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佛教史研究（4篇）

明朝佛教史研究（4篇）明朝佛教史研究　　论南京的佛教文化　　金陵，这一虎踞龙盘的十朝都会，名震江南的文化古城，与佛教一直有着不解之缘。从佛教刚传入中国的东汉、三国时期，直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明朝佛教史研究（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明朝佛教史研究

　　论南京的佛教文化

　　金陵，这一虎踞龙盘的十朝都会，名震江南的文化古城，与佛教一直有着不解之缘。从佛教刚传入中国的东汉、三国时期，直到社会主义的今天，佛教文化之花在金陵不断开放，推陈出新，成为吴地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百花园中的一簇奇葩。

　　一.南京佛教文化的由来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指出；“在六朝时期，南京作为中国政治上的正统和文化上的中心近三百年。在中国创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与南京有关??在中国佛教史上，南京作为佛教学术的中心是当之无愧的。”南京既是译经中心，又是义学基地。

　　汉献帝末年，佛教开始在江南传播，据《出三藏记集》、《高僧传》载，最早把佛教传到南京的是北来的支谦和南来的康僧会。

　　最早在朝廷内掀起带有中外文化撞击性质的“沙门不敬者”和“夷夏之辨”的大讨论，最终是以佛教文化获胜，使得在传统的专制政权之外出现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和文化转播源，这对中国传统社会机制是有利的补充、协调和改善，对社会稳定和抑制人类的暴力倾向具有重要作用。

　　东晋南北朝时期，戴颙在这里开始了佛教造像中国化的实践，顾恺之、张僧繇等著名画家也在这里参与了佛教绘画中国化的过程。这些对中国造型艺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瓦官寺与各位艺术大师共同名扬天下。

　　这一时期，佛教从南京传入古代百济国（今韩国），进而又由百济正式传入日本，当时建业的佛教是今韩国和日本佛教的发源地，由此可见，建业的佛教对韩国和日本佛教的流传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南北朝时期，佛教义理研究也非常发达。梁代建康招提寺僧慧梁撰《毗昙大义疏》十余万言，为南朝最著名的毗昙学家。梁代辽东僧人僧朗来到建康，先住钟山草堂寺，后住摄山栖霞寺，开讲《华严经》及“三论”，南京栖霞寺遂成为“三论宗”祖庭。齐、梁间，高僧宝志在同泰寺弘扬禅学，深受梁武帝尊敬。竺道生于青园寺（后改为龙光寺）研究《泥洹经》三十六卷，开创一代教宗。宋齐之后，南京地区的洹槃学取代了先前的般若学。

　　公元589年，隋兵灭陈，建康宫室受“耕垦”之灾，南京的佛教事业也落入低潮，然六朝时期于此奠立的佛学根基至隋唐五代时又收开花结果之效。隋唐时期成立的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密宗等宗派，若追溯各派的思想根源，无不可以溯源到六朝时期的建康佛教。如天台宗智顗于陈代曾在金陵光宅、瓦官等寺研习教理，宣讲《法华经》，为后来于浙江天台宗奠定了理论基础。

　　明代，中国佛教各宗派如禅宗、净土宗、天文宗、律宗等之领袖人物几乎齐聚南京，此时南京又成了全国佛学中心。特别是明初洪武、永乐之际，由于南京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京的佛教事业又进入一个高潮，高僧云集，谈经论道者如林，佛学发达。有的僧人甚至参与国事，或任职《永乐大典》之修撰，位重一时。佛教的世俗化，成为明代佛教文化的一大重要特征。明朝政府对佛教的强烈干预，使原本提倡离群出世的佛教被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打上了深深的世俗烙印。号称中世纪世界第七大奇迹之一的“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塔”就在此时建成。

　　到明后期，这里又一次成为全国佛学最发达的地区，如释如磬在古林寺重振

　　律宗，被后人尊为律宗中兴祖师。高僧之咸集和佛学之复兴，带动了南京城市之建筑、文学、书法、绘画、教育、版刻、医学等多方面的进步，因此，佛教称为明代南京重要的文化和城市构成要素。

　　太平天国时，南京佛教文化遭受重大打击，有些寺庙如建于明初号称“天下第一从林”的灵谷寺等就是在战火中被焚毁的，而有的寺庙则完全是被太平天国将领摧残致灭，如有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在北王韦昌辉手下化作废墟，珍贵的高座寺五百铁罗汉成立太平军的兵器原料，南京其他各寺的罗汉造像造像也被“悉置雨花台上，夜间头上各置一灯”，把这些历代佛教遗珍用作诱敌的枪靶，甚至连灵谷寺六朝之物大铁钟鹤千年不朽的老像“躯壳”也被焚毁，栖霞寺等其他被残寺庙无从统计。

　　清代末期，南京重视佛教、弘扬佛学的深厚传统又获一线生机。

　　民国时期，南京既为中央政府所在，也理所当然成为全国佛教事业管理和联络的枢纽，太虚、宗仰、巨赞、喜饶嘉错、章嘉活佛等饱学大德常在此弘法。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研究会和中国宗教联谊会的主要活动地点设于今毗卢寺内，毗卢寺也因此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性的佛教事业管理和联络的枢纽之地。

　　1949年4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南京解放了。从此，南京各民族佛教徒，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和振兴佛教事业，实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伟大理想。在面向21世纪的今天，在当代先进文化的指引下，佛教文化一定能成为建设南京现代化大都市，构建南京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一定会在提高南京旅游资源含金量的基础上提升南京文化品位。

　　二．南京在中国佛教文化中的地位

　　南京是当之无愧的古代中国江南地区最早传播佛教文化的圣地,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研究中心。中国佛教史上许多宗派的创立均与南京有关,三论宗、牛头宗、法眼宗均创建于南京;智

　　大师天台宗思想形成于南京;明末古心南山律宗古林派、寂光律宗千华派也创建于南京。1942年玄奘大师顶骨舍利和2008年七宝阿育王塔这两大“国宝”的现身,再一次向世人表明:有着丰富地下文化宝藏的南京不仅是世界驰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一座影响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城市。南京是古代中国江南地区最早传播佛教文化的圣地,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研究中心。南京不仅是以弘扬佛教文化而隆盛于中国,并在东方乃至世界佛教史上亦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南京佛教文化的历史回顾南京是中国出现宗教活动的最早城市之一。迄今已有一千七百八十多年佛教文化发展的历史。佛教文化流入南京,当始于东汉献帝(189-220)末世。

　　历史上南京多次成为中国佛教中心，佛教界都知道南京在佛教史上地位非凡。南方佛教,系从南京兴起

　　。“传统观念认为，佛教是从北方传播到南方的，但最新的调查表明，南方佛教有自己的传播路径。而南京，在历史上屡次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韩国、朝鲜和日本的佛教也是从南京传播过去的。”

　　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说。19年前，包括他在内的5位中日专家开始追寻南传佛教的轨迹，3年内足迹遍布长江以南的100多个城市，终于初步探明了南传佛教的海路和陆路。

　　东汉时，白马驮经到洛阳被认为是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但奇怪的是，长江以北从没发现东汉时期的佛像，反倒在长江流域，例如在出土于南京南郊的一面东汉铜镜上，发现了数尊坐佛。考古证明，三国时吴国遗存了200多例佛造像，而曹魏政权所处的北方仍是空白，这个发现对原有的观点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南京对于南方佛教的传播更显得意义不凡。

　　与佛教建筑相比,南京在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还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三国时期南京是全国译经最多的地方,也是佛经翻译中心和传播中心.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一部佛教经录《出三藏记集》南朝时诞生于南京,东晋人戴颙和顾恺之,张僧繇等著名画家在这里实施了佛教造像的中国化进程.这里还最早产生了神灭论和神不灭论的论战.这里最早由皇帝发布命令,佛教徒持戒必须素食

　　(梁代),南京还是佛教传入韩国(东晋,南朝称百济国),尔后传入日本的发源

　　地.中国文学理论中的经典巨著《文心雕龙》诞生于钟山的定林寺中.清末,金

　　陵刻经处不仅是全国的佛经刻印中心,也是佛学研究中心和维新思想的孕育之

　　地.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就曾十分肯定地指出:南京是"佛教学术的中心"。

　　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建于洛阳，洛阳最盛时有寺庙1367所。西安同洛阳一样．历史上的佛教文化都曾盛极一时。但随着政治中心地位的失落，以及战祸的频起，两座城市的佛教地位及文化影响力办随之消减。只有南京，因为地处南北文化的文汇处，加上南京特有的包容性，使佛教文化在这块土地上薪尽火传、永不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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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晚上中医文化学

　　周二晚上中国传统文化

篇二：明朝佛教史研究

　　作者：仇王军

　　作者机构：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宁夏银川750021出版物刊名：宁夏社会科学

　　页码：179-184页

　　年卷期：2017年

　　第1期

　　主题词：明代;宁夏;佛教;番僧

　　摘要：明朝在宁夏卫和固原州设立僧司机构管理番汉僧人。前期，宁夏藏传佛教僧人多次朝贡，获取朝廷赏赐；后期，随着朝廷对番僧朝贡整饬以及宁夏地区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番僧朝贡减少。宁夏的藏传佛教因缺乏信众基础和传承载体而逐渐衰弱，汉传佛教兴盛起来取代了藏传佛教的主导地位。明代时期，宁夏的寺院主要是在原址上重修，同时也新建一些寺院。朝廷给一些寺院颁赐《永乐北藏》，促进了宁夏佛教文化的发展。但因宁夏是明朝防御边患的重要地区，军事和政治是地方治理的重要内容，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迟滞，缺乏佛学造诣较高者。

篇三：明朝佛教史研究

　　一部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的力作——何孝荣著《明代北京佛教

　　_hasgo122作为一个已经在北京生活、工作数十载的明史研究者，我平时对研究北京历史的论著颇为留意，也有浓厚的兴趣。近日，高兴地读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孝荣博士的新著《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深感这是一部集明史、中国佛教史以及北京史研究的力作。

　　《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计七

　　十五万字，首为“绪论”，下列七章。第一章“明代以前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考察西晋至元代佛教在北京的传播以及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第二章“明代建都北京与北京的发展”，介绍明代迁都北京带来的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第三章“明代帝王、后妃与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探讨帝王、后妃崇信佛教的表现、北京皇宫中的佛教建筑，并分三个时期分别阐述各朝帝王、后妃对佛教的政策、态度，以及他们修建的佛教寺院；第四章“明代宦官与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揭示明代宦官制度对政治、经济的影响，明代前期、中期、后期宦官崇奉佛教的原因和各种表现，考索宦官衙署中的佛教寺庵；第五章“明代僧人、士庶人等与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把视角转向僧人、士庶人等，展示了明代北京佛教的发展状况并考订出不明年代修建的佛教寺院计二百余所；第六章“明代北京佛教寺院的分布和统计”，论述明代北京佛教寺院的空间分布，对各朝、各色人等修建的佛教寺院进行分类统计；第七总结了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特点、原因，归纳在此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和启示。通读全书，我认为有以下几个优点：

　　第一，选题新颖，视角独到。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个封建王朝的都城，长期以来，专家学者对北京历史进行了许多探讨，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郗志群先生主编《北京史百年论著资料索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收录相论文篇目一万五千余条，著作目录近八千种就是明证。但是，检索这些论著可以发现，研究北京佛教史的微乎其微，恕我孤陋寡闻，在这本书之前，尚无专著或论文研究明代北京佛教。《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通过对明代北京修建佛教寺院的研究，展示明代上自帝王、后妃，中至大大小小宦官、官员，下及庶民百姓等各阶层人士的佛教政策、信仰以及北京的佛教状况，选题新颖，填补了明史、中国佛教史以及北京史研究的空白。

　　一种宗教的传播，不仅是宗教观念的传播，更是修行团体的传入和民众信仰的兴起，而后者显然是更重要的衡量指标。对于中国佛教来说，寺院不仅是僧人修习、弘法和生活的场所，也是民众礼佛的场所，是佛教的重要载体。但是，一直以来，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侧重于佛教教义的传播、经典的译述、宗派佛学的内容、佛寺经济的兴盛等，而对僧团的活动、佛寺的修建、民众的信仰等着力较少。上世纪90年代，何孝荣博士的毕业论文《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通过对明代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考察这一独特视角，展示明代南京的佛教发展，摸索出一种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术路径，为明史、中国佛教史乃至佛门学者所肯定，《明代南京

　　寺院研究》也成为研究明代佛教史以及其他相关专题者所必引和参考的专著。至《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出版，我们发现，作者对这一独特的学术路径的把握更为娴熟。在《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中，作者通过对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研究，深入揭示了明代帝王、后妃、宦官、僧俗人等各阶层崇佛及佛教信仰实态，对中国佛教史的解析和认识更为深刻。作者指出，明代佛学虽然衰微不振，但是佛教传播却广泛深入，佛教日益世俗化，与百姓生活紧密联系，从教理的佛教走向信仰的佛教，从僧侣的佛教走向庶民的佛教，维持着表面的繁盛。而明代北京民众大量修建佛教寺院，“也是佛教日益世俗化、与百姓生活紧密联系的一个必然结果和突出表现”（《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第739～740页，下引该书不另注）。正如孙昌武教授序言所指出：“这部书就不是偏枯地讲述佛寺修建的书，乃是从建造佛寺这个侧面来透视一代佛教与佛教文化发展的历史著作”。

　　第二，新论迭出，多有创见。一部学术著作是否有价值，关键看其是否有学术创新。《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这一课题前人少有研究，其“内容全是前人所未言及的新内容”（该书南炳文序）。例如，作者通过广泛搜罗史料并细密地梳理和分析，指出，从历时过程上看，明代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因时而异。其中，明代前期是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的起始阶段，明代中期是发展阶段，明代后期嘉靖、万历年间修建的佛教寺院也较多，到万历以后，随着明朝局势紧张，北京的佛教衰微，寺院的修建也走入低潮。明代佛教寺院的修建者，主要是帝王、后妃、宦官、僧人以及士庶人等。其中帝王、后妃是明代佛教寺院修建的决定和倡导力量，宦官则是重要的推动力量，而僧人和士庶人等为主体力量。从空间分布来看，明代北京的西城、南城佛教寺院最多，分布最为密集，中城、东城、北城佛教寺院相对较少。明代北京五城有名可数的佛教寺院计786所，加上宫城、皇城中的准佛寺22所，数目达到810所，如果加上被拆毁的尼僧庵寺，明代北京的佛教寺院总数超过1400所。

篇四：明朝佛教史研究

　　中国近代佛教史学探研（1900—1949）

　　【摘要】：中国有着悠久的佛教史学传统。但真正具有近代意义上的佛教史研究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当时的一流学者,如梁启超、胡适、汤用彤、陈寅恪、陈垣等,无不参与到佛教史的研究中来;加上吕澂、蒋维乔、黄忏华、李翊灼、妙舟、法尊等佛教界的僧俗学者,阵容更为庞大。他们把欧美的实证主义理论、语言学与文献学为主的历史学方法,和清代考据学传统结合起来,在佛教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基本上厘清了佛教初入华土至民国初年的流传概况,总结了其兴衰衍变的规律,揭示了佛教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佛教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进行了考辨,对历来暗昧不明的禅宗史和藏传佛教史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近代佛教史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史学和佛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与特点,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和学术史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但是,对于这一专题,尚无人从整体上进行梳理、总结和评价。本文试图以1900—1949年间的佛教史学作为研究对象,从史学史、学术史的角度,探索这一时期佛教史学兴起的背景和发展的进程,通过个案分析与综合归纳,考察有代表性的佛教史家的学术和思想,了解其文化观对其佛教史研究乃至整个现代学术所产生的影响,客观地评价他们在佛教史研究中的成就,从整体上呈现中国近代佛教史学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宗派史和区域史等各方面的业绩,探索中国近代佛教史学的主要特点,为人们提供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学科发展全貌。在篇章结构上,本文按照佛教史学的研究

　　领域来划分,每章叙述该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及其论著,以学者为中心来展开论述。除了绪论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八章。绪论部分,首先对佛教史学进行概念的界定,并对近代佛教史学的概况作一交代,接着叙述研究这一课题的目的和意义,然后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作了回顾和分析,最后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和篇章结构。第一章论述中国近代佛教史学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它是近代佛教复兴思潮推动的结果,也是中国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文化论争的产物,同时日本的佛学研究对学人们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二章阐述梁启超对佛教通史的探索。梁启超是近代佛教史学的奠基人物。1920年代初,他以进化论为指导,运用近代学术方法,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标志着中国学者从事的具有近代性质的佛教史研究开始起步。他虽然没有完成一部系统的佛教史论著,但他构建了中国佛教史的基本轮廓,对佛教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证,着重研究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为后人的研究开拓了道路,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关键词】：佛教史学近代研究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5【分类号】：K092.6【目录】：绪论17-25一、研究的目的与意义17-20二、国内外相关研究之回顾与分析20-23三、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和篇章结构23-25第一章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25-48一、佛教复兴思潮之推动25-35二、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35-42三、日本佛学研究的促进42-48第二章梁启超对佛教通史的探索48-82一、研究佛教史的动因48-54二、佛教通史基本轮廓的勾勒54-62三、佛教史上重大问题之考证62-67四、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67-71五、研究之特点71-82第三章两部佛教通史的出现及其成就82-111一、蒋维乔与《中国佛教史》83-96二、黄忏华及其《中国佛教史》96-111第四章胡适的禅宗史研究111-143一、研究缘起111-117二、禅宗新史料的发掘117-120三、新研究方法之运用120-125四、重新探讨早期禅宗史125-136五、研究所引起的回应136-143第五章陈寅恪中古佛教专题史研究143-182一、学术渊源与治学路向143-150二、探讨佛教对中古政治、文化的影响150-161三、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接触诸问题161-171四、“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171-182第六章汤用彤的汉唐佛教史研究182-220一、治学经历与学术志向182-188二、汉唐佛教史体系的建立188-200三、探索文化融合的基本规律200-208四、独具特色的方法论208-220第七章陈垣佛教文献与明清佛教史研究220-262一、研究动机与目的220-225二、佛教文献学研究225-236三、明末清初佛教史研究236-245四、爱国主义思想之发挥245-251五、研究特色与方法251-262第八章藏传佛教史研究的新局面262-298一、研究概况262-272二、李翊灼《西藏佛教史》272-277三、吕澂《西藏佛学原论》277-285四、妙舟《蒙藏佛教史》285-289五、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289-298结语298-311一、中国近代佛教史学的主要特点298-309二、不足与反思309-311主要参考文献311-333后记333本论文购买请联系页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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