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点(9篇)

篇一：政治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点

　　新疆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隐患方案

　　为落实《新疆重大风险隐患防范化解方案的通知》要求，明确目标措施，保障我院的安全稳定，特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置学院存在的风险隐患，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学院师生员工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保证正常的教学科研生活秩序，维护我院的和谐稳定。

　　二、工作目标

　　防止发生重大伤亡事件；防止发生涉及师生和社会人员（包括学生家长）组织的各种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请愿，以及集体罢餐、罢课、罢教、罢工、静坐、上访、聚众闹事等群体性事件；防止发生各种非法传教活动；防止发生利用校园网络、广播、有线电视插播发送有害信息，进行反动、色情、迷信等宣传活动；防止发生敏感时间节点舆论炒作事件；防止发生学生群体斗殴事件以及暴力恐怖重大事件，保障我院的安全稳定和教学秩序。

　　三、风险及措施

　　（一）政治安全方面风险

　　1、炒作及负面舆情。师生被蛊惑，发表不正当言论及游行事件。

　　防范目标：不发生师生聚集、不发生发表不正当言论，不发生游行示威事件。

　　防范措施：加强敏感时段的巡查及张贴广告处的检查，发动信息

　　员、协防员、安全员、辅导员发现苗头及时上报。网上检查由现代化教学中心和组宣部联合负责。

　　2、新疆“三股势力”渗透。在学生中传播民族分裂、极端恐怖思想。

　　防范目标：不发生暴力恐怖事件，讲台上防止出现政治性失误。

　　防范措施：关注少数民族学生思想动态，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严格门卫管理，加强反恐演练。

　　3、邪教人员入校园宣传。典型的“法轮功”邪教分子，可能存在向大学生发放反宣传影碟等和蛊惑大学生退团退党，拉拢加入邪教组织的风险。

　　防范目标：不发生邪教组织在校园宣传事件。

　　防范措施：开展新生入学安全教育、开展校园反邪教宣传教育，及抵制邪教的活动如征文、微视频征集评选。

　　（二）意识形态方面风险

　　1、思想政治工作“失灵”

　　防范目标：不发生思想政治工作“失灵”情况。

　　防范措施：规范课堂教学管理，加强教师教育培训和师德师风建设；加强教学检查，坚持定期检查、随机检查、抽样检查并用，确保教学内容和形式规范；完善课堂教学管理制度、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机制，对各类涉及意识形态违规违纪情况做到认定有依据、处理有对策；加强课堂教学过程管理，坚持学院领导人员、全体中层干部听课制度，坚持党员领导干部联系班级、联系师生制度。完善讲座、论坛、报告会等审查机制，活动主办机构负初审和管理责任、党委宣传部负审查审批和监督责任、分管领导人员负具体把关和领导责任，坚持“事先审批”、“一会一报”、“一事一报”；下设各机构主办的思想文化类活动，由组宣部具体负责审查。

　　2、校园网络舆情错误思想传播

　　防范目标：不发生校园网络舆情错误思想传播“失控”情况。

　　防范措施：认真执行我院规章制度《关于加强网络舆情监控的暂行规定》。

　　（三）社会稳定方面风险

　　1、境内外宗教传播渗透校园

　　防范目标：不发生校园讲经、传教事件。

　　防范措施：严格把关组织培训、学术交流、资助等活动，防止借此掩护，拉拢师生信教。严格管理审查外籍教师，聘任后进行宗教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教育。加强日常及教学的管理和监督。

　　2、少数民族学生因民族习俗差异引发纠纷。

　　防范目标：不发生因民族习俗问题引发的学生群体矛盾事件。

　　防范措施：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关爱少数民族学生，尊重其习俗，加强学生思想工作。

　　（四）经济方面风险

　　建设工程欠款可能产生讨债聚集上访。

　　防范目标：及时化解债务，严防出现施工队群体上访事件，确保正常教学秩序。

　　防范措施：学院开源节流，勤俭办学，并积极向主管部门争取财政资金支持。筹集资金，偿还债务。做好应急预案，做好妥当安排及协调工作。

　　（五）公共安全方面风险

　　1、学校重大传染疾病蔓延

　　防范目标：及时处置，严格控制。

　　防范措施：加强传染病防控健康教育。严格落实学生健康体检，了解学生因病请假情况。一旦发生疫情需采取停课、隔离等措施。

　　2、学校学生食物中毒

　　防范目标：不发生重大群体食物中毒事故。

　　防范措施：落实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严格员工健康体检、食品留样等制度。

　　3、学校大型活动安全事故

　　防范目标：不发生活动期间的拥挤踩踏、火灾、房屋倒塌等事件。

　　防范措施：落实活动备案审批，加强安保防范，一旦有突发事件，保证疏散通道顺畅，采取应急措施。

　　4、校内交通安全事故

　　防范目标：不发生学院内部重大交通事故。

　　防范措施：加强学院车辆的安全管理，门卫严格登记来访车辆，学院师生员工车辆备案。增加交通设施如减速带、反光镜等等。

　　5、大学生误入传销组织，失去自由

　　防范目标：不发生大学生参与传销事件。

　　防范措施：新生入学安全教育，利用多种形式进行安全宣传。关注贫困生为其尽可能提供勤工助学。加强学生的请假、休学的审批制度。

　　6、大学生网贷，陷入“套路贷”风险

　　防范目标：减少甚至杜绝网贷及“套路贷”。

　　防范措施：加强校园贷危害的安全教育，摸排学生网贷情况，一旦出现暴力催款及时报警。

　　7、大学生校外住宿人身安全风险

　　防范目标：保障学生安全。

　　防范措施：落实校外住宿审批制度，学生申请、家长同意、学校审批程序。加强安全教育，确保不失控。

　　8、实验室易燃易爆危险品操作不当

　　防范目标：确保实验安全。

　　防范措施：严格执行危险品购买、使用、回收、操作、贮存等登记制度。定期检查、安全培训。

篇二：政治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点

　　浅议我国政治安全领域存在哪些突出风险及对策建议

　　新世纪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新变化，社会改革新目标的确立，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和挑战。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们根本利益所在。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统筹推进各项安全工作，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提高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能力。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党全国人们国家安全意识，推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

　　一、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

　　国家政治安全是指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并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国家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其表现形式是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不受欺辱，政治权力坚实稳固。我国政治安全的一个特殊性是必须保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必须以军事安全为保障，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科技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为支撑。

　　当前，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逐渐从传统安全领域到非传统安全领域、从国际领域到国内领域，从敌对矛盾到人民内部矛盾的扩展，使得国家安全的内涵深度拓展，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日趋复杂多变，从而使维护国家安全已非一个或几个专门强力部门或力量所能承担的任务，而是一个国家整合所有社会资源和力量进行综合治理的战略任务。然而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始终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和根本保证。因为所有的安全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只有政治是安全的，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它领域的安全。而在我国的国家安全环境中，政治安全的核心是党的领导的有效性、权威性和执政地位的稳定。

　　二、我国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

　　（一）国际政治压力依然严峻且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

　　从国际环境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对我有利的因素在不断增加。但世界仍然不安宁，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不确定因素增多，导致我国政治安全问题凸显。

　　1、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其主要表现为：利用人权问题对我施压，粗暴干涉我国内政，通过各种宗教团体和宗教组织对我进行渗透；纵容和支持我国国内民族分裂势力并提供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援助，妄图使我国走向四分五裂的境地。

　　2、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尚未终结。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和分歧，西方一直将中国视为绝对“另类”国家。近年来，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心战，企图在文化上削弱中国民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

　　3、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化倾向日趋强烈。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国际政治利益经济化，另一方面使国际经济利益政治化。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彼此的经济贸易和经济利益往往要以政治战略和政治利益为依据并附有相当的政治目的性。经济利益背后的政治目的便利经济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上升为政治问题来考虑。近期，美国在对华贸易、人民币汇率和金融改革等经济领域的政治化倾向日趋强烈：通过中国全面的市场开放，将中国经济完全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从而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这是美国全面推进和实现其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的最有效途径。

　　4、文化冲突中的文化霸权。经济全球化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传播、渗透提供了绝好的契机，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又为其提供极大的便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

　　的技术优势和经济后盾，借助网络迅捷的信息传播功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政治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企图使之成为全世界普及的价值规范和标准，迫使其他国家按西方信仰的价值观念行事。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传播、渗透严重冲击和影响着我党赖以执政的合法性思想基础——主流意识形态，进而危及我国政治安全。

　　（二）社会广泛深刻的变革使政治安全问题日趋突出

　　从国内环境看，当前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集中体现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和变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使得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增多，使我国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政治安全问题凸显。

　　1、经济体制改革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我党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提出挑战。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将触及经济体制关键领域问题，如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问题，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等。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其面临的困难将越来越大，风险程度越来越高，对党和政府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对社会的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2、社会阶层分化影响到政治安全的社会基础。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矛盾的复杂化和和激烈化，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的政治安全的社会基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社会阶层分化将增加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和谐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3、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影响到政治安全的制度基础。社会阶层的分化带来了社会阶层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各种利益群体和利益集团不断出现使得利益主体呈现出的多样化趋势，利益诉求意识的觉醒使得各种利益阶层矛盾和冲突呈现日益明显和激化趋势，利益诉求引发政治诉求的多元化导致政治参与的增多趋势：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和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社会矛盾激化，严重冲击现有的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

　　4、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引发社会成员的认同危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多样化，出现了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也带来人们思想的深层次变化，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造成冲击，引发政治认同危机。

　　三、新形势下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存在的风险和挑战

　　目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存在的风险和挑战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有传统安全威胁也有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敌我矛盾因素也有人民内部矛盾因素，有直接因素也有间接因素，有局部因素也有全局因素。但总体来讲，国内因素、传统安全威胁、人民内部矛盾、直接因素和全局因素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更为严峻。

　　（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的分化、西化战略是政治安全的最大外部挑战。

　　由于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国家利益、全球战略利益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分歧，遏制和制约中国是美国既定的对华战略和政策本质，其对我的“两化”战略是全面性的、连续不断的、长期持久的威胁，是全程性、全方位、多领域的威胁。无论美国的全球战略如何调整和变化，其对华的政策本质不会变，对我的基本战略不会变。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其“两化”战略实施的方式、手段更加隐蔽、更加间接、更趋多样化。

　　（二）国内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急剧增大增多使政治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1、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民生问题将更加突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有序、稳定的主要因素来自于群众利益受损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

　　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多层化，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社保、住房、食品安全、贫困、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等社会民生问题日益凸显。

　　2、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分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使社会不可控因素增多，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难度加大。第一，社会阶层分化引发民间组织的大量出现，对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带来压力和难度。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打破了原来国家垄断资源和严格控制私人活动空间的格局，为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民。民间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的大量出现，增加了社会秩序稳定的不可控因素。这是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第二，社会利益分化加剧政治认同危机，导致社会冲突事件增多。一是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分化直接影响到各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心

　　态。二是社会利益分配的严重分化导致部分群众对党的执政地位和根本政治制度认同度下降。三是政治参与主体以及活动非制度化的增多对政治制度和体制提出挑战。第三，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部分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和忠诚。

　　3、社会发展过程中自发出现的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急剧增多，影响政治安全的环境和基础。转型期，涉及经济增长、政治发展、社会生活、文化价值体系调整等现代化过程中大量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出现，对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影响和冲击。这些“不稳定因素”包括经济安全问题、信息安全问题、文化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邪教、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能源问题、社会舆论和社会思潮、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环境问题、生态失衡以及自然灾害等等。虽然目前这些“不稳定因素”对政权安全与政治制度稳定还基本构不成直接的威胁和挑战，但如果处理不好也会有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可能性，将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政治安全。

　　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的政治安全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如何因应时代变化，消弭危害我国政治安全的不利因素，制定一套完备的政治安全战略，以确保我国政治安全，已经成为时下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概而论之，主要是做到以下几点：

　　（一）重构国家安全体制是政治安全的体制保障

　　我国虽然形成了综合安全观，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这种互信、协作机制只能是在应对诸如国际反恐、生态环境、流行性疾病等具有区域性和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发挥作用。在解决我国自身特有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这些互信、协作机制发挥的作用将极为有限。中国必须重新构建国家安全体制。中国国家安全工作要适应国家安全的新形势，除了树立新理念、制定新战略，还须建构新体制。这个新体制必须打破条块分割，系统整合一切国家安全资源，既统筹兼顾又突出重点，必须具备全面防控、快速反应、精确打击、长期有效的国家安全能力。

　　（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在于增强综合国力

　　一个国家的安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归根到底，取决于自己的综合国力，这是保障一国政治安全的基础。中国的安全要靠自己，包括政治、文化、科技、教育、人才、资源等在内的综合国力。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全面提升我们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人才、资源实力。立足于固本强基，把自己的基础打牢、打扎实，这应该是我们最重要、最根本的安全战略。

　　（三）维护政治安全，要练好内功

　　要加强我们的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稳步有序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扩大人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加紧完善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严格运行在法制的轨道上；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不断

　　提高我党执政能力；要消除危害政治机体的腐败、冗员、官僚主义等问题，树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要处理好体制转轨期、战略机遇期社会上出现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下岗失业等问题，最大程度地减少危害政治安全的因素。

　　（四）实施正确的国际战略，创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的国际环境

　　1、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交往，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不断前进。要继续抓住和平与发展两件大事，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要做好自我推介的工作，积极改善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要加强与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以及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科学家等的联系，不断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要提高交往、沟通的水平和艺术，掌握政策和策略的灵活性，尽可能减少摩擦，消除误会。

　　2、在原则问题上，我们要立场坚定，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安全，正确应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战略，加强国家价值体系的建设，增强人们对于国家制度体系的信念和信心，打击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保证国家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稳定、安全。

　　3、巧妙地利用我国的软实力资源，在提升我国的国际声誉中获得国家利益。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急事的优势得以极大地彰显，我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急剧提升。如果在国际事务中也能够利用和发挥中国的软实力资源，体现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为国际社会的重大矛盾的处理做出贡献，不仅能获取一定的国家利益，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压力。

篇三：政治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点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安全风险

　　大家好，我们今天讲的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这个政治安全风险。

　　因为“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说倡议或者说战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合作的问题，我们中国前所未有的，如果从历史角度来讲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几百年来，我们第一次大规模的，就是中国推动，并且得到周边国家呼应，我们主动把我们的资金、产业、人员，包括我们的政策建议带到海外去，那么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行动，当然会有政治安全风险。实际上当”一带一路”倡议推出来的时候，像很多国际媒体，比如说英国的《金融时报》，就说这个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所以说，这个马歇尔计划，我们知道是一个40年代末后期，在美国推出的，它有很强烈的冷战对抗色彩的这么一个，援助欧洲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西方人就当第一眼去看中国这个提”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就说仿佛是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所以它有很重的政治安全考虑在内，那么当你要推进的目标对象，或者说防范你这些人，都有这种考虑，如果你中国自己不去加深这方面的理解，你可能会带来一些失误。对吧。

　　那么我今天这一讲，主要是稍微探讨两个问题，当然这个研究还在继续深入，那么探讨两个初步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一带一路”的建设，面临着总体的政治安全风险，也就是说当你去考虑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你大概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安全风险因素，你需要去顾及到的，对吧，总体上的，就是说泛泛而论的这么一个因素。那么你关注的这些因素，你就会去看为什么有些媒体没有报，或者说有些媒体选了这些点来报，它实际上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些有利的因素，它为什么只报道负面的因素，那么这会提醒我们，要更加全面综合的去看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以这个投资，就是说到”一带一路”，如果你要去投资，你的这个看待这个风险的这个范式，或者说框架，你可能是要发生变化的，对吧，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跟发达国家是很不一样的，有些东西你是需要去时时刻刻记在心里面，如果这个问题你不处理好，是会发生问题的。

　　一、“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总体政治安全风险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总体的政治安全风险，那么第一个我就说。

　　（一）总体政治安全风险

　　根据我的理解，或者说根据我们这个学科的一个特点，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中央提出来这个“一带一路”的考虑，是跟我们总体的国家对外战略，总体的外交布局是非常相关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就是这波是这套人做，跟其他的我们的外交战略，国际经济合作没有关系，它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总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说进入国际这个体系，越来越深入，对吧，那么对于美国西方国家来讲，中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国家，那么很多西方人讲了，就是说历史上大国的崛起，都会导致很严重的冲突，特别是跟维护这个国际秩序这个主导国会发生冲突。那么美国有个哈佛大学，有个很有名的教授，对吧，他总结了就是说，历史上15个国家崛起12个，对吧，就类似这么一个数字，那当然这是他是西方中心主义，他不考虑别的地区的，比如说波斯帝国，或者说东亚的这些国家的关系，他认为西方的经验就是这样，如果你中国继续崛起，你很可能会跟西方产生这么强烈的冲突。

　　那么我们领导人是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在政治表述我们也用了一个很经典的西方的一个术语，叫“修昔底德陷阱”，当然这个修昔底德这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古希腊的一个作者，历史学家，它写了一本书叫《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本人是没有概括这个术语，那么也是刚才我前面提到那个哈佛教授概括的，就是说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会有冲突，而且很强烈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可能会产生战争的，那这一、两年，你看到，你也会注意到就是说，美国的东西发生变化了。那么中国提出来就是说，我们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我们要走一条新的道路，那么核心就是你不扩张，但是我们前面也提了，就是你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很多我们的产业，很多人你要出去。在某些国家看来，你可能就是一定程度上的扩张，所以我们要解决好这个矛盾，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做一些事，与西方不一样。那么我觉得这个“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对吧。

　　我们一方面要跟传统的这个大国，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说跟它维持一种比较，既竞争又合作的，比较稳定的关系，不跟它产生一个强烈的冲突，同时我们跟我们比较落后的国家，或者跟我们发展水平相接近的国家，也是要建立一种互利共赢，对吧，这个“一带一路”的总的一个基调，就是共商、共建、共享，把共商摆在前面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个事商量着办，商量着办，我们这个领导人也提出了，就是亚洲方式，并不是像西方人一样，一定要给出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则，你操作规则就是不行。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说，它不能够普遍适用于全世界，有些发展程度比较低的国家，如果严格按照你这个规则走，它可能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比如说它可能就贷不到款，因为它这方面也不合格，环境也不合格，或者治理能力也不行，甚至于政治的这种形态，也不符合你西方人的要求，那么这样的国家你难道就不能发展吗？这个也是不行。

　　所以中国是着眼于这种跟西方不一样，我觉得主要这个思路，就是我们提出了这些倡议，那么结果你也可能看到，就是我们确实得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支

　　持，他们也加入了很多中国倡议的，引领了这些合作机制。那么这是我觉得这一条，就是说你去思考“一带一路”的时候，要时刻牢记很大的一个国际背景，就是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你要走一些新的东西，提出一些新的倡议，我觉得这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就是说与此同时西方人的这些担忧，甚至于包括我们周边国家这些担忧，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对吧，有一些东西它是有一些潜藏的因素在，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最典型的两个，一个是日本，安倍。安倍就说了，你中国现在很像一战前的德国，还有一个就是菲律宾的那个，菲律宾的那个总统说，说你这个你就是德国，你就是二战中的德国，你很危险，就是它的这些领导人的这个概念里面，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深受西方影响的，所以当我们去推这个“一带一路”，去跟沿线国家共商的时候，要时刻注意到，他们的很多精英，包括给他们提供政策建议的智库、智囊，他们很多人都是在西方受的训练，他们是有这个思路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要破解这个思路，我们要提一些新东西。

　　还有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自己，很多时候会高估我们的实力，对吧，特别是我觉得我们很多老百姓，因为对于这个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并不是特别了解，对历史上的这个发展关系也不太熟，他只是说比如说我前面提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购买力水平上，我们超过这个美国了，但实际上，比如说特别是我们超过日本，大家都知道这个2010年，我们在按市场汇率算，我们都已经超过日本了，对吧，就是中日关系在发生大的变化。但是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恰恰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要防止两个很危险的这个局面的出现，就是说崛起国为什么会陷入冲突呢？它实际上也有崛起国自身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说高估自己的实力，第二个就是危险盲动，认为可以用实力解决一切问题。这个思路历史上也有的，日本是很典型的，它犯过这个错误，一个它对西方的理解有问题，第二个它自己这个国家因为是一个岛国，它资源稀缺，所以它在向外提出一些新思路的时候，它是没有避免这个危险盲动，或者说它的这个政治领导人，没有控制住国内的这种危险的情绪，导致它就是说这个军国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当然最后在二战中失败了，这是它的一个历史。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一带一路”它就有非常丰富的国际含义，它不光是说国内我们要进一步帮助我们提高这个产业能力，因为你把这个低端的产业转移出去了，大家如果继续工作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工资水平的提升，对吧？你要是价格提升了，你低端的产业你就是不能生存，这样强迫你必须要走产业升级的道路，那么这是一个国内的一个行业。那么国际上实际上当大家去看你的时候，它并不对你中国的国内情况有那么深的了解，它把所有你中国走出去的，都会带

　　上一个China，对吧，中国的一个符号，它都会从总体上去考虑你对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反过来，去涉及到，顾虑到这个周边国家的这个考虑，也就是说你是共商这一步的时候，那么你需要去注意，以这些国家，它是从总体上来看你，那么所以我想就是说，“一带一路”它实际上体现了我们习总书记的一个思路，就是说我们要走一条新型的大国的发展道路，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跟周边国家建立这种关系，不同于历史上发达国家与它们建立的殖民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这种模式。既然就是说你要走一条跟发达国家不一样的路，那么里面肯定会含有政治安全风险，这个道路问题，它不光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它会涉及到很丰富的政治安全的那个含义，那么这个我觉得是特别要对于我们这个领导干部来讲，还是要心中有一根弦，要记得这个事。

　　（二）中美彼此对经济实力的不同看法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以，比如说以这个崛起国，可能会产生两大风险，就是一个是高估实力，具体的以中美，怎么来看待彼此的实力。那么我总结了这个数据，大概看了一下，就是说有五种，对吧，有五种这个数据，就是说经常会被使用的，不同的人在用，所以你去看媒体、电视，那个报纸和电视这种，你特别要注意，就是说你一定要看的仔细，就是当这个政客、学者，或者说一般的人在评论这个事，评论中国的经济实力，评论美国相对衰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用的这个数据是哪一个，那么我就是把相关的经常会被用到这个，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数据，从1860年，也就是说我们鸦片战争，第二次战争这个阶段，到2030年，这么一个时长的一个阶段，那么你会看到哪个数据可能跟整体的历史发展比较吻合，那么这个竖的这个线是80年代的一个人，就是说这个欧洲人贝洛赫的一个数据，因为它没有给出一个连续性的数据，它只是若干年份，那么总体上你看它这个竖的这个线，对吧，相对于这个Y轴来说，是平行这么个线的话，总体上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实力是不断衰落的，对吧。1860年的时候，我们是美国的2.8倍大概，到了1880年，也就是20年，就20年一过，我们就低于美国了，就美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非常快，那么从1880年到现在为止，按照它的，因为它是计算到1980年，基本上是在降低，对吧，但是就是说建国前后，1949年前后，我们降到最低点，之后慢慢再恢复，但是仍然，按照它的那个时候数据的算法，没有恢复到1900年的水平，也就是说1980年中国跟美国的实力差距，比1900年，就是八国联军，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跟美国的差距还要大，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算法，对吧。

　　这是一个就是说总体上认为中国实力，到那个时候为止是非常小的，所以那

　　个时候我们也不可能提出来“一带一路”，就是这种重大的战略构想，那个时候我们是改革开放，就我们引进来，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走出去，，我们把我们很多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经验资金和一些关系我们都要用上，进一步帮我们国家发展壮大。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实际上看到比较连续的一根线，黑线，对吧，这个是在国际关系学界经常会用，就是战争能力的数据，也就是说你，衡量你一个国家是不是一个大国，在很多西方国家人士来看，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老百姓，就是你打仗能力行不行，我们当年败于日本，实际上我们GDP，经济的总量比日本还要大，但是你打仗的能力不行，那么就是它按照这个，它用了几个指标，算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东西。那么就算，你看这个趋势实际上跟贝洛赫的趋势也是比较一致的，也就是说1860年前后，我们跟美国的实力差距实际上不太大，甚至某些时候比它还稍微强一点。但是总体上此后这个100年，到1949年前后吧，一直呈下降趋势，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跟美国的实力差距实际上在缩小，按照它的这个数据的算法，实际说我们在90年代后期，我们的综合国力，或者说这个战争能力，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那么显然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对它的这个算法你会持疑义，对吧，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我们跟美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但是至少就是说，这个数据因为被很多人用，那么很多人基于这种数据，得出这个结论，它会影响它们的政策，它转变成政策之后，就会可能对我们“一带一路”这种行为会产生更大影响，就是它甚至会阻碍中国比如说它劝说菲律宾，或者越南，或者日本，它不让你进，对吧，我们在日本的投资是非常少的，非常少的，这跟日本的自身有原因，但是跟美国因素也是有原因的，就是美国很多地方它是不让你进的，它有这个能力，它有这个权力。

　　那么这个灰的，灰的是麦迪森，这个人在中国非常知名，很多人也用，那么他的这个数据是截止到2008年，因为他最近前几年去世了，所以他数据就没有更新，那么到这个阶段，就是说从1949年以来的这个趋势，跟前面两位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总体上这个国力是在不断上升的，不断上升，而且到2008年这个前后，跟美国已经非常接近了，非常接近了。所以如果你，因为它这个数据应用非常广，很多的这个报纸用的都是这个数据，所以你阅读它那个报纸的评论的时候你会发现，美国人说你看中国，你跟美国已经很接近了，很危险了，美国要采取这个措施，对吧，来拉大跟你中国的差距，不能够让你中国追赶上。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数据，你就会觉得中国已经很强了，在某些领域可以跟美国叫板，甚至于说打压这个美国，打压美国。

　　那么第四个就是说，实际上是IMF，这个也是经常用的，特别是政府，政府

　　部门比较正式的用这个IMF这个数据，那么用IMF的数据一算，实际上因为这个现实就是说购买力的评价，说中国也是超过它了，也是超过美国了。那么这种超过实际上对美国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对美国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心理冲击是很大的。美国在这个位置上维持了一百多年，突然被你中国，一个非西方国家超过，那它会采取很多的措施。比如说简单来讲，只要你中国倡议的，跟美国不是合拍的这个动作，它基本上它要批评，它基本上要批评你。首先从舆论上丑化你，另外它的一些公司在某些领域它会打压你，这是美国一个常用的手法。

　　那么另外第五种，大家不太熟，一般的这个读者不太熟，但是在美国精英圈用的特别频繁，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波尔津吉斯，这个是卡特时期的这个国家安全部，这个地位跟基辛格差不多，这么个人，他用过。另外像这个在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奥巴马去年年底这个国防部长组了一个政策顾问委员会，其中有一个人叫罗伯特?卡根，这个人也用这个美国农业部这个数据，结果第五种这个数据是来自于美国农业部的国际数据，这是第二个人，对吧，对美国政策有影响力的。第三个，在对华关系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也用这个数据，这个人叫戴维?兰普顿，霍普金斯大学的，对吧，外交学院，中国的外交学院，2015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评估报告，认为他是现在，就是说对华政策影响能力，就是对美国的政策影响能力第一位的人。

　　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三个人，一个是美国传统的大战略家，波尔津吉斯年纪很大了，80多了，那个卡根是研究美欧关系的，对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影响非常大的。第三个是研究对华关系的。这三个人用的数据都是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如果你用他的数据算，实际上我们跟美国的差距还比较大，你看到它的这个截止时间，2030年前后，中国仍然没有赶上美国，仍然没有赶上美国。那么这些数据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说最近这几年，确实是就是说中美关系，到了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地步，就是从实力对比水平上来看，你跟老大的这个地位在不断缩小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的时候，会给它带来一些负面，就是它的一些政策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

　　（三）经济运行规则的变革与板块的变迁

　　我这样就是举几个例子，当然也跟我们整个“一带一路”的规划相关的。第一个就是说“一带一路”提出这个倡议，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多配套措施的，那么最典型的实际上我们知道，2015年3月底，截止成员国的这么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叫AIIB，这个金融机构，最终这个吸纳的这个意向倡议成员国，达到了57个，实际上超过中国人的想象，我们原来也没想我们的成绩会

　　那么好，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因为2014年在北京APEC那个时候，签的时候可能是24个，结果到了2015年上半年，经过我们出色的外交工作，对吧，出色的外交工作之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第一个表态，然后在发达国家中间参与，结果这个形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效应，这些原来美国的盟友，纷纷背弃美国，要加入到这个新的金融机构当中。

　　那么这个AIIB的这个强势扩容，我觉得就是反映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优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大国，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能产生很多优势，比如说简单的以银行的名字，基础设施，大家知道就是说在美国、欧洲很多国家去过的话可以看到，很多基础设施是比较陈旧的，对吧，美国的很多基础设施，我觉得是比较陈旧的，像纽约、华盛顿地铁很多就比较老，因为它的历史比较长，它实际上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也就是说跟我们打朝鲜战争的时候，五十年代的时候完成的，那你想已经60年了，对吧。那么你经过60年了，它的机器也没了，对吧，它不可能说这个修路这个机器还留在那儿，早就报废了，没有了，那么当年建这些工程的人也没了，但它这个知识还在，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知识，图书馆书本上的知识，你要转化为实际工程的这个经营能力，它还是需要花费一些成本的，不像中国，我们发展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正在建设当中，对吧，我们修了这么多的道路，特别是金融危机，我们投了那么多的钱，就是我们这种能力是现成的，你周边国家只要需要，我立马可以派个工程队去，把你这个活给干了，对吧，而且我们也有钱，大国，有钱。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AIIB这个强势扩容，我觉得就是表达了，金融危机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新需求，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就是说金融危机以前，发展中国家认为，原来这个模式没问题，就是我也不需要去发展特别完好的，良好的基础设施，我只要在某几个，特别像东亚很多国家，我只要在沿海有几个城市，能够制造这个产品出口就行了，我只要不断的出口出口出口的，反正美国能消耗我的产品，把产品卖出去，把钱拿回来，我这个国家的收入就提高了，但是金融危机以后，发现外部需求不足，对吧，发达国家自己这个都没钱了，贷款都还不上，它就没有能力来提前消费，它要提高储蓄能力。所以发展中国家就势必要去扩大内需，也就是说它要在本地解决它的这个产品的消费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经验就派上用场了，因为中国人老讲，你要致富你要先修路，你没有基本道路的连通，信息的沟通，你这个需求你是发现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中国提出这个AIIB，确实是发现了金融危机以后，发展中国家这种强烈的，要立足于本地来建设国家的这么一种需求。

　　那么同时大家也能发现，当金融危机一来，金融市场，就是美国人控制的金融市场，不像以前那么灵了，对吧，它有一些资金它不敢贷了，不是说它不敢大规模的流动了，那么这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这个是很不利的，因为它本来说我这个出口不断增长的时候，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我可以向国际金融市场贷款融资，对吧，我可以贷。现在这个贷款的机构它不给你放贷了，那么这个时候中国站出来，说我来组织一个机构，中国愿意承担大部分的资本，我愿意给提供这个，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就是说这个AIIB确实这个成立，就反映了就是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思考这个大局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的理解加深了，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这个需求的理解我们加深了，所以我们能够应时而生，就是说提出这个。

　　那么你知道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在亚洲，还另外有一个日本人主导的，叫亚洲开发银行ADB。那个ADB是1966年成立的，它当时成立的时候，这个成员国也不少，也不少，至少比我们10月份，2014年10月份的时候签的时候多，它有26个，26个，但是它现在是远远不能跟AIIB比，我们是57现在，所以你会看到巨大的变迁，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比60年代末期的这个日本，影响力大得多得多，大得多得多，那么从这个成员国的地域分布来看，就是说ADB，当时就是亚洲开发银行当时成员国很多是太平洋岛国，那么这个你会发现，跟日本的这个海洋地缘政治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去考虑这个，设计这个新的经济制度，经济规则的时候，它必须要跟本国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你不能超乎于这个你发展阶段的需求，那么当时日本这个ADB它是，它也没有，几乎没有中东国家，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它60年代末期的时候，美国跟中东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爆发了好几次中东战争，那么这个对日本影响也很大，那么日本一贯是追随美国，对吧，它直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当这个欧派克这个国家，提高这个油价，对日本经济冲击非常大的时候，它才相对独立的进行某种中东政策，所以你从它一个机构，能看出来很多的问题，很多国际角色的变化，那么我觉得对于领导干部来讲，还是应该去注意这种趋势性的这个变化，那么有的人讲了，就是说从这个成员分布来讲，因为AIIB已经不能叫亚洲的这个投资银行对吧，因为它的成员遍布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它可能将来会是一个新版的世界银行。

　　那么韩国的金镛，对吧，就是韩国金镛，世界银行行长，它也是没有去追随美国的那个意志，他很快就站出来表态，要支持中国的这个基础设施，那个银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银行，它现在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能力，跟这个世界的需求差距越来越大，它不光提供不了钱，也提供不了解决方案，那么它认为出现，世界上出现一些新的这个机构，去弥补原来的这些全球金融治理的这种不足，他

　　觉得是非常有益的，那么中国当时非常欢迎，对吧，因为AIIB成立以后，你得到了世界上很多地区，国际组织、国家的支持，我觉得是反映了一种新的需求，那么中国这个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时候，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政治安全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客观上我觉得给我们推行“一带一路”，也是创造了一个新机遇，就是说你顺应时势，发展中国家需要这个。

　　那么我计算了一下，就是说，就是2014年，2014年按市场汇率算，这个57个意向国的GDP的总量，达到44.7万亿美元，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2014年的全球GDP大概73（万亿），就是我们一半多了，一半多了，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能够动用的这个资源，或者说我们的号召力，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而言，我们超过美国，我们超过美国，，所以这个就是说也是给我们老百姓，或者说舆论造成一种印象，我们看很多问题上，我们开始跟美国叫板。但是我前面说了，对于美国的精英来讲，他们心中是很清楚的，就是中国的实力到底跟它差距有多大，我们经常会在媒体上看到，也是哈佛大学的，好多时期的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提出这个软实力概念的这个学者，2014年底的时候，当世界银行和IMF他们宣布就是说，中国在PP，就是购买力上超过美国了，他说你这个总量超过我们，没什么太大意思，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成熟的经济体，不成熟，就是说你在很多领域的发展水平太低，你是靠人均，就是人数的这个优势，对吧，你取得这么一个地位，但实际上你跟美国还不能比，你看这种对美国政策有非常强的影响力，对美国整个的政治运作有影响的人，他是这么一种观点。所以我们在局部领域，对美国形成一种优势的时候，还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要看到我们跟美国的差距，对吧，我们还要再接再励，就是说认真细致的去做好我们“一带一路”的工作。

　　那么按照购买力，这57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63.4%，占比在1%以上的国家有15个，那么实际上你从历史上这个大国的变迁来看，能够达到大国这个水平，我算了一下，从1700年以来到现在，GDP的占比必须在2%以上，在2%以上，就是你不到2%你是没有资格，连这个候选人都算不上，就是候选国你都算不上，称为大国都算不上。但是就是在1%以上的，我们周边就加入了我们AIIB的这个15个，那么亚洲有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土耳其和伊朗，对吧，这些是在经济意义上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国家了。

　　那么从AIIB的这个特性，因为它是完全面向亚洲地区的这个基础设施，就是注重一些修路，不光是修路，包括管道对吧，能源，天然气的管道，电网，通信，这些都算在里面了，中国和印度的地位是相当突出的，，因为我们两个国家占GDP的总量，和在基础设施领域，投入的金额都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你就能

　　发现，从AIIB上你能发现，就是说地区性的国家，不再把目光只投向发达国家，很多国家认为，亚洲的国家自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大家如果还能够想起来的话，2014年的时候习总书记在亚信峰会上，在上海举行的一个会上，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口号，亚洲的问题要由亚洲人自己来解决，那么这句话是有很积极的含义的。我们领导对世界文明史的认识和变迁，我觉得是非常深刻的，但是想一想就是说50年代参加万隆会议的那一批国家，参加万隆会议的那一批国家，实际上是古代四大文明古国的后代，埃及、中东国家、印度、中国，实际上在1500年的历史上，人类就是说，可能近2000年历史上都是领先的，不领先就是最近500年，对吧，西方人领先了。所以你AIIB，加入AIIB很多这些周边国家，实际上就是属于这些传统的文明地带的国家。

　　所以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文明角度思考，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它确实有非常强的历史含义的，历史含义。如果我们能够跟周边国家以共商、共建、共享的这种态度，真正把这个事情，通过五年、十年、二十年推下去，那么真的可能会对人类历史造成很大的影响，对吧，那么你这么一种重大的影响，不可避免的会带来很多新问题，也包括发达跟发展中国家问题，特别是我觉得政治安全风险问题，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去准备，因为我们原来经济的这个工作，很多是一个既定的框架下，现在我们自己要建立一个新框架，在某些地方跟美国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美国人可能也没有充分应对的这种准备，所以很多事情它会出现一些碰撞，对吧。那么这个就要求我觉得有一个心理准备，这是比较好的。

　　（四）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大辩论

　　比如说美国最近几个月，出现一个大的辩论，认为美国对华的政策需要进行大调整，3月底的时候，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了一个题目，就是修改美国对华战略的这个政策报告，那么认为美国需要设计一项针对中国的新战略，核心呢是平衡中国权力的崛起。建议美国不要再继续帮助中国了，那么这个报告的撰写者，实际上是在政策界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人，在布什时期担任过高官的布莱克威尔和泰利斯，就是这两个人，一个是印度人，就是印度裔。而且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哈斯，这个人也是在小布什时期担任过高官的，写了一篇序。大家知道，就是说介绍一下这个背景，这个对外关系委员会号称是一个中立，就是它没有什么党派设置，它一个两党的一个中立的，它提出这么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少见的，如果大家最近看那个ForeignAffairs，也是由这个对外关系来主管出版的这么一个刊物，对吧，最近邀请了好几位学者在上面写文章。比如说有清华大学胡鞍钢老师的这个文章。这么密集的在前30页，刊登五、六篇，六、七篇，也是很少见的。

　　这个意味着就是说美国人确实在考虑，中国最近几年，提出了很多新的想法，中国的经济也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特别是中国的军力发展也很迅速。该如何来调整对中国的，这种调整有的时候是好的，但也会带来不确定性，对吧，有一些比如原来的政策班底不在了，新的一批人出来了，那它会产生一些问题。那么这份报告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硬派，对华进行对抗，遏制的色彩比较浓，它有很多建议，核心我觉得是五点，对吧，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第一就是它要复兴美国经济，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跟其他的一些立场，比如说自由主义的立场没太大差别，就是复兴美国经济。

　　那第二点就不一样了，就是创建这个排他性，不包括中国的特惠贸易安排，但是要纳入美国的朋友、盟友，以争强相互获益，那么这个我们大家也知道，像TPP，就是泛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美国目前正在推。但是在众议院受阻的这么一个，自由贸易区的这个一项安排。那么它典型的这个含义，除了经济之外，最重要的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战略含义，它的目标就是针对中国。美国绝不允许，中国在美国的这个西太平洋，甚至于就是说在中亚、南亚，这么重要区域的，建构一项由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这个规则。奥巴马总统在多个场合也都说了，如果我们再不抓紧，这个规则就让中国人给制定了，那么这种规则在西方人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对吧，西方人这个法律至上主义，什么事都要按规矩办，所以他们这个特色，所以他把这个东西看得非常重，这是第二点就是排他性的一个区域贸易安排。

　　那么第三点这个报告建议，就是重建技术控制机制。这一次不光美国人自己要站出来，进一步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而且它要求它盟友，比如像日本这样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实际上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对华的这个技术输出最重要的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以色列，对吧，如果美国加大了这种约束，限制这个技术，那么我们这个产业升级，我们国内的很多调整，可能速度就会放慢，这个是有可能的。

　　那么第四个，提升在中国周边的美国盟友和朋友的政治能力，美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对吧，我们也都知道，比如说在缅甸，包括对越南的这个援助，菲律宾不用说了，包括在阿富汗的或者这些，那么这种美国的介入，美国的支持，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比如说我们周边很多国家，正在处于一种政治转型过程当中，台上的这个政府，它有时候不一定能控制反对派的声音，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当中国加大与台上的政府的这个合作，它反对派就会搞出很多事来。那么我们很典型的例子，大家都非常熟悉，2015年年初的斯里兰卡的总统换新

　　总统上任，为了显示它对选民的这种，回应选民的呼声，我们在那里很多工程建设要停止下来，那么你一停下来就会有很大的损失，有很大的损失。那么这个就是说跟整个地区的这种形式是有关系的。

　　那么第五点就是提升军事力量，这个报告建议，就是说增强美国军事力量，沿着亚洲边缘地带的有效投射能力，什么意思？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在新加坡部署了滨海战斗舰，对吧，要压制我们通过南海影响周边事务的这种能力，那么新加坡为什么战略地位这么突出呢？就在于它的地理位置，我们都知道它是运用马六甲海峡管理能力的这么一个重要通道的一个国家。世界上百分之六、七十的原油贸易，都要通过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如果美国人有施加压力的这种，施加影响力的这个军事能力存在，它当然有一定的掌控力。这就要求我们可能在推”一带一路”的时候，就需要去注意美国的这种政策变化，如何影响地区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进而就是说它是支持，还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这个就是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有的公司它去对外投资的话，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它的觉得这个没事，但是很多公司，我们分析来看，有很深的这种美国的因素在，有很深的美国因素在。

　　那么我刚才讲了，就是说我们往上看，对吧，就是你“一带一路”提出来之后，你对于这些发达国家，原来这个规则是他们定的，制度是他们定的，他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事，你需要去注意，因为它们有足够的行动能力，资金、军队，它如果看到某个事情对它不利，它会采取行动，它会采取行动，这个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当然这个不是某一家公司的事，它涉及到整体的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的这种应对能力，怎么来防范我们在某些领域对发达国家构成的挑战，这个是需要我们继续来研究。

　　（五）“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安全风险

　　那么如果你面向这个周边国家，实际上它也有很多问题，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中国最近几年的发展，也有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国出境游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到处看到哪个地方，全世界可能很多地方你出去玩，都会看到中国人，那中国人一个特点，就是购物能力特别强，购买力，购买力很强，买很多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很多超市它就限制，你中国人去买奶粉可能两罐，或者买几罐，一买就买完了，对当地国家就造成影响，那么这些因素实际上是我们原来没有碰到过的，总体来讲起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这次“一带一路”，这个新的含义，跟原来改革开放初期，就是说我们好多事情不一样，就是在于我们的人真的出去了，现在我们在海外有几百万中国人，比如说非洲，据有的学者统计，可能有三百多万，三百多万，对吧，那我们知道这个像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这个就是阿拉伯那个地方，我们也有一次撤离，撤侨行动，当时正好我们这个军舰在那儿护航，所以很快就完成了，那么像这种事，如果距离还远，对吧，如果说我们的军舰不在那个地方呢，你怎么来保护这些人的安全，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据外交部的这个资料，他们说就是说5月，2010年5月份的时候，就截止到那个时候，它这个出境的人次就5800万，五年以后，就2015年5月份的时候，这个人数就达到1.14亿次，就是这个人是膨胀是非常快的，那么这么多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全世界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就十二、三个，菲律宾可能会成为第14个，或15个，超过一亿人口的国家。所以你这么规模的人出去，你可想而知，你会带来多大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是我们自己官方也不掌握的，但是出了问题，在现在这种新媒体的形势下，对吧，互联网这么发达，你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对我们政府的公信力和威信，国际形象都是有损伤的，对吧，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这些国家。

　　所以当咱们现在的外交，或者经济合作的中心，由原来的物，货物，转向人的时候，这个政治安全风险因素，就特别需要去注意，因为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来讲，就是以人为本，对吧，外交为民，而且从社会层面来讲，当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他对于这种国际安全的需求，他就会增加的，因为他要出去旅游。比如说我们说最近在韩国的MERS传播的那个传染病，那你就会影响，你国家就要提前公布一些信息，你要去跟韩国搞这个协作，你怎么来防范这种危险，这种因素就是说是，原来我们基本上都比较少，因为你中国人也不出去，国际上的这种疾病、传染病，对我们也没什么影响，但这种因素就会影响了。“一带一路”国家，实际上好多地方风险，这种风险是有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它对海关的管理，它对移民问题的管理，跟发达国家是不能比的，它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如果你去东南亚会看到，就是说他们内部的东南亚之间，国家之间人口流动是非常频繁的，当你“一带一路”推进，你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的人到中国来，或者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去的时候，这种矛盾是非常深的，就是说你需要去注意，那么总体来考虑，就是说在“一带一路”这个沿线国家，几乎所有类型的政治安全风险都有，都有，只是说你不同的国家可能这一类比较突出。

　　比如说大部分人，如果你看媒体的评论，或者包括我们外交部、商务部的人，在进行一些提醒的时候都有几类，比如说政局的动荡，实际上像我们重点推的像巴基斯坦，实际上也是很动荡的。习主席本来是2014年就要去访问的，后来因为他们国内的政治问题，没能成型，那么这种就是说实际上对于中国推进“一带一路”也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后来4月份去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加大了对

　　巴基斯坦的支持力度，因为巴基斯坦在很多西方媒体的这个眼中，是一个不能说马上完蛋，也是离那儿不远的国家，政治相当混乱，尤其是恐怖主义，危害非常严重，因为它跟阿富汗的交界，加上宗教，民族因素，它影响非常大。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如果这个国家，跟中国关系这么好的一个国家，都无法保证政治稳定和安全，那么对我们“一带一路”的推进，会是相当一个负面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是必须，就是类似于这种重点国家，政府要给予大力支持，提升它的治理能力，提升它的发展水平，对吧，所以我们国家这个政策走向，我觉得方向是对的，但是对于你企业来讲，有的时候你的应对措施如果不及时，不注意跟踪相关的这个中央政府文件的进展，你会产生一些失误。那么像这种我觉得特别，比如说缅甸也有，缅甸这些实际上都有，对吧。前几年像蒙古也有这个问题。

　　那么恐怖袭击，第二类恐怖袭击，像中亚、西亚地区比较突出，对吧，我们知道2014年开始，2014年实际上6月份，6月份这个我们中国跟阿拉伯国家搞了一个合作论坛，当时习主席也去了，发表的演讲，还提出了很多新的合作构想，但是没过几天，这个中东地区发生一个重大变化，就ISIS伊斯兰国开始崛起，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就对我们造成很多影响，我们有些企业，因为它说我只要在那个地方挣钱，有一些风险也无所谓，因为它挣钱快，它觉得可以。但是你对于国家来讲，国家是需要综合考虑的，如果你一旦出问题怎么救，对吧，这种负担都会在国家层面产生，所以这个时候企业和国家两者的利益，在如何看待这个东道国政治经济稳定的时候，是有一些分化的，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协调，对吧，你企业不能说我挣三个月的钱，挣半年的钱我就出来了，你万一出不来呢？这ISIS控制的这个区域面积还是很大，那么当然它现在不是针对中国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前上半年，这个ISIS还杀了两个日本人，就因为安倍去中东访问的时候，给提供经济支持，打击这个伊斯兰这个复兴力量。中国现在在那个问题上表现的外交姿态技巧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成为他们的主要袭击对象，但是这种情况也非常多，也非常多，零零碎碎的也有一些，特别是阿富汗，我们记载的这个案例也不少，就是说我们的工人，技术人员，在那个地方被绑架，甚至被屠杀的也有一些人，那么这种事情就是说多了，那么你中国在海外的公司，你可能就比较难以从国内招募到合格的工人，那么你在当地招工人，可能就会存在一些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那么我们外交部门，或者有的其他的一些部门在考虑，就是说能不能将我们国内的退伍的军人，就类似的组成一个保安公司，像美国黑水公司那样的，就是跟着我们的大型的公司到海外去做工程，投资的时候跟着走，保护我们的工人，那么这个课题我觉得以后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社会治安，社会治安实际上也好理解，大家如果去过发达国家，实际上总体上感觉比较稳定的，日本和美国，特别是日本这些国家，韩国，它人均GDP提高以后，法律规范意识，自己的行为规范，都比较得到管制和约束，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个社会治安是成问题的，是很成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很具体，你很多企业到了那儿，或者说很多人员去旅游到了那儿，你就需要注意，你离开了首都圈，去到边远地区的时候，你就要注意这些问题，他并不认得你是中国人，或者说他可能会认为你是日本人，或者类似的，他无法在人种上给你做一个具体的区分，那么可能会因为一些别的问题牵扯到你。

　　那么第四个实际上自然灾害，比如最典型的像尼泊尔，对吧，这次的大地震，我们原来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在它，我们前几年还去，尼泊尔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像它的这个首都加德满都，实际上好多地方因为政治原因，就公共设施的建设比较落后，很多房子是没有加过钢筋水泥的房子，对吧，道路也是没有加过混凝土的，那么像这样一种国家，如果你进去了，比如我们“一带一路”，我们前面提到，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巩固西藏的安全，西南边疆的安全是很重要的国家，而且它也有一些优势，因为它贫穷，它实际上在欧盟、美国，它签了很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它的这个羊毛产品，天然资源产品的出口，是没有关税的，对吧，我们很多企业可以去那儿做一些贴牌、生产，但是去的这种，注意像这种地理位置比较高的国家，它也有一些风险。那么这种自然灾害一旦发生了，它们很多政府的工作就推进不了，对吧，我们有的朋友在尼泊尔的时候就讲，就是说原来跟他们谈了好多协议，因为发生地震，根本就推不了了，根本推不了，因为没有人管这事了，因为他们政府的分工，不像发达国家，说你救灾就这个部门的人去，别的部门的人还要继续运转，像这种发展中国家，它办事率比较低，遇到这么大的灾难，所有部门一起上，别的事都不管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企业你要盖章，要签水、电，就没人帮你通了，所以这种问题我觉得我们也是需要去注意的。

　　那么剩下的比较大的就是劳务纠纷，这个劳务纠纷既有我们就是中国工人去了那儿之后，因为风俗习惯的原因，跟当地产生的一些矛盾，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吃，当地可能吃很多有禁忌的东西对吧，这个也是一个矛盾。另外就是说我们中国这个企业在雇佣劳动力的时候，按照国内这套习惯，比如说周六、日加班，或者说你几点到几点，你都需要加班，比如说这个工程没做完，你加两个小时班把它做完，但是对于很多当地的工人来讲，你到点了就下班了，就没有这个义务，他也没有说，他也不需要你这个钱，那这种对我们这种企业的管理能力，跨文化

　　的这种管理能力它确实是一个挑战。那么出了这个劳务纠纷之后怎么解决。实际上有一些投资失败，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听到比较多的，可能是在中东欧的这么一些国家，就对于劳工的这个工会重视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国内工会跟西方国家的很多工会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是主人，他们是要跟资本家斗的，要团结起来，跟资本家来谈判这个东西，你不能随便解雇人，而且你到了一定的时期，你要固定的去提高他的工资，那么我们国内企业这方面考虑的比较少，完全是就是以国内的思路，来管理我们的工人队伍，那么这个可能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说这几类政局动荡，恐怖袭击、社会治安、自然灾害、劳务纠纷，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所以当企业进去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政策设计者在去跟对方国家共商，或者对接发展战略的时候，就要充分去注意考虑这些问题。

　　还有另外一些问题可能是，也不能说叫政治安全风险，是说它国内因为这个社会性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听到的例子，比如说中石油哈萨克斯坦，去开采经营的时候，签证问题，它一年只给你比如说几次签证，多少天，但是你对于中方的很多劳工，或者说居民来讲，他需要在那儿常住，可能还要经常返回本国的，返回北京，或这个总部来协商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多次出入哈萨克斯坦就成为一个问题，那么这种东西就是说，有的国家有，有的国家没有，这个需要去通过政府部门去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但是有时候就是即使我们政府层面解决这个问题，它真正落实到下面的执行的部门，它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去注意的。

　　二、投资于“一带一路”的安全风险评估框架转变

　　那么我重点就接下来讲一讲这个对外投资这个，就是说我稍微阐述一下，就是说对外投资为什么重要？因为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它是美国的权力支柱，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当美国权力鼎盛的时候，它在对外投资领域，占比是超过50%以上的，第二位的这个英国，跟它差距实际上非常大，不到20%，那么那个时候大家看，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的时候，日本跟它的差距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之前讲过，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阶段，对外投资，跟七十年代中期的日本是很像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你相对于那些发达国家积累的实力，我们差距很大，但是你又不得不去提升对外投资的水平，因为这个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你看到现在为止，这个数据，是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的一个数据，就是说欧美日三方，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占世界的比重，就是它们加起来的量，最近几年下降了，但是它们之前，从八十年代到21世纪初，大概在百分之八十三、四左右，现在降到百分

　　之七十二、三，就是下降了10个点，那么这10个点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就是它们的对外投资，占到了一个大的比重。这是一个变化。

　　（一）欧美走出去时的传统安全风险框架

　　那么当欧美这个走出去的时候，它那个传统的风险框架，我刚才说了，就是说五十年代的时候，它们认为企业到海外去投资，不要考虑那么多的因素，就是你东道国跟本国的利率不一样，你东道国的利率高，我企业就去把这个资本拿过去，到你那儿反正回报率就高，到后来发现企业去那儿投资，不光是考虑利率的因素，还考虑别的一些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就是说企业自身是很重要的，企业自身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个经营管理能力，你有没有特别的能力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现在也在考虑的。

　　那么到了这个80年代，当欧美这个企业非常成熟的时候，它们的这个分析框架，或者考虑安全风险的框架，就是变成东道国、母国和企业自身，就是这三者，就是当你企业去做一项项目的时候，进行评估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这个三方因素，就是东道国的政策要考虑，东道国的环境要考虑，母国的环境要考虑，企业的环境也要考虑，那么基于这种理论的视角，就是说在风险评估方面要立足于母国、企业、东道国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动态框架，比如说美国跨国公司，对拉丁美洲这样的投资，与英国跨国公司，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尽管目的地都是一样，都是在拉美，但是两个公司面临的国家风险，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因为美国的霸权主义，导致拉丁美洲反美，但是这些东道国不一定反对英国。另外一方面，比如说美国的公司比英国的跨国公司实力更强，在应对风险能力的，就是这个应对风险方面的这个能力，可能也是要，比英国公司要好，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简单的套用，说英国怎么样，或者美国怎么样，这时候你要具体，就是说从这个框架，就是三个，三个这个动态的这个去比较。

　　所以当那个时候就是说欧美七、八十年代，它们占了一个主导地位，因为看了八十年代的时候，它们还占了一个80%多的量，它需要考虑的因素，比如说东道国和母国关系，那么比较典型的，比如说1959年古巴革命以后，美古关系迅速降温，那么现在它又将恢复，对吧，奥巴马将它恢复。古巴的对外贸易，完全转向了这个苏联，在这种时候，美国公司在古巴的投资就风险很大，当然这种风险对英国公司也是存在，但是可能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跟英国的关系，要明显好于跟美国的关系，甚至一定程度上，中国还通过英国在华代表，去谋求改善与其他国家关系，这样对待英国公司的态度，就不同于

　　对待美国公司的态度，那么反过来讲，对于英美公司来讲，这个风险是不一样的，风险不一样的。

　　同样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的投资案例，那么也可以参考这个框架加以分析，从数量上看，日本在美国的投资，远不如加拿大公司在美国的投资，80年代前期的时候，但是美国人对英国，对日本的反映是很强烈的，这就是说你这公司，从哪个国家来的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不是说东道国对所有的资本都是一视同仁的，它有的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不一样的。

　　（二）中国对外投资的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革

　　那么中国这个面临的这个投资环境，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革，第一个就是说刚才我说了，最近十年，最近十年，就增长速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投资非常多，非常多，这个时候你去总结，它们碰到的问题，与发达国家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第二个就是说八十年代以来，跟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不一样，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它在规范投资者和国家的这个义务权力，你一旦发生争端，它是有解决机制的，八十年代以前没有，对吧，都是靠母国政府出面外交途径，那么现在它是有一些国际的正规的一些规则，你公司可以去应诉、起诉、应诉，什么这么一些事，这个是不一样。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特别重要的，我觉得对中国的理解，就是说冷战结束之后，90年代兴起了一种社会思潮，叫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说你因为发达国家它80年代它进行自由化之后，很多国家把这个产业，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它引起了很多矛盾，对吧，那么很多企业要求，很多社会团体，NGO要求企业注意，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中国实际上新世纪以来，最近七、八年，我们有很多公司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也就是说现在中国企业到海外去投资，这个风险框架，跟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欧美公司三位一体，母国、东道国、企业，就不一样了，你至少得加上一个社会，就是说四位一体的一个框架，对吧，比如说我们在缅甸这个水坝，一说水坝被停止，很多美国人是出钱给NGO，NGO造反，这个时候就是说我觉得对我们的威胁非常大，而且我觉得这个因素，对中国将来对外投资是否真的有实效，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周边国家好多现在处于政转型过程当中，现在在台上的政府，很可能因为反对派的这个力量崛起垮台，比方斯里兰卡这些，柬埔寨，已经遭到很大的危机，那么你中国企业如果只专注于东道国，对吧，你不去注意它的社会成员的这个因素影响，你的很多前期投入是收不回来的，而且你这个企业在那儿建立的工厂，到最后也会被新政府勒令停产或者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新选上去的政府，它要考虑到选民的这个态度，那么这个选民它

　　有时候并不一定直接从你这个工厂得益，它甚至于说得到一些域外的，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美国那个施加的这个影响，它会影响到这些选民对你的态度，那么从而去通过政府，给你中国在那儿的当地的一些经营造成一些障碍，这个因素是新的，原来都不太有。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将来中国企业去那儿投资，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上，就是说我们前面介绍，邓宁那个理论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你对外投资会逐渐超过这个吸收的外资，那么中国去年，2014年，吸收的这个外资已经低于流出去的外资流量，当然我们在存量上还没有超过，存量上按照外管局，今年3月份公布的数据，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还只有7443亿美元，吸收了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26700，那么两者的差距达到19000亿，也就是我们现在从第三到第四个阶段，这么一个重要的转折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阶段，实际上特别容易碰到上述这个政治安全风险，也就是说处于一个政治安全风险的高发期，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注意。因为这个外资的这个，流出去的外资，处于一个井喷式的增长，原来可能我们3、5年才达到这么一个阶段，现在我们是几个月，比如说我们在美国的投资，几个月可能就翻一番，那么这过程当中的这个，你包括这个公司的团队建设，应对风险，比如公共关系部门的建设，你都要跟上，对吧，那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都比较缺的。当然就是说我们跟美国阶段不一样，有些问题是不可以比，比如说我们征收，对吧，五十、六十年代，美国在拉美国家制造一些问题，我们可能是没有了。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日本在伊朗的投资，对吧，1979年伊朗革命，实际上很多投资都破产，收不回来，美国在中东地区也是这样，欧洲的这个政治稳定也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它的投资非常多，就是政治稳定，双边关系好的情况下，投资可以多的。中东，负的，对吧，负增长，实际上七十年代因为第四次中东战争，美国的很多投资收不回来，撤退，逃都来不及，，因为对美国打击非常大那个时候，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教训，对于我们来讲。

　　所以我一个总的结论，就是说在第二部分，就是第一部分讲这个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面临总体安全，政治安全风险，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中国投资在“一带一路”当中，我觉得主要的是来自于社会层面，因为我们中国海外投资这个行业和阶段性特征，我们还没有在体系层面上，就是在规则上对美国，完全改变美国设计的规则，我们还在遵循美国的一些，但是我们去要面对一个新的国际环境，以及东道国自身的崛起，因为它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它的社会力量在崛起，这些国家比如说学习了联合国贸发会推动的，关于建立跨国投资框架的这个系统性论述，它会非常注重可持续发展，而且又强调尊重东道国的主权，这个跟

　　中国以前吸收外商投资的经验也还不一样。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这些国家又经历政治社会转型，多元社会生态在形成，影响投资收益的这个行为大量增多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企业一定要去注意，如何应对这种海外投资这种环境变化带来的这个政治风险，特别是社会层面的，这个是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今天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篇四：政治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点篇五：政治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点

　　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外部挑战

　　当前我国在政治安全领域，复杂的外部因素与繁杂的内部因素互联交织，繁杂纷乱的内外联动，严重威胁着我国的政治安全。这些外部挑战主要是对我国的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制度安全、主权安全形成威胁，具体表现如下：

　　（一）对政权安全的挑战

　　我国政权安全的最现实的挑战就是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高调推出，意在遏制中国的发展;进而又提出“印太战略”，目标是进一步压缩中国生存和发展空间。在我国及周边地区，也出现了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先兆。例如2007年缅甸的“番红花革命”，2017年柬埔寨的“莲花革命”，2014年中国香港的“占中运动”，以及2019年以反修例为名的香港暴乱，这些都是西方企图借“颜色革命”钳制我国发展的阴险图谋。

　　近几年，美国大肆实行“美国优先”和霸权主义，对别国进行直接欺凌，“颜色革命”出现了新的动向，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1.从利用“街头政治”转向破坏宪法秩序。“街头政治”因为其成本低，易发动，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惯用的手段。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街头政治”策动的失败，给西方当局带来更深入反思，分析“街头政治”的局限性：第一，前期的动员周期比较长;第二，发酵周期也相对较长，有时需要好幾年的时间;第三，有些国家作好了应对了准备，“街头政治”被合法合理镇压，我国成功挫败香港暴乱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街头政治”被翻版升级，以更加粗暴的方式，苗头直指目标国的民主程序和宪法秩序。比如：今年以来，美国国会悍然通过所谓的《2019年台北法案》《香港自治法案》《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妄图干涉我国内政。美国自认为可以把自己倡导的“民主”“法治”放在一边，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可以肆无忌惮破坏别国的宪法和法律。

　　2.从网络动员转向网络功能“深度挖掘”。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民不断增加，网络手段隐蔽、便捷、高效的特点，被“颜色革命”广泛利用，青年人成为被动员的主体。今天，美国不再满足于表面的动员，而是转向“深度挖掘”，比如，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社会学院等，通过建立相关的网站，与目标国国内的分裂势力通过网络联络，直接与“颜色革命”的幕后推手联

　　系，策划“颜色革命”，并得到境外资金支持。这种方式更加便捷高效，不易被发现，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我国应对“颜色革命”的压力和难度。

　　3.从自己独立推动转向“群狼战术”。美国在自己苦心策划推动“颜色革命”的同时，也拉拢其他国家加入到这个阵营里边。近年来，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对我国进行强有力的制裁。比如在《美墨加协议》签订的时候，禁止墨西哥、加拿大与我国签订与之相关的任何协议，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们选边站队。由此可见，出于对自己国家利益的维护及意识形态的捍卫，“群狼战术”未来会被频繁使用，这必将带来更复杂的国家间矛盾和国际社会冲突。

篇六：政治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点

　　个人、政治与威胁

　　——论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王亚萍

　　【摘

　　要】摘

　　要：基于个人安全与政治安全息息相关的角度审视政治领域安全问题，探讨安全、个人安全、政治安全的含义和主要内容。中国的政治安全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现实性和综合性的威胁与挑战，主要包括国家主权争端、意识形态领域、国家认同层面、祖国统一问题等威胁与挑战。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和确保政治安全，这不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极大考验，更是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

　　【期刊名称】信阳农林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26)002【总页数】5【关键词】安全；个人安全；政治安全；威胁；措施

　　1安全(security)

　　安全——无论是个人安全、政治安全还是社会安全——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基本上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因此，只有我们清楚明白“安全”的内涵，才能够更精确地把握与“安全”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其它学科中，“安全”这一词汇本身被许多学者、实践者以及政府官员广泛使用，它已经成为一个极其核心的概念。《牛津英语大辞典》对于“security”(安全)的定义是“在威胁面前，没有暴露或即使暴露也被保护的状态”；“safety”(安全)是免于威胁、担心、忧虑；“securesense”(安全感)是指没有产生或者规避了威胁的感觉。奥利·维夫(OleWeaver)指出，“安全至少具有

　　两个方面：第一，面临的是将要出现的威胁；第二，关心的是跌破某些严重剥夺的临界点。”[1]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对“安全”进行了比较清晰的界定，在其《NationalSecurityasambiguoussymbol》中，他对“安全”的多维度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反映了实证主义的主导倾向。他认为应将“安全”的研究视角从个人层次延伸到政治层次，“安全”的外延不应该局限于国家安全，它应该向外扩展，将某些系统性要素(如政治体系)囊括进来，从而提升“安全”的烈度。此举的最终目的在于揭露模糊的符号概念导致的潜在威胁，强调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安全”的概念包含了重大的政治威慑力和影响力。“安全”的概念过于多面和复杂，其最低底线是生存，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生存状况的追求，这一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安全”要素的明确性。W.B.加利(W.B.Gallie)认为安全是一个“极具争议性概念”[2]。它有可能比社会学中的其他基本概念——正义、平等、和平、爱情、自由等——更为复杂，安全概念并非将关注的特定情景(情况)明确化，这往往会引起对其功能和意义的争论，而这些争论往往是无疾而终、无法解答的。

　　2个人安全(personalsecurity)：政治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

　　“个人安全”是一个复杂的存在，1994年，联合国开发署(The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UNDP)在《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个人安全”的含义，希望以一个尽可能全面的定义来回答个人面临的安全威胁，“个人安全就是免于饥饿、疾病、压迫等长期威胁；在工作、家庭、社区等任何日常生活场所中，都免于危害性和突发性的干扰，既免于匮乏的威胁，又没有恐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可以划分为7种集合：经济安全、食物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3]个人是安全

　　概念适用范围的最小单元，一般情况下，“安全”更适用于物而非个人。由于指定物品一般可以通过相仿物品代替，所以，人们可以通过对风险的保守统计(actuarialstatistics)降低损失物品的风险，以此来提升物品所有者所有权的安全系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绝不能以这样简单的方式确保个人安全，首先，个人作为主体性存在，个人安全包含诸多因素——生命、自由、地位、健康、经济、政治等，其中一些要素(生命、权力)一旦丧失，将无法恢复。其次，个人安全的某些方面是矛盾的，比如，如何既确保个人免受犯罪分子的侵扰，与此同时又不侵害其作为公民的自由权？从本质而言，安全的对立面是“威胁”，安全概念折射出来的威胁(挑战)是模糊不确定的。就个人而言，安全不是绝对的，人类社会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某些因果关系不明确的威胁，比如犯罪、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渗透，安全似乎“遥不可及”。这样一来，个人安全面临着作为一种政治问题的困境，即这个困境如何既推动自由(community)，又不会遭受权威的压迫(oppression)，简言之，如何既确保个人自由权利，又保护他人不受自己自由的威胁？

　　霍布斯在(ThomasHobbes)《利维坦》中清晰地说明了这种困境，他认为个人或者集体(社区、民族、国家等)生活在自然状态，即无政府状态，他们会轻而易举地发现自由程度的提高是通过置换自身安全为代价的，如果想要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那么行为主体必定要遭受同等或更高程度的不安全，结论是安全度与自由度成反比。用霍布斯的话来讲，在自然状态(无政府状态)下，处于其中的个人面临着一些自然混乱和社会混乱，个人无法控制甚至不能承受诸如此类的混乱，处于危机中的个人不得不选择牺牲某些自由来确保自身生存的安全，由此一来，政府便产生了。政府不仅依赖于权力集中，而且依靠于这样一种契

　　约，即两害相权取其轻(自然状态下的威胁>政治威胁)，将与个人安全息息相关的政治问题诠释为“较小的恶”(thelesserevil)。政府(政治)提供了一种机制——确保人们规避或躲避混乱以获得安全的机制，这是人们构建政府的初衷。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方式的日益专业，个人与政府间的共存关系得以加强，自然状态对社会成员的吸引力和诱惑力越来越弱，个人愈发依赖于政府，从这种思维逻辑来看，政府(政治)的地位是不可逆转的，人类是不可能退回到自然状态的，所以，我们不会也不可能离开政治来探讨个人安全，个人安全与政治安全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3政治安全(politicalsecurity)：安全的一个指代对象

　　“政治安全”是“政治”与“安全”的有机统一，指代对象为政治，归根到底是安全。安全概念被用于不同的地区和国家，而这些地方的具体情况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因此，我们不应该奢望“政治安全”的一般意义具有绝对一致性，不能通过单一的因素(如国防实力)来衡量政治安全，作为安全的一个指代对象，“政治安全”的含义具有多样性。政治安全既是安全领域的重要理论，也是主流理论研究不可忽视的议题，它广泛涉及政治学理论、政治制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众多学科。当作为指代对象的政治概念与内容复杂的安全概念有机结合时，“政治安全”就具备了相对明确的内涵。近年来，学术界对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积极地研究和探讨，由于研究兴趣、目的、框架等各不相同，所以，学者们对“政治安全”的界定各有侧重，具体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

　　3.1国家主权观

　　这种观点强调政治安全即国家主权在面临外来的政治干扰和威胁时，运用一切力量排除和解决这种威胁，从而确保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这种类型的政治安

　　全主要强调国家是政治安全的核心，探讨主权国家对抗强权政治的国际争斗，这是传统安全的显著特点。主权和政权是紧密相连的统一体，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最基本属性，它不可分割，不能转让，不受侵扰，对内表现为统治(管理)权，对外表现为独立(自主)权。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曾明确表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4]

　　3.2意识形态观

　　这种观点强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政治安全系统中的关键地位，突出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引导能力。意识形态从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抽象事物，它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相联系，涉及哲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政治思想等众多内容，一个国家对意识形态阵地的保护与坚守，最终目的是确保政权根基，维护政权稳定。从政治的角度而言，主流意识形态是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是政权存在的理论来源，事关重大。一旦意识形态改旗易帜，无异于政权被颠覆。有学者明确强调，“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灵魂”[5]。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已成为当下人们研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参照系”[6]。

　　3.3制度要素观

　　这种观点强调一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对政治安全的影响，政治制度是指围绕政治活动而产生的一切政治体制的总和，一般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其目的是保障国家的基本性质——谁代表国家意识，谁是统治阶级。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领域的关键性要素，政治制度各要素之间的合理运行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是政治安全的具体表现。杨宁强调：“政治安全是指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有序性。”[7]总而言之，政治安全旨在“保障国家的政治稳定”[8]。

　　我国政府普遍关注和重视政治安全，把政治安全作为全局安全的基础。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2006年9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了加强对安全工作的统一集中指导，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着力维护主权和安全。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坚决维护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国防等安全。”

　　4政治不安全：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威胁与挑战

　　绝大多数威胁来源于内外部环境，因此，在量化一个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时，应考虑内外两种原因——不仅要考虑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凝聚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脆弱性，而且要探究其他国家有可能造成的外部威胁。一般而言，呈现脆弱性的国家，基本不具备应对各种类型的威胁与挑战的能力；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内外部各方面实力都强，那么，它基本具备应对各种类型的威胁与挑战的能力。表1以“政治凝聚力”(内部因素)和“外来威胁”(外部因素)两个维度，简单地对上述内容作了总结。

　　由于部分威胁与挑战是内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来自于国内(内部)，又来自于国外(外部)，故以下不再对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来源——内部、外部——进行详细分析。

　　4.1国家主权争端的威胁与挑战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我国国家主权面临的威胁与挑战，主要涉及领土争端

　　问题。中国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国，邻国众多，其中包括14个陆上邻国，9个海上邻国。到目前为止，同我国陆地上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如印度)已经不多，大部分的国家主权领土争端来自于海洋，其中，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的南海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表现最为显著。面临诸如此类的海洋争端问题，我国坚决维护领土完整与政治安全，特别强调如果忍无可忍，那么就不必再忍。

　　4.2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与挑战

　　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威胁与挑战主要包括网络不安全与西方国家的“西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网络安全问题不再是一国范围内的问题，成为了跨区域、跨国家的问题。网络安全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大体包括两种：一种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垄断了信息技术的主导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信息产生、流动、扩散、维护等方面都处于“虚位”。另一种是信息所有权问题，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信息传播速度飞快，并且信息扩散是无国别的，一国或多国试图对各种信息进行及时屏蔽从而控制某些不利信息的流通(流入、流出)，基本上是无法做到的。所以，这种特殊性的网络传播超出了“所有权”(主权)的范围，挑战国家主权的权威。中国是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网络安全问题对我国政治安全带来的威胁与挑战不容忽视。

　　西方国家的“西化”，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一大威胁与挑战。目前，我国国家实力雄厚，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将我们视为“眼中钉”，愈发希望通过西方的民主制度和价值取向改变和重造中国。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乃(JosephNye)认为：“推进民主既有意识形态利益，也有实际利益。”[9]由于“西化”直接威胁政权合法性和政治稳定，所以不容小觑。

　　4.3国家认同层面的威胁与挑战

　　认同(identity)的意思是“一样的”，即认为一致、相同。国家认同是指“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制度的权威性的认可，是公民对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政治系统的承认与支持”[10]。国家认同的基础是民族认同，因此，国家认同层面的威胁大多出现在多民族国家。如若民族认同程度较高，那么国家主权和政权会得到妥善的维护，反之，则政局动荡、民族分裂的问题层出不穷。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相对复杂，除汉族外，还有苗族、壮族、哈尼族等55个少数民族，其中存在着一些民族分裂势力(如疆独、藏独以及台独)，危害公民安全，威胁国家统一。因此，国家认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4.4祖国统一问题的威胁与挑战

　　对我国而言，祖国统一的问题也就是大陆和台湾统一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这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了一项国际化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插手其中。海峡两岸分离、分立的局面如若长期存在，不仅会使我国在统一的道路上困难重重，而且会给居心叵测的某些国际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机会，这必然会对中国的政治安全带来不良甚至恶劣影响。

　　以上是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与挑战，值得一提的是，各种威胁与挑战的强度和表现形式不一，如表2所示：

　　5维护政治安全：应对威胁与挑战的途径

　　当前，由于政治安全的时空领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广阔，内涵和外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样，可预知和不可预知的威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增多。这就要求国家相关机构及时发现威胁，明确现阶段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提高政治安全的风险预测、风险防控、风险处理能力。在现阶段，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应对威胁与挑战的途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5.1高效解决国家领土争端问题

　　随着陆地上领土争端问题的日渐平息和解决，海洋争端问题逐渐升温和沸腾，在现阶段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南海和东海的海洋争端问题，是我国在主权安全问题上面临的主要威胁与挑战。由于各种复杂因素(历史、现实)相互交织，在短时间内，海洋争端问题很难得到完美妥善(各方满意)地解决。因此，中国应有效地控制纠纷问题，不使纠葛膨胀激化，甚至擦枪走火。中国反对多边方式、多方参与的方式解决此类问题，强烈反对将国家领土争端扩大化、国际化。中国强调只能由争端的当事人——地区或国家——谈判协商解决问题，谢绝任何“好心人”的插手。

　　5.2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

　　信息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网络由于其放大性、全球性、瞬间性、隐蔽性以及低门槛的传播特征，使具有指向性的意识形态，突破国家监控，快速地传播到网民的头脑中。在各国政治信息多向传播的局面下，在网络管理模式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网络已经成为威胁意识形态安全以及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信息争夺是如今网络领域的基本现实，为确保网络安全，中国必须加快构建自己的网络话语权。在充分发挥互联网多媒体作用的基础上，大力创建中文网站，积极向世界展现文明、开放、民主、富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能量，开诚布公地向外界展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提升中华文明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改变我国在网络方面的被动局面，为争取世界网络虚拟空间的话语权做准备，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

　　全力打击

　　“西化”和“分裂”势力，誓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统一。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我国加入了许多国际组织，同西方国家的合作与战略联盟

　　不断。但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方面不可能实现无缝对接(seamlessjoint)，差异和对立必然存在。在“西化”和“分裂”的问题上，必须全力反击西方国家宣扬的“主权过时论”，严厉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包括疆独、藏独以及台独势力，绝不能手软，坚决维护主权完整和祖国统一。

　　5.3增强国家认同感

　　要想保持政治的持久稳定，切实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一个必要的方面，就是个人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感，这是影响制度安全、政治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李普塞特(Lipset)曾说过：“制度和价值观的一致性对社会的生存是必要的条件。”[11]政治认同的融合与构建，是解决安全威胁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执政党提升影响力和执政力的重要资源。因此，有意识地建构和确保政治层面的国家认同意义重大。认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只有社会成员将认同对象不断内化，“围绕内化过程构建其意义时，才能成为认同”[12]。我国应加强回应性建设，提升政治环境的更新能力、调整能力以及适应能力，确保制度认同、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要想实现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必须要切实保护公民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只有加强民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感，增强政治体系的民意基础，拓展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才能增强认同的内生动力；反之，必定会引起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那么政治安全也就无从谈起。保障公民权利是现代政治文明要实现的价值目标，是实现认同的基本条件。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应着重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合理有效地政治参与，不仅可以促进政治体系健康运行，维护政治稳定，而且可以兼容各种政治组织(个体或团体)的要求，为社会各个阶层提供利益诉求的平台。这有助于消灭威胁政治安全的因素，提升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和国家

　　认同感。“公民越是关心和参与政治，就会越认同政治系统。”[13]

　　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实践表明，政治安全是关乎主权完整和政权存亡的重要条件，在新时期，能否有效确保和维护政治安全，不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极大考验，更是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运用全局思路，采取有效手段，应对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性和综合性的威胁与挑战显得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OleWeaver.SecuritizingSector?ReplytoEriksson[J].CooperationandConflict,34(3):335.

　　[2]W.B.Gallie.Essentillycontestedconcepts[M].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62:452.

　　[3]UNDP.HumanDevelopmentReport:NewDimensionsofHumanSecurity[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4:22—25.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

　　[5]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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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杨

　　宁.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政治安全及其维护[J].重庆社会主义学报，2012(1)：81.

　　[8]梁艳菊，宋晓梅.论政治安全与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的关系[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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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63.

　　(编辑：余承忠)

篇七：政治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点

　　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当前，我国政治领域的风险挑战主要表现为党长期执政?临着复杂环境的严峻考验，敌对势?策划“颜??命”的图谋将长期存在，暴?恐怖活动已经成为重?现实威胁以及经济社会风险传导蔓延趋势明显。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根本，攸关党和国家安危。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有效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坚决守住党和国家安全的?命线。坚持党对?切?作的领导。这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要任务，也是根本保证。政治安全的核?是政权安全。办好中国的事坚持党对?切?作的领导。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是中国?民的“主??”。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的领导核?作?，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是?个政党的精神旗帜，关系到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们党“举什么旗、?什么路”这?根本问题。旗帜决定?向，道路决定命运。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作领导权，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众化，坚决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争，做?做强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民团结奋?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社会主义制度。政治安全的关键是制度安全。制度优势是?个政党、?个国家的最?优势。国与国之间坚持和完善中国特?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从根本上讲，就是体制机制的竞争。中国特?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党带领?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多??的显著优势。这些制度优势已经为我国历史和实践所证明。这次中国抗疫取得成功，再?次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优势，如强?组织动员能?、集中?量办?事等。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制度威?抵御政治风险。着?防范各类风险叠加共振。政治风险亦可由其他风险引发。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全球各种动荡源和风险点着?防范各类风险叠加共振。增多，传统安全因素和?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各类风险都有可能出现传导、演变、升级，叠加共振效应明显。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要树?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谋划，综合施治，有效防范各类风险叠加共振。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局、境内境外两个战场，既防?境外风险向境内传导、倒灌，?防?境内风险受境外影响变异、升级。当前要特别防范?些西?国家借新冠肺炎疫情进?政治操弄、借?港问题肆意?涉中国内政的图谋和?径，为我国改?发展稳定营造更加有利更加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来源：《新湘评论》

篇八：政治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点

　　政治风险隐患具体内容及措施

　　政治风险隐患是指政治因素对企业经营和投资所带来的具体威胁，主要涉及政策变化、政局动荡和政治干扰等方面。政治风险隐患是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需要重视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如何科学评估和防范政治风险隐患，是企业能否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之一。

　　具体来说，政治风险隐患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是指由于各种政策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企业运营和发展的不确定性。政策因素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的管理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等。政策风险的具体表现包括政策收紧、政策变化和政策显示不确定性等，这些都可能对企业的经营和投资带来潜在威胁。

　　二、政局风险

　　政局风险是指国家政治动荡、战争孕育或地方政治冲突等因素导致企业运营不稳定的风险。政局风险的具体表现包括政府失控、社会混乱和贫困等，这些都可能对企业的经营和投资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三、政治干扰风险

　　政治干扰风险是指由于政府或其他政治组织干预企业经营和投资带来的风险。政治干扰表现为政府或其他政治组织通过法律或非法手段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例如没收资产、逼迫职工罢工和扣押企业负责人等。

　　为了降低政治风险隐患带来的损失，企业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政治风险评估

　　企业应加强对政治风险的研究和评估，在决策前考虑其中的因素，从而减少风险。通过建立健全的网络安全体系、制定可行的政策，以及解决与政府的合作问题，企业可以降低政策风险。

　　二、多元化经营

　　企业应该开展多元化经营，在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中拓展业务，这样可以降低对某一领域或者国家的依赖，从而减少政治风险隐患。

　　三、建立智囊团和应急预案

　　企业应该组建资深的智囊团队，专门负责政治风险的研究和管控。同时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一旦出现危机能够及时处理，从而减少损失。

　　以上措施不仅可以降低政治风险隐患，也有利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篇九：政治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点

　　政治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报告

　　政治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报告

　　为了贯彻、落实公司关于开展安全生产无事故活动的通知精神，巩固公司持续稳定的安全生产形势，强化全员安全意识，促进安全生产奋斗目标的实现，按照公司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了一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活动。现将开展活动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组织领导：

　　为了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我们成立了安全隐患专项治理领导小组，祁总为组长，余总为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组员。

　　二、开展活动情况：

　　1、7月19日，组长-在办公室组织了一次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交通安全法规的学习。通过这次学习，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提醒我们警钟长鸣。会后，祁总再次强调了行车安全问题，要求每次出车前做好检查工作，行车时注意交通安全。

　　2、我们结合生产部对生产工作区域进行了一次安全隐患大

　　排查，发现问题如下：

　　①人员比较松散，安全意识较为淡薄；

　　②非专业操作人员串岗操作和闲聊，操作人员没有正确佩戴相关上岗证、操作证；

　　③管理存在问题；楼梯道和连廊部位的临边防护部分被破坏，没有恢复；

　　④食堂的灭火器快要过期。要尽快更换。

　　3、检查出的隐患已经下达了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并限期整改，要求各单位提高全员安全生产意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落实责任到位，每天安全巡查不能少于两次。

　　三、诸多隐患存在的原因：

　　1、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管理水平低，责任心不强，部分存在侥幸心理。

　　2、现场工人安全意识淡薄，素质参差不齐。

　　四、建议：

　　1、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施工单位。

　　2、阶段性的让施工单位给员工（主要是外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以增强工人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生产的重要意义。

　　政治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报告

　　学校安全工作是我校工作重中之重，也是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面临当前学校安全教育的严

　　峻形势，在各安全部门的指导下，结合我校安全工作的实际情景，坚持以安全高于一切，职责重于泰山为指针，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各有关要求，对安全工作做到警钟长鸣，切实把安全工作落实到实处，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按照区教育局综治办的工作要求，现依据实际情景，将我校安全隐患整改工作落实自检汇报如下：

　　学校按照区教育局综治办的工作要求，坚持每月2次安全排查，关键时期要特殊处理，安全排查小组定期对学校教学楼、各个实验室、微机室以及校门等周边环境进行了彻底的检查，检查安全隐患，有问题立即解决，经过安全排查领导小组安全排查情景，一致认为学校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安全隐患：

　　1、由于学校出门就是乡村公路，来往车辆异常多，在修路时，交通部门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减速带，我校学生多，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2、学校操场瓦砺多，虽然多次组织学生拾捡，但由于拆原中学旧教室时的瓦砺埋在土中，雨水一冲就露出地面，学生在活动时存在安全隐患。

　　3、要加强对食杂店的监管，强化室内卫生和用电的安全。

　　4、接送学生车辆存在着证件不全，超员超载现象。

　　5、综合楼的电热取暖设施存在供电线径过细的现象，一旦

　　投入使用，有设备超负荷，烧坏的隐患。

　　6、校门由于学生多，接送学生车辆、家长异常多，秩序混乱，存在安全隐患。

　　隐患整改落实情景：

　　学校安全工作事关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切身利益，丝毫松懈不得，对此，学校进取采取措施，落实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进行整改，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对在学校职权范畴内无法解决的隐患上报上级及相关部门，申请给予帮忙解决。

　　1、针对学校门口秩序混乱，车辆多，学校实行领导轮班值班制，重点对中午、晚上放学进行监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同时，学校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要求，增添了专门人员，负责学校内外的安全工作，切实杜绝了校外不法人员的骚扰，净化了学校内外的环境，保证了一方净土。

　　2、针对学校有机动车进出现象，加强学校门卫管理，规定一切、机动车都不得进入校门，学生中午放学不准骑自行车出校门，中午晚间放学任何家长不得进入校内。

　　3、加强对食杂店的排查，采取定期与不定期地抽查，异常对面包、饮料等进行检查，对售货人员进行健康证检查，坚决不许食杂店做熟食，杜绝非法食品上柜台。定期查验进货发票，查看进货渠道。

　　4、针对学校操场碎石多隐患，学校督促体育教师和班主任要指导学生在甬路上上体育课和活动。

　　5、针对综合楼电热设施的隐患，学校采取暂停对综合楼供电取暖。并将电热设施情景构成报告上报相关部门，申请解决。

　　6、针对送子车辆超员超载，学校无法全程全天监督，学校只能给予送车车辆及学生安全教育，并与其签定督促书。但学校无权对其采取措施，只能请示交通部门给予解决。

　　7、针对校门口无减速带和警示标志，学校无权自主设置，已多次向区教育局主管部门，沈家镇政府主管领导请示，期望帮忙解决，但一向没有得到答复。

　　以上是我校在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中的整改情景。安全工作是关系到学校全体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我校将本着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做好此项工作。

　　政治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报告

　　按照锦星乡乡发20__39号文件精神和中心校的安排部署，结合我校实际，5月24日，我校组成由校长、分管安全的总务主任、学校其他教师代表等人员参加的白泥小学安全隐患排查小组，对我校校舍、电路、学生饮水、校内环境卫生、体育设施、周边环境等进行了排查，现就排查情况分条综述如下:

　　一、安全制度的制订与落实情况

　　我校制订了一系列的安全制度，它们是:安全工作计划、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排查制度、报告制度、重大事故应急预案、安全教育工作制度以及门卫、值班、预防校园事件的措施等，校长为第一责任人，层层签订责任状，设岗分责，都已落实到位。

　　二、安全教育

　　我校十分重视安全教育，主要由班主任和思想品德课教师担任安全老师，有备课，有记录。不定期举行全校性的安全教育，比如防火、交通、饮食等。

　　三、校舍

　　我校校舍存在问题的问题是:

　　1、一栋砖混结构的二层教学楼墙体轻微开裂。

　　2、围墙外一栋砖木结构的教学楼年代久，无人敢居住、使用。

　　其余校舍方面未存在安全隐患。

　　四、电路

　　我校对学校电路进行排查，教师宿舍线路连接不规范。

　　五、学生饮水

　　学校已购买开水保温桶、开壶，供学生饮用水。

　　六、校内环境卫生

　　我校内环境卫生状况不太好，原因主要是:一是校内场地硬

　　化的质量较差，无法打扫干净;二是学校周围都是泥土路，雨天学生带进校园内泥土多。

　　七、体育设施

　　学校仅有的体育设施完好无损。

　　八、周边环境

　　学校200米内无三室一厅，但校门口摊点较多，进货渠道以及卫生状况非常糟糕，学校无法干预，是一大隐患;四岔路、猫儿山、仓库等处学生往返学校大都走公路，交通方面是一隐患;夏天，大部分学生往返学校要经过水塘、较深的沟渠，隐患严重。

　　九、建议

　　1、请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校园门口摊点安全整顿。

　　2、请政府对存在隐患的学校校舍进行整改，消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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