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17篇

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17篇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我所了解的台静农　　作者：陈漱渝　　来源：《语文世界(初中版)》2017年第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1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我所了解的台静农

　　作者：陈漱渝

　　来源：《语文世界(初中版)》2017年第01期

　　台静农是谁？他本姓“澹台”，是个复姓，有数方印章即刻“澹台静农”；原名“传严”，20年代初改名“静农”。

　　台湾人一般都知道这是一位大教授。他是1946年10月15日抵达台北的，受聘于台湾大学国文系，直到1973年退休。当时文学院长叫钱歌川，中文系主任叫魏建功，学生还一个都没有。1947年开始招生，后来台静农继魏建功、乔大壮之后担任中文系主任，长达二十七年，培养了许多知名学者、作家，比如林文月、施淑、台益寿；也把一些知名学者、作家引荐到台大，如聂华苓、王文兴、叶嘉莹。学生以在台门受教深以为荣。台湾原东吴大学中文系主任王国良就很得意地对我说：“我是台先生的关门弟子！”

　　好的教授必然同时是一个好的学者，台先生就是一位大学者。他研究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中国文学史，可惜临终前这部专著尚未完成，但未完稿已分别在台湾和大陆出版。在中国文学史中，他的研究重点是先秦、魏晋和唐宋。他在台大开设过《楚辞》的课程，当然有寄托自己情感的意思。他诠释“离骚”二字的含义：“离”就是“遭遇”，“骚”就是“忧愁”。这正是夫子自道。他教《楚辞》就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他将教学成果整理成《天问篇》一书，又撰写了《读骚析疑》共九十余则，广征博引，令人叹服！

　　一般治文学史的人常拘泥于文本，而台老治学的特色就是汇通融合。比如他通过汉画像研究两汉的乐舞，又通过乐舞诠释当时的乐府诗。再比如，他通过唐代的士风解读唐代的文学，通过佛教故实研究中国文学，通过少数民族（如女真族）文化研究汉族文化，通过民间文学研究文人文学……即使对冥婚、地券（烧给死人的地契）等民俗文化，台先生也颇有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他注重打通“古文学”与“新文学”的界限，将五四精神渗透于文学史研究的全过程。大学问必须有大格局，而大格局又必须有多学科支撑，这样才能通达天宽地阔、任我翱翔的境界。这是我从台先生治学中得到的一点启发。

　　不过，台静农的名字最早为人所知，并非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教授，而是因为他是一位作家，一位小说家。有意思的是，台静农最初并不愿意写小说，后来又根本不写小说，因为他了解太多的人间酸辛和凄楚，内心已经很难承受，写小说时又要用笔和心血细细写出，就会更难承受。只是由于鲁迅、韦素园的鼓励，台静农还是拿起了创作的笔。他的第一篇小说《懊悔》就是鲁迅审阅后交给《语丝》周刊发表的。后来台静农编了一本小说集，书名叫《蟪蛄》，蟪蛄就是青紫色的知了，一般读者不懂，鲁迅建议改名为《地之子》。鲁迅认为这是一部“优秀之作”，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给予了经典的评价，指出读台静农的小说虽然得不到“伟大的欢欣”，但他却“在争着写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时代，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在鲁迅看来，在当时的乡土作家群中，能像台静农那样勤奋的，恐不多得。台静农另一部小说集叫《建塔者》，也是“优秀之作”。

篇二：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大地弃婴——台静农《地之子》作品解读

　　作者：贾钊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贾

　　钊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

　　摘

　　要：弃婴是台静农《地之子》集子中普遍存在的一类人物形象，他们在生活上或在精神上被时代和传统文化所抛弃。对沉默麻木国民的呼唤和启蒙要从弃婴着手，不但揭示他们的悲惨境遇，更要关注他们精神的压抑与失落。单纯的物质拯救只是启蒙的皮毛而已，治标而不治本，对弃婴的拯救更要关注精神层面。

　　关键词：台静农；《地之子》；弃婴

　　中图分类号：I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207-03

　　《弃婴》是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地之子》中的一篇，讲述的是一个婴儿在暴风雨之夜夭亡的故事。四年后回到故乡的“我”感到了故乡的变化，于是产生了怀旧情愫，急于与老同学孟毅君见一面。见面之后，“我”发现与以前相比，他明显苍老了许多，尤其是连头发也掉了许多，这令“我”很吃惊。闲谈之中，聊到了弃婴。孟毅和妻子本来是想抱回家里自己抚养的，可是因为没有奶，一直举棋不定。当他们在踌躇犹疑的时候，“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么，我想还是不抱好，因为胎儿没有奶是不行的；万一抱了以后，又折磨死了，也不好。[1]”最终他们没有抱。暴风雨的晚上，“我”醒来后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脑子里一直想着那个躺在荒郊旷野的婴儿。灯焰的熄灭暗示了这个小生命在风雨之夜的凋落。终于，在第二天回家的途中，在义地旁“我”目睹了弃婴被野狗所分食的悲惨一幕。“我”想将弃婴的残骸从野狗口中夺过来埋葬好，却最终没有做到，反而自己也被野狗咬伤，最后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回到家里。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弃婴》的篇幅不长，却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死亡气息，作者以一个婴儿之死引发了对生命的深刻思考。首先是婴儿之死，生命之花在尚未绽放之时便戛然而止，这本就是一件令人十分心痛的事情，何况是本来能够活着的生命却因为现实的压力而被遗弃旷野，最终在暴风雨后成为野狗口中的食物，这样的结果更令人感到触目惊心。弃婴之死与之前“我”在渡船上所见的躺在母亲身边摇篮里的婴儿，以及回到家后看到躺在床上的自己的孩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次是孟毅夫妇的爱心，他们是善良的，淳朴的，他们不忍心看到生命之烛的黯淡，打算将弃婴抱回家里抚养，却终究因为没有奶，雇不起奶妈而放弃这样的善念。这体现了一种生存的无奈，在苦难的现实压力面前，善良与爱这些人性的光辉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受难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有一双援助之手帮助他们脱离苦海，施善者有大慈大悲之心却终究有心无力，最后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从中可以看到人在灾难面前是多么的脆弱无力。孩子是社会和国家的明天的希望，弃婴的死亡意味着作者对当时社会明天的迷茫和希望的渺茫。

　　弃婴死了，他是作为一个无辜的生命被带到这个世界上，又在无知中死去的；他被父母所抛弃又因自身的弱小只能以死作为最后的结局，对于他来说，或许这样也是一种解脱。被父母抛弃的孩子是弃婴，然而被过去所抛弃的“我”和孟毅呢？“我”在外面的世界漂泊，四年后回到故乡，是以一个归来者形象出现的，我急于见孟毅是因为怀旧之情。相见后，孟毅未老先衰的相貌首先给我一种今昔对比的苍凉感，原来我想见的不是现在的孟毅，而是过去的那个同学。孟毅因生活所迫过早地衰老，他坚守在原来的土地上却陷入生活的漩涡无法自拔。漂泊和坚守，我们所选择的两种生活方式，都没有摆脱厄运的拨弄。未见面时的千言万语，也在见

　　面时哽咽在喉，无法释怀。这是一种隔膜，是漂泊者与坚守者之间失去沟通的隔膜，是过去的生活一去不返后的陌生感所造成的隔膜。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与孟毅也是弃婴。“我”的返乡之旅没有找到过去的影子，没有能够如想象中那样重温往日的温情，“我”寻找到的是另一个世界，是与记忆中有很大差别的世界。孟毅呢，他一直坚守在大地上不曾离开，但是在时代和命运大潮的裹挟下，他也只能随波逐流，随着生活的浮萍起起落落，围绕着生活而奔波劳碌，他已不是以前那个顽皮的孩子了。他尽管没有离开，生活也抛弃了他，让他尽管在故土上也改变了原来的模样。台静农秉承着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坚持“从民间取材”，将他耳闻目睹的许多“人间的辛酸和凄楚[2]”真实地反映出来。

　　其实，纵观整个《地之子》集子，被生活被命运所抛弃的人物又何止他们？《红灯》中的得银为命运所迫，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留下可怜的寡母孤苦伶仃地生活在世界上。中年丧夫导致得银的母亲领着三岁的儿子受尽了人世的凌辱，在不堪忍受的生活中挣扎前行，最终把得银拉扯成人，令她没想到的是仿佛刚刚看到一点点微弱的希望之光，却又随着儿子的死而瞬间熄灭。中年丧夫，老年丧子是人生中至悲至痛的事，全都应验在了她的身上，她不是命运的弃婴吗？她在以后生活中的沉浮与《弃婴》中的婴儿何尝不是同样的结局。

　　《吴老爹》中的吴老爹勤勤恳恳、忠心耿耿、老老实实地生活，却没有看到丝毫生活的希望，他受老主人之托将少主人抚养成人，并帮助他料理生意。吴老爹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和爱心都寄托在了少主人身上，可是所寄非人，最终被少主人抛弃，只能遗憾地了此残生。吴老爹的悲剧有外在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却是一种性格悲剧。传统文化中的忠义观念牢牢束缚着他的头脑，使他最终成为少主人堕落之路上的殉葬品。他与其说是忠于自己的信念不如说是忠于旧道德、旧礼教、旧传统、旧文化和旧习俗。然而最后呢，恰恰是这种愚忠的观念抛弃了他，以至于无家可归，无处栖身。这是个人自我意识的丧失，自己的生活中没有自己，自己的舞台上自己只是配角，因为这样的人首先自己将自己抛弃，最终导致他们自己在被别人抛弃的时候只能无可奈何，尽尝苦酒。

　　《蚯蚓们》中的李小，《负伤者》中的吴大郎，他们都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农民，可是最终却被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妻子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卖妻是一种十分恶劣的风俗，是男权中心话语下对女性极大的不尊重，但卖妻的背后同样也透漏着男性生存的艰难。因为除了妻子之外，他们已经一无所有，要活下去，只能出卖妻子换取微薄的金钱。李小和吴大郎是乡土中国大地上最朴实的农民，他们默默地承受着压迫和剥削，他们忠诚地坚守在乡土大地上，但生活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忠诚而有丝毫改变，于是，李小认识了命运：“命运的责罚，不在死后，却在人世；不在有钱的田主身上，却在最忠实的穷人。最苦楚的，命运不似豺狼，可以即刻将你吞咽下去；而命运却像毒蛇，它缠着你慢慢喝你的血！现在这命运忽然降临在他的身上，他不反抗，他知道，反抗是毫无用的。他预备了忍受，忍受着，终有尽止的日子。[3]”吴大郎比李小有进步，他认识到造成自己困境的原因是自己的怯懦，所以他起来反抗了，但结果却是他被带了脚镣手铐关押起来。李小和吴大郎坚守的大地抛弃了他们，他们坚守的传统生活方式抛弃了他们，甚至充斥在他们周围像他们一样饱受苦难的人们也抛弃了他们，最终他们只能一个人面对沉沉的黑夜和无尽的苦难。

　　在《地之子》集子中，作为弃婴出现得角色还有很多，他们都是乡土中国大地最为忠诚的坚守者，但生活和命运却无情地将他们抛之于毫无希望的荒原，身后是一望无边的沙漠，眼前是虚无缥缈的幻影。他们本本分分地生活着，本来可以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但现实的压力与时代的洪流却无情地将他们吞没，代之而来的是生活希望和生命期盼的双重破灭。然而，固有的“地之子”观念却牢牢束缚着他们，让他们在苦难中生活得理所当然，不愿反抗，以至于最终在沉默中走向灭亡。“台静农小说特别令人难忘的是采取了如王夫之所言“必乐景写哀”的手法，小说姓示乡村苦难生活，悲剧色彩异常浓郁深重，撷取的却往往是喜事热闹事，将当事人处境、心情不动声色地描摹出来，读之令人格外悲怆。[4]”“作者毫无假借的率直将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震颤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挖

　　掘和拓展开来，让我们看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的乡村。[5]”台静农在这些人物身上暴露了国民性格中愚昧、麻木、落后的基因，即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不自知。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作者在《地之子》中对“弃婴”群像的苦难生活进行了不动声色却入木三分的深刻暴露。正如鲁迅在“小说二集”序言中给予很高评价：“……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市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6]”

　　作为一个深深眷恋着故土家园的乡土小说家，面对故乡的一草一木以及人和事的时候，台静农的内心是复杂矛盾的。他没有鲁迅那样深刻的思想和深邃的目光，站在民族甚至人类文化立场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一针见血的批判；他的情感始终牵挂着那些地之子民，所以，他只能选择一种温和的批判方式，只是把家乡社会中一些不合理甚至是悲惨的生活画面如实地呈现出来，而不做过多地评价和议论。他也没有像茅盾那样作为革命者的开阔胸襟，所以，他在暴露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弊端的时候未能给生活其中的地之子民指明方向；他只告诉我们弃婴的命运是悲惨的；茅盾是站在改造社会立场上关照乡土的，台静农则是站在启蒙立场上关照乡土的。香港文学评论家刘以鬯说：“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以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7]”

　　传统习俗在现代文明的烛照下是落后的腐朽的，但这些习俗恰恰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之子民最为牢固的精神根基，就像宗教一样，是乡土子民在面对困境无可奈何时唯一的精神自赎方式，所以不可或缺。虚幻的想象或许永远不会实现，但它毕竟给人以希望，毕竟将美好寄托在未来生活中，给人以安慰，给人以信心和勇气。现实生活已如地狱般不堪入目，只有用一种强大的精神纽带凝聚力量才可能勉强前进。当把旧的习俗打破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地之子们真正成了地之弃婴，生活无依，精神无靠，生命无托，灵魂无家。这才是地之子最可悲最无奈的处境。所以，在面对这些传统习俗的时候，不光要破旧，还要立新，在旧的习俗轰然倒塌的时候，建立广厦千万间，让大批地之子身有所居，魂有所归。

　　纵观整个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全貌，我们会发现如台静农小说中“弃婴”般的形象比比皆是。彭家煌《陈四爹的牛》中的猪三哈，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的菊英的母亲，蹇先艾《水葬》中的小偷等等。他们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哀，而是一个时代的阵痛。作为社会苦难承受者的底层地之子民，台静农在对他们悲惨生存困境进行呈现，对他们麻木精神状态进行描摹的同时是抱着极大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关怀的。他让我们看到一幅幅如死水般画面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画面背后所隐藏着的脉脉温情和生命韧性。诚如茅盾所指出的：“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厌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应当还有着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8]”

　　这种人间温情和对生活的向往之情在《拜堂》表现得更为突出。汪大嫂在丈夫去世之后，为了生活和自己的小叔子汪二走到了一块儿，这种“转妻”在传统习俗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并不为多数人所看好，所以汪大嫂要拜堂，要用这样一种尊天敬地的庄严方式宣布其新的婚姻的合法性。另外，还有田大娘和赵二嫂两位热心肠的农村妇女，她们在汪大嫂的公公都不看好这场婚姻的情况下，仍然敢于挺身而出，为他们做牵线人，主持拜堂仪式的顺利完成，所以这两个人的那份爱心也是十分可敬的。拜堂本应该是在白天光明正大进行的，但由于世俗的压力，汪大嫂与汪二的拜堂却只能选择在夜里，但即便这样，拜堂的程序和步骤也是一丝不苟，庄严肃穆。这种对仪式的尊重其实是汪大嫂和汪二对于以后生活的尊重，对于生命的向往和追求，而正是这样一种生命的韧性支撑起苦难生活中的人们顽强地走下去。“生活在苦难社会的地之子，他们有着强烈的生存意识，即使是遇到了意外的打击与摧残，也不会放弃生存的欲望，他们总在寻求一个‘家’的依靠，让求生的欲望得到庇护与依赖，家是卑微人生的停靠站，是荒寒世界的绿岛灯火，是命运安顿的休息所。[9]”对待生活中的弱者，不能只有愤怒，只有批判；要有同情和关爱，要用一颗温情的心去感化去温暖他们冰冷麻木的心；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有

　　情，生活中有爱，生活中有希望，生活总要向美好转化。只有同情关爱才能激发人性中光明的一面，让弱者懂得生命意义，让弃婴们寻找到生命中的母性关照，从而有一种归属感。

　　对弱者（弃婴）的态度问题，涉及到对其生存环境和风俗习惯的态度。我们讲启蒙通常是要用一种近乎暴力的革命手段将存留于国民性格和生活中的旧道德、旧秩序彻底摧毁。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要前进，时代要发展，必须除旧布新。但是，移风易俗的问题不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应该是一个缓慢的、长远的过程，甚至中间还会出现反复和曲折。所以，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要特别谨慎，稍有不慎便会导致人心不安。在对旧道德旧习俗进行改造的过程中，破旧只是手段，立新才是最终目的，我们不能在没有新的前提下将旧的一切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殆尽，这样会造成文化上的断层，给人们带来心灵上和精神上的放逐。

　　长期的精神奴役已经让乡土中国的地之子们习惯了弃婴的角色，他们长期游离于苦难之中却不自知，习惯了孤儿的人是不会理解母爱意义的，习惯了流浪的人也不会适应家的温馨恬静。所以，启蒙他们，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应该采取一种平视的姿态，与他们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自上而下的宣教模式打动不了坐稳了奴隶的他们，只有同情和关爱才能唤醒封存于他们心灵深处的那份久违的感动，由感动而引发向往，并最终走向改变。

　　参考文献：

　　〔1〕〔3〕台静农.台静农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台静农.地之子·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4〕朱伟华.“以乐景写哀”的乡土小说——台静农《拜堂》赏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5〕商金林.以小说参与时代的批评和变革——论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6〕鲁迅.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7〕刘以鬯.台静农的短篇小说.台静农短篇小说集[M].台北：台北远景出版社，1980.

　　〔8〕茅盾.关于“乡土文学”[J].文学，1936（2）.

　　〔9〕施军.论台静农的小说创作道路[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责任编辑

　　姜黎梅）

篇三：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女性民俗”视野下台静农乡土小说艺术解析

　　摘

　　要：

　　民俗事象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非常重要的表现场域，研读现代皖籍作家台静农创作的乡土小说集《地之子》发现台静农在其乡土小说中所呈现的民俗事象多是与女性有关的民俗，主要表现在对女子有诸多约束的婚俗以及涉及女性称谓、衣饰民俗。这些女性民俗在塑造人物形象，构建艺术情节，营造作品环境等方面都发挥着一定作用，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

　　关键词：台静农

　　乡土小说

　　女性民俗

　　审美意义

　　“女性民俗”是女性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代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它包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的衣食住行习俗、生产工艺习俗、婚姻礼仪习俗、生育习俗，以及民间信仰、岁时节日及游戏竞技等方面的。除了田野调查法外，对文学作品中有关女性民俗书写的分析和解读也可起到对女性民俗的研究作用。鲁迅开启了以小说表现民俗、以民俗助力小说的乡土小说写作先河，这种叙事方式被后起的乡土小说家们所传承。现代皖籍作家台静农即为其中的一位。其小说集《地之子》共收录其短篇小说十四篇，其中十篇都是乡土小说，而十篇中的《红灯》《烛焰》《新坟》《拜堂》《负伤者》《蚯蚓们》等六篇中都涉猎了女性民俗书写。学界已有多篇文献关注过台静农乡土小说中的民俗事象，但多是着眼于全面性研究，并未有文献专门指出和阐释其呈现的民俗多是针对女性的民俗。其作品中女性民俗的书写，在塑造人物形象、构建情节等方面都起到了独特作用，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

　　一、台静农乡土小说中女性民俗表征

　　（一）婚姻习俗

　　1.冲喜

　　冲喜是一种典型的旧时婚姻习俗，有钱人家的少爷病重时，往往通过办喜事来驱除病魔，以求病人转危为安。台静农的小说《烛焰》就是对这一婚俗的描写。吴家少爷病危，托人向翠儿的父母求亲，以求达到冲喜的效果。翠儿的父母虽也因吴家少爷病重而犹豫过，最终还是因为吴家家世好以及“女儿毕竟是人家人”的传统观念答应了这门亲事。但翠儿出嫁没几天，吴家少爷就病逝了，翠儿成了寡妇。翠儿也曾哭泣过她对冲喜是极不

　　愿意，但不论她怎样惨痛的哭，还是敌不过父亲一句“女儿毕竟是人家人”。而且，当时周围的人们都认为冲喜是很平常的事。在父母之命与社会环境的重压之下，翠儿毫无反抗的余地，只能被“拖送到恶命运的领土去”。

　　2.卖妻

　　卖妻，是旧时买卖婚姻的一种形式，即在家庭贫困，无法继续维持生活的情况下，丈夫可以把妻子卖于他人为妻。在台静农的小说《蚯蚓们》里，霓虹县遇上罕见的荒年，农民们颗粒无收。村民李小向地主讨借贷无果，为了一家三口的生计，只能签字画押，以“四十串文正”把妻子卖给赵一贵。虽然是李小的妻子不愿意随他一起逃荒，但也情有可原：逃荒路上凶多吉少，他们还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作为母亲，她不敢轻易踏上险途。而且，从卖妻前夜“伊伤心的叹息”“伊是在啜泣”可以看出她也并不想被卖出。但在那种情形下，她只能像商品一样，明码标价，带着孩子被丈夫卖给别人，以给孩子找到一个可以吃得上饭的家，以给丈夫换来可以维持一段生计的钱。在这里，她看似已经找到了可以糊口的地方，可本质上她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的价值与尊严。此外，另一篇小说《负伤者》也涉及了卖妻的婚姻习俗。

　　3.转房婚

　　转房婚指女性在丈夫去世后嫁与丈夫的兄弟或其他男性亲属。台静农的小说《拜堂》叙述了哥哥去世一年后，弟弟汪二在同村妇人田大娘与赵二嫂的见证下，与已有四个月身孕的寡嫂汪大嫂在半夜子时偷偷拜堂成亲的故事。“同嫂子拜堂成亲，世上虽然有，总不算好事。哥哥死了才一年，就这样了，真有些对不住”，作为当事人的汪二尚且这样想，村里其他人的看法可想而知。所以汪大嫂是忍着巨大的羞耻与汪二结合的，这从她去求田大娘证婚时尴尬到不知如何开口就能看出。因为“不算好事”，就连拜堂都得在半夜子时偷偷摸摸地进行。即便如此，对汪大嫂来说这种境遇或许都算是不错的了。因为丈夫去世，她要么守寡到死，要么被夫家卖了，“凑个生意本”。

　　（二）称谓民俗

　　台静农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没有完整的姓名，只是由姓氏加排行拼凑而成。未出嫁的由自己的姓氏加排行构成，如“吴二姑娘”（《红灯》）；

　　已嫁为人妇的则由丈夫的姓氏加排行组成，如“汪大嫂”“赵二嫂”（《拜堂》）；

　　夫死之后，依附于儿子的名字和身份来称呼，如“得银娘”（《红灯》）。这种在家从父姓、出嫁随夫姓、夫死随子名的特殊称谓，让女性形象本身的性格特点被淡化，使其自身主体形象变得模糊，而突出其对男性的依附性，反映出“三从四德”观念下的女性命运史。

　　（三）衣饰民俗

　　在台静农的乡土小说中，不同年龄的女性的衣饰各有其特点。年轻女性的衣饰多是颜色鲜艳、款式较颖的，如吴二姑娘的“凤头鞋是同小划船一般地向上翘着”；

　　而年老些的女性的衣饰则往往颜色较暗，如田大娘的“老蓝布褂”（《拜堂》）、四太太的“蓝布褂”（《新坟》）。

　　此外，女性在不同的民俗仪式中也要有不同的衣饰。在丈夫出殡时要穿“白服”（白色孝服），《烛焰》中的翠儿就是穿着白服给丈夫送葬；

　　丈夫死后一年虽无需穿白服，但仍要穿白鞋，《拜堂》中的汪大嫂在汪大去世一年时仍穿白鞋。而在拜堂时，哪怕是叔嫂半夜子时偷偷拜堂，也要“穿戴周周正正”“扎头绳也要换大红的”，还要戴几朵花（《拜堂》）。

　　二、台静农女性民俗叙事的审美意义

　　在台静农的乡土小说中，女性民俗景观已成为特色鲜明的存在。他对真实的女性民俗进行合理的艺术加工，把女性民俗有机地融入作品，使其在塑造人物形象、构建情节等方面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產生了独特的审美意义。同时，通过女性民俗叙事，还能做到对生活的纵深挖掘，使作品更加贴近生活，真实自然。

　　（一）塑造人物形象

　　在《拜堂》中，台静农把汪大嫂置于“拜堂”这一特定的女性民俗仪式中，对其在特定场景中的特定言行举止进行刻画，从而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叔嫂拜堂本“总不算好事”，汪二想要“稀里糊涂地算了”；

　　然而汪大嫂却认为“将来日子长，哈要过活的”，她为积极筹备并一丝不苟地按当地转房婚的风俗进行拜堂。在这一仪式中，汪大嫂的敢作敢为与坚韧勇敢的品质被凸显出来，也体现出她具有一定的反抗意识，与汪二自私、软弱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当仪式进行到给过世的汪大磕头时，汪大嫂却“眼泪扑的落下”，“全身是颤动和抽搐”。在这里，汪大嫂是因为受到了忠贞的女性心意民俗的折磨，觉得自己未能从一而终，无颜面对汪大。这又自然而深刻地显示了她封建落后的一面与性格中的保守性。台静农通过拜堂这一女性民俗，使王大嫂独特的个性在仪式中得以表现，从而塑造出了具有真实性、立体性、多面性的人物形象。

　　（二）构建艺术情节

　　台静农乡土小说在构建情节方面的一大特色就是不受囿于故事的连贯性，而是选取典型场景进行展现，注重对高潮的情节进行描写。但他这种“横截面”式的情节读来却不显得滞涩。这其中，以一个完整的女性民俗进行叙事，以女性民俗构建情节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小说《烛焰》采用倒叙手法，主要由吴家少爷出殡、冲喜事宜的商定、冲喜仪式的进行与报丧这四个场景组成，这四个场景都围绕一个中心：冲喜。小说以冲喜为主线串联起四个场景，随着冲喜仪式的进行，小说情节得以发展。因为整篇小说是對一个完整的女性民俗刻画，以它的发生、发展、演进、结果来构建故事情节，所以虽只是由几组片段构成，却仍是情节完整，结构严谨。

　　（三）营造作品环境

　　民俗化倾向的文艺中，环绕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和人物在审美上具有内在一致性。这就是具体的社会民俗构成环境的主要因素和人物的主体活动，集中表现在一些民俗事象的同构认同和相互适应。台静农笔下的“羊镇”即可看作20世纪20年代皖西北地区农村的缩影：宗法父权制度下严重的男尊女卑。作家通过对当时现实的女性民俗进行艺术的提取加工，营造出环绕着“羊镇”人们的作品环境：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沉淀在人们的心理结构当中。有了这样的作品环境，生活于其间的人物的主体活动就有了依托。于是卖妻成了合理的谋生手段，冲喜成了救治病人的常见途径。在这里，女性民俗在营造作品环境中产生重要的审美意义，它使人物的主体心理和经由民俗所营造出的作品环境达到物我交融，化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三、结语

　　在自身经历与时代影响的综合作用下，台静农在其乡土小说创作中融入了大量的女性民俗：对多种婚姻形态的书写，生动地描绘出皖西北地区一些独特的婚嫁风俗；

　　作品中一幅幅生动的乡村女性生活画卷，则较为客观地展现出当地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这带有时代和地域的烙印的描写，对我们了解皖西北地区的女性民俗内涵有着积极意义。而恰到好处的女性民俗的描绘又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以民俗事象为题材进行创作的成功的艺术处理经验。

　　“女性民俗”视野下台静农乡土小说艺术解析

篇四：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博雅深情的台静农

　　近现代以降，皖籍文化名人辈出，光焰万丈，烛照远近，书写了弥足珍贵的页页华章。

　　台静农先生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安徽霍丘叶集人，生于1903年，卒于1990年，字伯简，曾用笔名青曲、闻超、孔嘉、释耒等。他的一生曲折富赡、多姿多彩，为现代著名作家、书画家、教育家、文史学者。早年在家乡霍丘及汉口、南京、上海辗转上完小学、中学。1922年到北京大学文学系旁听，1924年转该校国学研究所半工半读，所中师长有蔡元培、陈垣、马衡、沈兼士、刘半农诸先生，同学有董作宾、陆侃如、冯沅君、庄尚严等，因此学养和视野大长。1922年首次发表新诗《宝刀》，192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1925年，台静农初识鲁迅，由于性情相投，两人关系密切。在鲁迅的影响下，台静农与霍丘老乡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及曹靖华等6人在北京成立了文学社团——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多种，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1928年后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笔调简练、质朴而略带粗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为文坛时彦所重，誉为20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台静农还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内收有关《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文章共14篇，是最早的鲁迅研究资料专集。曾参与编辑《歌谣》。周刊，并编有《淮南民歌集》等乡邦文献。

　　早在1928年，台静农就在刘半农的引荐下，担任北京私立中法大学中文系讲师。1929年，他由中法大学转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1931年升任副教授兼校长秘书。此后又先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立厦门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和私立齐鲁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他带着家眷辗转进入四川，失去教职，生活非常艰难。他先是到白沙国立编译馆任职，后在1940年应聘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生活才安定下来。

　　因为作品思想激进，从1928年到1935年间，台静农先后三次被捕，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牵连入狱。期间，他曾创作小说《大时代的小故事》及《电报》等。后与避居江津的新文化领袖陈独秀来往密切，成为忘年交。1946年，为促进台湾战后文化的复归和重建，赴台从事教育工作，先任台湾编译馆编纂，后执教台湾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长达二十年，奠定了台大中文系传承、开放与创新并重的学术传统，贡献卓著。

　　在教学之余，台静农潜沉于学术、书画与篆刻，谈史说艺，笔健情深，境界高雅，一派大家风范。晚年出版有书艺论文集《静农书艺集》、散文集《龙坡杂文》《台静农散文选》、小说选编《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学术论文集《静农论文集》、学术专著《中国文学史》（上、下）等。台静农是1949年后最受大陆文学界尊敬的去台作家之一。1972年退休，仍任辅仁大学、东吴大学讲座教授。1990年因患食道癌在台北台大医院逝世，享年88岁。

　　1985年，台湾“行政院”颁发文化奖给台静农，对其献身教育事业半个多世纪表示敬意，并作出这样的评价：早年致力于新文学创作，文风兼具犀利批判与悲悯胸襟，作品至今犹为文学批评界重视；其后专攻古典文学研究，阐扬文化精义，重要著作《两汉乐舞考》、《论两汉散文的演变》、《论唐代士风与文学》等，论断创新，精微独到，于传承文化，功不可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台静农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在鲁迅等左翼文化人的影响下，积

　　极追求时代潮流，早年创作了反映青年恋爱自由的小说，后来也写过一些怀念革命者和宣传抗日思想的作品，但更重要的是写出一系列富有写实意义、饱含乡土气息的小说，先后在《莽原》周刊和半月刊、《未名》半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这些作品以冷峻、沉郁的笔调，既白描出当时乡间百姓的艰难困苦，又深层次揭露了民族的劣根性，在文坛产生较大影响。鲁迅称赞说：“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1928年，台静农拟将发表在《莽原》上的小说结集出版，最初拟定名为“蟪蛄”，取得是《庄子·逍遥游》“蟪蛄不知春秋”的意思，鲁迅认为名字不够恰切，在对生命悲悯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意蕴。台静农尊重鲁迅意见，将小说集重取名为《地之子》，这部小说奠定了台静农在乡土小说界的地位。台氏晚年收进《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的十五篇作品，就有十二篇出自《地之子》，并在“后记”中写道：“其十篇中的九篇都是以我的故乡为题材的，还保留了乡土的语言。这次读过后，使我有隔世感的乡土情分，又凄然的起伏在我的心中。”

　　1930年，未名社又出版了台静农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建塔者》，该书以大胆鞭挞新军阀的血腥统治而闻名，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

　　应该说，台静农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较好地师承了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写出了传统等级制度和封建习俗造成的乡村悲剧，而且写出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和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笔下的旧中国处处是闭塞、灰冷、残酷的景象，血雨腥风，鬼影幢幢，民不聊生，一片人间悲剧。作者在描写中，融进了极为深挚的悲愤之情，这就更增加了小说的苍凉意境和悲剧色彩。现代文学史家杨义在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论定，台静农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杰出的“乡土小说作家”，其小说“从内容到风格，皆师法鲁迅”，已达到由形似到神似的境界。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也认为：“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

　　当年的鲁迅在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出版后，也欣然称赞它是“优秀之作”（《二心集·我们要的批评家》），并在后来编辑《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特意以自己的小说发端，而以台静农的小说殿后。其中，台静农入选四篇：《天二哥》、《红灯》、《新坟》和《蚯蚓们》，与鲁迅的篇数相等，而超过其他作者。这足以说明，在鲁迅看来，台静农的小说是值得推重的。

　　台静农又是写作散文和杂文的高手。散文的创作从1925年开始，以1946年为界，前后风格变化较大，早期的表征是情采飞动，多有清辞丽句，晚期的笔法则由绚烂归于平淡，境界臻于炉火纯青，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但其散文都具有一贯的文格与气度，即以深厚广博的学识为底蕴，在探求特定人文精神的过程中融入了悲天悯人的真挚情感，是作者学、理、情的有机融合。究其原因，缘于台静农始终信奉一种积极入世的文学观，其散文中始终蕴含着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对时代、民族和人类未来的思考，字里行间处处流露一个历尽沧桑的知识分子老而弥坚的执着精神和博大深沉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真善美的热切追求。台静农的散文感情真挚丰沛，结构洗练精致，文笔简朴素雅，识见高远，史实丰富，擅用白描手法，常有画龙点睛之笔，因而余味无穷。

　　台静农生前出版的散文随笔集《龙坡杂文》可称为代表，全书充溢着一个艺术家与人文学者的真知卓识和至真至善性情，“思极深而不晦，情极衷而不伤，所记文人学者事，皆关时代运会”。特别是，所收文章凡四十四篇，多与从大陆去台湾的知识分子有关，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怀念故园的淡淡的伤感，是挥之不去的一种去乡怀国情结，由小情感升华为大情怀，感人至深。

　　写于一九四七年十月《谈酒》一文，由青鸟的苦酒到四川白沙的杂酒，浓得化不开的还是那种叫“乡愁”的酒。此时台静农刚渡台海不过一年，往昔的亲朋师友，常常在梦中萦回，悬想存念，无始无终。无论是温良恭俭的《平庐印存》主人彦堂，还是像苦行僧一样致力于推行国语的何子祥，抑或是江南河北的陈年旧事，无不在记忆深处时时浮现。同样，在《记张雪老》中，台静农特意介绍了一首《书闷》诗：“极目云天天自垂，无边风雨自丝丝，人前饮酒歌当哭，未尽胸中一片痴。”又突出一个酒字，所表达的正是作者“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无限伤感与惆怅之情。

　　同是怀人之作，台静农又有对士风气节的崇正与坚执。如《粹然儒者》，写“大炮学者”傅斯年对名教授钱思亮的激赏，同时也是傅氏以及台静农自身的写照。文末字字千钧：“思亮先生一生为教育文化，竭尽智慧与生命，而其平生行事，清正自守，不苟且取容。‘潜心锐志，生死以之’，应是青年学者的风范。”

　　充分说明了主持大学政务，不但要有卓越的学识，知人善任，更须有独立的人格与节操，方能真正负起教育的使命。

　　台静农的历史性散文和随笔，往往融学理、史识、正义、才情于一炉，理丰辞严，情真意切，令人过目难忘。如《辽东行》从一个石像题记的拓片，穿透历史的迷雾，揭示了残酷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无尽悲苦，鞭笞了封建帝王的所谓文治武功，对弱小的民众寄予深切的同情，内容极其丰富。台静农在抗战后曾藏有一小张拓片(横24厘米，纵5厘米)，拓片造像已失，仅存题记11行，共37字：“咸亨元年四月八日，弟子刘玄樊，为夫征辽，愿一切行人平安，早得归还，敬造弥陀像二铺。”这么一张小小拓片，在一般文物工作者看来，未必会引起太多注意。但台静农“经过八年之久被侵掠的战争之后，看到这一造像的人的祈求，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感触”，因而写下这篇包含深情的《辽东行》。文章扼要地摘引史书和诗篇，从有唐一代的征辽，写到民间的“百姓困穷，财力俱竭”的种种苦难，再到民间的反战情绪——“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把事实本原叙述得清晰深刻，哀婉动人。文中有这样发人深省的道白：“这为人妻子的仅仅一句话一个愿望，竟吐出了一千多年后的侵掠者与被侵掠者人民的悲号与无力的控诉。”可见，台先生身经丧乱，触目悲感，情文相生，遂成此篇文史相济、力透纸背的佳文。在《〈夜宴图〉与韩熙载》一文中，则以韩熙载与其朋友宴饮以妓女歌舞戏谑为主题说开去，左右逢源，对韩熙载这个古代艺术家寄予了“理解之同情”，所谓“体老庄之微枢，以杂猱自污，既放诞，又狡狯，亦复可喜，此韩熙载所以‘千古无两，大是奇事’也。”

　　台静农还为古书和今著写过一些精粹序文，也富有真知卓识。如为台湾版《白话史记》作序写道：“司马迁的《史记》，贯穿经传，整理诸子百家，纂述了三代而下以至其当代的史事，为我中华民族保存了纪元前千余年的历史文化，这一巨著，是先秦所有典籍无可相比的。”他认为，“要使中国历史文化不专属于少数学人的知识，古书今译是最为切要的”，并以佛经和圣经的翻译来说明上好的译文自有价值，不会有“嚼饭与人”之感。在为溥言夫妇《诗经欣赏与研究》作序时说：“我们这部最早的诗歌总集，汉以来被经生们污染得黯然无色，后来学者所能做的止是训诂与声韵而已。即有少数学者比较大胆提出他们通明的看法，不是被漠视，便被看作离经叛道。”批评长久以来总是循规蹈矩、陈陈相因的文化陋习，都是富有洞察力的见解。

　　此外，台静农的古典诗词也有相当造诣，讲究用典、韵律，直抒胸臆，风骨宛然。他在为朋友旧体诗集《闲情》写序时有言：“诗者性情所之，哀乐所寄，往往发乎不能已。若眷还故国，涕泗河山，或惆怅清歌，凄凉子夜，此则先生不能不以诗写其高致，而读先生诗者，亦可想见先生之风概矣。”也可视为“夫子自道”。

　　1985年9月，台湾《联合文学》月刊总第11期选台静农为该期“作家专卷”，称许为

　　“新文学的燃灯人”。又有评论者比喻他是由大陆移来的一株“文学老梅”，风骨凛然，枝繁叶茂，华姿绰约，芬芳四溢。应该说，评价是允当的。

　　台静农对于书法的爱好，最初是来自父亲的熏陶。其父台佛岑酷爱书法，很早就指导台静农练习书法，隶书学《华山碑》和邓石如，行楷则学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及《争座位帖》，打下了扎实的笔墨根底。上世纪20年代走上社会后，台静农又参加“圆台印社”，对于篆刻广有涉猎。到北京求学后，台静农深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视书艺为“玩物丧志”，决定不再练习。抗战时期入川教书，才在著名诗人兼书法家沈尹默的指导下，重新开始临写古帖，并受到陈独秀、胡小石和沈曾植等名家影响，逐渐对明代书画大家倪元璐的书法深感兴趣，认为他的字“格调生新”，令人“心折”，于是心摹手追，终生受益。后来，隶书又改习《石门颂》等碑帖，诸体皆有相当体验。但在渡海之前，他对书法也大致是业余时间的笔墨游戏而已，并没有下更多功夫。

　　任教台湾大学后，台静农由于与鲁迅及左翼文坛的亲密关系，再加之他在战前几次锒铛入狱的经历，其行动和言语受到了台湾当局的严密监控。在此背景下，除了教书，他既不能重拾创作之笔，撰写学术论文也囿于禁忌甚多，就只能终日枯坐读书，加上这时候家庭间又产生一些矛盾，心情相当郁闷、惆怅。于是，他开始在浸淫书艺中寄托情怀。正如他在《静农书艺集》序中所说：“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经过四十年的苦练，台静农的书法卓然成为一代名家，这也是20世纪中华文坛佳话之一。

　　台静农的书法广取前人墨意，变化倪书笔致神韵，由行书而草书，以晋唐人为典则，于奇肆古雅中彰显出个人鲜明风格。一般评论家认为，台静农的书法以行书和隶书最为可观，数量多且成就高。但篆书、草书和楷书也都各有特色，而且品位高雅。

　　行书是台静农书法成就中最高的一项。由于受益于颜真卿、倪元璐的厚重刚烈书风影响，台氏书法有刚劲挺拔、雄健浑厚的底蕴，富有遒劲之美。晚年行书虽然还有倪书的意趣，但在用笔和章法上已脱换为台静农自己的书风，刚柔相济，潇洒自如。

　　隶书方面，台静农汲取《华山碑》的规矩严整和邓石如的笔法灵动，在四川、台湾时期，他又先后研究和临摹过汉简、《石门颂》、何绍基笔法及胡小石方笔隶书等，博采众长，因此所写隶书稳中有变，古雅中透出动感美韵。

　　台静农草书多与行书混用，并参化了北碑方折的笔势，显得阳刚凝重，而不够灵巧、流畅和飘逸，容易造成视觉上的顿滞和突兀之感，却正是其独树一格、别具韵味之处。酒后所作草书，则更多了些放达的笔致，尤显顾盼自如，行云流水般洒脱。

　　台静农喜好两周的大篆和秦代小篆，临写时用自己熟悉的笔姿与体势，变化传统篆书的

　　线条与结构，产生新笔意。因此，自创的篆书多为笔画方折硬瘦、大小参差的铭文，一派质朴率真的面目，近于古隶的刻石。他常以自己名字中的“静”字作文，如“静坐自然有得，虚怀初若无能”、“守思宁静，为君大手”等。还有很多作品表示作者意志和愿景，如“身处艰难气如虹”、“少年弟子江湖老，老子尚堪绝大漠”等。这些印刻，不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同时也反映台静农思想和精神上的追求。

　　台静农的书艺虽然取法于古人甚多，但个人的匠心孤诣也处处流露，所谓“幅幅古人，亦幅幅自家”。他认为学古创今是很重要的，必须认清书法史的发展脉络，善用传统创作为养分，才能为时代创造出新的书法风貌。正因此，含英咀华又多有创辟的台静农书法价值颇高，一时好评如潮。绘画大师张大千始终激赏台书，认为“静农是三百五十年来写倪元璐字之精髓第一人”。以台静农为师的书法大家启功称赞“台静农先生的书法错节盘根，玉质金相，堪使世人信服！”“一行之内，几行之间，信手而往，错错落落，到了酣适之处，真不知是倪是台。”日本著名书家河内利治评说：“静农书法，理法俱备，形质相偕，意趣酣足，风度高迈，笔多苍郁之气，字无媚世之俗，是一位突破传统的书法家。”

　　香港散文家、收藏家董桥认为：“台静农的字，高雅周到，放浪而不失分寸，许多地方固执得可爱，却永远去不掉那几分寂寞的神态。这样的人和字，确是很深情的。”

　　台湾学者、书法家龚鹏程在其《里仁之哀》中形象地概括台字：“结体疏而怪，用笔剞而险，戈戟森然，钩磔特甚，貌似铜墙铁壁，实则甚为媚丽。”这些评论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反映了台静农书法的艺术风貌和独特魅力。

　　1982年，台静农首次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个人书法展。翌年9月，台北《雄狮美术》月刊151期又推出“书家台静农专辑”，由学理上阐释台静农在书法上的杰出成就，从而奠定了他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虽然他从不以书法家自诩，然而他的书艺却闻名中外。从此，求书者日众，台静农越写越觉得不胜其苦。这是因为台静农个性和蔼宽厚，又从不摆架子，故对于登门求书者几乎像“土地公似的，有求必应”。迫不得已，1985年元旦，台静农在《联合报》上以《我与书艺》为题，发表了《告老宣言》，郑重声明自1985年起，一概谢绝为人题书写字。这样，许多中外人士都以得不到台静农的书法为憾，墨宝之珍贵与日俱增。

　　在书法的盛名之外，台静农的绘画也堪称一绝，花卉、果疏、山水、人物，均绝流俗。他画的梅花刚柔并重，错落有致，情景相融，高雅清淡，仿佛能闻到梅花的蕊香。张大千多次由衷地称赞台静农：“你的梅花好啊！”并有“此冬心也！”四字评语，推许为以画梅著称的清代大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号“冬心”）。启功也有《题台静农画梅》诗颂：“独标孤瘦霜寻姿，照水凌寒玉一枝；今日皖公山下路，望残仙躅帐来迟。”（一）“傲玉凌霜绝世姿，孤山人仰向南枝；分明五十年前影，望断重来杖履迟。”（二）两位中国书画泰斗都给予了如此高评，说明台静农画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1946年，台静农应作家和教育家许寿裳之邀，从四川来到台湾。当时给他发聘书的是台湾大学首任校长罗宗洛。接到聘书时，台静农还有些犹豫，觉得隔着海峡太遥远，但考虑到台湾急需大陆教师去教育受日本统治达半世纪之久的青年学子，又念及父母和孩子因交通不便困在四川出不来，便下定决心离开四川。家人分四批出走，先是由台静农夫妇带着小儿女来到台湾。罗宗洛在聘书中曾介绍台湾大学中文系规模宏大，可他去后发现这只是一个未

　　落实的规划。整个中文系只有一个教授、一个助教，学生还没有招来。待新生到校时，大一国文列为必修课，由台静农主讲。到了第二年，入学考试成绩差的学生全部改读中文系，中文系才有了自己的学生。这是因为光复前台湾学生学的均是日文，中文反而成了陌生的语言，所以许多人不敢报考，也无法攻读中文系艰深的文字训诂一类课程。但到了第二年，转来中文系的学生中文水平提高后，又转到别的系去了，真正念中文系的学生只剩一两人，连后来成了著名学者的叶庆炳也是从外系转来的。1947年夏，台大中文系主任为许寿裳，台静农是“中国文学史”课教师，此课由外文系和中文系共修。状况如此，真是始料未及。

　　更有甚者，又接踵而至。当时，许寿裳因在台湾宣传以鲁迅为旗手的“五四”运动，努力在祖国宝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而引起右翼文人的恐慌和怨恨，于1948年2月18日深夜被特务惨无人道地用斧头砍死。过后不久，大陆来台的木刻版画家黄荣灿也被杀。许寿裳不明不白的死（当局破案时诡称是窃贼行凶，与政治无关），给台大中文系师生带来极大的震撼。继任系主任乔大壮1948年回大陆后，也因忧愤国事在苏州投水自尽。台静农于1948年夏天接掌台大中文系主任职务，真可谓是临危受命。接任这份被很多人视为不祥的职务，无疑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担当，在工作策略上也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至少应吸取许寿裳的教训，不能去碰“鲁迅”这根敏感的神经。正因为台静农小心谨慎，韬光养晦，不再像大陆时那样“左”倾，他才能平安主持台大中文系二十年，培养出众多的栋梁之才，为台湾第一高等学府的中文系打下扎实根基。

　　在台湾生活的那些无常日子里，台静农除了谈近代人物外，从不愿谈论当年创作的风光以及左翼文坛、牢狱之灾和鲁迅对他的厚爱，包括与他十分亲近的学生，也讳莫如深。台大学子蒋勋1972年赴欧洲读书时，才在《鲁迅全集》中获悉台静农过去的信息。当蒋勋重读台静农的小说，看到他早年那么锐利的文学创作却在盛年突然中断，一个狂热追求文学理想，数度因为文学刊物而出入牢狱的青年，创作戛然而止，这究竟埋藏着怎样沉痛的秘密呢？探寻的结果，自然是形势所迫，不得不改弦易辙。此时此境的台静农，不能昂然做战士，只好做一个歇脚者，借台湾这个暂住之地，休养生息，并竭尽所能多培养一些文学人才，传承中华文化。

　　当时，台静农居住在台北市温州街龙坡里九邻这一幢台大宿舍里，属于日式木造老屋，相当简陋，书房总共只有六席大小。在回答作家黄秋芳的采访时，台静农坦承：“因为抗战以来，到处为家，暂时居处，便有歇脚之感。”这是解释“歇脚庵”命名的由来。许多学生途经此处时，也都要到他这里歇脚，并就国事家事与老师随意交流，排忧解难，也放养精神。台静农的中文系办公室大门也永远敞开着，学生进去从不要预约。他授业解惑注重启发引导，对学生交来的作业，总是细心批阅。在教大二学生“中国文学史”、大三学生《楚辞》时，他先要求学生看大陆学者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可他讲授时并不按他们的观点讲，而是按自己编的讲义教。他授课有如“老吏断狱”，要言不烦，很少做逐字逐句的分析，着重文学风格和作者的人品，以及源流脉络的掌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讲中国文学史，不教唐诗宋词而专教屈原，对嵇康、阮籍等魏晋名士却情有独钟，所谓“痛饮酒，谈《离骚》，可为名士”，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台静农的文学观无疑是传统的，他常在人前堂正而自然流露出一种尊严与高贵的面容，但从未给人可敬而不可亲之感，因为其中洋溢的多是坦荡宽厚的可贵精神。他带领中文系师

　　生勇敢地改造本系，使僵化的中文系逐渐有了勃勃生机。在教师的引进和课程设置上都有一些大动作，除介绍词学大家叶嘉莹来台大中文系教诗选，还让学生以研讨施耐庵、曹雪芹的态度去讨论课表上没有的当代名作家张爱玲、朱西宁、司马中原的作品，并让从美国爱荷华写作班毕业的王文兴来教外国现代文学，所用的全是英文教材，重点讲授乔伊斯、海明威、萨特、考夫曼、佛洛斯特等各流派知名作家，为学生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文学天窗。

　　应该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台湾教育和学术界，中文系与外文系往往代表两种不同学风、学派。前者着重研究古典文学，鉴于当局不许传播鲁迅及其30年代文艺的禁令，中文系无法开“中国新文学史”课，因而学风显得封闭保守；而外文系以研究西洋文学为主，虽不开“中国新文学史”课，但由于系风开放，师生对大陆新文学作品作家都心向往之，并在老师鼓励下搞起了原本属于中文系专利的文学创作。台静农把这两股不同的学派结合起来，不但请进王文兴这样的前卫作家到中文系营造适合创作的环境，而且在欧美文学大本营的《现代文学》上连续推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号”，使传统与前卫两种文学思潮在此相互汇流。

　　正因为台静农思想开放，平易豁达，循循善诱，所以自他掌舵台大中文系后，逐渐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教学和学术空间。正如张淑香所描述的那样：“人人都说他无为而治，但无为而无不为；当时那一片清畅自在的生机，实在就是来自老师本身磅礴开阔的气象，醇雅豁朗的风姿，以及名士耿介清拔的修持，一种无言自化的启迪。这样的老师，如清风明月，涤人耳目，洗人性灵，自然引人瞻瞩高远，寄心遥深，而不以眼前利害得失为务。”台静农早年的弟子叶庆炳在《四十三年如电抹》一文中也说：“台大中文系能有今日，台先生无疑是第一号功臣，虽然台先生从来不居功。”

　　台静农长期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学、艺术及民俗文化，厚积薄发，每有独特的学术创见和艺术成果。1989年出版的《静农论文集》为其一生学术性论文的集中展示，其中包括：两汉乐舞考、两汉简书史征、魏晋文学思想述论、嵇阮论、论唐代士风与文学、中国文学由语文分离形成的两大主流、记王荆公诗集李壁笺注的版本、从“杵歌”说到歌谣的起源、女真族统治下的汉语文学——诸宫调、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关于《西游记》江流僧本事、记孤本《解金貂》与《温柔乡》两传奇的内容及结构、智永禅师的书学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郑羲碑与郑道昭诸刻石，等等重要篇目。举凡楚辞汉乐、魏晋风流、唐宋诗文、明清小说，乃至书画艺术、民俗神话、佛教故实，不论长篇巨制抑或短章简论，莫不以翔实的材料、精审的考证，加以独到的宏观细察、湛然品评。这些戛戛独造、鞭辟入理、值得深味的篇章，诚为当代学苑蔚然卓逸的学术奇葩。

　　除此之外，台静农四十年前完成的《中国文学史》（上下二册）2005年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发行。这部文学史起于先秦文学，止于元代杂剧。撰写时间可溯源自上世纪40年代他讲授文学史之时，期间不断增订修补，规模初现。到台湾后，又应“国立编译馆”之约撰写《中国文学史》。据台静农学生回顾，因台大发生殷海光与哲学系事件，曾与左派文人鲁迅结为莫逆之交、不为当局所喜的台静农，担心编译馆受他牵累，慨然解约，退还所有订金。多年来，这部文学史便仅以稿本、抄本在少数弟子间流传，深受宝爱。台静农的学生、台湾大学教授方瑜认为，《中国文学史》就是台静农的缩影，既在丰富的人生中培养出包容、亲和的个性，又有耿直的风骨，而且关切弱势、底层、女性阶层。书中谈到南北朝的民间文学时，特别提出吴歌、西曲中那些热情而缠绵的歌唱，有些其实源自于商业都会的娼妓生活中，是这一群不幸者的命运写照。此外，台静农对嵇康、阮籍等有独特个性作家的格外推崇，也恰恰反映了自己豪迈不羁和淡泊自守的个性。台静农品评人物，往往一语道破，且入木三

　　分。如隋朝杨素为人奸诈，其文却“诗格清远”，如出世高人，后世评论者对“文不如其人”感到不可解。台静农却认为，人性复杂多变，再奸险的人与朋友以诗叙心时，也会吐出他真实的情感。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寄澎认为，这部文学史是“见识”与“性情”棱然的作品，是一本真正的“诗人之作”。它必将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而独特的一席。

　　台静农富有皖人的直爽淳厚习性，又追慕魏晋时代的旷达之风，一生重友情，重然诺，在圈内外口碑甚佳。这可从他与鲁迅、陈独秀、张大千等人的交往中窥见一斑。

　　1925年4月，台静农经小学同学张目寒的介绍结识鲁迅，从此成为终生挚友。据《鲁迅日记》记载，二人过从甚密，有线索可查的交往就在180次以上。在他们11年半的交往中，台静农致鲁迅信件有74封，鲁迅致台静农信件有69封，目前仅保存收录于《鲁迅书信集》中的就有43封之多。综观这些书信，不管是论人或议事，都直言不讳、毫无忌惮地袒露自己的心声。如果不是一种亲密而特殊的关系，像鲁迅这样以尖刻冷峻而著称的“世故老人”，是断不会如此的。鲁迅在与他人谈论台静农时总是肯定和褒奖的，如在致友人姚克的信中，称道“台君为人极好”（《书信331219》），正是鲁迅对台静农人品的高度评价。

　　台静农对鲁迅的尊崇与爱戴也是人所共知的。1926年，台静农曾花很大功夫，搜集文坛对鲁迅的评论，结集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这是台静农问世的第一本书，也是新文学以来第一本评论鲁迅的论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讲到编辑缘起时，认为鲁迅小说中尤其清楚地表现出战斗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必须的，新的中国就要在这里出现”，“我爱这种精神，这也是我集印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在情谊之外，还彰显了一种文化使命。

　　1927年，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时，曾与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之一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答道：“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这应是中国作家第一次问鼎诺贝尔奖的故实，也可见鲁迅对台静农的特别信任。

　　在四川的8年中，台静农除了教学之外，多半是与师友诗酒往来，其中最让他津津乐道的便是与陈独秀的交往。1938年，台静农应老舍的邀请去重庆作鲁迅逝世二周年的报告，在返回途中偶遇陈独秀，真是“既感动又惊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可以说是台静农那一代青年的集体偶像。见到台静农，陈独秀简单寒暄几句就说，“我同你看柏先生（柏文蔚）去！”然后不管众人，领着台静农便走。此后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台静农不仅多次拜访陈独秀，而且邀请他去当时女子师范学院的所在地白沙一游。陈独秀对这位忘年交抱怨自己的高血压等困扰，而且因为台静农的关系，将自己编写的《小学识字教本》和《中国古史表》交付编译馆编印出版。陈独秀逝世前数月，曾于鹤山坪写诗赠台静农：“峰峦出没成奇趣，胜境多门曲折开。蹊径不劳轻指点，好山识自漫游回。”台静

　　农非常珍惜这段忘年之谊，他曾以“酒旗风暖少年狂”为名，深情回忆陈独秀的点点滴滴。将陈独秀寄给他的书信、诗稿、小传、书法等长期谨慎珍藏，后由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印成专辑《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收陈独秀致台静农手札102封，又陈氏手书诗文稿及书艺等一卷，原迹影印，至为精美，成为珍贵历史文献。

　　台静农与张大千也是契交，多年来，生活互相关切，书画切磋频繁，终生交情深厚。他们有满意的作品，往往交流观赏或互赠留存。张大千爱用的印章多为台静农精心镌刻，张大千收藏的名画也不时赠台，包括精心临摹的敦煌壁画和古代秘藏等。台静农有《伤逝》一文，追怀大师的卓越风范及两人深情厚意。其中有一细节写张大千作画情景，许多人围着看，他照画不误，而且越画兴致越高，而且要边画边和客人做笑谈，丝毫不影响行笔着色，而且在场每人得到一幅。把一代艺术巨匠的风流倜傥传神毕现，可以说是众多写张大千的文章中最生动的一篇。每当张大千过生日，台静农照例都要为他画一幅梅花以祝寿，张大千对台静农梅花极为赏爱，认为是最有骨格和风致的，可见二人心心相印。

　　台静农对知名作家聂华苓的提携也是赢得交口称赞的。1960年，因《自由中国》杂志遭查封而受牵连的聂华苓家中，突然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前辈，这人便是台静农。台说明来意，希望她到台大去担任现代文学课的教席，聂华苓惊讶得不知如何回答，“不仅因为台先生对我这个写作者的礼遇，也因为我知道台先生到台湾初期，由于和鲁迅的关系，也自身难保；而我那时在许多人眼中是个‘敬鬼神而远之’的人。台先生居然来找我！我当然心怀感激地答应了。”由于换了一个环境，聂华苓感到仿佛来到另一个光明的世界，她不再担心特务骚扰，又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并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条件。

　　台静农注重与正派人士交往，对于当时一些知识界媚俗政治的行为看不惯，往往出言讥刺，不计后果。1943年，重庆闹出一场“献鼎”的闹剧。一些群众团体向蒋介石进献九鼎，以纪念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中铭文由顾颉刚撰写，铭文为：“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土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结果知识界哗然，台静农则拍案予以痛斥。其后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他也作诗讽刺，在《孤愤》一诗中写道：“孤愤如山霜鬓侵，青灯浊酒夜沉沉。长门赋卖文章贱，吕相书悬天下喑。”他自注，“吕相书”是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至于长门赋，乃是讽刺当时知识分子向蒋介石献书的行为，当指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写《新理学》获得政府奖赏之事。据作家舒芜回忆，抗战胜利后，他有一次跟台静农闲聊，说政府要给抗战期间教学有成绩的教授颁奖，听说台也有可能获奖。台静农竟然慌张起来，叹着气说，“这如何好！一辈子教书，到了得他这么个奖，叫我如何见人！”狂狷之气，可见一斑。

　　1946年，台静农浮海东渡，来到台湾，由暂住到定居。对于这片与祖国大陆隔绝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土地，台静农在感到隔膜与孤独之余，也不免有着在此护养中华文化之根的愿望和使命。他曾在诗中写道：“皂帽西来鬓有丝，天崩地坼此何时。为怜冰雪盈怀抱，来写

　　荒山绝世姿。”但他很快发现，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自己所思所想未免过于书生气，于是，他很快便安心教书，不作非分之想了。他寂寞地住在台大的宿舍里，对于一些好友要他购房安居的建议，往往一笑置之。当时，在他而言，台湾不过是个暂时的谋生之所，终非久留之地。因此，特地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歇脚庵”。此外，作为北方人，他对于海岛潮湿的气候也不堪忍受，常常烦躁不安，并深切感叹：“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盈书未是家。”1948年，许寿裳遭到歹徒暗杀，更增加了台静农的求去之心。但在这时候，一家十余口悉数内迁又谈何容易，一再延期之后，局势更加动荡。等到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台海间交通断绝，台静农发现归乡之路真是遥遥无期了。这样，歇脚便变成了永驻。因为台大所在地叫做龙坡里，他便把自己的书斋改名为“龙坡丈室”，特地请好友张大千题匾挂起来，另外还起了一个笔名，叫做“龙坡小民”。他对此解释道：“落户与歇脚不过是时间的久暂之别，可是人的死生契阔皆寄寓于其间，能说不是大事。”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对此的回答是只是苦笑：“能回忆些什么呢？但也有意外，前年旅途中看见一书涉及往事，为之一惊，恍然如梦中事历历在目，这好像一张封尘的败琴，偶被拨动发出声音来，可是这声音喑哑是不足听的。”

　　台静农曾在《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的序言中说：“我们的小说作者”，在“社会的谴责，甚至法令的禁止”下，“隐姓埋名，寄迹江湖”，“拼却一生精力，留下数卷书来”的悲壮，是“块垒在胸，吐出为快，才有如此的热情”。这里讲的“小说作者”，是指古代小说家。然而，台静农将其加上“我们”一词，便使人感到其中也蕴含着自我的影子。台静农正是在社会的迫害和法令的禁止下来到台湾寄居的。他在台湾忽忽蛰居了40年之久，然而，虽

　　“寄迹江湖”，却“心存魏阙”。他时刻挂念着祖国大陆，不以“台湾人”自居，而以“中国人”自豪。上世纪50年代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对国文课程期望甚大，并说“中文系在台湾很重要”。傅斯年的意思是台湾受日本人统治多年，学习中文很重要，台静农十分赞同，而且进一步强调，“中文系在哪里都一样重要”。他认为，只要有中国，有中国文化在，就不能没有中文系，由此可见其“中国心”。

　　多年来，在他的寓所，台静农和朋友们的话题始终离不开中国事、中国人。对台湾解除戒严后去大陆访问的作家聂华苓、胡金铨、张大春等，他千方百计向他们打听昔日友人的近况。当他听到巴金、老舍等人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时，不禁悲愤异常，良久无语。他也曾想回大陆老家去看看，但毕竟年迈成行困难。他曾经寄赠对联给自己的学生、复旦大学教授濮之珍云：“西风白发三千丈，故国青山一万重。”拳拳赤情，令人感泣。就在他期待着重回故土的时刻，噩耗传来，1989年底，87岁高龄的台静农因为吞咽困难被送进医院检查，确认患上食道癌。患病之后，他思乡之心更加迫切，曾在一篇序言中无限怅惘的写道：“无根的异乡人，都忘不了自家的泥土??中国人有句老话‘叶落归根’，今世的落叶，只有随风飘到哪里便是哪里了。”在卧病中，他曾经给远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友启功打电话，大声对他说：“你快来看我吧，再不来，就看不到了！”启功无限伤感地回答：“台湾不让我来，我相信我们一定有机会见面的。”就这样，两位好友终生不能再相见，电话问候竟成为永诀之辞。

　　1990年，散在大陆安徽、江苏的亲人再次向卧病的台静农发出返乡邀请，他在感念之余，痛苦地叹息着说，“我不行了，走不动了。”在去世前，面对来探问的友人，他以诗相赠，竟成为绝笔。诗云：“老去空余渡海心，磋跄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是年11月9日，一代文艺大师台静农在台大医院溘然长逝，锦绣文章与圣手丹青，终

　　成历史绝响。

篇五：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TheOriginandValueofTaiJingnong＇sSonoftheEarthFolkCustoms

　　作者：潘应

　　作者机构：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六安237012出版物刊名：皖西学院学报

　　页码：73-76页

　　年卷期：2018年

　　第4期

　　主题词：台静农;地之子;民俗风情的成因;价值

　　摘要：民俗风情是文学中一个独特的领域,尤其在乡土小说中表现突出。它不仅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也为文本增加了现实意义和艺术魅力。《地之子》中涉及了大量民俗风情的内容,大到普遍的民俗信仰、婚姻嫁娶,小到乡民的举手投足、只言片语,无不彰显着浓厚的时代氛围与地域特征。《地之子》民俗描写的背后有着民俗与文学、文学潮流与作家、作家人生经历与作品的多重原因。小说中的民俗风情描写具有独特的价值,也为《地之子》的全面解读与深入理解提供了一个窗口。

篇六：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大地弃婴——台静农《地之子》作品解读

　　作者：贾钊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贾

　　钊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

　　摘

　　要：弃婴是台静农《地之子》集子中普遍存在的一类人物形象，他们在生活上或在精神上被时代和传统文化所抛弃。对沉默麻木国民的呼唤和启蒙要从弃婴着手，不但揭示他们的悲惨境遇，更要关注他们精神的压抑与失落。单纯的物质拯救只是启蒙的皮毛而已，治标而不治本，对弃婴的拯救更要关注精神层面。

　　关键词：台静农；《地之子》；弃婴

　　中图分类号：I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207-03

　　《弃婴》是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地之子》中的一篇，讲述的是一个婴儿在暴风雨之夜夭亡的故事。四年后回到故乡的“我”感到了故乡的变化，于是产生了怀旧情愫，急于与老同学孟毅君见一面。见面之后，“我”发现与以前相比，他明显苍老了许多，尤其是连头发也掉了许多，这令“我”很吃惊。闲谈之中，聊到了弃婴。孟毅和妻子本来是想抱回家里自己抚养的，可是因为没有奶，一直举棋不定。当他们在踌躇犹疑的时候，“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么，我想还是不抱好，因为胎儿没有奶是不行的；万一抱了以后，又折磨死了，也不好。[1]”最终他们没有抱。暴风雨的晚上，“我”醒来后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脑子里一直想着那个躺在荒郊旷野的婴儿。灯焰的熄灭暗示了这个小生命在风雨之夜的凋落。终于，在第二天回家的途中，在义地旁“我”目睹了弃婴被野狗所分食的悲惨一幕。“我”想将弃婴的残骸从野狗口中夺过来埋葬好，却最终没有做到，反而自己也被野狗咬伤，最后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回到家里。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弃婴》的篇幅不长，却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死亡气息，作者以一个婴儿之死引发了对生命的深刻思考。首先是婴儿之死，生命之花在尚未绽放之时便戛然而止，这本就是一件令人十分心痛的事情，何况是本来能够活着的生命却因为现实的压力而被遗弃旷野，最终在暴风雨后成为野狗口中的食物，这样的结果更令人感到触目惊心。弃婴之死与之前“我”在渡船上所见的躺在母亲身边摇篮里的婴儿，以及回到家后看到躺在床上的自己的孩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次是孟毅夫妇的爱心，他们是善良的，淳朴的，他们不忍心看到生命之烛的黯淡，打算将弃婴抱回家里抚养，却终究因为没有奶，雇不起奶妈而放弃这样的善念。这体现了一种生存的无奈，在苦难的现实压力面前，善良与爱这些人性的光辉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受难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有一双援助之手帮助他们脱离苦海，施善者有大慈大悲之心却终究有心无力，最后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从中可以看到人在灾难面前是多么的脆弱无力。孩子是社会和国家的明天的希望，弃婴的死亡意味着作者对当时社会明天的迷茫和希望的渺茫。

　　弃婴死了，他是作为一个无辜的生命被带到这个世界上，又在无知中死去的；他被父母所抛弃又因自身的弱小只能以死作为最后的结局，对于他来说，或许这样也是一种解脱。被父母抛弃的孩子是弃婴，然而被过去所抛弃的“我”和孟毅呢？“我”在外面的世界漂泊，四年后回到故乡，是以一个归来者形象出现的，我急于见孟毅是因为怀旧之情。相见后，孟毅未老先衰的相貌首先给我一种今昔对比的苍凉感，原来我想见的不是现在的孟毅，而是过去的那个同学。孟毅因生活所迫过早地衰老，他坚守在原来的土地上却陷入生活的漩涡无法自拔。漂泊和坚守，我们所选择的两种生活方式，都没有摆脱厄运的拨弄。未见面时的千言万语，也在见

　　面时哽咽在喉，无法释怀。这是一种隔膜，是漂泊者与坚守者之间失去沟通的隔膜，是过去的生活一去不返后的陌生感所造成的隔膜。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与孟毅也是弃婴。“我”的返乡之旅没有找到过去的影子，没有能够如想象中那样重温往日的温情，“我”寻找到的是另一个世界，是与记忆中有很大差别的世界。孟毅呢，他一直坚守在大地上不曾离开，但是在时代和命运大潮的裹挟下，他也只能随波逐流，随着生活的浮萍起起落落，围绕着生活而奔波劳碌，他已不是以前那个顽皮的孩子了。他尽管没有离开，生活也抛弃了他，让他尽管在故土上也改变了原来的模样。台静农秉承着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坚持“从民间取材”，将他耳闻目睹的许多“人间的辛酸和凄楚[2]”真实地反映出来。

　　其实，纵观整个《地之子》集子，被生活被命运所抛弃的人物又何止他们？《红灯》中的得银为命运所迫，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留下可怜的寡母孤苦伶仃地生活在世界上。中年丧夫导致得银的母亲领着三岁的儿子受尽了人世的凌辱，在不堪忍受的生活中挣扎前行，最终把得银拉扯成人，令她没想到的是仿佛刚刚看到一点点微弱的希望之光，却又随着儿子的死而瞬间熄灭。中年丧夫，老年丧子是人生中至悲至痛的事，全都应验在了她的身上，她不是命运的弃婴吗？她在以后生活中的沉浮与《弃婴》中的婴儿何尝不是同样的结局。

　　《吴老爹》中的吴老爹勤勤恳恳、忠心耿耿、老老实实地生活，却没有看到丝毫生活的希望，他受老主人之托将少主人抚养成人，并帮助他料理生意。吴老爹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和爱心都寄托在了少主人身上，可是所寄非人，最终被少主人抛弃，只能遗憾地了此残生。吴老爹的悲剧有外在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却是一种性格悲剧。传统文化中的忠义观念牢牢束缚着他的头脑，使他最终成为少主人堕落之路上的殉葬品。他与其说是忠于自己的信念不如说是忠于旧道德、旧礼教、旧传统、旧文化和旧习俗。然而最后呢，恰恰是这种愚忠的观念抛弃了他，以至于无家可归，无处栖身。这是个人自我意识的丧失，自己的生活中没有自己，自己的舞台上自己只是配角，因为这样的人首先自己将自己抛弃，最终导致他们自己在被别人抛弃的时候只能无可奈何，尽尝苦酒。

　　《蚯蚓们》中的李小，《负伤者》中的吴大郎，他们都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农民，可是最终却被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妻子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卖妻是一种十分恶劣的风俗，是男权中心话语下对女性极大的不尊重，但卖妻的背后同样也透漏着男性生存的艰难。因为除了妻子之外，他们已经一无所有，要活下去，只能出卖妻子换取微薄的金钱。李小和吴大郎是乡土中国大地上最朴实的农民，他们默默地承受着压迫和剥削，他们忠诚地坚守在乡土大地上，但生活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忠诚而有丝毫改变，于是，李小认识了命运：“命运的责罚，不在死后，却在人世；不在有钱的田主身上，却在最忠实的穷人。最苦楚的，命运不似豺狼，可以即刻将你吞咽下去；而命运却像毒蛇，它缠着你慢慢喝你的血！现在这命运忽然降临在他的身上，他不反抗，他知道，反抗是毫无用的。他预备了忍受，忍受着，终有尽止的日子。[3]”吴大郎比李小有进步，他认识到造成自己困境的原因是自己的怯懦，所以他起来反抗了，但结果却是他被带了脚镣手铐关押起来。李小和吴大郎坚守的大地抛弃了他们，他们坚守的传统生活方式抛弃了他们，甚至充斥在他们周围像他们一样饱受苦难的人们也抛弃了他们，最终他们只能一个人面对沉沉的黑夜和无尽的苦难。

　　在《地之子》集子中，作为弃婴出现得角色还有很多，他们都是乡土中国大地最为忠诚的坚守者，但生活和命运却无情地将他们抛之于毫无希望的荒原，身后是一望无边的沙漠，眼前是虚无缥缈的幻影。他们本本分分地生活着，本来可以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但现实的压力与时代的洪流却无情地将他们吞没，代之而来的是生活希望和生命期盼的双重破灭。然而，固有的“地之子”观念却牢牢束缚着他们，让他们在苦难中生活得理所当然，不愿反抗，以至于最终在沉默中走向灭亡。“台静农小说特别令人难忘的是采取了如王夫之所言“必乐景写哀”的手法，小说姓示乡村苦难生活，悲剧色彩异常浓郁深重，撷取的却往往是喜事热闹事，将当事人处境、心情不动声色地描摹出来，读之令人格外悲怆。[4]”“作者毫无假借的率直将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震颤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挖

　　掘和拓展开来，让我们看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的乡村。[5]”台静农在这些人物身上暴露了国民性格中愚昧、麻木、落后的基因，即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不自知。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作者在《地之子》中对“弃婴”群像的苦难生活进行了不动声色却入木三分的深刻暴露。正如鲁迅在“小说二集”序言中给予很高评价：“……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市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6]”

　　作为一个深深眷恋着故土家园的乡土小说家，面对故乡的一草一木以及人和事的时候，台静农的内心是复杂矛盾的。他没有鲁迅那样深刻的思想和深邃的目光，站在民族甚至人类文化立场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一针见血的批判；他的情感始终牵挂着那些地之子民，所以，他只能选择一种温和的批判方式，只是把家乡社会中一些不合理甚至是悲惨的生活画面如实地呈现出来，而不做过多地评价和议论。他也没有像茅盾那样作为革命者的开阔胸襟，所以，他在暴露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弊端的时候未能给生活其中的地之子民指明方向；他只告诉我们弃婴的命运是悲惨的；茅盾是站在改造社会立场上关照乡土的，台静农则是站在启蒙立场上关照乡土的。香港文学评论家刘以鬯说：“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以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7]”

　　传统习俗在现代文明的烛照下是落后的腐朽的，但这些习俗恰恰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之子民最为牢固的精神根基，就像宗教一样，是乡土子民在面对困境无可奈何时唯一的精神自赎方式，所以不可或缺。虚幻的想象或许永远不会实现，但它毕竟给人以希望，毕竟将美好寄托在未来生活中，给人以安慰，给人以信心和勇气。现实生活已如地狱般不堪入目，只有用一种强大的精神纽带凝聚力量才可能勉强前进。当把旧的习俗打破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地之子们真正成了地之弃婴，生活无依，精神无靠，生命无托，灵魂无家。这才是地之子最可悲最无奈的处境。所以，在面对这些传统习俗的时候，不光要破旧，还要立新，在旧的习俗轰然倒塌的时候，建立广厦千万间，让大批地之子身有所居，魂有所归。

　　纵观整个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全貌，我们会发现如台静农小说中“弃婴”般的形象比比皆是。彭家煌《陈四爹的牛》中的猪三哈，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的菊英的母亲，蹇先艾《水葬》中的小偷等等。他们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哀，而是一个时代的阵痛。作为社会苦难承受者的底层地之子民，台静农在对他们悲惨生存困境进行呈现，对他们麻木精神状态进行描摹的同时是抱着极大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关怀的。他让我们看到一幅幅如死水般画面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画面背后所隐藏着的脉脉温情和生命韧性。诚如茅盾所指出的：“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厌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应当还有着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8]”

　　这种人间温情和对生活的向往之情在《拜堂》表现得更为突出。汪大嫂在丈夫去世之后，为了生活和自己的小叔子汪二走到了一块儿，这种“转妻”在传统习俗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并不为多数人所看好，所以汪大嫂要拜堂，要用这样一种尊天敬地的庄严方式宣布其新的婚姻的合法性。另外，还有田大娘和赵二嫂两位热心肠的农村妇女，她们在汪大嫂的公公都不看好这场婚姻的情况下，仍然敢于挺身而出，为他们做牵线人，主持拜堂仪式的顺利完成，所以这两个人的那份爱心也是十分可敬的。拜堂本应该是在白天光明正大进行的，但由于世俗的压力，汪大嫂与汪二的拜堂却只能选择在夜里，但即便这样，拜堂的程序和步骤也是一丝不苟，庄严肃穆。这种对仪式的尊重其实是汪大嫂和汪二对于以后生活的尊重，对于生命的向往和追求，而正是这样一种生命的韧性支撑起苦难生活中的人们顽强地走下去。“生活在苦难社会的地之子，他们有着强烈的生存意识，即使是遇到了意外的打击与摧残，也不会放弃生存的欲望，他们总在寻求一个‘家’的依靠，让求生的欲望得到庇护与依赖，家是卑微人生的停靠站，是荒寒世界的绿岛灯火，是命运安顿的休息所。[9]”对待生活中的弱者，不能只有愤怒，只有批判；要有同情和关爱，要用一颗温情的心去感化去温暖他们冰冷麻木的心；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有

　　情，生活中有爱，生活中有希望，生活总要向美好转化。只有同情关爱才能激发人性中光明的一面，让弱者懂得生命意义，让弃婴们寻找到生命中的母性关照，从而有一种归属感。

　　对弱者（弃婴）的态度问题，涉及到对其生存环境和风俗习惯的态度。我们讲启蒙通常是要用一种近乎暴力的革命手段将存留于国民性格和生活中的旧道德、旧秩序彻底摧毁。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要前进，时代要发展，必须除旧布新。但是，移风易俗的问题不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应该是一个缓慢的、长远的过程，甚至中间还会出现反复和曲折。所以，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要特别谨慎，稍有不慎便会导致人心不安。在对旧道德旧习俗进行改造的过程中，破旧只是手段，立新才是最终目的，我们不能在没有新的前提下将旧的一切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殆尽，这样会造成文化上的断层，给人们带来心灵上和精神上的放逐。

　　长期的精神奴役已经让乡土中国的地之子们习惯了弃婴的角色，他们长期游离于苦难之中却不自知，习惯了孤儿的人是不会理解母爱意义的，习惯了流浪的人也不会适应家的温馨恬静。所以，启蒙他们，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应该采取一种平视的姿态，与他们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自上而下的宣教模式打动不了坐稳了奴隶的他们，只有同情和关爱才能唤醒封存于他们心灵深处的那份久违的感动，由感动而引发向往，并最终走向改变。

　　参考文献：

　　〔1〕〔3〕台静农.台静农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台静农.地之子·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4〕朱伟华.“以乐景写哀”的乡土小说——台静农《拜堂》赏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5〕商金林.以小说参与时代的批评和变革——论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6〕鲁迅.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7〕刘以鬯.台静农的短篇小说.台静农短篇小说集[M].台北：台北远景出版社，1980.

　　〔8〕茅盾.关于“乡土文学”[J].文学，1936（2）.

　　〔9〕施军.论台静农的小说创作道路[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责任编辑

　　姜黎梅）

篇七：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大地弃婴——台静农《地之子》作品解读

　　作者：贾钊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贾

　　钊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

　　摘

　　要：弃婴是台静农《地之子》集子中普遍存在的一类人物形象，他们在生活上或在精神上被时代和传统文化所抛弃。对沉默麻木国民的呼唤和启蒙要从弃婴着手，不但揭示他们的悲惨境遇，更要关注他们精神的压抑与失落。单纯的物质拯救只是启蒙的皮毛而已，治标而不治本，对弃婴的拯救更要关注精神层面。

　　关键词：台静农；《地之子》；弃婴

　　中图分类号：I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207-03

　　《弃婴》是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地之子》中的一篇，讲述的是一个婴儿在暴风雨之夜夭亡的故事。四年后回到故乡的“我”感到了故乡的变化，于是产生了怀旧情愫，急于与老同学孟毅君见一面。见面之后，“我”发现与以前相比，他明显苍老了许多，尤其是连头发也掉了许多，这令“我”很吃惊。闲谈之中，聊到了弃婴。孟毅和妻子本来是想抱回家里自己抚养的，可是因为没有奶，一直举棋不定。当他们在踌躇犹疑的时候，“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么，我想还是不抱好，因为胎儿没有奶是不行的；万一抱了以后，又折磨死了，也不好。[1]”最终他们没有抱。暴风雨的晚上，“我”醒来后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脑子里一直想着那个躺在荒郊旷野的婴儿。灯焰的熄灭暗示了这个小生命在风雨之夜的凋落。终于，在第二天回家的途中，在义地旁“我”目睹了弃婴被野狗所分食的悲惨一幕。“我”想将弃婴的残骸从野狗口中夺过来埋葬好，却最终没有做到，反而自己也被野狗咬伤，最后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回到家里。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弃婴》的篇幅不长，却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死亡气息，作者以一个婴儿之死引发了对生命的深刻思考。首先是婴儿之死，生命之花在尚未绽放之时便戛然而止，这本就是一件令人十分心痛的事情，何况是本来能够活着的生命却因为现实的压力而被遗弃旷野，最终在暴风雨后成为野狗口中的食物，这样的结果更令人感到触目惊心。弃婴之死与之前“我”在渡船上所见的躺在母亲身边摇篮里的婴儿，以及回到家后看到躺在床上的自己的孩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次是孟毅夫妇的爱心，他们是善良的，淳朴的，他们不忍心看到生命之烛的黯淡，打算将弃婴抱回家里抚养，却终究因为没有奶，雇不起奶妈而放弃这样的善念。这体现了一种生存的无奈，在苦难的现实压力面前，善良与爱这些人性的光辉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受难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有一双援助之手帮助他们脱离苦海，施善者有大慈大悲之心却终究有心无力，最后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从中可以看到人在灾难面前是多么的脆弱无力。孩子是社会和国家的明天的希望，弃婴的死亡意味着作者对当时社会明天的迷茫和希望的渺茫。

　　弃婴死了，他是作为一个无辜的生命被带到这个世界上，又在无知中死去的；他被父母所抛弃又因自身的弱小只能以死作为最后的结局，对于他来说，或许这样也是一种解脱。被父母抛弃的孩子是弃婴，然而被过去所抛弃的“我”和孟毅呢？“我”在外面的世界漂泊，四年后回到故乡，是以一个归来者形象出现的，我急于见孟毅是因为怀旧之情。相见后，孟毅未老先衰的相貌首先给我一种今昔对比的苍凉感，原来我想见的不是现在的孟毅，而是过去的那个同学。孟毅因生活所迫过早地衰老，他坚守在原来的土地上却陷入生活的漩涡无法自拔。漂泊和坚守，我们所选择的两种生活方式，都没有摆脱厄运的拨弄。未见面时的千言万语，也在见

　　面时哽咽在喉，无法释怀。这是一种隔膜，是漂泊者与坚守者之间失去沟通的隔膜，是过去的生活一去不返后的陌生感所造成的隔膜。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与孟毅也是弃婴。“我”的返乡之旅没有找到过去的影子，没有能够如想象中那样重温往日的温情，“我”寻找到的是另一个世界，是与记忆中有很大差别的世界。孟毅呢，他一直坚守在大地上不曾离开，但是在时代和命运大潮的裹挟下，他也只能随波逐流，随着生活的浮萍起起落落，围绕着生活而奔波劳碌，他已不是以前那个顽皮的孩子了。他尽管没有离开，生活也抛弃了他，让他尽管在故土上也改变了原来的模样。台静农秉承着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坚持“从民间取材”，将他耳闻目睹的许多“人间的辛酸和凄楚[2]”真实地反映出来。

　　其实，纵观整个《地之子》集子，被生活被命运所抛弃的人物又何止他们？《红灯》中的得银为命运所迫，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留下可怜的寡母孤苦伶仃地生活在世界上。中年丧夫导致得银的母亲领着三岁的儿子受尽了人世的凌辱，在不堪忍受的生活中挣扎前行，最终把得银拉扯成人，令她没想到的是仿佛刚刚看到一点点微弱的希望之光，却又随着儿子的死而瞬间熄灭。中年丧夫，老年丧子是人生中至悲至痛的事，全都应验在了她的身上，她不是命运的弃婴吗？她在以后生活中的沉浮与《弃婴》中的婴儿何尝不是同样的结局。

　　《吴老爹》中的吴老爹勤勤恳恳、忠心耿耿、老老实实地生活，却没有看到丝毫生活的希望，他受老主人之托将少主人抚养成人，并帮助他料理生意。吴老爹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和爱心都寄托在了少主人身上，可是所寄非人，最终被少主人抛弃，只能遗憾地了此残生。吴老爹的悲剧有外在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却是一种性格悲剧。传统文化中的忠义观念牢牢束缚着他的头脑，使他最终成为少主人堕落之路上的殉葬品。他与其说是忠于自己的信念不如说是忠于旧道德、旧礼教、旧传统、旧文化和旧习俗。然而最后呢，恰恰是这种愚忠的观念抛弃了他，以至于无家可归，无处栖身。这是个人自我意识的丧失，自己的生活中没有自己，自己的舞台上自己只是配角，因为这样的人首先自己将自己抛弃，最终导致他们自己在被别人抛弃的时候只能无可奈何，尽尝苦酒。

　　《蚯蚓们》中的李小，《负伤者》中的吴大郎，他们都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农民，可是最终却被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妻子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卖妻是一种十分恶劣的风俗，是男权中心话语下对女性极大的不尊重，但卖妻的背后同样也透漏着男性生存的艰难。因为除了妻子之外，他们已经一无所有，要活下去，只能出卖妻子换取微薄的金钱。李小和吴大郎是乡土中国大地上最朴实的农民，他们默默地承受着压迫和剥削，他们忠诚地坚守在乡土大地上，但生活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忠诚而有丝毫改变，于是，李小认识了命运：“命运的责罚，不在死后，却在人世；不在有钱的田主身上，却在最忠实的穷人。最苦楚的，命运不似豺狼，可以即刻将你吞咽下去；而命运却像毒蛇，它缠着你慢慢喝你的血！现在这命运忽然降临在他的身上，他不反抗，他知道，反抗是毫无用的。他预备了忍受，忍受着，终有尽止的日子。[3]”吴大郎比李小有进步，他认识到造成自己困境的原因是自己的怯懦，所以他起来反抗了，但结果却是他被带了脚镣手铐关押起来。李小和吴大郎坚守的大地抛弃了他们，他们坚守的传统生活方式抛弃了他们，甚至充斥在他们周围像他们一样饱受苦难的人们也抛弃了他们，最终他们只能一个人面对沉沉的黑夜和无尽的苦难。

　　在《地之子》集子中，作为弃婴出现得角色还有很多，他们都是乡土中国大地最为忠诚的坚守者，但生活和命运却无情地将他们抛之于毫无希望的荒原，身后是一望无边的沙漠，眼前是虚无缥缈的幻影。他们本本分分地生活着，本来可以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但现实的压力与时代的洪流却无情地将他们吞没，代之而来的是生活希望和生命期盼的双重破灭。然而，固有的“地之子”观念却牢牢束缚着他们，让他们在苦难中生活得理所当然，不愿反抗，以至于最终在沉默中走向灭亡。“台静农小说特别令人难忘的是采取了如王夫之所言“必乐景写哀”的手法，小说姓示乡村苦难生活，悲剧色彩异常浓郁深重，撷取的却往往是喜事热闹事，将当事人处境、心情不动声色地描摹出来，读之令人格外悲怆。[4]”“作者毫无假借的率直将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震颤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挖

　　掘和拓展开来，让我们看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的乡村。[5]”台静农在这些人物身上暴露了国民性格中愚昧、麻木、落后的基因，即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不自知。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作者在《地之子》中对“弃婴”群像的苦难生活进行了不动声色却入木三分的深刻暴露。正如鲁迅在“小说二集”序言中给予很高评价：“……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市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6]”

　　作为一个深深眷恋着故土家园的乡土小说家，面对故乡的一草一木以及人和事的时候，台静农的内心是复杂矛盾的。他没有鲁迅那样深刻的思想和深邃的目光，站在民族甚至人类文化立场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一针见血的批判；他的情感始终牵挂着那些地之子民，所以，他只能选择一种温和的批判方式，只是把家乡社会中一些不合理甚至是悲惨的生活画面如实地呈现出来，而不做过多地评价和议论。他也没有像茅盾那样作为革命者的开阔胸襟，所以，他在暴露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弊端的时候未能给生活其中的地之子民指明方向；他只告诉我们弃婴的命运是悲惨的；茅盾是站在改造社会立场上关照乡土的，台静农则是站在启蒙立场上关照乡土的。香港文学评论家刘以鬯说：“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以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7]”

　　传统习俗在现代文明的烛照下是落后的腐朽的，但这些习俗恰恰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之子民最为牢固的精神根基，就像宗教一样，是乡土子民在面对困境无可奈何时唯一的精神自赎方式，所以不可或缺。虚幻的想象或许永远不会实现，但它毕竟给人以希望，毕竟将美好寄托在未来生活中，给人以安慰，给人以信心和勇气。现实生活已如地狱般不堪入目，只有用一种强大的精神纽带凝聚力量才可能勉强前进。当把旧的习俗打破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地之子们真正成了地之弃婴，生活无依，精神无靠，生命无托，灵魂无家。这才是地之子最可悲最无奈的处境。所以，在面对这些传统习俗的时候，不光要破旧，还要立新，在旧的习俗轰然倒塌的时候，建立广厦千万间，让大批地之子身有所居，魂有所归。

　　纵观整个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全貌，我们会发现如台静农小说中“弃婴”般的形象比比皆是。彭家煌《陈四爹的牛》中的猪三哈，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的菊英的母亲，蹇先艾《水葬》中的小偷等等。他们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哀，而是一个时代的阵痛。作为社会苦难承受者的底层地之子民，台静农在对他们悲惨生存困境进行呈现，对他们麻木精神状态进行描摹的同时是抱着极大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关怀的。他让我们看到一幅幅如死水般画面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画面背后所隐藏着的脉脉温情和生命韧性。诚如茅盾所指出的：“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厌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应当还有着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8]”

　　这种人间温情和对生活的向往之情在《拜堂》表现得更为突出。汪大嫂在丈夫去世之后，为了生活和自己的小叔子汪二走到了一块儿，这种“转妻”在传统习俗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并不为多数人所看好，所以汪大嫂要拜堂，要用这样一种尊天敬地的庄严方式宣布其新的婚姻的合法性。另外，还有田大娘和赵二嫂两位热心肠的农村妇女，她们在汪大嫂的公公都不看好这场婚姻的情况下，仍然敢于挺身而出，为他们做牵线人，主持拜堂仪式的顺利完成，所以这两个人的那份爱心也是十分可敬的。拜堂本应该是在白天光明正大进行的，但由于世俗的压力，汪大嫂与汪二的拜堂却只能选择在夜里，但即便这样，拜堂的程序和步骤也是一丝不苟，庄严肃穆。这种对仪式的尊重其实是汪大嫂和汪二对于以后生活的尊重，对于生命的向往和追求，而正是这样一种生命的韧性支撑起苦难生活中的人们顽强地走下去。“生活在苦难社会的地之子，他们有着强烈的生存意识，即使是遇到了意外的打击与摧残，也不会放弃生存的欲望，他们总在寻求一个‘家’的依靠，让求生的欲望得到庇护与依赖，家是卑微人生的停靠站，是荒寒世界的绿岛灯火，是命运安顿的休息所。[9]”对待生活中的弱者，不能只有愤怒，只有批判；要有同情和关爱，要用一颗温情的心去感化去温暖他们冰冷麻木的心；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有

　　情，生活中有爱，生活中有希望，生活总要向美好转化。只有同情关爱才能激发人性中光明的一面，让弱者懂得生命意义，让弃婴们寻找到生命中的母性关照，从而有一种归属感。

　　对弱者（弃婴）的态度问题，涉及到对其生存环境和风俗习惯的态度。我们讲启蒙通常是要用一种近乎暴力的革命手段将存留于国民性格和生活中的旧道德、旧秩序彻底摧毁。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要前进，时代要发展，必须除旧布新。但是，移风易俗的问题不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应该是一个缓慢的、长远的过程，甚至中间还会出现反复和曲折。所以，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要特别谨慎，稍有不慎便会导致人心不安。在对旧道德旧习俗进行改造的过程中，破旧只是手段，立新才是最终目的，我们不能在没有新的前提下将旧的一切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殆尽，这样会造成文化上的断层，给人们带来心灵上和精神上的放逐。

　　长期的精神奴役已经让乡土中国的地之子们习惯了弃婴的角色，他们长期游离于苦难之中却不自知，习惯了孤儿的人是不会理解母爱意义的，习惯了流浪的人也不会适应家的温馨恬静。所以，启蒙他们，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应该采取一种平视的姿态，与他们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自上而下的宣教模式打动不了坐稳了奴隶的他们，只有同情和关爱才能唤醒封存于他们心灵深处的那份久违的感动，由感动而引发向往，并最终走向改变。

　　参考文献：

　　〔1〕〔3〕台静农.台静农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台静农.地之子·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4〕朱伟华.“以乐景写哀”的乡土小说——台静农《拜堂》赏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5〕商金林.以小说参与时代的批评和变革——论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6〕鲁迅.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7〕刘以鬯.台静农的短篇小说.台静农短篇小说集[M].台北：台北远景出版社，1980.

　　〔8〕茅盾.关于“乡土文学”[J].文学，1936（2）.

　　〔9〕施军.论台静农的小说创作道路[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责任编辑

　　姜黎梅）

篇八：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2021届中考语文阅读训练16——台静农选文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远

　　航

　　台静农

　　“西昌”舰要走了，是最后一次远航。

　　舰长肖海波下达了起航命令。“西昌”舰悄悄地驶离了海军博物馆的码头，它走得很沉重，似乎满腹心事。在舰桥上的肖海波看了看手表，已是凌晨两点，他朝左前方张望了一下，整个城市都熟睡了，父亲这时候真的已经睡着了吗？会不会从梦中惊醒？

　　父亲叫肖远，今年七十多岁了，是“西昌”舰的第一任舰长。三十多年前，国产的“西昌号”驱逐舰刚刚服役下水，就参加了一次海战。激战中一颗炸弹在后甲板爆炸，不知震坏了机舱的哪块部件，引起高压锅炉管道着火和严重泄漏。头顶的一根横梁朝两个水兵砸了下来，肖远冲过去，用身体挡住了。“西昌”舰得救了，肖远在医院躺了三个多月。以后的日子，无论是他担任支队长，还是舰队司令，只要“西昌”舰一起航，肖远受伤的腰部就会隐隐作痛。

　　昨天上午，在海军博物馆隆重举行了“西昌”舰退役仪式。选定这个日子也是因为肖远，他在舰队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了，记不清的化疗和放疗，已经让他铁塔一样的身子虚弱不堪。

　　肖远从救护车上下来时，身穿脱下九年的海军中将军装，一帮医

　　护人员带着各种抢救设备，用轮椅把他推上了甲板。之后“西昌”舰的每一任舰长跟在他的身后，依次走上军舰。现任舰队司令宣布“西昌”舰退役命令后，肖远缓缓地站立起来，给后任的八位“西昌”舰长点名。而后，他用沙哑的嗓子慢慢地说了起来，讲得很平静，只是详细地讲“西昌”舰年龄、吨位、各个部位的尺寸，以及“西昌”舰执行的每一次任务和受过的伤。这个军舰也要离开博物馆，去执行它最后一次任务。

　　肖海波已经被任命为新的“西昌”舰舰长，这是国产最新型导弹驱逐舰。新舰已经下水，最后一次试验成功后，就要服役。这个试验就是要验证舰上新型导弹的打击能力，如果仅用一枚导弹便能击沉一艘驱逐舰，新“西昌”舰就合格了。而老“西昌”舰就是这次试验的靶舰。肖海波面临的是，他只有亲手击沉老舰，才能驾驶新舰进入人民海军的序列。

　　肖海波当然知道，过去，只要老“西昌”舰一起航，父亲腰部就会疼，所以担心老“西昌”舰离开博物馆一事无法瞒住父亲。

　　“西昌”舰缓缓地沿着海湾航行，除了左边远处海岸边偶尔冒出的点点渔火和航标灯，剩下都是漆黑一片，大海也仿佛睡着了。

　　肖海波回到舰长室，躺在铺上，刚睡着没几分钟，就莫名其妙地惊醒。信号兵报告左侧海岸边山头有信号。

　　副长说：“是不是睡迷糊了，这个山头上没有信号灯塔。”

　　肖海波也知道信号兵肯定弄错了，这段航道他太熟悉了，左边山头是……忽然他身子一激灵，跳了起来，赶紧拿起望远镜朝山顶

　　看去，马上呆住了。

　　山顶上有一个小亭子，亭子里有几个人，父亲肖远坐在轮椅上，正用手电朝军舰发着信号，反复只有两个字：去哪？

　　父亲果然没有被瞒住，镇痛药能镇住癌症病痛，却无法割断“西昌”舰对他的牵引。他马上对信号兵说回信：军舰要去远航，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但只走很短很短的时间。

　　父亲似乎明白了什么，但依然不死心，又问：远航？

　　肖海波回答：是的。

　　父亲那边又问：为什么？真是最后一次了吗？

　　肖海波回答：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

　　父亲那边停了一会儿，又问：第一次什么时候？

　　肖海波回答：很快，但是军舰变年轻了，就像您当年第一次见它一样年轻。

　　父亲好一会儿没有回信，军舰快要驶远了，肖海波命令放慢航速再等待一会儿，终于父亲回信：我真羡慕它，能在轰轰烈烈中远航。

　　军舰渐渐远去，山上再也没有信号发出，肖海波这才发现自己刚刚读懂父亲，这时，他在望远镜里惊讶地看到，父亲的眼角闪着亮光。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

　　一个月后，按照肖远的遗嘱，在我国最新型的导弹驱逐舰——“西昌”舰上为这位老舰长举行了海葬。

　　（摘选自《海军往事》，有删改）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远航》写新老西昌舰舰长父子两代人与新老西昌舰关联的命运，表达上饱含了诗意与哲理，作品中父子两代海军军人的形象及蕴涵深长的情感。

　　B.西昌舰一出海，肖远身上的伤痕就会隐隐作痛，这一细节富有传奇色彩，写出了老西昌舰长的生理病痛与西昌舰的军事动作息息相关。

　　C.新老西昌舰的传奇、肖海波父子的故事是清晰的、确定的，而作品的象征世界也是直接、清楚的，西昌舰象征了海军将军的伟岸人格。

　　D.从父亲用手电筒光作信号这一情节可以看出，身患绝症的父亲对儿子的行动和立下战功、将要进海军博物馆的老西昌舰表达了揪心的关切。

　　2.“肖海波这才发现自己刚刚读懂父亲”你认为肖海波读懂了什么？（4分）

　　答案：

　　1.【参考答案】C【答案解析】象征世界是模糊的、不确定的，需要读者通过想象来理解、顿悟。

　　2.【参考答案】

　　①作为一名军人，要随时接受祖国的召唤，轰轰烈烈地远航；

　　②父亲对军舰和海洋事业的热爱，这是海军老将军的深情诉说；

　　③父亲虽有不舍和失落，但仍关注、关怀、鼓励新人和新舰，对海军发展充满殷切期望。

　　（每点2分，满分4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18分）

　　蚯蚓们

　　台静农

　　虹霓县的人民，今年真不幸，十来年没有遇见的荒年，他们竟碰着了。

　　李小平常很老实，这时候偏胆大起来。他居然向他的主人讨借贷；幸而他的主人待人厚道，仅仅向李小骂了几句：“你这东西，还不知道利害；要晓得我一个禀帖送了，你这条命就没有啦！”李小听了以后，不禁有些怕了，终于哑口无言地带着感激的神情跑回来了。

　　到这当儿，大家都不得已各人想各人的法子。自然是往别处逃荒的多。李小于是也免不了想走这一条路，但没想到，他的老婆竟不愿去。分明是缺了吃的，他的老婆偏说他有钱不拿出来，有时还骂他没有本事。闹得三番五次，终于依了他的表舅母的调停，让伊改嫁。

　　成事就在第二天。在头一天的晚间，他约了范五明天一同去，帮他将钱拿回来。

　　他坐在柳树根下，嘴里衔着旱烟袋，烟头闪灼的发光。他看今年八月十二的月光特别明亮，但是今年中秋节，却是冷清清的；要是年头好，大家都忙着结账送礼。他想到去年的这时候，他正忙着碾谷子，那时碾了两斗米，往镇上卖了，买了些牛肉、猪肉、月饼，还给小孩缝了一件夹衣。大家都痛快地过着中秋节。谁也没有想到，今年是这样的结局。

　　现在是作恶梦罢？要不是梦，为什么是这样离奇呢？眼看妻子小

　　孩，马上要遗弃他，要向一个陌生的人欢笑去，他的目光昏瞆了，他看见他的茅屋，他所插的柳树，与那凶恶的稻草堆，都一起向他轻藐地笑，好像它们都在同声地说：“天下竟有这样卑怯无用的男子！”

　　他站起来狂放地在稻场上走来走去，安然卧在一旁的小黑狗，这时候居然向他汪汪地叫起来，于是使他更忿怒了，恶运来了，狗也不认主人了。他举起了脚，吃力地向狗踢去。

　　他仍旧坐在地上，微微叹息，将烟头向着树根磕灰；重新安了烟，搓了火不停止地吸。他的满腔忿恨，渐渐随着青烟消逝，心情也渐渐随着平静了。他认识了命运，命运的责罚，不在死后，却在人世；不在有钱的田主身上，却在最忠实的穷人。最苦楚的，命运不似豺狼，可以即刻将你吞咽下去；而命运却像毒蛇，它缠着你慢慢喝你的血！现在这命运忽然降临在他的身上，他不反抗，他知道，反抗是毫无用的。他预备了忍受，忍受着，终有尽止的日子。

　　于是他回到他的茅屋里，这时候他的妻在床沿哄小孩，他便轻轻地到床里头和衣躺下。少顷，他看见月光之下的伊的影子，在那里颤动，原来伊是在啜泣。于是他也忍不住哭了。

　　月渐渐西沉，远处的晨鸡叫起了。

　　在一间矮的朴陋的客厅里，吴官人站起来向主人说：

　　“那么，将字写了罢？”

　　张朗翁写好字据后说：“好罢，我来念给大家听听：立卖人李小

　　今因年岁歉收，无钱使用，情愿将女人出卖于赵一贵名下为妻……张朗翁代笔。要是没有什么，那就教本夫画押。”

　　李小听了不作声跑到桌子前面，拿了笔画了一个粗大的十字。

　　“我看，要是没有什么意见，那就可以交钱，交了钱，吃了饭，俺们还要闹新娘子啦！”

　　“是了，是了。”主人一面答一面往后屋里跑。

　　李小这时候孤独地坐在一个小椅上．觉得四面的人都向他冷笑，虽然侧身在大众里，但是一种可怕、阴森抓住了他。

　　当他同范五走出的时候，主人的门口挂着一对红灯，已经辉煌地点起了。

　　走过半里路的光景，便隐隐地听着鞭炮声，这声音深深地刺透了他的心。

　　（选自《地之子》，有删改）

　　3．小说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李小卖妻前夜复杂的心理活动，试作概括分析。（4分）

　　答：

　　4．小说结尾部分写“四面的人”主要有哪些作用？请作简要分析。（4分）

　　答：

　　5．结合全文，简要概括造成李小悲剧的原因。（5分）

　　答：

　　6．小说以“蚯蚓们”为题意蕴丰富，请结合全文加以探究。（5分）

　　答：

　　答案及解析：

　　3．①对妻子薄情的埋怨；②对因荒年而无奈卖妻的忧伤，诚挚的自怨自责；③对妻儿和往昔生活的依恋；④面对残酷命运的怨恨（对外物的莫名迁怒）和无奈妥协。

　　【解析】通读文章，可以从文中圈出“他的老婆偏说他有钱不拿出来，有时还骂他没有本事。闹得三番五次，终于依了他的表舅母的调停，让伊改嫁”“眼看妻子小孩，马上要遗弃他，要向一个陌生的人欢笑去”“他看见他的茅屋，他所插的柳树，与那凶恶的稻草堆，都一起向他轻藐地笑，好像它们都在同声地说：‘天下竟有这样卑怯无用的男子！’”“今年中秋节，却是冷清清的；要是年头好，大家都忙着结账送礼”“他想到去年的这时候，他正忙着碾谷子，那时碾了两斗米，往镇上卖了，买了些牛肉、猪肉、月饼，还给小孩缝了一件夹衣”“安然卧在一旁的小黑狗，这时候居然向他汪汪地叫起来，于是使他更忿怒了，恶运来了，狗也不认主人了。他举起了脚，吃力地向狗踢去”“他仍旧坐在地上，微微叹息，将烟头向着树根磕灰；重新安了烟，搓了火不停止地吸。他的满腔忿恨，渐渐随着青烟消逝，心情也渐渐随着平静了”“他认识了命运，命运的责罚，不在死后，却在人世；不在有钱的田主身上，却在最忠实的穷人”“命运不似豺狼，可以即刻将你吞咽下去；命运却像毒蛇，它缠着你慢慢喝你的血”“现在这命运忽然降临在他的身上，他不反抗，他知道，反抗是毫无用的。他预备了忍受，忍受着，终有尽止的日子”“他看见月光之下的伊的影子，在那里颤动，原来伊是在啜泣。于是他也忍不住哭了”等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分析概括李小卖妻前夜复杂的心理活动。（4分）

　　4．①通过描写“四面的人”和李小的感觉，使李小羞愤难当、孤独无奈的形象更为突出；②“四面的人”的冷漠无情反映了特定时代的世态炎凉，深化了小说的内涵和主旨。

　　【解析】答题时，先找到文中关于“四面的人”的描写，然后根

　　据其所描写的内容，从小说内容主旨表达、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考虑其作用。文中描写“四面的人”的部分在文章倒数第三段，文章写到李小在卖妻文书上画押之后，伤心而又孤独地坐在小椅子上，这时他感觉“四面的人都向他冷笑，虽然侧身在大众里，但是一种可怕、阴森抓住了他”。此处“四面的人”既有压迫剥削李小之流的压迫者，也有和李小一样的穷困劳众。此时他们都是看着李小卖妻的看客们，这些看客看着李小因荒年生活不下去卖妻鬻子，还“笑”，突出了这些人的冷漠无情，同时也反应在特定时代的世态炎凉，深化了小说的内涵和主旨。文章通过“李小觉得四面人都向他冷笑”，这“冷笑”让李小感觉到“一种可怕、阴森抓住了他”塑造了李小羞愤难当、孤独无奈的形象，此处对“四面人”的描写使李小的形象更为突出。（4分）

　　5．①天灾荒年；②田主们不同意讨借贷（剥削压制）；③世人的冷漠无情；④李小等反抗的不坚定不彻底和劣根的妥协性。

　　【解析】解答本题，首先要找准题目的关键点，“造成李小悲剧的原因”从全文来看“虹霓县的人民，今年真不幸，十来年没有遇见的荒年，他们竟碰着了”“李小平常很老实，这时候偏胆大起来。他居然向他的主人讨借贷；幸而他的主人待人厚道，仅仅向李小骂了几句：‘你这东西，还不知道利害；要晓得我一个禀

　　帖送了，你这条命就没有啦！’”指出了造成李小悲剧最直接原因——天灾荒年，田主们不同意讨借贷（或者说田主们的剥削压制）。本来为荒年所逼，向田主们讨借贷，进行反抗，可是就因为田主的一句话“你这东西，还不知道利害；要晓得我一个禀帖送了，你这条命就没有啦！”李小竟然“哑口无言地带着感激的神情跑回来了”，说明造成李小等悲剧的另一个原因——反抗的不坚定不彻底和劣根的妥协性。还有在李小实在无法生活而卖妻时，没有一个人伸手帮助他，在他在文书上画押后，竟然还说让快点交钱，他们还要等吃了饭闹新娘子，李小感觉四面的人都向他冷笑，所以世人的冷漠无情也是造成李小悲剧的一个原因。（5分）

　　6．①小说中的底层人都如蚯蚓般默默地在乡村泥土里辛勤劳作，他们既从乡村泥土中获取自己生存的基本需要（生存之需），又在乡村泥土中挣扎度日，煎熬自己的灰色人生（生存之态）。②默默耕耘的“蚯蚓们”偶尔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摆脱蚯蚓般的生活，即被主人和环境逼回原形，只能做一条“沉默的蚯蚓”（现实所逼，沉默无声）。③以《蚯蚓们》为题流露了作者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百姓的无限同情和对剥削压制底层农民的主子们以及无情现实的痛诉。

　　【解析】本题借对小说标题的探究来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并对

　　作品进行有创意的解读，对作品表现出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作出评价。探究时既要紧扣文本内容，又要根据要求联系现实谈出自我的感悟。答案开放程度较高，可从人物形象、主题思想、象征意蕴等方面加以考虑。本文是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李小等，如蚯蚓般默默地在乡村泥土里辛勤劳作，他们既从乡村泥土中获取自己生存的基本生存之需，又在乡村泥土中挣扎度日，煎熬自己的灰色人生。当生活过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偶尔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李小大着胆子向自己的田主讨借贷，可是因为田主的一句话“你这东西，还不知道利害；要晓得我一个禀帖送了，你这条命就没有啦！”就哑口无言“带着感激的神情跑回来了”，继续做一条“沉默的蚯蚓”，屈从剥削者加于自己的命运，卖妻鬻子。从作者对李小的叙述和描写可以看出作者对处于社会最底层诸如李小一类劳苦大众的态度是无限同情的，同时也对这些“蚯蚓们”不能进行彻底的抗争，表现出怒其不争的一面（作者在文中说李小讨借贷不成，被田主们一句话吓得跑回来时，用讽刺的口吻说“终于哑口无言地带着感激的神情跑回来了”），文章同时也对剥削压制底层农民造成底层农民卖妻鬻子生活的主子们以及无情现实的进行痛诉和批判。（5分）

篇九：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不久前，我到徐鼎铭先生处，随手从他的书桌上拿了一本书——《建塔者》，这是一本台湾学者台静农先生早期的作品，繁体竖排版，书中收集了作者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写的十二篇短篇小说。看着看着，让我入了迷：“你知道，我们的塔的基础，不是建筑在泥土和顽石的上面；我们的血凝结成的鲜红的血块，便是我们的塔的基础……”他见我对此书如此地感兴趣，答应让我带回家细细地看。

　　徐鼎铭先生是台老的外孙女婿，对台老有较深的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在我的要求下，他给我讲了台老先生的一些情况。

　　台静农先生是一位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即蜚声文坛的乡土小说家，是一位精研书画、擅长篆刻的书艺家，是一位对文学、史学和哲学都有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的大学者，又是一位执教70余年、桃李盈门的教育家。此外，他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那就是他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位在30年代活跃于北平的左翼文艺战士。

　　台静农的思想和创作受鲁迅的影响较深。他1922年首次发表新诗《宝刀》，192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1925年，他初识鲁迅，此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同年8月他与其安徽霍丘老乡李霁野等六人加入了鲁迅领导的著名青年文学社团未名社——“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

　　台静农是鲁迅一生交往最亲密的朋友和得意门生，从一件事上最能看出来。1927年诺贝尔奖评委斯文赫定建议提名鲁迅做“文学奖”的候选人，并请刘半农征求鲁迅的意见。曾经是鲁迅新文化运动战友的刘半农，由于自身的蜕变不敢直面鲁迅，即请台静农去函征询。鲁迅回信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鲁迅的拒绝，让台静农领悟了先生不愿因获奖而成为国民党的招牌、更不愿因获奖而不便于战斗的良苦用心和坚韧意志，也激励了他文章救国的青年热血。

　　台静农是未名社重要小说家，小说有《地之子》（未名新集，1928年初版）、《建塔者》（未名新集，1930年版）和散见于杂志的若干篇。他追随时代前进的脚印，早年写过反映青年要求恋爱自由的小说，后来也写过一些怀念革命者和宣传抗日思想的篇什。但最有成就的是那些始刊于《莽原》半月刊的小说。这些作品是他乡土小说家的奠基之作，更是他刺向黑暗的利剑。这些作品以冷峻、沉郁的笔调，写出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鲁迅语）。香港评论家刘以鬯认为：“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

　　抗战爆发前，他于北京辅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校执教。抗战时期赴四川，任职白沙国立编译馆，并于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执教并任中文系主任。1946年，为促进台湾战后文化的复归和重建，赴台从事教育工作，先任台湾编译馆编纂，后执教台湾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在任二十多年间，奠定了台大中文系学术基础，贡献卓著。台静农晚年出版有书艺论文集《静农书艺集》（1985年）、散文集《龙坡杂文》（1988年）、学术论文集《静农论文集》（1989）等。并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和《淮南民歌集》等。台静农还是1949年后大陆文学界尊敬的去台作家。1972年退休，仍任辅仁大学、东吴大学讲座教授，从事教学和写作，1990年因患食道癌在台北台大医院逝世。

　　台静农曾三次被捕。《建塔者》中多是反映1925年到1928年与他一起闹学潮反军阀的人与事。

　　阅读台静农先生的《建塔者》，我不仅看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和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而且看到了爱国学子为自由，为建新的社会制度之塔而不畏强暴不怕“杀人机”与军阀抗争的一个一个细节。他笔下的人间闭塞、灰冷、残酷有若传说中的阴曹，到处是邪气朴朴，鬼影幢幢。由于多是他亲身体会，因而在描写中便融进异常深挚的悲愤之情，这就更增加了其小说的悲剧色彩。

　　正如现代文学史家杨义先生所说台静农的作品，“从内容到风格，皆师法鲁迅。”台静农的小说《建塔者》，师承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拿起笔作投枪，为建新制度之

　　塔而呐喊，而抗争，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大的，刚强而正直的建塔者形象。

　　“我现在所能记下的只是与先生的遇合，所不能记下的，却是埋在我心中的悲痛与感激。”生活在言即得咎的恐怖中，他不再谈鲁迅，以至他的学生蒋勋20年后在国外看到鲁迅的著作才知道他与鲁迅的关系。他对乐舞、歌谣、汉简、碑铭、书画都深有研究，他画梅花，爱书法。他的书法师法明人倪元璐，张大千许为得倪真意的第一人。他的学书，不是逃世，只是无奈，《书艺集序》称：“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融身世悲慨于笔墨。董桥说“他的字里有太多心事”、“像有话说，又不想说”。就如他的文章，欲说还休。

　　他回忆晚年陈独秀，引了陈的绝句云：“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以慨叹陈的暮年遭遇，其实这句诗，又何尝不是他一生最合适的写照呢？

篇十：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台静农(1903--1990)，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字伯简，笔名有青曲、孔嘉等，安徽省六安叶集人。幼承庭训，读经史，习书法，中学后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肄业，奠定了国学基础。1925年春初识鲁迅，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1927年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及齐鲁大学等。抗战后，举家迁四川，任职国立编译馆。1946年赴台，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台静农治学严谨，在文学、艺术、经史等多种领域均涉之甚深，并以人格耿介、文章书画高绝驰名。有《静农论文集》、《静农书艺集》、《台静农散文集》、《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等行世。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写诗歌、散文，多载《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等刊物。后集为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分别于1928年、1930年由未名社出版，均为《未名新集》之一。另外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册，内收有关《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文章共14篇，1926年7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最早的鲁迅研究资料专集。《地之子》共收小说14篇，显示了作者善于从民间取材，通过日常生活和平凡事件揭露社会黑暗的特点。笔调简练、朴实而略带粗犷。格局不大，但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鲁迅认为，"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他是20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建塔者》共收小说10篇，揭露新军阀的血腥统治，歌颂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革命志士，是作者思想更趋激进的产物。但由于生活积累不足，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台静农曾先后在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任教。抗日战争开始,赴四川,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应当时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的邀请，到该馆任职。后又随许寿裳转至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他是台湾出版的《中文大学典》编纂人之一。1922年首次发表新诗《宝刀》，192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1925年，台静农初识鲁迅，此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在鲁迅的精神影响下，台静农与其霍丘老乡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及曹靖华等六人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未名社。未名社存在时间约有七年半之久，曾出版"未名丛刊"18种，"未名新集"6种，以及不列丛书名2种，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1928年出版小说集《地之子》，所作同情下层人民苦难，抨击黑暗现实，充满乡土气息。适中年才归于平朴，俯身教育，潜沉学术与书法，笔更疏健，文更恬淡，《龙坡杂文》可谓鉴镜。谈史说艺，怀人忆事，喜怨穿肠，直抒胸臆，不着闲墨，思也清洁，文也干净，一派纯粹。早年也写散文，散见于《莽原》杂志上。1946年，为促进台湾战后文化的复归和重建，赴台以事教育工作，先任台湾编译馆编纂，后执教台湾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在任二十年间，奠定了台大中文系学术传统，贡献卓著。台静农晚年出版有书艺论文集《静农书艺集》(1985年)、散文集《龙坡杂文》(1988)、学术论文集《静农论文集》(1989)等。并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和《淮南民歌集》等。台静农是1949年后最受大陆文学界尊敬的去台作家。1972年退休，仍任辅仁大学、东吴大学讲座教授，从事教学和写作。1990年因患食道癌在台北台大医院逝世。

　　他晚年收进《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的十五篇作品，就有十二篇出自《地之子》。他在"后记"中写道:"其十篇中的九篇都是以我的故乡为题材的，还保留了乡土的语言。这次读过后，使我有隔世感的乡土情分，又凄然的起伏在我的心中。"(台湾远景出版社1980年版《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现代文学史家杨义先生认为台静

　　农的小说"从内容到风格，皆师法鲁迅"，并认定他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杰出的"乡土小说作家"(《中国现代小说史》)。台静农的小说，师承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写出了传统等级制度和封建习俗造成的乡村悲剧，而且写出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和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笔下的人间闭塞、灰冷、残酷有若传说中的阴曹，到处是邪气朴朴，鬼影幢幢。作者在描写中，融进异常深挚的悲愤之情，这就更增加了其小说的悲剧色彩。因此，香港的文学家刘以鬯(音chang)先生认为:"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他也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广泛涉猎金文、刻石、碑版和各家墨迹，篆、隶、草、行、楷诸体皆精亦擅篆刻、绘画。台静农书艺的涵蓄是可圈可点的，他幼年得先君庭训，苦摩古帖，后"取悦新知，视书艺为玩物丧志"，一度中辍。"抗战军兴，避地入蜀"，复临旧碑，得沈尹默先生指导，于胡小石、张大千处获书法秘本，这才境界别开，格调生新，其后，"时日累聚，亦薄有会心"，一时间求字者胜于问学者。有《台静农书艺集》。

　　曾三次被捕。抗战爆发前，于北京辅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校执教。抗战时期赴四川，任职白沙国之编译馆，并于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执教并任中文系主任。曾创作小说《大时代的小故事》。在艺术上，台静农的小说"师法鲁迅"前面已有论述，其格调沉郁阴冷，手法质朴圆熟，出色地写出了当时农村社会的环境气氛。因此，杨义先生认为:"如果说三十年代一批优秀杂文家发扬了杂文上的"鲁迅风"，那么台静农则在二十年代继承了小说上的"鲁迅风"，他主要不是继承鲁迅小说格调中那种果戈理式"含泪的笑"，而是继承了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中国现代小说史》)。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中国考察时，曾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答道:"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这大概是中国作家第一次问鼎诺贝尔奖金之事。而这里，鲁迅对于中国人得到诺贝尔奖金之事的态度和看法，则颇值得时下许多急着要问鼎诺贝尔奖的作家(或经济学家……)好好反省一下了。一个文学家或者是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寂寞艰苦的劳作和淡泊名利的修养，而仅仅靠媒体的炒作来浪得虚名，就能得到诺贝尔奖吗?三、台湾的书法名家

　　台静农自幼在父亲的影响下即练习书法，又喜收藏。

　　早年所习隶书为华山碑与邓石如，行楷为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及《争座位帖》。及至求学北京时，台静农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视书艺为"玩物丧志"，因此不再练习。抗战居川期间，受到业师沈尹默的指导，颇喜倪元璐行书之格调清新，并为之心折不已，后来，隶书又改习《石门颂》。任教台湾大学后，台静农由于与鲁迅及左翼文坛的亲密关系，再加之他在战前几次锒铛入狱的经历，其行动和言语受到了台湾当局的严密监控。在此背景下，台静农遂开始寄托

　　浸淫于书艺。他在《静农书艺集》序上说:"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经过四十年的苦练，台静农的书法卓然成为一代名家，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台静农的书法广取前人墨意，变化倪书笔致，由行书而草书，以晋唐人为典则，于奇肆古雅中显出个人风格。著名美术评论家蒋勋先生评论道:"大体说来，静农先生的书法，动势的狂辣向往晚明，线条的起落和移动则来自于汉隶北碑，是颇为复杂的综合"。除了书法外，台静农对中国书法史上几位既能承继传统又能开创新局面的枢纽人物，如生于陈隋末世的智永禅师及生于五代末世的杨凝式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有谈论书法艺术的《静农书艺集》问世。

　　1982年，台静农首次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次个人书法展。翌年9月，台北《雄狮美术》月刊151期接着推出"书家台静农专辑"，由学理上阐释台静农在书法上的杰出成就，从而奠定了他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虽然他从不以书法家自诩，然而他的书艺却闻名中外。从此，求书者日多，台静农越写越觉得不胜其苦。这是因为台静农个性和气亲切，又从不对人摆架子，故对于登门求书者不管识与不识，几乎像"土地公似的，有求必应"。1985年元旦，台静农在《联合报》上以《我与书艺》为题，发表了他的《告老宣言》，郑重声明自1985年起，一概谢绝为人题书写字，这样，许多中外人士都以得不到台静农的字为憾。

　　台静农《诗画》中对书画方面提的几点建议:一、书法:(一)临帖:一帖至少临二百至三百遍。(二)选帖:字帖对练字的人来说十分重要，因此，他选帖以"墨迹本"为佳，并推荐唐

　　褚遂良《倪宽赞》、智永《真草千字文》供初学者参考。(三)要有耐心，不要求快，要慢慢磨。(四)要读书。(五)要越写越有兴趣，否则将前功进弃。

　　二、绘画:(一)临画:目的在学笔法、设色。(二)要经、要熟。(三)要有功夫、要研讨。(四)求姿态(结构)之美。(五)见识要广:可多游历欣赏、观察自然界之美。

　　台静农(1902~1990)《陈大樽诗》

　　《诚斋小诗》

　　《梁任公集宋人词句联》

　　《篆书格言》

　　《董作宾墓志铭》

　　《六言隶书对联》

　　《五言隶书对联》

　　《四言隶书对联》

　　《七言行书对联》

　　《草书横批》

　　《鸥香馆诗》

　　《登楼赋》

　　《诗笺》

　　《沉郁劲拔欹侧道丽--台静农书法略论》

　　《台静农和他的时代》

篇十一：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未名社简介：1925年成立，由鲁迅发起和领导。成员主要有韦素园、台静农、曹靖华、李霁野、韦丛芜等，其重要成员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都来自六安叶集，人称“未名四杰”。这是一个着重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团体，有专收翻译作品的《未名丛书》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是未名社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乡土文学的成功之作。

　　台静农与鲁迅关系简介：台静农是鲁迅终生挚友。1925年4月，台静农经由小学同学张目寒的介绍，初识鲁迅。从此，两人成为终生挚友。他们一直过从甚密，据《鲁迅日记》记载，二人交往在180次以上。在他们十一年半的交往中，台静农致鲁迅信件有74封，鲁迅致台静农信件有69封，鲁迅称赞台静农的小说《地之子》是“优秀之作”，并于1933年十二月十三夜即兴作诗一首书赠台静农：“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台静农与张大千研讨书画技简介：台静农习书之余，亦爱作画，且具有神悟，深得个中趣味。他最善画梅，每当张大千的生日，他便画一小幅梅花相赠。张大千收到台静农的“贺礼”，总是会高兴得赞赏道：“你的梅花好啊！”台静农临终之前，将张大千赠送给他的倪元璐的五幅真迹捐赠给台湾故宫。台静农与张大千不仅互赠画作珍品，还经常在一起研讨书画技艺。

篇十二：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台静农其人及作品

　　近现代以降，皖籍文化名人辈出，光焰万丈，烛照远近，书写了弥足珍贵的页页华章。

　　台静农先生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安徽霍丘叶集人，生于1903年，卒于1990年，字伯简，曾用笔名青曲、闻超、孔嘉、释耒等。他的一生曲折富赡、多姿多彩，为现代著名作家、书画家、教育家、文史学者。早年在家乡霍丘及汉口、南京、上海辗转上完小学、中学。1922年到北京大学文学系旁听，1924年转该校国学研究所半工半读，所中师长有蔡元培、陈垣、马衡、沈兼士、刘半农诸先生，同学有董作宾、陆侃如、冯沅君、庄尚严等，因此学养和视野大长。1922年首次发表新诗《宝刀》，192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1925年，台静农初识鲁迅，由于性情相投，两人关系密切。在鲁迅的影响下，台静农与霍丘老乡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及曹靖华等6人在北京成立了文学社团——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多种，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1928年后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笔调简练、质朴而略带粗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为文坛时彦所重，誉为20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台静农还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内收有关《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文章共14篇，是最早的鲁迅研究资料专集。曾参与编辑《歌谣》周刊，并编有《淮南民歌集》等乡邦文献。

　　早在1928年，台静农就在刘半农的引荐下，担任北京私立中法大学中文系讲师。1929年，他由中法大学转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1931年升任副教授兼校长秘书。此后又先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立厦门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和私立齐鲁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他带着家眷辗转进入四川，失去教职，生活非常艰难。他先是到白沙国立编译馆任职，后在1940年应聘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

　　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生活才安定下来。

　　因为作品思想激进，从1928年到1935年间，台静农先后三次被捕，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牵连入狱。期间，他曾创作小说《大时代的小故事》及《电报》等。后与避居江津的新文化领袖陈独秀来往密切，成为忘年交。1946年，为促进台湾战后文化的复归和重建，赴台从事教育工作，先任台湾编译馆编纂，后执教台湾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长达二十年，奠定了台大中文系传承、开放与创新并重的学术传统，贡献卓著。

　　在教学之余，台静农潜沉于学术、书画与篆刻，谈史说艺，笔健情深，境界高雅，一派大家风范。晚年出版有书艺论文集《静农书艺集》、散文集《龙坡杂文》《台静农散文选》、小说选编《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学术论文集《静农论文集》、学术专著《中国文学史》（上、下）等。台静农是1949年后最受大陆文学界尊敬的去台

　　作家之一。1972年退休，仍任辅仁大学、东吴大学讲座教授。1990年因患食道癌在台北台大医院逝世，享年88岁。

　　1985年，台湾?行政院?颁发文化奖给台静农，对其献身教育事业半个多世纪表示敬意，并作出这样的评价：早年致力于新文学创作，文风兼具犀利批判与悲悯胸襟，作品至今犹为文学批评界重视；其后专攻古典文学研究，阐扬文化精义，重要著作《两汉乐舞考》、《论两汉散文的演变》、《论唐代士风与文学》等，论断创新，精微独到，于传承文化，功不可没。

　　?新文学的燃灯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台静农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在鲁迅等左翼文化人的影响下，积极追求时代潮流，早年创作了反映青年恋爱自由的小说，后来也写过一些怀念革命者和宣传抗日思想的作品，但更重要的是写出一系列富有写实意义、饱含乡土气息的小说，先后在《莽原》周刊和半月刊、《未名》半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这些作品以冷峻、沉郁的笔调，既白描出当时乡间百姓的艰难困苦，又深层次揭露了民族的劣根性，在文坛产生较大影响。鲁迅称赞说：?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1928年，台静农拟将发表在《莽原》上的小说结集出版，最初拟定名为?蟪蛄?，取

　　得是《庄子·逍遥游》?蟪蛄不知春秋?的意思，鲁迅认为名字不够恰切，在对生命悲悯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意蕴。台静农尊重鲁迅意见，将小说集重取名为《地之子》，这部小说奠定了台静农在乡土小说界的地位。台氏晚年收进《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的十五篇作品，就有十二篇出自《地之子》，并在?后记?中写道：?其十篇中的九篇都是以我的故乡为题材的，还保留了乡土的语言。这次读过后，使我有隔世感的乡土情分，又凄然的起伏在我的心中。?1930年，未名社又出版了台静农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建塔者》，该书以大胆鞭挞新军阀的血腥统治而闻名，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

　　应该说，台静农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较好地师承了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写出了传统等级制度和封建习俗造成的乡村悲剧，而且写出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和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笔下的旧中国处处是闭塞、灰冷、残酷的景象，血雨腥风，鬼影幢幢，民不聊生，一片人间悲剧。作者在描写中，融进了极为深挚的悲愤之情，这就更增加了小说的苍凉意境和悲剧色彩。现代文学史家杨义在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论定，台静农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杰出的?乡土小说作家?，其小说?从内容到风格，皆师法鲁

　　迅?，已达到由形似到神似的境界。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也认为：?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

　　当年的鲁迅在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出版后，也欣然称赞它是?优秀之作?（《二心集·我们要的批评家》），并在后来编辑《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特意以自己的小说发端，而以台静农的小说殿后。其中，台静农入选四篇：《天二哥》、《红灯》、《新坟》和《蚯蚓们》，与鲁迅的篇数相等，而超过其他作者。这足以说明，在鲁迅看来，台静农的小说是值得推重的。

　　台静农又是写作散文和杂文的高手。散文的创作从1925年开始，以1946年为界，前后风格变化较大，早期的表征是情采飞动，多有清辞丽句，晚期的笔法则由绚烂归于平淡，境界臻于炉火纯青，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但其散文都具有一贯的文格与气度，即以深厚广博的学识为底蕴，在探求特定人文精神的过程中融入了悲天悯人的真挚情感，是作者学、理、情的有机融合。究其原因，缘于台静农始终信奉一种积极入世的文学观，其散文中始终蕴含着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对时代、民族和人类未来的思考，字里行间处处流露一个历尽沧桑的知识分子老而弥坚的执着精神和博大深沉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真善美的热切追求。台静农的散文感情真挚丰沛，结构洗练精致，文笔简朴素雅，识见高远，史实丰富，擅用白描手法，常有画龙点睛之笔，因而余味无穷。

　　台静农生前出版的散文随笔集《龙坡杂文》可称为代表，全书充溢着一个艺术家与人文学者的真知卓识和至真至善性情，?思极深而不晦，情极衷而不伤，所记文人学者事，皆关时代运会?。特别是，所收文章凡四十四篇，多与从大陆去台湾的知识分子有关，字里行间

　　弥漫着一种怀念故园的淡淡的伤感，是挥之不去的一种去乡怀国情结，由小情感升华为大情怀，感人至深。

　　写于一九四七年十月《谈酒》一文，由青鸟的苦酒到四川白沙的杂酒，浓得化不开的还是那种叫?乡愁?的酒。此时台静农刚渡台海不过一年，往昔的亲朋师友，常常在梦中萦回，悬想存念，无始无终。无论是温良恭俭的《平庐印存》主人彦堂，还是像苦行僧一样致力于推行国语的何子祥，抑或是江南河北的陈年旧事，无不在记忆深处时时浮现。同样，在《记张雪老》中，台静农特意介绍了一首《书闷》诗：?极目云天天自垂，无边风雨自丝丝，人前饮酒歌当哭，未尽胸中一片痴。?又突出一个酒字，所表达的正是作者?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无限伤感与惆怅之情。

　　同是怀人之作，台静农又有对士风气节的崇正与坚执。如《粹然儒者》，写?大炮学者?傅斯年对名教授钱思亮的激赏，同时也是傅氏以及台静农自身的写照。文末字字千钧：?思亮先生一生为教育文化，竭尽智慧与生命，而其平生行事，清正自守，不苟且取容。‘潜心锐志，生死以之’，应是青年学者的风范。?

　　充分说明了主持大学政务，不但要有卓越的学识，知人善任，更须有独立的人格与节操，方能真正负起教育的使命。

　　台静农的历史性散文和随笔，往往融学理、史识、正义、才情于一炉，理丰辞严，情真意切，令人过目难忘。如《辽东行》从一个石像题记的拓片，穿透历史的迷雾，揭示了残酷战争给百姓带来的

　　无尽悲苦，鞭笞了封建帝王的所谓文治武功，对弱小的民众寄予深切的同情，内容极其丰富。台静农在抗战后曾藏有一小张拓片(横24厘米，纵5厘米)，拓片造像已失，仅存题记11行，共37字：?咸亨元年四月八日，弟子刘玄樊，为夫征辽，愿一切行人平安，早得归还，敬造弥陀像二铺。?这么一张小小拓片，在一般文物工作者看来，未必会引起太多注意。但台静农?经过八年之久被侵掠的战争之后，看到这一造像的人的祈求，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感触?，因而写下这篇包含深情的《辽东行》。文章扼要地摘引史书和诗篇，从有唐一代的征辽，写到民间的?百姓困穷，财力俱竭?的种种苦难，再到民间的反战情绪——?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把事实本原叙述得清晰深刻，哀婉动人。文中有这样发人深省的道白：?这为人妻子的仅仅一句话一个愿望，竟吐出了一千多年后的侵掠者与被侵掠者人民的悲号与无力的控诉。?可见，台先生身经丧乱，触目悲感，情文相生，遂成此篇文史相济、力透纸背的佳文。在《〈夜宴图〉与韩熙载》一文中，则以韩熙载与其朋友宴饮以妓女歌舞戏谑为主题说开去，左右逢源，对韩熙载这个古代艺术家寄予了?理解之同情?，所谓?体老庄之微枢，以杂猱自污，既放诞，又狡狯，亦复可喜，此韩熙载所以‘千古无两，大是奇事’也。?

　　台静农还为古书和今著写过一些精粹序文，也富有真知卓识。如为台湾版《白话史记》作序写道：?司马迁的《史记》，贯穿经传，整理诸子百家，纂述了三代而下以至其当代的史事，为我中华民族保存了纪元前千余年的历史文化，这一巨著，是先秦所有典籍无

　　可相比的。?他认为，?要使中国历史文化不专属于少数学人的知识，古书今译是最为切要的?，并以佛经和圣经的翻译来说明上好的译文自有价值，不会有?嚼饭与人?之感。在为溥言夫妇《诗经欣赏与研究》作序时说：?我们这部最早的诗歌总集，汉以来被经生们污染得黯然无色，后来学者所能做的止是训诂与声韵而已。即有少数学者比较大胆提出他们通明的看法，不是被漠视，便被看作离经叛道。?批评长久以来总是循规蹈矩、陈陈相因的文化陋习，都是富有洞察力的见解。

　　此外，台静农的古典诗词也有相当造诣，讲究用典、韵律，直抒胸臆，风骨宛然。他在为朋友旧体诗集《闲情》写序时有言：?诗者性情所之，哀乐所寄，往往发乎不能已。若眷还故国，涕泗河山，或惆怅清歌，凄凉子夜，此则先生不能不以诗写其高致，而读先生诗者，亦可想见先生之风概矣。?也可视为?夫子自道?。

　　1985年9月，台湾《联合文学》月刊总第11期选台静农为该期?作家专卷?，称许为?新文学的燃灯人?。又有评论者比喻他是由大陆移来的一株?文学老梅?，风骨凛然，枝繁叶茂，华姿绰约，芬芳四溢。应该说，评价是允当的。

　　丹青不让倪元璐

　　台静农对于书法的爱好，最初是来自父亲的熏陶。其父台佛岑酷爱书法，很早就指导台静农练习书法，隶书学《华山碑》和邓石如，行楷则学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及《争座位帖》，打下了扎实的笔墨根底。上世纪20年代走上社会后，台静农又参加?圆台印社?，对于篆刻广有涉猎。到北京求学后，台静农深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视书艺为?玩物丧志?，决定不再练习。抗战时期入川教书，才在著名诗人兼书法家沈尹默的指导下，重新开始临写古帖，并受到陈独秀、胡小石和沈曾植等名家影响，逐渐对明代书画大家倪元璐的书法深感兴趣，认为他的字?格调生新?，令人?心折?，于是心摹手追，终生受益。后来，隶书又改习《石门颂》等碑帖，诸体皆有相当体验。但在渡海之前，他对书法也大致是业余时间的笔墨游戏而已，并没有下更多功夫。

　　任教台湾大学后，台静农由于与鲁迅及左翼文坛的亲密关系，再加之他在战前几次锒铛入狱的经历，其行动和言语受到了台湾当局的严密监控。在此背景下，除了教书，他既不能重拾创作之笔，撰写学术论文也囿于禁忌甚多，就只能终日枯坐读书，加上这时候家庭间又产生一些矛盾，心情相当郁闷、惆怅。于是，他开始在浸淫书艺中寄托情怀。正如他在《静农书艺集》序中所说：?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经过四十年的苦练，台静农的书法卓然成为一代名家，这也是20世纪中华文坛佳话之一。

　　台静农的书法广取前人墨意，变化倪书笔致神韵，由行书而草书，以晋唐人为典则，于奇肆古雅中彰显出个人鲜明风格。一般评论家认为，台静农的书法以行书和隶书最为可观，数量多且成就高。但篆书、草书和楷书也都各有特色，而且品位高雅。

　　行书是台静农书法成就中最高的一项。由于受益于颜真卿、倪元璐的厚重刚烈书风影响，台氏书法有刚劲挺拔、雄健浑厚的底蕴，富有遒劲之美。晚年行书虽然还有倪书的意趣，但在用笔和章法上已脱换为台静农自己的书风，刚柔相济，潇洒自如。

　　隶书方面，台静农汲取《华山碑》的规矩严整和邓石如的笔法灵动，在四川、台湾时期，他又先后研究和临摹过汉简、《石门颂》、何绍基笔法及胡小石方笔隶书等，博采众长，因此所写隶书稳中有变，古雅中透出动感美韵。

　　台静农草书多与行书混用，并参化了北碑方折的笔势，显得阳刚凝重，而不够灵巧、流畅和飘逸，容易造成视觉上的顿滞和突兀

　　之感，却正是其独树一格、别具韵味之处。酒后所作草书，则更多了些放达的笔致，尤显顾盼自如，行云流水般洒脱。

　　台静农喜好两周的大篆和秦代小篆，临写时用自己熟悉的笔姿与体势，变化传统篆书的线条与结构，产生新笔意。因此，自创的篆书多为笔画方折硬瘦、大小参差的铭文，一派质朴率真的面目，近于古隶的刻石。他常以自己名字中的?静?字作文，如?静坐自然有得，虚怀初若无能?、?守思宁静，为君大手?等。还有很多作品表示作者意志和愿景，如?身处艰难气如虹?、?少年弟子江湖老，老子尚堪绝大漠?等。这些印刻，不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同时也反映台静农思想和精神上的追求。

　　台静农的书艺虽然取法于古人甚多，但个人的匠心孤诣也处处流露，所谓?幅幅古人，亦幅幅自家?。他认为学古创今是很重要的，必须认清书法史的发展脉络，善用传统创作为养分，才能为时代创造出新的书法风貌。正因此，含英咀华又多有创辟的台静农书法价值颇高，一时好评如潮。绘画大师张大千始终激赏台书，认为?静农是三百五十年来写倪元璐字之精髓第一人?。以台静农为师的书法大家启功称赞?台静农先生的书法错节盘根，玉质金相，堪使世人信服！??一行之内，几行之间，信手而往，错错落落，到了酣适之处，真不知是倪是台。?日本著名书家河内利治评说：?静农书法，理法俱备，形质相偕，意趣酣足，风度高迈，笔多苍郁之气，字无媚世之俗，是一位突破传统的书法家。?

　　香港散文家、收藏家董桥认为：?台静农的字，高雅周到，放浪而不失分寸，许多地方固执得可爱，却永远去不掉那几分寂寞的神态。这样的人和字，确是很深情的。?

　　台湾学者、书法家龚鹏程在其《里仁之哀》中形象地概括台字：?结体疏而怪，用笔剞而险，戈戟森然，钩磔特甚，貌似铜墙铁壁，实则甚为媚丽。?这些评论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反映了台静农书法的艺术风貌和独特魅力。

　　1982年，台静农首次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个人书法展。翌年9月，台北《雄狮美术》月刊151期又推出?书家台静农专辑?，由学理上阐释台静农在书法上的杰出成就，从而奠定了他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虽然他从不以书法家自诩，然而他的书艺却闻名中外。从此，求书者日众，台静农越写越觉得不胜其苦。这是因为台静农个性和蔼宽厚，又从不摆架子，故对于登门求书者几乎像?土地公似的，有求必应?。迫不得已，1985年元旦，台静农在《联合报》上以《我与书艺》为题，发表了《告老宣言》，郑重声明自1985年起，一概谢绝为人题书写字。这样，许多中外人士都以得不到台静农的书法为憾，墨宝之珍贵与日俱增。

　　在书法的盛名之外，台静农的绘画也堪称一绝，花卉、果疏、山水、人物，均绝流俗。他画的梅花刚柔并重，错落有致，情景相融，高雅清淡，仿佛能闻到梅花的蕊香。张大千多次由衷地称赞台静农：?你的梅花好啊！?并有?此冬心也！?四字评语，推许为以画梅著称的清代大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号?冬心?）。启功也有《题台静农画梅》诗颂：?独标孤瘦霜寻姿，照水凌寒玉一枝；今日皖公山下路，望残仙躅帐来迟。?（一）?傲玉凌霜绝世姿，孤山人仰向南枝；分明五十年前影，望断重来杖履迟。?（二）两位中国书画泰斗都给予了如此高评，说明台静农画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台大中文系?功臣?

　　1946年，台静农应作家和教育家许寿裳之邀，从四川来到台湾。当时给他发聘书的是台湾大学首任校长罗宗洛。接到聘书时，台静农还有些犹豫，觉得隔着海峡太遥远，但考虑到台湾急需大陆教师去教育受日本统治达半世纪之久的青年学子，又念及父母和孩子因交通不便困在四川出不来，便下定决心离开四川。家人分四批出走，先是由台静农夫妇带着小儿女来到台湾。罗宗洛在聘书中曾介绍台湾大学中文系规模宏大，可他去后发现这只是一个未落实的规划。整个中文系只有一个教授、一个助教，学生还没有招来。待新生到校时，大一国文列为必修课，由台静农主讲。到了第二年，入学考试成绩差的学生全部改读中文系，中文系才有了自己的学生。这是因为光复前台湾学生学的均是日文，中文反而成了陌生的语言，所以许多人不敢报考，也无法攻读中文系艰深的文字训诂一类课程。但到了第二年，转来中文系的学生中文水平提高后，又转到别的系去了，真正念中文系的学生只剩一两人，连后来成了著名学者的叶庆炳也是从外系转来的。1947年夏，台大中文系主任为许寿裳，台静农是?中国文学史?课教师，此课由外文系和中文系共修。状况如此，真是始料未及。

　　更有甚者，又接踵而至。当时，许寿裳因在台湾宣传以鲁迅为旗手的?五四?运动，努力在祖国宝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而引起右翼文人的恐慌和怨恨，于1948年2月18日深夜被特务惨无人道地用斧头砍死。过后不久，大陆来台的木刻版画家黄荣灿也被杀。许寿

　　裳不明不白的死（当局破案时诡称是窃贼行凶，与政治无关），给台大中文系师生带来极大的震撼。继任系主任乔大壮1948年回大陆后，也因忧愤国事在苏州投水自尽。台静农于1948年夏天接掌台大中文系主任职务，真可谓是临危受命。接任这份被很多人视为不祥的职务，无疑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担当，在工作策略上也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至少应吸取许寿裳的教训，不能去碰?鲁迅?这根敏感的神经。正因为台静农小心谨慎，韬光养晦，不再像大陆时那样?左?倾，他才能平安主持台大中文系二十年，培养出众多的栋梁之才，为台湾第一高等学府的中文系打下扎实根基。

　　在台湾生活的那些无常日子里，台静农除了谈近代人物外，从不愿谈论当年创作的风光以及左翼文坛、牢狱之灾和鲁迅对他的厚爱，包括与他十分亲近的学生，也讳莫如深。台大学子蒋勋1972年赴欧洲读书时，才在《鲁迅全集》中获悉台静农过去的信息。当蒋勋重读台静农的小说，看到他早年那么锐利的文学创作却在盛年突然中断，一个狂热追求文学理想，数度因为文学刊物而出入牢狱的青年，创作戛然而止，这究竟埋藏着怎样沉痛的秘密呢？探寻的结果，自然是形势所迫，不得不改弦易辙。此时此境的台静农，不能昂然做战士，只好做一个歇脚者，借台湾这个暂住之地，休养生息，并竭尽所能多培养一些文学人才，传承中华文化。

　　当时，台静农居住在台北市温州街龙坡里九邻这一幢台大宿舍里，属于日式木造老屋，相当简陋，书房总共只有六席大小。在回答作家黄秋芳的采访时，台静农坦承：?因为抗战以来，到处为家，暂时居处，便有歇脚之感。?这是解释?歇脚庵?命名的由来。许多学生途经此处时，也都要到他这里歇脚，并就国事家事与老师随意交流，排忧解难，也放养精神。台静农的中文系办公室大门也永远敞开着，学生进去从不要预约。他授业解惑注重启发引导，对学生交来的作业，总是细心批阅。在教大二学生?中国文学史?、大三学生《楚辞》时，他先要求学生看大陆学者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可他讲授时并不按他们的观点讲，而是按自己编的讲义教。他授课有如?老吏断狱?，要言不烦，很少做逐字逐句的分析，着重文学风格和作者的人品，以及源流脉络的掌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讲中国文学史，不教唐诗宋词而专教屈原，对嵇康、阮籍等魏晋名士却情有独钟，所谓?痛饮酒，谈《离骚》，可为名士?，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台静农的文学观无疑是传统的，他常在人前堂正而自然流露出一种尊严与高贵的面容，但从未给人可敬而不可亲之感，因为其中洋溢的多是坦荡宽厚的可贵精神。他带领中文系师生勇敢地改造本系，使僵化的中文系逐渐有了勃勃生机。在教师的引进和课程设置上都有一些大动作，除介绍词学大家叶嘉莹来台大中文系教诗选，还让学生以研讨施耐庵、曹雪芹的态度去讨论课表上没有的当代名作家张爱玲、朱西宁、司马中原的作品，并让从美国爱荷华写作班毕业的王文兴来教外国现代文学，所用的全是英文教材，重点讲授乔伊斯、海明威、萨特、考夫曼、佛洛斯特等各流派知名作家，为学生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文学天窗。

　　应该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台湾教育和学术界，中文系与外文系往往代表两种不同学风、学派。前者着重研究古典文学，鉴于当局不许传播鲁迅及其30年代文艺的禁令，中文系无法开?中国新文学史?课，因而学风显得封闭保守；而外文系以研究西洋文学为主，虽不开?中国新文学史?课，但由于系风开放，师生对大陆新文学作品作家都心向往之，并在老师鼓励下搞起了原本属于中文系专利的文学创作。台静农把这两股不同的学派结合起来，不但请进王文兴这样的前卫作家到中文系营造适合创作的环境，而且在欧美文学大本营的《现代文学》上连续推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号?，使传统与前卫两种文学思潮在此相互汇流。

　　正因为台静农思想开放，平易豁达，循循善诱，所以自他掌舵台大中文系后，逐渐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教学和学术空间。正如张淑香所描述的那样：?人人都说他无为而治，但无为而无不为；当时那一片清畅自在的生机，实在就是来自老师本身磅礴开阔的气象，醇雅豁朗的风姿，以及名士耿介清拔的修持，一种无言自化的启迪。这样的老师，如清风明月，涤人耳目，洗人性灵，自然引人瞻瞩高远，寄心遥深，而不以眼前利害得失为务。?台静农早年的弟子叶庆炳在《四十三年如电抹》一文中也说：?台大中文系能有今日，台先生无疑是第一号功臣，虽然台先生从来不居功。?

　　学苑卓然一大家

　　台静农长期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学、艺术及民俗文化，厚积薄发，每有独特的学术创见和艺术成果。1989年出版的《静农论文集》为其一生学术性论文的集中展示，其中包括：两汉乐舞考、两汉简书史征、魏晋文学思想述论、嵇阮论、论唐代士风与文学、中国文学由语文分离形成的两大主流、记王荆公诗集李壁笺注的版本、从?杵歌?说到歌谣的起源、女真族统治下的汉语文学——诸宫调、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关于《西游记》江流僧本事、记孤本《解金貂》与《温柔乡》两传奇的内容及结构、智永禅师的书学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郑羲碑与郑道昭诸刻石，等等重要篇目。举凡楚辞汉乐、魏晋风流、唐宋诗文、明清小说，乃至书画艺术、民俗神话、佛教故实，不论长篇巨制抑或短章简论，莫不以翔实的材料、精审的考证，加以独到的宏观细察、湛然品评。这些戛戛独造、鞭辟入理、值得深味的篇章，诚为当代学苑蔚然卓逸的学术奇葩。

　　除此之外，台静农四十年前完成的《中国文学史》（上下二册）2005年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发行。这部文学史起于先秦文学，止于元代杂剧。撰写时间可溯源自上世纪40年代他讲授文学史之时，期间不断增订修补，规模初现。到台湾后，又应?国立编译馆?之约撰写《中国文学史》。据台静农学生回顾，因台大发生殷海光与哲学系事件，曾与左派文人鲁迅结为莫逆之交、不为当局所喜的台静农，担心编译馆受他牵累，慨然解约，退还所有订金。多年来，这部文学史便仅以稿本、抄本在少数弟子间流传，深受宝爱。台静农的学生、台湾大学教授方瑜认为，《中国文学史》就是台静农的缩影，既在丰富的人生中培养出包容、亲和的个性，又有耿直的风骨，而且关切弱势、底层、女性阶层。书中谈到南北朝的民间文学时，特别提出吴歌、西曲中那些热情而缠绵的歌唱，有些其实源自于商业都会的娼妓生活中，是这一群不幸者的命运写照。此外，台静农对嵇康、阮籍等有独特个性作家的格外推崇，也恰恰反映了自己豪迈不羁和淡泊自守的个性。台静农品评人物，往往一语道破，且入木三分。如隋朝杨素为人奸诈，其文却?诗格清远?，如出世高人，后世评论者对?文不如其人?感到不可解。台静农却认为，人性复杂多变，再奸险的人与朋友以诗叙心时，也会吐出他真实的情感。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寄澎认为，这部文学史是?见识?与?性情?棱然的作品，是一本真正的?诗人之作?。它必将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而独特的一席。

　　侠肝义胆名士风

　　台静农富有皖人的直爽淳厚习性，又追慕魏晋时代的旷达之风，一生重友情，重然诺，在圈内外口碑甚佳。这可从他与鲁迅、陈独秀、张大千等人的交往中窥见一斑。

　　1925年4月，台静农经小学同学张目寒的介绍结识鲁迅，从此成为终生挚友。据《鲁迅日记》记载，二人过从甚密，有线索可查的交往就在180次以上。在他们11年半的交往中，台静农致鲁迅信件有74封，鲁迅致台静农信件有69封，目前仅保存收录于《鲁迅书信集》中的就有43封之多。综观这些书信，不管是论人或议事，都直言不讳、毫无忌惮地袒露自己的心声。如果不是一种亲密而特殊的关系，像鲁迅这样以尖刻冷峻而著称的?世故老人?，是断不会如此的。鲁迅在与他人谈论台静农时总是肯定和褒奖的，如在致友人姚克的信中，称道?台君为人极好?（《书信331219》），正是鲁迅对台静农人品的高度评价。

　　台静农对鲁迅的尊崇与爱戴也是人所共知的。1926年，台静农曾花很大功夫，搜集文坛对鲁迅的评论，结集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这是台静农问世的第一本书，也是新文学以来第一本评论鲁迅的论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讲到编辑缘起时，认为鲁迅小说中尤其清楚地表现出战斗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必须的，新的中国就

　　要在这里出现?，?我爱这种精神，这也是我集印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在情谊之外，还彰显了一种文化使命。

　　1927年，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时，曾与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之一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答道：?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这应是中国作家第一次问鼎诺贝尔奖的故实，也可见鲁迅对台静农的特别信任。

　　在四川的8年中，台静农除了教学之外，多半是与师友诗酒往来，其中最让他津津乐道的便是与陈独秀的交往。1938年，台静农应老舍的邀请去重庆作鲁迅逝世二周年的报告，在返回途中偶遇陈独秀，真是?既感动又惊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可以说是台静农那一代青年的集体偶像。见到台静农，陈独秀简单寒暄几句就说，?我同你看柏先生（柏文蔚）去！?然后不管众人，领着台静农便走。此后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台静农不仅多次拜访陈独秀，而且邀请他去当时女子师范学院的所在地白沙一游。陈独秀对这位忘年交抱怨自己的高血压等困扰，而且因为台静农的关系，将自己编写的《小学识字教本》和《中国古史表》交付编译馆编印出版。陈独秀逝世前数月，曾于鹤山坪写诗赠台静农：?峰峦出没成奇趣，胜境多门曲折开。蹊径不劳轻指点，好山识自漫游回。?台静农非常珍惜这段忘年之谊，他曾以?酒旗风暖少年狂?为名，深情回忆陈独秀的点点滴滴。将陈独秀寄给他的书信、诗稿、小传、书法等长期谨慎珍藏，后由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印成专辑《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收陈独秀致台静农手札102封，又陈氏手书诗文稿及书艺等一卷，原迹影印，至为精美，成为珍贵历史文献。

　　台静农与张大千也是契交，多年来，生活互相关切，书画切磋频繁，终生交情深厚。他们有满意的作品，往往交流观赏或互赠留存。张大千爱用的印章多为台静农精心镌刻，张大千收藏的名画也不时赠台，包括精心临摹的敦煌壁画和古代秘藏等。台静农有《伤逝》一文，追怀大师的卓越风范及两人深情厚意。其中有一细节写张大千作画情景，许多人围着看，他照画不误，而且越画兴致越高，而且要边画边和客人做笑谈，丝毫不影响行笔着色，而且在场每人得到一幅。把一代艺术巨匠的风流倜傥传神毕现，可以说是众多写张大千的文章中最生动的一篇。每当张大千过生日，台静农照例都要为他画一幅梅花以祝寿，张大千对台静农梅花极为赏爱，认为是最有骨格和风致的，可见二人心心相印。

　　台静农对知名作家聂华苓的提携也是赢得交口称赞的。1960年，因《自由中国》杂志遭查封而受牵连的聂华苓家中，突然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前辈，这人便是台静农。台说明来意，希望她到台大去担任现代文学课的教席，聂华苓惊讶得不知如何回答，?不仅因为台先生对我这个写作者的礼遇，也因为我知道台先生到台湾初期，由于

　　和鲁迅的关系，也自身难保；而我那时在许多人眼中是个‘敬鬼神而远之’的人。台先生居然来找我！我当然心怀感激地答应了。?由于换了一个环境，聂华苓感到仿佛来到另一个光明的世界，她不再担心特务骚扰，又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并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条件。

　　台静农注重与正派人士交往，对于当时一些知识界媚俗政治的行为看不惯，往往出言讥刺，不计后果。1943年，重庆闹出一场?献鼎?的闹剧。一些群众团体向蒋介石进献九鼎，以纪念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中铭文由顾颉刚撰写，铭文为：?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土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结果知识界哗然，台静农则拍案予以痛斥。其后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他也作诗讽刺，在《孤愤》一诗中写道：?孤愤如山霜鬓侵，青灯浊酒夜沉沉。长门赋卖文章贱，吕相书悬天下喑。?他自注，?吕相书?是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至于长门赋，乃是讽刺当时知识分子向蒋介石献书的行为，当指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写《新理学》获得政府奖赏之事。据作家舒芜回忆，抗战胜利后，他有一次跟台静农闲聊，说政府要给抗战期间教学有成绩的教授颁奖，听说台也有可能获奖。台静农竟然慌张起来，叹着气说，?这如何好！一辈子教书，到了得他这么个奖，叫我如何见人！?狂狷之气，可见一斑。

　　?老去空余渡海心?

　　1946年，台静农浮海东渡，来到台湾，由暂住到定居。对于这片与祖国大陆隔绝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土地，台静农在感到隔膜与孤独之余，也不免有着在此护养中华文化之根的愿望和使命。他曾在诗中写道：?皂帽西来鬓有丝，天崩地坼此何时。为怜冰雪盈怀抱，来写荒山绝世姿。?但他很快发现，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自己所思所想未免过于书生气，于是，他很快便安心教书，不作非分之想了。他寂寞地住在台大的宿舍里，对于一些好友要他购房安居的建议，往往一笑置之。当时，在他而言，台湾不过是个暂时的谋生之所，终非久留之地。因此，特地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歇脚庵?。此外，作为北方人，他对于海岛潮湿的气候也不堪忍受，常常烦躁不安，并深切感叹：?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盈书未是家。?1948年，许寿裳遭到歹徒暗杀，更增加了台静农的求去之心。但在这时候，一家十余口悉数内迁又谈何容易，一再延期之后，局势更加动荡。等到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台海间交通断绝，台静农发现归乡之路真是遥遥无期了。这样，歇脚便变成了永驻。因为台大所在地叫做龙坡里，他便把自己的书斋改名为?龙坡丈室?，特地请好友张大千题匾挂起来，另外还起了一个笔名，叫做?龙坡小民?。他对此解释道：?落户与歇脚不过是时间的久暂之别，可是人的死生契阔皆寄寓于其间，能说不是大事。?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对此的回答是只是苦笑：?能回忆些什么呢？但也有意外，前年旅途中看见一书涉及往事，为之一惊，恍然如梦中事历历在目，这好像一张封尘的败琴，偶被拨动发出声音来，可是这声音喑哑是不足听的。?

　　台静农曾在《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的序言中说：?我们的小说作者?，在?社会的谴责，甚至法令的禁止?下，?隐姓埋名，寄迹江湖?，?拼却一生精力，留下数卷书来?的悲壮，是?块垒在胸，吐出为快，才有如此的热情?。这里讲的?小说作者?，是指古代小说家。然而，台静农将其加上?我们?一词，便使人感到其中也蕴含着自我的影子。台静农正是在社会的迫害和法令的禁止下来到台湾寄居的。他在台湾忽忽蛰居了40年之久，然而，虽

　　?寄迹江湖?，却?心存魏阙?。他时刻挂念着祖国大陆，不以?台湾人?自居，而以?中国人?自豪。上世纪50年代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对国文课程期望甚大，并说?中文系在台湾很重要?。傅斯年的意思是台湾受日本人统治多年，学习中文很重要，台静农十分赞同，而且进一步强

　　调，?中文系在哪里都一样重要?。他认为，只要有中国，有中国文化在，就不能没有中文系，由此可见其?中国心?。

　　多年来，在他的寓所，台静农和朋友们的话题始终离不开中国事、中国人。对台湾解除戒严后去大陆访问的作家聂华苓、胡金铨、张大春等，他千方百计向他们打听昔日友人的近况。当他听到巴金、老舍等人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时，不禁悲愤异常，良久无语。他也曾想回大陆老家去看看，但毕竟年迈成行困难。他曾经寄赠对联给自己的学生、复旦大学教授濮之珍云：?西风白发三千丈，故国青山一万重。?拳拳赤情，令人感泣。就在他期待着重回故土的时刻，噩耗传来，1989年底，87岁高龄的台静农因为吞咽困难被送进医院检查，确认患上食道癌。患病之后，他思乡之心更加迫切，曾在一篇序言中无限怅惘的写道：?无根的异乡人，都忘不了自家的泥土……中国人有句老话‘叶落归根’，今世的落叶，只有随风飘到哪里便是哪里了。?在卧病中，他曾经给远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友启功打电话，大声对他

　　说：?你快来看我吧，再不来，就看不到了！?启功无限伤感地回答：?台湾不让我来，我相信我们一定有机会见面的。?就这样，两位好友终生不能再相见，电话问候竟成为永诀之辞。

　　1990年，散在大陆安徽、江苏的亲人再次向卧病的台静农发出返乡邀请，他在感念之余，痛苦地叹息着说，?我不行了，走不动了。?在去世前，面对来探问的友人，他以诗相赠，竟成为绝笔。诗云：?老去空余渡海心，磋跄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是年11月9日，一代文艺大师台静农在台大医院溘然长逝，锦绣文章与圣手丹青，终成历史绝响。

篇十三：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TheOriginandValueofTaiJingnong＇sSonoftheEarthFolkCustoms

　　作者：潘应

　　作者机构：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六安237012出版物刊名：皖西学院学报

　　页码：73-76页

　　年卷期：2018年

　　第4期

　　主题词：台静农;地之子;民俗风情的成因;价值

　　摘要：民俗风情是文学中一个独特的领域,尤其在乡土小说中表现突出。它不仅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也为文本增加了现实意义和艺术魅力。《地之子》中涉及了大量民俗风情的内容,大到普遍的民俗信仰、婚姻嫁娶,小到乡民的举手投足、只言片语,无不彰显着浓厚的时代氛围与地域特征。《地之子》民俗描写的背后有着民俗与文学、文学潮流与作家、作家人生经历与作品的多重原因。小说中的民俗风情描写具有独特的价值,也为《地之子》的全面解读与深入理解提供了一个窗口。

篇十四：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人格文心笔性——论台静农书风

　　作者：

　　姬学友

　　来源：《收藏/拍卖》2013年第5期

　　文：姬学友

　　人格、文心、笔性，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在谈论台静农书风的时候，是很难将三者截然分开的；正像在谈论台静农的时候，很难将他的集现代作家、学者、书法家为一体的文化身份截然分开一样。表面看来，因为1946年赴台，台静农88年的人生被整齐地裁为两段，他的文化身份因此而明显发生断裂。这种断裂无疑是戏剧性的。在大陆，投身文坛，是思想激进的现代作家；在台湾，寄情书画，是独善其身的书法大家。但是，显在的断裂并不影响两种文化身份的内在同构性和连续性。投身文坛之际，台静农是一位初具书法大家潜质的现代作家；寄情书画之时，台静农是一位拥有现代作家背景的书法大家。不管是书法从隐到显，还是文学从显到隐，二者始终如影随形，纵贯台静农一生，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王德威认为，对于在台湾的台静农来说，书法是一种“既能表达他对现实的抗拒，也涵容他自己的创伤经验”的媒介，也是一种“记忆历史的方法”。如此说来，在台静农并非自然地完成从现代作家到书法大家的无奈转身、不无压抑地作出了从文学的表达到书法的表达这一艰难选择的同时，书法在其以后的生涯里实际上起到了接替和承担他曾经热衷并一度绚烂的文学的职能。书为心画，言为心声，在当时的语境下，书法之于台静农，和文学异曲同工，成为一种其来有自且历久弥新的最佳表达式。这一最佳表达式所表达的丰富意涵，即人格、文心和笔性，构成了台静农书风的主要特征。

　　大体说来，台静农书风之所以形成并个性鲜明，得益于两个主要途径或来源：文学的途径和来源，书学的途径和来源。从这两个主要途径和来源中，是可以见出他的人格、文心和笔性的。简言之，见出他的书风。

　　文学的途径和来源

　　所谓文学的途径和来源，指台静农的文学经验和文化修养，特别是他早年的文学活动和创作。笔者用“特别是”强调，是因为台静农早年的文学活动和创作，以及和鲁迅的亲密关系，固然给他带来了美誉和信心，也给他带来了重挫和阴影。这种重挫和阴影经由八年抗战和战后来台，更加剧了他的人生困境和歧路体验。

　　台静农晚年回顾自己的学书之路时曾经说，他喜欢倪元璐书法，是因为其“格调生新”。（《台静农散文选》）“生新”是一个组合词，生，可以理解为生机、生趣、高古、拙朴，新，可以理解为新奇、新颖、别致、独特，两者合起来是格调生动拙朴、新颖别致的意思。这种书法上的审美趣味，可以在台静农早年的文学创作中找到源头。众所周知，鲁迅和未名社对台静农的文学生涯至关重要，在取材和主题、艺术表现和文学倾向的“生新”方面，鲁迅深刻地影响了台静农的小说创作。正如杨义所论：“如果说30年代一批优秀杂文家发扬了杂文上的‘鲁迅风’，那么台静农则在20年代继承了小说上的‘鲁迅风’，他主要不是继承鲁迅小说格调中那种果戈理式‘含泪的笑’，而是继承了安特莱夫式的阴冷。”

　　如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地之子》，透过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和琐屑小事，作者用自己的心血“细细地写出”“人间的酸辛和凄楚”，《建塔者》描写一批革命青年在黑暗的时代里，如何饱受冷血的迫害及自我压抑的折磨。作品感情悲愤激越。有学者认为，《地之子》所写的故事带有“悲心”，到了《建塔者》，“悲心”随即为“愤心”所取代。

　　笔者认为，早年这种刻骨铭心的文学经验，潜移默化地种下了台静农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以传统书法这一媒介形式发散难以言表的“悲心”和“愤心”意识的根苗。换句话说，他早年的文学经验有助于他以后的身份转换，而不是毫不相干。证之台静农《静农书艺集》序中所言，这一判断是可以成立的。台静农说：“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作为一个曾经沧海站立潮头的著名现代作家，台静农来台以后选择放弃文学，不谈过去，以远离政治，明哲保身，这是以极大的隐忍和极度的压抑为代价的。所以，宁静的教学读书式的校园生活并不能使他释怀和心如止水，并不能使他与以往的思维和情感惯性完全切割。

　　台静农书写的对联作品“禅悦新耽如有会，酒悲突起总无名”（语出近代词人朱孝臧），即印证了这一点（图1）。这种“酒悲”当然不会是无缘无故的“突起”，也不会是一点征兆也没有的“总无名”。台静农经常以他擅长的行草和篆隶等书体书写“人生实难，大道多歧”的集联以为警句（笔者见到的图片一为隶书作品（图2），二为行草书作品）。“人生实难”见于《左传》和陶潜的《自祭文》，感慨世事险恶；“大道多歧”则来自《列子》中一则“大道以多歧亡羊”的寓言，意为前路难测。这则联语道尽了台静农在完成从现代作家到书法大家的转身过程中难以平复的巨大精神苦闷和心理委曲，持久而绵长，堪比李叔同圆寂前写下的“悲欣交集”。

　　早年的文学经验和无奈的身份转换决定，台静农的书法实践不可能是单纯的墨戏、雅兴和修身养性，而是为了排解精神苦闷，舒缓心理压力，隐曲地寄托“悲心”和“愤心”。而深厚广博的文化修养，为他寄托“悲心”和“愤心”提供了游刃有余且恰如其分的书写材料。对于台静农来说，这些书写材料早已烂熟于心，化为胸中丘壑。这使得他在书写这些文学和典籍作品时，“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徐渭诗句）。这也是他的书法直到米寿还保持“生新”并取得成功的最可宝贵的文学和文化资源。

　　在笔者经见的四百多幅书法图片和释文中，台静农书写所及，几乎涵盖传统文学的各个门类或文学形式，如诗词曲赋、民歌佛典、散文楹联、文论诗论等等，应有尽有。这些书法作品

　　的释文出自中国历代近百位诗人、词人、画家、书法家、僧侣、文学家之手，内容包罗万象。值得注意的是，台静农在书写内容的选择上有着明显侧重。他更倾向于选取江山易代、世事更替之际那些有风骨、有个性、有丧乱之痛和亡国之恨的作者的作品，更愿意书写那些有真情、有实感、有离散之苦和怀乡之愁的作者的作品，然后才是那些有生趣、有意境、壮怀逸兴和清新质朴的作者的作品。具体说来，台静农更容易选取的书写对象，除一般书家爱写的唐宋名家诗词外，南宋或宋元更替之际的作者作品、晚明或明末清初之际的作者作品、晚晴或清末民初之际的作者作品更能引起他的兴趣。因为这些怀恋前朝、思念故乡、离愁别恨、风节独立的作品首先具有非常强烈的遗民意识，其次具有十分浓重的逸民意识。这两种意识，遗民意识之苦涩沉重，逸民意识之清高疏阔，正与台静农始经丧乱、后经离散、终经易代而又不甘忍辱偷生的挥之不去的“悲心”和“愤心”暗合，最能触动他内心深处蛰伏已久的创伤记忆，引起认知和情绪上的共鸣。这样，我们就清楚地了解到，台静农“时弄毫墨”而排遣的“郁结”，就是这种“创伤经验”和“历史记忆”。这样的作者作品选择，使得他的书法与文学一样，具有同样的“悲心”和“愤心”的功能。“人生多苦难，有点艺术，是安慰”。（林散之语）就是说，他在以书法艺术的形式书写这些文学内容时，是把安慰和书愤放在首位的。台静农考虑的是这些作者作品是否契合自己的书写心境，能不能排遣自己的郁结、抒发自己的感情，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水准倒在其次。台静农的书写选择当然不止囿于此，他也选择自己心仪的这些作者的另一类作品来书写，以达到舒心、畅神和适意的附带效果，松弛一下时常处于紧绷状态的神经。这样在台静农笔下，既有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梁启超、陈独秀这样的一般读者耳熟能详的大家的作品，也有王彬之、薛能、窦牟、韩琮、周弼、华岳衡、李壁、朱继芳、朱孝臧这样的一般读者较为陌生的作者的作品。从他书写的这些作者的作品中，可以读出如颜真卿《祭侄文稿》般的悲愤激昂，如苏轼《黄州寒食诗帖》般的伤感凄凉，如王羲之《兰亭序》般的清旷超逸。尽管这些书写对象多数不是自己的作品，但台静农在书写时却能相与会心，露己笔意，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下面根据笔者所注的书法图片释文，以简单例举的方式来说明台静农的文学经验和文化修养所赋予书法的强烈的抒情色彩。

　　台静农书南宋汪元量的《湖州歌》（图3）。汪元量是南宋供奉内廷的琴师，侍谢太后（宋理宗之后）和王昭仪（宋度宗之嫔）。南宋灭亡之后，诗人和宫女们作为俘虏被元军押解北上，亲见了南宋奉表降元的悲惨一幕，也亲历了三宫北上和燕京生活。他以独特的视角写下了《醉歌》、《越州歌》、《湖州歌》等记录宋元更替时期真相、具有强烈震撼性和纪实性的诗史作品。文天祥兵败被捕，囚于大都，汪元量曾多次到囚所探视。在文天祥殉宋后，他又作了《孚丘道人招魂歌》九首为文天祥招魂。后毅然上书元太祖请求南归。南归后，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终老山水。《湖州歌》中有“青天淡淡月荒荒，两岸淮田尽战场。宫女不眠开眼坐，更听人唱《哭襄阳》”一诗，写于押解途中。头两句展现出一幅满目疮痍的惨淡景象，后两句渲染了一种屈辱悲怆的亡国氛围，表达了诗人的悲愤无奈之情。

　　台静农书南宋诗人郑思肖诗（图4）。郑思肖在南宋灭亡后，效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之义，不愿臣服于元人统治，自称“孤臣”。他原与宋朝宗室、著名书画家赵孟頫交往较多。赵孟頫降元并任高官后，即与之绝交。而且每逢伏腊之时，必望南野哭而再拜，以示对南宋的忠诚。

　　郑思肖喜佛老，工画兰，疎花简叶，不求甚工，画成即毁，绝不轻易示人，更不肯于予官，所以他存世画兰之作极少。“藓厓苍润雨初干，石罅飞泉喷雪寒。啼断禽声山更静，青松影下倚栏干”诗出《心史·湖上漫赋二首》。《心史》的主要倾向是扬宋抑元，情感鲜明愤激，遗民意识强烈。这一首诗虽然没写丧乱之痛、亡国之恨，但状景写意有生趣、有境界，颇见诗人风骨和个性。

　　台静农书写的南宋诗人朱继芳的《淮客》：“长怀万里北风客，独上高楼望秋色。说与南人未必听，神州只在阑干北。”（图5）这首诗与其书王安石的诗句“欲望淮南更白头，杖藜萧飒倚沧洲”意思相近，都是述说身在异乡无家可归者的遥远乡思、无望期盼和寂寞心境的。其中的“南人”当指台湾，“淮南”则是故乡。台静农书写这些诗时，应该是感同身受的，自比自怜的意图很明显，也很妥帖。

　　台静农书写的清人恽寿平的七言绝句《紫塞》（图6）。恽寿平（南田）是明末清初著名的书画家、诗人。因诗格超逸、画笔生动，更兼书法俊秀，被誉为“南田三绝”。恽南田青少年时期参加过抗清义军，家破人亡，当过俘虏，又被浙闽总督收为义子，曾在灵隐寺为僧，返里后卖画为生。当年的反清复明斗争，在闽北经历的生死劫难，以及矢志不改的复明志向，常常令他陷入矛盾、屈辱和痛苦之中。台静农非常喜欢书写他的诗词，仅在笔者所注的释文中，就见到16首。这是因为恽寿平诗多写丧乱之痛和亡国之恨这样的感时抒怀之作。请看《紫塞》：“紫塞吹笳人未还，春花落尽穆陵关。鹧鸪不管兴亡恨，只向簾前唤故山。”

　　整首诗表达了诗人对故国凋零、江山易主的悲悼怀恋之情。后两句显然是受了杜牧《泊秦淮》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诗句的影响，却反其意而用之。面对“故山”，鸟犹知“唤”，人何以堪？

　　台静农还有一些自书诗，表达的是一种“月是故乡明”的强烈思乡情怀。如图7手卷作品中的《念家山》：“每过云鸿思旧侣，且随蚁聚度生涯。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楹书未是家。”《忆北都故居》：“十刹海边忆故居，春风骀荡碧千丝。南来也种垂垂柳，不见花飞惘惘思。”《少年行》：“孤舟夜泊长淮岸，怒雨奔涛亦壮怀。此是少年初羁旅，白头犹自在天涯。”这些自作诗可与他以贾岛诗句书写的“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联语（图8）对读。此作以石门颂风格的隶书写就，对应上下联，分别落了“此贾岛语，为之流泪”、“静者清明节书于海上”的行书款字。思旧怀乡的伤感和情愫，因为“为之流泪”的“为之”二字写得牵丝连绵，“流泪”二字诸点写得斑驳散落，因为有了“清明节”这一时节、“海上”这一时空，一下子切近、缠绵和伤感起来。台静农抄录这些自书诗时，是以倪、黄为基调的小行楷书体完成的，有意隐去了其崇尚的“生新”、雄强和奇肆，显出了晚年书风中少见的平易、内敛和温情。但他书于米寿之际的自作诗《老去》：“老去空余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则又恢复了原本的书写风格。一帆南渡歇脚梦，千鹤北飞转头空。台静农自感去日无多，回归无望，只好将这种郁结于心、挥之不去的苍凉微茫和无尽惆怅形诸笔端了。

　　书学的途径和来源

　　在揭示了台静农的文学经验和文化修养与他的书法的互为表里的关系后，我们就不难理解启功先生在多年后见到台静农书法时所做的中肯评价。他认为，台静农书法“与其是写倪黄的字体，不如说是写倪黄的感情，一点一画，实际都是表达情感的艺术语言”。倪黄，指倪元璐、黄道周。两人都是明末著名的书画家。倪元璐在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时自缢身亡，黄道周1646年因抗清失败被捕而就义，两人都是以身殉明。所谓“倪黄的感情”，本质上就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心系前朝和故土、为前朝守节、为故土悲悼的遗民意识和耿介忠直的逸民意识。启功先生不愧有学问有见识的书画大家，透过“一点一画”这样的技术性细节，一眼就看出台静农书风的抒情本质和人文精神。他道出了文学对书法、心性对笔性的重要支撑作用。他又说，台静农书法“一行之内，几行之间，信手而往，浩浩落落，到了酣适之处，真不知是倪是台”。这又延伸到台静农的书学途径和渊源上，准确到位，富有启发性，堪称知人之论。了解台静农书法的人都熟悉张大千的那段极具权威性的赞誉：“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而已。”张大千是最有资格评价台静农书法的人，不仅因为他与台静农时相过从，而且还是授之以渔的真正内行和知情者。正是张大千赠以倪书双钩本及真迹，才使台静农“喜其格调生新，为之心折”，其后心追手摹终得“神髓”的。但是，正如苏轼所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写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台静农的行草书如果只是宗法倪元璐一家，即使再得神髓，也是不可能达到启功所说的“真不知是倪是台”这一既有鲜明个性又有系统师承的突出境界的。在《静农书艺集序》中，台静农自己也说，他的“行草不复限于一家，分隶则偏于摩崖”。这就告诉我们，他的书法成就，文学和文化之外，还得益于书法本体上的转益多师。台静农自述：

　　余之嗜书艺，盖得自庭训，先君工书，喜收藏，目濡耳染，浸假而爱好成性。初学隶书华山碑及邓石如，楷行则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及争座位，皆承先君之教。尔时临摹，虽差胜童子描红，然兴趣已培育于此矣。后求学北都，耽悦新知，视书艺为玩物丧志，遂不复习此。然遇古今人法书高手，亦未尝不流览低徊。

　　抗战军兴，避地入蜀，居江津白沙镇，独无聊赖，偶拟王觉斯体势，吾师沈尹默先生见之，以为王书“烂熟伤雅”。于胡小石先生处见倪鸿宝书影本，又见张大千兄赠以倪书双钩本及真迹，喜其格调生新，为之心折。……平生艺事，多得师友启发之功”。（《台静农散文选》）

　　这段话，为我们理解台静农的书学途径和来源提供了简明的线索，那就是师古法今，标异立新。如果参考和对照台静农书法释文，其书学途径和来源就更为清晰、具体和翔实了。所谓书学途径和来源，是指台静农的书法实践和书学修养，包括他师古法今的对象，也包括与之相关的文物和绘画修养。

　　先说师古。从笔者整理的书法图片和释文中，至少可以知道台静农临写或涉猎过西汉莱子侯刻石（图9）、鲁孝王刻石、平邑麃孝禹碑、裴岑纪功碑、王廙书、索靖《月仪帖》、爨龙颜碑（图10）、西狭颂、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王羲之《秋月帖》、王羲之《十七帖》、《近得书帖》、鲁公自述、石门颂与杨孟文颂（图11）、张旭《古诗四首》、天发神谶碑（图12）、孙过庭《书谱》、张黑女墓志等，当然还有他自述的华山碑、邓石如、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及争座位、王觉斯、沈尹默、倪鸿宝等，近30种。以及笔者在别处见到的张伯高、汉简、爨宝子碑、杨风子《韭花帖》、佛教写经体、秦汉金文、新莽铜量铭、祀三公碑、衡方碑、史晨碑、欧阳询《张翰帖》、苏轼《黄州寒食诗帖》、蔡襄、黄庭坚、米芾、陆游、黄道周、何绍基等20余种碑刻和法帖。

　　再说法今。王德威在研究了台静农的书法和文学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国家不幸书家幸。考察台氏平生，可知此言不虚。三入牢狱，几经丧乱，数度迁徙，台静农是因国家不幸而遭遇个人不幸的。但台静农又是足够幸运的，他与中国文学史、现代史、艺术史、教育史上的著名人物鲁迅、陈独秀、张大千、陈垣以及沈尹默、胡小石、许寿裳、庄严、傅心畲、董作宾、魏建功、李霁野等都有过从，或忘年交，或好朋友，这些人物分别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出现并对他产生过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和书法修养的大家。这些师友们的书学观念和艺术趣味，使台静农在学书的道路上获益良多。

　　不管是师古还是法今，台静农都显示出极高的悟透能力、极强的模仿能力、独异的审美能力和可贵的创新能力。在和鲁迅交往密切的时期，台静农1936年致陈垣的手札，大约书于1932—1935年间的万履安诗，即有鲁迅笔意。特别是这一时期以伯简的落款致许寿裳、许广平的小行书信札，酷肖鲁迅晚年书风。（这两封信札系北京鲁迅博物馆藏品，笔者2012年11月23-30日在该馆举办的台静农诞辰110周年书法展上亲见）大约同一时期，台静农书写的“海气东南天半阴”行书横披，颇类沈尹默行书的体势。在与陈独秀书信来往之际，台静农的“日札”题字的落款“静农”二字，行草参以篆隶，有意模仿陈独秀回信中的写法。1945年、1946年致陈垣的信，则分别以黄道周、倪元璐风格的行楷书写就。后一封信还透露出自己对沈曾植、倪元璐、黄道周书风的欣赏和揣摩，尤其是对倪元璐书风和傅山书论的偏爱。台静农书法研究

　　专家卢廷清先生提供的比对材料证明，愈到晚年，台静农这种喜欢“生新”的审美趣味愈加执着。

　　正如他在一幅行书对联中写的：“老健偏奇绝，诘屈生酸馨。”台静农的独辟蹊径的书法实践也证明了他的书学观念。他喜欢颜真卿书法，却舍弃颜书的中锋正笔，偏好临写侧锋用笔、真行草杂糅、别有奇趣的《送刘太冲序》和同样格调、但更加恣肆奔放的《草篆帖》。他钟情分隶，却偏好临习篆隶体兼具、若篆若隶的《祀三公碑》、裴岑纪功碑、天发神谶碑等汉篆拓本，以其苍古峻利，有浓郁的金石气。

　　在图13中，台静农自嘲：书学石门颂，图观山海经。这些资料信息，加上其书学自述，综合起来，大致可以理出其学书的艺术来源：台静农“心折”倪元璐，但“行草不复限于一家”；“书学石门颂”，但不限于此，而是“分隶则偏于摩崖”；摹临诸师友，但不是亦步亦趋，而是有所扬弃、有所择取。这样台静农就建立了一套以倪元璐书体为基调的行草书体系和以石门颂为原型的篆隶书体系，形成了一套师古法今、标异立新的独特学书方法，由此走出了一条幼承庭训、少年爱好、中年赏玩到晚年发扬光大的成功学书路径。

　　循着这样的书学路径和来源来考察台静农的书法实践和书学修养，有助于顺藤摸瓜地厘清台静农书法心性——笔性——书风的逻辑层次和递进线路，因为心性要靠笔性彰显，书风要从笔性产生。这里的笔性，是台静农的书法感觉、书写技巧、艺术功力和审美倾向的综合凝练在用笔和结体上的具象呈现，是台静农在长期的书法实践和修养过程中达到的一种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的艺术效果。

篇十五：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台静农：本姓澹台，字伯简，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

　　本文导读：

　　曾在汉口上中学，未毕业即到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后转该校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勤工俭学。1925年夏，鲁迅发起成立未名社，台静农为社员。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写诗歌、散文，多载《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等刊物。后集为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分别于1928年、1930年由未名社出版，均为《未名新集》之一。另外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册，内收有关《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文章共14篇，1926年

　　7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最早

　　的鲁迅研究资料专集。《地之子》共收小说14篇，显示了作者善于从民间取材，通过日常生活和平凡事件揭露社会黑暗的特点。笔调简练、朴实而略带粗犷。格局不大，但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鲁迅认为，“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他是20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建塔者》共收小说10篇，揭露新军阀的血腥统治，歌颂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革命志士，是作者思想更趋激进的产物。但由于生活积累不足，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台静农曾先后在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任教。抗日战争开始,赴四川,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应当时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的邀请，到该馆任职。后又随许寿裳转至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他是台湾出版的《中文大学典》编纂人之一。

　　他晚年收进《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的十五篇作品，就有十二篇出自《地之子》。他在“后记”中写道：“其十篇中的九篇都是以我的故乡为题材的，还保留了乡土的语言。这次读过后，使我有隔世感的乡土情分，又凄然的起伏在我的心中。”(台湾远景出版社1980年版《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现代文学史家杨义先生认为台静农的小说“从内容到风格，皆师法鲁迅”，并认定他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杰出的“乡土小说作家”(《中国现代小说史》)。台静农的小说，师承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写出了传统等级制度和封建习俗造成的乡村悲剧，而且写出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和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笔下的人间闭塞、灰冷、残酷有若传说中的阴曹，到处是邪气朴朴，鬼影幢幢。作者在描写中，融进异常深挚的悲愤之情，这就更增加了其小说的悲剧色彩。因此，香港的文学家刘以鬯(音chàng)先生认为：“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

篇十六：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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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静农散文

　　篇一：台静农先生作品

　　台静农先生主要作品

　　台静农（1902年－1990年），本姓澹台，字伯简，原名传严，改名静农。安徽六安叶集区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

　　主要作品有：

　　1922年首次发表新诗《宝刀》，192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1928年出版小说集《地之子》

　　书艺论文集《静农书艺集》（1985年）、散文集《龙坡杂文》（1988）、学术论文集《静农论文集》（1989）和晚年的《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等

　　篇二：博雅深情的台静农

　　博雅深情的台静农

　　近现代以降，皖籍文化名人辈出，光焰万丈，烛照远近，19

　　书写了弥足珍贵的页页华章。

　　台静农先生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安徽霍丘叶集人，生于1903年，卒于1990年，字伯简，曾用笔名青曲、闻超、孔嘉、释耒等。他的一生曲折富赡、多姿多彩，为现代著名作家、书画家、教育家、文史学者。早年在家乡霍丘及汉口、南京、上海辗转上完小学、中学。1922年到北京大学文学系旁听，1924年转该校国学研究所半工半读，所中师长有蔡元培、陈垣、马衡、沈兼士、刘半农诸先生，同学有董作宾、陆侃如、冯沅君、庄尚严等，因此学养和视野大长。1922年首次发表新诗《宝刀》，192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1925年，台静农初识鲁迅，由于性情相投，两人关系密切。在鲁迅的影响下，台静农与霍丘老乡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及曹靖华等6人在北京成立了文学社团——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多种，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1928年后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笔调简练、质朴而略带粗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为文坛时彦所重，誉为20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台静农还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内收有关《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文章共14篇，是最早的鲁迅研究资料专集。曾参与编辑《歌谣》。周刊，并编有《淮南民歌集》等乡邦文献。

　　早在1928年，台静农就在刘半农的引荐下，担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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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中法大学中文系讲师。1929年，他由中法大学转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1931年升任副教授兼校长秘书。此后又先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立厦门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和私立齐鲁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他带着家眷辗转进入四川，失去教职，生活非常艰难。他先是到白沙国立编译馆任职，后在1940年应聘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生活才安定下来。

　　因为作品思想激进，从1928年到1935年间，台静农先后三次被捕，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牵连入狱。期间，他曾创作小说《大时代的小故事》及《电报》等。后与避居江津的新文化领袖陈独秀来往密切，成为忘年交。1946年，为促进台湾战后文化的复归和重建，赴台从事教育工作，先任台湾编译馆编纂，后执教台湾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长达二十年，奠定了台大中文系传承、开放与创新并重的学术传统，贡献卓著。

　　在教学之余，台静农潜沉于学术、书画与篆刻，谈史说艺，笔健情深，境界高雅，一派大家风范。晚年出版有书艺论文集《静农书艺集》、散文集《龙坡杂文》《台静农散文选》、小说选编《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学术论文集《静农论文集》、学术专著《中国文学史》（上、下）等。台静农是1949年后最受大陆文学界尊敬的去台作家之一。1972年退休，仍任辅仁大学、东吴大学讲座教授。1990年因患食道癌在台北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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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逝世，享年88岁。

　　1985年，台湾“行政院”颁发文化奖给台静农，对其献身教育事业半个多世纪表示敬意，并作出这样的评价：早年致力于新文学创作，文风兼具犀利批判与悲悯胸襟，作品至今犹为文学批评界重视；其后专攻古典文学研究，阐扬文化精义，重要著作《两汉乐舞考》、《论两汉散文的演变》、《论唐代士风与文学》等，论断创新，精微独到，于传承文化，功不可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台静农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在鲁迅等左翼文化人的影响下，积

　　极追求时代潮流，早年创作了反映青年恋爱自由的小说，后来也写过一些怀念革命者和宣传抗日思想的作品，但更重要的是写出一系列富有写实意义、饱含乡土气息的小说，先后在《莽原》周刊和半月刊、《未名》半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这些作品以冷峻、沉郁的笔调，既白描出当时乡间百姓的艰难困苦，又深层次揭露了民族的劣根性，在文坛产生较大影响。鲁迅称赞说：“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1928年，台静农拟将发表在《莽原》上的小说结集出版，最初拟定名为“蟪蛄”，取得是《庄子·逍遥游》“蟪蛄不知春秋”的意思，鲁迅认为名字不够恰切，在对生命悲悯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意蕴。台静农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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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鲁迅意见，将小说集重取名为《地之子》，这部小说奠定了台静农在乡土小说界的地位。台氏晚年收进《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的十五篇作品，就有十二篇出自《地之子》，并在“后记”中写道：“其十篇中的九篇都是以我的故乡为题材的，还保留了乡土的语言。这次读过后，使我有隔世感的乡土情分，又凄然的起伏在我的心中。”1930年，未名社又出版了台静农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建塔者》，该书以大胆鞭挞新军阀的血腥统治而闻名，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

　　应该说，台静农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较好地师承了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写出了传统等级制度和封建习俗造成的乡村悲剧，而且写出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和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笔下的旧中国处处是闭塞、灰冷、残酷的景象，血雨腥风，鬼影幢幢，民不聊生，一片人间悲剧。作者在描写中，融进了极为深挚的悲愤之情，这就更增加了小说的苍凉意境和悲剧色彩。现代文学史家杨义在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论定，台静农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杰出的“乡土小说作家”，其小说“从内容到风格，皆师法鲁迅”，已达到由形似到神似的境界。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也认为：“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当年的鲁迅在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出版后，也欣然称赞它是“优秀之作”（《二心集·我们要的批评家》），并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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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编辑《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特意以自己的小说发端，而以台静农的小说殿后。其中，台静农入选四篇：《天二哥》、《红灯》、《新坟》和《蚯蚓们》，与鲁迅的篇数相等，而超过其他作者。这足以说明，在鲁迅看来，台静农的小说是值得推重的。

　　台静农又是写作散文和杂文的高手。散文的创作从1925年开始，以1946年为界，前后风格变化较大，早期的表征是情采飞动，多有清辞丽句，晚期的笔法则由绚烂归于平淡，境界臻于炉火纯青，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但其散文都具有一贯的文格与气度，即以深厚广博的学识为底蕴，在探求特定人文精神的过程中融入了悲天悯人的真挚情感，是作者学、理、情的有机融合。究其原因，缘于台静农始终信奉一种积极入世的文学观，其散文中始终蕴含着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对时代、民族和人类未来的思考，字里行间处处流露一个历尽沧桑的知识分子老而弥坚的执着精神和博大深沉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真善美的热切追求。台静农的散文感情真挚丰沛，结构洗练精致，文笔简朴素雅，识见高远，史实丰富，擅用白描手法，常有画龙点睛之笔，因而余味无穷。

　　台静农生前出版的散文随笔集《龙坡杂文》可称为代表，全书充溢着一个艺术家与人文学者的真知卓识和至真至善性情，“思极深而不晦，情极衷而不伤，所记文人学者事，皆关时代运会”。特别是，所收文章凡四十四篇，多与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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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去台湾的知识分子有关，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怀念故园的淡淡的伤感，是挥之不去的一种去乡怀国情结，由小情感升华为大情怀，感人至深。

　　写于一九四七年十月《谈酒》一文，由青鸟的苦酒到四川白沙的杂酒，浓得化不开的还是那种叫“乡愁”的酒。此时台静农刚渡台海不过一年，往昔的亲朋师友，常常在梦中萦回，悬想存念，无始无终。无论是温良恭俭的《平庐印存》主人彦堂，还是像苦行僧一样致力于推行国语的何子祥，抑或是江南河北的陈年旧事，无不在记忆深处时时浮现。同样，在《记张雪老》中，台静农特意介绍了一首《书闷》诗：“极目云天天自垂，无边风雨自丝丝，人前饮酒歌当哭，未尽胸中一片痴。”又突出一个酒字，所表达的正是作者“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无限伤感与惆怅之情。

　　同是怀人之作，台静农又有对士风气节的崇正与坚执。如《粹然儒者》，写“大炮学者”傅斯年对名教授钱思亮的激赏，同时也是傅氏以及台静农自身的写照。文末字字千钧：“思亮先生一生为教育文化，竭尽智慧与生命，而其平生行事，清正自守，不苟且取容。‘潜心锐志，生死以之’，应是青年学者的风范。”充分说明了主持大学政务，不但要有卓越的学识，知人善任，更须有独立的人格与节操，方能真正负起教育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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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静农的历史性散文和随笔，往往融学理、史识、正义、才情于一炉，理丰辞严，情真意切，令人过目难忘。如《辽东行》从一个石像题记的拓片，穿透历史的迷雾，揭示了残酷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无尽悲苦，鞭笞了封建帝王的所谓文治武功，对弱小的民众寄予深切的同情，内容极其丰富。台静农在抗战后曾藏有一小张拓片(横24厘米，纵5厘米)，拓片造像已失，仅存题记11行，共37字：“咸亨元年四月八日，弟子刘玄樊，为夫征辽，愿一切行人平安，早得归还，敬造弥陀像二铺。”这么一张小小拓片，在一般文物工作者看来，未必会引起太多注意。但台静农“经过八年之久被侵掠的战争之后，看到这一造像的人的祈求，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感触”，因而写下这篇包含深情的《辽东行》。文章扼要地摘引史书和诗篇，从有唐一代的征辽，写到民间的“百姓困穷，财力俱竭”的种种苦难，再到民间的反战情绪——“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把事实本原叙述得清晰深刻，哀婉动人。文中有这样发人深省的道白：“这为人妻子的仅仅一句话一个愿望，竟吐出了一千多年后的侵掠者与被侵掠者人民的悲号与无力的控诉。”可见，台先生身经丧乱，触目悲感，情文相生，遂成此篇文史相济、力透纸背的佳文。在《〈夜宴图〉与韩熙载》一文中，则以韩熙载与其朋友宴饮以妓女歌舞戏谑为主题说开去，左右逢源，对韩熙载这个古代艺术家寄予了“理解之同情”，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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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老庄之微枢，以杂猱自污，既放诞，又狡狯，亦复可喜，此韩熙载所以‘千古无两，大是奇事’也。”

　　台静农还为古书和今著写过一些精粹序文，也富有真知卓识。如为台湾版《白话史记》作序写道：“司马迁的《史记》，贯穿经传，整理诸子百家，纂述了三代而下以至其当代的史事，为我中华民族保存了纪元前千余年的历史文化，这一巨著，是先秦所有典籍无可相比的。”他认为，“要使中国历史文化不专属于少数学人的知识，古书今译是最为切要的”，并以佛经和圣经的翻译来说明上好的译文自有价值，不会有“嚼饭与人”之感。在为溥言夫妇《诗经欣赏与研究》作序时说：“我们这部最早的诗歌总集，汉以来被经生们污染得黯然无色，后来学者所能做的止是训诂与声韵而已。即有少数学者比较大胆提出他们通明的看法，不是被漠视，便被看作离经叛道。”批评长久以来总是循规蹈矩、陈陈相因的文化陋习，都是富有洞察力的见解。

　　此外，台静农的古典诗词也有相当造诣，讲究用典、韵律，直抒胸臆，风骨宛然。他在为朋友旧体诗集《闲情》写序时有言：“诗者性情所之，哀乐所寄，往往发乎不能已。若眷还故国，涕泗河山，或惆怅清歌，凄凉子夜，此则先生不能不以诗写其高致，而读先生诗者，亦可想见先生之风概矣。”也可视为“夫子自道”。

　　1985年9月，台湾《联合文学》月刊总第11期选台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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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为该期“作家专卷”，称许为

　　“新文学的燃灯人”。又有评论者比喻他是由大陆移来的一株“文学老梅”，风骨凛然，枝繁叶茂，华姿绰约，芬芳四溢。应该说，评价是允当的。

　　台静农对于书法的爱好，最初是来自父亲的熏陶。其父台佛岑酷爱书法，很早就指导台静农练习书法，隶书学《华山碑》和邓石如，行楷则学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及《争座位帖》，打下了扎实的笔墨根底。上世纪20年代走上社会后，台静农又参加“圆台印社”，对于篆刻广有涉猎。到北京求学后，台静农深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视书艺为“玩物丧志”，决定不再练习。抗战时期入川教书，才在著名诗人兼书法家沈尹默的指导下，重新开始临写古帖，并受到陈独秀、胡小石和沈曾植等名家影响，逐渐对明代书画大家倪元璐的书法深感兴趣，认为他的字“格调生新”，令人“心折”，于是心摹手追，终生受益。后来，隶书又改习《石门颂》等碑帖，诸体皆有相当体验。但在渡海之前，他对书法也大致是业余时间的笔墨游戏而已，并没有下更多功夫。

　　任教台湾大学后，台静农由于与鲁迅及左翼文坛的亲密关系，再加之他在战前几次锒铛入狱的经历，其行动和言语受到了台湾当局的严密监控。在此背景下，除了教书，他既不能重拾创作之笔，撰写学术论文也囿于禁忌甚多，就只能终日枯坐读书，加上这时候家庭间又产生一些矛盾，心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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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七：地之子台静农内容赏析

　《记波外翁》台静农

　　主题思想

　　《记波外翁》是台静农写于晚年的一篇回忆、悼念亡友之作。文章通过对三十年前与波外翁的一段交往和波外翁生平的记述，刻画了一位谦恭谨慎于外，放达不羁于内，孤傲嫉俗，重情义节气而轻生死的旧时代文人的形象，反映了在风雨如晦的动荡年代里，一个知识分子饱受人生现实的折磨，希望终于破灭后，在孤寂愤世中弃世自尽的悲剧，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浓厚情谊和对历史人生的深切感喟。

　　本文先从与波外翁的第一次交往起始，依次记述了他的两次厌世酗酒绝食，中间插入许寿棠被害的心理打击，终至在“潇潇暮雨”中自尽的具体经过，然后追述波外翁的生平，概括其一生的来路去处，最后以“居府椽非其志……亦可悲矣”作结。行文如流水一般，娓娓道来，随意挥洒，文辞朴绌而又传神，间以引用波外马的诗词自述，使人物的性格气质跃然纸上。

　　作者简介

　　台静农，20年代曾与鲁迅等组织未名社，著有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80年代出版有《台静农短篇小说选》和《龙坡杂文》等。

　　原文阅读

　　一九四七年八月某日，波外翁乔大壮先生一到台北，魏建功兄即遇之于南昌街。他是受台大中文系教授聘来的，渡海由儿子护送，船到基隆，学校有人将他们接到台北厦门招待所。时过中午，父子两人，又乏又饿，便出门打算午餐，以为想在内地一样，随处可找到小吃馆。那知附近并没有卖吃的，走出厦门街到了南昌街，也是如此。当时两条街，荒凉得很，偶有小吃摊子，也不过是鱼丸肉羹之类，并无一饭之处。当他们父子在秋阳下徘徊街头时，遇到建功，建功的夫人是波外翁老友之女，故他们早就相识的。于是建功招待他们父子到家，草草一饭。波外翁之来台，本为避开中大方面的是非，没想到来到台北，竟有异域之感。

　　波外翁给我的印象，身短、头大，疏疏的长须，言语举止，一派老辈风貌。虽是第一次见面，我即早读过他与徐炳旭先生合译的波兰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

　　去》，这书是当时青年们喜读的，书中安东尼割手腕血管，从容死去，我至今还有模糊的印象。那是我从几位前辈口中，知道他不是专门翻译家，而是以诗词篆刻知名于旧京的名士。

　　初与波外翁相处，使人有不易亲近之感，不因他的严肃，而是过分的客气，你说什么，他总是“是的，是的”，语气虽然诚恳，却不易深谈下去。我的研究室与系主任许季茀先生的办公室隔壁，而有一门相通，有次他同季茀先生谈天，短暂时彼此都没话了，还会听到一两句“是的，是的”。后来建功夫人说，这是他的口头语，在家里同女儿说话，也免不了要说声“是的，是的”。

　　这年阴历刚过两三天，波外翁同建功及一女生到我家来，他轻快的走上“玄关”（此处借指居室的外门），直入我的书房，这样飘然而来，同他平时谦恭揖让的态度颇不相同。他一眼看到玻璃窗上贴着李义山的一首小诗，诗的意境很凄凉的。我招待他坐，还是站在窗前，茶端上来，他才坐下，他又变为平常的态度了，同我寒暄了几句后，又“是的，是的”。渐渐地倒向沙发睡了，才知他是醉了。不久醒来，我们请他多休息一回，他坚持要回去，可是刚走两三步，便摇摇的几乎倒下去，我们赶紧将他扶住，默默地让他躺下，他什么都不知了。傍晚，我同建功将他送回宿舍，从侍奉他的工友中，知道他从除夕起，就喝高粱酒，什么菜都不吃。灯前他将家人的相片摊在桌上，向工友说：“这都是我的儿女，我也有家呀。”

　　第二天我同建功去看他，依然只喝酒不吃东西，醉醺醺的，更加颓唐了,他说话也多了，不再“是的，是的”了。建功同我都感到情形严重，只得天天来陪他，但又不能露骨地说些安慰话，惟有相机的劝他吃点东西，可是毫无用处。或邀他一同出来小吃，他不推辞，却坚持由他做东。既然做东，又不吃菜，只喝酒，这倒令我们技穷了。于是改变主意，先陪他在街上散步，再将他引到家里，就便留饭，这样以为他也许可以吃点什么了，却又不来，他先是逊谢，然后说“还是和点酒罢”。

　　许季茀先生遭窃贼戕害又不幸于这时候发生，前一天我还同建功看季茀先生，告以波外翁的情形，惊异之余，不胜焦虑，因想一两日内将波外翁接到他家同住。谁知一夜之间，一个具有无穷生命力的老人，竟不能活下去，另一不算老的波外翁，反要毁掉他自以为多余的生命。因季茀先生的横祸，大学的同学们都被莫名的恐怖笼罩着，然对待死心情的波外翁，又不能不装着极平静的样子。当季茀先生卧在血渍中的时候，我同建功还陪波外翁应许恪士、先生之邀去草山看杜鹃花，许是他中大同事，已经知道他纵酒的事，特在草山旅舍备了酒菜，边饮边谈，波外翁总算吃了些东西，酒却喝了不少。次日，我们先和台大外文系教授马宗融兄约好，傍晚陪波外翁到他家，有他留饭。宗融以翻译出名的，与他四川同乡，又是通法文的同道，平日还谈得来。可是去宗融处，必得经过季茀先生家，只好借故绕道而往。宗融本善于说话，请他吃菜，他看着胡萝卜道：“颜色真好呀。”慢慢地用筷子夹了一片，这天晚上，总算吃了几片胡萝卜。

　　第二天或是第三天的早晨，居然自动的要粥吃，饭桌上看了日报，也是他纵酒以来第一次看报，季茀先生的事，他也知道了。当建功与我见到他时，虽然高

　　兴他已自动的吃了东西，却怕季茀先生的横祸刺激了他。但他的感情并没有很大的震动，几天来我们不敢想象他的反应，现在放心了。于是陪他到季茀遗体前致吊，他一时流泪不止。再陪他到宿舍，直到夜半才让我们辞去，他站在大门前，用手电灯照着院中大石头说：“这后面也许就有人埋伏着”，说这话时，他的神情异常，我们都不禁为之悚然。尤其是我回家的路，必须经过一天仅能容身的巷子，巷中有一座小庙，静夜里走过，也有些异常的感觉。

　　季茀先生追悼日，波外翁写了两首挽诗，有两句非常沉痛：“门生搔白首，旦夕骨成灰。”他是季茀先生在京师任教时的学生，故自称门生。关于“旦夕骨成灰”一语，也不是偶然说的，他在台北古玩铺买了一个琉球烧的陶罐子，颇精美，曾经指着告诉朋友：“这是装我的骨灰的。”这本是一时的戏言，后来才知道他心中早有了死的阴影。

　　波外翁既经平静下来，学校请他主持中文系，他觉得人事单纯，也就接受了。换了宿舍，与我家衡宇相望，我几乎每天都去看他，他对我也好像共过患难的朋友，放言无所忌讳了。因他久住京朝，轶闻旧事，不雅不洁的知道颇多，谈起来也不免愤慨。像他这样将一切都郁结在心中的人，只有痛苦。果然，他又再度纵酒不吃东西了。所幸他有一学生彭军自南京来了，彭军四川人，他约来任助教的，与他住在同一宿舍，随时照顾他，不久感情也就平复了。

　　五月间，他忽然表示想回上海看看，当时系中学生少，他只任一门课，暂时离校，无大影响。我总觉得他精神迄不稳定，不如会去看看儿女，散散心，因而也怂恿他作渡海之行。决定由彭军送他到上海，走的前夕，彭军为他收集行装，我发现一卷他写的字，原来是自勉联，匆匆一读，只记得一句：“他生再定定盦诗。”这句行像是借用别人的，我曾在那里见过，记不得了。我将此联放进衣箱后，觉得有些冒昧，看他脸色也没什么。可是当时是我难过的，今生获得如此痛苦，还望他生？彭军私下告诉我，在角落处发现一瓶“来索水”之类的药物，这令我比看见他的挽联，还要难受。走的一天，我送她到基隆马头，白西服，黑领带，彭军扶着她，蹒跚的背影走过船桥上了船。

　　六月六日波外翁来信说：到了上海已经十日，住在僻左，宜于摄养，学期试题，己交给彭军带回，校中如有近闻，希望告诉他他自己呢？“贱疾略可，第喘疾迄今不愈，颇有四方靡骋之叹耳。”一周后，又有来信，除告我友人某君事外，并说：“徒缘衰废，未克有终，渐疚之私，殆难言喻。”所谓“四方靡聘”，即《小雅》“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在动荡的年代，这原是一般人的心情，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感受，最为深切。至于第二封信所表示的惭疚，初未想到有言外之意，正如看他蹒跚登船，我没想到他从此一去不返。

　　波外翁去苏州是七月二日，是日上午还由儿妇陪同访他的好友许森玉先生，晤言甚欢。返寓后，乘家人不备即搭车到苏州太安旅馆，写了遗书，再写一诗寄其弟子蒋崧君。

　　诗云：

　　白刘往往敌曹刘，邺下江东各献酬。

　　为此题诗真绝命，萧萧暮雨在苏州。

　　后记云：

　　在都蒙命作书，事冗稽报，兹以了缘过此，留一炊许，勉成上报，亦了一缘。尊纸则不及缴还。

　　时值子夜，大风雨，故诗云“萧萧暮雨”。次日发现遗体，还悬一名片，书名“责任自负”。生死安排，如此从容，真如陶公自祭问所云：“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尤以去苏州之前，犹访老友，言笑自如，森玉先生怎样也不会想到这是老友来诀别.

　　波外翁死年五十七岁，成都人，生长北京，满清末年读书译学馆，这是当时政府培养外交人员的学校，为京师大学堂的前身，他的法文就是在译学馆学的。民国初年毕业，入教育部，法文用不着了，总算与友人译了一部名著，可是这部《你往何处去》，已经绝版了。

　　久居冷衙门，不知波外翁有无冷冻之感？不过当时教育部确有不少名士，艺术文学，皆有高手，想波外翁会乐此穷官的。可是后来京拂袖而去，翁之《赴告》云：“于时潜于郎曹亦几十载，属有长官来自关外，遇僚寀不以礼，府君与同官高丈阆仙皆不为下，遂辞官去。”我们只知道章士钊作教育部长时，有人不屑与为伍而辞官，原来还有类似的事情。高阆仙即高步瀛先生，于唐宋诗文都有极渊博的注释，至今大学里尚流行他的撰著。若波外翁这样的人，穷并不怕，几个月不给薪俸，他受得了，但不能伤害他的尊严。他曾同我说过一事，在重庆时，与他有知遇之交的某君，想推荐他升官，可至卿贰之列，但要他将胡须剃掉，他一笑谢绝了。

　　波外翁对人处世，总是谦恭谨慎的。有次我们谈到饮酒，我说：“先生是有酒名的。”他接着说：“我在南京时，人家都不知道我会喝酒，我每日下班后，才倒一杯酒，一面陪家母谈话，一面喝酒。”我又问他：“难道不同朋友会饮么？”他说：“给人家当秘书，知道你好喝酒，谁敢要你。”大概在重庆任中央大学教授后，他喝酒已全无忌讳了。词人吴白匋从百余里外的水道去看他，一进门，就闻着酒气，而翁于酩酊中与之周旋，并写了一首近作给他：

　　画帘钩重，惊起孤衾梦，二月初头桐花冻，人似绿毛么凤。

　　日日苦雾巴山，岁岁江波路长，楼上薰衣对镜，楼外芳草斜阳。

　　这首颇传于同道之中，个人的寂寞，时事的悲观，感情极为沉重，尤以末两句明显的指责当时局势。酒人何尝麻木，也许还要敏感些。波外翁到上海住在女儿家，他不许为之具精膳肉食，并慨然说：“斯世杀劫，殆其极矣，吴持杀戒，愿汝曹戒之也”（《赴告》）。在台时，他也表示过持杀戒。有一女生拿来一只家里饲养的鸡，要工友做给波外翁吃，翁说：“我是不杀生的，拿回去，寄养你家，给他个名字，就叫乔大壮吧。”此生看老师不是故说风趣话，默然携着鸡回去了。

　　波外翁有四子三女，都已成立，而夫人去世了，使他更为寂寞，尤其是一个心情颓丧的人，会感到孑然一身无所依靠。他有一首《生查子》悼亡词云：

　　舫楼东逝波，鷁首西沉月，何似一心人，自此无期别。犯雾翦江来，打鼓凌晨发，君去骨成灰，我住头如雪。

　　战后，儿女分散各地，剩下波外翁一个人，栖栖遑遑，既无家园，连安身之地也没有，渡海来台，又为什么？真如堕弥天大雾中，是他窒zhi息于无边的空虚，生命于他成了不胜负荷的包袱，而死的念头时时刻刻侵袭他，可是死又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更使他痛苦。在台时两次纵酒绝食，且私蓄药物，而终没有走上绝路。到了上海，又将挽季茀先生诗“门生搔白首，旦夕骨成灰”两句，改得温和些。（这是死后发表上海报上，我才知道的。）如此种种，都可见他的生命与死神搏斗的情形，最后死神战胜了，于是了无牵挂的在风雨中走到梅村桥。

　　波外翁死后，所著波外楼诗及波外乐章，均由他的朋友交成都刻工刻出诗集台北有影印本，又《微波词》手稿由台大影印，沈刚伯先生为之作序。年前曾绍杰兄重印《乔大壮印蜕》，属我写一小序。曾说：“居府椽非其志，主讲大庠又未能尽其学，终至阮醉屈沉，以诗词篆刻传，亦可悲矣。”我交波外翁日浅，这几句话或可仿佛翁之平生，本文也就藉此结束。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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