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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萧的社会意义12篇

发布时间:2022-11-18 12:55:03 来源:网友投稿

萧萧的社会意义12篇萧萧的社会意义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百度文库  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  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  作者:雅嘉拉达(yajialada)  自从新时期以来,沈从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萧萧的社会意义12篇,供大家参考。

萧萧的社会意义12篇

篇一:萧萧的社会意义

tle>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百度文库

  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

  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

  作者:雅嘉拉达(yajialada)

  自从新时期以来,沈从文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虽然,它肇始于所谓的“沈从文热”,并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其它各种“热”先后发生,但同其它一些“热”相比,沈从文研究却具有明显的持久不衰的特征,并由此带来现代文学研究中其它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这一情势的出现,决非仅仅由于研究者个人偏好与热情所致,也不仅仅由于沈从文研究当时在政治层面上所具有的拨乱反正的价值。单凭个人的偏好与热情不可能使之持久,政治层面上的需求也只能是一时的“流行色”,沈从文研究的兴盛只能取决于沈从文及其创作本身所具有的文学研究的品位与内蕴。“沈从文现象”,是20世纪中国具有独特色彩与内涵的思想—文化现象。当然,沈从文研究并非起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沈从文先生其人其文的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为笔者即将展开的沈从文研究方向的论文储备资料、理清思路,并期望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

  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研究的基石与铺垫,我们万不可忽视而应好好吃透好好利用。

  早在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就开始为文坛所注意。到30年代,沈从文已经拥有广泛影响。但直到1949年前,对沈从文的研究却没有溢出文学评论的范围。当然,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在它尚未走完自己行程的时候,一切研究都很难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可是,在1949以前,对中国现代文学带有文学史色彩的研究文字却非绝无仅有。为后来的研究者不断称引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诸导言,其分文体对第一个十年文学过程的总结与描述,就分明具有文学史研究的特征。早在20年代,沈从文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所界定的“乡土文学”作家,但他却无缘进入《中国新文学大系》;30年代,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鲁迅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所作沈从文是“自新文学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1]之一的论断,是以史学眼光看沈从文的,但留下的也仅仅是一种结语似的判断,缺少具体的论述与阐释。而大量的评述沈从文的文字,或急于从政治上给沈从文定性,或仅就沈从文个别及部分作品的创作倾向与特征作一般性评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一直被国民党视为异已,而左翼文学阵营亦将其看作陌路人。国民党的报纸称其“站在反革命立场”,而在沈从文卷入的文坛论争——“京派”与“海派”之争、“禁书问题”之争、“差不多”之争、“反对作家从政”之争中,沈从文又被左翼文学阵营视为“官的帮闲”之“京派大师”[2]、为统治者“越俎代谋”的“忠而获咎者”[3]、“对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家们”“作敌意的挑战者”[4]以及“停止抗战”[5]论的制造者。如果说,这些责难还仅是一种逻辑引伸而非政治属性认定的话,那么,40年代,因其“民族自杀的悲剧”论与《芷江县的熊公馆》而引发的批判便突然升级。沈从文被界定为“一贯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6],是“《鸿鸾禧》里的穆季”[7]、“地主阶级的弄臣”[8]……这些政治判决,显然与已知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带有明显的“左”的痕迹。也许,当社会变革以一种激进方式被推进时,任何与这种

  激进方式不相粘附的言行都难免被怀疑为反对革命。而且,在上述种种场合,沈从文也并非没有可责难之处。好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人们不必再为此作更多无谓的辩难。

  在大量的沈从文文学作品评论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9]“没有思想的作家”[10]“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10],几乎是众口一词的结论。因而,存在于沈从文早期创作中的“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11]。而这种对“思想”的要求,是以“暴露时代的苦难”——唯其如此,作品才有思想——为标尺的。有人据此将《会明》与《绅士的太太》相较,认为《绅士的太太》“那暴露的东西”“《会明》再增多十篇还抵不住。”[12]不能说这些批评毫无根据,当“湘西世界”在沈从文早期作品中雏形初露时,实在还谈不上什么深刻思想。然而,勿论那种“轻松”与“优美”的背后,也自有其思想情感的底蕴在,而仅以是否暴露时代的苦难为衡量作品“思想”有无的唯一标尺,也难免陷入偏狭。然而,这类批评由此出发,终于发展到对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真实性与典型性的质疑:“使人怀疑那不是中国”。[12]最典型的莫过于这一段《边城》论:

  这种善良的人是不是现实中人物呢?不错,在目前中国社会中,是有这样的人存在,但那是特殊的,不是普遍的。[13]

  虽然论者承认《边城》人物的真实性,但由于那“不是普遍的”,因而是非典型的。这显然是一种被简单化了的社会学批评模式。

  即便如此,在这类批评文字中,同样得到普遍承认的,一是沈从文创作呈现的独特风格。“风格的独异的奇趣”,“不变的独特作风”,是屡见不鲜的考语;二是沈从文对青年读者的广泛影响:“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到底引诱了许许多多的年轻的读者,照亮了通到文学之园的途径。”[11]

  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较之上述评论,她的《沈从文论》显然高人一筹。她不再简单地指证沈从文的作品“没有思想”,而是第一个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老迈龙踵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引燃整个民族青春火焰。”然而,对沈从文作品里具象世界真实性的怀疑并未稍减:“叙述十之八九是靠想象来完成的。”[14]而对沈从文“文体作家”、“文字的魔术师”的界定,又堵塞了其进一步探究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底蕴之路。尽管如此,苏雪林对沈从文作品艺术特征概括——“第一是能制造一种特殊的风格’,“第二是句法短峭简练,富单纯的美”,“第三是造语新奇”,却颇有见地。其二、从艺术欣赏出发,忠实于自身的艺术感觉的批评模式,即所谓的艺术批评模式(既非形式主义批评,也非纯粹的感觉主义批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西渭的批评。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和评萧乾《篱下集》、芦焚的《里门拾记》(在与沈从文相互比照中进行)[15]的文字中,将沈从文的评论纳入他确立的一种理论前提下:在小说世界里有两种作家——伟大的小说家与自觉的艺术家。例如巴尔扎克,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然而,严格而论,不是一个艺术家。依照这种划分,沈从文是一位“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因为沈从文的艺术制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感觉,想,回味,是不免的步骤。”因此,在论及《边城》时,刘西渭说:

  人世坏吗?不!还有好的,未曾被近代文明沾染了的,瞧!这角落不是,——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而简单的灵魂。

  在这里,刘西渭提供了对沈从文作品的另一切入角度。同时他在实际上提出了另一意义上的真实论,即所谓“真实”,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而是艺术感觉上的真实。

  尽管刘西渭给予《边城》以极高评价,但这种批评模式同样限制了对沈从文作品深层意蕴的理解,以至沈从文自己在谈及刘西渭的批评时说:

  “我的新书《边城》出了版,……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点哀乐的原因。[16]

  以上是对早期沈从文研究简单大略的概说。

  二

  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如果掐“头”去“尾”(这“头”,是指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尾”,是指唐弢先生主编、成书于197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的是沈从文研究的空白。在此期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的研究文字发表,图书馆里,连稍稍象样一点的沈从文作品或研究资料目录也没有。虽然,随着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已被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继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又有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林志浩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然而,在这两种文学史中,除了在有关文学运动的章节中,完全移用郭沫若、冯乃超等人在《斥反动文艺》、《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中对沈从文的政治批判外,在全部有关文学创作历史的描述中,则完全抹去了沈从文的踪影;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配套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上海教育出版社)中,沈从文及其相关言论,仅作为附录列入反面教材与反面人物榜。这种情势的出现,无论是当时编者的一种自觉认定,抑或另有不得已的苦衷,都同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现代文学史即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相关。

  唯有在作为这一阶段序幕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及作为尾声的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还给予了沈从文及其创作一席之地。无论如何,这都是难得的。然而,作为文学史,对一个作家,无论是单独以章以节、还是与一些作家杂揉于一节之中叙述,都意味着对其历史地位的一种给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在这两种文学史中的地位,都只能属于“小家”之列。而且,或由于初创,或由于几十年沈从文研究留下的空白,这两种文学史有关沈从文创作的评述,都留下了明显的史料方面的错误或作品内涵把握上的偏失。例如,前者在评述了沈从文带传奇色彩的乡土作品如《黔小景》等之后说:“后来这些题材写穷了,就根据想象组织童话及旧传说了(如《月下小景》、《阿丽思中国游记》)。”(事实是《阿丽思中国游记》发表于1928年,尚属其早期创作,而更多成熟的乡土题材作品,包括《黔小景》,都发表于他的这些题材“写穷了”之后),后者则将《边城》中的顺顺称为“团总”(其实并非团总,在小说中团总另有其人),指《会明》、《新与旧》等篇“忽视了军队中严酷的等级制度以及他们和人民的尖锐矛盾,却去大量地描写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使人明显感到对作品内涵理解的简单化倾向。

  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藉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英文版初版、1979年中文版)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在这样三个方面,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一、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虽然,由于编写体例不同,二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中国现代小说史》采用列作家专章方式,《中国新文学史》则以不同时期各文体发展状况为原则设章,各章又集中介绍作者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数种作品集,但在这两种场合,能进入相关章、节的作家与作品集均屈指可数,具有明显可见的主观选择性。在夏志清那里,沈从文得以以上万字的篇幅被介绍,而在司马长风那里,沈从文的几乎所有代表作,包括《边城》、《长河》、《湘行散记》、《湘西》,先后七次进入相关章节。并且,在其阐释中,二者皆毫无保留地肯定了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二、极力将沈从文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前者认为,在道德意识方面,沈从文“是与华茨华斯、叶慈,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是中国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后者则推举沈从文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犹如莫泊桑之于法国,契诃夫之于俄国。三、作为上述判断的根据,则是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夏志清认为,沈从文肯定了“神话的想象力”是使人类“在现代社会中,唯一能够保全生命完整的力量”。在具体剖析《萧萧》、《会明》、《生》、《夜》等作品的基础上,指出构成沈从文小说人物世界的两个系列——乡村少女和老头子,“是沈从文用来代表人类纯真的感情和在这浇漓世界中一种不妥协的美的象征。”而在司马长风的笔下,无论是对《八骏图》主题的揭示:“无常的人性,无常的爱,无常的欲,这是《八骏图》所写的主题,人一堕无常之纲,便成为奴隶”,还是对相关作品的激赏:“沈从文将整个的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浓缩为心灵的哀欢”(关于((湘行散记》);“……《长河》具有这些,但不止这些,还可以听到时代的锣鼓,鉴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关于《长河》),都显示出一种对沈从文创作新的切入角度:沈从文对民族、人类人性流变的深层关怀。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夏志清自己申明的“反共”立场,导致他对沈从文政治面貌及相关作品内涵的曲解。一方面,他将沈从文政治上明显可见的中间立场及其与左翼文坛的距离武断为“反共”,另一方面,又有意淡化沈从文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批判即如谈及《长河》对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的嘲讽与批判,夏志清完全回避沈从文对国民党当权者苛扰地方以及国民党政府对湘西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是过去的继续”所引起的那份“沉痛感慨”,而将其普遍化为“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农民对政府的原始恐惧”;称“永恒与流变”是《长河》“固有的主题”——从哲学层面上说,这一判断并没错,但这一哲学思辨赖以存在的作品具象世界——由“湘西事变”引发的湘西少数民族与国民党政权的尖锐冲突及沈从文反国民党立场,则被这一哲学抽象完全消解了。又如,在谈及《萧萧》时,为了论证沈从文对“纯真与自然”人性的追求时说:“读者看完这小说后,精神为之一爽,觉得在自然之下,一切事物,就应该这么自然似的”,完全漠视了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对“乡下人”在这种“自然”状态下因理性蒙昧而导致的悲剧处境的沉重反思,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曲解。

  同夏志清相比,司马长风明显地表现出其政治上的中立及“纯文学”倾向。其批评模式,则是刘西渭批评模式的延续。这从他对刘西渭的推崇可见一斑:“到了刘西渭,中国才有从文学尺度出发的,认真鉴赏同时代作家和作品的批评家。”司马长风的批评也是“鉴赏”的。尽管在对沈从文作品整体“感觉”和局部描写的艺术体验方面,有许多精采之见,却缺乏对沈从文创作整体构架的完整的逻辑把握。

  新时期,随着重新评价沈从文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内的沈从文研究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进入80年

  代后,不仅见于报刊的研究论文数量日丰,而且有多种研究专著问世,更遑论各种现代文体史如小说史、散文史、流派史及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了;到90年以后,沈从文研究正越来越走向繁荣。这里,笔者将分两个时段对新时期以来的沈从文研究作简单综述,即八十年代的反思—重构期,九十年代以还的初步繁荣期。其中,关于后一时期的论述,将侧重对主要产生于九十年代的已经具备一定价值沉积的研究成果的介绍,同时简单论及当前最新研究所得。

  八十年代是沈从文研究的反思—重构期。新一代的沈从文研究者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因政治上的误解、创作阐释中理论的偏至造成的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异读是如此之多,而这种读异在许多人头脑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又是如此严重。于是,直接回答这些责难或对过去已有的判断针对性地提出反命题,便成为一种必然之势。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的研究便不能不带上浓重的反思色彩。

  这种反思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作为最早研究成果的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17]。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18]皆以相当的篇幅,通过沈从文20-40年代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卷入的文坛论争的辨析,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而是一个既对历届军阀政府及国民党政府取批判态势,又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保持距离的民主主义者。——这种辨析在西方学者看来殊不可解,以至美国的金介甫怀疑这是不是文学研究。为了进一步提供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一些研究者还从沈从文创作中寻找其政治倾向的进步性,如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驳的湘西历史画卷》[19]一文中指出,沈从文看到了病态社会肤体上的各种毒瘤,强烈地要求改变那“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世界,这就使他的作品显示出不可否认的进步意义;吴立昌在他的论文[20]中,通过对沈从文作品的分析,指出其以全部热情,将摄取人性美的焦点,对着下层人民,甚至还对着革命者,这是对准了;凌宇在分析沈从文小说倾向时,也是从其作品对下层人民生活的逼真描写及对上流社会的暴露与批判两个方面立论的。二、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其始,就有人极力证明沈从文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特征。而董易在《自己走出来的路子》[21]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如《渔》、《龙朱》、《雨后》、《神巫之爱》等,是浪漫主义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从具有自然主义倾向发展到按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进行创作。《丈夫》、《生》、《牛》、《贵生》、《大小阮》可称得起现实主义杰作: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臻于成熟之境,已经能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写出《萧萧》、《三三》、《新与旧》等短篇以及堪称最具有沈从文风格的代表作《边城》、《长河》这样的中篇和长篇小说;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当沈从文侧重表现“人生形式”时,其作品写实成份较重,当他侧重于寄托自己的美学理想时,其作品抒情色彩较浓。而最能体现他创作风格的,则是写“实”与“抒梦”二者的结合。三、从正面阐释沈从文美学理想的基石——人性的价值。几十年来,“人性”是一个为人忌讳的字眼,然而,它偏偏又是沈从文美学理想的基石。因此,在有限的程度上肯定沈从文作品探索“人性”的价值,便成为从这一角度研究沈从文的普遍特征。笛易、余永祥、吴立昌等人的有关论文[22],都是如此。四、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角度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例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23];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作品给人们提供了“既区别于古代的田园枚歌,又与鲁迅为代表的那批作家取得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24]而凌宇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25]则将沈从文置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历史演变的整体框架中,认定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边城》等以湘西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则“标志着抒情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

  上述这种“反思”与论辨,从现在看来,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一、以一种反命题代替原命题,也

  许同时就意味着对原命题赖以存在的理论模式的认同。以歌颂下层人民乃至革命者论证沈从文作品倾向的进步性,恰恰是对一种简单化的理论前置——是否直接歌颂下层人民乃至革命,是判断文学作品进步性的必不可少乃至唯一的条件;而力图寻找沈从文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特征,则意味着研究者还没有走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独尊论的阴影,正如朱光潜批评的那样:“于今的文学批评家爱给作家戴些空洞的帽子,这人是现实主义者,那人是浪漫主义者,这人是喜剧家,那人是悲剧家,如此等等,我觉得这些帽子戴在从文头上都很合适。这种辨证的统一正足以证明从文不是一个平凡的作家”;在“人性”问题上对沈从文创作“复杂性”的阐释,如果不触及沈从文人性观建构的复杂性,便只能重复一种简单的两点论。其二、由此带来的,是研究者立论时无法挣脱的尴尬。例如,虽然,表现出沈从文关心现实政治、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品非止一篇,如《大小阮》、《三个女性》、《菜园》、《泥涂》、《腐烂》、《黑夜》、《过岭者》……等等,但相对沈从文创作全体,仍只是微弱的量,更何况其中对革命者的歌颂,其所关注的,只是表现在人物身上的道德与人格力量。与左翼文学要求于作家的不能不存在着某种距离。如《大小阮》在肯定小阮的“雄强”精神与其为“多数人”牺牲的品质的同时,仍保留着对其“盲动”色彩的暗讽与否定。而这后一面,却往往被论者忽略了。又如,在创作方法问题上,勿庸说断定沈从文运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显得牵强附会,而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者的结合这种阶段的截然三分,在作品归类时便不能不出现时序上的严重混乱。例如被论者归入第一阶段的《雨后》,在时间上属于第二阶段,被列入第三阶段的《萧萧》,在时间上属于第二阶段;而列入第二阶段的《贵生》、《大小阮》,在时间上又恰恰属于第三阶段。其三、以作家群体的创作共性代替沈从文创作个性。将沈从文的创作纳入“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的历史发展轨迹予以考察,固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但对其共性的概括必然以牺牲个性为代价。虽然,几乎所有论者都不忘指出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但这“独特性”究竟在哪里?既成的研究框架锁住了通往这“独特性”之门。其四、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质疑。既然人们如此强调沈从文对乡土风俗的描写及抒情艺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那么,从另一种眼光与角度看来,沈从文便只够得上一个“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本民族的狭隘界域之内,特别是把自己的视野仅仅局限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市俗范围内”[26]的作家,其作品中的浓厚感情色彩,正是来自小生产者在生活安定时的怡然自得或动摇激变时的忧愁感伤、不夸张也不剪裁的自然结构,恰恰是小农生活单调、呆滞、保守特点在形式上的反映,抒情性质的文学样式与风格,则来自小农经济的幻想、保守性,狭隘性,抒情性的散文化的文学样式,更圆满、更完美、更有效地表现小农经济社会的思想和生活习惯。[27]

  当然这一层面的研究并非没有意义。其意义在于:第一、提出了过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虽然,“问题”提出的方式仍未摆脱原有思维模式,但即便在原有的“游戏”规则下,已往的研究所得出的许多结论也是不公正的。而且,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这一层面的研究也不乏精采之见。第二、提出了全面地而非片面地、整体地而非割裂地把握研究对象,应成为沈从文研究中的基本原则。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可视为这种整体把握的第一次尝试。他对沈从文笔下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对立、互参的整体构图的描述、对沈从文作品中“乡下人”形象内涵——从道德形态与人格气质角度看,“乡下人”是“自然人”;从人的理性精神的状态看,“乡下人”是“蒙昧人”;而从其主休精神同已经变化了的生存处境的关系看,“乡下人”又是“陌生人”[28]——的揭示,以及从政治、历史(包括特定地域的乡土史)、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等方面所作多角度的透视,已经越出了简单的“反思”范畴,带有明显的还原重构特征。其二、展示出对沈从文及其创作多角度透视的诱人前景。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从“乡土文学”、“抒情小说”角度考察沈从文创作的特征外,不少论者分别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29]、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略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30]以及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31]、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32]等等。虽然,这些研究并非处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却共同地拓展了沈从文研究的视野与思路,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及多棱面的色彩。

  这一时期,所谓的沈从文研究格局的重新构筑与开拓,可以从一些关键的研究论文与专著窥见一斑。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凌宇的《从苗汉文化与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和赵园的《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以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33],这三篇文章的写成发表,标志着一个沈从文研究新阶段的到来。

  这三篇文章,在两个主要方面,得出了差不多一致的结论:

  一、从世界文学范围内,考察沈从文创作与世界文学共有的总体主题倾向、文化内涵及其内在品格——“问题”的地方性与主题的世界性并存、题材的原始性与思辨的现代性交织。金介甫的文章明确指出,沈从文的创作具有“地方文学”[34]特征,并通过与福克纳的比较,将美国对其南方文学复兴所作的阐释移用于沈从文营造的“湘西世系”:试图找出在“逐渐消失的乡村世界和热望投身其中的工业社会”二者价值观对立冲突的解决办法。尽管在沈从文那里,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只表现为一种地区冲突,并且只发生在作家的内心。沈从文创作的这一总体主题倾向,恰恰是“国际先驱派思想”影响的结果。于是,这个“乡下人”“一跃而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并越来越懂得了湘西粗俗的乡土文化带有人类更普遍的本性。”于是,一方面,沈从文对城市进行弗洛依德式的批判,另一方面,又从湘西地方文化中发现了文化的相对性和“野蛮人”固有的活力,并为自己家乡的典型人物——那位颇为自异的“乡下人”创造一部故事:所有被千百年来儒家伦理和官僚独裁所窒息扼杀的中国优秀民间传统,在他家乡的“乡下人”身上保留了下来。《边城》正是一部将“截然不同的现代和传统意识揉合一体”的名作。凌宇的文章仍然从他所概括的沈从文笔下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对立互参这一整体人生构图切入,却转换了对这一构图的阐释角度:这一构图是经由苗—汉文化与中—西文化双重撞击的产物。正是由于这种碰撞,才使沈从文获得了现代意识。源于西方的现代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并经由沈从文重新建构的“生命”哲学与民族忧患意识的交织,铸就了沈从文的现代品格。赵园的文章则认为,沈从文呼应了世界文学中共同的思考和探索:“城市文化”使“湘西文化”具有了理想化的形态,“湘西文化”则使“城市文化”真正呈现出病态。沈从文在“现代文明”与“原始文化”之间的困惑迷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怀旧”,而恰恰是“人类经历过而且仍在经历的精神矛盾”的反映。历史学家将奴隶制替代原始氏族社会坚定地看作历史进步,而文学家却往往采用另一尺度。沈从文创作中最基本的、最富积极意义的思想,则是他在“湘西世界”中寄寓的、经由“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反复对照而显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而对现代文明进程造成的“文化后果”的忧虑,则是属于不同于左翼文学的“另一思路”的“中国问题”。因此,“读沈从文而读不出现实感、现代文学魅力所在的使命感,也终不能读懂沈从文”。

  二、从不同角度阐释沈从文文学世界建构的独特性。“独特性”几乎是一致公认的沈从文创作的实在,也是解开“沈从文之迷”的核心问题所在。赵园的文章指出,沈从文创造物中包含的现实课题及其某种“现代”标记,以及由此体现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某种现代品格,都是以其“个人的方式”实现的。这“个人的方式”是什么?赵园是从沈从文的审美意识与道德意识、审美判断与文化价值判断、审美追求与社会历史思考之间的关系入手作出阐释的。即沈从文试图以审美意识统一伦理意识,将伦理判断与审美判断纳入更广泛的文化价值判断,而在其审美判断及文化价值判断中又寄寓了他对社会历史问题的思考。如果说,赵园偏重于从作家心.理意识的理性结构角

  度阐释沈从文的“独特性”的话,那么,凌宇和金介甫则侧重从地方史、地域文化和地方民族文化的角度揭示沈认文文化心理的建构的独特性的。金介甫的文章用大量篇幅,阐述了湘西从18世纪到现代的历史演变过程、沈从文及其家族在这历史过程中的现实处境、他的苗族血缘,及其与沈从文心理建构的因果关系,进而论证沈从文“地方主义”的成因。然而,恰恰是这“地方主义”,使沈从文越来越关心中国的基本问题。没有任何一个现代中国作家认为其家乡从祖国分离出来会更好些,因此,沈从文作品中的“地域特征始终在整个中国特性这个大范围内形成”。凌宇的文章同样注意到湘西地方史及沈从文具有的苗族血缘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独特性”形成的重要意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罕见的具有自觉少数民族意识的作家,苗—汉文化冲突作为最活跃的因素,在沈从文“生命”哲学的建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而中—西文化的碰撞这一20世纪中国的总体文化背景,又赋于这一“生命”哲学以现代特征。《边城》中反复出现的“走车路”—“走马路”、碾坊—渡船两组对立意象,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及其内蕴的情感走向,正是这一“生命”哲学的艺术显现。

  上述三篇文章共同拥有的文化视角及其进入方式,不独消解了过去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阐释的尴尬,而且由于对沈从文“独特”性的把握,得以摆脱过去那种低层次的两点论,在更深的层次上面对沈从文的“复杂性”。即如赵园的文章谈及沈从文文化批判倾向时指出,把文化问题归结为文化本身,决定了沈从文思考的独特深度与独特弱点,其力图避免由政治方面而由文化方面评价历史,又暴露出沈从文历史意识自身的深刻矛盾。

  与这三篇文章属于同一思路的,即从文化—心理建构角度入手探讨沈从文及其创作“独特性”的,还有后来出现的赵学勇的专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34]。在一些主要的命题与判断方面:沈从文文化心理形成的中外文化思想来源、其独特的建构方式及复杂性等等,与上述三篇文章基本一致。作为本书特色的首先是对支持这些命题与判断的现代世界与中国的思想—文化背景及其与沈从文的精神联结的考察,获得了深入与拓展。正是从这种联结中,作者发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互呼应的一面,又从中把握住沈从文特有的选择与建构方式。其次,是由此导致的对沈从文创作意蕴的某些独到的发现。例如,作者认为,《边城》所揭示的,是人生在其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这既带有叔本华的悲剧哲学的印痕,又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悲剧哲学的基本音符,甚至似乎逼近赋予死亡以本体论意义的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但《边城》揭示生命意识的更撼动人心的文化力量在于,沈从文并非将这种人生命运的不确定性渲染到至高无上的境界,而是通过生命的不确定性挖掘出人性中更普遍更闪光的美——一种带永恒价值的并永远具有确定性的人生内容——人性美。

  如果说,上述研究表明,沈从文文化—心理建构的独特性、复杂性及其创作意蕴所具有的内在魅力,已引起范围广泛的研究兴趣,那么,作为创作主体的沈从文的人格魅力,也同样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作家生平与传记研究,也开始成为沈从文研究中的重要侧面。差不多同时写成的两本《沈从文传》[35],显示出这方面的实绩。这两本传记拥有的共同点与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各自的兴趣与叙述重点的偏差)异常明显。将沈从文的人生—心路历程作为20世纪中国独特而重要的思想—文化现象来把握,是这两部传记最大的契合点。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原名《TheOdysseyofShenCongwen》(“沈从文的奥德赛历程”或“沈从文史诗”)与凌宇《沈从文传》的副题——“生命之火长明”,标示着二者的共识(凌宇自己所言)。从总体布局及内在思辨脉路看,两部传记大体上承续了两位作者分别在《从苗汉文化与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和《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中的思路。沈从文文化品格的独特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命运的悲剧性与人生的孤独感,是两部传记共有的关注焦点。二者的差异不只是表现为叙述方式的差异:凌宇的《沈从文传》是带有某种文学性的、以叙为主的传记作品,但显然文字并不算优美动人;金介甫的《沈从文传》严格说来是一部夹叙夹议、将沈从文创作历程及其内涵的阐释作为重点的评传。金介甫的兴趣焦点,是沈从文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地方主义”立场、创作中

  的地域色彩及其二者间的联系,它们互为因果的关系,导致沈从文不同时期创作中地域色彩的浓淡及流变,以及这种“地方主义”、地域色彩在表现形式上的先锋性,而凌宇所醉心的,是沈从文思想—文化性格独特的形成史及其人生的孤独感和悲剧意识——既是他个人的,又是他所属南方少数民族的,既来自政治上的误解,更源于其思想—文化性格的“不合时流”,以及沈从文对自己选择、建构的人生信念的坚执与始终如一的实践特征(无论如何评价这份“固执”,这种源于湘楚文化传统的九死不悔的精神气质,正是沈从文人格魅力所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金介甫在其全部论述中对沈从文早期创作特征的发现,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金介甫详尽论述了源于湘西民间生活、民间文学及地方传统的乡村情调、乡村诙谐与幽默、乡村智慧在沈从文早期创作中所拥有的特殊魅力。这也许是金介甫对异域风情所具有的特有敏感,而这一切,又建立在与其原有专业习惯(金介甫是学历史的)结合而对湘西历史、民俗所作大量考察基础上的,以致有关沈从文早期以湘西世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得出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结论:这些作品非但没有脱离现实,而且“可算过份忠于‘现实’”。就其“真实性”而言,福克纳反倒不如沈从文,而沈从文的想象则不如福克纳。惟其如此,沈从文早期乡土题材作品“在历史领域内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

  以上是对八十年代沈从文研究的简单介绍,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下文,笔者将侧重对主要产生于九十年代的已经具备一定价值沉积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和论述,同时简单论及当前最新研究所得。

  (一)、以揭示沈从文的独特性为指归,以背景探源和思想剖析为主要方向——创作主体研究向纵深推进

  1、背景研究

  沈从文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生存的地域环境和家庭身世等,是形成其独特个性的背景因素,这已是研究者的共识。在研究中“背景”成为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广义概念,它既包括作家人生经历中具体可感的环境、事件,又包括作家精神世界中传统文化因子的凝聚以及外来文化思潮的撞击。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沈宏富曾任贵州提督,其父也有过从军经历,其母则出身于当地的书香门第。沈从文早年成长阶段正处于这个世家式徽的时期。如何看待其家世给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关系,正是显赫家世养成了他的优越感,这作为一种心理积淀在作品中体现为“封建庄园式的牧歌图景”、“少爷形象”、“臣民”形象以及“梦中的爱情”,而他的整个创作都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被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3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由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主要是“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37]。而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则干脆说:“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徽,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书香门第。”总的说来,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是“五四”精神的余光烛照,这一观点在笔者即将展开的论文中也有初步涉及),但从生活基础到个性基因都为他准备了极其重要的土壤,于是结出的硕果也就自然带有了兼具光荣和失落的“述祖”意识,也表现出富有将门色彩的雄强气质。而笔者以为还远不止此。

  新时期沈从文研究开端时,朱光潜先生便在《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一文中指出,沈从文的作品“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深优隐痛。”[38]的确,沈

  从文独特的民族背景(按照金介甫的记述,沈的祖母属苗族,母亲是土家族)是理解其创作的一把钥匙。较多的评论者认为,民族意识(主要是苗族意识)对沈从文的一生都有影响:首先,他作品中悲悯、优郁的基调与历史上备受欺侮磨难的苗族深重的优患意识是和谐一致的;其次,苗族在长期遭受异族歧视下形成的强烈民族自尊心与回归愿望也影响到了沈从文,他不仅在作品中用苗语作标题和点缀,还热情地对苗族的生活极尽美妙铺陈,具体描写上,沈从文那种对灵肉结合的勇敢歌颂、对水与火的亲和也都得自于苗族的某些“集体意识”[39]。因此沈从文表现出一种“湘西式的孤独”,即“湘西少数民族面对‘现代文明’的暴力摧残、金钱腐蚀,‘神圣事物’被亵渎从而顽强维护自身文化传统的悲剧性抗争,它不仅体现了文明与自然的矛盾,历史进步与人的发展这一人类文明史的永恒课题,而且更以少数民族的悲惨命运昭示着独特的文化价值。”[40]但另一位学者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角度来考察,认为“沈从文只是一个乡土作家,实难称民族作家”,他在心态和立场上始终是站在他者的位置上看待苗族的。一方面,在确定自己族属时沈从文曾几度反复说明表现苗族文化只是他“在文坛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强有力保证”和“作为湘西代言人与外界对话的依据和支撑”;另一方面,“在他的湘西世界里,紧迫的问题不是苗汉文化冲突,而是城乡差异”,他并不太关注“苗汉文化间极富潜在意义的对话”,[41]而是以地域特征消解民族文化特征,这在他后期创作中尤为明显。还有学者认为沈从文的文化源泉是一种以苗族文化为主的“小乡城”文化,它处于乡村与都市之间,是苗族文化、汉族封建文化以及后来侵人的资产阶级文化等的复合体[42]。但是,学者们都不否认沈从文作品中的民俗构成和原型意味[43],这与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湘西文化因素乃至华夏民族集体意识密切相关。

  另外,与作家的民族背景相联系,研究界普遍认为沈从文坚持用以自称的“乡下人”这一概念带有明确的少数民族含义,有学者将其具体表述为“在中国社会压抑和蔑视之中形成的非汉族出身者的富于寓意性的存在表白”,并进一步认为“乡下人”又等同于沈从文在都市以创作为职业,而他从事这种职业是以让读者跨越“间隔城乡的深沟”为目的的,因此,作者自称“乡下人”这一概念就是希望在对立的“城市”和“乡村”二者之间作为一种“媒介体”而存在[44]。应当说,这种阐释在当时是颇有新意的。

  若将视野扩大到沈从文整个的生活时代,可以发现他儿童时代接受的还是汉文化的私塾教育,生活创作又处于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交替阶段,因此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更不可忽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从哲学层面上看,他一方面汲取了儒家那种积极入世、修身立人的精神,因此不断做着以文学改造社会、重建民族道德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汲取了庄子哲学中相对自由的观念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从而具有了强烈的自然观念和生命意识。从美学角度上看,沈从文一方面受到道家思想与禅宗学说的熏陶,注重宁静乡野的朴素和谐(当然也有个别论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沈从文的超脱纯粹为自然山水所哺育,并非来自庄禅),另一方面对自由无羁、浓郁艳丽之屈赋风韵的继承,再加上楚巫文化之神秘气氛与浪漫情调的影响,又促成了沈从文对奇幻神圣的宗教美感的追求。杨义在《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一书中总结性地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可以看作北中国古都文化心态和西部中国初民文化遗留的审美凝聚物,看作南方的古楚文化遗风和北方远离政治旋涡的文化城中闲适职逸心境的人性共鸣曲。”[45]

  沈从文创作风格形成的时期,正处于中外文学剧烈碰撞、融合的文化背景下,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此书在前文已有论述)一书就从这个角度出发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而沈从文作为一位很有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的作家,他身上显现出的受外国文化影响或与外来思潮暗合的种种痕迹,更得到了90年代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如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就全面深人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关系,并结合作家的人

  性观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作家这种创作倾向的积极意义及片面局限之处做了客观的分析,这是本阶段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还有许多学者注意到沈从文对湘西的歌颂和对都市的批评中表现出反压抑反异化的倾向,谈到这一倾向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则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二者是相切合的,都从异化角度对文明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有人认为二者虽都对人性的扭曲和分裂进行解剖,但沈从文的自我意识是统一的,他缺乏西方现代派作家那种绝望和分裂的主体感受;还有人认为当时的中国都市还远未跨过工业化的门槛,因此沈从文并不像西方现代派作家那样表现出对工业社会异化现实的精神危机感,相反他正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而批判当时那种“带有很深的封建传统烙印和殖民文化寄生淫逸的气味”的都市文明[46]。另有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土生土长于中国的沈从文,其实也深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爱欲主题、社会批判、美与爱的文艺宗旨等方面都有所体现[47]。

  这一层面的研究,其成就是人所共见的,不再多说。然而,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当前的研究,倾向于从地域环境、家族背景、民族认同、文化底蕴等角度对沈从文的人格及文风作高屋建瓴式的宏阔大度的把握,这种系统性的架构也不失为一种可喜尝试和可观成就,但却往往忽视对沈从文身世、族属、生活经验等等具体层面的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证,结果使得上述系统性的架构失之具体事实的支撑,并且错失发现身世、族属、生活经验中具体成分对沈从文性格和文风之形成造成更为直接、重大影响的可能。

  关于少数民族方面的影响,许多学者将之草率地归为苗族影响,未免有失偏颇。从血统上说,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人,他的母亲是土家族人,但是不能忘记,他的父辈祖父辈可都是汉族。要说苗族亦或土家族对沈从文血缘上的影响则未必比汉族的大。从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等方面对少时的沈从文的影响说,事实上,在沈从文从小长大的湘西凤凰石城区苗人或土家人并不占多数,且苗人生活习气的势力范围多在更为偏远的山寨村落,小时侯的沈从文并不能接触多少苗族事物[48]。至于将这种影响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证明沈从文文化审美心理对此的认同,亦可商榷。刘一友先生在《凤凰厅城的崛起和楚巫文化的张扬(上篇)——<沈从文与湘西>之二》[49]一文中就明确论证:这种影响既不是许多学者认同的来自苗族文化,也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来自巴文化(即今天的土家族文化),而是来自一支与凤凰地方相结合,融会了汉族、苗族、土家族文化的楚巫文化。

  2、思想研究

  沈从文笔下的艺术世界之所以具有历久弥新的精神气韵,归根究底还在于其思想特质。90年代以来,思想研究在沈从文研究中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研究者们以其思想中的人性内涵与生命信仰为起点,从多侧面观照和透视了作家的精神世界。

  人性,是沈从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他一贯主张“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50],因此,“人性”问题构成了沈从文研究的核心,也是正确认识和评价沈从文的基石。

  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主要表现为讴歌健全人性和抨击人性扭曲这两方面的内容。由此我们可看到他作品中“一系列时空交叉、两相对应的思想和艺术世界的设置”,他以“被动式、逆向型思维方式”表达了对湘西社会健全人性、健康生命的爱,又以“防御性心理机制”表达了他对现代都市文明使人性扭曲、人的价值失落的憎[51]。正是从文学通过表现人性可以感化教育读者,鼓舞人们向上这一点出发,沈从文自称是“人性的治疗者”[52](P115)。沈从文人性理想的核心是用农村原始淳朴的人性美来改变黑暗现实,恢复民族元气,重塑民族品格。因此他把人性看得超越于时代,避开文学在时代激流面前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道德选择,这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了文化批判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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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作家这种“人性”观念的形成:有人认为是在东西方文化共同影响和熏陶的前提下,“沈从文对湘西社会历史与现状的深刻认识作为一种外在经验条件而与他的主观政治思想(即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相结合而产生”[53]。但这种认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沈从文对都市缺乏足够的理解,又太拘泥于对湘西文化的观照,于是只将湘西与都市作静态比较,而非从历史的发展演变角度作动态的对比;同时,往往以城乡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因而忽视了人性的阶级特征。

  与他的“人性”思想相适应,信仰生命、探索生命是贯穿沈从文整个创作的基本主题。虽然他在这方面的阐释并不系统,但研究者们还是概括出一些基本观点。

  首先涉及到的是沈从文怎样看待人生的问题。他将人生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需要被超越的由现实功利得失构成的“生活形式”,一是应该追求的“生命形式”——后者又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动态提升过程,即:1、人的自在生命形式,“人在社会中的义利取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不为金钱、权势所左右。”2、人的自为生命形式,“经‘理性’与‘意志’认识并驾驭人生”,“使生命从自在上升为自为”。这种自为生命形式,还必须“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之外”,“粘附到这个民族的向上努力中”,“对人类远景凝目”。[54]在沈从文看来,生命具有不可重复的一维性,而艺术是对抗死亡、延续生命的载体,艺术长青的本质在于表现生命之爱;生命具有自然性,应是人性的自然张扬,是强健生命力(即爱欲)的健康发展;生命又具有双重性,其短暂与永恒、爱与死、单纯与复杂都是艺术表现的内容;生命的根本内涵是情感和偶然,它决定了生命的形式和艺术世界的视野;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美的追求(真善美又是统一的),即对种种形式(宇宙自然的形式和人的生命的形式)的疯狂与追求。总之,沈从文如此关注生命,都是为了表明他的艺术观:美在生命。同时,他所说的“生命”是一种以审美为核心而又不脱离生理和社会的三维结构体[55]。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沈从文一方面认识到文化与自然的二律悖反,而试图将文化教养与自然人性扭结起来为人类的远景铺就康庄大道;另一方面他反对战争,想用爱来弥合阶级之间的隔阂。这种从生命理想升发出来的人类之爱有其局限性,但也自有其永恒价值[56]。还有论者把沈从文的生命艺术观与泛神论思想相联系,作出了“‘神’是沈从文的艺术情结”的结论,认为沈并非虔诚信仰某种具体宗教,“神”对他而言只是一种美的抽象、艺术的迷狂和生命的崇拜。[57]

  长期以来,沈从文执著于“人性追求”,强调生命力的张扬,又有意识回避政治表态,这都给人们理解作家政治的观点与态度蒙上了一层迷雾。韩立群认为沈从文的小说中“对于反抗力量和革命力量的同情,对于下层人民悲剧命运的探索,对于上流社会的批判以及对于启蒙主义理想的向往”都体现了他的思想倾向[58](P386-406)。吴立昌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态度出发,对有关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具体的辩证的论析:沈从文以“人性的治疗者”自居,致力于“民族精神的重造”,但同时又抱着既不轻视左翼、也不鄙视右翼,只信仰“真实”的“自由主义中间作家”的态度。在当时文学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现实中,这不可避免地使他陷人了力图摆脱政治而又无能为力的尴尬境地。于是在沈从文的“超政治文学观”中,“既有反对反革命政治错误干涉的成分,也有反对革命政治正确‘干涉’的内容;既有强调文学特点的合理因素,也有反对文学表现革命内容的偏见;既有主张文学远离政治的幻想,也有主张文学应该表现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52](P113)。——这样的辩证考察不仅澄清了对沈从文的某种历史误解,也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与政治之间各种联系的一个再认识。

  9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对沈从文思想困境的正视和剖析逐渐成为研究的新动向。研究者们既不再像新时期以前几十年那样以“左”倾观点简单否定之,也避免了新时期以来一度出现的将其文学成就任意拔高的倾向,对沈从文及“沈从文现象”做了更加客观的探讨。人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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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乡土批判都市的坚定立场中含有“超越自卑”的心理动因。沈从文作为一个有着深厚乡土生活基础的“都市闯人者”,为了找回心理平衡进而获得文化优越地位,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把自己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即以湘西世界的纯朴、静美来与都市文明抗衡);二是将都市人的优势转化为劣势(即猛烈抨击都市的一切生存方式)[59]。基于这种心理动因而产生的以乡土为本位的文化观,就不可避免地隐含了一种反文明、反进化的倾向,而对乡村及都市两种文明的评价也因囿于道德立场而缺少一份历史理性,因此沈从文持有“以乡村改造都市”的主张,显然是不合历史逻辑的天真想法。但也有评论者认为,沈从文对湘西文化自身的弱点危机也并非没有丝毫认识,而这使他陷人了更深的文化困境:“当他感受到这种湘西的狭隘蛮俗时,他向往都市新的世界;当他生活于都市时,又发现都市文化残害自然的人性,于是反而向往湘西乡村;一旦沉浸于湘西文化之中,又意识到它致命的弱点。”这种“乡下蛮子”与文明教授的双重意识造成了沈从文作品中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的冲突,无法摆脱的文化困惑最终制约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并导致了他艺术生命的终结[60]。另外,有的研究者还从沈从文的极言“忘我”中探究到作家灵魂深处对于人生抱有的恐惧感:他有着太多历史与现实的负累,仿佛身后有一片巨大的阴影在追逼着他。他的担忧与恐惧,不是“懦怯”、“怕死”,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将有价值的生命白白耗费于人为的风雨之中,这实际上又是不能“忘我”。对这种恐惧感不应单纯理解为对于政治境遇的反映,从更深一层看,它还是对民族以至人类目前生存状态的恐惧,对人不能“心与心相沟通”的恐惧。这也是理解沈从文道德理想的重要门径。[61]

  (二)、立足于作品分析,致力于文体探秘,并向作家作品纵横比较等层面拓展

  ——日臻全面而深入的作品研究使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得到公正的评价,从而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1、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

  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正如同沈从文在作品中是将这两部分互为参照和说明一样,研究者也从未孤立地看待它们:他们或从乡村题材歌颂古老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现代文明入侵下的人心变异的内容入手,或从都市题材中暴露道德沦丧、生命力萎缩的意蕴出发,探索了作家的创作意旨、表现方式、内容构成等多方面内容,最后统一到作家信仰的人性、生命理想上来,统一到作家用民族“过去伟大处”来重塑民族形象、再造民族品德的热切愿望上来,同时也分析了作家的文化品格及其局限。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及谭贻楚的“情爱文学研究”,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探讨。总的来说,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

  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则有一定深化。研究者积极展开论争,充分揭示了沈从文创作的丰富性,同时也进一步触及到文学作为人学、作为社会生活之能动反映的实质。

  关于沈氏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62],在这里另外补充两种说法:一是从《边城》创作与“水”这一表达孤独、隔离的原始意象的密切联系出发,认为表现人类孤独的痛苦是《边城》的内在意蕴[63];一是把《边城》看作沈从文对优美恬静而又终不免悒郁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的编织[64]。另外,还有研究者引人注目地提出:“《边城》远不是作家所认可的生命理想国,《三三》才完美地体现出作家的生命理想。”[55]但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牵强。而对于沈从文的其他小说,研究者也颇多争论。例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父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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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意识?《阿金》是要借两个男人的心理战来验证人类的某种本性,还是对无法把握自己的生命舵桨的湘西人的深重忧虑?《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65],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66]。这些争论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气氛起到了积极作用。

  2、文体研究

  沈从文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以其多变的文字和体式而被称为“文体作家”。90年代以还的研究者又将“文体”看作“有意味的形式”,各有侧重地揭示了沈从文小说文体与他所表现的艺术世界的内在同构关系。

  有的评论者认为,沈从文将独特的悲剧生命体验加以审美形式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沈从文文体”,其表现手法及范围是:1、以一种“突转”式的叙事结构来表达人无法自由掌握自身命运的悲剧感受;2、以“二元对立结构”的文体模式揭示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和这种理想人性在历史与现实中所受到的腐蚀;3、以外在表现与人物的真实意识之间的对立来揭示和暴露都市上层、知识阶层的虚伪腐朽,以对生活细节、人物言行的复制来表现都市下层平民的麻木涣散[67]。但这种分类似有标准不一、缺乏提炼和游离于文体考察之外的弊病,因此更多的研究者还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有人认为沈从文在文体上的成功得益于他在叙事形态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独特的叙事视角(以内外视角的转换演进故事情节)和多样化的叙事结构(包括“分散一整合”的意蕴场结构,散文化、诗歌化的叙事结构,以及人格象征化结构)[68];有人则将沈从文坚持在“写故事”的名目下进行小说创作视为他文体上的独创性,认为作品中由叙述人与听众相互穿插、对话组成的“故事场”是湘西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研究者从文体角度找到了沈从文笔下这一世界走向崩溃的原因:即湘西世界“因讲故事而确立,也因故事的消散而解构”,两次回乡摧毁了沈从文的湘西梦,近二十年的都市生活更让他脱胎换骨,立足于现实中的沈从文因此不再有创作的冲动。同时,“沈从文看好讲故事、强调小说叙事性、坚持客观原则、解构启蒙话语,这作为反思‘五四’的具体成果,为中国小说的进一步现代化开辟了道路。”[69]

  3、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

  沈从文的创作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他以富于个性的文学创作曾经活跃于中国文坛,并享誉世界,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起的作家。因此,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其他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理解沈从文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

  关于沈从文与外国文学的联系,研究者们着墨最多的是他与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创作的相近之处。二者的艺术世界虽然存在着中西文化进程的落差,但都执著于“乡下人”的立场,坚持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思索,通过对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双重批判来寻找现代人在文化困境中的出路,“追求人类文明的永恒价值——一种至善至美的人类共同需求的文化。”[70]。然而对于二者在美学境界、悲剧意识等深层次的差异,似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述。

  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废名、艾芜的创作与沈氏创作的比较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废名与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均居于重要地位,他们的作品中存在着突出氛围、重视文体以及题材缺乏时代感等共同之处,但又表现出重“趣”与重“情”、重经验与重描写等不同之处[71]。而沈从文与艾芜在创作前都有一段与下层民众相结合的生活,描写的又都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下等人和大时代冲击圈以外的异样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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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这构成了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异性[58](P143-156)。此外,一些研究者在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棋,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这种差异可用“优郁空灵与明朗洒脱”做一个概括[72];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他们都尽情展现地域风情,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试图择取农业文化中积极因素以抗衡封建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造成的弊端,因此在审美追求上都能与农业文化相适应[73];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沈从文与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人点,但沈、张二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74]

  4、文学史地位评价

  评论者们普遍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金介甫更把他归入世界级大作家之列,认为他超过都德和弗朗斯,堪与契诃夫媲美[75]。同时,沈从文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范例,“少数民族的血液所形成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个人亲历的人生苦难使他的艺术悟性和直觉思维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他)坚持自己的‘偶然+情感’的创作追求,营造着一块引人注目、不可或缺的新鲜园地”[76];“在沈从文独具异彩的文学创作背后,是他始终坚持的富有个性特征的审美理想……在寻找和建立理想的生命形式这一根本观念烛照下,沈从文钟情不已的其实是一项重造民族品德、重新弥合人与人关系的实实在在的事业。……(他)不仅没有忘怀过去,而且独辟一片‘湘西世界’,执拗地探求心中美好的人性,讴歌质朴雄强的人生,的确不失为一个兼具艺术才情、文化热肠与独立人格的优秀作家。”[77]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超越并发展了“五四”以来的乡土小说,被认为“是鲁迅所预期的那种真正的平民作家”[58](P151)。但是沈从文的创作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他“还不能清楚地认识所谓都市‘文明病’是人类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的现象。“他还常常从男性角度看待女性美,虽发掘了她们重义守诚的一面,却忽略了她们内心凄苦的一面。在肯定淳朴的人性美的同时,沈从文也不知不觉地肯定了传统的奴性和愚昧。凡此种种都说明沈从文的思想还没有超越民主主义思想范畴。”[78]前面谈到过的关于“思想困境”研究也对此做了细致深人的挖掘与分析。

  以上主要是就沈从文小说作品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分析,这是沈从文研究的主体部分。除此之外,对沈从文为数相对较少的散文、文学批评的研究也在逐步展开。王继志和韩立群在各自的《沈从文论》中对其散文创作进行了系统研究[79]。云冬《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研究述评》[80]一文,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部分发展概貌。同时,温儒敏、许道明两位先生在他们各自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81]中,又都将沈从文作为一位富有特色的批评家进行专门论述,把沈从文的批评实践归入“作家批评”、“风格批评”一类,艾光辉《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82]一文则沿着这一思路从批评原则、批评方法及批评特色等具体方面进行了极为深入翔实的分析,从而表现出人们对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的重视与肯定。

  以上是对九十年代以还的沈从文研究情况的简单概述。总的来说,近年来沈从文研究正从偏狭走向开阔,特别是对社会、历史、文化层面的透视,更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整个水平有了提高。但与此同时,有些问题也值得引起注意,例如,前面讲到的,忽视对沈从文个人生活经验和文学创作的基础研究和全面把握,致使沈从文文化——心理结构等研究成果缺乏有力支撑;研究方法的骤然增多有时会使部分研究者在眼花缭乱、15

  急于借鉴的情况下,忽视乃至放松对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追求;研究成果的扩展有时会使后来者在感到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片面追新趋奇力求观点惊人而缺乏“小心求证”的严谨态度。另外,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与福克纳、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沈从文对待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沈从文“生命学说”的心理学框架,以及母系血亲对沈从文人格文风的重要影响等等。

  在广大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沈从文研究必将取得更大成就,迎来辉煌。

  参考文献:

  [1][英]尼姆?威尔士:《鲁迅与斯诺的一次谈话》,载《中国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2]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鲁迅:《隔膜》,《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茅盾:《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原载《文学》9卷1期。

  [5]巴人:《展开文艺领城中反个人主义的斗争》,原载《文艺阵地》第3卷第1期。

  [6]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

  [7]默涵:《“清高”和“寂寞”》,载1947年2月22日《新华日报》。

  [8]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载《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

  [9]侍桁:《一个空虚的作家》,载1931年《文学生活》第1卷第1期。

  [10]贺玉波:《沈从文作品评判》,《中国现代作家论》第2卷,上海大光书局1936年版。

  [11]李同愈:《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载1935年《新中华》第3卷第7期。

  [12]吕慈:《沈从文论》,载1931年《浊流》第3期。

  [13]汪馥泉、王集丛:《一年来的中国小说——沈从文的<边城>》载1935年《读书顾问》第1卷第4期。

  [14]苏雪林:《沈从文论》,原载1934年《文学》第3卷第3期。

  [15]载1935年《文学季刊》第2卷第3期。

  [16]《水云》,原载1943年《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5期。

  [17]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

  [18]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

  [19]余永祥:《一幅色彩斑驳的湘西历史生活画》,《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20]吴立昌:《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载《文艺论刊》第17辑。

  [21]董易:《自己走出来的路子》,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22]见董易《试谈沈从文部分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载《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余永祥《一幅色彩斑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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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湘西历史生活画》,载《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吴立昌的《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载《文艺论丛》第17辑。

  [23]载《复旦学报》1983年第2期。

  [24]载《文学评论》1984年第5期。

  [25]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26]王富仁:《在广阔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l期。

  [27]赵福生:《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l期。

  [28]凌宇关于“乡下人”形象的分析,曾受益于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和澳大利亚普林斯的《沈从文的生活和作品中的“乡下人”》。

  [29]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期。

  [30]载《求索》1983年第2期。

  [31]载《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32]金介甫的文章发表于1985年春季号《ModernChinseLita-ture》;凌宇的文章发表于《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写成于1985年春夏之交;赵园的文章发表于《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而写成的时间为1985年底。

  [33][美国]金介甫:《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见台湾《联合文学》1987年3卷3期。

  [34]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5]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金介甫《沈从文传》中文全译本,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译本还有另外版本),英文版出版于1987年。

  [36]黄献文:《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

  [37]向成国:《自然的精灵》,《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

  [38]见《花城》,1980年第5期。

  [39]吴曦云:《沈从文的创作与民族意识》,《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

  [40]彭晓勇:《民族生命元气的执著追求—沈从文小说论》,《贵州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0年第4期。

  [41]刘洪涛:《沈从文小说中的苗汉族形象及其背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一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

  [42]侯运华:《论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

  [43]这种意见比较集中地见于李继凯:《民间原型的再造——对沈从文<边城>的原型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4期;赵学勇:《沈从文创作的民俗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1994年第1期,等文。

  [44][日]今泉秀人:《“乡下人”究愈指什么——沈从文和民族意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

  [45]参见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46]秦志希:《关于都市文化批判与乡村牧歌的质疑——沈从文文化困境描述》,《江海学报》1991年第1期。

  [47]王学富:《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48]刘一友:《沈从文文化秉赋溯源研究中的误导现象——在“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上的发言》,《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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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4期,2002年12月。

  [49]见《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卷,1999年第3期。

  [50]沈从文:《给志在写作者》,《大公报?文艺》1936年3月29日。

  [51]杨洪承:《民族品格的重造与审美品格的追求——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贵州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4期。

  [52]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3]郑战兵:《植根于湘西的肥沃土壤——作家沈从文成功原因初探》,《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2期。

  [54]李明劼:《虹与影:沈从文的生命理想》,《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55]吴东胜:《生命即美——试论沈从文的生命学说》,《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56]易小明:《对抗中彻悟人生》,《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2期。

  [57]贺兴安:《“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58]韩立群:《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9]罗成琰:《沈从文构筑的都市世界——论沈从文的都市小说》,《求索》1992年第3期。

  [60]秦志希:《关于都市文化批判与乡村牧歌的质疑——沈从文文化困境描述》,《江海学刊》1991年第1期。

  [61]郑英杰:《论沈从文伦理思想》,《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2期。

  [62]见《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

  [63]王轻鸿:《“建筑在水上”的边城——沈从文<边城>内在意蕴新解》,《名作欣赏》1996年第5期。

  [64]王友光:《优美恬静与悒郁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我对沈从文<边城>的解读》,《名作欣赏》1997年第2期。

  [65]山风:《“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名作欣赏》1991年第5期。

  [66]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67]周源:《悲剧生命体验与沈从文小说形式——兼论沈从文文体》(上、下),《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4、5期。

  [68]王继志、陈龙:《论沈从文小说文体的叙事形态》,《南京大学学报》(人文?哲社版)1991年第2期。

  [69]刘洪涛:《沈从文与现代小说的文体变革》,《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

  [70]赵学勇、卢建红:《人与文化:“乡下人”的思索——沈从文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3期。

  [71]殷卫星:《论废名和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兼谈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特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2期。

  [72]夏逸陶:《忧郁空灵与明朗洒脱——沈从文、汪曾棋小说文体比较》,《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4期。

  [73]赵学勇:《人与文化:“乡下人”的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比较论》,《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

  [74]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2期。

  [75][美国]金介甫:《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76]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第7卷第6页。

  [77]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40-7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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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王锡伦:《沈从文论》,《北方论丛》1990年第2期。

  [79]王继志:《沈从文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80]见《南京大学学报》(人文哲社版)1995年第4期。

  [81]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82]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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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萧萧的社会意义

tle>《萧萧》教案-百度文库

  萧

  萧

  沈从文

  一、作者介绍:

  沈从文,苗族人,1902年生于湖南凤凰县〔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个军旅家庭。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懋琳、璇假设、假设琳、甲辰、炯之、上官碧等。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古文物专家。

  沈的家庭是凤凰名流。祖父沈宏富,是曾国藩湘军部署,满清时曾任提督、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提督,这使他家长期存在“再出一个将军”的梦。父亲沈宗嗣,曾作过裨将、上校军医官。母亲黄英,出自当地开明的文化名流世家。这一切使他具有一个优裕开明自由的成长环境。他从小进入私塾学习,1917年,他小学毕业以后,因家境败落而加入湘西土著部队,随后六年随军移防,由预备兵到上士司书,辗转流徙,足迹普及川、湘、黔、鄂交界地带及沅水流城,他体验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生等,湘西沅水流域的风俗人情、山川景物给他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来源。他饱览世事沧桑,杀戳和死亡,使他厌倦了政治。此间他继续学习传统文化,接触五四新思想。

  1922年,他告别湘西和沅水,到北京,去追寻文学之梦。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他报考大学失败,他边做小职员,边旁听于北大,自学于京师图书馆,在公寓中伏案写作,经郁达夫、林宰平、徐志摩及胡也频等人的鼓励和帮助,自1924年起,他开始发表作品。此后,其作品大量见诸于《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及《小说月报》等报刊上。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了文学之旅。

  1928年,他南下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等自筹资金,创办《人间》,《红黑》杂志。尔后,他受胡适、杨振声等聘请,以一个小学毕业的作家身份,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在中国公学时认识了苏州名门淑女张兆和。

  1931年任教于青岛大学,教授“小说习作”课,云天海水使之心境虚廓,眼目明爽,因之写成《月下小景》、《从文自传》等书,艺术臻于成熟。

  1933年由青岛去北平,9月与张兆和在北平成婚,任教于北京大学,同时开始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培养了大批年轻作家。此间并写成《边城》,成为“京派”小说的柱石。

  1937年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南下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同时发表长篇小说《长河》,中篇《看虹摘星录》。1946年,抗战胜利后北上北平,任教于北京大学。并同时担任天津《益世报》,北平《经世报》、《平明日报》、《大公报》四家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

  由于他在40年代受到左翼代表人物的攻击,他被文艺界批判。解放后他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他基本上中断了创作,潜心中国历史文物研究,渐渐淡出文坛。50年代他早年作品的纸型甚至被销毁,其作品价值未被肯定。1978年,他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0年应邀赴美访问,受到美国文化学术界热烈欢送。随后,首先从国外开始对他的评价日趋于高。1988年5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他是难得的“文体家”,其作品在思想内涵上,开创了既有别于“国民性批判”又不同于阶级斗争学说的独特的乡村生活的观照点。在艺术上他创作了诗化小说〔或小说的诗化〕

  他一生著述甚丰,文学作品代表作有:《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另有历史文物研究成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此为周总理亲自委托研究的课题,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成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赠送给外国国家元首的礼品。

  沈从文著作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与花城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此外,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沈从文散文选集》《沈从文选集》等多种选本。

  〔关于“京”派,是相对于“海”派而言的。“京”派和“海”派,分别指上世纪30年代活跃于北京、天津等北方城市的作家群体和活跃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因为这所谓的两派,无结社,无明确的纲领。但学术界多数还是勉强视之为流派。“京”派以沈从文、废名、萧乾、李健吾、林徽因、学习文档

  仅供参考

  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芦焚、朱光潜等为代表,主要是自由主义作家群体,“海”派以苏汶、鲁迅等人为代表,主要是左翼文学、时髦的现代派文学以及流行的商业化文学作家团体,相对来讲,京派文学总体上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在审美趋向上采取从容节制的古典方式,也有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总体上疏离政治,远离商业功利。“海”派,其实成分比较复杂,有典型的商业化的流行文学和堕落文学,有以张爱玲为代表的融传统和现代于一体的文学,有新感觉派之类的前卫文学,还有富于使命感和革命性的左翼文学等。“海”派在题材上多写都市各阶层现代文明生活,形式上借鉴海外文学成分较多,呈现实验、创新、开放、多变色彩,商业色彩浓厚,作品与现实生活和社会政治关系密切。“京”派和“海”派曾经在30年代发生过一场争论,“京”派沈从文认为,“海”派文学缺乏尊严感,存在“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倾向,缺乏“老实与质朴”;“海”派苏汶则辩白说,海派则代表现代都市文明文学,是现代机器文明的产物。鲁迅则各打五十大板,“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助”。其实,两派之争,不甚明了,多少有文人的意气和派性的意味。但“京”派对“海”派浮泛作风的批评不无中肯,但也显偏狭。〕

  二、作者的思想

  1、政治思想:自由主义,疏远政治

  作者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一生对政治厌倦,远离政治,未加入过任何党派。

  2、文学思想:张扬文学本体性,强调艺术的自然和个性化,讲究艺术形式

  〔1〕强调文学的独立自主精神,反对文学对政治和商业的依赖,重视文学的与人生的关系。

  他认为,“文学作品不能忍受任何拘束”,文学不能为“狭义的时代”,不能缺少必要的“暇裕”,追求文学的独立性,主体性,自由性,要求文学应该对抗政治与商业的压力和诱惑,不能成为政治和商业的附属物和奴隶。但他也主张文学应该写人生,反映和关注人生。

  〔2〕强调作者的人格和作品的个人性〔尊重各自风格〕,反对虚伪的“风雅”和媚世的“俗气”。

  出于对文学独立性,主体性的重视,他强调个人风格的特异,他憎恶文学流行虚伪的“风雅”:幽默,也憎恶文学为了商业利益和政治功利的媚俗。

  〔3〕重视共通人性,讲究艺术形式,注重文学功力

  这主要表达于他的文学批评和创作。他的文学批评,是为了更好的促进创作,是朴素和自然而为之。他说:“我以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须以‘人性’作为准则。……一个作家对于这一点缺少理解,文字又平常而少生命,必然失败。”从批评实践上,他也从人性和技巧方面切入较多,如他说朱湘的诗多是:“飘飘心头留在纸上的人生淡淡的哀戚,”这是从人性的角度进行的,同时又说,朱湘做诗追求“外形的完整与音调的柔和”,“保留的是中国旧词的韵律节奏的魂灵”,这是从形式方面进行的。其文学创作,着力表现山乡蛮野的自然人性美,采用诗化的语言,娓娓述来,深得古典诗词的韵致。所以他有“文体作家”的美誉。

  三、作者作品的艺术风格

  1、沈从文小说的内容

  沈从文的小说总体上由“沉沦病态虚伪的都市”和“充满生命活力的乡村”两大世界的比照观照。

  〔1〕“湘西小说”展现两种不同的人生形式——现实的人生形式和理想的人生形式〔“人性”和“神性”〕对于“湘西世界”多采用歌颂的态度。

  如:《边城》反映的是人性化的人生形式,而《媚金,豹子,与那羊》反映的则是神性化的人生形式。

  〔2〕“都市人生小说”——“我是为你们高等的人造一面镜子”,展示都市上层社会道德的堕落和人性的沦丧。对于“都市人生”多采取讥讽批判的态度。

  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等作品,常用讥讽调侃文笔,刻写城市各色人物,特别是“高等人”的虚伪、无聊、压抑和变态,民现“文明”的绳索如何反过来相辅相成绑人类自己,导致生命力缺乏的“阉寺病”(阉寺,指宦官,阉寺性,指柔弱,缺乏生命力)。

  两个世界中,都有大量的性爱题材,他以此作为观察和表现两个世界生命形态的切入点,从而揭示不同文化制约之下的人性的健全或病态。

  2、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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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供参考

  自然人性、化外风俗和诗化笔墨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重要支架,也是他小说创作的重要特色。

  〔1〕自然人性

  人性探索是沈从文在动乱不安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以宁静的或超越的态度坚持纯艺术道路的思想中枢。

  “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使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使沈从文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

  沈从文人性选择的基本思路是:扬卑贱而抑豪绅、非都市而颂乡野、疏政治而亲人性。

  〔2〕湘西世界

  美丽蛮荒的自然风光、特异的风土人情、质朴的人生形式,表现出边城人民质朴的生活形式,没有现代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循着特有的朴素的自然的规律生活。

  〔3〕诗化笔墨

  这是一种抒情笔墨,表达出空灵而又仪态万端的艺术风格。

  A、善于驱遣多种文学体式的因素,是指搭配、交织、融合,从而使其结构体制非常活跃、千姿百态。

  B、小说的结构,不仅讲究内在自由,而且追求外在自由,即追求篇与篇之间的不重复、不粘滞,翻出新意新姿。

  C、“文字组织的美丽”,语言柔韧含情,清通爽利、新鲜自然。

  语言新鲜活泼,句法短峭简练,忧郁的情绸与诙谐的风致糅合,在描写人物事情时,往渗入民情风俗的联想。

  “我的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情绪的体操’罢了。是的,这可以说是一种‘体操’,属于精神或情感的那方面的。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

  3、沈从文研究和评价回忆

  30年代,苏雪林《沈从文论》,认为其作品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意身到老万龙种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为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夺自下而上权利”。批评沈文体“富有单纯的美”,但又有“玩手法”的毛病。

  40年代,他受到左翼代表人物郭沫假设、巴人、冯乃超等人的攻击,说他是“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是“桃红色”的文艺家,他的作品被归入“粉红色”系列。

  50年代,他从文坛上消失,1951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称之为“多是以趣味为中心”,“鼓吹一种原始性的野蛮的力量”,“写法是梦想的”,“文字是优美的”,“一方面固然表现他不满于现实但不自觉地其实对过去时代寄予了一些怀恋”。

  60-70年代,他在海外备受重视。1961年,美国学者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说他是现代中国文学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1977年美国学者金介浦以沈从文作博士论文,后又出《沈从文传》,注意沈笔下的乡土中国描写的特色,将其与契诃夫并论。

  80年代,开始对沈作“重新评价”,为其翻案。如: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说:“目前在全世界提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也只有沈从文和老舍”。凌宇的《沈从文论》则系统阐析了沈从文的作品。深得其壶奥的弟子汪曾祺的《沈从文的寂寞》则肯定他“民主主义的基本倾向”和“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这些都倾向其作品思想内容方面的评价。80年代后期开始从审美价值方面去评价他。突出收获是对沈从文文体的研究。汪曾祺的《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明确提出所谓“沈从文体”的概念,赞扬他语言的功力和技巧,认为其物色是“充满泥土气息”和“文白杂糅”,“朴实则有情致”。凌宇重新写成的《沈从文论》从思想价值和文艺内涵上对沈从文加以审视。

  90年代后,沈从文研究相对沉稳,有多本较为系统的著作出版。如赵学勇的《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兰州大学1990年版〕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不少文艺1993年版〕,向成国《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湖南师大1997年版〕。最值得提及的是王晓明《潮流与旋涡》〔中国社科院1991年版〕中的一篇《沈从文:“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他认为,沈从文描写湘西风情的作品用的是“地方志式的文字”,是“笨拙而独特的文字句式”,“木讷迂缓的叙事方式”,以及放弃逼真描写而追求“暗示和象征”,都是为了传达他那“乡下人学习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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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觉与梦想。并指出他的文体有矫情的毛病。认为他渲染特歌情致主要来自他都市生活中的受挫的情绪和“乡下人”的自卑心理,所以他在他表达朦胧感受的湘西小说中有意无意地赞美那睦与城市文化对立的东西,不管是原始的性爱还是愚昧的迷信。

  四、作品赏析

  《萧萧》这篇小说是属于沈从文描写自然人性的“湘西小说”的范围之列的。阅读欣赏这篇小说可以以萧萧这个女孩的命运历程为走向,贯穿起小说中对于自然景观、风俗人情、礼俗制度以及生存命运描写的思考,从而去体味沈从文在该小说中融注的“真味”。

  1、小说梗概

  无依无靠的孤儿萧萧,十二岁嫁给一个年仅三岁的小丈夫作童养媳。由于天真、单纯,在哄丈夫的过程中,因为打枣和唱山歌而与工人花狗亲近,从而在不经意中被花狗变成了妇人。怀孕之后,随着腹部日惭隆起,而惊慌失措。她想与花狗私奔城里过自由生活,花狗却先溜之大吉,她想跟了女学生走的路上城,没动身被家人发现。等待她的是“沉潭”和“发卖”,大伯舍不得她“沉潭”,于是“发卖”,但没有来买,她在等待人来买的过程中生下儿子。萧萧最后做了小丈夫的大妻子。

  2、人物形象分析

  萧萧这个女孩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中的翠翠、《长河》中的夭夭等女孩子有着共同的特色,都天真、单纯、美丽、质朴,都有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都有着美好向往的失落。不同的是作家在处理这些类似的题材时因采取了不同的手段,所以,从文本中渗透出的内涵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

  《萧萧》这篇小说中比较直观地塑造了萧萧这样一个女孩子的形象。首先,她天真、单纯。尽管早年失去父母,只能跟着大伯长大,并随后被当作童养媳嫁了出去,但萧萧是快乐的、自由的。在不被关注的情况下,自然长养着她,“风里雨里过日子,像一株长在院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萆麻;大枝大叶,日增茂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家境的困苦并没能阻挡住天生的纯真与快乐,无论生活在何种情形下,萧萧都会是快乐的,即便是被长工花狗睡大了肚子之后有着短暂的忧虑,但随之而来的仍旧是愉悦。其次,她单纯、天真得无知无识,对自我的命运毫无所虑。在现代人眼里,萧萧天真、单纯的美丽、可爱,但是正是在这种单纯与天真中显示出了她的无知。无论过去在“娘家”,还是现在在婆家,萧萧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自己的生活、命运,所以,坐上花轿别人荷荷大哭,但她是笑着的;被长工诱惑了,她是糊糊涂涂的;事情败露之后,她是听命于家长的。即使在出事之后,她想到过死,想到过要逃出去,但终究因为对生的留恋、对逃往缺乏积极能动性,最终一样也没能实现,只能是任凭家长处置。在以家长为核心的传统家庭里,我们不能否认萧萧缺乏对未来的认知,只是这种认知仅仅是村里人的只言片语,并且是朦胧的只言片语,所以,从来没有接触过城市文明的萧萧也就自然不会有清醒的意识,她只能和其他人一样被生活的习惯裹挟着向前走。所以,萧萧在生下了和花狗的儿子之后,仍旧做着小丈夫的大妻子,还为小丈夫生下了另一个儿子。可以说,生活在萧萧那里并没有因为曾经怎样而发生着改变,婆家因为她生了儿子善待着她,而生活依旧按既定的程序向前流淌。

  3、主题意蕴阐释

  在萧萧身上,以及萧萧周围的生活环境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传统依旧存在,文明未起波澜。任何事情的发生,人们遵循的依旧是传统的方式去处理,而在蛮荒的夹缝中渗透进的所谓的“自由”只能使人们茶余饭后的插科打诨,没能在这个偏远的地带起到真实的影响。所以,萧萧最终也只能在朦胧的意识中与“自由”擦肩而过。

  其实,可以这么说,作家沈从文自己也因为矛盾而是忧郁的,因为从萧萧的命运中,从湘西人的生存状态中他既看到了人们的质朴与善良,但同时也看到了原始的愚昧与宗法制度的残酷。尽管这愚昧与残酷中展示着湘西人的人情美、人性美,但是,没有文明渗透的生活毕竟是少了点什么,至少那种愚昧和残酷是不能洗去的。所以,作家在常规的对于原始人性的礼赞与向往中,开始思考和批判着这种生存方式。乡下人的萧萧虽然天真、单纯,犯下了失贞的大错,但乡下人的伯父、家人却在善良本性中原谅了她,接纳了她,一切皆在乡下人自然的人性中发端和消释。客观上,作者歌颂那种湘西乡人原始的、质朴的、善良的人性美。但这其中又传达出作者对乡下人愚昧、缺乏自主自由意识的隐忧和同情,以及对宗法制的残酷的批判。

  4、作品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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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

  作为女儿的萧萧与城里的女学生的生活的二元对立。作品关于萧萧的生活是前台的显明的表达和描绘。作为后台的潜隐的是城里女学生的生活的描述,主要借祖父之口描述了城里女学生生活。乡下人的生活单纯、有序、自在,城里人的生活无聊、错乱、不可思议。但乡下人却在无知与麻木在生活中,而城里人却在清醒与自主中生活着。透出作者对乡下人喜忧参半的思索。

  〔2〕淡化的情节处理

  作品所写事件存在尖锐冲突的可能性,作者无意于对故事情节的精心编织和对矛盾冲突的刻意渲染。意在通过娓娓的表达表现乡下人的天真、质朴和蔼良的自然天性,展示湘西风土人情特有的地方魅力。

  〔3〕富于地方色彩的风俗人情的描绘

  如关于结婚风俗的描写,关于对失贞女人的原始的残酷的处置方式的描写,表达出浓郁的地方特色。一些景物和场景的描写也表达了这一特色,如对夏夜光景的描写:“坐到院心,挥摇蒲扇,看天上的星同屋角的萤,听南瓜棚上的纺织娘子咯咯咯拖长声音纺车,禾花风悠悠吹到脸上。”表达出湘西乡村地域特色。

  〔4〕简短凝练、、富于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的诗化语言。

  语言句法短峭简练,使用大量短句,更符合乡村人的语言、思维习惯。同时语言清新活泼,读来如清风扑面,富于地方色彩,使人似能嗅出一股泥土气息,与恬淡静谧的湘西世界的描绘相得益彰。语言中还透出作者一股扰郁的情调,有诗化的感觉。

  五、思考与练习

  1.比较萧萧和废名《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说说这两个少女形象的异同。

  答:和三姑娘的清纯不同,萧萧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风里雨里过日子,像一株长在园角落里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叶,日增茂盛”。她和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长河》中夭夭一样,天真、单纯、无知无识,无法把握自己命运,只是被习惯的生活裹挟着向前。身为“童养媳”的萧萧却被长工花狗把肚子睡大,她梦想着和花狗“到城里去自由”,花狗却自己一个人溜之大吉。萧萧“预备跟了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去自由”,还没动身就被家人觉察,萧萧想到过死,却舍不得死,这样她的命运得由本族的人决定,“沉潭”是读过“子曰”的族长们做的事,萧萧的伯父没读过“子曰”,于是决定“发卖”,可远处却没人来买,而萧萧又生下了儿子,萧萧最后还是做了小丈夫的大妻子。在这样一个形象的塑造中,隐含着作家对原始冒昧与封建宗法错综交织的湘西世界的思考。

  2.阅读沈从文的《边城》,结合《萧萧》看看作家写出了一个怎样的“湘西世界”。

  答:《边城》的“化外之境”,表现了原始、质朴、和谐的“生命形态”。《萧萧》中“化外之境”已经注入了宗法制社会的内容,而且现代文明也开始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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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萧萧的社会意义

tle>《楚辞·山鬼》中“木萧萧”之释义探析-百度文库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楚辞·山鬼》中“木萧萧”之释义探析

  作者:孙明星

  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2年第09期

  摘

  要:现代注释者对《山鬼》中“木萧萧”的释义多有分歧。本文将通过对古注的梳理和分析,结合古注和今释,力求探明其真实的含义。

  关键词:山鬼;古注;释义

  中图分类号:H10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6-0201-01

  《九歌·山鬼》最后一章是“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貁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离忧”。对于该章中“木萧萧”的释义,现代注释者多有分歧,注释也因此也多有不同。

  我们首先说一下关于“萧萧”意义的解释,“萧萧”的意思明确了,那“木”为何指自然就清楚了。王澧华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上册》将“萧萧”注为“落叶声”,笔者感觉这个注释值得商榷,遂查找了其他一些收录该文的著书之中对这一部分的解释(当然都是现当代人的注解),这些解释有这几种,第一,就是上面的这种解释,将“萧萧”解释为“落叶声”;第二,解释为“风吹树木的声音”;第三,解释为“风吹树叶的声音”;第四,将其理解为“风吹落叶的声音”;第五,风吹树木,动摇做声;第六,风吹叶落的声音;第七,草木摇落的声音。这七种解释都是将萧萧理解为象声词,但对其具体拟什么的声音,理解不同。可以概括为这五类:叶落声;风吹落叶发出的声音;风吹树木的声音;风吹树木动摇的声音;草木动摇坠落的声音等。

  实际上,对于此处的解释,古代注家也有分歧。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将该章的章旨概括为:“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电暴雨,猿貁号呼,风木摇动,以言恐惧,失其所也。”在这里明显看出王逸对“萧萧”的解释是风吹草木摇动做声。而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注曰:“萧萧,《文苑》作搜搜。补曰:飒,苏合切。搜搜,动貌,与萧同。”朱熹《楚辞集注》:“萧,叶音搜,《文苑》作搜。”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将“萧萧”解释为“木叶落也。”今人马茂元《楚辞选》注为:“萧,古音搜”。

  前辈时贤的这些解释都各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我们认为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的解释更为合理,他引《文苑》中的异文,通过异文来作解释印证,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在《文苑》中“萧萧”作“搜搜”,在解释时将其解释为“动貌”即动摇的样子,这是比较合理的。但在全句之中,前面“飒飒”是风声,后面的肯定也是声音,这样才更合适。我们认为即使如此,也并不与洪注矛盾,草木摇动之中定然是有听觉也有视觉,只是此处强调的是视觉而非听觉。再者,此种解释和整章的结构对应,本章首句是“雷填填兮雨冥冥”,“填填”是指雷声,“冥冥”是晦暗的样子,一个是听觉一个是视觉,对于这两个词的解释并没有疑问,各个版本及注家都一致。这一句式和后面的“风飒飒兮木萧萧”是一样的,我们当然可以解释“萧萧”为动摇的样子。另外,《文苑》中收录《山鬼》写作“搜搜”。《汉语大辞典》对于“搜搜”的解释中有“动貌”这一含

篇四:萧萧的社会意义

tle>灯火_萧萧_赏析_阅读-百度文库

  灯

  火

  萧

  萧

  乌黑油污的煤油灯,一经火柴点燃,便有了亮晃晃的“生命”。(点题)

  “生命”的意义就是它会让你想起与它共处的那段时光。(引起下文)生命的最简单意..........................义可以是一个字:“动”!那昏黄的煤油灯的火舌,就是那样闪动着,那样引逗着你的眼,那样闪着古老的昏黄。(以上是第一部分:灯火触发了作者对儿时美好生活的回忆,引起下文。)

  在朝兴村,这样的煤油灯不知与我们共处了多少年,小的时候们我们叫它“番仔油灯”。番仔油和番仔火(火柴)一样,都是由洋人传来的。番仔油的味道呛鼻难闻,打来的油通常都放在墙角不起眼的地方,煤油灯缺油的时候才提出来添加,小心翼翼的,一方面怕弄脏了衣物、桌子,一方面怕易燃的煤油引来祝融肆虐,回禄嚣张

  家用的煤油灯主体是大约十公分高的玻璃瓶,外围有铝片为套,瓶口是一个铅皮的盖子,中间钻一个小洞,棉纱捻成的灯芯就插在这个洞里,灯芯可以一直伸向瓶底,将煤油汲吸上来,油润的灯芯,火柴一点就燃着了,昏黄摇曳的光芒,就这样温暖着我们的童年。(以上是第二部分:宕开一笔,对煤油灯的名称来历及外形等进行了详细地描写与介绍,并且是饱含深情地描写与介绍。这样写是因为:从文章写作方法上来看,这是一篇借物抒情的文章,只有对所借之物进行详细地描写介绍,物的形象在读者头脑中才会更加具体、鲜明;这样,才能很好地融情于物,借物来寄托自己的情感,文中的煤油灯就寄托了作者对儿时温馨美好时光的留恋与怀念;对煤油灯的描写与介绍已经是回忆儿时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使儿时的生活,真实、具体;此外,介绍煤油灯也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深夜的时候,面对这样一盏摇曳的灯火,仿佛可以根据古人促膝而谈,读一点诗词,雅兴随之而起,如果能翻阅几则“聊斋”,或许更增加一些古奥之趣,可惜,当时年纪小,只认识李白的铁杵、王冕的荷花!(片段一:灯下苦读,雅趣盎然。)

  最温暖的当然不是这摇曳昏黄的灯光,而是灯光下两个相对的人影,一老一少,祖孙两人从“人初静”,守到夜更深,守着永夜,守着灯火,守着长长的一段祖孙相牵系的深情记忆,那是祖母无怨的爱,无尽的心,所有的怀念都从这样温馨的画面进入、泛起……(片段二:灯下祖孙相依相守,温情无限。也有对祖母的怀念,此为最是温馨的画面之一。)

  当灯芯烧黑了,我们用个小竹片剔亮它,挑灯夜战原来就是这样的啊!那情景仿佛剪烛西窗一般,灯芯越烧越长,就要用小剪刀剪除碳化的那小小一截,光,就更亮了!(片段三:挑灯剪烛,诗意无限。)

  1①

  煤油灯的火焰很容易将墙壁、屋梁熏黑,因此悬挂的地方一直是固定一处,不随便改换,以免房子到处留下乌黑的油烟。(因“煤油灯的火焰很容易将墙壁、屋梁熏黑,因此悬挂的地方一直是固定一处,不随便改换”,为下文的“移灯护火”情景的描写做铺垫。)

  那样的煤油灯,我们家好像只有三盏,人在客厅的时候,灯随我们在客厅,夜读如果是在祖母的房间,灯就随着我们过去。有时,书读到一半,要到客厅拿东西,拿得提着灯过去,脚步不能太急,免得走路的风息将灯吹熄。不知你是否记得我们家是土埆厝?风随时可以从破落的竹篾片之间随意进出,风大的时候,我们就得一手举灯,一手遮风护火,步步为营,仿佛临深履薄的人,战战兢兢。(片段四:提灯护火,惜灯如宝。)

  那情景仿佛护着累世的家产。

  在那样的灯火下,一切都荡漾着温馨。(

  ................虽然,煤油灯有效的亮度不过是一两尺而已,那样的光晕却是不灭的永恒之火,一直亮在童年的心中。(以上是第三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写了对儿时灯下生活片段的回忆。本部分由四个温馨美好的儿时的生活片段组成。)

  多少风与云吹送过去了,我们长大了,家里安装电灯了,刚开始,我们只要五烛光的灯泡,五烛光的亮度刚好模拟煤油灯的古意,却免除了油烟的熏染、风动的闪烁,那样笃定而拘谨的五烛光灯泡,是我们使用“电火”的第一步。

  此后,四十烛光、六十烛光的灯泡陪伴着我们的成长,日光灯一到,黄光从此成为白光,那又更向前跨过了一步,这时,伴读的祖母早已回到天上去了,惨白的日光灯下总觉得缺少.............................了昔日那份盈满的温馨,总觉得身边嘘寒问暖的声音就这样沉寂了下去,我怅怅然在良好的........................................灯光下写作。(社会在发展,而温馨在逝去。)

  ......继之而来的美术灯,霓虹灯,将我们的家、我们的城装扮得更美,耀眼、闪烁的灯,增添了一些妖媚,每个家、每个众人进出的地方,都安装了无数的、千奇百怪的灯,入夜以后的都市和乡村,比白天更多了一些新奇和眩惑。

  有一次,我从华冈上望向台北,万家灯火里哪一盏是为我而开的?喃喃自语的我在无边的夜里迷失在灯与灯之间。(第四部分:写各式各样的电灯,但没有了过去灯火下生活的温馨。此部分,意在反衬儿时生活的温馨美好,也表达了一个深刻的的主题:社会进步了,而一些美好的东西却消失了。)

  四十年了,从摇曳昏黄的煤油灯下,我们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坐在讲求爱眼照明的桌......................................前,如果祖母还在,那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境?我常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在一个万灯闪亮的........................................夜晚,陪祖母静静欣赏着一些光影缤纷!(此段写与祖母欣赏万家灯火的幻想,既有对过去..................

  2②

  美好生活的留恋,也有对组母的深切怀念。)

  我说不出喜欢煤油灯的理由,但我知道灯火在我心中的意义。(有删节)(第五部分:怀念过去,怀念祖母的感情达到高潮,收束全文,呼应开头。)

  [注]①祝融、回禄;传说中的火神,借指火灾。②土埆厝:台湾的一种民居。

  【导读】本文是一篇借物抒情的文章。“灯火”触发了作者对儿时温馨美好生活的回忆。文章通过对灯火下几个生活片段的回忆,表达了作者对儿时温馨美好时光的留恋与怀念,及对祖母的深切怀念;也表达了社会进步了,而一些美好的东西却消失了的深刻主题。

  【试题:】

  14、文章细致地描写了煤油灯的外形和使用方法,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6分)

  15、解释下列两句话在文中的含意。(4分)

  (1)那情景仿佛护着累世的家产。

  (2)喃喃自语的我在无边的夜里迷失在灯与灯之间。

  16、文章在人称的使用上有什么特点?这样写有什么作用?(6分)

  17、文章最后一段说:“我说不出喜欢煤油灯的理由,但我知道灯火在我心中的意义。”综观全文,灯火在作者心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6分)

  参考答案:

  14.【答案】①寄托作者对童年时光、童年生活的深切留恋和怀念;②使童年的生活图景更真实、具体、生动,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受;③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15.【答案】

  (1)①即使普通的煤油灯,在贫困的年代里也是很宝贵的;②灯下的温馨和苦读,是更值得珍惜的人生的宝贵财富。

  (2)①曾经拥有的灯下的温馨已经逝去,“我”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怅惘;②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些美好的东西。

  16.【答案】

  第一问:文章以第一人称作为全文的基本视角;②偶尔插入第二人称,构成两种不同人称的互相交叉。

  第二问:①不同人称的出现丰富了文章的叙事手段,有助于作者思想情感的表达;②营造了一种亲切的气氛,拉近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

  17.【答案】①灯火让作者不时想起与它共处的那段时光,它是作者人生中的“永恒之火”;②灯火下的祖孙相牵,使作者贫穷的童年生活变得温馨而富有诗意;③作者的成长离不开灯火下的夜读,这是作者人生的重要一步。

篇五:萧萧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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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火

  萧

  萧

  乌黑油污的煤油灯,一经火柴点燃,便有了亮晃晃的“生命”。(点题)

  “生命”的意义就是它会让你想起与它共处的那段时光。(引起下文)生命的最简单意..........................义可以是一个字:“动”!那昏黄的煤油灯的火舌,就是那样闪动着,那样引逗着你的眼,那样闪着古老的昏黄。(以上是第一部分:灯火触发了作者对儿时美好生活的回忆,引起下文。)

  在朝兴村,这样的煤油灯不知与我们共处了多少年,小的时候们我们叫它“番仔油灯”。番仔油和番仔火(火柴)一样,都是由洋人传来的。番仔油的味道呛鼻难闻,打来的油通常都放在墙角不起眼的地方,煤油灯缺油的时候才提出来添加,小心翼翼的,一方面怕弄脏了衣物、桌子,一方面怕易燃的煤油引来祝融肆虐,回禄嚣张

  家用的煤油灯主体是大约十公分高的玻璃瓶,外围有铝片为套,瓶口是一个铅皮的盖子,中间钻一个小洞,棉纱捻成的灯芯就插在这个洞里,灯芯可以一直伸向瓶底,将煤油汲吸上来,油润的灯芯,火柴一点就燃着了,昏黄摇曳的光芒,就这样温暖着我们的童年。(以上是第二部分:宕开一笔,对煤油灯的名称来历及外形等进行了详细地描写与介绍,并且是饱含深情地描写与介绍。这样写是因为:从文章写作方法上来看,这是一篇借物抒情的文章,只有对所借之物进行详细地描写介绍,物的形象在读者头脑中才会更加具体、鲜明;这样,才能很好地融情于物,借物来寄托自己的情感,文中的煤油灯就寄托了作者对儿时温馨美好时光的留恋与怀念;对煤油灯的描写与介绍已经是回忆儿时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使儿时的生活,真实、具体;此外,介绍煤油灯也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深夜的时候,面对这样一盏摇曳的灯火,仿佛可以根据古人促膝而谈,读一点诗词,雅兴随之而起,如果能翻阅几则“聊斋”,或许更增加一些古奥之趣,可惜,当时年纪小,只认识李白的铁杵、王冕的荷花!(片段一:灯下苦读,雅趣盎然。)

  最温暖的当然不是这摇曳昏黄的灯光,而是灯光下两个相对的人影,一老一少,祖孙两人从“人初静”,守到夜更深,守着永夜,守着灯火,守着长长的一段祖孙相牵系的深情记忆,那是祖母无怨的爱,无尽的心,所有的怀念都从这样温馨的画面进入、泛起……(片段二:灯下祖孙相依相守,温情无限。也有对祖母的怀念,此为最是温馨的画面之一。)

  11

  ①

  当灯芯烧黑了,我们用个小竹片剔亮它,挑灯夜战原来就是这样的啊!那情景仿佛剪烛西窗一般,灯芯越烧越长,就要用小剪刀剪除碳化的那小小一截,光,就更亮了!(片段三:挑灯剪烛,诗意无限。)

  煤油灯的火焰很容易将墙壁、屋梁熏黑,因此悬挂的地方一直是固定一处,不随便改换,以免房子到处留下乌黑的油烟。(因“煤油灯的火焰很容易将墙壁、屋梁熏黑,因此悬挂的地方一直是固定一处,不随便改换”,为下文的“移灯护火”情景的描写做铺垫。)

  那样的煤油灯,我们家好像只有三盏,人在客厅的时候,灯随我们在客厅,夜读如果是在祖母的房间,灯就随着我们过去。有时,书读到一半,要到客厅拿东西,拿得提着灯过去,脚步不能太急,免得走路的风息将灯吹熄。不知你是否记得我们家是土埆厝风随时可以从破落的竹篾片之间随意进出,风大的时候,我们就得一手举灯,一手遮风护火,步步为营,仿佛临深履薄的人,战战兢兢。(片段四:提灯护火,惜灯如宝。)

  那情景仿佛护着累世的家产。

  在那样的灯火下,一切都荡漾着温馨。(

  ................虽然,煤油灯有效的亮度不过是一两尺而已,那样的光晕却是不灭的永恒之火,一直亮在童年的心中。(以上是第三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写了对儿时灯下生活片段的回忆。本部分由四个温馨美好的儿时的生活片段组成。)

  多少风与云吹送过去了,我们长大了,家里安装电灯了,刚开始,我们只要五烛光的灯泡,五烛光的亮度刚好模拟煤油灯的古意,却免除了油烟的熏染、风动的闪烁,那样笃定而拘谨的五烛光灯泡,是我们使用“电火”的第一步。

  此后,四十烛光、六十烛光的灯泡陪伴着我们的成长,日光灯一到,黄光从此成为白光,那又更向前跨过了一步,这时,伴读的祖母早已回到天上去了,惨白的日光灯下总觉得缺少.............................了昔日那份盈满的温馨,总觉得身边嘘寒问暖的声音就这样沉寂了下去,我怅怅然在良好的........................................灯光下写作。(社会在发展,而温馨在逝去。)

  ......继之而来的美术灯,霓虹灯,将我们的家、我们的城装扮得更美,耀眼、闪烁的灯,增添了一些妖媚,每个家、每个众人进出的地方,都安装了无数的、千奇百怪的灯,入夜以后的都市和乡村,比白天更多了一些新奇和眩惑。

  有一次,我从华冈上望向台北,万家灯火里哪一盏是为我而开的喃喃自语的我在无边的

  22

  ②

  夜里迷失在灯与灯之间。(第四部分:写各式各样的电灯,但没有了过去灯火下生活的温馨。此部分,意在反衬儿时生活的温馨美好,也表达了一个深刻的的主题:社会进步了,而一些美好的东西却消失了。)

  四十年了,从摇曳昏黄的煤油灯下,我们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坐在讲求爱眼照明的桌......................................前,如果祖母还在,那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境我常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在一个万灯闪亮的夜........................................晚,陪祖母静静欣赏着一些光影缤纷!(此段写与祖母欣赏万家灯火的幻想,既有对过去美.................好生活的留恋,也有对组母的深切怀念。)

  我说不出喜欢煤油灯的理由,但我知道灯火在我心中的意义。(有删节)(第五部分:怀念过去,怀念祖母的感情达到高潮,收束全文,呼应开头。)

  [注]①祝融、回禄;传说中的火神,借指火灾。②土埆厝:台湾的一种民居。

  【导读】本文是一篇借物抒情的文章。“灯火”触发了作者对儿时温馨美好生活的回忆。文章通过对灯火下几个生活片段的回忆,表达了作者对儿时温馨美好时光的留恋与怀念,及对祖母的深切怀念;也表达了社会进步了,而一些美好的东西却消失了的深刻主题。

  【试题:】

  14、文章细致地描写了煤油灯的外形和使用方法,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6分)

  15、解释下列两句话在文中的含意。(4分)

  (1)那情景仿佛护着累世的家产。

  (2)喃喃自语的我在无边的夜里迷失在灯与灯之间。

  16、文章在人称的使用上有什么特点这样写有什么作用(6分)

  17、文章最后一段说:“我说不出喜欢煤油灯的理由,但我知道灯火在我心中的意义。”综观全文,灯火在作者心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6分)

  参考答案:

  14.【答案】①寄托作者对童年时光、童年生活的深切留恋和怀念;②使童年的生活图景更真实、具体、生动,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受;③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15.【答案】

  33

  (1)①即使普通的煤油灯,在贫困的年代里也是很宝贵的;②灯下的温馨和苦读,是更值得珍惜的人生的宝贵财富。

  (2)①曾经拥有的灯下的温馨已经逝去,“我”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怅惘;②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些美好的东西。

  16.【答案】

  第一问:文章以第一人称作为全文的基本视角;②偶尔插入第二人称,构成两种不同人称的互相交叉。

  第二问:①不同人称的出现丰富了文章的叙事手段,有助于作者思想情感的表达;②营造了一种亲切的气氛,拉近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

  17.【答案】①灯火让作者不时想起与它共处的那段时光,它是作者人生中的“永恒之火”;②灯火下的祖孙相牵,使作者贫穷的童年生活变得温馨而富有诗意;③作者的成长离不开灯火下的夜读,这是作者人生的重要一步。

  44

篇六:萧萧的社会意义

tle>《萧萧》赏析-百度文库

  .读《萧萧》有感

  沈从文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可以说,特别喜欢吧。他的小说总能够给人一种很温暖、让人不断回想的感觉。《边城》我看了很多遍,写的很好,看完之后我总会想着翠翠和傩送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希望他俩一定要在一起啊,每次看完都会想很久很久。不过,相对于《边城》,我更喜欢《萧萧》,那个年代,那个场景,那些事情,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惊,《边城》里的情感还是可以预见可以体会的,而《萧萧》里的事情、情节我都没有想到过,主要是那个时代给我太多震撼,以至于我印象很深很深。

  “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会有的事情。”——小说《萧萧》,就从萧萧的出嫁开始。作者用这个平和的陈述句,定下了小说的基调。

  这个女孩子才十二岁,生在长在种田的庄子上,出嫁,就是从这家转到那家。她的丈夫还不到三岁,不过她也不为这婚姻愁烦——她不想也不懂得愁烦,在抱抱丈夫,做做杂事中,象棵蓖麻一样长大起来。小说写的萧萧的成长,是一种原生的、自然的成长,她没念过书,对于身处其中的婚姻制度、礼法制度从来没有过自觉的反抗,但是成长中的自然的人性,却与制度不可避免地冲撞在一起。

  沈从文这样写道:“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一家人都说萧萧是大人了。天保佑,喝冷水,吃粗砺饭,四季无疾病,倒发育得这样快。”于是男小女大的婚姻中存在的矛盾暗暗呈现出来——在这个小说中,矛盾都被放在情节与细节之后,作者从不正面描写冲突,但是萧萧在丈夫与花狗之间的关系,却有了微妙的变化:“她有时觉得害怕,不许丈夫走开;有时又象有了花狗在身边,打发丈夫走去反倒好一点。”这一句淡淡的点染,说出这个糊糊涂涂的女孩子心里,隐隐地有了害怕与快乐的争执。

  因为没有受过教育,萧萧不可能去反抗她的婚姻,也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她没有强烈的贞洁观。——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是近乎完全自然的,听从的是自然人性的召唤。于是,在花狗的山歌声中,她变成了个妇人。

  变成妇人的萧萧,并不是因为失去了贞洁而痛悔,这种抽象的道德观念倒并不使她恐惧,可是她有了孩子,具体的身体变化让她害怕,她也明白这是切实的罪证,于是打算逃走,“收拾一点东西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可是没有动身,就被发觉了。

  于是萧萧此刻要面对的是礼法制度。出了这样的事情,自然家里是“生气的生气,流泪的流泪,骂人的骂人”,不过沈从文添了一句有意思的话:“各按本分乱下去。”好象生气流泪骂人也都是应尽的义务,尽完便也罢了。而对萧萧的惩罚措施,依法倒是十分严厉:“沉潭”或“发卖”,伯父不忍将萧萧沉潭,而发卖也找不到人家,萧萧就又住下了,丈夫与她还是象姐弟一般。家人依旧对她好,住到生了个儿子,“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

  萧萧在与礼法制度的冲撞,终于因为家人的消极执行,也有惊无险地避了过去。

  在人性与制度的对抗中,沈从文写的是人性的胜利。对于婚姻,萧萧以天然的人性来对抗,以于礼法,家人以农人纯朴的天性来对抗。这样的对抗,都是不自觉的,甚至是自我抑制的,这样的力量看上去是弱小而偶然,但是却隐藏在这些“种田的庄子”里,在这些“种田的庄子”里,沈从文不动声色地在搭建的是,是他心中爱与美的,永恒的“人性的希腊小庙”。然而,既便沈从文是将矛盾都尽量淡化,在冲突的弱化中进展情节的,但他还是不得不写进了残酷的现实与制度。——萧萧的命运带有这样大的偶然性,她仿佛是幸运的,可她的一生却只能服从于外在力量的摆布,从来没有过对于自己的命运的自主的权力。她的快乐里头,潜伏着无知与麻木。人性的力量是天然的,却带着蒙昧的面目,于是小说中还有另一个群与萧萧们完全不同类的人,“女学生”,是这群人,引进了自觉的反省反抗的力量。

  关于女学生的描写,我印象很深刻。在《萧萧》中,对女学生的叙述完全是虚写,她;.

  .们就象是小说的后景,不停地从庄子边“过身”,农人有着关于她们的种种荒诞不经的传闻,他们对女学生的感情是复杂而有趣的,夹杂着歆羡与轻蔑,而对于这群他们不了解的人,他们不了解的生活,保持着距离与好奇。对萧萧来说,女学生完全就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在她要逃走的时候,她却是要从“女学生走的那条路”走的,虽然她不可能真正地踏上这样的旅程。

  “女学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给小说一个时代的背景,她们暗示着一种对于制度的自觉的反省与反抗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小说的前景中的人性的力量象是处于不同的系统之中,可是它们是否有可能相结合?在天性的自然发展中,同时以教育使人脱离蒙昧?从而人能够对不合情理的制度,有更大的对抗的能力。小说不是条理如此明晰的论说,沈从文也不可能是在观念的指导下安排结构,但小说家的感性直觉却可能是与理性结论相通的。有趣的是,一九二九年小说的原作结尾是这样的:

  “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而一九五七年较改字句的时候,沈从文加了这样的一句关于女学生的话:

  “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

  ‘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

  在一种轮回之中,新的变数也正在酝酿与萌芽。

  在小说中,沈从文着眼的不是人物性格的塑造,而是意在关注湘西乡民代代相承的生命形式。作者以既含热情又带惆怅的笔触,描绘了一种迥异于传统伦理规范的世俗性规范,一种庄严与悲凉互现,落后和

  优美同陈的湘西底层平凡民众的生存状态。

  作品不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性与戏剧性,无论从结构还是从风格看,都像是一篇叙事散文,这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特点,小说开头作者用一个平和的陈述句:“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会有的事情”,定下了整个作品的基调,然后以从容的笔致,徐徐展开情节,娓娓道来,既没有突出的高调,也没有明显的悬念,自然平和。整个作品如同一曲舒缓的牧歌,虽然调子中也有哀怨与忧伤,但总体呈现出的色彩却是柔美与明朗的。

  最后还是要重复,我特别喜欢沈从文的小说风格,尤其是像《萧萧》这样的情节、这样的节奏,让人读的时候心里有波动、有震撼、有兴奋、有遗憾、有悲伤等等,但是,最终都会归结于平静与思考。看完《萧萧》总会让人久久不得忘怀。

  ;.

篇七:萧萧的社会意义

tle>大学语文课后习题答案-百度文库

  大学语文课后练习及参考答案

  食品071班

  注:由于字数原因。具体分析及古文诗歌翻译请参见老师教案

  一.大同

  练习题

  1.选择题

  (1)《大同》一文选自是(

  )。

  A.《论语》

  B.《孟子》

  C.《礼记》

  D.《尚书》

  答案:C(2)孔子认为“大同”、“小康”二者最本质的区别是(

  )。

  A.物质文明建设B.精神文明建设

  C.人事制度D.所有制形式

  答案:D2.填空题

  《大同》:“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句中“观”指宗庙门外两旁的高建筑物,读音是_guàn__。

  3.翻译题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答: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公有的。选拔贤明的人,推举能干的人,讲求诚信,修习亲睦。

  4.论述题

  (1)概述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社会特征。

  “大同”社会同与它相对应的“小康”社会相比较,有以下几个特色:一、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不像小康社会那样为一姓所私有;二、“选贤与能”——管理天下的人是天下人公选出来的,且“贤”而且“能”,不像小康社会那样“大人世及以为礼”,以至桀、纣那样的暴虐之徒亦可君临天下;三、生活在这个“大同世界”的人,都有极高的道德思想,有着“爱无差等”的“兼爱”精神,不像“小康”社会那样“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四、这儿没有私产,人们各尽其能,都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不像小康社会那样“设制度”、“立田里”;五、因为大同社会没有私有财产,于是阴谋诡计就断了门路,抢劫偷窃作乱害人的事情也不会发生,甚至大门只要从外面合上即可,用不着关闭,不像小康社会那样常常“谋作兵起”,要用仁、义、礼、信等封建道德来巩固封建秩序,甚至“城郭沟池以为固”??

  (2)大同社会同陶渊明描绘的那个“世外桃源”有何相似之处?

  答:这是一道开放性的题。“世外桃源”的境界显然是根据“大同”社会的体制构想出来的,是艺术地再现“大同”社会的生活风貌。要启发学生透过“桃源”中的生活现象来认识这个社会,例如从“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中可以看出“桃源”中的老人和孩子因为受到全社会的关爱,生活极其幸福,这就是“大同”社会中“老有所终”“幼有所养”了(由此还可以推知矜、寡、孤、独、废疾者这五种人也同样受到社会的照顾)。还可以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讨论,例如:你对“桃源”中社会的整体印象是什么?从渔人在村中受到热情接待一事你看到了什么?用分组讨论的形式最好,使人人都有发言的机会;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讲出来,不搞统一答案。

  七、思考题

  1.阅读《墨子·尚同》,跟《大同》作比较研究,与同学讨论或撰写一篇诸如《墨家尚同思想与儒家大同思想的比较》之类的文章。或选读《老子》、《庄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归纳他们的社会理想。

  答:

  (1)《墨子》的“同”是“同一”的意思,《礼运》的“同”是“和同”的意思,二者的内涵不一样。

  (2)由此可见墨家的政治理想是不争、去乱。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大公无私。

  (3)墨家要求民众以贤人、君主为服从的标准,人类又以上天为服从的标准。《墨子·经上》云:“同,异而俱于之一也。??同,重体,合类。”墨家之“同”消除了类别和界限。儒家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守道德,其次服从礼义刑法。

  (4)课外阅读相关论著,在《老子》、《庄子》、《韩非子》中找出阐论社会理想的文字,与大同作比较。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分析先秦诸子中的道家与法家的社会理想。

  注:另附《墨子·尚同》由于字数太多,再次就不整理在内,大家可以去老师的教案中看。

  二.七月

  练习题

  1.选择题

  (1)《诗经》不计有目无辞的6篇笙诗,诗篇共有(A)。

  A.305篇

  B.300篇

  C.350篇

  D.298篇

  (2)《诗经》风诗中最长的作品是(B)。

  A.《生民》

  B.《七月》

  C.《氓》

  D.《大明》

  (3)《七月》反映的是(C)的历史。

  A.夏民族B.商民族C.周民族D.原始社会

  (4)“王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

  “莎鸡”是(D)。

  A.公鸡

  B.蝉

  C.蝗虫D.纺织娘

  (5)一般认为,《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的依据是(A)。

  A.内容

  B.地区

  C.音乐

  D.作者

  2.填空题

  (1)《诗经》收集了西周至

  春秋

  五百多年间的作品。

  (2)《诗经》的体制,可分为

  风

  、雅

  、颂。

  (3)《诗经》中的“雅”,又分为

  大雅

  和

  小雅。(4)《诗经》农事诗中最优秀的一篇是

  《七月》。(5)《七月》全诗以

  时间

  为序,深刻而逼真地反映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

  3.翻译题

  请翻译《七月》的第一章节。

  (答案见译文)

  4.简答题

  请简要介绍一下诗经的组成和主要内容?

  答:①

  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②

  共有305篇,收集了自西周至春秋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作品。

  ③

  诗歌内容包括政治、爱情、农事、民俗等许多方面。

  七、思考题

  1.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曾说:“鸟语、虫鸣、草荣、木实,似《月令》(见《吕氏春秋》和《礼记》,是战国时期一部行政历法)。妇子入室,茅、绹、升屋,似风俗书。流火、寒风,似《五行志》(《汉书》中始设《五行志》,叙述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及其对人类历史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养老、慈幼、跻堂称觥,似庠序礼。田官、染织、狩猎、藏冰、祭、献、执功,似国家典制书。其中又有似《采桑图》、《田家乐图》、《食谱》、《谷谱》、《酒经》。一诗之中无不具备,洵(实为)天下之至文也。”试结合《七月》将周代农民一年的劳动生活按时间顺序作一简要的概括。

  答:

  正月:于耜、纳于凌阴

  二月:举趾农作、其蚤,献羔祭韭、播百谷

  三月:女子求柔桑、采蘩;条桑,伐远扬

  四月:

  五月:

  六月:食郁及薁

  七月:亨葵及菽、食瓜

  八月:(采)萑苇、载绩、其获、剥枣、断壶

  九月:授衣、叔苴、采荼薪樗、筑场圃

  十月:穹窒熏鼠,塞向墐户、获稻、为春酒、纳禾稼、农夫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乘屋、涤场。飨酒、杀羔羊,跻彼公堂

  十一月:于貉,取狐狸为裘

  十二月:其同,载缵武功、凿冰

  (注:均用夏历标示。)

  2.你觉得《七月》中哪些地方体现出了劳动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感情变化?

  答:(1)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2)为公子裳,为公子裘,食我农夫(喜悦);

  (3)嗟我农夫,上入执宫功(忧虑);

  (4)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满足)。

  3.对诗中“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一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传统的看法认为“春女感阳气而思男”,“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近代以来学者提出这句是指身为奴隶的采桑女内心伤悲,害怕被贵族公子强行娶走。你觉得哪种理解更为合理?说说你的理由。

  答:此题分歧产生于“殆”字解释的不同。“殆”解释为“始”,是传统的训诂,即指将

  要发生的事,是自己所愿望;近代以来将“殆”解释为“只怕”。

  传统的说法以郑《笺》为代表,近代解释以郭沫若为代表。清代姚际恒认为“子”为女公子,害怕自己作为陪嫁品。

  我们认为传统的说法在没有充足理由否定时仍可采用。

  三.萧萧

  《萧萧》分析

  沈从文中国二十世纪其中一位杰出而重要的作家。这位曾经表示自己“对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的作家,出生于湘西落后的穷乡僻壤,在其散文与小说总是流露出对湘西的人与物的关爱,对家乡的真朴感情有十分直接的流泄。代表作《萧萧》一著便着重于沈从文家乡童养媳的遭遇与悲剧性命运。

  1.小说的三个主要线索

  (1)萧萧嫁作童养媳

  萧萧出嫁:别人哭,她不哭——原因从这家转那家。

  童养媳:丈夫三岁。婚后任务:看丈夫。

  日常休闲:晚饭后闲暇时光。议及女学生

  “女学生”:从本地过身,打球、读书、花钱、坐车、自由结婚、男女平等---城里人的生活

  对比:城里人与乡下,不可理解!(咬人)

  城里人:软绸衣服、精美饮料、好事情

  乡下人:得十多斤细麻

  、二三十担瓜

  萧萧:照料丈夫、绩细麻四斤

  (2)萧萧被花狗诱奸

  花狗大教萧萧弟弟唱山歌

  挑逗萧萧:唱开心红脸的歌

  萧萧怀孕

  花狗逃走

  (3)乡下人对萧萧失身的反应

  处罚萧萧:沉潭、改嫁、生儿子

  作品在赞美:生命的美、人性的美、人情的美

  2.萧萧人物形象的意义

  萧萧对自己的不幸遭遇浑然不觉的可悲状态加重了这篇小说的批判力量。小说谴责了旧中国农村种种违反人性的陈规陋习。能促使自我意识苏醒,进而激发人追问“自由”、“幸福”等重大人生命题的绝好契机就被萧萧在糊里糊涂中轻易放过了。这也注定了她难以成就一个“新我”,只能是无数童养媳中平凡的一个,这也是萧萧的可悲可叹之处。

  作者对萧萧的命运的态度:

  萧萧天真、善良的天然之美,在那种偏僻的山村吸引了人们的原始的爱美之心,但这种美经过人性糟蹋,被摧残,是萧萧不可对抗的命运。

  3.“女学生”的意义:

  不仅仅在于给小说一个时代的背景,她们暗示着一种对于制度的自觉的反省与反抗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小说的前景中的人性的力量象是处于不同的系统之中,可是它们是否有可能相结合?在天性的自然发展中,同时以教育使人脱离蒙昧?从而人能够对不合情理的制度,有更大的对抗的能力。

  4.《萧萧》的思想意义:

  在小说中,沈从文着眼的不是人物性格的塑造,而是意在关注湘西乡民代代相承的生命形式。作者以既含热情又带惆怅的笔触,描绘了一种迥异于传统伦理规范的世俗性规范,一种庄严与悲凉互现,落后和优美同陈的湘西底层平凡民众的生存状态。四.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练习题

  一、填空题

  ⒈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

  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

  2.由司马光主持修纂的,以

  体记载了我国自西周至五代一千八百年的历史,其鸿篇巨制,大逾前代。

  答案:1.北宋。2.《资治通鉴》,编年

  (二)字词解释题

  ⒈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

  略:侵夺。

  2.先时中山负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入鄗。

  系累:用绳子捆绑,指俘虏。

  3.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

  中国:中原之地。则效:效法。

  4.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孰图之也!

  孰图:深思熟虑。

  (三)简答题

  简述赵武灵王的人物形象。

  答:

  ①赵武灵王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个比较开明的君主。

  ②他不因循守旧,能力排众意,锐意改革,推行“胡服骑射”。

  ③在进行改革时能讲究策略,采取恰当的方式方法,耐心说服,以理服人,最终使改革成功。

  七、研习与思考

  1.赵武灵王和公子成分别代表了变革和保守的两面,他们分别阐述了自己主张的哪几项理由?你觉得公子成听服于赵武灵王的原因又有哪些?

  答:公子成的理由:中原大国为礼乐中心,不能效法蛮夷之道,否则人心不服。

  赵武灵王的理由:(1)加强军备可以抵御外辱;(2)前有中山国侵鄗的历史教训;(3)叔父保守,拘泥于旧俗。

  公子成听服于武灵王的原因:(1)武灵王使之请之在先,又亲自前往劝说,能礼遇自己;(2)武灵王从国家大局利益为重,言之有理。

  2.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变革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然而历史却一次次地证明没有冲突的变革,便没有文明的前进与发展。北魏孝文帝迁都汉化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异曲同工,一个是主张胡族向汉人学习,一个是主张汉族向胡人学习,前后相映成趣,都遭到了巨大的困难,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资治通鉴》对魏孝文帝迁都汉化也有详细的记载,阅读下列文字,谈谈孝文帝是怎样让大臣们听从他的主张的。

  (齐明帝建武元年[494]二月)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济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群臣更论迁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罴曰:“今四方未定,未宜迁都。且征伐无马,将何以克?”帝曰:“厩牧在代,何患无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书于果曰:“臣非以代地为胜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来,久居于此,百姓安之;一旦南迁,众情不乐。”平阳公丕曰:“迁都大事,当迅之卜筮。”帝曰:“昔周、邵圣贤,乃能卜宅。今无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黄帝卜而龟焦,天老曰‘吉’,黄帝从之。然则至人之知未然,审于龟矣。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更营盛乐,道武皇帝迁于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何为独不得迁乎!”群臣不敢复言。

  ??

  魏主欲变易旧风,(十一月)壬寅,诏禁士民胡服。国人多不悦。(卷一百三十九)

  (建武二年五月)甲午,魏太子冠于庙。魏主欲变北俗,引见群臣,谓曰:“卿等欲朕远追商、周,为欲不及汉、晋邪?”咸阳王禧对曰:“群臣愿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则当变风易俗,当因循守故邪?”对曰:“愿圣政日新。”帝曰:“为止于一身,为欲传之子孙邪?”对曰:“愿传之百世!”帝曰:“然则必当改作,卿等不得违也。”对曰:“上令下从,其谁敢违!”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为然不?”对曰:“实如圣旨。”帝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曰:‘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当死!”因顾冲曰:“卿负社稷,当令御史牵下!”冲免冠顿首谢。又责留守之官曰:“昨望见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诏!”皆谢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当庭争。如何入则顺旨,退则不从乎!”六月,己亥,下诏:“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卷一百四十)

  答:第一步,说服尚书于果和平阳公两位要臣,讲明治国不应墨守陈规,也不能诉诸迷

  信。第二步,在朝廷上,当众问明群臣意见;采用严厉的措施,命令全国上下坚决执行,违者治罪。

  孝文帝也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这是最主要的;其次,他能抓住主要官员进行劝说,讲明道理;对一般臣民,则采用严厉的惩罚制度,迫令执行。

  五.晋公子重耳之王

  练习题

  (一)填空题

  ⒈《左传》是记录春秋历史的

  体史书。又称《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

  2.春秋五霸:齐桓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

  答案:⒈

  编年。2.晋文公。

  (二)字词解释

  ⒈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

  就木:进棺,指老死。

  2.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

  保:依仗、依靠。

  3.有人而校,罪莫大焉。

  六、研习与思考

  1.唐人刘知几《史通》认为《左传》“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文章第二段描写重耳和妻子季隗的两句对话,寥寥几笔就使形象活灵活现。试分析文中的对话对刻画人物性格的作用。

  答:本题用意在于体会先秦散文语言简略的特点。对话可见重耳内心的迟疑、愧疚,季隗对重耳的忠贞。重耳对妻子的信任不够坚定,然而自己说话又言不由衷。

  2.在流亡途中重耳是怎样与各国君主交往的?在这一过程中重耳的性格和心理有怎样的变化?

  答:突出描写的有详有略。重耳的性格不断成熟。

  3.晋文公重耳得以成就霸业,《左传》连续记述了他从出亡到通过城濮之战取得霸业的全过程。课外选读《左传》有关晋公子重耳的其他几则故事,以“晋文公称霸”为题写一篇夹叙夹议的短文。

  答:此可用《左传选》或其他,扩展学生课外阅读。

  六.长恨歌

  8校:抵抗。

  4.子盍蚤自贰焉?

  贰:不专心,有二心。

  5.乃馈盘飨寘璧焉?

  寘:放置、安置。

  6.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

  不谷:君王自谦之称。

  练习题

  (一)选择题

  1.下列称呼不是指称白居易的是(

  )。

  A.香山居士

  B.醉吟先生

  C.白乐天D.白微之

  2.李、杨爱情悲剧的时代背景是(

  )。

  A.贞观之治

  B.安史之乱

  C.宦官当权

  D.玄武门之变

  答案:1.D2.B(二)填空题

  1.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2.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3.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玲肠断声)。

  4.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

  5.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6.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7.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8.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简答题

  1.《长恨歌》以“长恨”命题,你怎样理解诗篇的结句“此恨绵绵无绝期”?

  答:

  恨,就是遗憾,遗恨。诗中的最后一节,在铺写了李、杨二人生死隔离,思而不能相见,爱而不能复聚的情况以后,诗人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样两句情深意长的诗句,结束了全篇。在诗人看来,一对彼此刻骨思念的情人,遭遇到这样的不幸,是一个令人哀怜的悲剧,这对于这对情侣来说,以至对于后人来说,都只能为之遗恨千古,悲叹莫置。

  2.《长恨歌》在叙事中插入多处景物描写,移情入景,情景交融,试作具体分析。

  答: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

  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

  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又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

  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七、研习和思考

  1.诗人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持何种态度?这首诗深深打动你的是哪几句?

  答:见思想分析部分。诗人以宣扬至情至性与美感为主旨,其他理解诸如“丽色误国”等均是次要的,更多后人渲染的成分。这首诗打动人,能够千古流传的原因也在此。

  2.试结合诗中第三段对景物的描写,分析它们是怎样和表达情感结合起来的。

  答:文中极力铺写美景与萧条相映衬,通过两者穿插起来形成强烈的反差,以烘托极度的悲伤。如“春风桃季”与“秋风梧桐”。另外,通过当下的孤零的回忆昔日的欢愉,同样形成强烈的反差,如“池苑依旧”、“落叶不扫”。第三,通过孤景的直接抒发与联想,如“萤飞”、“孤灯”。突出一点:一切景语皆情语。

  3.课外阅读清人洪升的《长生殿》,比较该剧本与白居易诗歌中所表现的主题有什么不同。

  答:

  (1)由单线描摹到宏大的历史剧;

  (2)由重景物描写到以人物演唱为主;

  (3)更加大了对李、杨爱情的同情与抒写;

  (4)后半出有长段的唐明皇个人内心独白。

  可观赏昆曲《长生段·惊变》、《迎像·哭像》两折。

  七.老子五章

  练习题

  (一)填空题

  ⒈道可道,;名可名,。(非常道

  非常名)

  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⒊大直若屈,,大辩若讷。(大巧若拙)

  ⒋老子,姓,名,字,春秋末期楚国人。是

  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又称《

  》,是道家思想的经典。(李

  耳

  聃

  道家

  道德经)

  (二)词语解释题

  ⒈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徼:边,尽头。

  .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与:和人相处。

  .⒊夫唯不争,故无尤。尤:过失。

  .⒋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弊:破败。

  .⒌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冲:空虚。

  .⒍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讷:拙于言辞。

  .⒎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奉:供给。

  .⒏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见:显露。

  .(三)翻译题

  ⒈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整,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答:上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和万物相争,停留在大家所厌恶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

  ⒉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答:最完满的东西好像有欠缺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衰竭的。最充盈实在的东西好像是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最正直的东西好像是弯曲一样,最灵巧的东西好像是笨拙一样,最卓越的辩才好像是口讷一样。

  (四)简答题。

  ⒈《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11

  生万物。”请结合所学知识,阐述老子的宇宙论。

  答:(1)“道”是一切存在的根源;

  (2)“道”不受任何时空限制,具有无上的超越性;

  (3)“道”是万物产生的始源;

  (4)“道”(“无”)

  “一”

  “二”

  “三”

  万物

  “有”

  ⒉孔子在《论语》中也多次提到“道”,试论孔子的“道”和老子的“道”之间的不同。

  答:孔子的“道”:纳仁入礼的道德思想,属于社会伦理范畴;老子的“道”:是万物存在的哲学体系的核心。

  ⒊理解并背诵课文所选篇目。

  答:略。

  五、研习与思考

  阅读《老子》第六十六章: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你认为这一章在思想和表现手法上与所选的哪些章有共同之处?

  答:

  主要思想:包容大度,谦退冲和,先民为民,与民不争。

  表现手法:以江海作比喻。

  与第八章相似。

  八.秋水

  练习题

  (一)填空题

  1.出自《秋水》的成语有_________、_________。

  (望洋兴叹、贻笑大方)2.庄子《秋水》中体现了他的哲学本体论是__________主义的。

  (相对)

  3.先秦诸子散文中,想象最丰富,最富浪漫色彩的是_________。

  (《庄子》)

  (二)选择题

  1.下列各句中“于”表被动的是(B)

  A.移其民于河东

  B.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C.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D.和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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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

  .2.下列各句中“乃”可译为“方”、“才”的是(A)A.今尔出于崖,观于大海,乃知尔丑B.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C.左,乃陷大泽中。D.项王乃复引兵而东。

  3.“计中国之在海内”中的“中国”是指(C)

  A.神州

  B.中国

  C.中原

  D.九州

  4.庄子在《秋水》中以“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为论据,是为了论证(D)A.孔孟之道博大精深

  B.孔孟之道微不足道C.人的认识是无限的

  D.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三)字词解释题

  1.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秋水》)旋:

  (改变)

  2.秋水时至,百川灌河??(《秋水》)时:

  (按季节)

  (四)简答题:

  1.本文是怎样把抽象的哲理化为具体的形象的?

  答:首先,在整体构思上,庄子虚构了一个河神与海神对话的寓言故事,以对话的方式展开说理、阐明观点,其中河神代表了庄子思想的对立面,海神则是作者的化身。

  其次,在文章展开说理之前,先设置了一段对河水和北海的描写:“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的河水暴涨的景象与“东面而视,不见水端”的北海浩瀚的景象构成对比,以诗画般的景象引出河伯与海若情趣盎然的对话,直观地说明了天外有天、楼外有楼的道理,而且为下文即将展开的由于环境等的不同而造成认识上的差异做了铺垫。

  2.在先秦散文中,《庄子》采用寓言形式最多,最富浪漫色彩。结合本文,谈谈表现。

  答:(1)本文虚构了一个河神与海神对话的寓言故事,河神与海神都具人性,通人情,作者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

  (2)善用连类比喻以及夸张、对比的修辞手法。

  八、研习与思考

  1.《秋水》中共设了多少譬喻来说明人类的无知?

  答:(1)河伯与海若(第一段);(2)海若所举的部分包含若干则(第二段)。

  2.《庄子》第一篇《逍遥游》中有这样一段反映“小大之辩”的譬喻: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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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秋水》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深一层的推衍。请从《庄子》一书中再找出一些反映“小大之辩”的譬喻或寓言。

  答:这在《庄子》中随处可见,因为“相对主义”是庄子哲学的核心思想,“大”、“小”正是最基本的一组相对概念。

  3.清人林云铭评论《秋水》:“是篇大意,自内篇《齐物论》脱化出来,立解创辟,既踞绝顶山巅,运词变化,复擅天然神斧,此千古有数文字,开后人无数法门。”(见《庄子因》)请结合阅读《庄子·齐物论》谈谈你对林云铭评论的理解。

  答:《齐物论》是《庄子》论述哲学思想最重要的一篇,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道家哲学的代表作。此篇认为客观事物本来就不分彼此,是齐同的,而人们关于是非、然否的争论都是出于私心成见所致,故万物应该齐同。

  九.湖光水色

  练习

  1.选择题

  (1)梭罗深受美国著名作家

  的影响。(A)

  A.爱默生B.佐拉C.杰克·伦敦D.海明威

  (2)梭罗的家乡是美国

  的首义之城。(B)

  A.内战B.独立战争C.农奴起义D.西进运动

  (3)《瓦尔登湖》出版于

  。(B)

  A.1830年B.1854年C.1860年D.1861年

  2.填空题

  (1)梭罗对于当时美国奴隶制度的态度是

  。(反对)

  (2)《瓦尔登湖》最著名的中文译者是我国的著名散文家

  。(徐迟)

  3.简答题

  瓦尔登湖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请用书中的词来概括。

  答:深邃,清澈。

  研习与思考

  1.请阅读《瓦尔登湖》中的《冬天的湖》,试比较该文与《湖光水色》在叙述描写艺术上的异同?

  答:(1)相同点:对象相同,都是写瓦尔登湖;哲学旨趣相同。(2)不同点:《冬天的湖》有更鲜明的季节特点,以“议论”说理抒情的表达方式用得更频繁,强化了散文的哲理性特征。

  2.梭罗善用摹状、比喻等修辞方式,请从文中选出两到三个运用这些修辞方式的句子,说明梭罗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答:摹状,是对叙述描写对象的形状、颜色、声音、情态、气味等进行描摹状写的一种修辞方法,是描写的基本手段。它通常以抓住这几个方面的恒定的静态特征为目的,意在达到“真知”,梭罗却以此写出对象的瞬间变幻,从静中写出动来,这是由他的超验哲学旨趣决定的。比喻的修辞方式,也可以从求“变”这一角度分析。课文中的例句很多,这里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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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回答

  练习题

  (一)填空题

  1.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有_______、_______、_______、江河、杨炼等。(北岛、舒婷、顾城)

  2.“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出自诗人______的笔下,诗题名为______。(北岛

  《回答》)

  (二)选择题

  (1)北岛的诗作《回答》首先发表于(B)A、《北岛顾城诗选》B、《今天》C、《诗刊》D、《北岛诗歌集》

  (2)北岛离开祖国的时间是(B)

  A、1989年11月B、1987年10月C、1988年3月D、1989年4月

  (三)判断题:

  1.顾城被称为“童话诗人”,《一代人》、《远和近》是他的代表诗作。

  2.《致橡树》是女诗人舒婷的代表诗作,表现了女性独立、自尊、自强的品质。

  (四)简答题

  1.《回答》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情感?

  答: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诗人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悲壮的历史情怀和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对于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反思,并以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战士一般勇敢不屈的挑战者状态,提出了对历史与现实充满愤激的质疑与指控,在此基础上,又以豪迈激越的感情表示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2.以《回答》为例,谈谈北岛对于意象的运用。

  答:《回答》是一首杰出的政治抒情诗,诗人在表现时,没有像传统的政治抒情诗那样去直抒胸臆,也没有肤浅地演绎心中的主题概念。在概括现实表现怀疑精神和英雄气慨的时候,诗人借助的是几组新异奇特的意象:如诗的第一段用通行证展现卑鄙者的畅通无阻;墓志铭表明高尚者被摧残被葬送;镀金暗示粉饰的虚假,弯曲的倒影暗指无数死者的冤屈。这些经过变形处理的意象,充分表现了诗人奇异的联想。意象化的表现手法把直说明言变为象征暗示,赋予这首主旨相当明确的政治抒情诗几分朦胧色彩,从而加大了诗句的张力,扩展了作品的艺术容量。无论是对十年动乱现实的高度概括,对现存秩序的怀疑否定的彻底,还是作为挑战反叛英雄的悲壮程度,抑或对这一切的崭新艺术的表现,在同派诗人的同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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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都是无与伦比的。

  五、研习与思考

  1.分析《回答》的精神特征及抒情主人公的人格形象。

  答:

  (1)

  怀疑、理性和批判精神,以及对未来的信念;

  (2)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战斗精神和青年战士勇敢不屈的人格力量。

  2.谈谈这首诗意象创造的特点。

  答:

  (1)

  鲜明、独特和坚实;

  (2)意象之间的拼接、跳跃和组合,营造成复杂的、富有张力的意象结构;

  (3)通过意象表达感情。

  3.为什么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答:这是诗人的荒诞而又丑恶的历史与现实的冷峻概括,也体现了诗人不同流俗的、勇敢的战斗豪情与牺牲精神。

  十一.命若琴弦

  练习

  1.选择题

  (1)下列哪部作品不是史铁生创作的?()

  A.《务虚笔记》B.《我的丁一之旅》

  C.《活着》D.《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答案:C(2)下列哪位作家不是北京人?()

  A.王安忆B.史铁生

  C.王小波D.王朔

  答案:A2.简答题

  阅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体会史铁生对生命的独特看法。

  答案:从万物中我们看到生命是脆弱的,但是史铁生同时又告诉我们生命是顽强的。有时,就是一个目标,一个愿望,可以令一个生命逆风飞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执着的信念,并为之不懈努力。

  生存艰难,需要我们不甘为命运所拨弄、勇于与逆境相抗争的顽强精神。

  八、研习与思考

  1.你觉得小说的故事有多大的可信度?这种可信度是否会影响这篇作品的价值?

  答:可以组织学生简单讨论,确定故事是否可信。然后明确:故事的真实与否并不影响作品的意义,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篇哲理小说,其情节合理合情,但并不特别追求细节。作品的意义是通过这个符合生活逻辑的故事阐述人生的一个道理。

  2.小说结尾处,老者为什么要告诉徒弟说他记错了师父的遗言?

  答:因为老人要将希望传给少年,所以用一个善意的谎言安慰他,给他以战胜困难、16

  继续生存、看到光明的希望。

  3.结合全文,探讨作品结尾一段的象征意义。

  答:整个故事表示的是人与命运博斗的主题,歌颂了不甘于为命运所播弄、勇于与逆境相抗争的顽强精神。结尾一段,写两人孤独但顽强的背影,体现的是他们敢于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也是对人类精神的赞颂。

  十二.世说新语

  六则

  练习题

  1.谈谈你所理解的魏晋风度。

  答: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文人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追崇的典范。乃魏晋之际名士风度之谓也,亦称魏晋风流。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姿容的飘逸与内在的智慧、忧伤结合,成为魏晋风度的美学典型。魏晋风度又和“文学的自觉”的美学潮流相辅相成。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

  2.用简短的词语概括课文中六则故事的意蕴。

  答:轻视外物、向往自由、冷静坦荡、洒脱不羁、即情任性、妙语玄机。

  3.“竹林七贤”是指哪七人?

  答:是指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

  4.谈谈你对“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与“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一对话中所包含的机趣的理解。

  答:两人互相会面,都以孤高自赏,心照不宣。一问一答,包含了智慧和幽默,又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嵇康的傲慢与钟会所的机智。

  5.《雪夜访戴》一则故事中表现了王徽之怎样的性情?

  答:即情任诞,洒脱无羁,旷放超逸。

  6.《小儿辈大破贼》出自《世说新语》的那一门?

  答:雅量

  7.为什么王徽之为桓子野吹笛而二人不交一言?

  答:因为他们要欣赏的只是纯粹的音乐美。王徽之要求桓伊为他吹笛,因为他知道他能吹得好;桓伊也就为他吹,因为他知道他能欣赏他所吹的。既然如此,吹完听完以后,还有什么别的要交言呢?

  8.鲁迅关于魏晋风度的著名文章题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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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9.简述《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

  答:隽永简约。篇幅简短但善用白描手法或借用警言隽语刻画人物,生动传神。并时常透出智慧与幽默,令人回味无穷。

  五、研习及思考题

  1.阅读《世说新语》,为其中的36门分类写出简单的说明或定义。

  答:建议浏览徐振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

  2.收集《世说新语》中描写谢安的文字,结合阅读《晋书·谢安传》,谈谈谢安的人物性格。或从《世说新语》中自选一个人物来作类似的研究。

  答:略。

  3.查阅《世说新语》描述刘伶的狂放言行的文字。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谈谈你所理解的魏晋风度。

  十三.春江花月夜

  练习题

  1.选择题

  (1)张若虚现存的诗歌作品共有(B)。

  A.1篇

  B.2篇

  C.3篇

  D.4篇

  (2)《春江花月夜》最早是由(A)创作的。

  A.陈后主

  B.隋炀帝

  C.张若虚

  D.卢照邻

  (3)《春江花月夜》重点描写的是(C)。

  A.江

  2.填空题

  (1)“初唐体”指初唐的七言歌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即其代表作。

  (2)称赞《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全唐”的现代著名诗人是闻一多。

  (3)张若虚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为“吴中四士”。

  3.翻译题

  请翻译“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答案见译文)

  4.简答题

  请简要介绍一下本文春、江、花、月、夜五个意象之间的关系。

  答案:(1)以月为中心,月亮的意象几乎贯穿全篇。(2)春、江、花、夜皆为陪衬。

  八、研习与思考

  B.花

  C.月

  D.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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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请简要勾画出《春江花月夜》的诗境。

  答:全诗以月为中心,春、江、花、夜作为月的陪衬,主客巧妙地配合,敷以斑澜的色泽,构成一幅如梦如幻般的空明纯美的诗境。全诗由皎洁的月光,铺写到海潮、芳甸、花林、白云、青枫、玉户、闲潭、落花、海雾、江树、良辰美景又与人生的短暂与愁苦构成对应,抒发了诗人淡淡的感伤和幽幽探索的心境。

  2.一首《春江花月夜》奠定了张若虚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闻一多称“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孤篇压全唐”。《春江花月夜》究竟何以能够获得这样的美誉?文学创作的数量和质量有什么关系?

  答:(1)数量和质量不成正比;(2)生前的名利和身后的名声不尽一致;(3)应注重自身质的提高,不应过于追名逐利;(4)即使是数量很多的作家,真正为人传诵的作品也是不多的。

  十四.无题二首

  练习题

  (一)选择题:

  1.“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诗句的作者是()

  A.李煜B.李商隐C.刘禹锡D.杜牧

  2.

  李商隐是(

  )时期的诗人

  A.初唐B.盛唐C.中唐D.晚唐

  3.“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出自李商隐的()

  A.《锦瑟》B.《夜雨寄北》C.《无题》D.《乐游原》

  4.“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运用的修辞手法是()

  A.比喻B.夸张C.排比D.拟人

  答案:1.B。2.D。3.C。4.A。

  (二)填空题

  1.

  诗是李商隐的艺术独创。

  2.李商隐的《无题》的最明显的特征是“浓厚的感伤”和。3.,画楼西畔桂堂东。

  4.身无彩凤双飞翼,。

  19

  5.来是空言去绝综,。

  6.刘郎已恨蓬山远,。

  答案:1.无题。2.朦胧的意境。3.昨夜星辰昨夜风。4.心有灵犀一点通。5.月斜楼上五更钟。6.更隔蓬山一万重

  六、研习与思考

  1.有学者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可以看作古代诗歌中的“意识流”作品,请以第一首为例说说诗中情与景的描写呈现出什么特点。

  答:诗歌由星辰、夜风到画楼、桂堂,由春酒、蜡灯到走马、兰台,由实有之景物到虚拟的期盼,诗意随着诗人心绪和想象的转移而转移,不完全按照时空的顺序先后排列。

  2.李商隐的《无题》诗向以诗意朦胧著称,清人冯浩玉便说过:“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有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夹杂不分,令人迷乱耳。”(见《玉谿生诗集笺注》)再阅读若干首李商隐以“无题”为名的诗歌,试阐发其中寄托的主题,然后以“解读李商隐‘无题’诗”为题写一篇短论。

  答:对于“无题”诗的主题,是写男女之情还是寄托自己身世感慨,或者其他种种,我们认为因为各首非一时一地之作,难以也不必指实,主要应抓住“无题”诗所寄托的“浓厚的感伤”和“朦胧的意境”所构成的美,体会诗人内心的主观情情愫是怎样通过幽眇的诗境和清丽的语言表现出来的。

  3.中国古典诗词对于爱情有多种表现方式,试以李商隐的《无题》与白居易的《长恨歌》作比较,说说两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什么异同。

  答:抓住《长恨歌》重具体事实,重实景实情的表现,《无题》则偏于虚无缥渺,隐约朦胧即可,是我国传流诗歌的两种抒情方式。

  十五.论语十二章

  课文分析讲解

  1.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译文:

  先生说:“能从温习旧知中开悟出新知,乃可作为人师了。”

  “温故而知新”是孔子对我国教育学的重大贡献之一,他认为,不断温习所学过的知识,从而可以获得新知识。这一学习方法不仅在封建时代有其价值,在今天也有不可否认的适应性。人们的新知识、新学问往往都是在过去所学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温故而知新是一个十分可行的学习方法。

  20

  2.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译文:

  孔子说:“只读书学习,而不思考问题,就会罔然无知而受人欺骗;只冥思苦想而不认真读书学习,就会有疑惑而无所得。”

  孔子认为,在学习的过程中,学和思不能偏废。他指出了学而不思的局限,也道出了思而不学的弊端。主张学与思相结合。只有将学与思相结合,才可以使自己成为有道德、有学识的人。这种思想在今天的教育活动中有其值得肯定的价值。

  3.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译文:

  子贡问道:“孔文子何以得谥为文呀!”先生说:“他做事勤敏,又好学,不以问及下于他的人为耻,这就得谥为文了。”

  本章里,孔子在回答子贡提问时讲到“不耻下问”的问题。这是孔子治学一贯应用的方法。“敏而好学”,就是勤敏而兴趣浓厚地发愤学习。“不耻下问”,就是不仅听老师、长辈的教导,向老师、长辈求教,而且还求教于一般看来不如自己知识多的一切人,而不以这样做为可耻。孔子“不耻下问”的表现:一是就近学习自己的学生们,即边教边学,这在《论语》书中有多处记载。二是学于百姓,在他看来,群众中可以学的东西很多,这同样可从《论语》书中找到许多根据。他提倡的“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对后世文人学士产生了深远影响。

  4.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译文:

  先生说:“君子在一切的人文上博学,又能归纳到一己当前的实践上,该可于大道没有背离了!”

  本章清楚地说明了孔子的教育目的。他当然不主张离经叛道,那么怎么做呢?他认为应当广泛学习古代典籍,而且要用“礼”来约束自己。说到底,他是要培养懂得“礼”的君子。

  5.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译文:

  先生说:“求学如像来不及般,还是怕失去了。”

  本章是讲学习态度的问题。孔子自己对学习知识的要求十分强烈,他也同时这样要求他的学生。这“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其实就是“学而不厌”一句最好的注脚。

  6.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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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

  先生平日绝无四种心。一无亿测心,二无期必心,三无固执心,四无自我心。

  本章乃孔子弟子记孔子平日处事立行之态度,而能直探其心以为说,非其知足以知圣人,而又经长期之详审而默识者,不易知。“绝四”是孔子的一大特点,这涉及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人只有首先做到这几点才可以完善道德,修养高尚的人格。

  7.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译文:

  先生说:“我有知吗?我实是无知呀!有鄙夫来问于我,他心空空,一无所知,只诚悫地来问,我亦只就他所问,从他所疑的两端反过来叩问他,一步步问到穷竭处,就是了。”

  孔子本人并不是高傲自大的人。事实也是如此。人不可能对世间所有事情都十分精通,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但孔子有一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这就是“叩其两端而竭”,只要抓住问题的两个极端,就能求得问题的解决。这种方法,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思想方法。

  8.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译文:

  先生说:“古之学者,是为己而学的。今之学者,是为人而学的。”

  这一章主要阐述君子通过学习来塑造自我,完成自我价值,提高自我修养。学习的目的是“成人”,而不是通过学习来沽名钓誉,谋求利禄,或者是为学而学。

  9.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译文:

  先生说:“赐呀!你以为我是多学了而一一记在心的吗?”子贡对道:“是呀。(随又说)不是吗?”先生说:“不是的。我是在此多学中有个一来贯通着的。”

  这里,孔子讲到“一以贯之”,这是他学问渊博的根本所在。那么,这个“一”指什么?文中没有讲明。我们认为,“一以贯之”,就是在学习的基础上,认真思考,从而悟出其中内在的东西。孔子在这里告诉子贡和其他学生,要学与思相结合,认真学习,深切领悟。

  10.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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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说:“我曾竟天不吃,竟夜不睡,尽自思量,总是无益,不如向人学问的好。”

  这一章讲的是学与思的关系问题。在前面的一些章节中,孔子已经提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认识,这里又进一步加以发挥和深入阐述。思是理性活动,其作用有两方面,一是发觉言行不符合或者违背了道德,就要改正过来;另一方面是检查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标准,就要坚持下去。但学和思不可以偏废,只学不思不行,只思不学也是十分危险的。总之,思与学相结合才能使自己成为德行、有学问的人。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

  11.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译文:

  陈亢问伯鱼道:“你在你父亲那里听到些特别的教训吗?”伯鱼对道:“没有呀!有一次,我父亲独立在堂上,我在中庭趋过,我父亲说:‘你曾学过诗吗’我对道:‘没有。’我父亲说:‘不学诗,便不懂如何讲话。’我退后便学诗。又一次,我父亲又独立在堂上,我又在中庭趋过,我父亲说:‘你学过礼吗?’我对道:‘没有。’我父亲说:‘不学礼,便不懂如何立身。’我退后便学礼。我私下只听到这两番教训。”

  陈亢退下大喜,说:“我这次问一事,听得了三事。其一是该学诗,其二是该学礼,其三便是君子不对自己儿子有私厚。”

  此章通过陈亢问孔子的儿子,孔子私下教育自己孩子之事,表现了孔子的不私己子,一视同仁的君子之风,同时也表现了孔子对“诗”和“礼”的无比重视。他人为学“诗”可以陶冶人,熏陶人,可以使人言谈举止得体;学“礼”可以提高人的思想修养,可以使人懂得立身之道。

  12.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译文:

  先生说:“小子们,为何没有人学诗呀!学了诗,可以兴起你自己,可以懂得如何博观于天地,可以懂得在群中如何处,可以懂得处群不得意时如何怨。近处讲,懂得如何奉事父母。远处讲,懂得如何奉事君上。小言之,也可使你多认识一些鸟兽草木之名。”

  23

  孔子很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文学作品有感染力量,能“感发意志”,这就是兴。读者从文章作品中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这就是观。群是指“群居相切磋”,互相启发,互相砥砺。怨是指“怨刺上政”,以促使政治改善。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文学的艺术特征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因而他对文学的社会作用论述比较全面。在孔子以前,人们对文学作用尽管已经有了一些认识,然而讲得比较零碎,孔子在概括前人成果的同时,对诗的社会作用作了较有系统的理论表述,在理论上比前人发展了一步。当然,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有其具体的阶级内容,归根结底是为了“事父”“事君”,为统治者服务。

  四、研习与思考

  1.结合选文,并阅读《论语》,归纳孔子的教育思想。

  答:(略)

  2.阅读以下文字,说说你对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理解。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1。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23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4。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5。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6。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7。学莫便乎近其人8。《礼》、《乐》法而不说9,《诗》、《书》故而不切10,《春秋》约而不速11。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荀子·劝学》

  答:君子通过学习来塑造自我,完成自我的价值,学习的目的是“成人”,己立则能立人。而不是通过学习来沽名钓誉,谋求利禄,或者是为学而学。前者便是为己之学,后者便是为人之学。钱穆先生说:“为已履道而行,为人,徒能言之。”(见《论语新解》)

  3.阅读《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其弟子之间教学相长的言论和事迹,并阅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了解孔子弟子的情况,写一篇题为“孔子和他的弟子”的文章。

  答:(略)

  12

  24

篇八:萧萧的社会意义

tle>“萧萧”悲剧背后隐伏的民族悲剧——重读沈从文的《萧萧》-百度文库

  “萧萧”悲剧背后隐伏的民族悲剧——重读沈从文的《萧萧》

  作者:郭大章

  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2017年第8期

  ⊙郭大章[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沈从文的创作,一直是和“国家”“民族”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他想以自己的方式,来完成重造民族生命的理想和愿望。由于沈从文民族作家的身份,以及湘西地区整个苗族的苦难血泪史对其创作的影响,他的作品与民族有了无法回避的契合。因此,短篇小说《萧萧》中“萧萧”的悲剧,不再只是一个阶级(阶层)的悲剧,而是整个湘西民族(苗族)的悲剧,以及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

  关键词:《萧萧》

  湘西

  民族

  悲剧

  ■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萧萧》完成于1929年底,初刊于《小说月报》1930年1月10日第21卷第1号,但沈从文在1934年重回湘西之后,修改了小说的结尾,于1936年7月1日重刊于《文季月刊》第1卷第2期,后《沈从文全集》收录时即用了这个版本的结尾。

  沈从文在初刊本结尾的基础上,增加了以下内容:“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媳妇年纪大,方能诸事作帮手,对家中有帮助。唢呐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地哭着,忙坏了那个祖父、曾祖父。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1}

  沈从文曾说:“一个伟大作家的经验和梦想,既不超越世俗甚远,经验和梦想所组成的世界,自然就恰与普通人所谓‘天堂’和‘地狱’鼎足而三,代表了‘人间’,虽代表了‘人间’,却正是平常人所不能到的地方。”{2}“要紧处或许是把生命看得庄严一点,思索着向深处走。”{3}沈从文的这些说法,正体现出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伟大作家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他能从人所共见的人生现象中,发现别人不易发现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结尾,体现出了沈从文的高明和伟大,见证了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和一般作家的区别。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以童养媳为题材的作品不少,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小团圆媳妇儿)、冰心的《最后的安息》(翠儿)和王西彦的《命运》(路三嫂子)等等,但其中大部分都只是停留在对童养媳制度罪恶的控诉之上,很少有更深层次的挖掘。而沈从文的《萧萧》则不同,完全跳出了揭露童养媳制度罪恶的这个层面,扩大了小说的深度和内涵,由一个童养媳遍及千千万万个童养媳,由一个萧萧,遍及千千万万个萧萧。

  在《萧萧》的结尾,萧萧抱着她与小丈夫的儿子看自己和花狗的儿子娶大龄童养媳的场景,真是让人悲从中来,面对自己曾经的悲剧即将重演,当事人萧萧一无所知,对自己不幸的命运浑然不觉,竟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来欣赏同类的苦难。萧萧的精神世界始终处于一种彻底的原始蒙昧之中,这是一种麻木不仁的苦难人生,让人感叹万分而又黯然神伤。

  沈从文的这种处理方式,扩展了小说的内涵和外延,增加了作品的深度:由萧萧到“萧萧”,由萧萧的悲剧,再到“萧萧”们的悲剧,生命悲剧的轮回,在蒙昧无知中无限延伸,让我们备感凄凉。

  沈从文本是一个赞美和讴歌“自然”美的作家,他作品中的“乡下人”往往都具有健康自然的生命活力,而且沈从文也是把其作为病态都市人生的对立面来处理的,是沈从文重造民族生命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但在《萧萧》中,作为“乡下人”的萧萧却给沈从文带来了更深的痛,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

  沈从文1934年和1938年两次重回湘西事件值得我们注意,这两次回乡分别收获了散文集《湘行散记》和《湘西》。《湘行散记》是1934年返乡所记沿途见闻,由写给张兆和的一组书信整理加工而成;而《湘西》则是“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取道湘西到云南,途经长沙时,从与徐特立的一席谈话中获得启示而作。可以说,这两部散文集代表着沈从文散文的最高成就,以近乎写实的手法重现了湘西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散文中许多实录的人生现象,为其小说描写的人和事提供了可资对照的原型,为蕴藏在其小说背后的创作主旨做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注释。{4}而沈从文的《萧萧》(再刊本)则修改于1936年,三者在思想上应该有着某种无法言说的一致。

  散文集《湘西》中有一篇散文《辰溪的煤》,其中讲了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四十四岁的矿工向大成以挖煤为生,妻子李氏靠给船户补衣裳裤子挣钱,共生养七个男女,死去五个,只剩两个女儿。大女儿十三岁时被当地驻军的一个排长用两块钱诱奸,沦为妓女,最后在屈辱中吞食鸦片而死。更可悲的是,向大成因矿难而死时,小女儿才十二岁,全家人把谋生的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再过四年,她也要从事姐姐那样的“职业”。这俨然是比萧萧更大的悲剧轮回,是另一个版本的萧萧,是加重了更多苦难的“萧萧”。矿工向大成一家和萧萧,都是沈从文作品中湘西底层人民的代表,他们都是“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5}。《辰溪的煤》和《萧萧》互为映照,构成了沈从文湘西底层人民悲剧的绝望式轮回。

  学界对于《萧萧》结尾的理解,也大部分停留在阶级(阶层)层面和湘西乡土(乡下人)这个层面,而少有往更深一层进行延展和开掘:沈从文真正关注的,是这种背景下湘西下层人民的生命形式。萧萧“生下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沈从文揭示出作为社会统治思想的封建道德观念与山村下层人民的朴素道德观念的对立。在这里,原始淳朴的民风与封建宗法观念交织在一起。{6}他1923年离开湘西直到1934年重返湘西,发现十多年后湘西下层人民生活并未改善,因此在小说中增加了萧萧的儿子“牛儿娶童养媳”的情节,借此写出湘西人民就像萧萧一样日复一日过着同样的日子。{7}尤其是在1934年与1937年两度重回湘西后,他对湘西的现实状态深感失望,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在坍塌。这深刻地影响着沈从文的文化心态,造成他强烈的生命焦虑与文化焦虑。{8}对自身悲剧命运的浑然不觉与不关心,构成乡下人的主要精神特征。在人物(萧萧)这种安于现状的神情背后,我们听到的,是沈从文沉重的叹息。{9}

  萧萧悲剧轮回的内涵难道就止于此?结合沈从文整个创作观念及选择,我们完全可以把萧萧的悲剧向“民族”这个层面作更深一步的推进。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有一对十分重要的概念:生活和生命。人生由“生活”和“生命”两部分构成。人需要“生活”,更不能没有“生命”。“生活”,是指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为了延续后代的婚姻行为。{10}而“生命”则是“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的一点力量,黏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11},是“对人类远景的凝眸”{12}。“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做朴素的叙述。{13}从这里可以看出,沈从文的生命观,其实是想以“新的抽象原则”,以乡下人健康的优美的雄强的生命,来重建“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只有将自我与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民族乃至人类的独立自由与完善而努力……这才是“生命”——人性的最高形式。到了这个阶段,“生命”便具有了神性。{14}

  由此可见,沈从文对于“生命”的理解,其实是和“民族”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而萧萧,正是这样一个“小人物”,也是沈从文“乡下人”系列的一个典型。由此,萧萧的悲剧,并不只是一个阶级(阶层)的悲剧,其实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我们应该看到萧萧的悲剧,更应该看到沈从文深层的意图,即“越过生活表层的血与泪,翻开了湘西下层人民生命的另一面,触及湘西问题的特殊性”{15}。

  而湘西问题的特殊性,正在于它是少数民族的特殊性。

  首先是沈从文民族作家的身份。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没有子嗣,便由祖母做主,把叔祖父沈宏芳和一个苗族姑娘所生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祖父门下,这就是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因此沈从文身上是具有苗族血统的。由于当时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沈从文的嫡亲祖母在这之后便被远远嫁去,却在乡下为她立了个假坟,沈从文还在坟前磕过头:这本身就是一出民族压迫的悲剧。他的嫡亲祖母——

  一个苗族妇女的悲剧命运,便是湘西历史命运的缩影……有关此事的真相及始末,是沈从文离开湘西前,从父亲口里听到的。“我”曾向沈从文询问他当时的内心反应,意在从中获取“痛说家史”一类戏剧因素。沈从文的回答却出人意料。他说:“父亲说得很平静,听的人也很平静,仿佛在听一个极平常的故事。因为在我们那地方,这类事实在太多了。”然而,人们不难从中感到一种超越于痛苦和愤怒之上的民族悲哀。{16}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娶本地贡生土家族人黄河清的女儿为妻,共育有儿女九人,沈从文排行第四,因此,沈从文又具有土家族血统。由于沈从文的祖辈为汉人,因此沈从文身上汇合着苗族、土家族和汉族三族血统。而且,沈从文很看重他的民族身份,因自己血管里流着苗族“健康的血液”{17}而自豪。而且,沈从文一辈子的写作都在强烈关注着少数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少数民族问题,应该直接源于他的少数民族血统,就算没有直接影响,但潜在的影响也是一定存在的。

  其次是湘西地区整个苗族的苦难血泪史。湘西与四川和贵州接壤,背靠巫山山脉,东南有西南走向的武陵山脉,地势偏僻,多高山峻岭,这其实是历史上少数民族受汉族统治者压迫,不断向高山贫瘠之地迁徙的结果。一部湘西苗族历史,就是一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的历史。秦统一六国,在湘西置黔中郡,汉改武陵郡。但湘西“蛮族”不服,多次爆发起义。东汉光武帝派兵进攻武陵蛮,碰得头破血流,东汉统治者被迫实行招抚政策。这以后,湘西少数民族反征服、反掠夺的斗争一直延续不断。元明以后,设土司制,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清朝康熙年间,清王朝与土司的矛盾激化,废除土司制,实行直接派“流官”到湘西治理的“改土归流”政策,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是伴随着血腥的武力镇压进行的。因此,爆发了乾嘉苗民大起义,苗族人民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捍卫了自己的民族生存权利。一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湘西地方各族人民一直处于被残酷掠夺之中。1936年,湘西爆发以“革屯归民”“抗日救国”为号召的苗族起义,后国民党改编湘西革屯军,企图借日本侵略者的力量消灭苗族起义军。{18}沈从文自己也曾说:“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这暴政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19}

  从湘西民族地区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在这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的历史过程中,湘西少数民族人民一直都处于一个悲剧的轮回中,不管怎么都走不出来。在这里,湘西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沈从文的写作有了某种历史意义上的重合,沈从文作品中的悲剧与湘西少数民族人民的悲剧命运,也有了不可回避的契合。而且,这也符合沈从文想以写作重塑民族品格的创作宗旨。

  沈从文在《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我对于国家民族,以及属于个人极庄严的命运,感到异常痛苦。”{20}沈从文还说:“我们需要的倒是一种‘哲学’,一种表现这个优美理想的人生哲学。”{21}“一个民族缺少童心时,即无宗教信仰……童心在人类生命中消失时,一切意义即全部失去其意义。”{22}在沈从文那里,童心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湘西边地人物都不失为赤子童心,沈从文在这些人物身上寄予着生命理想和复兴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23}可见,沈从文的创作是“带着‘乡下人’的更大奢望,即重造‘民族的经典’,实现中华民族

  内部‘人与人关系的重造’。他有意将‘乡下人’身上保有的道德美,作为中华民族未来人际关系重造的参照系”{24}。文字的下面浸润着湘西民族长期以来被压抑和边缘化的孤独感和悲剧感,同时也映射了沈从文重造民族生命的理想和愿望。{25}

  萧萧是湘西“乡下人”的代表,但无疑,也是湘西少数民族的代表,从文中的少数民族山歌即可看出。因而,萧萧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超越了阶级(阶层)悲剧之上的,具有了民族(苗族)悲剧的意义。

  这里,沈从文有一部作品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长篇小说《长河》。1938年4月12日,沈从文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里说道:“手边有一本选集,一本《湘行散记》,一本《边城》,一本《新与旧》,一本《废邮存底》,象征卅年生命之沉淀。我预备写一本大书,到昆明必可着手。”{26}这本大书就是《长河》,也是沈从文重返湘西的产物。从1938年8月7日起,至11月19日止,《长河》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上连载……但因内容涉及湘西少数民族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在香港报刊发表时即被删节,以致前后不连贯。{27}

  沈从文认为他的家乡部队被蒋介石用来做炮灰,他们去保卫蒋介石的家乡,蒋的嫡系部队却躲在一旁。沈从文感到蒋介石有意采取种族灭绝政策来消灭苗族人民,使得凤凰剩下一城孤儿寡妇。沈从文认为他未来的著作一定要写出这一点。这部作品就是《长河》,虽然他没有把它写完。{28}因而,沈从文“小说中所反映的事件尽管取之于湘西一隅,但思考的笔触却指向整个中华民族,它从湘西民族的一隅表现出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风貌”{29}。而《长河》最初的酝酿时期就是沈从文1934年重返湘西时期,这和《萧萧》的修改发表时期大体一致,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萧萧》具有某种历史的、民族的悲剧意义在里面。

  当然,沈从文的创作绝不会仅仅局限于湘西地方民族(苗族)的悲剧,他还将其扩展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宏大悲剧里面。在《萧萧》中有这么一个场景值得我们注意:在花狗诱奸萧萧之后,担心萧萧回头告祖父,会挨顿臭骂,就故意把话题支吾开,扯到“女学生”上头去,但小说中曾经无限向往女学生的萧萧却是这么一种表现——若不是花狗提起,萧萧几乎已忘却了这事情。

  众所周知,小说中出现的“女学生”,其实是有着深刻内涵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思潮,是“自由”的化身。但是,当“五四新思潮的零星细雨以一种变形的方式洒落在湘西这偏僻的山村里”时,“萧萧的念头又是一种怎样的朦胧!丝毫谈不上具有追求人身自由的理性思维内容。而当逃走的打算一旦被发觉,萧萧就不再有影响自己人生命运的任何主观努力,生死祸福一切听凭别人去安排。最后,萧萧生下第二个儿子时,全家又在忙着给十岁的大儿子迎娶媳妇了。媳妇比儿子年长六岁——又一代萧萧进了门”{30}。沈从文的这种处理方式,既“见出湘西地方民族‘生命’的神性。但它又带着几乎千年不易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如不加改造,势必在现代竞争中成为地方民族衰亡的因子。这样,沈从文裸露出有关湘西人事景物全部描写的核心——

  一个地方民族的悲剧命运。在对外部的关系上,是历代外来统治者与地方民族的矛盾与对立;在内部关系上,是地方民族精神的觉醒与改造”{31}。

  因此,沈从文的创作并不止于对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的反思。从整体看,他的创作最终指向对民族未来生存方式的终极关怀。对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的反思,只是沈从文思想链条中的一环。{32}而且,沈从文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湘西乡土世界,本身已成为一个相当完整的文化符号,其中不仅蕴涵着沈从文个人精神发展的历史,而且蕴涵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存空间”,并且,沈从文作为“一个湘西‘乡下人’的心灵秘史和整个湘西民族的心灵秘史”,定会“进而扩大到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33},呈现出“一个民族的旅行”的特征。

  从这个角度来讨论,张宏建的观点倒有了一定的新意:小说正是通过萧萧在特定环境中的这种对立与互参,展现着作家对中华民族灵魂重铸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湘西世界”少数民族

  精神世界的隐忧……当作家想借湘西自然生命形式重构中华民族灵魂的时候,却又发现自身有着明显的缺陷。当然,无论是“隐藏的热情”还是“隐伏的悲痛”,都显示着作家对湘西少数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及其深深的民族之爱……这种文化心理矛盾,是作家之痛,更是作家对湘西少数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深深之爱。{34}

  沈从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的创作,“积淀着中国现代作家桃源寻梦——梦断桃源——桃源重构的思想历程”{35}。而《萧萧》作为其成熟期的一个短篇小说代表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沈从文的整体创作观念。往小了说,萧萧的悲剧是一个阶级(阶层)的悲剧,往大了说,萧萧的悲剧也是整个湘西民族(苗族)的悲剧,而结合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萧萧的悲剧又何尝不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呢?■

  ■

  {1}沈从文:《萧萧》,《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264页。

  ②

  沈从文:《烛虚·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72页。

  {3}沈从文:《云南看云集·给一个广东朋友》,《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316页。

  {4}{6}{9}{10}{15}{18}{30}{31}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4月第1版,第341页,第208页,第210页,第473页,第119页,第114页,第373页,第96-98页,第212页,第394页。

  {5}沈从文:《湘西·辰溪的煤》,《沈从文全集》(第十一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381页。

  {7}刘秀美:《民俗与人情——论沈从文〈萧萧〉》,《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6期,第34页。

  {8}{23}{25}{29}{33}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245页,第92-93页,第217页,第240页,第269-270页。

  {11}沈从文:《烛虚·白话文问题》,《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63页。

  {12}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241页。

  {13}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59页。

  {14}{32}{35}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第10页,第15页,第15页。

  {16}{24}凌宇:《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文艺研究》1986年2期,第65页,第70页。

  {17}沈从文:《龙朱·写在龙朱一文之前》,《沈从文全集》(第五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323页。

  {19}沈从文:《从文自传·我所生长的地方》,《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243页。

  {20}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225页。

  {21}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13页。

  {22}沈从文:《青色魇》,《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180页。

  {26}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303页。

  {27}吴世勇:《沈从文年谱(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208-209页,第213页。

  {28}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10月第1版,第252页。

  {33}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269-270页。

  {34}张宏建:《民族精神隐忧之上的民族之爱——沈从文小说〈萧萧〉评析》,《名作欣赏》(中旬)2005年第5期,第109-110页。

  ■

  作

  者:郭大章,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篇九:萧萧的社会意义

tle>《楚辞·山鬼》中“木萧萧”之释义探析-百度文库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楚辞·山鬼》中“木萧萧”之释义探析

  作者:孙明星

  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2年第09期

  摘

  要:现代注释者对《山鬼》中“木萧萧”的释义多有分歧。本文将通过对古注的梳理和分析,结合古注和今释,力求探明其真实的含义。

  关键词:山鬼;古注;释义

  中图分类号:H10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6-0201-01

  《九歌·山鬼》最后一章是“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貁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离忧”。对于该章中“木萧萧”的释义,现代注释者多有分歧,注释也因此也多有不同。

  我们首先说一下关于“萧萧”意义的解释,“萧萧”的意思明确了,那“木”为何指自然就清楚了。王澧华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上册》将“萧萧”注为“落叶声”,笔者感觉这个注释值得商榷,遂查找了其他一些收录该文的著书之中对这一部分的解释(当然都是现当代人的注解),这些解释有这几种,第一,就是上面的这种解释,将“萧萧”解释为“落叶声”;第二,解释为“风吹树木的声音”;第三,解释为“风吹树叶的声音”;第四,将其理解为“风吹落叶的声音”;第五,风吹树木,动摇做声;第六,风吹叶落的声音;第七,草木摇落的声音。这七种解释都是将萧萧理解为象声词,但对其具体拟什么的声音,理解不同。可以概括为这五类:叶落声;风吹落叶发出的声音;风吹树木的声音;风吹树木动摇的声音;草木动摇坠落的声音等。

  实际上,对于此处的解释,古代注家也有分歧。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将该章的章旨概括为:“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电暴雨,猿貁号呼,风木摇动,以言恐惧,失其所也。”在这里明显看出王逸对“萧萧”的解释是风吹草木摇动做声。而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注曰:“萧萧,《文苑》作搜搜。补曰:飒,苏合切。搜搜,动貌,与萧同。”朱熹《楚辞集注》:“萧,叶音搜,《文苑》作搜。”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将“萧萧”解释为“木叶落也。”今人马茂元《楚辞选》注为:“萧,古音搜”。

  前辈时贤的这些解释都各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我们认为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的解释更为合理,他引《文苑》中的异文,通过异文来作解释印证,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在《文苑》中“萧萧”作“搜搜”,在解释时将其解释为“动貌”即动摇的样子,这是比较合理的。但在全句之中,前面“飒飒”是风声,后面的肯定也是声音,这样才更合适。我们认为即使如此,也并不与洪注矛盾,草木摇动之中定然是有听觉也有视觉,只是此处强调的是视觉而非听觉。再者,此种解释和整章的结构对应,本章首句是“雷填填兮雨冥冥”,“填填”是指雷声,“冥冥”是晦暗的样子,一个是听觉一个是视觉,对于这两个词的解释并没有疑问,各个版本及注家都一致。这一句式和后面的“风飒飒兮木萧萧”是一样的,我们当然可以解释“萧萧”为动摇的样子。另外,《文苑》中收录《山鬼》写作“搜搜”。《汉语大辞典》对于“搜搜”的解释中有“动貌”这一含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义。在《庄子·寓言》中有“搜搜也,奚稍问也?”陆德明“搜,本又作叟……又音萧。”程玄应疏:“叟叟,无心运动之貌。”故此,认为“萧萧”在此处当作“动貌”即动摇的样子解释。当然王逸在《楚辞章句》也将该句解释为“风木摇动”,也并不为过,只是其所作的解释不如洪兴祖更为明确。但是《汉语大辞典》中所载的“萧萧”这一词条之下的解释中并没有此一种,与该处相关的是第一个义项:象声词。常形容马叫声、风雨声、流水声、草木摇落声、乐器声等。笔者以为《汉语大辞典》中该词条所收释义或有疏漏,因该词的“动貌”这一义项中,也包含感官中的听觉方面,只是侧重点稍有不同,而编者忽略了这一方面。

  对于其中“木”字该做何解释,据前面所述解释中也无定论,不过“萧萧”释义的问题解决了,那此章中“木”字就较之容易了。既然“萧萧”是动摇的样子,那么这里的“木”就不可能是“落叶”了。在古注中,王夫之将其解释为“落叶”,是很有问题的。笔者查阅了《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辞典》“木”都没有“落叶”这一义项。而且在古文的实际用例当中也并没有发现“木”作“落叶”解的实例。而仅仅有“树叶”这一义项而已。即使这样“木”作“树叶”解,具有这一义项,也是相当后出的,最早见于庾信《哀江南赋》“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此处的“木”作树叶讲,在此之前并未发现“木”有树叶的意思。屈原在《九歌》中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其中“木叶”是树叶的意思,当然“木”也只是树木的意思,连“树叶”这个意思都不具备,更不可能直接就有了“落叶”这一义项了。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所用“落木”可能是化用《九歌》中的句子,是用典故,故王夫之的解释是不合适的。除了“落叶”之外,还有“树叶”和“树木”这两种解释,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树叶”这一义项出现也是后来的事情,在《楚辞》中确定为屈原所作的23篇中所用的“木”字共有18处,其中均无表示树叶这一义项的用法。所以,此处的“木”就应当解释为其本义“树木”。

  综上,我们认为《山鬼》中的“风飒飒兮木萧萧”解释为“狂风大作,树木摇动”,其中“萧萧”侧重视觉指“摇动的样子”,“木”则是指“树木”。

  参考文献:

  [1](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2]王澧华.中古古代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宋)朱熹.楚辞集注[M].江苏: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2010.

篇十:萧萧的社会意义

tle>灯火的阅读答案萧萧-百度文库

  灯火的阅读答案萧萧

  这篇《灯火》让作者不时想起与它共处的那段时光,它是作者人生中的“永恒之火”;面对这样一盏摇曳的灯火,仿佛可以跟古人促膝而谈。下面由店铺为你带来关于灯火的阅读答案,希望对你有帮助!灯火的阅读材料

  乌黑油污的煤油灯,一经火柴点燃,便有了亮晃晃的“生命”。

  “生命”的意义就是它会让你想起与它共处的那段时光。生命的最简单意义可以是一个字:“动”!那昏黄的煤油灯的火舌,就是那样闪动着,那样引逗着你的眼,那样闪着古老的昏黄。

  在朝兴村,这样的煤油灯不知与我们共处了多少年,小的时候,我们叫它“番仔油灯”。番仔油和番仔火(火柴)一样,都是由洋人传来的。番仔油的味道呛鼻难闻,打来的油通常都放在墙角不显眼的地方,煤油灯缺油的时候才提出来添加,小心翼翼的,一方面怕弄脏了衣物、桌子,一方面怕易燃的煤油引来祝融肆虐,回禄嚣张①。

  家用的煤油灯主体是大约十公分高的玻璃瓶,外围有铝片为套,瓶口是一个铅皮的盖子,中间钻一个小洞,棉纱捻成的灯芯就插在这个洞里,灯芯可以一直伸向瓶底,将煤油汲吸上来,油润的灯芯,火柴一点就燃着了,昏黄摇曳的光芒,就这样温暖着我们的童年。

  夜深的时候,面对这样一盏摇曳的灯火,仿佛可以跟古人促膝而谈,读一点诗词,雅兴随之而起,如果能翻阅几则“聊斋”,或许更增加一些古奥之趣,可惜,当时年纪小,只认识李白的铁杵、王冕的荷花!最温暖的当然不是这摇曳昏黄的灯光,而是灯光下两个相对的人影,一老一少,祖孙两人从“人初静”,守到夜更深,守着永夜,守着灯火,守着长长的一段祖孙相牵系的深情记忆,那是祖母无怨的爱,无尽的心,所有的怀念都从这样温馨的画面进入、泛起……

  当灯芯烧黑了,我们用个小竹片剔亮它,挑灯夜战原来就是这样的啊!那情景仿佛剪烛西窗一般,灯芯越烧越长,就要用小剪刀剪除碳化的那小小一截,光,就更亮了!

  煤油灯的火焰很容易将墙壁、屋梁熏黑,因此悬挂的地方一直是固定一处,不随便改换,以免房子到处留下乌黑的油烟。

  那样的煤油灯,我们家好像只有三盏,人在客厅的时候,灯随我们在客厅,夜读如果是在祖母的房间,灯就随着我过去。有时,书读到一半,要到客厅拿东西,那得提着灯过去,脚步不能太急,免得走路的风息将灯吹熄。不知你是否记得我们家是土埆厝②?风随时可以从破落的竹篾片之间随意进出,风大的时候,我

  们就得一手举灯,一手遮风护火,步步为营,仿佛临深履薄的人,战战兢兢。

  那情景仿佛护着累世的家产。

  在那样的灯火下,一切都荡漾着温馨。

  虽然,煤油灯有效的亮度不过是一两尺而已,那样的光晕却是不灭的永恒之火,一直亮在童年的心中。

  多少风与云吹送过去了,我们长大了,家里安装电灯了,刚开始,我们只要五烛光的灯泡,五烛光的亮度刚好模拟煤油灯的古意,却免除了油烟的熏染、风动的闪烁,那样笃定而拘谨的五烛光灯泡,是我们使用“电火”的第一步。

  此后,四十烛光、六十烛光的灯泡陪伴着我们成长,日光灯一到,黄光从此成为白光,那又更向前跨过了一步,这时,伴读的祖母早已回到天上去了,惨白的日光灯下总觉得缺少了昔日那份盈满的温馨,总觉得身边嘘寒问暖的声音就这样沉寂了下去,我怅怅然在良好的灯光下写作。

  继之而来的美术灯、霓虹灯,将我们的家、我们的城装扮得更美,耀眼、闪烁的灯,增添了一些妖媚,每个家、每个众人进出的地方,都安装了无数的、千奇百怪的灯,入夜以后的都市和乡村,比白天更多了一些新奇和眩惑。

  有一次,我从华冈上望向台北,万家灯火里哪一盏是为我而开的?喃喃自语的我在无边的夜里迷失在灯与灯之间。

  四十年了,从摇曳昏黄的煤油灯下,我们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坐在讲求爱眼照明的桌前,如果祖母还在,那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境?我常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在一个万灯闪亮的夜晚,陪祖母静静欣赏这

  一些光影缤纷!我说不出喜欢煤油灯的理由,但我知道灯火在我心中的意义。

  (有删节)【注】①祝融、回禄:传说中的火神,借指火灾。②土埆厝:台湾的一种民居。

  灯火的阅读题目

  1.文章细致地描写了煤油灯的外形和使用方法,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2.解释下列两句话在文中的含意。

  (1)那情景仿佛护着累世的家产。

  (2)喃喃自语的我在无边的夜里迷失在灯与灯之间。

  3.文章在人称的使用上有什么特点?这样写有什么作用?4.文章最后一段说:“我说不出喜欢煤油灯的理由,但我知道灯火在我心中的意义。”综观全文,灯火在作者心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灯火的阅读答案

  1、①寄托作者对童年时光生活的深切留恋和怀念;②使童年的生活图景更真实、具体、生动,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受;③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2、(1)①即使是普通的煤油灯,在贫困的年代里也是很宝贵的;②灯下的温馨和苦读,是更值得珍惜的人生的宝贵财富。

  (2)①曾经拥有的灯下的温馨已经逝去,“我”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怅惘;②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些美好的东西。

  3、第一问:①文章以第一人称作为全文的基本视角;②偶尔插入第二人称,构成两种不同人称的相互交叉。

  第二问:①不同人称的出现丰富了文章的叙事手段,有助于作者思想情感的表达;②营造了一种亲切的气氛,拉近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

  4、①灯火让作者不时想起与它共处的那段时光,它是作者人生中的“永恒之火”;

  ②灯光下的祖孙相牵,使作者贫穷的童年生活变得温馨而富有诗意;

  ③作者的成长离不开灯光下的夜读,这是作者人生的重要一步。

篇十一:萧萧的社会意义

le>《萧萧》教案-百度文库

  广东省高州农校教案

  课程

  授课时间

  课题

  教学目的

  教学重点

  文学鉴赏

  班级

  文秘200901班

  2010年10月

  日

  (第六周星期

  )第

  节

  第三章

  小说

  第二节

  《萧萧》

  体会20世纪初湘西的淳朴民风和原始的社会状态。

  了解乡土文学的特色,对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作一定的探讨和了解。

  教学难点

  了解乡土文学的特色,对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作一定的探讨和了解。

  教学方法

  课型

  涵咏、赏读、点拨、讲析相结合。

  单一

  教具

  一、学习要点

  内容提示

  《萧萧》写湘西少女萧萧12岁就嫁给比她小九岁的丈夫做童养媳,尽管在婆家带丈夫、做杂事很苦很累,但压制不住花季少女渴望自由与爱情的心。她被那个在她家做工名叫花狗的年轻人诱惑而怀了身孕。花狗因此不辞而别,萧萧亦试图出逃,但失败了。依照当时封建习俗,她面临沉潭或发卖的惩处。由于娘家与婆家两方都没读过“子曰诗云”,故决定将她发卖。但待到萧萧十月足胎生了儿子,也未曾有人来买。萧萧侥幸逃过了惩罚,并留在婆家正经地做了丈夫的媳妇,抱着新生的毛毛,就如同当年抱着小丈夫一样。

  二、作者生平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是一位自学成才且勤奋多产的著名作家。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独具一格的创作成就,沉浮不定的人生命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

  1902年12月28日(旧历冬月二十九日)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父母为之取名沈岳焕。沈的家庭是凤凰名流。祖父沈宏富,20岁即获满清提督衔,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提督;父亲沈宗嗣,也任职军中,作过裨将,当过上校军医官。沈从文的母亲黄英,出自当地文化名流世家,外祖父黄河清,乃凤凰最早的一名贡生,后来做本地守庙的书院山长,为人开明有头脑,凤凰的第一个剪去辫子的人就是他。黄英的哥哥办了凤凰第一家邮局,开了凤凰第一家照相馆。这一切使沈从文的母亲思想远较当时湘西妇女开明,从而使沈从文兄妹数人得以有一个较为开明自由的家庭成长环境。沈从文的大哥沈岳霖便成为凤凰第一个穿西服的本地人称为“土洋人”的青年人。

  军人世家的期望使沈从文很早即进入私塾学习,然而,他无法规范于那逼仄的天地,他经常逃学,与大自然为友,耽于幻想,更喜欢投身社会“去读那本色香具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近代中国社会战乱频仍,政权更迭如走马灯,沈家每况愈下,家境渐渐败落。14岁的沈从文终于离开学校,加入湘西土著部队,开始他的少年从军生涯。

  在部队先后六年,他随军移防,辗转流徙,足迹遍及川、湘、黔三省交界地带及沅水流城,饱览“人生这本大书”。太多的杀戮,太多的死亡,沈从文厌倦了政治,更反感政治操纵下的“死亡游戏”,倒是六年行伍生涯,使他得以体验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等,他也从在部队结识的文姓秘书和一位印刷工人那里,开始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学。

  1922年,20岁的沈从文告别湘西,告别那哺育他生命的沅水,背一个小包袱,从“边城”走向北京,去追寻文学之梦。学那“永远学不尽的人生”。

  到北平后,他报考大学失败,又不愿仰人鼻息做小职员,他在失业、贫穷和世人的讥讽奚落中苦苦追寻他的文学之梦。他旁听于北大,自学于京师图书馆,在他自命的“窄而霉小斋”公寓中伏案写作,是郁达夫、林宰平、徐志摩及胡也频等人的帮助,使他解除了投稿无门的困厄,坚定了信心,获得了有力的鼓舞。沈从文说:“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此后的方向。”从此后,沈从文的作品大量见诸于《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及《小说月报》等报刊上。

  1928年,沈从文南下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等自筹资金,创办《人间》《红黑》杂志,终因资金不足而先后夭折。尔后,他受胡适、杨振声等聘请,以一个小学毕业的作家身份,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及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在中国公学时认识了苏州名门淑女张兆和。

  1933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成婚。同时开始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培养了大批年轻作家。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南下武汉、长沙,经贵州西行入滇,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北平,任教于北京大学。并同时担任天津《益世报》、北平《经世报》《平明日报》《大公报》四家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

  解放后,“由于历史的误解”,沈从文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他虔敬本职,潜心中国历史文物研究,基本上中断了创作,渐渐从中国文坛上销声匿迹。1978年,沈从文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0年应邀赴美访问,受到美国文化学术界热烈欢迎。1988年5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三、作者作品

  1.作品概述

  沈从文一生著述甚丰。其代表作有蜚声中外的《边城》及《长河》、《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历史文物研究成果最著名的有周总理亲自委托交待的课题《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该书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并成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赠送给外国国家元首的礼品。

  沈从文著作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与花城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此外,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潮南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沈从文散文选集》《沈从文选集》等多种选本。

  2.重点作品

  《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

  四、创作背景

  《萧萧》作于1929年,原载《小说月报》21卷1号。当时沈从文由湘西来到上海,失望于现代物质文明浸染下的都市人的人性异化失落,试图用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的“湘西世界”来抵御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的生命异化和人性扭曲。《萧萧》中写湘西农村小丈夫娶大老婆的陋俗,但沈从文把这种本来十分痛苦的不合理的关系写得非常谐和而亲善。萧萧十二岁时嫁给三岁的小丈夫,每天哄他睡觉,帮他洗尿布。她逐渐发育成熟后,就难免感到寂寞。家中长工花狗的情歌挑逗起她青春的欲望,并使她糊里糊涂地怀孕,而花狗则逃之夭夭了。照当地规矩等待萧萧的命运或被发卖,或是被沉潭淹死。但沈从文却对这种习俗以回避的方式进行了粉饰:对于没有读过“子曰”的善良的乡下人来说,一切都从现实出发,采取的是恬静、不计较儒家贞节伦理的态度。因此,萧萧既没有被沉潭,又没有被发卖,而是被留下来了。在萧萧生下一个团头大眼的男孩后,一家人都欢喜,“大家把母女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再后来同丈夫圆了房,又生下了毛毛,过着一种恬然自足的生活。这种超越了世俗观念的湘西社会观念作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与都市文明乃至传统道德对人肉体欲求的极端压抑,和那虚伪的贞洁观相比,他们无疑是健全人性的代表。沈从文在这里以性爱为焦点透视社会人生,并旨在与都市世界人性压抑与扭曲的虚伪的两性关系形成鲜明对照,从而获取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

  五、课文讲解

  1.

  课文朗读

  有感情朗读。

  2.课文分析

  “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会有的事情。”——小说《萧萧》,就从萧萧的出嫁开始。作者用这个平和的陈述句,定下了小说的基调。

  这个女孩子才十二岁,生在长在种田的庄子上,出嫁,就是从这家转到那家。她的丈夫还不到三岁,不过她也不为这婚姻愁烦——她不想也不懂得愁烦,在抱抱丈夫,做做杂事中,像棵蓖麻一样长大起来。小说写的萧萧的成长,是一种原生的、自然的成长,她没念过书,对于身处其中的婚姻制度、礼法制度从来没有过自觉的反抗,但是成长中的自然的人性,却与制度不可避免地冲撞在一起。

  沈从文这样写道:“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一家人都说萧萧是大人了。天保佑,喝冷水,吃粗砺饭,四季无疾病,倒发育得这样快。”于是男小女大的婚姻中存在的矛盾暗暗呈现出来——在这个小说中,矛盾都被放在情节与细节之后,作者从不正面描写冲突,但是萧萧在丈夫与花狗之间的关系,却有了微妙的变化:“她有时觉得害怕,不许丈夫走开;有时又像有了花狗在身边,打发丈夫走去反倒好一点。”这一句淡淡的点染,说出这个糊糊涂涂的女孩子心里,隐隐地有了害怕与快乐的争执。

  因为没有受过教育,萧萧不可能去反抗她的婚姻,也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她没有强烈的贞洁观。——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是近乎完全自然的,听从的是自然人性的召唤。于是,在花狗的山歌声中,她变成了个妇人。

  变成妇人的萧萧,并不是因为失去了贞洁而痛悔,这种抽象的道德观念倒并不使她恐惧,可是她有了孩子,具体的身体变化让她害怕,她也明白这是切实的罪证,于是打算逃走,“收拾一点东西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可是没有动身,就被发觉了。

  于是萧萧此刻要面对的是礼法制度。出了这样的事情,自然家里是“生气的生气,流泪的流泪,骂人的骂人”,不过沈从文添了一句有意思的话:“各按本分乱下去。”好像生气流泪骂人也都是应尽的义务,尽完便也罢了。而对

  萧萧的惩罚措施,依法倒是十分严厉:“沉潭”或“发卖”,伯父不忍将萧萧沉潭,而发卖也找不到人家,萧萧就又住下了,丈夫与她还是像姐弟一般。家人依旧对她好,住到生了个儿子,“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

  萧萧在与礼法制度的冲撞,终于因为家人的消极执行,也有惊无险地避了过去。

  在人性与制度的对抗中,沈从文写的是人性的胜利。对于婚姻,萧萧以天然的人性来对抗,对于礼法,家人以农人纯朴的天性来对抗。这样的对抗,都是不自觉的,甚至是自我抑制的,这样的力量看上去是弱小而偶然,但是却隐藏在这些“种田的庄子”里,在这些“种田的庄子”里,沈从文不动声色地在搭建的是,是他心中爱与美的,永恒的“人性的希腊小庙”。

  然而,既便沈从文是将矛盾都尽量淡化,在冲突的弱化中进展情节的,但他还是不得不写进了残酷的现实与制度。——萧萧的命运带有这样大的偶然性,她仿佛是幸运的,可她的一生却只能服从于外在力量的摆布,从来没有过对于自己的命运的自主的权力。她的快乐里头,潜伏着无知与麻木。人性的力量是天然的,却带着蒙昧的面目,于是小说中还有另一群与萧萧们完全不同类的人,“女学生”,是这群人,引进了自觉的反省反抗的力量。

  在《萧萧》中,对女学生的叙述完全是虚写,她们就像是小说的后景,不停地从庄子边“过身”,农人有着关于她们的种种荒诞不经的传闻,他们对女学生的感情是复杂而有趣的,夹杂着歆羡与轻蔑,而对于这群他们不了解的人,他们不了解的生活,保持着距离与好奇。对萧萧来说,女学生完全就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在她要逃走的时候,她却是要从“女学生走的那条路”走的,虽然她不可能真正地踏上这样的旅程。

  “女学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给小说一个时代的背景,她们暗示着一种对于制度的自觉的反省与反抗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小说的前景中的人性的力量像是处于不同的系统之中,可是它们是否有可能相结合?在天性的自然发展中,同时以教育使人脱离蒙昧?从而人能够对不合情理的制度,有更大的对抗的能力。小说不是条理如此明晰的论说,沈从文也不可能是在观念的指导下安排结构,但小说家的感性直觉却可能是与理性结论相通的。有趣的是,一九二九年小说的原作结尾是这样的:

  “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而一九五七年校改字句的时候,沈从文加了这样的一句关于女学生的话:

  “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

  在一种轮回之中,新的变数也正在酝酿与萌芽。

  作为小说,《萧萧》是与众不同的。它的着重点不在于冲突、矛盾以及应之而生的高潮,它描写人性,态度宽和,笔致从容,情节是舒缓的,细节却丰富而微妙——这里体现出一个艺术家的感受,这种感受本身就可以突破某种固有的思想的藩篱,而带给人新的启示。在《萧萧》中,种田的庄子里闻得到草料的香,听得到山歌在唱,农人们的生活是勤苦而狭隘的,但却又有质朴的生机。沈从文用《萧萧》谱出了一曲牧歌,虽然调子中也有沉痛与疑问,但总体却是明朗的、优美的,在湘西那方自然的土地上回响。

  我们知道,对湘西完美人性的思考与表现,是沈从文小说在思想上的又一个显著的特色。《边城》中所表现的“优美、自然”的人性思想在作品中又重复得到体现。《萧萧》写童养媳生活,写一个如野草般在山野春风中生长的顽强生命,与一般于婆媳的复杂关系中展示童养媳命运的作品不同,它把大量笔墨用于风俗描绘,在人物命运和风俗场景之间进行精细的结构处理,笔锋往返,跌宕有致,灵便活泼,形成一幅以社会风俗为浓厚背景的人物画。为表现完美人性的理想,作者以表现青年男女的情爱作为切入视角与中心话题。在《萧萧》中作者安排了欢喜的结局,肯定了自主自为,自然形态的爱,显示出

  “神即自然”的思想。但现代理性的缺乏,使他们最终无法摆脱自身的悲剧命运。

  3.课文难点讨论

  请讨论一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有哪些特点。

  答:要点:原生态、自然、淳朴、原始宗法社会、新事物渐渐出现、美丽的自然风光、少数民族风俗等

  4.相关评论

  走出凤凰(节选)

  王安忆

  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萧萧》里面,祖父常说的“女学生过身”,是从哪条路上来,又往哪条路上去呢?我觉得,女学生就像是水样,流过水道河床,流向四面八方。而萧萧就像是水边的石头,永远不动,当水流过的时候,听着水响。湘西的村寨,常常是是扎在水边,竹子的房柱浸在水里,变了颜色,千年万代的样子。“女学生过身”是萧萧心里最奇妙的风景,可是萧萧却从未有一次亲眼目睹。这是沈从文安排于萧萧和女学生之间的神秘的幕幛?还是命运的沟壑?小说里说,每年六月天就是女学生过身的日子,因为放“水假”了。“水假”这个词也很有趣,它给人一种流动欢畅的气氛。而萧萧始终没有看见女学生,萧萧和女学生没缘分。

  女学生还被祖父用另一个名词代表,这名词就是“自由”,祖父说:“萧萧你也把辫子剪去好自由”。“自由”是比女学生更抽象,更叫萧萧不懂得的东西,萧萧只懂得往水里照她假如没有辫子的模样是什么神气,还有就是当长工花狗把她肚子睡大时,她说:“花狗大,我们到城里去自由”。她这时明白,“自由”是解决她目下困境的一个办法。可是花狗显然不需要这个

  “自由”,他悄悄收拾起东西溜之大吉,只剩下萧萧一个,于是她也收拾起东西,“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这就是山外边水外边,轰轰烈烈的变化着的世界传给萧萧的信息,是萧萧在无办法可想的境地中的唯一可想的一点办法。

  可是萧萧还没动身就被家里人发觉了,我们期待着萧萧给我们一个壮烈的结局,将这倒霉事升华成一出悲剧。可萧萧那里的事情是与外面大舞台上的戏剧完全不同的事情。萧萧想到过死,悬梁、投水、吃毒药,可她终究舍不得死,萧萧不是女英雄,连女学生也不是。萧萧自己不死,祖父便请萧萧本族的人来决定,是“沉潭”还是“发卖”。“沉潭”是读过“子曰”的族长们做的事,萧萧的伯父没有读过“子曰”,不晓得礼教比萧萧的性命宝贵,就决定“发卖”去远处。可远处没有人来买,而后萧萧又生下一个儿子,于是“发卖”也免了。萧萧还是做她的小丈夫的大妻子。

  萧萧的乡间是很有情味也很现实的乡间,它们永远给人出路,好叫人苟苟且且地活着,一代接一代。它们像是世外,有着自己的质朴简单的存活的原则,自生自灭。世界上风云涌的大革命,没有一点矛头是指向萧萧的乡间,它们和哪一种革命都不沾边,因此,哪一种革命似也救不了它们。任何激烈的对峙都与它无关。外头世界的天翻地覆,带给这乡间的气象,便是“女学生过身”。女学生是什么样的人呢?女学生是怪物一样的人。女学生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也是怪诞可怕的世界,是样样叫萧萧的乡党们好笑与嘲弄的。

  其实,萧萧和女学生之间,仅仅是一步之遥。倘若萧萧逃跑的计划再作周密一些,行动再迅速一些,或许已成为女学生中的一员,可是萧萧的计划失败了,失败就只能按失败的说了。萧萧只得留在了乡间,做媳妇,生儿子,然后再做婆婆。不过,她似乎想做“女学生”的婆婆,她对小毛毛说:“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萧萧能做女学生的婆婆吗?这只是萧萧那一次未遂的革命留给她的一句戏言。

  萧萧没走成,可是沈从文却走成了,并且还给他的乡人们留下了出走的好榜样,还有那个画家黄永玉。据说凤凰的青年中,习文弄画的特别多。其实沈从文就是“水假”时从萧萧乡间过身的女学生以外的一个男学生,岸边的石头从他眼中历历而过,一副地老天荒的样子。沈从文走到了宽阔的江面,风也浩大凛冽起来,激荡着他的帆,喧嚣声四起。而萧萧的乡间是他心中永远的寂寞的风景。

  ——《沈从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六、练习

  1.选择题

  (1)沈从文的《萧萧》作于(

  )年。

  A.1928

  B.1929

  C.1930

  D.1931

  答案:B

  (2)沈从文的小说大多描写(

  )的风土人情。

  A.湘东

  B.黔西

  C.湘西

  D.滇东

  答案:C

  (3)沈从文不曾在下面的哪所大学任教?

  A.北京大学

  B.武汉大学

  C.复旦大学

  D.青岛大学

  答案:C2.填空题

  (1)沈从文最具代表性的小说是(

  )。

  答案:《边城》

  (2)1929年,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主办了(

  )和(

  )。

  答案:《人间》《红黑》

  3.简答题

  (1)《萧萧》里的“女学生”象征什么?

  答案要点:自由、妇权、新生事物。

  (2)萧萧对于自由与爱的追求是怎样产生的,结果如何?

  答案要点:内心对自由和爱的渴求;外界新事物的影响;结果是爱情失败,走上传统妇女的老路。

  八、研习与思考

  1.比较萧萧和废名《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说说这两个少女形象的异同。

  答:和三姑娘的清纯不同,萧萧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风里雨里过日子,像一株长在园角落里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叶,日增茂盛”。她和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长河》中夭夭一样,天真、单纯、无知无识,无法把握自己命运,只是被习惯的生活裹挟着向前。身为“童养媳”的萧萧却被长工花狗把肚子睡大,她幻想着和花狗“到城里去自由”,花狗却自己一个人溜之大吉。萧萧“预备跟了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去自由”,还没动身就被家人发觉,萧萧想到过死,却舍不得死,这样她的命运得由本族的人决定,“沉潭”是读过“子曰”的族长们做的事,萧萧的伯父没读过“子曰”,于是决定“发卖”,可远处却没人来买,而萧萧又生下了儿子,萧萧最后还是做了小丈夫的大妻子。在这样一个形象的塑造中,隐含着作家对原始冒昧与封建宗法错综交织的湘西世界的思考。

  2.阅读沈从文的《边城》,结合《萧萧》看看作家写出了一个怎样的“湘西世界”。

  答:《边城》的“化外之境”,表现了原始、质朴、和谐的“生命形态”。《萧萧》中“化外之境”已经注入了宗法制社会的内容,而且现代文明也开始渗入。

  九、相关艺术作品展示

  1.沈从文图传

  打开李辉的新著《沈从文图传》,我们仿佛打开了一扇历史的大门,充满诗情画意的凤凰城,以及一幅幅穿过历史烟尘的老照片映入我们的眼帘。李辉用散文的手法,带领我们走进湘西,走进沈从文的人生四季。

  该书以作者的采访为线索,为我们断断续续记录下沈从文的一些人生经历,作者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记录了一些沈从文先生的人生片断。作者从沈从文幼时写起,然而却用极其俭省的笔墨,勾勒了沈从文的童年时光。年幼的沈从文因为一场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父亲对他寄予的“当一个将军”的厚望。然而,自此沈从文全身心浸泡在清清的溪水中,在城外的阳光下、大自然中,自由地开始他对艺术、对世界的体验。

  对于沈从文的个性,作者着墨较多。作者通过综合研究沈从文的作品、家信后,认为沈从文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天才,并且一直带有湘西人的侠气。沈从文的自信,正是他精神的支柱,灵魂的色彩,甚至到了五十年代,在家书里他仍然直抒胸怀,把自己和曹雪芹、曹子建进行比较,发出历史的感慨。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夫妇有着很深的交往,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创作了《记胡也频》,在丁玲被捕后,他又创作了《记丁玲女士》,两部传记的写作,又表明了沈从文的侠义之气。书中也忠实地记录了沈从文与萧乾之间的误会,在沈从文去世前夕,二人已有和好之意,然而,未能等到二人相见,沈先生就驾鹤西去,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沈从文的最大魅力还是他的文字,该书分析了湘西地域对沈从文的影响,也用大量的事实印证了沈从文一生对文字的挚爱。其中,沈从文夫人张兆和、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等人的回忆,更让我们对这位大师有了较深刻的了解。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沈从文的人生四季起伏跌宕,但他用善良真诚、自信倔强、侠气柔肠,给我们留下许多平淡朴素却又感人的故事。捧读《沈从文图传》,其实就是在捧读一段记忆,一段历史,带给我们诸多感慨。

  2.电影《湘女萧萧》

  片名:《湘女萧萧》

  类型:伦理

  摄制:北影青年电影制片厂

  语种:国语

  电影简介

  民国初年,湘西边远小山村杨家坳,迎来了一顶花轿。花轿里走出12岁的小姑娘萧萧。她睁大好奇的眼睛,觉得一切都那么新奇。当了妻子的萧萧还没脱孩子气,常在苦涩的生活中自寻其乐。她白天带着比自己还小几岁的丈夫玩,夜晚要哄“丈夫”睡觉,还要帮婆婆洗衣喂猪。6年后,萧萧长成了大姑娘,漂亮丰满,婆婆给萧萧裹上缠胸布。萧萧听了人们讲的镇上的女学生的新鲜事儿,一颗沉睡的心萌动了,她向往自己也像女学生那样,过自由平等的生活。萧萧家的长工叫花狗,身强体壮,幽默风趣。他喜欢萧萧,萧萧心里也有他。一天,萧萧在房中换衣裳,花狗闯了进来,俩人大胆相爱了。此后,他们常常幽会。不久,萧萧怀孕了。这时,正遇村中寡妇巧秀娘与铁

  匠相好被人捉了奸。按照族规铁匠被打断双腿,巧秀娘被沉了潭。萧萧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胆怯的花狗因惧怕惩罚不辞而别。为打掉胎儿,萧萧求神拜佛,吞食香灰,都无济无事。走投无路的萧萧连夜逃跑了,可又被抓回,关进了库房。萧萧面临着被“沉潭”或者“发卖”的悲惨境地。后因族人的迷信和家人的善良,萧萧躲过了死劫又住在家中。萧萧生了个胖小子,她和她的儿子被接纳为家中的成员。10年过后,萧萧那颗曾是炽热的心,已经被旧的生活习俗腐蚀了,变得冷漠麻木。不久,她也按照乡俗,为10岁的儿子接来了个大媳妇。

  十、延伸阅读

  金介甫:普通乡下人的世界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像翠翠、三三这样的姑娘除了年轻外,还有什么隐私),从一些具体事情上就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观点来体会。从牵强附会的城市人观点来看,他们对世界的理解非常片面,对新生社会力量的了解更显得不够。乡下人曲解城市人的放任自流,说农村也有这种“不听话的汉子”。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很天真,把日常现象都赋予不同的,颇富新意的内容。这种新的富于诗意的形象,城里人不能理解。这就形成了沈从文写地区作品的田园诗特色。同时,沈从文还为他的乡下人提出两种社会论点:在当今世界乡下人站不住脚,然而,他们颇有感召力量,尽管从世界商业价值看它是不屑一顾的。此后,沈从文就从田园诗风格上写表达一定讽刺结构内容的作品。他笔下的蒙昧无知乡下人,用不正统的价值观来观察当今世界,当然对目前的变革抱着既甜蜜又辛酸的讽刺看法。

  例如三三,就不能理解在照料一个城市生客来养病的护士,怎样闯进她生活里来。她以为这位太太必定是个小老婆,对她这样年纪人来说,这是非常奇妙的事,那位没有出息的病人使得三三很不理解,因为她不熟悉病人的不正经的生活方式,这又一次提出一个什么是正常,什么算变革的问题。三三认为城市生活必定非常有趣味,在她的想象中,当地统治阶级必然有一座极大的石头垒就的城,城里有许多好房子,每一栋好房子里住了一位老爷同一群少爷,坐在家里什么事也不作,屋子里还有许多跟班和丫头。城里有洋人,还有大衙门,许多官员威风凛凛,日夜审案。

  因为没有读过书,三三和其他乡下人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快活。沈从文爱写他们的生活,都非常生动,甚至富有故事和音乐意味。农村很少演戏(三三认为,城里成天有人唱戏,成天有人看戏),这使得他们更欣赏演戏。他们唱着戏里的曲子,像唱军歌和婚礼歌一样。干活完了休息时,他们就吹奏自己造的笛子,或者玩点手工艺活,如用杂草编织动物。沈从文笔下的年轻姑娘梦中都在筑小坝、采花。这些乡下人精神上孤独,像会明和光棍贵生一样,可以列为一穷二白的笨拙农工。然而沈写到这些普通人在社团,特别是在家里时,他们的世界立刻就活跃起来。

  小说《渔》写土家苗族边区一个寨子里,整个吴姓家族在夏天夜里去河上捞鱼。男人、女人、孩子,携箩背刀,手持火把。只要听到山上天王(苗族特别敬重的神,也许起源于于土家族)庙鼓声一响。河两边两个敌对家族的人就会收紧鱼网。沈从文写了年轻的一对孪生兄弟,“为生存竞争,子弟皆如虎如豹”。他们只等上游信号一响,他们就把一般石灰、蓼草、松脂倒进河里。这样把河中鱼毒死,漂浮到水央上来。孩子全会泅水打架,能够听得出深山野兽的叫声。他们看天上星星和点燃香来计算时间,使他们能按规定时间玩炸鱼的把戏。

  沈从文虽然坚持认为农村的艰苦活使得乡下人身体健康,但沈在作品中很少写农村的苦活(他只写水手和拉船的纤夫)。写农民像牲畜般干苦活,却不写他们内心的潜在能力,沈从文没有写过饥饿这个主题。

  所以,沈从文作品中的农业劳动全是写手工劳动的快手,而不是写壮劳力(这是南方人的资产)。作品中写的是手工艺品,妇女在江边洗衣服,男人堆木柴,烤烟草,或者把麻线绞成套索,年轻人到山中采蕨菜,农场工人打草鞋,妓女在鞋上绣凤凰。这类活计烘托出一种小乡镇的气氛。因为这类活计天天都在干,而且这类活大都在室外进行,除了制鞋和绞绳索,活计显然都在江边、山头上,林子中干。人的劳动跟大自然密不可分。在沈从文的描绘下,活可以在讲故事的火堆边干,烧着山中砍来的柴火。这种描述把乡下人干的活计变成了一幅画面。但这种描绘当中也包含着深思熟虑过的社会学因素。特别是30年代沈的成熟作品中,乡村劳工已进入了人格化的风景画。它把乡村景色写成鸟瞰式的全景画。作为后来变革的序幕。沈从文概括了各个行业、各阶层人士的活动,说明每个集团都在自谋生活,有时还写明他们的收入。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来说,这是极有兴趣的,虽然这种作法不免成了老套,与故事没有多大关系。

  虽然乡下人从他们日常活计中感到舒心得意。沈从文还说,从三三身上看到她“从幻想中得到快乐”。沈小说中的女主角像翠翠,就是生活在梦想、幻想当中。这种幻想是她们希望与忧虑的混合体。如翠翠就害怕被鱼咬,害怕爷爷的死亡。这些梦想已成为沈笔下的乡下人内心生活的一个侧面。乡下人意识不到自己的感情,也不会把外界社会的行为加以分门别类,而只能分析这些事情的本质,赋予新的意义。三三怀念她死去的父亲,那个永远蒙着一身糠灰的碾坊工人,那位脸色灰白如茶花的客人,和他的白帽子护士——白色显然预兆着死亡,跟翠翠的情况有些类似。

  农民语言的牧歌式比喻可以作为沈从文30年代作品中民间风味对话的有趣鉴证。虽然这种对话有时显得造作(不像沈20年代的方言对话作品)。建国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也多半使用这种“农民语言”。沈用农民的比喻话来表达乡下人的思想和说法。在《边城》中,用比赛唱歌来向女方求爱,叫“出车”,管媒人主亲叫“跳马”是用象棋的比喻。乡下人总爱说有韵合辙的警句,如《贵生》中,鸭毛伯伯说的“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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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们五爷(不像你们的四爷)花姑娘弄不了他的钱,花骨头可迷住了他。”后来杜老板为了打消贵生的疑虑,以为没有人愿嫁他,就示意贵生说,要追求他的女儿就别磨蹭了。

  谁相信天狗吃月亮(民间对日蚀的解释)?你尽管不信,到时天狗还是把月亮咬了,不由人不信。我和你说,山上竹雀要母雀,还自己唱歌去找。你得留点心学它们!

  贵生终于听了他的话,可已经迟了。他产生了这样的念头:“熟米打粑粑,一切得趁早,再耽误不得。”后来他漫不经心地说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真理:他的有双重含义的说法被另一个人误解,这是沈喜爱的一种手法。贵生不久就发现五爷在贵生不在的时候,娶了老板的女儿(贵生心爱的人)做小老婆。当时贵生正在准备聘礼哩。“贵生一脚踹到一个烂笋瓜上头,滑了一下,轻轻地骂自己,”“鬼打岔,眼睛不认货!”鸡毛伯伯以为贵生是骂杜老板的女儿,就说:“这倒是认货不认人!”

  沈从文当然也写了一些喜剧角色,如大牛伯、会明和《长河》中的满满。乡下人看事情很简单,往往用错了可笑的词,或者无意地用了局部代表全体的说法,如把汽车说成“一个大匣子,人只要钻进去,那匣子就可带她到某地,不必走路”。他们自己对这种说法是很欣赏的。正如三三可算是个未被人认识的诗人,《长河》中的人物也可算是国家大政命运的预言家。他们“误解”了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把它看得太实在,后来才发觉这个运动把他们全部生活中的梦想一扫而光。他们对城里人政策没有多少直觉经验,但能分辨出那些漂亮口号的实质,因而有着预见的能力。

  乡下人精美手工艺品的价值,也在于它丰富了手工艺人的梦想。说明这些卑贱的人不是不懂得周围的美,也不是不能创造他们自己的美。手工艺品是为生活服务,它们本身并非是生活的终结,像威廉·莫里斯等反工业化主义者一样。沈从文也没有给手工艺品以拉斯金式的理论说明。因为沈从文只是凤凰县的小娃娃,他被湘西的一切制造工艺和设计所吸引,如铸造工厂就使他看得入迷了,因此他看不出机器生产的丑陋的一面。沈是理想主义者,认为到处皆是美,这样使得他不愿写城市的贫民窟,他看作是乡村理想生活的否定的反映。在《泥涂》和《腐烂》中,他着意写过泥泞、残羹剩饭和人的粪便。然而,由于舍不得他的诗意的描写笔调,他把这些东西都写得很美,像闻一多《死水》中写的渣滓一样。同样,他写一个长满疥癣,不成人样的小孩子从垃圾堆上捡饭吃时,沈的人道主义怀也使他把小孩写得非常有趣。在《长河》中,沈批评过城市产品挤垮了农村工业,但他只归罪于机器在乡村有着巨大经济影响,认为机器不过是“官僚资本主义”工具的烙印而已。(而沈的同事们想到的,却是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在获得知识上态度也非常保守,特别是妇女。《萧萧》中的老年人,《三三》中的女性,都嘲笑女学生和读过书的妇女,如《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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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女护士。但萧萧本人却想到过做女学生,来逃出目前的可悲困境。会明是典型的乡下傻子,却也有他自己的理想。他只是军队中一个伙夫,一直是大家取笑的材料。他傻就傻在自以为相貌很突出,应当是个将军。但他却有着打帝国主义开拓边疆的爱国思想。这些思想是多年前从他的湖南同乡蔡锷都督那里灌输给他的,说明他的思想多么执着、顽强。(20年代冯玉祥和阎锡山都在西北提倡过类似的开拓计划。)会明对生物(如他的鸡)也有着天赋的珍惜之情。

  最后沈从文对于乡下生活方式的消失、手工艺材料的退化和跟大地不能和谐相处等,都不太关心,他关心的是他们淡泊生活中在人际关系上那种不加计较的道德,在趋于衰退。他在谈到那些被同化的苗族水手“他们那点老实、忠厚、纯朴、憨直性格——原人的性情,因为住在山中,比城市人保存得多点罢了。”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不会说谎,不会作伪。他们喜欢善意的作弄,却不使用卑鄙手段,特别是对客人——他们对城市中盛行的那一套手法全无瓜葛。这从他们交换从大自然得来的产品上分明看得出来,特别是在出售丰产商品时不贪便宜。《长河》中写过,地方上桔子丰收,他们宁肯让它烂掉,也不卖给不正当的人。乡下人也不愿接受人的施舍。贵生得了财主礼物,就坚决要用自己礼物还报。他们不懂得怎样跟别人做买卖,像那些长沙来的军官那样。这些外乡人却懂得趁桔子丰收去小赚一笔钱,让种桔子的人吃亏。

  这种写法就把乡下人写得理想化了些,虽然其中也有真理的内涵。研究苗民的人特别注意到苗民的性情开朗,容易受骗上当,他们不像儒家,不惜倾家荡产来招待别人。然而,沈从文在《牛》和《贵生》中,研究过贫苦农民的物质主义。他笔下的农民会算账。他们担心市场情况会影响自己收入。他们也梦想发小财,虽然他们没有资产阶级那种贪得无厌的心计。乡村上层阶级一般还有一种不是资产阶级的想法,那人要发了财,那是出于天命(不像生计那样,只要干活就有活路)。大财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这跟人的社会地位无关。《贵生》中的下层阶级只会凑在厨房里惊叹主人赌博时挥霍无度,会买小城市妓女来取乐,这种挥霍浪费乡下人连想都不敢想。可是等到后来发现他们得到报应时,便不再责怪这些上层阶级了。在另一个喜剧故事中,一个人因为赌输了钱,逼得母亲精神错乱上了吊,他却把他的大部分家产做成千上万纸元宝锞子,几十个丫头老妈子,好让他母亲鬼魂在阴间来世有钱花、有仆人侍候。这说明一切全是命里注定,把钱存起来等着发财,倒是莫名其妙地人与命争。“花脚狗不是白面猫,各有各的脾气,银子到手‘哗啦哗啦’花,这哪成!钱财像是命里带来的。命里注定它要来,门板挡不住;命里注定它要去,索子链子缚不住。”(《贵生》)

  当然,这些平凡人的物质主义跟上层阶级有些不同。像大牛伯那样,他们是根据当前现实来计算,小牛伯原来想杀掉耕牛,后来害怕因此丧失生计,13

  才改变主意。大牛伯梦想发横财,只是一个幻想,而不是经过计算。他踌躇着设想出一个打牛的数字。

  “打一百下?是呀,若是我在背脊上打一百下,它仍然会为我好好做事。”

  “打一千下?是呀,也挨得下,我算定你是捶不坏牛的。……

  “打一千下?是呀,……”

  “打两千下也不至于……”

  “打两千下,是呀……”

  说到这里两人都笑了,因为他们在这闲话上随意能够提出一种大数目,且在这数目上得到一点仿佛是近于“银钱”“大麦的斛数”那种意味。

  有恒心是乡下人的另一种品德:他们是忠诚可靠的。沈从文把他们的生活加以象征化。让他们干摆渡、推磨坊等活计。他们喜爱这种熟悉的活计,懂得这种活计是一种鞭策。可靠性的背后是他们的倔强和真诚,像阿金追求那个寡妇一样。另一个嗜好赌博则使他落了空。更具典型意义的是,乡下人赌博尽量不下大赌注,免得走《贵生》中五爷倾家荡产的老路——实际上是他们下不起赌注。

  乡下对他们的节日异常热心,像对待其他生活方面的重大事件一样。他们对节日的迷恋狂欢程度,简直像入了神,不过这种宗教热忱并未达到主宰他们生活的地步(不像《凤子》,那是以苗民为背景的)。城市人把乡下人看作“小孩”,却不像欧洲农民文学里那样有着孩子式的“虔诚”。相反,一种更初步的宗教意识把乡下人区分开来,即人生是一场戏——在诸神面前演出的戏、用更高的规模演出的更有形象化效果的戏。这样,在写正式民间宗教时,沈从文把它写成一种例行公事,对习俗对神同样忠诚,把家庭和社区合成一体。

  这一家人都俨然无宗教信仰,但观音生日、财神生日、药王生日、以及一切传统中的神佛生日,却从俗敬香或吃斋,出份子给当地办会首事人,一切农村社会传统的节会与禁忌,都遵守奉行,十分虔敬。正月里出行,必翻阅通书选个良辰吉日。惊蛰节,必从俗做养耙吃。寒食清明必上坟,煮腊肉饭到野外去聚餐。端午节必包裹粽子,门户上悬一束蒲艾,于五月五日午时造五毒八宝膏,药配六一散,痧药,预备大六月天送人。全家喝过雄黄酒后,便换好了新衣服,上吕家坪去看赛船,为村中那条船呐喊助威。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田地里新得包谷新米。收获期必为长年帮工酿一缸江米酒,好在工作之余,淘凉水解渴。七月中元节作佛事有孟兰盆会,必为亡人祖宗远亲近戚焚烧纸钱。女孩儿家为此事将有好一阵忙,大家兴致很好地封包,用锡箔折金银锞子。俟黄昏时方始到河边去焚化。且作荷花灯放到河中漂去,照亡魂往升西天。八月敬月亮,必派人到镇上去买月饼,办节货,一家人团聚赏月。九月重阳登高,必用紫芽姜焖鸭子野餐。秋高气爽,又是一番风味。冬天冬蛰,在门限边用石灰撒成弓形,射杀百虫。腊八日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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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八粥,做腊八豆……总之,凡事从俗,并遵照书上所有办理,毫不苟且,从应有情景中,一家人得到节日的解放欢乐和忌日的严肃心境。(《长河》)

  沈从文这样不厌其烦列举每年的节日风俗是一本正经的,比起他20年代常常写的要详细得多(尽管这些只在社会学上有意义,从艺术上说没有多大意思)。沈在早期作品中自发地写了当地风俗,并在这些节日风俗上寄托青年人的喜爱之情:

  小孩子们谁个不愿意过年呢?有人说中国许多美丽佳节都是为小孩的,这话一点不错。但我想有许多佳节小孩子还不会领会,而过年则任何小孩都会承认是真有趣的事!端午可以吃雄黄酒、看龙船;中秋可以有月饼吃;清明可以到坡上去玩,接亲的可以见到许多红红绿绿的嫁妆,可以看那个吹唢呐的吹鼓手胀成一个小球的嘴巴,可以吃大四

  喜圆子;还愿的可以看到光头老师傅穿起红缎子大法衣大打其筋斗,可以偷小爆仗放

  ——但毕竟过年的趣味要来的浓一点且久一点。(《更夫阿韩》)

  跟部族中人一样,乡下人在各种社区庆祝会中,也有他的娱乐之道,像小说《长河》中最后一章《社戏》中所描绘的那样(戏班子是外来的巡回剧团)。人们在这种习俗中祈祷一家平安,福星高照。整个社区精神都是祝愿互相关照。他们愿拿出钱来,救济水灾造成的损失,修好翠翠家后面的佛塔,参与诸如此类的公益好事。

  沈从文对宗教非常慎重小心,说明了他的兴趣不在于振兴宗教,而是为它找到一种新的形式。为现代人找到一种宗教的代替品。《贵生》实际上是对迷信危害的一种讽刺。这个长工爱杂货店老板的女儿金凤,却迟迟不敢开口提亲。因为算命的人说她命里克夫,对农村上层阶级的人来说,迷信也是个愚昧的祸害,它使贵生丧失了一切。不管出身如何,老板的女儿毕竟是个闺女,五爷要的就是她的童贞的血,来冲洗他在赌博上的晦气。所以五爷把金凤从贵生手中夺走了。出于同样的民间“科学”,贵生也清楚了他的生肖属虎,而金凤则属鼠,金凤的生肖远非贵生的对手。所以在五爷的结婚礼上他不能在场,不然他会因冲犯老鼠而倒霉。最后鸭毛伯伯建议让他别出去,这是命中注定,劝说使贵生心里稍稍好过些。贵生一气之下离开了五爷的家。最后客人们看到大火从杂货铺烧起来,贵生的房子也起了火。我们不知道这场大火中有无幸存者,但人们却把这场不幸归罪于那位年轻姑娘,而不怪贵生。

  然而,说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容易上迷信的当,实际上他们对人,特别是城里人,甚至对神佛的彻底怀疑要厉害得多。《长河》中写的迷信只说明他们听天由命,遵循先例、权威,非常谨慎、认真、虔诚。把权威看作一股遥远的、稳定的、无法亲近的力量,却算不得内在的,撼动大地的力量。正如《从文自传》中说的,“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乡下人都听这些社会的、天神的话,对它们毫无隐私,可以说过分天真,但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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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深处其实是有些怀疑的,也许因为这一点,因为神毕竟虚无缥渺,比官员更不可捉摸,所以乡下人便敢于同天神开玩笑。

  乡下人对什么人都非常慎重对待,要了解他们的背景。这一点在沈从文后来作品中可以看出来。我们看得出,作者多么热心于了解他们的社会细节(可能是受到他在课堂教过的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影响),使得他像编公报似的把地方出产、节日、丧礼习俗,甚至沅水流域妓女唱的歌谣都一一记下来。沈在30年代作品中写到一个人出场时,总要并代他的生平历史。这样,就为他的社会风景画加上一个时间界限——写社区里的绅士子女如何选择自己伙伴,变成革命家,最后返回家园,才发现跟家人之间已隔着可怕的代沟,差一点被不明真象的地方当局杀掉。算教诲也好,暗示也好,这种出身故事表达了作者对人物来历的关心。王老板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跟我们一样赤手空拳,还是靠城里的遗产发家?城里的生活怎样改变了老板娘的发型,以及她怎样对待张老太太?沈还说乡下人跟城里人不一样,并不刺探别人隐私,但沈说这句话也许是对那些海派造谣专家的抱怨。在《凤子》里,沈写过在凤凰西边某个汉苗杂居地区,当地人对城市客人说,本地的风俗容许远方客人问他们各种私人问题。乡下人的生活就是一本打开的书。

  沈从文很少写他的自由自在的乡下人感受到什么家庭压迫。《萧萧》是写家长统治的少数小说之一。沈笔下的乡下人都生活在一个核心家庭里面。家人间关系充满爱和关心,很少提到家长权威;死亡带来家庭破败,所以家中每个成员都异常珍贵。然而,父亲得鼓励儿子去山中打猎或下水划船,让他们锻炼成人,有出息,让年轻人独立作主,生存付之天命。很少管他们的婚配。在《边城》中,唱歌求爱成为风尚,托人说媒倒被人耻笑。

  沈从文笔下乡下人的交际本领也许值得争议,贵生与会明、翠翠与三三,都不会社交。而沈喜欢探索隔代人之间的误解与交往上的鸿沟这条死胡同。如翠翠跟她爷爷的关系。《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但在沈的社会场景中,乡下人还是喜欢聚在一起就某一话题谈论不休,正像《长河》中生动描绘的枫木坳大路的集市,或《贵生》中那个杂货铺和五爷厨房里的情况一个样。他们爱听人讲故事,说笑话。像毛弟的妈一样,很多人都健谈。

  沈从文在探索人类灵魂奥秘的孤立中曾经指出,他的乡下人,特别是家里的人,不用依仗多少语言就能交流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直觉,以及对手势、漫谈的敏感,就足够调查彼此心灵的深处。沈认为沉默倒能够增长乡下人对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在上一章里我们看到“愚蠢”的沉默与“傻子”式的微笑正是他们精神上能够欢天喜地的原因,聂华苓甚至认为这是乡下人体验到了存在主义窘境的象征。会明和贵生几乎都是傻子;他们的朋友也认为他们是傻子。翠翠和三三自然都未成年,还处在变成少妇的边缘。

  沈从文真的认为沉默是一种幸福,代表一个人天真无邪(他在文学评论中也称道沉默,用意是不想参加文学论争)。他在小说《牛》中特别指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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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大牛伯真心实意地向他打伤的牛表示要改过,因为牛不会说话。说话太多的人倒往往说谎、推托。老牛伯体恤小牛办法是在后面推犁时多使一点力气。他打伤的是条不能说话的牛,它也听不懂话,这没有关系,因为沈在寓言中已把小牛充分地人格化了。

  最后,乡下人在城里人面前沉默寡言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社会反应,表明卑微的人尽量不同比他高贵的人打交道,以免弄得狼狈不堪,因为他们生活不同,高贵的人不能了解乡下人的感情。只有城里爱唠叨的人才会跟乡下人用啰嗦语言来问他们一种难于表达的感情。一个豆腐小贩怎么会去挖掘死去爱人的尸体?对三三和她母亲来说,她们为什么不敢去堡子里见那位总爷?只有城里人习惯于问这种问题。乡下人无法用循辞、假话来回答城里人的问讯,只能“什么也不好说,只按照一个乡下人的方法,望望略显黄瘦了的白帽女人笑着”。他们中有的乡下人也并不那么冷淡。说实在的,他们比那些现代的小心谨慎的太太们要强得多,那种人“被冤了,不赌咒,也不哭”。“乡下人到集市做生意时,也要嚷嚷骂骂,加上习惯成交以前要盟神发誓,成交后还得在附近食棚子里去喝酒挂红,交易因而特别热闹。”(《长河》)

  在上一章中我们曾提到过,男女之间的爱情是民间活力的又一象征。沈从文在小说中特别爱写青春期乡下姑娘这种神秘玄妙的魅力。《柏子》中写水手柏子这种粗人,可算写得淋漓尽致,认为是男人活力的根源。在沈的小说中,爱情没有因为社会地位不同把性爱分隔开来,而受到不同的对待。贫穷雇农也有得到爱的机会,如《萧萧》和《雨后》,写了他们获得了乡下姑娘的爱情。在《柏子》、《丈夫》和《边城》中,沈从文想指出爱情的买卖(对当事人来说是经济上的必需)并不能阻碍乡下人跟所爱的人形成长期伴侣关系。妓女在尝到性的刺激的同时,还要与钟爱的人建立真诚的友谊,尽管她要靠接待客人来维持生计。《丈夫》中的主角也是出于妒忌吃醋,而不是由于谨慎小心。

  《夫妇》和《萧萧》中出现的人物则更为保守。儒家的态度是谴责一切婚外的性关系。然而,小说《萧萧》指出了童养习俗的不近人情,只惩罚怀了孕的人,生下来的如是个男孩,却一切罪过都不追究。当然,孩子的性别是由命运决定的;小说强调了萧萧无能为力的危险处境,使得她想变成一个女学生好离家外走。在别的小说里,如写边疆山区的阿黑、五明那种性的饥渴人物的圈子里,成年人简直可以宽恕那些通奸行为,特别是在青年和寡妇之间的有伤风化的行为。

  沈从文笔下的天真无邪的少女,也大都胸部隆起,洋溢着女性的魅力。在《边城》这类小说中,容许他们主动找对象,在汉人社会中这是少见的(苗民中可并不少见)。阿黑的爱情故事说明她年纪大些,比她喜欢的小伙子五明更有经验。然而在《采蕨》中,却是小小的五明采取主动。这就使这场两性之间的爱恋显得单纯自然。沈从文这位城市作家,把男女爱慕写成是太阳和暖引起的自然反应,那时雨后新晴,蕨草冒出了卷曲的新芽,阿黑姑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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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比五明要认真得多,可以说“过于认真”。表面上她对同小伙子五明办那件事心情十分矛盾,既喜欢又害怕。但她发现五明只是一个小孩子,因为在他把阿黑百般追求到手之后,似乎想悄悄不声张。

  沈从文写成年男人,特别是水手,就要粗鲁得多,把他们的男女之间关系写得毫不含糊,淋漓尽致。这种沅水流域的风情画沈曾一再描写过。他说,下层人民的咒骂,跟他们的绰号一样都富于创造性。他用有声有色的对话证明这一点。他们的咒骂,跟平常人的打架、喝酒、追女人一样,表现了他们生活中的果敢的一面,正像他们遇到危险时挺身而出、毫不畏缩一样。他们不像城里人,例如阿金,他们随时都准备冒险一试,跟人较量,把一切听之于命运。

  那么,什么是克制呢?在中国传统中对苦难命运逆来顺受,历来认为是乡下人的另一种果断形式。然而在20世纪,这种美德在优胜劣败的民族生存斗争中却是一种弱点,或者说是怯懦。沈从文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乡下人,常常说起他们生活中的那个抽象命运,或者佛家说的前生罪孽报应。沈似乎也认为相信命运是使穷人能活下去的一种力量,虽然他在《湘西》这本游记里批判过他的同乡的保守退避思想和自暴自弃心情。在小说《会明》中,他又让他的主角的英雄主义在两方面出现。会明默默地随了所有同事的凌辱。然而他想到蔡锷将军的精神,使把同事们的自鸣得意都放在脑后,认为别人都不了解蔡将军。

  沈从文并没有完全掩饰乡下人的阴暗面。贵生由于“不能支配自己”而纵火,可能杀人或者自杀。《夫妇》写农村道德的一个弊病:不宽恕不遵守当地习俗的外人。《牛》写了乡下人最复杂的一面形象。大牛伯这名字说明他本人就像条牛。他穷,住在山寨里,吃的白薯饭,瞪眼看着他的牛被打伤。在这篇小说里,乡下人本身就是“压迫者”,因为他打伤了自己的“长工”,他认为是自己造的孽,几乎不敢在牛的跟前承认自己的弱点。牛会跟他过不去吗?可这位乡下人很冷静,他把所有家业都拿出来救他的“朋友”,用投资来偿还自己的罪孽。故事结尾是公家把全乡的牛都征用走了,老牛伯才后悔早知如此结局,不如当初索性把牛杀掉。这个故事不仅直截了当地反映了乡下人的心情,还表达了乡下人的社会地位。

  这样,沈从文不像张天翼那样,成为优秀的正统“现实主义”作家。张天翼笔下的乡下人既粗野又肮脏的形象能够令人信服。沈从文说他在《边城》中创造了一种“人生形式”,即“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就是说,它能使读者永志不忘,虽然这种写法并非出于杜撰。他的笔总带着深厚感情和地区偏爱,想在中国假设的单纯社会集团中找到希望。他了解中国穷乡僻壤的状况,为之写作。如果说,他把下层阶级理想化是因为自己地位提高了,感到有些负疚,可是你在他自然性的作品中找不到任何暗示。沈从文还是孩子时,出于年幼无知,曾经以“小少爷”身份取笑过更夫阿韩,可他在1926年写的小说中,并没有表示什么内疚。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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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沈从文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广度,因为他坚持认为,中国下层人物能够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他们不单是一个物质的、社会的存在。看不到沈从文作品的社会广度,你就体会不到他的作品道义上的深远意义。再说,如果没有沈从文在他的作品里对他的故乡作了全面而现实的反映,许多中国人可能到现在仍会对湘西乡下人的言语、谈吐、行为和思想了解甚少。

  ——《沈从文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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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二:萧萧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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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萧萧》中女性形象的悲剧意义

  摘要:女性悲剧,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中从始至终都以包合同情与怜悯为主的人文关怀来书写,但是由于女性宿命及社会现状,在无法脱离罪恶本身的背后给我们带来的是伦理社会下如童话般的湘西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反差,女性悲剧意义反讽意味更强。男女性力量对比在家庭结构中的有意识忽略让《萧萧》以更加亲和的态度触发人性机制,而萧萧作为女性的正常人性所需要的纾解让《萧萧》更加贴近日常生活,作为家族关系媒介的儿子使得文章的结局有了更多的开放性,传承与接替的后代虽然有对照前文的作用,但是同时也用这样的一种循环机制适当地拉开了与读者的距离,让人们更多地意识到女性悲剧本身的意义。

  关键词:《萧萧》女性悲剧

  男女性力量对比

  人文关怀

  沈从文的《萧萧》讲述了萧萧从被接到小丈夫家做媳妇,然后与工人花狗珠胎暗结,最后回归于平静生活的事情。故事中主要人物萧萧及小丈夫的结局似乎早已在开头便已有了暗示,与以往做新媳妇的女人迥然不同的萧萧天然具有不受束缚的本性,而小时依赖萧萧的小丈夫也在后面体现了作为湘西世界男性力量的非常态化;花狗在萧萧肚里的孩子称小丈夫为大叔,这体现了男性力量的消解,而在我们看来已经“出轨”的萧萧在事情暴露后本应被村民们用民俗民规去制裁,但是南于湘西世界中不寻常的生存规则,以祥和、安宁作为基调的社会结构使得人物之间的对抗性有了逐渐消解的可能。

  在萧萧生下了男孩后,婆家的一系列行为在以农村社会对鸡肉等肉食的重视程度以及酒本身在女人身上所体现的不同性质,表明女性在完成部分传宗接代任务之后会使得女性获得新的认同感,萧萧过上了与往常同样的日子,结局是儿子牛儿也娶上了如萧萧一样的媳妇,乡村社会结构因此而延续接替;同时,在沈从文所构建的湘西乡村世界中所弥漫的自然美与人性美的基础上,也传达出他对有着湘西模式特质的生命个体予以怜悯与批评。

  一、乡村结构的重建与瓦解——家庭悲剧

  首先,萧萧作为文中主要的女性形象,以童养媳的身份与小丈夫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而此类型家庭的组建本身就代表了乡土社会的部分悲剧根源,即女性作为传宗接代的T具,失去了个人选择与自由,实际上是一个个家庭悲剧的代表。从年龄层次来看,萧萧的年龄在现在来说是不应承担婚娴嫁娶、生养后代的责任,尽管在当时被乡民们视为合情合理之事,但小丈夫的生理机制尚未发展完全,所以两个人的婚姻仍然处于残缺的状态。而从主人公萧萧的角度出发,萧萧认为自己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从小缺乏完整的家庭关爱以及长久生活在传统的民俗风气之下,使得萧萧逐渐形成了这种意识状态,这是造成萧萧家庭悲剧的社会原因。

  其次,从地理因素看来,湘西世界所处的地理位置极其偏远,远离城市中心,缺少外部人口,主要南本村村民构成的区域。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可以联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对象,即桃花源的村民,他们长期与世隔绝,时间、年代、习俗等无一

  不遵循古时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几乎是一成不变,相对于萧萧所处的生活环境,百年来的传统——小夫大妻,萧萧是符合当时的行为习惯的,而封建习俗就在这千百年的时间中将这一传统印在了所有村民的灵魂之中。一个又一个“萧萧式”的家庭在不断建立,这里我提出两样假设,以此来对比萧萧在不同环境下悲剧的不可逆性。第一个假设:如果萧萧生下的是女胎,在看重儿子的年代萧萧是否依旧能够摆脱被发卖的命运?沈从文会再次利用湘西世界所特有的温柔与治愈改写萧萧的结局吗?第二个假设:假使萧萧在一开始得知自己怀孕后并成功逃脱,从那条象征“自由”的道路中逃离了这个村子,萧萧未来的命运又会如何?这两个假设的结局尚未可知,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能够从中发掘悲剧的因素所在。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主人公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而萧萧只是个普通人,她拥有着正常女性所具备的情感需要,也会因为年龄尚小,知识缺乏从而被花狗引诱最后怀上了花狗的孩子,萧萧犯的最大的错误是在她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出嫁无动于衷,而正是因为一开始的放任自由,才引来后面所发生的一切。回归主题,对于跻身都市的沈从文来说,湘西既是一个温馨、遥远的忆念的家园,也是他全部情感、智性和理想的创作载体。①通过将湘西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照,我们可以知道湘西世界作为沈从文自己创造出的一个家乡式的载体的存在,是一个虚拟的现实,一个理想世界,一个“桃花源”式的存在。但湘西世界并不是沈从文为了躲避现实而造出来的避难所,他一方面对湘西特有的民俗风情进行赞美,一方面也在对某些落后民俗进行无情的批判与鞭挞。对于前述第二个假设,结局也许会同沈从文先生的另一部小说《边城》的结尾类似,一个意味深长的开放式结尾,引人遐想联翩,尽管里面已经或多或少地透露出悲伤的情调,但是仍然让读者对此抱有一点期盼。

  总之,造成萧萧的家庭悲剧原因主要在于乡村结构的强制、地理位置的封闭和个人命运的不可逆。而文中有关女学生的生活状况描述也给萧萧撒播了希望的种子,萧萧正在变得愈加成熟,不僅是生理上的,同时也是心理上的,在双重的刺激下迫使萧萧加速了潜意识里想要过上这种生活的状态,萧萧想按照祖父说的女学生那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尽管萧萧的生活在表面上没有过多变化,但是,这样一种想要追求自我生活的想法已经在萧萧心里扎下了根。可此时萧萧依旧没有摆脱乡村习俗的束缚,或者说到目前为止,萧萧心中的传统意识因为早已根深蒂同所以从未摆脱掉此种禁锏,但需要关注的是,这样一种来自女学生的刺激一直在愈发加强且从未消失。

  二、个人命运的禁锢与摇摆——性格悲剧

  无力更改结局的背后是任其自然,放纵过后只能直面现实。《萧萧》的开头其实已经暗示了最终的结局,一代又一代的“萧萧式”女性将在这个村子甚至是所有处于这种时代背景下的女性身上一次次重演,她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无法逃离这样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作为女性的萧萧受到了过早的伤害,对于作为男性的小丈夫们来说,这同样也是一种变相的折磨。年纪尚轻的男孩们没有生存的能力,依赖性较强,而被动接受家庭安排的妻子后也因为年纪过轻所以无法承担对妻子的责任,尽管男子的家庭对妻子有供养的责任,但对于已经存在较强女性意识的妻子来说,早早认识到自己的未来仅仅是为丈夫生子,一辈子的命运被一个不相干的人所牵制,今后日子的缩影残酷而又真实,女性对未来的期待被压迫

  被缩减,未来已经变成只手可以触到的地方,萧萧作为这样一类女性的代表形象,即使她是处于沈从文所搭建的湘西世界中,也不免对偶然经过的女学生们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但另一方面,由于伦理道德的束缚,乡村文明的渲染,个性压抑成自然,她的意识分离成了两半,一半试图使她老老实实顺从从小听来的道理,继续维持当下的生活状态,而另一半则激励她去像一个女学生那样走上自由的道路。

  性格两边的撕扯,在萧萧与花狗纠缠之后似乎已经倒向了传统的那一方。萧萧怀孕之时也正是她真正陷入困境的时候,她无法预知今后自己的发展状态,于是她萌发出逃跑的念头并尝试去实现它;萧萧想要出逃的念头其实是对现实的逃避,对自由心态的追求,对传统的反击。一方面萧萧有自身的无奈,她心里认定自己无法承受怀孕事情暴露后的后果,开始萌发出逃离现状的心态,这其实也揭露出萧萧性格中的一个缺陷,即自由缺失。萧萧长时间地受到传统礼教道德束缚,在萧萧赌气地说要当女学生时,萧萧心里仅有的一丝的白南性被牵引了出来,而在被花狗占有了之后,因为恐惧的心态,白南性被再一次剥离,从向往的自由理想世界里被再次拉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来,多番撕扯之后最后回到生活的真实中,这种打击已经对萧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萧萧性格还未发育成熟,生理上也处于一种朦朦胧胧的原始状态;相对于此,女学生作为一个最近的参照对象,通过与女学生的日常生活行为进行对照,同时,女学生也作为萧萧日后归宿的期待所在,“女学生”在此已经成了一种符号式意义,即自由、天性解放和平等。

  上述所指的符号意义可联想到沈从文的一种写作理念:人性。文中最显著的表现是萧萧的结局,萧萧怀孕的事情被家里人发现后,没有按照通常的写法让其“被发落”或者是“被沉潭”,尽管文中确实表明有这么一种习俗的存在,但是按照沈从文的行文思路来看,萧萧巧妙地避开了这一切伤害,可以说是偶合,也可以说这是沈从文小说风格的一个重要的特性表现,即故事中的人物因生活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而能够尽可能地避开现实世界中所出现的危难。也许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世界,而沈从文乡土书写乌托邦的建立过程是一个不断呈现作者社会关怀的过程。(2)由萧萧形象的塑造从而将其引入到沈从文本人的精神思考,其中也含有一定“乌托邦”式的意味,萧萧确实是一个不自由的个体,她属于村落整体中的一分子,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颗能够小幅度范围移动的棋子,但萧萧在她的生存世界中受到束缚的这一表现却使得沈从文在勾画这一世界时得到了自由——写作的白南。通过文本与现实世界联系桥梁的搭建可以更好地理解文中所透露出来的自由力量。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关于萧萧的两个设想,自由在萧萧这里没有得到最终的释放,而是通过现实世界的作者身上释放出来,作品本身与作者建立起了联系,从而也使得萧萧与女学生,以及与作者本人之间构成了相应的关系结构。性格悲剧虽然依旧存在于萧萧身上,但格外的自由却让读者的心得到了一定的慰藉,甚至可以说有某种过渡性意义的指示让读者从这个悲剧中缓解过来。萧萧被解救的行为带来的不仅是人性的回归,更重要的是因为人物命运的逆转,让读者从人物预想的悲剧命运中走出来且受到了治愈。

  三、心灵深处的纠结与慰藉——灵魂悲剧

  《萧萧》一文的开头即写道:“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会有的事情。”(3)由此我们知道作者将带来的也许是一个以乡下人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故事。提到乡下,谈到唢呐,我们眼前一般是以大红为主要色彩而极喜庆的场景,而乡下人娶新媳妇在当地(除却强娶豪夺之类的事)也谈得上是件大喜事。儿子有了妻子就能够生子传宗接代,结婚的头天不管是婆婆也好,媳妇也罢,总是个喜庆的模样。可作者在一个故事氛围中加了这么一句“轿中人被铜锁锁在里面”,锁在文学中的意象常常代表着束缚、压抑;张爱玲的《金锁记》中便有这么一个“锁”字让人联想到曹七巧的悲惨命运。同样,这一把命运的锁也锁住了沈从文笔下的萧萧,锁住的不仅是萧萧这个人,还有萧萧日后那一颗追求自由的心。《易水歌》中“风萧萧兮易水寒”一句,风萧萧地响把易水岸边吹得很冷,而我们这里谈到的萧萧,心虽然不像寒风股冰冷,但也预示了之后萧萧的心冻结以致僵硬的结局。我们常希望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能够不屈从于命运的,这样的人物能带给我们激情,给予我们以力量,但同时,萧萧作为一个有些许生活起伏的女性,她一生的遭遇除了让我们同情,还有对渴望无法实现的不甘。从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萧萧家的长辈大伯父不是所谓的“文人夫子”,他不忍把萧萧当牺牲品,这里家族方面的环境条件已经具备了。萧萧的小丈夫年纪尚小,婚姻方面的阻碍较小,萧萧分娩后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所以婆家方面的问题看起来也不大。那么萧萧在各方面条件都基本具备的情况下,为何在生下了儿子之后不再继续追求女学生般的自由了呢?

  既然全文都处于沈从文的湘西视角下,女人因为孩子牵挂家庭的说法我们可以先放一放,萧萧生完孩子休养后的命运已经攥了一部分在萧萧自己手中,她不必为孩子担忧,不必为丈夫发太多的愁,因为有婆家照顾,这些事情都有一定的保障,她是沈从文笔下的人物,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她有为了白南而脱离村子1L走他方的前提条件。故事可以继续美好,就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在结尾创造一个让读者能够无限遐想的开放式结局,这样让萧萧的灵魂也得到升华,而不仅仅是在性格当中。一代又一代新生在这个村子里的人,总会在某一个阶段再度出现如萧萧般的人物;同样的,也会有如女学生般被追求的对象。而像这样的一种不断追求自我的过程,比起萧萧原来既定的生活,就存在了一个极大的反差与对比。文本也因此具有了极大的张力,一边是“守旧”,一边是“求新”;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向都集聚在了萧萧这一个人物身上,由此萧萧的人物形象具有极强的矛盾冲突性,虽然有些类似于萧萧性格上的某种缺陷,但是其根本在于萧萧那可以转化的不甘的灵魂。生命之轮回无时无刻不在变转,历史的遗迹让时间的厚重成了颇有分量的残酷。代代轮回却依旧摆脱不了机械的时刻。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通常会说萧萧是个不具备现代性人物应有特征的一个女性形象,因为萧萧这个人物在她的牛命轨迹中虽然存在了一些对现实的反抗,但从整个大背景来说,这一点还不够充分,人物所体现的矛盾对立不够明显,我们一方面融入于沈从文先生有关人性的温柔治愈,但另一方面,那一种美好的理想却让我们时有若无的“不真实”的一种状态。也许这是我们所提到的灵魂悲剧。灵魂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虚无的,是不可捉摸的,但我们又能通过某些方面的直觉感知到它的存在。灵魂悲剧的最后我们将其上升到超现实主义的层面,对于现实而言,人们需要这样一个寄托内心向往与追求的合理化空间,而对于文学来说,这样一种超现实主义也能够寄托作者的一部分思考。

  四、结语

  文学中的超现实存在与生活的真实内容相互对抗却有时又相互融洽,这些都被大众读者所接受,从而为心灵所容纳。灵魂悲剧的另一个层面是现实生活的烦躁与忧郁的表现,所以需要一个“容器”式的存在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宣泄自己的内心。家庭氛围的笼罩、性格的内在缺陷与灵魂的矛盾对立三者共同造就了沈从文笔下女性形象的三个悲剧的意义,而文中一直流淌着的人性关怀,不仅通过环境的渲染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进行体现,而且从人物内心情感的导入与抒发中得到了升华,这是属于沈从文的个性书写,也是今天探讨女性形象悲剧意义的文学意蕴。

  ①赵学勇:《传奇不奇: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页。

  ②[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6页。

  ③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版,第139页。

  参考文献:

  [1]赵学勇.传奇不奇: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卡爾·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刘涵之沈从文乡土文学精神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

  [5]周刚,陈思和,张新颖主编.全球视野下的沈从文[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作者:熊宏悦,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院本科大三在读;苏勇,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批评。

  感谢您的阅读,祝您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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