语言文化，扩大汉语的影响力。此外，2010年，中国外交部牵头建立了跨部委的“公共外交部级联席机制”，但该机制只具有协调功能，并不能指导中国公共外交的具体发展。对此，美国参议院官员认为，“中国将公共外交分散给了三个独立的政府机

　　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软实力’，外交部负责正式的公共外交，教育部负责‘汉办’”。

　　我国公共外交核心领导机构的缺失，直接导致公共外交缺乏明确的主导战略，进而导致了公共外交活动缺乏统一性和连续性。此外，没有明确的定位、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也使得公共外交活动难以形成强大合力。因此，我国须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公共外交的价值，将公共外交纳入国家对外战略体系，建立起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相互配合、决策行为与决策执行相互协作的管理模式。

　　确立精英舆论影响机制：改善公共外交的外部策略

　　新媒体条件下，我国公共外交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传播对象的全面化。面对全球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千差万别的公众群体，公共外交对不同受众平均用力，在资金、人力的投入上不具有可行性，影响了传播效果。为此，“有效的公共外交”必须细分传播对象，确定以智库为中心的精英舆论影响机制。

　　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在“寡头论模式”中指出，智库是制定国家政策的中心协调机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它是知识精英、舆论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汇聚地，承担着知识与政策的桥梁、政府与公众的媒介等角色。国外智库的“中国观”对各国政府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中国观”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具有非常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以美国为例。从舆论学的视角看，美国智库始终居于舆论领袖、舆论生产者与传播者的“舆论聚散核心”地位。它们通过设置政策议程、进行政策教育、推行“第二轨道”外交，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有鉴于此，中国在公共外交中可把智库作为突破点，在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通过影响智库进而影响他国政府和媒体及普通公众，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综上所述，随着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和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而提升公共外交的有效性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除需加强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硬件建设，在公共外交的传播主体层面不断寻找新突破之外，还要对内着力理顺管理体制，对外确立精英舆论影响机制。总之，中国公共外交任重而道远，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摸索、创新。

篇九：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浅谈新媒体时代下的注意力消解

　　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以往接收信息的方式，从对信息的单一接收变为双向传递，这种模式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本文就新媒体时代下公众注意力的消解为题简要探讨其具体表现。以此来解决如何在信息过载的新媒体情境下，将有效的注意力资源合理分配在有意义的事件上，更好地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

　　标签：新媒体；注意力；信息过载

　　一、概述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媒介状态。即相对于电视、广播、报纸杂志而言的新兴数字化媒体，如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等。新媒体传播方式方兴未艾，人们进入到新媒体时代，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随之发生了相应改变。

　　注意力是指人的心理活动指向和集中于某种事物的能力。人们在学习和工作中都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能高效率地完成手上的工作，但在现实生活中分散注意力的东西却很多。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各类纷繁复杂的信息，短视频平台的新视频推荐，直播中异彩纷呈的花样事件都无时不刻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并为之投人大量时间。有网友短视频平台快手戏称为“时间黑洞”，这表现了人们对以快手为例的新媒体媒介的上瘾程度之深，而这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则是新媒体时代下，人们注意力的消解。

　　二、注意力消解具体表现

　　注意力有四种特质，即注意的广度、注意的稳定性、注意的分配和注意的转移，通常以这四种特质作为判断一个人注意力好坏的标志。新媒体时代下公众注意力的分解也具体体现在一下四个方面。

　　注意力的广度。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多渠道的信息获取来源，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方面来说，正是由于新媒体的出现，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多样，大大拓宽了信息面和知识面，带来降低了学习成本、拓宽视野等好处。但另一方面，人们接收的信息过多反而出现了信息过载现象。即人类的记忆和信息处理能力都是有限的，但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所获取或接收的信息量总是远远高于其所能消费、承受或需要的信息量，大量冗余的信息严重干扰了其对相关有用信息的准确分析和正确选择。尤其是在互联网和新媒体高度发达的情境下，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如各类谣言经过微信朋友圈的病毒式转发，却很少有人将注意力放在辨别真伪上面。由此可见，新媒体时代虽然拓宽了注意力广度，却降低了注意力的有效度。

　　注意力的稳定性。新媒体时代下人们的注意力变得异常宝贵，而稳定性则尤为重要。由此催生了注意力经济，各类白媒体文章、营销方案层出不穷，其主要

　　目的就是吸引眼球，以此来吸引用户。但尽管一时出尽风头，随着热度消减，人们也就忘得一干二净。如将百度竞价排名推向舆论浪尖的魏则西事件，后续报道并没有持续多久就销声匿迹。从接受各类信息轰炸的公众角度来说，在长时间碎片化信息的轰炸之下，难以维持自身持久的注意力集中。很好的一个例子是新媒体带来的碎片化浅阅读的盛行导致人们很难精心研读一篇深度文章，传统媒体由此式微。如新京报转战新媒体市场之后，在微信的每一篇推送前都加上了“本文共xx字，阅读需要xx分钟”的字样。以此来告诉读者，这篇文章读起来是不费劲的。可见注意力本身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在新媒体时代下更受到冲击，公众无论是对于事件热点的追逐还是自身阅读能力或是对一件事情的专注度方面的能力都在下降。

　　注意力的分配。新媒体时代下公众注意力的消解还体现在注意力的分配问题上。一方面是将注意力分配在大部分无意义的事件上。手机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配置，走路，吃饭，工作，带孩子……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影响现代人玩手机。由此产生的危害在此不必赘述。但是手机吸引人们的究竟是什么？无疑是各类社交动态、直播、短视频，这占据了人们的大量时间。对于获取有效信息，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后果是人们将有效的注意力分配在了大部分的无关事项上，当真正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学习或工作任务来临之时，却没有了该有的注意力资源。另一点则是注意力分配的角度更狭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提供了不同的信息传达方式，新媒体打破了以往信息单向传播，受众被动传播的模式而转变了双向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受众能主动选择自己接受的信息并对之作出反馈。这样一来，受众接受的信息是进过自我筛选的信息，也即是说受众更容易接受和吸收白己感兴趣的信息。长此以往，人们的注意力则只会关注自己已知的事件上，再难以跳出舒适区接受新的不同类别的信息。

　　注意力的转移。新媒体时代下，人们不愿意错过任何一则信息，由于人类自身的群体属性不允许个体处于与他人不同的情境中，由此注意力很容易被其他事项转移。例如在摩拜创始人胡玮炜套现15亿之后出现刷爆各大社交媒体的爆款文章《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文章一出即刻引发热议。这正是由于文章的目标受众将自身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他人的成功之上，而忽视自身的努力奋斗过程或是现有的幸福，引发了社会大范围的焦虑。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了解更广泛的世界的技术手段，新媒体发展则提供了广阔平台。但在狂轰滥炸的信息洪流之下，人们往往容易忽视到底哪些才是白己真正应该关注的重点。新媒体时代催生的另一产业——水军，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公关公司雇佣水军在各大网站，贴吧，论坛等社交媒体发表与舆论不同的观点，进行“洗地”等公关行为，能够有效转变舆论焦点，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三、重塑注意力

　　注意力作为精神层面的力量，在其消解过程中难以被人们发觉。新媒体带来的过多的，碎片化的，冗余而重复的信息，从许多方面分解着人们有限的注意力资源，进而不利于人自身的发展，也为社会带来许多负面问题，如不经证实而随意传播谣言，如一边倒的舆论态势，网络暴力等。如何重塑注意力还需要公众自身的努力。

　　一是要克服浮躁心态，保持清醒。新媒體迅速发展，各类白媒体平台更是百花齐放。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丧文化大行其道。盲目接收过多的外界信息，容易造成信息过载，难以辨别信息焦点与真假，进而使白身处于焦虑、浮躁之中。要将自身的注意力转移到真正重要的事件上，需要自身心态平和，拒绝繁杂冗余的信息。

　　二是要合理分配注意力资源。新媒体时代下人与外界时刻联系在一起，各类碎片化信息拓宽信息面却也消解着注意力资源，所以在习惯于浅阅读的同时应和深度阅读、深度思考优势互补。以此发挥注意力的作用，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实现自我能力的提升，避免被纷杂的信息裹挟。

篇十：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

　　营造认知安全感：疫情背景下媒介建构的重要命题

　　作者：喻国明

　　朱天然

　　陈宣妤

　　张世文

　　来源：《新闻论坛》2021年第01期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威胁，不仅影响生命安全及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造成公众的集体焦虑与恐慌。社会面临着疫情战场的双重挑战：一方面是公共卫生场域中与新冠病毒的斗争——处理高风险传染病的预防及救治;另一方面是社会传播场域中与信息疫情（Infodemic）的博弈——应对虚假谣言的肆虐、安抚公众的不安情绪及整合面临失控的内容传播格局。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强调：“错误信息使卫生工作者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还转移了决策者的注意力，造成了混乱，向普通公众传递了恐惧。”面对公共危机，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消弭社会性的心理恐慌，营造更为健康有益的认知安全感，成为危机传播场景下主流媒介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

　　一、认知安全感：危机情境的风险感知

　　（一）认知安全感的基本内涵

　　认知安全感是个体在摆脱威胁情境或在受到保护时所体验到的情感，是维持个体生存不可缺少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个体想要得到安全、稳定和渴望受到保护，避免焦虑、恐惧等心理。简言之，安全感是公众基于社会安全形式作出基本判断与心理评价，本质上是一种危机情境的风险感知。作为人类最底层的需求之一，公众认知安全感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公共危机事件中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

　　媒介是个体信息感知与环境监测的重要载体，公众通过媒介建构的现实语境形成对安全感知与外在风险的综合评价。具体而言，一方面是公众通过依法享有的知情权而积累的社会信任度，另一方面是人类面对危机事件、重大灾难时自然流露的各类情绪的综合感知。因此，立足个体在其安全需要得以满足时内心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安全感并非是对于社会风险的直接投射，而是一种在相当程度上的主观感受。

　　一般而言，公众在面临社会风险时，出于对自身和他人安全的考虑而产生的一种担心、忧虑乃至惊恐的应激反应，在社会整体层面上往往导致出现过度关注、密集传播或集群行为的恐慌。这种社会心理反应是社会现实的一种折射，它既可能是由社会本身隐含的现实矛盾引发，也有可能是媒介过度传播的心理影响所致。媒介化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传播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制约着人的认知和行为，进而对客观环境的认知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媒体对社会恐慌事件

　　的不当报道，会在相当程度上产生超乎恐慌事件自身带给人们的恐慌心理或现象，形成一種叠加的集体性恐慌情绪。

　　（二）信息疫情的安全感缺位

　　公共危机事件引发信息环境的恐慌与危机本身同等可怕。2003年SARS暴发后，卫生和危机传播专家戴维·罗特科普夫（DavidRothkopf）提出“信息疫情”的概念，一些事实，加上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放大和传递，以与根本事实不匹配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国际经济、政治乃至安全的现象。2020年与新冠肺炎疫情同时暴发的失序信息传播带来了安全感的剥离，媒介场域中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造成社会恐慌的共振与混乱有目共睹。

　　主流媒介的使命是通过纾解公众恐慌、引导网民情绪，促进社会共识并营造安全感知。但疫情背景下，外在情景风险的复杂及信息传播秩序的混乱加剧了公众对于疫情的恐惧心理，解构安全感知。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风险治理的复杂性，加上社交媒体语境下社会信息流动的结构改变，圈层式、分布式传播进一步强化传播符号的混乱及意义的不确定性。传统主流媒体在复杂社会舆论中“压舱石”“定盘星”的效用面临着消解的压力，虚假信息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引发了公共信任危机，也为网络内外的恐慌和受众主体不安全感推波助澜，催化拟态环境中认知恐慌的形成与安全话语的解构。公众处于一种紧张、惊恐、压抑、茫然的不安全社会氛围中，迷失在失控的信息“漩涡”中。

　　二、认知建构：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基本因素

　　传播场域的公众安全感具有感知评价的主观色彩及外在情境风险的客观属性，概言之，安全感是对外在情境风险客观因素的综合评价。调查表明，新冠疫情期间，受众接收、传播信息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减轻自身的恐惧，增强安全感。如果受众不能在公共的信息传播中获取对环境的必要反馈和正确认知，缺少对有效信息的把握，势必会加剧他们主观认知的恐慌感。

　　公众认知安全感的营造当然有赖于社会情境的改变及风险因素的降低与消失，但在疫情之下，传播媒介不能被动地等待和无所作为，而是要通过对传播形式、内容及环境的把握，依靠科学有效的信息传播，给受众更多的信息掌控权。具体而言，造成公众在危机事件中不安全感的传播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传播主体的失序：发布不及时、不透明、不准确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基于对事件发生发展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统一认识与行动的迫切性，信任的重要性凸显。公共空间的组织成员伴随着各类公共危机的发生、发展和解决的全过程。专业媒体作为疫情信息发布重要载体，在政府、组织与公众的双向互动中担负起信息连接的重要作用，是受众获得准确信息的关键渠道。政府、公共组织及专业媒体的公信力关乎着受众的风

　　险感知及对所接收信息的认可，进而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得失。重大公共危机面前，失序的传播主体将加剧传播符号及意义的混乱，难以给公众强有力的安心剂。

　　信息的模糊与不确定性是安全感缺失的重要诱因，虚假无效的信息与有效应对决策的割裂则造成受众内心的恐慌。具体而言，若信息发布主体无法确保信息发布的及时有效，公众不可避免地会对危机事件自行揣测，造成谣言的产生并干扰正常的信息接收。信息发布的透明与否直接关系到受众对有效信息需求的满足与否，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信息传播主体的失序不仅影响个体信息感知的模糊，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社会风险的再生，构成媒介恐慌及社会不安的主观感受。

　　（二）信息过载的焦虑：过量负面信息的心理创伤

　　除失真、谣言构成“信息疫情”的影响外，媒体报道的信息过载也会加剧受众的不安全感。当公众处于一种信息接收超负荷的状态时，无法有效整合、组织及内化自己需要的信息，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事实上，在此次疫情中，一方面媒体报道的不足使公众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信息过载造成的信息混乱也会产生认知焦虑。一项疫情期间媒体暴露与公众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显示，媒体的暴露越高，GAD-7（广泛性焦虑指数）的得分越高。媒体暴露3小时以上受众焦虑的风险是媒体暴露1小时以内的1.3倍。由此可见，对媒体而言，不放过每一个事实真相固然重要，但也需要照顾到疫情发展每一阶段受众的心理承压程度。因此，媒体在危机事件的传播中在告知公众必要事实的同时，尤其要注重对受众情绪的纾解以及价值认同的构建，将信息过载对受众安全感的影响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

　　（三）社会传播结构的改变：从串联式到并联式

　　媒介技术革命对社会传统结构的改变加剧了传统媒体公信力的削弱，并放大社会共识的撕裂与恐慌不安的弥漫，撕裂与信任关系的丧失是现阶段的一个基本现实。大众传播时代是一种线性的、串联式的社会传播结构。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依赖于传统专业媒体，信息通过自上而下的传播渠道传递给受众，受众也可以通过组织方式形成自下而上的传播反馈机制。但在媒介技术变革的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传播节点的增多打破了传统的串联式结构，“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形成了由多元传播主体构成的平等、去中心化、并联式的社会传播结构。

　　在并联式的社会传播结构中，各类人群发声渠道泛化，鱼龙混杂的信息因传播门槛的降低而汇聚于网络空间内，海量信息的泛滥带来“信息疫情”的流行扩散，加剧公众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互联网增强了人们连接的同时也为人群间建立了一道道“墙”，“墙内”空间的虚拟性与匿名性使得个人表达更容易摆脱社会角色关系的束缚和主流意见的牵制，呈现出个体情绪化特征。当疫情等负面信息介入时，极易使个体处于激动、亢奋、恐慌、盲从的精神状态之中，激发潜在的负面情绪宣泄与表达。

　　三、操作关键：公众认知安全感的营造路径

　　（一）信息公开：数据开放合作的众创模式，推进数据的社会化应用

　　官方来源是普通民众获取疫情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如出现内容错误、逻辑不清、反复更改，将会直接影响信息的可信程度与安全感知。一定程度上而言，此次疫情的蔓延是部分地方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而导致错过防控黄金期的恶果。此外，信息共享和使用渠道不畅直接导致了信息的流通和传播效果受限。因此，打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息“孤岛”，推进数据信息的开放共享，提高数据信息的利用和协调能力，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对促进信息高效传播具有重要价值，也是促进公众安全感提升的重要动因。

　　疫情数据是此次公共卫生危机信息传播的核心要素，更是满足公众安全需求的基本维度。疫情暴发以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各省市级政府纷纷启动疫情数据的信息公开工作，除了国家卫健委要求公布确诊、重症、疑似以及确诊病例发病时间、收治信息等基本情况外，各地疫情信息公开形式和程度不一，有的是文本形式的文件，有的是经过归纳分析的统计报告，有的是简单加工处理的可视化图表。对于普通公众而言，目前开放的数据不够清晰直观，受众在阅读和理解上存在一定难度;对于专业用户来说，数据的分析处理以及后续的开发利用过程也存在客观阻碍。

　　数据开放合作的众创模式是引入社会力量，对原始数据进行开发和利用，使其实现信息的再生产和再利用，实现原始数据价值利用的最优化和互动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以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实践为例，深圳疫情数据开放平台在“疫情数据开放”专题下开放了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供的疫情数据集。截至2020年7月8日，已上线了有关疫情的12个数据集，平台提供了每一个数据集文件下载、元数据、关联信息、数据项、数据预览、可视化分析、API详情、数据纠错等信息内容和服务功能，且每一个数据集以XML、RDF、CSV、JSON等可机读格式提供，方便专业用户分析使用。

　　通过开放原始数据吸引社会上的各种专业力量，为公众提供更优质多元的数据产品和利用资源。在信息开放过程中，受众的参与有利于其了解事实真相，帮助消除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恐慌与焦虑，压缩谣言传播空间。与此同时，受众参与式的满足感能够增强受众的自我防护意识，提升自我安全感。

　　（二）圈层合作：破圈行为下的话语渗透，促进不同群体的共识形成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极大地解构了传统主流媒介之于社会认知、社会舆论的“压舱石”“定盘星”作用，人们对于事实的认知与价值的认同自然而然地从人际关系的认同及情感、情绪的共振中去寻找新的“抓手”。信任是安全感建构的重要基石，传统主流话语的疫情报道与内容传播往往缺乏“关系-情感”的表达而无法深入人心。在“诉诸情感优于真相”的后真相传播环境中，不同社群及圈层中的意见领袖擅长事实和情感有机结合，进而引导社交平台的议题呈现及情感走向，在圈层内引起受众情感和情绪的共振，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和共识形成。因此，提升公众的安全感应当充分适应情感传播的互联网场域，发挥不同圈层意见领袖的作用，以事实真相连接情感动员，促进群体的共识形成。

　　社交媒体时代的公众赋权推动舆论场内多元意见领袖的崛起，意见领袖不仅能够将信息和情感迅速传导到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中，还可能影响粉丝的认知水平和行为实践，实现圈层化的“二次传播”。但是不同圈层之间存在一定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只有打破圈层的固化，给予不同圈层宽松自由的话语空间，才能更有效地进行话语渗透和情感共振，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

　　身处信息爆炸时代，受众的时间和注意力被持续分散，相比“大而全”的传统主流媒体，受众更倾向于选择圈层内的意见领袖来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和身心安全需要。主流媒体与圈层内的意见领袖合作成为疫情有效信息传播和扩散的一条可行路径。如上海医生张文宏以其朴实、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话语，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认可，接受《新京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采访，在引导和稳定疫情舆论和提升公众安全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哔哩哔哩联合央视新闻在平台上线“抗击肺炎”频道，与新华网共同发起百位UP主联合发声的“抗击疫情，从我做起”行动，帮助用户从疫情动态、疫情现场探访、预防科普知识等多维度了解疫情，建立起良好心态，学习科学防疫知识。通过“软对话”的形式实现了不同圈层之间疫情信息、防疫宣传及科普的渗透，让受众更接近真相与事实，粉碎谣言的传播，促进其安全感的提升。

　　（三）技术赋能：遏制谣言的“病毒式传播”，强化社交平台信息治理

　　新媒體环境下，谣言的传播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接收对象匿名等特征，且通过对人们关注热点的把握，利用人们强烈的猎奇心理促使网络谣言的进一步传播。新冠病毒和“谣言病毒”的双重扩散让公众陷入不安与焦虑，公众的不安全感又反过来强化了自身对信息的渴求，谣言更是趁机“野蛮生长”。据美国皮尤（Pew）中心调查显示，社交平台等新媒体平台使得“没有任何可追溯信用及声名的个人用户在一些情况下可以达到像FoxNews，CNN或者NewYorkTimes同级别的阅读量”的态势。

　　（三）社会传播结构的改变：从串联式到并联式

　　在并联式的社会传播结构中，各类人群发声渠道泛化，鱼龙混杂的信息因传播门槛的降低而汇聚于网络空间内，海量信息的泛滥带来“信息疫情”的流行扩散，加剧公众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互联网增强了人们连接的同时也为人群间建立了一道道“墙”，“墙内”空间的虚拟性与匿名

　　性使得个人表达更容易摆脱社会角色关系的束缚和主流意见的牵制，呈现出个体情绪化特征。当疫情等负面信息介入时，极易使个体处于激动、亢奋、恐慌、盲从的精神状态之中，激发潜在的负面情绪宣泄与表达。

　　三、操作关键：公众认知安全感的营造路径

　　（一）信息公开：数据开放合作的众创模式，推进数据的社会化应用

　　（二）圈层合作：破圈行为下的话语渗透，促进不同群体的共识形成

　　（三）技术赋能：遏制谣言的“病毒式传播”，强化社交平台信息治理

　　新媒体环境下，谣言的传播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接收对象匿名等特征，且通过对人们关注热点的把握，利用人们强烈的猎奇心理促使网络谣言的进一步传播。新冠病毒和“谣言病毒”的双重扩散让公众陷入不安与焦虑，公众的不安全感又反过来强化了自身对信息的渴求，谣言更是趁机“野蛮生长”。据美国皮尤（Pew）中心调查显示，社交平台等新媒体平台使得“没有任何可追溯信用及声名的个人用户在一些情况下可以达到像FoxNews，CNN或者NewYorkTimes同级别的阅读量”的态势。

推荐访问:新媒体时代下的公众安全感为题发表讲话为题安全感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