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三言二拍的婚恋观有冲破封建礼俗争取自由的现实意义（8篇）

发布时间：2022-11-20 20:25:04 来源：网友投稿

为何三言二拍的婚恋观有冲破封建礼俗争取自由的现实意义（8篇）为何三言二拍的婚恋观有冲破封建礼俗争取自由的现实意义　　【课外阅读】鲁迅婚恋题材小说所蕴含的婚恋观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是我国20世纪的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为何三言二拍的婚恋观有冲破封建礼俗争取自由的现实意义（8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为何三言二拍的婚恋观有冲破封建礼俗争取自由的现实意义

　　【课外阅读】鲁迅婚恋题材小说所蕴含的婚恋观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是我国20世纪的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认为,“《伤逝》是鲁迅的唯一的婚恋题材小说。”随着对鲁迅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把《祝福》《离婚》《伤逝》都看成是婚恋小说。笔者认为《祝福》虽然涉及祥林嫂的婚姻,也体现了鲁迅对封建婚姻问题的关注,但作品表现的主旨是整个封建文化对祥林嫂的钳制;而《离婚》则主要叙写爱姑的不想离婚却不得不离婚的悲剧。《奔月》是鲁迅根据我国著名的神话故事“嫦娥奔月”改编成的“新历史小说”,描写的是一出“英雄美人”的婚姻悲剧。《伤逝》采用涓生手记的形式,描写了他和子君恋爱、同居以至爱情破灭的全过程。本文论及的鲁迅婚恋题材小说,指的是《伤逝》《奔月》《离婚》。

　　关于鲁迅婚恋题材小说中所蕴含的婚恋观,学者们大多以《伤逝》这篇小说为基点进行探究。关于《伤逝》蕴含的婚恋观念,以往的读者一般将视点落在女性的经济基础与婚恋的关系上,近年有论者从鲁迅的思想特质即“怀疑论者”入手分析《伤逝》中的涓生后来不爱子君是因为子君“从新走向旧”。笔者以为对《伤逝》蕴含的婚恋观念的分析不能将视点集中于子君一个人身上。事实上,鲁迅叙写的是涓生与子君两个人的婚恋故事,是故事整体给人以思想的启迪。而对《奔月》和《离婚》的婚恋观念,关注较少。本文将对这几篇小说进行剖析,对其中蕴含的婚恋观念进行概括,并对这些观念的形成原因及其价值进行论述。

　　一、鲁迅婚恋题材小说中所蕴含的婚恋观

　　1.盲目的爱难以持久

　　《伤逝》中,“盲目的爱”其实是文眼。作者用许多细节暗示涓生与子君的爱是盲目的。一开始涓生迫切期待子君的到来,希望子君坐在身旁聆听自己谈话,子君“总是微笑着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此处的“稚气”可谓暗藏玄机,它预示着涓生与子君的交流绝非深度的心灵的交融。接下来写到的子君看到“雪莱半身像”的反应。在涓生“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之后,子君以为对涓生完全了解了,终于骄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冲破传统束缚,追求婚姻自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当然难能可贵。可是子君似乎忽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涓生对自己的爱有多深?子君把“求婚”一幕看得那么珍贵,而涓生却以为“求婚”的自己是“可笑”、“可鄙”的。小说多

　　次写到两个人各有所思,步调不一。隔膜着的两个人,难以孕育长久的真爱。《伤逝》中可以得到这样的警示:盲目的爱难以持久。

　　2.“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生活是爱情的土壤。但涉世不深的人往往不能清晰地意识到只有开拓生活才能滋养爱情。《伤逝》中的子君对生活与爱情之间的关联显然认识得较为肤浅。她跟涓生同居后,热衷于繁琐的家务劳动,与小官太太斗气,没有时间与涓生谈天、散步,也没有时间读书,沦为平庸的老式家庭妇女,没有了在不利的社会环境中为自己开辟一条独特生活道路的理想与行动,甘愿做男人的附庸,依靠不时回忆涓生向自己求爱的那一幕支撑着精神生活。这样的子君,难免失去女性的魅力。

　　与子君同居后,涓生“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局里、家里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更糟糕的是因为与子君同居,为社会所不容,失去了局里的抄写工作。为了寻找新的生路,涓生决定为杂志社译书挣稿费,但家里的生活环境无法使他安心翻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天堂”。此时,与子君组建的家对涓生已经没有了吸引力。

　　《伤逝》告诉我们:为了拥有持久而幸福的爱情,必须打造一份物质精神皆丰盈的生活。当然,个体生活的营造离不开社会环境,因此过去许多读者解读《伤逝》的时候把视点集中到社会解放问题上,这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还得看到,如果子君与涓生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有更丰赡的开辟生活的智慧与勇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创造一份能够滋养他们二人爱情的生活也并非不可能。

　　生活是个大迷宫,英雄也会有落魄时。如果说《伤逝》所审视的主要是婚姻中女性的生活态度,那么《奔月》叙写的是婚姻中男性的生活窘境。夷羿是射箭高手,由于他的箭法太高妙,把诸多动物射得精光,只剩下“乌鸦”了,使得他们现在整年只吃乌鸦炸酱面。《奔月》中的许多细节表明夷羿深爱着嫦娥,他想让嫦娥过好日子,但在困顿的现实面前,英雄也气短。夷羿在嫦娥面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满心爱怜,时时自责。当无用武之地的英雄失去了生活的源泉,美人的爱便不复存在。

　　3.“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如果说前面两点谈论的是婚恋的前提与基础,那么这一点关注的是婚恋的核心即如何呵护爱情。涓生跟子君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子君并没有真正“领会”其中的内涵。当涓生失去会馆的工作后,子君就变得“怯弱”,使涓生的心“更缭乱”,也变得“怯弱了”。涓生认为油鸡妨害了自己的生活与学习而主张将它杀掉,子君就因此而“颓唐”。后来因物质贫乏涓生终于将“阿随”推进“土坑”,子君就神色“凄惨”,令涓生吃惊。子君识

　　见的浅薄令涓生意外。涓生对子君讲道理,子君“没有懂,或者是并不相信的”,对涓生的态度也变得“冰冷”。这时候涓生与子君的爱其实已经走到尽头。面对这样一场爱情悲剧,许多读者会谴责涓生“始乱终弃”,谴责涓生缺乏责任心,甚至有人质疑涓生的忏悔的真实性。读者的这些反应,其实是对弱者的同情。通过对文本的仔细阅读与理性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4.封建婚姻中女性意志必然被消解

　　《离婚》中爱姑这一形象极具个性。在她遭到夫家的欺凌后,娘家人拆了夫家的灶,出了一口恶气,但就是不愿接受离婚的结果。这是爱姑为了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利而发出的心声。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离婚与休妻的唯一区别是前者是有条件地离开夫家,后者是被无条件地赶出夫家;两者给女性带来的心灵的伤害并无二致。因此爱姑是想拼着命继续做正牌妻子的。可是在七大人设的局中,爱姑完全被孤立,最后竟被一句“来——兮”瓦解了抗争的意志,终于走向有违爱姑意愿的结局——离婚,末了还说了声“谢谢慰老爷”,爱姑的意志被彻底消解。在封建秩序中,女性在婚姻中根本没有自主权,富有反抗精神的爱姑也难逃封建婚姻的魔咒。

　　二、鲁迅婚恋题材小说所呈现的婚恋观念的形成原因

　　鲁迅先生何以能写出蕴涵如此深刻的婚恋观念的小说?可从其文化学养和婚恋经历两方面去探究。

　　鲁迅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他六岁左右就开始读古诗文,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青年时代的鲁迅,曾经在南京度过四年时光,阅读了维新派代表人物翻译的一些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名著,开始接触欧洲近代进步思潮,同时还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这些阅读活动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源。他不但勤于读书,而且善于思考,拥有独立的见解。

　　在鲁迅的爱情婚姻生活中,有过两个女人——朱安和许广平。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是由鲁迅的母亲一手包办的无爱婚姻。鲁迅出于对他人的责任感而没有提出离婚。他曾对友人说过,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可见,无爱的婚姻给鲁迅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后来许广平闯入了鲁迅的生活。通过交往,他们之间产生了感情,并大胆地走到了一起。

　　显然,鲁迅不仅拥有极其广博的学识和深刻犀利的思想,还有着一些不同寻常的感情经历。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小说是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的,一切伟大的优秀的小说,都不可能是生活的原封不动的照搬;但小说的虚构又是建立在生活的真实经验之上的。”鲁迅以历史与现实为基础,叙写故事,塑造人物,传达发人深省的思想。

　　三、鲁迅婚恋题材小说所蕴含的婚恋观念的时代性与超越性

　　上述体现在鲁迅先生婚恋题材小说里的婚恋观念,呼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1918年6月《新青年》把易卜生介绍到中国来,争做娜拉成为一时风潮。“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后,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新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报刊也纷纷宣传新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抨击旧的婚姻制度,提倡理想的婚姻生活。在这种新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努力摆脱封建旧思想的束缚,不顾封建礼法的约束,高呼“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口号,勇敢站起来向父母要自由,向社会要爱情,满怀激情地踏上了思想解放之路。许多爱情题材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都侧重表现家庭与社会对人的束缚与制约,但它们大多经不起时间的打磨,逐渐失去了光彩。而鲁迅以其思想的敏锐与深邃写下的婚恋题材小说,可说是占据了时代的制高点。其中蕴含的婚恋观念,犹如一盏明灯,不仅为当时陷入黑暗中的婚恋男女们指明了方向,而且具有时代超越性,至今仍值得人们关注、理解和借鉴。可以说,鲁迅婚恋题材小说里所呈现的婚恋观念是一笔宝贵的永远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精神财富。

篇二：为何三言二拍的婚恋观有冲破封建礼俗争取自由的现实意义

　　《诗经，卫风·氓》中女子的婚恋观及现代意义

　　作者：赵会莉

　　来源：《文学教育》2014年第1期

　　内容摘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有大量的婚恋诗，反映了周代人们的婚恋观。其中《诗经·卫风·氓》是春秋时期卫国的一首民歌，它以女子的口吻叙述了她和“氓”的情爱历程，从中反映了周代妇女追求爱情的大胆自主和对爱情的执着与忠诚，也表现了周代女子理智对待爱情和婚姻的婚恋观。观照当今，对我们现代人恋爱和婚姻方面也有很大的启示，可以让我们对爱情更理性的理解。

　　关键词：《诗经·卫风·氓》

　　女子

　　婚恋观

　　意义

　　爱情是人类情感世界中最耀眼最美丽的花朵。《卫风·氓》这首诗以女子的口吻描绘了古代女子大胆自主地追求爱情，体现着人类本真状态下的真性情，它也记录了青年男女之间比较古朴自由的恋爱观，同时给我们展现古代女子甜蜜的爱情故事和悲催的婚姻生活及婚变后女子理智地对待爱情，使我们了解古代女子纯正、健康的爱情观。

　　一.女性大胆自主、恋爱自由

　　《诗经·卫风·氓》是春秋时期的一首民歌，距离远古还不是太久，远古的遗风对周代还有很大的影响，《周礼·媒氏》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着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所以周代青年男女间的相识、相知和相恋有很大的自由，不像后代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对男女的交往有很多的限制，周代的女子可以自由地追求爱情。诗篇一开始描绘了“氓”向魂牵梦绕的女子来求婚，“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丝”与“思”谐音双关，表明该女子是“氓”思念和心仪的女子。“氓”是个经常游走在乡间用布匹换蚕丝的小商人，被乡间女子的美貌所吸引。于是，“氓”这个青年就费尽心机来接近女子，假装用布来换女子家的丝。实际上是醉翁之意是想和女子结下百年之好。女子被氓憨厚朴实的形象所打动，于是二人遂陷入爱河。

　　爱情，是人性中最美好、最动人的情感。恋爱时相处的时光是那么短暂，虽有相处时的甜蜜快乐，也有分别时的依依不舍，“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姑娘送郎君渡过淇河，又到达顿丘，还是不舍得离去。怎样才能长相守呢？自由恋爱，甜蜜约会，二人的感情终于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女子甜蜜温柔地回敬男子，“匪我愆期，子无良媒。”不是我不想到你身边和你长相厮守，主要是没有媒人来提亲。虽然他们是自由恋爱，周代“六礼”对民间婚礼要求没有那么严格，但当时民间婚姻也需要了媒人，除了“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外，这是婚姻结合必须的礼节。二人虽然是自由恋爱，女子还是希望“氓”能找个媒人，按照正常的婚姻礼仪来自己家和父母谈论自己的婚姻大事。但由于男子家只是一般的小商贩家庭，家境贫穷，没有财力来备财礼。看到氓的困顿和愁闷，贤淑和善良的女子冲破世俗的礼节束缚，毅然决然自己做主，答应“将子无怒，秋以为期。”秋天就可以把姑娘娶回到家里，长相厮守。

　　二.对爱情的执着和忠诚

　　好起来，眼前的一切也变得可爱起来。情人就是她的一切，可见女子对爱情的执着和忠诚。热恋中的女子是那么可爱、天真和诚挚，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发展到了难以分开的程度。

　　婚期如约而至。“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男方用龟板、蓍草占卜婚姻情况，没有不吉利的预兆，卦辞很吉祥。于是，男方约定婚期来迎娶自己心爱的姑娘，女方父母只好同意这门婚事，为女子准备还算体面的嫁妆，嫁给了氓，也希望体面夫妻能够恩爱百年，过上幸福快乐的时光。刚结婚的时候，“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女主人公以桑树的繁茂，比喻男女未成婚时情意的浓厚，女子年轻貌美，生活象惯了蜜糖，眼里跳动的尽是新婚的快乐，想着自己找到了人生的依靠，整个人陶醉在爱情甜蜜的港湾。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氓的家境贫穷，嫁过来之后，女子就下定决心要和心爱的男子患难与共，用自己的双手来打造自己幸福的生活，坚信苦日子总会过去了，只要二人齐心协力。于是，女子全身心地投入这个家庭，“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嫁给氓的几年来，日夜操劳，早起晚睡，安贫守道，每天没日没夜地干活，希望更改变家里的贫困状况。过度的操劳，使女子漂亮的容颜不再。但女子能够勇挑重担，为家庭操碎了心，“女也不爽”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

　　女子漂亮勤劳、淳朴善良、忠于爱情，在她身上聚集了中华妇女的传统美德，闪耀着人性美的光辉。

　　三.理智地对待爱情

　　通过婚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女子认识到“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桑葚是甜的，鸠多食则易致醉；爱情是美好的，人多迷恋则易上当受骗。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则无法挣离。这是多么沉痛的语言！从桑叶青青到桑叶黄落，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到衰，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告诫天下的女性不要沉迷爱情太深，不要把自己完全和婚姻捆绑在一起。否则，一旦婚姻失败，受到伤害最深的还是女性。

　　面对自己不顾一切，辛苦追求来的爱人，最后竟然嫌弃自己，甚至“言既遂矣，至于暴矣。”氓完全无视女子这几年来对家庭无怨无悔的付出，“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女子伤心之极，悲叹氓的背叛爱情，自己的遇人不淑。但女子没有为自己的婚姻悲剧而失去理智，而是“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尽管痛心，但女子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考虑如何为自己负责。女子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辞，更没有报复行为，有的只是痛定思痛。女子怨而不怒，使我们顿生对她命运的悲惨产生同情，也对她在悲惨命运前保持节操产生敬意。所以，把《卫风·氓》看成“弃妇诗”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卫风·氓》中的女子回忆了恋爱时期，对氓的情意绵绵，自己完全坠入爱河，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氓。婚后甜蜜的生活没有持续太久，虽然女子是全身心地位这个家庭付出，“……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但丈夫最后还是把她抛弃了。女子有对丈夫的不满和怨言，但她没有一直伤痛下去，而是敢于控诉丈夫的暴行和社会的不公。女子对美好、纯真的初恋热烈地向往，没有后悔可言；婚后的夫妻应该感情专一、互敬互爱、携手到老。直至最后横遭家庭变故，女子断然宣布：“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一切都是过往烟云，不堪回首的往事就让它随风而去吧。女子没有忍气吞声地向命运屈服，而是理性地选择了反抗的态度，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对失去的婚姻虽然有太多的不舍和怨恨，还是理智地选择了放手，清楚地理解了爱情与生命的价值，最终战胜不幸，保持了一种人性的独立，成为生活的强者。

　　四.《诗经·卫风·氓》中女子的婚恋观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春秋之时，男女之间的交往和相爱也是很自由的，不像我们想象的严格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是后来南宋理学兴起之后才严格起来。《诗经·卫风·氓》中男女主角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他们的恋爱阶段和正常青年男女恋爱一样，甜蜜而幸福！“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海誓山盟，海枯石烂，永不分离。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也是现代青年男女追求的主旋律。现代家庭也都是比较开明，婚姻都是尊重孩子的意见。现代的父母都是有知识有文化，但是父母的意见还是要参考的，毕竟父母比孩子的阅历丰富，可以为孩子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以利于婚后生活的和谐。提到“父母之命”，不要只看到它消极的方面。男女自由恋爱已成趋势，男女步入婚姻殿堂前，有必要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本诗的最后结局，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缺少了家长的监护和媒人之间的调停矛盾。当然，最好的的方法是把自己的婚姻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使婚姻有更好的保障。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也有专一性和排他性，不允许第三者介入。一旦建立恋爱关系，就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朝秦暮楚，最后只能自吞苦果。对于现代的女性，在恋爱中，不能沉侵在爱的甜言蜜语中。有人说，恋爱中的女人是个傻子，也就是在在爱情的蜜语甜言中失去了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要清醒地对待爱情，通过自己的智慧来理智地对待爱情，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爱情，才能把握住自己的幸福。

　　《诗经·卫风·氓》中，女子几乎把自己全部感情都投入到这个家庭中，“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自从嫁到你家后，揽尽家里的一切家务，起早贪黑，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毫无怨言。甚至对氓也是言听计从，没有说过半个不字。这些年的付出，没有换来氓对自己的珍惜，而是助长了他的坏脾气，遭到了他的背弃。男人和女人，是家庭的两级，在家庭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幸福不是靠一味地付出得到的，女人的名字不是软弱，应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更应该独立，不仅经济独立，人格也应独立。

　　参考文献：

　　1.张海平.流氓之滥觞——解读《诗·卫风·氓》[J]楚雄师专学报，2000：（2）.

　　2.周穆．且听风吟:《诗经》与爱情［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3.王佳楠．《诗经》爱情诗中的婚俗与民俗［J］．大连大学学报，2010(05)．

　　4.高尚卿.从《诗经》中看周代妇女的爱情婚姻观[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5.王小静.从《诗经》爱情诗看周代女性的婚恋处境[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23（6）．

　　（作者单位：河南新乡学院）

篇三：为何三言二拍的婚恋观有冲破封建礼俗争取自由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诗经·卫风·氓》

　　女子

　　婚恋观

　　意义

　　一.女性大胆自主、恋爱自由

　　二.对爱情的执着和忠诚

　　恋爱是甜蜜幸福，也是痛苦和煎熬。《卫风·氓》中女子追求爱情简单却执着。“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和夫君别后，痴情的女子每天来到村口，登上残破城墙，痴痴地等待心上的情人来和自己会面。见不到思念中的情人就哭哭啼啼，茶饭不思，思念绵绵不绝；而见到心爱的人，心情马上晴朗起来，感觉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眼前的一切也变得可爱起来。情人就是她的一切，可见女子对爱情的执着和忠诚。热恋中的女子是那么可爱、天真和诚挚，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发展到了难以分开的程度。

　　女子漂亮勤劳、淳朴善良、忠于爱情，在她身上聚集了中华妇女的传统美德，闪耀着人性美的光辉。

　　三.理智地对待爱情

　　四.《诗经·卫风·氓》中女子的婚恋观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海誓山盟，海枯石烂，永不分离。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也是现代青年男女追求的主旋律。现代家庭也都是比较开明，婚姻都是尊重孩子的意见。现代的父母都是有知识有文化，但是父母的意见还是要参考的，毕竟父母比孩子的阅历丰富，可以为孩子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以利于婚后生活的和谐。提到“父母之命”，不要只看到它消极的方面。男女自由恋爱已成趋势，男女步入婚姻殿堂前，有必要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本诗的最后结局，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缺少了家长的监护和媒人之间的调停矛盾。当然，最好的的方法是把自己的婚姻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使婚姻有更好的保障。

篇四：为何三言二拍的婚恋观有冲破封建礼俗争取自由的现实意义

　　《诗经，卫风·氓》中女子的婚恋观及现代意义

　　作者：赵会莉

　　来源：《文学教育》2014年第1期

　　关键词：《诗经·卫风·氓》

　　女子

　　婚恋观

　　意义

　　一.女性大胆自主、恋爱自由

　　二.对爱情的执着和忠诚

　　女子漂亮勤劳、淳朴善良、忠于爱情，在她身上聚集了中华妇女的传统美德，闪耀着人性美的光辉。

　　三.理智地对待爱情

　　四.《诗经·卫风·氓》中女子的婚恋观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张海平.流氓之滥觞——解读《诗·卫风·氓》[J]楚雄师专学报，2000：（2）.

　　2.周穆．且听风吟:《诗经》与爱情［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3.王佳楠．《诗经》爱情诗中的婚俗与民俗［J］．大连大学学报，2010(05)．

　　4.高尚卿.从《诗经》中看周代妇女的爱情婚姻观[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5.王小静.从《诗经》爱情诗看周代女性的婚恋处境[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23（6）．

　　（作者单位：河南新乡学院）

篇五：为何三言二拍的婚恋观有冲破封建礼俗争取自由的现实意义

　　论蒲松龄婚启文之婚恋观

　　刘朝群

　　【摘

　　要】蒲松龄的一生著述颇丰,除了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外,还创作了不少婚启文.通过婚启文考察蒲松龄的婚姻观念,主要表现为:门第才学,同等看重;事借人媒,缘由天定;男女再婚,盛美之事;夫妻和谐,子孙繁昌.蒲氏婚恋观有着封建时代的烙印,但也有值得借鉴的进步思想.

　　【期刊名称】《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8(033)00【总页数】5页(P54-58)

　　【关键词】蒲松龄;婚启;婚姻观念

　　【作

　　者】刘朝群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63700【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62历年来，学界对蒲松龄的研究仍然集中在《聊斋志异》以及生平经历方面，其诗文作品一直被忽视。现代学者盛伟整理的《蒲松龄全集》卷六中收录蒲松龄创作的婚启文64篇，都是蒲松龄代亲戚朋友所作，从创作数量可知其故乡淄川当时很流行写婚启。婚启主要是男女双方订婚时的往来书信。蒲松龄的婚启文均用骈文写成，刘麟生认为，较之明代“粗制滥造，庸廓肤浅，虽有作品，难登大雅之堂”[1]94的骈文作品，清代的骈文“推陈出新，有中兴之势”[1]94。诚然如是，蒲松龄的婚启文章用典巧妙贴切，表述情理兼备，极具文采和美感。清初诗坛领袖王士评曰：“聊斋文不斤斤宗法震川，而古文奥峭，又非拟王、李而得之，卓乎成家，其可传于后无疑也。”[2]除此之外，通过婚启文不仅可以感受蒲松龄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还可考察当时的婚俗礼仪，反映蒲松龄的婚姻观念。蒲氏婚启文中反映的婚恋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门第才学，同等看重

　　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中，一直讲究“门当户对”。时至今日，门第也依然是婚姻中重要的考察条件。在蒲松龄婚启文中，几乎所有开篇都是对对方门第的赞美，如“王谢高门”“琅琊贵胄”“阀阅名门”等词的频繁使用。在蒲松龄眼里，门第与才学往往并重，如《代刺史韩樾依与颜山孙(孝堪)启》中的“台阁文章，鼎铉阀阅。高门列戟，累叶而珥貂蝉；彩管生花，随风而成珠玉……瑶林琼树，凤质龙章。门第人才，李端卿之俊伟；衣冠櫑具，隽曼倩之英华”[3]262。其中，“高门列戟”出自成语典故“长戟高门”，形容显贵人家的威仪，“彩管生花”是成语典故“梦笔生花”的化用，比喻文章写得很出众。通常，一篇婚启文除了开篇几句对订婚时祥和气氛的渲染以及最后几句对两家结为姻亲的祝福外，剩下的篇幅都围绕着门第与才学。可见，门第与才学在蒲松龄心中是婚姻的基石。

　　除了门第与才学，蒲松龄还看重对方的家风、仪表风度等等。对于家风，蒲松龄认为：“种自仙传，蓝田必生美玉；星由德聚，荀室定有真龙。即箕弓裘治之传，可因父而知子；执积厚流光之数，更缘祖以知孙。”[3]284其中，蓝田生玉典出《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比喻名门出贤子弟；“箕弓裘治之传”出自西汉戴圣《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4]，比喻子孙能够继承父、祖的事业。这与我们今天的谚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极为相似，可见，从古至今，都比较看重一个家庭的家风，罗宗良在《论张大千的家学渊源》一文中就提出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在书画艺术上的造诣离不开“诗礼传家的家族传统，勤劳朴实、贤能聪慧的父母教育以及兄姊在艺术、国学上的帮助等家学渊源的影响”[5]。在仪表风度方面，蒲松龄较为推崇魏晋名士风度。如在《代毕子光覆高司寇念东先生启》一文中，称赞好友高念东：“冠裳蕴藉，风林玉树之枝；翰墨飞凝，光射冰瓯之彩。清风朗月，王元渡之丰标；纵戟横矛，裴逸民之武库。”[3]264在《为邱采臣与王天申启》中，赞美亲家：“王太尉之瑶林，风尘不入；裴逸民之武库，矛戟全韬。”[3]281其中，“王元渡”应指西晋时期的王衍，因王衍外表清朗俊秀，风姿安详文雅，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见其叹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6]“王太尉”则指王衍堂兄王戎，《世说新语》评其“神姿高砌，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7]。此二人均是西晋时期风度翩翩，颇有时名的名士。当然，蒲氏婚启文中除了这种委婉的比喻，亦不乏直接的赞美，如《六月为沈德甫与王圣俞启》中的“洋洋似万倾波，濯濯如三月柳”[3]260；《二月代刘世其与王司寇阮亭先生启》中的“珠玑流于咳唾，恍玉树之临风；冰雪静其聪明，拟兰芳之竟体”[3]263；《代毕刺史与赵膏如启》中的“濯濯风采，等临风之杨柳；娟娟才调，拟映日之芙蓉”[3]289及《又覆孙孝堪启》“轩轩霞举，谡谡风清”[3]273等。魏晋风流一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股清流，而蒲松龄对魏晋名士仪表风度的钦慕，从侧面反映出屡试不第的他对魏晋名士狂放不羁、率真洒脱的个性的推崇以及对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态度的向往。

　　从蒲氏婚启文中可以看出，生于文化圣地鲁地淄川的蒲松龄相当看重门第与才学，这与传统的婚姻观念是相一致的。门第代表着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能够为婚后的美好生活提供保障，而才学与功名利禄挂钩，是文人士子毕生的追求。不同的是，蒲松龄不仅看重外在的门第与才学，对家风、品德以及个人内在的修养也很看重。这是因为古人的宗族观念比较强，例如小说《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这些家族往往还会通过联姻来壮大家族势力。

　　二、事借人媒，缘由天定

　　在中国传统的婚俗观念中，“明媒正娶”才是光彩的婚姻，才会被世人认可。其中，“媒”就是今天所说的媒人。天上的媒人是月下老人，月老以红绳系足，确定男女姻缘，此说较早见于唐代小说家李复言《续玄怪录·订婚店》中。现实生活中的媒人，是指在婚姻中牵线搭桥的中间人。《诗经·伐柯》中的“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8]428两句，将媒人与娶妻的关系和斧子与砍树的关系联系起来，强调“媒妁之言”。此外，在“三书六礼”的传统婚俗礼仪中，媒人也会参与全过程，可见自古以来媒人的重要性。在蒲氏婚启文中，对“缘自天定”和“媒妁之言”的传统观念仍有继承，如在《八月为李大厅覆孙俊服启》中就提到“事借人谋，缘由天定”“赤绳自生前系定”[3]256。在《代王次公与颜山赵启》中亦感叹说：“月老翻书，幸赤绳之系足；天孙隔渡，赖乌鹊之填桥。”[3]255“缘由天定”说一直延续至今日，正如我们今天祝福新婚男女“佳偶天成”就是对“缘由天定”婚姻观念的继承。这种观念的延续有其现实意义，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门当户对的人家毕竟是少数，而古代的男女往往会受到很多礼法的约束，若两家不是门当户对却结为姻亲，“缘由天定”这一说法似乎就是很好的解释，并且蒲松龄更多地是把姻亲关系理解为两家的攀附关系，如在《八月为李大厅覆孙俊服》中说：“庆切三生，蒹葭久倚玉树；姻骈百世，茑萝重附乔松。”[3]256“蒹葭倚玉树”出自《世说新语·容止》，比喻地位低的人攀附地位高的人，而“茑萝附乔松”出自《诗经》中的“茑与女萝，施于松柏”[8]686，意喻兄弟亲戚相互依附。当然，一段姻缘的促成，仅仅靠月老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媒人的力量，在一些小说戏曲中就塑造了很多经典可爱的媒人角色。如《西厢记》中的红娘，在张生和崔莺莺的婚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后世直接以“红娘”代指媒人。《牡丹亭》中的春香，也是杜丽娘与柳梦梅得以相识的引线人。蒲氏婚启文中，对“媒人”亦有很多美称，如“蹇修”“玉斧”“斧柯”“执

　　柯”“冰斧”“良媒”等等。文章也多是充满了对媒人的赞美与感激，如《代季男筠与王亲家启》中的“敬托斧柯于甥舅之际，喜两意之能通”[3]253，《与益都王禹臣亲家启》中的“执柯辱降，始亲琼树之枝”[3]254与《为邱采臣与王天申启》中的“幸因市近公超，遂烦斧柯于绛帐”[3]281。“敬”“辱”“烦”三字将对媒人的敬重凸显得淋漓尽致。

　　蒲松龄认为“事借人谋，缘由天定”，一段美好婚姻的促成离不开媒神月老与人间的媒人。那么，在蒲氏心中，谁的地位更高呢？毫无疑问是前者。如他在《六月为沈德甫与王圣俞启》中提到：“冰斧固自人操，鸳牒实由天注。”[3]260在《二月为螽斯侄覆仇七宅启》中云：“君外祖母我祖姑，瓜葛沾连，久切璧人之慕，公先生子我生女，鸳鸯注定，敢忘月老之恩……水向乳投，元为爱中之爱；针因线入，遂成亲上之亲。”[3]266可见，媒人尽管值得尊重，但地位并没有太高，媒人不过是婚俗礼仪中联络两家的中间人，而两人的缘分实由媒神月老操控，两家能够结为姻亲更多时候是由于世交或亲戚关系，如《与益都王禹臣亲家启》中的：“把酒挑灯，因获纳知交于嘉客；推襟送抱，转得求援系于蹇修”[3]254；《代仇仲默与赵十三宅》中的：“幸以母族之情怀，遂使婚姻易就；且缘亲串之还往，因而家事习知”[3]291；《代毕信涉通王受兹启》中的“乃姻亲不断，旧属昆季之交；而别业为邻，又喜田庐之近。缘葭莩之义，遂敢问字于蹇修；蒙援系之加，幸获依光于末照”[3]264等等。有时候，两家关系太好甚至不需要媒人的穿针引线，如《又覆孙孝堪启》中说：“幸吾所自出之人，犹笃渭阳之义；喜夙所不断之好，复登月老之书。画阁亲盟，无烦媒妁。”[3]273从以上论述可知，在蒲氏看来，“缘由天定”才是一段姻缘开始的前提条件，“亲上加亲”的传统思想则是两家缔结姻亲的基础，而“人媒”更多的是婚俗礼仪中的一个环节。在我们今天摒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制度，提倡自由恋爱的婚恋观时，蒲松龄提出“事借人媒，缘由天定”的婚恋观，就有很大的进步意

　　义。其中，一个“借”字将“媒妁之言”的权威性大大降低，“媒人”不过起到辅助的作用。

　　三、男女再婚，盛美之事

　　在蒲松龄的64篇婚启文中，有三篇尤其值得注意，一篇《为觉斯与翟艾甫续婚妻妹启》是蒲松龄代自己的族侄觉斯(振铎)续弦的议婚书信，蒲松龄共为其代作两篇，另一篇是《为觉斯与苏贞下启》。另外，蒲松龄还有一族侄名为螽斯(振趾)，蒲松龄共为其代写五篇婚启。蒲松龄感慨与两侄子的畅饮，曾作有七律诗二首，其一《八月新归，觉斯、螽斯两侄邀饮感赋，得深字》云：“鸳花岁逐行尘老，骨肉情因患难深。羁旅经年清兴减，消磨未尽只雄心。”[9]其二云：“吾家子弟晨星少，前路勋名望子深。”[9]从诗歌可以看出，蒲松龄与这两族侄关系非常亲密，在感伤自己科场失意的同时，还对自己的两个侄子寄予厚望。对于侄子觉斯续婚之事，蒲松龄是支持且祝福的，曰：“续盛美于鸾胶，寻宿盟于雁贽。乌羊再系、玉杵重辉。”[3]251“雁贽”与“玉杵”是古代婚俗礼仪中男方向女方家求婚时的聘礼。可见，在传统士人蒲松龄眼里侄子续弦不仅没有不合理之处，反而是值得庆贺的盛美之事。另一篇《十二月代郑氏与许某启》，同样是写男子续弦之事，其中“令媛芳闺秀质，堪悬雀目之占；豚儿草舍庸流，敢作鸾胶之续

　　”[3]280几句即可看出。对不熟识的人，蒲松龄同样持祝福的态度，“一芹纳采，已叶吉于全爻；百岁良缘，遂蒙诺于九鼎”[3]280。当然，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男子再婚得到祝福是比较正常的事情。

　　蒲氏婚启文中的另外一篇《四月代人遣侄女再醮启》写的是妇女再嫁，这篇婚启文即可以反映出蒲松龄对待妇女再嫁的态度。“再醮”一词原本指再婚，后专指妇女再嫁。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里，妇女改嫁始终是不体面的事情，多少会受到世人的诟病。但由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不同，各个时代对待妇女改嫁的态度不一。整体而言，宋代在对待这一行为上更为严苛。尤其在宋代程朱理学倡导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论下，“贞女不事二夫”的传统伦理教化观念更是深入人心。至明清两代标榜的贞节烈女数量较宋元倍增，这是因为清初有律例鼓励守节，如康熙六年(1667)议准：“民妇三十岁以前夫亡守节至五十岁以后，完全节操者，题请照例旌表。”[10]但律例并没有强制规定妇女守节，妇女改不改嫁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此时，妇女改嫁最大的阻力应该是宗族势力和一些地方风俗习惯。在《四月代人遣侄女再醮启》这篇婚启中，传统文人蒲松龄是怎样看待妇女改嫁的呢？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其态度。首先，这是一篇代作文，婚启中的妇女是代作者的侄女。至于蒲松龄与代作者及婚启中的妇女是什么关系，我们无从知晓。但仅从蒲松龄没有拒绝这一差事可知，他至少是不反对妇女再嫁的。因为从蒲松龄创作的作品以及别人对他的评价中可得知现实生活中的蒲松龄是一位性格耿介的文人，同乡好友张元在《柳泉蒲先生墓表》评其：“性厚朴，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11]这样性格的蒲松龄，当然不会因为名利或者其他原因代人作文，而是因为自己内心的不反对、不介意而写下这篇充满祝福的书信。其次，文章开篇即表达对这桩婚事的祝福并引用诗经里的句子赞美女主，“赤绳联两姓之欢，乌羊系千年之好。同车彼美，鸣凤其昌”[3]259。其中，“同车彼美”出自《诗经·有女同车》，曰：“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彼美孟姜，洵美且都”[8]238，而“孟姜”一词泛指世族妇女或美貌女子。文章最后表达自己对这段姻缘美好的祝愿，“伏愿鸾胶永续，玉镜常圆”[3]259。可见在蒲松龄眼里妇女再婚与新婚一样，都是值得庆贺的大喜事。最后，从蒲松龄所处的时代来看，明末清初的文坛风气在对待妇女再嫁的态度上还是很宽容的，例如明末拟话本小说“三言二拍”中就写有不少妇女改嫁的作品，较典型的有《喻世明言》首篇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此故事以“珍珠衫”为线索，讲述在外经商的蒋兴哥在途中意外结识妻子王三巧儿的情夫，发现自己当年赠送给妻子的祖传珍珠衫在妻子的情夫身上，于是发现她们的奸情。回家后蒋兴哥休了妻子，机缘巧合下又娶了妻子情夫的妻子，而原配妻子三

　　巧儿则嫁给一个县令作妾。但蒋兴哥与原配妻子的缘分并没有就此断掉，又一次蒋兴哥因吃官司得三巧儿相救再续前缘，成了蒋兴哥的妾。故事中的王三巧儿与情夫的妻子都是改嫁的妇女，三巧儿还是三次改嫁，最后依然得到了幸福。同样，《金瓶梅》中的三位女主都是改嫁的妇女。而蒲松龄的代表作《聊斋志异》中也有妇女改嫁而结局美好的作品，如《吕无病》中王天官的女儿改嫁两次，《霍女》中张贡士的女儿阿美丧夫后改嫁穷秀才黄生，《冤狱》中的朱生与丧夫的邻妇。其中，能够典型地反映蒲松龄对待妇女改嫁态度的是《耿十八》一篇，病重将死的耿十八问自己的妻子，说：“永诀在旦晚耳。我死后，嫁守由汝，请言所志。”[12]201他的妻子并没有回答他，于是他又真诚地说：“守固佳，嫁亦恒情……子守，我心慰；子嫁，我意断也。”[12]201当然，他问这些话是希望妻子能够为他守节，当他妻子因家太穷不愿意为他守节时，他是相当愤怒的，以至于死后抓住妻子胳膊的手需要两个有力气的人才能掰开。他不愿意妻子改嫁并不是反对妇女改嫁这一行为，一方面是担心妻子改嫁后自己的老母亲无人赡养，即:“顿念家中，无复可悬念，惟老母腊高，妻嫁后，缺于奉养”[12]201。另一方面是出于古代男子强烈的虚荣心，希望女性永远是男性的附属。死而复生后的耿十八并没有立即休妻或者惩处她，而是“由此厌薄其妻，不复共枕席云”[12]201。因此，从蒲松龄的作品反映的内容来看，蒲松龄在对待妇女改嫁这个问题上是比较宽容的，他认为：“守固佳，嫁亦恒情。”[12]201这两篇婚启文反映出作者蒲松龄对待男子续弦与妇女改嫁的观念，他认为男女再婚都是值得庆贺的“盛美之事”。作为饱读诗书，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士人，蒲松龄对待男女再婚的思想观念无疑是进步的，他的作品更多的强调人性的“真善美”，其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塑造了很多至情至性的人物形象。在时代进步的今天，很多地方依然没有摆脱贞节观念的枷锁，认为男女再婚是不体面的行为。在这一点上，蒲松龄的婚恋观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四、夫妻和谐，子孙繁昌

　　蒲氏婚启文基本都是三段式的行文模式，第一段从门第、才学、家风等方面恭维对方。第二段谦称自己才疏学浅，资质平庸，家徒四壁等等，与对方的家世形成鲜明对比，目的是突出对方家世显赫、家风淳厚且才华横溢。第三段则是对新婚夫妇的美好祝愿，多是祝福新婚夫妇夫妻和睦，子孙繁昌。如《代季男筠与王亲家启》中的“惟愿好叶琴瑟，兼祝吉兆熊罴”[3]253。“琴瑟”出自《诗经·周南·关雎》，用以比喻夫妻间感情和谐。“熊罴”出自《诗经·小雅·斯干》，用以祝福生男孩的吉兆。《十二月为李亲家覆长山县王启》中的“伏愿鹊巢肇祜，兼祝螽斯凝禧”[3]257。“鹊巢”指“鸠占鹊巢”，比喻女子嫁入男方家居住。“螽斯”出自《诗经·周南·螽斯》，用以祝贺子孙众多。此外，还有“瓜瓞”“宜男”“椒聊”“麟趾”等等祝福多子的词语，而且以生男孩为吉祥之事，祝福生男孩，如“同心而结熊罴之瑞，瓜瓞庆其繁昌”[3]266“庶几宜子宜孙，永迓麟鸠之瑞”[3]270“兼祝石麟早降”[3]283“普祝麒麟兆吉”[3]291等等，其中，“熊罴”“麟鸠”“石麟”“麒麟”都是指生男之兆。《三月为郑孝思与同里李秀才启》中的“嗣且喜欢同井里，相友、相助、相扶持；惟愿兆等华封，多福、多寿、多男子”[3]288两句，直接将生男孩与福气和长寿并列。这与文言小说《聊斋志异》有异曲同工之处，不管花妖狐媚与书生如何情投意合，都会主动劝其娶妻生子，而且生下的基本都是男孩。这是因为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男子不仅承担着一个家族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使命，更是寄托着一个家族光宗耀祖的希望。对于女性，重心主要围绕家庭，负责侍奉姑嫜，相夫教子。如《八月为李大厅覆孙俊服启》中“故少女归宁，辄道贤能于妯娌；盈庭和好，早卜圣善于姑嫜。”[3]256两句，便是代表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世德家风，只须询诸内子；姑慈婿慧，无容问之蹇修。”[3]267则是父母对出嫁女儿最衷心的祝福。

　　随着时代的发展，祝福子孙繁昌或是多生男孩等思想观念已经被现代人所摒弃，但

　　在封建时代，这些观念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我们应该以辩证的眼光看待。

　　尽管这些婚启文都是蒲松龄为他人代写的应酬之作，但字里行间却饱含着真挚的情感。蒲松龄能够站在代作人的立场上，以对方的口吻表达对两家缔结姻亲的喜悦以及对新婚男女的祝福。蒲氏婚启文反映的婚姻观念有着封建时代的烙印，如看重门第，注重才学，重男轻女等思想，但也有一些进步的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思想观念，例如对男女再婚的祝福，对“缘分天定”的推崇以及对“媒妁之言”的摒弃。因此，蒲氏婚启文对了解蒲松龄其人及其思想观念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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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为何三言二拍的婚恋观有冲破封建礼俗争取自由的现实意义

　　从“三言二拍”看市民意识的觉醒

　　摘

　　要：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各种思潮百花齐放，市民阶层异军突起，与之相适应的通俗小说蓬勃发展。“三言二拍”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集中地体现了在商业经济的繁荣下市井细民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感，透漏出明显的市民意识，描摹市井风情、人生百态，堪称一副晚明的“清明上河图”。作品中的商人形象、女性形象也颠覆了以前小说中的原型，成为后世的经典。细究这些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存在，而是与当时的经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市民意识在此时期的觉醒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它反映了自我意识高涨的市民社群要求政治、经济、文化平等的心态，特别是市民对文化艺术的渴求以及对节日游艺活动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充分显示了市民阶层的文化共享心理。

　　关键词：

　　三言二拍；市民意识；商品经济；传统道德

　　From"threeerpai"seetheawakeningofpublicawareness

　　Abstract：

　　ThelateMingDynasty,theeconomicprosperityanddevelopmentofcommodity,allkindsofthoughtsahundredflowersblossom,thepublicsectorsofameteoricrise,correspondingpopularfictiontoflourish."threeerpai"isthemasterpieceofthisperiod,concentratedexpressionofeconomicprosperityinthecommercialmarketplaceunderthefinepeopleinthelivesandthoughtsandemotions,revealaclearsenseofthepeopledepictingthemarketplaceandcustoms,lifephenomena,calledanightoutinthe"painting."Merchantsintheworks,womensubvertedtheimageoftheprototypebeforethenovelbecameaclassiclater.Carefulstudyofthesephenomenaarenotisolated,accidentalexistence,butwiththeprevailingeconomicandculturaltiesareclose.Publicawarenessoftheawakeningofthisperiodshowsagreatvitality,itreflectstherisingself-consciousnesspubliccommunityforpolitical,economicandculturalequalityofthemind,especiallythepublicthirstfortheartsandentertainmentactivitiesintheinterestofthefestivaltoanunprecedentedlevel,itshowsthatthecultureofthemiddleclasssharethepsychological.

　　KeyWords:

　　threeerpai;publicawareness;commodityeconomy;traditionalmorality

　　目

　　录

　　引言……………………………………………………………………………………1一、“三言二拍”在文学史上的贡献………………………………………………1（一）

　　结构巧妙

　　以巧寓真………………………………………………………1（二）道具运用

　　点石成金……………………………………………………1（三）人物形象

　　颠覆传统………………………………………………………2二、市民意识的概念及其在“三言二拍”中的体现………………………………2（一）

　　市民意识的概述……………………………………………………………2（二）“三言二拍”中市民意识的体现…………………………………………3三、市民意识觉醒的原因……………………………………………………………4（一）

　　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市民意识的觉醒奠定了经济基础……………………4（二）市民意识觉醒的文化成因…………………………………………………6四、市民意识与传统道德观念的矛盾………………………………………………7（一）人性的觉醒与封建迷信之间的冲突………………………………………7（二）对统治者的反抗与市民阶层习惯性妥协之间的摇摆……………………7（三）追求新生活的觉悟与遵循旧秩序的麻木之间的抉择……………………8（四）市民阶层进步的道德观与小生产者落后的私有观念之间的较量………8参考文献………………………………………………………………………………引

　　言

　　文学作品是时代精神的缩影。晚明时期，封建社会制度开始松弛，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代表市民阶层意愿的“三言二拍”从各方面阐述了这一现象，是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不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意识形态的研究领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品语言简洁，描绘生动，论理精到，将市民的言行举止和思想情感完整的展现在读者眼前，至今读来仍让人爱不释手。

　　一、“三言二拍”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作者冯梦龙，共一百二十篇。这些作品“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二拍”是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它基本上是属于个人创作，已经是一部个人白话小说的创作专集，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结构巧妙

　　以巧寓真

　　“三言二拍”中的故事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虽有鬼狐神怪，也往往被赋予人的特性，题材平凡。但是它的构思却很巧妙，使得故事情节常常波澜起伏，曲折多变，多采用巧合误会的方式，将情节弄得迷离恍惚。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吕金，因归还所拾金银而找回自己失踪多年的儿子，其弟吕宝因贪图利益而狠毒卖嫂，却阴差阳错的卖了自己的妻子，上演了一幕因果报应的闹剧。这种无巧不成书的手法使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既以巧传奇，又以巧寓真。[1]p162（二）道具运用

　　点石成金

　　小道具的运用在三言二拍中不乏其数，这些小道具就像一根线，把每颗珠子串联起来成为一件珍宝，使整个故事既结构完整又线索清晰，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将珍珠衫赠给爱妻三巧，三巧又将其转赠给情夫陈大郎，兴哥于途中看到陈大郎珍藏此物明白妻子的不忠而羞愤休妻。后陈大郎病故，珍珠衫落到其妻平氏手中，因缘际会，平氏又成为兴哥的妻子，最终三巧与兴哥破镜重圆，珍珠衫物归原主。一件珍珠衫串起四个人，把整篇小说勾连的一波三折却又严谨工整，无突兀之感，把悲剧性与喜剧性融合到一起，创造了一种奇趣。

　　（三）人物形象

　　颠覆传统

　　传统的人物性格往往片面化，概念化，三言二拍运用白描手法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很多成为后世的原型，如杜丽娘，莘瑶琴，富有立体感、层次感，有人物性格的发展。在所有人物中，商人形象、女性形象是塑造的最成功的，商人不再唯利是图、重利轻义，而是敢于冒险、重情重义，女性也开始突破封建枷锁，勇于反抗，追求爱情。在刻画这些人物时，作品打破了传统小说只注重外部言行描写的局限，大量进行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是人物刻画的一种拓展，使人物更生动、立体。

　　二、市民意识的概念及其在“三言二拍”中的体现

　　（一）

　　市民意识的概述

　　市井与都市不同，市井一般指下层市民生存居住的小街小市，而都市一般是大都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所在。当然大城市中也有市井，它是中国城市与城镇中特殊的生存空间与文化空间，是平民安身立命的地方，有着最原始的生命力，但同时也具备江湖习气，游侠精神。

　　市民是包含小商人、小官吏、手工业者、一般城市居民等在内的社会阶层，游民（卜卦者、相士、风水先生，盗贼、乞丐、流氓、地痞、娼妓）也是主要的组成部分。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产，嫉恶官吏，仇视富豪为特色。”[2]p2它很好的阐述了市民文化的一些特质，传达出这个阶层的心声。

　　市民意识指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态度，思想观念，以及作家在其文本中着意描绘中国市井细民阶层生存的原生本真状态，所展示出来的市井风情、审美趣味等。”[3]它往往以贴近生活的形式出现，表现世俗生活，展现风土人情，回归到生活的原生态，用通俗的故事迎合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以街头巷闾的文化风俗来展示社会现实的环境，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剖析人物心理，画出市民的魂灵。他们敢于肯定自我价值，具有民主、平等的意识，要求政治地位，追求自由，呼吁尊重人权，大胆向封建礼教宣战，但他们也有其软弱性，通常表现为政治上动摇变节，思想上自私自利，作风上明哲保身，害怕现实中的任何变动，竭力维持宁静安逸的生活。

　　（二）“三言二拍”中市民意识的体现

　　1．描写对象的转移

　　精英文化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一直居于主流文化的中心。所谓精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指文学作品中的主要描写对象—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等，而市井小民却很难登堂入室成为主人公。在“三言二拍”中贩夫走卒、工匠游民、暴徒妓女纷纷走进人们的视野，据统计，“三言中，以市民为主人公或涉及市民的作品有33篇，约占整个作品的四分之一。”[4]前言

　　在以市民为主人公的篇章中，商人及其商业活动占有极大地比重，反映了明朝中后期商人地位的提高。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商人一直为人们所不耻，而“三言二拍”中商人作为主人公频频亮相，而且大都聪明善良，勤劳重信义，此时期，商和士的关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些作品让世人清楚地了解了商人的辛酸与他们经商的风险和艰难困苦。

　　2．女性意识的觉醒

　　封建传统观念一直视女性为男性的附庸或玩物，“在家从夫出嫁从夫”严重束缚了女性的自我意识，稍有差池便会被视为“不洁之女”受到世人的谴责。即使有少数女性出入于公堂之上，也是扮成男装，最终功成名就后就恢复女儿身，从此深居简出，不问世事，那些敢于追求爱情的则会被人们视为有辱门风。在“三言二拍”中，有不少女性已突破封建樊笼，父母纲常，积极主动地追求幸福。

　　这时期，女性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开始走出家门从事商业活动，如黄善聪自十几岁便开始经商，聪明睿智，毫不逊色于男子。贞操观在晚明也有了改观，改嫁现象近乎平常，男女佳期相会的事情也屡见不鲜，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她们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她们勇于去追求自己的权利，挑战男性的主宰地位。

　　3．义利观的变化

　　明朝中后期，经济的迅速发展大大刺激了人们对金钱的渴望，追名逐利的现象蔚然成风，从而产生了利己主义，尤其在李贽肯定了私欲存在的合理性之后，纵欲主义泛滥成殇。上至公卿，下至平民都把利益视为人生的主要梦想，作品中一个个变泰发达的故事反映了市民对金钱和名利的狂热，虽然也有对世态炎凉的嘲讽，但更多地透漏出对金钱和名利的艳羡之情。

　　“对金钱和名利的狂热有时会走向极端，从而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伦理纲常构

　　成猛烈地冲击。”[5]如《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的兄弟俩为了1500贯赏钱竟将自己的亲生父亲杀害，丧尽天良。由此可以看出传统伦理道德在金钱和欲望的冲击下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但不能否认的是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还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这从作者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

　　4．婚恋观的突破

　　传统婚姻的准绳是门当户对，“三言二拍”中表现婚姻爱情的作品大都突破了这一观念，具有浓厚的市民色彩。作品中时常有男女私定终身、眉目传情的描写，如《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两人锦书传情、两情相悦，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有诗为证：“间别三年死复生，润州城下念多情。今宵燃烛频频照，笑眼想看分外明。”[6]p311婚恋观的突破还表现为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叛逆，虽然结局有好有坏，但作者肯定了她们对自由幸福的追求。“男女大防”发生崩溃，充分显示了对人性的尊重，作者还有一番论调为这种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是对宗法伦理的挑战，无论是就其形式还是从其内涵看都否定了传统的模式，具有时代的影子。

　　5．参政意识与人文关怀

　　政治一向是统治阶层的专属，作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市民，政治从来与他们无缘，然而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势必会让他们主动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有些篇章通过鬼怪世界的描写，来批判政治的腐败，一些作品则直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斗争。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揭露了严嵩父子的暴戾行径，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站在市民的立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的。

　　向来讽刺时政的作品都没有触及到封建统治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然而三言二拍中的某些篇幅则将矛头直指皇帝，如《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仁宗皇帝的一句话可以让一个才高八斗的文人从此流落街头，艰难度日，也可以一句话让人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表面上是赞颂，实质上是对专制统治的否定。

　　三、市民意识觉醒的原因

　　（一）

　　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市民意识的觉醒奠定了经济基础

　　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明代中叶以后，封建所有制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城镇一片繁盛景象，商贩众多，车马纷纷，络绎不

　　绝，商品交易必然会带动交通业的发展，运河、漕运又反作用于商业经济，带来更大的繁荣，沿河城市作为当时经济文化生活最丰富的地方，也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地方。这些地方和环境为市民的聚集提供了活动场所，是故事发生与延展的地方。

　　杨义先生研究中国文学时曾说“关键在于回到中国文化原点。”[7]p1市民意识的产生必然与当时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有密切的联系，生活在底层的市民大众，就是在这些城镇市井中生活、思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让人们突破了小农意识的局限，产生了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意识。

　　2．经济繁荣促进了士商融合，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士农工商”商居末，所谓“千金之子不入市”，世人一般都不屑与商为伍。明朝中后期，商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观念悄然发生了改变，“三言二拍”以大量的篇章描绘来展示当时的商业活动，表现对“贱商’的否定，从而反映出价值观念的改变。

　　众多儒生雅士抛弃轻商的观念，堂而皇之的做起了生意，“二拍”的作者凌濛初就是生活在商业圈内，他的父亲经营出版业，他也子承父业，因此商人题材的作品在“二拍”中占有极大地比重。这时期商人也附庸风雅，经常与士林交往，对文艺活动给予大力支持，于是便出现了士商混杂的社会局面。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将商人的地位提高了一个档次，商人的意愿与思想观念也必然会在社会上产生影响。

　　3．经济繁荣促进了市民意识的广泛传播

　　思想意识的传播方式有很多种，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时期通过小说的方式是最可行也是最有效的。从物质条件看来，刊刻印刷业的发展促进了白话小说的传播；从传播环境来看，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形成一个有利于小说传播的社会环境。

　　嘉靖至万历年间，刻书重心从官府传入私家，出版通俗小说的可观利润使通俗小说成为书坊的热门，小说中的市民意识也就随之深入世人脑海中。商业资本的介入，使小说文本的大众化出版成为可能，商业交通与邮驿的发达，开拓了通俗小说文本传播的渠道，日渐丰富的市民生活和思维方式扩大了通俗小说的阅

　　读范围，有力的促进了市民意识的传播。

　　（二）市民意识觉醒的文化成因

　　1．中晚明各种社会思潮的产生

　　明朝的主流思潮是“程朱理学”，但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程朱理学受到不断地挑战。首先是王守仁的“心学”，他重视个体存在的价值，强调人的意识和主观精神的作用。后来的李贽受其影响提出“童心说”，他宣称“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8]“公安三袁”提出“性灵说”，把文学导向表达真情实意的正确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包涵着对个人感情的尊重，对个性的弘扬和个人命运的关注。

　　正是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明代中后期的小说作家进行了大幅度的文学观念调整，文学创作由雅趋俗，关注商人、庶民的作品逐渐步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传声筒，表达了他们渴望自由、平等、人权的愿望。

　　2．风俗文化的市民化

　　传统的一些节令可以制造男女邂逅的机会，如元宵节的灯会，许多痴男怨女就是在此节日里相遇相爱，演绎一段段爱情佳话。寻求子嗣的习俗也成为社会普遍心理，甚至于在作品中有无子嗣已成为评价一个人好坏的重要标准，由此可见，求子的行为已成为左右市民阶层的意识和行为的诱因。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祭财神也成为市民的风俗并开始大众化。

　　就是在这些风俗习惯中，市民阶层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态度展露无疑。这些民俗文化已超出其本身的意义，既参与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淋漓尽致的展现了人物心理，丰富了故事内容，增添了艺术感染力，通过家长里短的市井细民生活场景，尽现当时社会生活的人情百态，汪洋恣肆却又生动逼真，让人们在热闹的画面中体会到市民的心态。

　　3．话本小说的繁荣

　　话本小说来源于话本，是民间说唱文学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受到市民阶层的喜爱。小说的广泛刊印传播，也受到知识分子的关注，他们或对其改编或进行个人创作，考虑到大众化的需求，作品难免带有市民化、通俗化的倾向，语言通俗易懂，简洁自然。由于士大夫长期混迹于茶楼酒肆，经过长期的文化熏陶，他们的生活态度、人生理想、审美情趣渐渐趋同于市民阶层，作品也就自然地带有了

　　市民意识的烙印。

　　话本小说中倡导自由平等、传播土地平均的思想被移植到“三言二拍”中，在反对封建思想的禁锢的基础上将新风气注入其中，更好的满足了市民阶层的需求，在成为士庶雅俗共赏的娱乐片的同时，也传达出晚明市民阶层的共同心声。

　　四、市民意识与传统道德观念的矛盾

　　作为晚明市民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三言二拍”真实的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理想和愿望，但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它又难免摆脱不了封建道德的影响。

　　（一）人性的觉醒与封建迷信之间的冲突

　　“三言二拍”中有许多市民意识觉醒的事迹，他们敢于向封建伦理宣战，突破情感压抑，如《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迫害。对爱情的宣扬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相左，但它说明了爱情并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是值得人们去追寻的。《月明和尚度柳翠》一篇中也明显透露出对正常情欲的肯定，它从客观上向禁欲主义宣战，讽刺了寺院的清规戒律在真情面前的无力，是对宗教藩篱的冲击。

　　然而，“三言二拍”中虽然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了，但却有一种理不直气不壮的遗憾。封建迷信，宗教意识还牢牢地钳制着人的思想，人们无法区分本能与虚幻力量，于是就把他们作为正义的一方，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神灵的身上。

　　（二）对统治者的反抗与市民阶层习惯性妥协之间的摇摆

　　纵观整个封建社会，受迫害最深的就是女性，“三言二拍”中的女性也开始积极反抗，然而几乎每次都以妥协而告终。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玉奴全心资助丈夫科考，然而莫稽在高中榜首后却嫌弃玉奴的出身而将其推入江中，幸得许公相救才得以保全性命。后许公设计让玉奴与莫稽再次成婚，洞房之夜玉奴棒打薄情郎，然而最终在许公的说和下原谅了丈夫，两人重归于好。虽然结局是圆满的，但总给人一种遗憾，个性强烈的金玉奴还是向封建势力妥协了。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许宣是市民阶层妥协性格的典型代表，他善良老实却又自私胆小，他无法像白娘子一样为爱舍弃一切，这种软弱妥协的性格实质上是市民的愿望与封建统治势力相矛盾的结果。许宣最后成为统治者的帮凶，从某种意义上表现了市民阶层的特点：反抗性与妥协性。他们把封建礼教视为神圣，习惯性的向封建势力缴械投降。

　　（三）追求新生活的觉悟与遵循旧秩序的麻木之间的抉择

　　市民阶层独特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有冲破旧制度、追求新生活的觉悟，但因为受到的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又不自觉地遵守着原有的秩序。《崔待诏生死冤家》中说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为摆脱封建强权而不断反抗的故事，虽然他们最后只在阴间做了一对夫妻，但他们创造新生活的主动性透露出市民阶层要求民主权利的强烈愿望，是对封建人身占有制的强烈控诉。

　　《杜十娘怒陈百宝箱》中杜十娘用自己多年积攒的钱将自己赎出，孤注一掷把一生的幸福交给了李甲，却没有认清他的本质，最后与百宝箱一起沉入江中。李甲的负心，孙富的好色让她无力反抗。只能毁掉自己向封建统治表明心迹。她的行为显示了市民阶层追求幸福的意识和愿望，但这些梦想在强势的封建制度面前无疑是一种空想，她个人的力量如此渺小，只能以失败告终。

　　（四）市民阶层进步的道德观与小生产者落后的私有观念之间的较量

　　当整个社会存在着恶劣风气时，下层人民必然会期盼新道德风气的产生，但同时又总是摆脱不掉自身落后的一面。《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的爱爱是市民阶层进步道德观的化身，她忠贞善良，始终为他人着想，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一切，甚至在死后仍以鬼的身份与吴清成亲，最后吴清轻信别人言语挑拨，欲杀爱爱，，爱爱仍不计前嫌为他安排了一个锦绣前程。毫无疑问，作者对于爱爱是持肯定态度的。

　　市民阶层在道义行为上肯定侠义善良的道德准则是由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但因私有观念又使得他们特别贪恋荣华富贵，迷恋腐朽的生活，欣赏投机取巧的发财手段，这种现象在上层市民中尤为突出。如《滕大尹鬼断家私》中的倪善继。心肠歹毒，贪图私利，暴露了市民阶层自私自利与小生产者落后的思想意识，在金钱势力的影响下，功力主义占据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他们投机冒险，逐利生财，暴露了商业活动的本质，却也是市民阶层本身无法克服的弱点。

　　11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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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七：为何三言二拍的婚恋观有冲破封建礼俗争取自由的现实意义

　　从悲剧到悲剧—由《伤逝》子君的悲剧

　　反思当代女性婚恋观

　　中文摘要

　　女性的婚恋观一直是我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它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也是妇女解放的突破口和文学发育的生长点。关于女性婚恋观的论作不断出现，也涌现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作品，如鲁迅的《伤逝》。从当代社会看，当代女性很少再受封建礼教的压制，社会和经济地位也相应提高，理应会摆脱子君的爱情悲剧而得到幸福。但在婚恋已高度自由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却深陷另一个困境——即侧重经济因素的婚恋观束缚女性婚恋并使之畸形发展。表面上这与子君的悲剧并无联系，但侧重经济因素实质上是当代女性人格不独立的外化表现。事出同因，可见这亦是悲剧。

　　子君的悲剧和当代女性的婚恋困境产生的实因都是人格不独立。可见，人格独立对当代女性树立正确婚恋观以及引发其探索能够走出婚恋困境的出路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当代女性幸福婚恋的基础及其解放的真正出路。而女性要实现人格独立，既需要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关键词]《伤逝》；爱情悲剧；经济因素；当代女性婚恋观；人格独立

　　FromTragedytoTragedy---theIntrospectionofContemporaryFemaleMarriagebytheTragedyofZijuninGoneLoveAbstract

　　Thefemalemarriagehasalwaysbeentheissuethatappealedmuchconcernofthesociety.Ithasbecometheeternalissueofliteratureand,alsothebreachofwomen’sliberationandthevegetativepointofliteraturedevelopment.Worksconcerningthewomen’smarriageariseceaselessly,includingsomefar—reachingproductionssuchasTheGoneLovebyLuXun.Contemporarywomenrarelysuppressbyfeudalethicalcodeinmodernsocietyastheirsocialandeconomicstatushavebeenraisedrelatively.Thatmeanstheyoughttogetridoflovetragedytogainthehappinesstheydeserve.Nowadaysthoughundertheconditionofmarriagehighlyfreedom,moreandmorewomenuptothechintheotherdilemma--------viewonloveandmarriagewhichparticularempressontheeconomicfactorsfettercontemporaryfemalemarriageandgotodeformeddevelopment.Seemingly,ithasnothingconcernaboutthetragedyofZijun,empressoneconomicfactorsactuallyturnouttobeexternalizationofcontemporarywomenwholackofdependency.Bothtwokindsofmarriagessharethesamereason,whichwecansaytheybothtragedy.

　　ThereasontothetragedyofZijunandthemarriagedilemmaofcontemporarywomenarelackofdependencyontheirowncharacters.Thusitisclearthat,characterindependencyisveryimportantforcontemporarywomenbuildingtheirproperviewofmarriageandtriggeringthewayoutfromthemarriagepredicament.Independencyisbaseofcontemporaryhappymarriageandalsotherealoutletforwomen.Whilewomenwhowanttorealizeindependentpersonality,shenotonlyneedstheself-consciousnessawakening,butalsotheconcernsofthewholesociety.Keywords:theGoneLove,lovetragedy,economicfactors,contemporarywomen’sviewofloveandmarriage,personalityindependence

　　前

　　言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一部以青年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该小说是鲁迅先生在跨越了痛心于“婚姻不自由”而抨击封建主义的阶段，勇敢地面对新的现实和人生，进行新的题材选择和创作构思阶段的成功之作。它包含了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意蕴，给人以新鲜的启迪和思考。这对于当代青年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据此，《伤逝》成为学术界探讨婚恋观相关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通过再次认识和审视《伤逝》中子君的爱情悲剧的原因，并以此为切入点，完成其现代视角下的悲剧解读，并结合当代女性婚恋观和妇女解放这两个命题进行反思，对引发当代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以及引发其探索能够走出婚恋困境的出路具有重要作用。

　　一、子君的爱情悲剧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其当代性启示

　　（一）子君的爱情悲剧产生的主要原因

　　《伤逝》记录了受“五四精神”哺育的新一代知识青年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叙写了他们在生活煎熬和精神折磨中的苦苦挣扎，最终让那奋斗而来的“美好的爱情”与“渴望的生活”渗透着“悔恨与悲哀”。他们这一由浪漫转入婚姻生活的爱情悲剧，始终让后人有一种无法诉说清楚的困惑。而对他们的悲剧缘由则有着太多的异议和争辩。

　　《伤逝》中子君的爱情悲剧主要是由于封建礼教的压制、子君和涓生的个人性格缺陷以及子君的人格不独立这三个因素造成的，而人格不独立则是主因。

　　首先，是“铁屋子”毁灭“爱情绿洲”。

　　这个“铁屋子”就是封建礼教，它是一个吃人的社会，是毁灭子君和涓生爱情绿洲的凶手。在“铁屋子”里，住着那些带着道德的眼镜的“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们，他们永远维护着诸如节烈、孝道等礼教精神。在他们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有的应该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不是自由爱情。谁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绳，那就是“叛逆者”。涓生和子君的婚姻自主和爱情自由的愿望和举动，在他们看来，就是叛逆。而叛逆是“铁屋子”的“伦理规范”和“仁义道德”所无法容忍的。涓生因此失业，子君最终回到那个无爱的家庭，在郁闷中死去。“铁屋子”的强大，毁灭了他们的爱情理想，使他们的爱情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也就预示了他们爱情悲剧的结局。

　　其次，是性格缺陷注定爱情悲剧。爱情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奉献。但是涓生和子君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涓生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在现实的逼迫下，他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开始暴露。他错误地把坠入困境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子君。他想：其实，我一个人，是很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生活压迫的痛苦，大半倒是因为她……①更有甚者，他虽然已预感到和子君的分离就是把她推向死路，但还是固执地向她说出了绝情的话：“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不应该虚伪的。我老实说吧：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②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为了自己，他把子君送回了宗法社会那个大牢笼，使她最终含恨离开了人间。

　　而子君，首先她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她把爱情看成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她天真地以为成功的“同居”就获得了一切。于是她不再追求人生，不再追求个性解放，不再追求理想，甚至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取而代之的是，从此她安于平庸的生活，她埋头繁重的家务劳动，拼命地想方设法维持小家庭的存在，饲喂油鸡、阿随，因生活的拮据与邻居争吵……子君，最终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女性变成了一个庸庸碌碌的家庭奴隶。此外，她尽管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但仍把封建的“女子治内”的礼俗视为当然，认为结婚后靠爱人养活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在家庭陷入困境时，她从没想过在走出家门之后，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与爱人一起支撑整个家庭。而任凭涓生“孤军奋战”，以至于他们的感情距离越来越远，直至失去他们共同的爱，无奈地回到父亲那里，最终郁郁而终。涓生的自私自利和子君的爱情至上这些性格缺陷，直接断送了他们的爱情。

　　最后，人格不独立是主因。鲁迅曾经说过“人类有个大缺点，就是经常会饥饿”。所以再崇高的人也离不开吃饭。”那么涓生和子君要生存，最起码的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他们必须解决经济问题才有机会令爱情更加牢固。

　　但在《伤逝》中，我们看到在涓生失业后，这个小家庭随即便陷入了困境之中，他们的爱情失去了经济基础。或许我们会哀叹老天对他们的不公。但我们却也应该深思：为了爱情而无畏的子君，在走出了自己的家庭后，为什么却不能去寻求自己

　　①李希凡．《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4月12为一种社会存在物，女性的特殊性又在哪里?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一方面她会发现自身的种种优势，从而增加生活的自信和勇气，同时也发现自身潜藏的种种不足，并且认识到男女不平等的现状和女性成为“15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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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为何三言二拍的婚恋观有冲破封建礼俗争取自由的现实意义

　　《婴宁》中“鬼母”形象的文化阐释

　　杨朝蕾

　　【摘

　　要】TheghostmotherinYingNingisYingNing＇sfoster-motherwhoiskind,virtuousandwise.Thisimageisendowedwithrichculturalconnotationthatistheinheritanceoftraditionalethicculture,andtheimprovementofethicculture.Theimageishighlightedasamodelforpraisingfoster-mother＇slove,andcreatednewstorymodelof＂ghostmotherbringsupbaby＂.And＂ghostmother＂isaprominentfigurein＂LiaoZhai＂whichrequiresformoreattention.%《婴宁》中的＂鬼母＂是婴宁的养母,她是一位慈母、贤母,又是一位智慧的母亲。这一人物形象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既有对传统伦理型文化的承继,又有对传统型伦理文化的梳理。作者塑造的这一形象,堪称为赞美养母之爱胜于亲母之爱的典范,开创了＂鬼母育儿＂型故事的新类型。＂鬼母＂是＂聊斋＂王国中不可多得的母亲形象,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关注。

　　【期刊名称】《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1(000)004【总页数】5页(P56-60)

　　【关键词】《婴宁》;鬼母;文化内涵：塑造价值

　　【作

　　者】杨朝蕾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济南250014【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4《婴宁》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当前学界对其研究多集中在“婴宁”身上，而对将婴宁养育成人的“鬼母”却尚未涉及。其实，小说表层叙事是王子服遇美女、寻美女、娶美女的经过，内里却是写鬼母养狐女、教狐女、嫁狐女的过程。因此，以“鬼母”形象的探讨为切入点，探讨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及其塑造的价值，更有利于理解小说的深层意蕴。

　　关于鬼母的身份及其与婴宁的关系，文中有几处提到，其自述曰:“老身秦姓，并无诞育;弱息亦为庶产。渠母改醮，遗我鞠养。”王子服之母道:“我一姊适秦氏，良确;然殂谢已久，那得复存?”婴宁曰:“我非母出。父为秦氏，没时，儿在褓中，不能记忆。”吴生曰:“秦家姑去后，姑丈鳏居，祟于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婴宁，绷卧床上，家人皆见之。姑丈没，狐犹时来;后求天师符粘壁上，狐遂携女去。”综合起来可以得知，鬼母与王子服之母是亲姊妹，嫁于秦氏为妻，没有生育，去世后，其夫与狐生一女婴宁。其夫去世时，婴宁尚在襁褓中，狐携去，后改嫁而遗于鬼母养育。也就是说，婴宁并非鬼母的亲生女，而是狐生的庶出之女，由她一手养育成人。鬼母虽为鬼，具有神异功能，但在蒲松龄笔下，她首先是一位母亲。那么，鬼母是一位怎样的养母呢?首先，她是一位慈母。“慈母”一词最早见于《仪礼》:“慈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就此意义而言，称鬼母为“慈母”甚为恰当。后来，“慈母”的内涵慢慢演变，至少到唐代，其内涵已非《仪礼》中之专指，而有“慈爱的母亲”的意思。如李白诗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孟郊诗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皆有此意。

　　鬼母性情仁慈和顺，对婴宁呵护备至。且不说其在养育婴宁的过程中付出的艰辛，只从婴宁言“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一语，即可见出母女关系之亲密。教育学认为，亲子依恋是一种双向行为，其安全性取决于母亲对儿童的反应和儿童对母亲可获得

　　性的认知。如果平日母女之间不是至亲，那么这种儿女私情婴宁是不会对老母说出口的。在一个由三个女性组成的家庭中，又是生活在一个与人世隔绝的世界里，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就更重要了。在婴宁随王子服离开时，鬼母心中的不舍是难以言表的，文章写道:“二人遂发。至山坳，回顾，犹依稀见媪倚门北望也。”这一细节描写将鬼母对婴宁的不舍充分表现出来，她与世间所有的母亲一样，为了孩子将来的幸福，不得不将其放飞，让她去体验自己的人生，而将所有离别的苦楚、对孩子未来命运的担忧、生活的孤单，由自己一个人细细咀嚼与体味。

　　其次，鬼母又是一位贤母。鬼母之“贤”体现在对婴宁的“教”上。究其原因，可能和父亲的“缺席”有关。父亲的“死”，狐母的离开，使鬼母不得不把教育婴宁的责任承担起来。如果鬼母打算让婴宁永远生活在世外桃源中，那么她可以任由其天性自然发挥，不必对其进行太多的管教。但从小说看，很显然，她不是这样打算的，在王子服“请携女同归”时，鬼母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一“匪伊朝夕”，可见鬼母对婴宁的未来早有规划，她最终是要让其过“人”的生活，非鬼，亦非狐，所以，文章中所有的偶然与巧合，实际上都是她一手安排。更重要的是，她对婴宁的教育亦是为达成此目的而进行的准备。鬼母作为一个出身旧式家庭的妇女，无疑是旧式文化大环境里熏陶出来的文化代言人。她虽然已经去世化鬼，但其接受的教育与影响并没有随之消逝，反而沿袭下来。她深知人世之险恶，如果将一位混沌未开化的少女推向这样一个世界，无异于让其自取灭亡。所以，她不能不替婴宁担忧，于是对其进行人世间的教育，让其掌握生存的本领，能够尽早适应人间的生活，这正是鬼母“贤”之表现。

　　小说中鬼母称婴宁“颇亦不钝，但少教训，嬉不知愁”，“我言少教诲，此可见矣。年已十六，呆痴如婴儿”，教导她，“若不笑，当为全人”，“小学诗礼，亦好事翁姑”，从这些话中，我们不难看出鬼母对婴宁的嗔怪实集中在其喜欢笑上，其中蕴含着对女儿深沉的母爱，并不见得就要以封建礼教针对女性的一系列闺范、妇诫

　　与礼仪来约束婴宁。鬼母对婴宁教育的结果体现在婴宁到王家之后，“昧爽即来省问，操女红精巧绝伦”，可见其甚懂仪礼，而且擅长女红，自非一日之功。及其要求为母合葬时所言，甚明情理，对小荣的牵挂，亦通人情。这至少说明，在鬼母的耳濡目染下，婴宁在憨痴的外表下依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知女莫如母，鬼母能放心地让其随王子服离开，亦可见其对婴宁能够适应新环境充满信心。

　　再次，鬼母还是一位智慧的母亲。鬼母迥异于人母之处，在于其有超自然的力量，能够为婴宁和王子服导演一出爱情与婚姻的喜剧。但是，如果撇开其“鬼”的身份，就对子女的深沉而执着的爱而言，又与人母无异。鬼母用智慧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了未来。其智慧主要体现在:其一，深具识人之才能。她对婴宁的了解以一言而概之，当为“憨痴”，这样的女儿，要为其择偶，必要当心。她见到王子服，三言两语间已对其有所了解，称之为“书痴”，之后挽留在家居住的数日，从王子服的神情，“生无语，目注婴宁，不遑他瞬”，亦可探知其对婴宁的一往情深，因此将婴宁交给这样一位同样“憨痴”的人，作为母亲亦可放心。其二，颇重人间之机缘。鬼母虽有意将婴宁交给王子服，但她并没有包办，而是主动提出“阿甥来不易，宜留三五日，迟迟送汝归。如嫌幽闷，舍后有小园，可供消遣;有书可读。”她让王子服多留几日，为婴宁与王子服的接触提供机会，又让王子服到舍后小园中游赏，绝不是让王子服逞一时之娱，而是为王子服与婴宁爱情的瓜熟蒂落，创造一个便利、清幽、诗意的环境。其用心何其良苦，颇有让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思想。其三，随心所欲不逾矩。鬼母有意将婴宁许配给王子服，亦曾当面提及:“如甥才貌，何十七岁犹未聘?婴宁亦无姑家，极相匹敌。惜有内亲之嫌。”因为二者为表兄妹，所以婚事就暂时放下了。在王子服携婴宁离去时，鬼母又言“大哥欲同汝去”“姨家田产丰裕，能养冗人”“即烦阿姨，择一良匹与汝”，意思极为明白，是让婴宁去投亲，让其姨为之择婿，如此就避免了许多麻烦。她自然清楚，凭王子服的一往情深，二者结合是不容置疑的。

　　人物形象的塑造，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理解。所以，鬼母尽管生活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鬼域中，但其生前却是一位受人间烟火熏染的妇人。透过鬼母形象，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其中寄予的文化内涵。

　　莱恩认为，“个体在自身世界中与他人发生关系，形成一种整体性，只有正确反映这一整体性，才能正确谈论个体自身的根本经验”[1]。蒲松龄生活的明末清初，其时在思想领域，统治者依然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从鬼母对婴宁的教育中不难发现她对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型文化的承继。她与王子服的母亲一样，自幼接受的都是这种传统伦理型文化，所以二者的某些观念亦相似。比如都认为婴宁“憨痴”，鬼母称“若不笑，当为全人”，王母认为“人罔不笑，但须有时”，都认为如此不分场合的大笑，有违妇道。在她们接受的观念中，《闺门女训》称:“嬉笑人轻贱”，《女小学》称“笑不过哂，怒不至詈……行不见足，笑不露齿”，《妇诫》称“女功”为“宁心纺绩，不好戏笑”，《女训约言》称“女德”为“低声下气，莫耳软舌长”，在《女戒》中说“莫高声大笑”。都对女子之笑有着严格规定，很显然，在这两位母亲看来，婴宁的笑是有违这些规定的。鬼母在婴宁临行前对其再三叮咛“小学诗礼，亦好事翁姑”，也是其所接受的伦理型文化影响的折射。清代陆圻在《新妇谱》中有专门论述:“新妇之倚以为天者，公、姑、丈夫三人而已。故待三人必须曲得其欢心，不可纤毫触恼。若公姑不喜、丈夫不悦，则乡党谓之不贤，而奴婢皆得而欺凌我矣，从此说话没人听矣，凡事行不去矣。故妇之善事公姑丈夫也，非止为贤与孝也，以远辱也。”由此可见，鬼母安身立命之所在仍然是其在世时接受的伦理型文化。

　　尽管鬼母抚育婴宁时已经离世，离开生前那个伦理型文化世界，但其根本观念并没改变。她养育婴宁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传统观念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要让婴宁通过婚姻进入宗法社会的价值谱系。鬼母希望婴宁拥有的并非如《聊斋志异》中其他狐女那样只是短暂的缘分，而是长久的婚姻。这仍然是伦理型文化深入其骨髓

　　的表现，《孟子》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诗经·周南·桃夭》曰:“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即使当世女子仍以“归”为己之向往，诚如波伏瓦所言:“就女子而言，婚姻是使她掺和到集体中去的唯一途径，如果没人娶她，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她就成了废品。”“只有通过婚姻，她才能得到支持，她的存在才有意义。”[2]鬼母经历过婚姻，所以她执着的信念就是要让婴宁亦走进婚姻。婚姻的意义并不是为男女的爱情寻一个归宿，而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婴宁婚后有子，亦证明鬼母为其安排的人生实在并没违背伦理型文化所要求的女子的生存意义在于传续香火。也就是说，鬼母是将婴宁在人世间的生存放在第一位的。

　　然而，特殊的生存境遇使鬼母对伦理型文化又并非全部接纳，而是有所疏离与越界。她对婴宁的管教并不严厉，在婴宁见王子服时，“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鬼母“嗔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景象何堪?’”在婴宁笑辄不辍时，“因怒之以目”，将鬼母对婴宁的疼爱与嗔怪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种自由、随意、宽松的教育，没有世俗礼教“闺训”中要求妇女“目不斜视，笑不露齿”、“言辞庄重，举止消停”、“凡笑语莫高声”的严苛，而充满着人性化的关爱与宽容。正是这种闪烁着母爱光辉的教育，使婴宁能够自由自在地成长，她不仅可以与小荣外出游玩，而且能够攀树采花。更可贵的是鬼母的婚恋观已经有很大进步，她没有强制婴宁嫁给某个男子，而是为其创造机会，让他们自由恋爱。在这种新式婚恋观的支持下，婴宁摆脱了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具有了某种主动。从上元节初见王子服时，“遗花地上，笑语自去”，到王子服来寻，“时见女子露半面来窥，似讶其不去者”，至后来在后园中“狂笑欲堕”，及对王生的再三试探，无不表现出其对爱情的自觉追求。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鬼母的暗中帮助。且不说是鬼母以神力使所有的巧合变成现实，只凭鬼母将王子服邀请至家，又挽留其多住几日，为他们在后园相会提供机会，就可见鬼母对这一对年轻男女爱情的欣赏与支持。

　　很显然，鬼母的这种思想观念与传统的伦理型文化是相背离的。其原因何在呢?首先，是因为她生活的“大世界”发生了变异。尽管在小说中，她是“鬼”，生活在“鬼域”中，但折射出的是作者蒲松龄生活的世界的变化。其时，在民间，以王学左派为旗帜，以李贽“童心说”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他们反对程朱禁欲主义，体现人性觉醒，追求个性解放。身为入世的儒生，屡试不第、身处下层的蒲松龄，自觉接受了李贽“童心说”的影响。“自然生理的性爱题材日益取得社会性的意义和内容，自愿的、平等的、互爱的男女情热，具有冲破重重封建礼俗去争取自由的价值和意义。或者是一见倾心而生死不渝，或者是历经曲折终成眷属……”[3](P310)。“李贽以‘童心’为标准，反对一切传统的观念束缚，甚至包括无上权威的孔子在内。……这种以心灵觉醒为基础，真实地提倡以自己的‘本心’为主，摒斥一切外在教条、道德做作，应该说是相当标准的个性解放思想。”[3](P321)也就是说，不仅在婴宁身上寄托了作者的人文主义审美理想，在鬼母身上亦可见作者新式婚恋观的影子。

　　其次，就小环境而言，鬼母生活在一个异常的环境中。这里与世隔绝，不受人事之干扰，“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行人，止有鸟道”;有着幽美的自然环境，“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家中只有三个女子，由于父亲的“缺席”，鬼母与婴宁形成了直接的上下位权力关系，没有父权的阻挠，母爱意向更容易获得自由而充分的实现。这种“男性家长的缺席或死亡意味着寡妇(女性家长)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种发言权在握的事实，让女性人物更能够确立发言主体的权威而不受传统宗法男性家长的钳制。”[4]因此，撇开此非人间的因素，亦可以看出在这样一种与外界隔离的环境中，不管是婴宁，抑或是鬼母，其自然天性都得到更充分的发展。西蒙·波伏娃说:“母爱不是直觉的、天生的，在任何情况下，天生这两个字眼均不适应于人类。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母亲的处境，以及对此处境的反应。”[5]对鬼母而言，母性的光芒使之更关注婴

　　宁的“生存”状态，这是其思考与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婴宁未嫁时，她能为其提供一片自由的天地，而为了婴宁出嫁后生活的幸福，她又不得不对其进行一些必要的说教。她的所有意向均以婴宁的生存幸福为指向，将社会文化规范置于次要地位，甚至不予考虑，这正体现了母爱的无私与伟大。

　　当然，如果鬼母非“鬼”，就是生活在人世间，那么其生命意志必然受到传统伦理型文化的约束，如王子服之母一样，处处以伦理观念为准绳，来束缚自己，也束缚别人，其人性潜能处于被压抑状态。而鬼母生存的大小环境均有所变化，其意志被激发，人之为人的自由与天性得到发挥，与伦理型文化社会的裂痕也就愈发明显。然而，值得回味的一幕是，婴宁对王生零涕，求其为鬼母与父亲合葬，言“君倘不惜烦费，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养女者不忍溺弃”，“是夜，生果梦媪来称谢”。这是婴宁报答鬼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方式，是对传统伦理型文化的一种回归。知恩图报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对这一思想十分推崇，但多体现于侠义报恩、婚姻报恩、救助报恩等，如《婴宁》这种亲情报恩的则极少见。婴宁终于完全消融于人世间，成为传统伦理型社会中的一员，而鬼母亦在九泉之下得以心安。

　　在鬼母身上，养母之爱胜过亲母之爱，这是对千年沿袭的血缘关系的挑战。在明清家庭小说中，《红楼梦》堪称顶峰之作，里面塑造了多位母亲形象。薛姨妈是其中的一位寡母型母亲，她夫君早丧，亲脉稀疏，独自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女，操持偌大的家业。她有善良和要强的一面，但是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妇女，头脑中的“三从四德”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她把宝钗培养成一位恪守传统伦理观念的淑女，他们一家人进京来的主要目的，是要送宝钗待选“赞善才人之职”的。她认为宝钗“虽好，到底是女孩儿家”，因此，在儿子薛蟠打死人惹上了官司，变卖家产仍不能解决问题时，为了依靠贾家的势力度过危机，她只能委曲求全地答应了贾家的提亲，让宝钗嫁给疯疯癫癫的宝玉来冲喜:“他是女儿家，素来也孝顺守礼的人，如今我

　　答应了，他也没得说的。”同为母亲，将她与鬼母相比，则不难看出，鬼母所行事的唯一原则就是婴宁的生存与幸福，薛姨妈则为了家族利益而不惜牺牲女儿一生的幸福。一养母，一亲母，焉可说亲母胜养母?当然，这与二者的处境有关，但在鬼母身上寄予了蒲松龄对养母之爱的赞美与讴歌，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局限，这是其塑造鬼母形象的一大进步。

　　“鬼母育儿”型故事是一种世界性的故事类型，德国学者艾伯华曾将其归结成两种类型:一为死去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一为苏堤[5]。顾希佳先生则将这种“鬼母育儿”型故事分为“棺中饲儿”型与“夜来哺乳”型[6]。前者以洪迈在《夷坚志》丁志卷二《宣城死妇》较有代表性，故事讲一女子未产而亡，在墓中生子，为哺育孩子而外出买食物，最终被发现。在兵荒马乱之时，这类故事得到产生，寄托了人们对降生于墓中的孩子的同情，和对死后仍不忘哺育孩子的母亲的歌颂。后者则以郭彖《睽车志》中的《鬼妻乳子》较有代表性，故事说“有军卒妻，生子未周岁而死，既殡葬，辄夜归乳其子。卒与语则不应。”后来，听人说“死生异路，生儿饮亡者乳，恐不相益，亦不应如是，”于是将其鬼妻杀死。这两则故事，一则歌颂了母爱有着穿越阴阳的力量，一则表现了人对鬼魅的恐惧。这两类故事的共同之处均讲述一女子在死后，仍一如既往地哺育自己生养的孩子，强调的均为孩子是其亲生的。较之《婴宁》中的鬼母，我们不难发现，这是“鬼母育儿”型故事的新类型。其“新”表现在，婴宁是鬼母收养的狐女，养于鬼域，在其成人后，将其嫁给人，使其回归人类社会，可称为“鬼母育狐女”型故事，具有开创性。

　　蒲松龄在“鬼母”身上寄予其对非血缘亲情关系的讴歌和赞美，表现了其对传统伦理型文化的沿袭与超越。“鬼母”是“聊斋”王国中不可多得的母亲形象，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关注。

　　【相关文献】

　　[1][英]R.D.莱恩.分裂的自我[M].侯东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6.[2][法]波伏瓦.女人是什么[M].王友琴，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2.11.[3]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4]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二)[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德]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M].王燕生，周祖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97－299.[6]顾希佳.“鬼母育儿”型故事的类型分析及其流变轨迹[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7][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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