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措施（4篇）

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措施（4篇）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措施　　美国崛起时是如何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　　作者：韩拓、贾庆国　　内容提要　　19世纪后半叶美国赶超英国时，英国没有试图遏制或延缓美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措施（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措施

　　美国崛起时是如何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

　　作者：韩拓、贾庆国

　　内容提要

　　19世纪后半叶美国赶超英国时，英国没有试图遏制或延缓美国的崛起,两国保持了和平和稳定。美国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发展对外关系，没有沿用传统上大国以军事扩张实现国家利益的做法，弱化了对英国的直接挑战。一方面，美国的这种对外拓展利益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崛起效率。美国主张开放条件下有规则的竞争，这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大国实现各自利益提供了机会，后者有可能在美国崛起过程中实现利益均沾，给后来的大国崛起带来政治形式上的启发。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因此认定美国崛起时真正实现了世界性权力的和平转移。美国当时的经济外交有助于“美英和平”，但并没有防止后来的对德战争，还侵犯了中国及其他不少中小国家的主权，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政策。因此，必须以辩证的眼光看待美国崛起时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

　　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在一定的国际格局中，大国崛起极易导致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对抗和战争。格雷厄姆·艾利森研究的16例崛起案例中，有14例爆发了战争。崛起战争不仅严重影响大国自身安全与生存，还损害了国际秩序稳定。米尔斯海默认为安全困境下的大国崛起注定走向一场大国政治悲剧；法利德·扎卡利亚则指出“几乎每出现一个新兴大国，都会引起全球的动荡和战争”。虽然战争悲剧并非大国崛起互动的初衷，但是建立在零和思维上的崛起模式，极大强化了大国间对抗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回顾历史依然可见崛起国与守成国和平相安的案例：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美国在整体赶超英国时却没有同后者发生直接战争。美国崛起历程是一次崛起国对守成国的“和平”超越，两国不仅保持了“和平”，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英国对美实行遏制或封锁以延缓美国崛起。美国为何能在崛起时让英国“放心”？如何解释美国崛起与“美英和平”的双重实现？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界定“美国崛起”概念，从硬实力和时间上阐述19世纪后半叶美国整体上对英国的赶超及两国关系的演化；第二部分回顾了迄今为止学界就当时美英为什么没有出现霸权之争所提出的四种主要解释：地缘环境、共有文化、美国国内因素和英国面临的挑战；第三部分在进一步分析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解释：美国对外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是实现“和平”超越英国的主要原因；结论部分总结了美国崛起模式的本质特征以及为其他大国和平崛起所提供的经验。

　　一、美国的“和平崛起”

　　为什么美国崛起没有导致它和当时的守成国家英国发生对抗和战争？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是“美国崛起”。

　　（一）崛起时间

　　美国崛起始于内战之后。美国独立至1865年是建国时期。建国阶段美国面临着国家整合的艰巨任务。在此期间，虽然美国领土不断向西扩张，人口增长迅速，经济发展较快，但是本土版图尚未固定，实力也不足以挑战英国，甚至自身都不是一个政治完整、身份明确、前途清晰的国家，最终还因为国内政治力量分裂而导致内战。

　　建国阶段的美国，一方面，联邦政府的权力相对较小，各州权力较大,个人、利益团体和各州往往在获取领土、土地开发和国家建设上发挥着先锋作用。此时的美国经常以人民先于政府、地方先于联邦的方式，不断实现利益扩张和国家开发建设。另一方面，在人民先行的国家塑造进程中，历史遗留的奴隶制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最终导致国家内战爆发。奴隶制

　　与《独立宣言》的立国原则相违背，更与北方的生产、生活模式大相径庭。奴隶制在思想和发展模式上的落后，导致南北根本对立。南北在文化传统、道德和人权上各持己见，无法达成共识，造成国内道德和身份的混乱；奴隶主对土地及土地带来的选票和财富的渴求不仅加剧了国内矛盾，还加强了周边国家对美国的警惕和戒心。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遭受国内外的质疑和挑战。总而言之，南北在奴隶制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导致美国国家完整性遭遇严重危机。

　　这个阶段的美国对于国家身份的认知和定位是模糊不清的。国家同时面临内部道德、意识形态方面的自我否定困境和分裂的风险。南部奴隶制度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导致国内矛盾重重，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影响了国家领土扩张、党派政治和美国发展道路方向三者之间的关系：南方主张领土扩张、实行奴隶制，北方反对；民主党和共和党围绕国家制度发展模式而彼此充满敌意；美国未来走向何方南北各持己见。在这一过程中，国内矛盾不断被放大。“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样一个问题严重困扰并不断撕裂着美国。最终内战的烈度恰恰表现了美国建国阶段的脆弱。此后，内战祛除了美国政治中的历史沉疴，解决了未来道路之争的问题，不仅奠定了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础和共识，也成为美国继续前行的新起点。

　　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和国家分裂危机后，美国开始真正迈向大国之路。

　　（二）崛起的内涵

　　大国崛起首先体现在硬实力上对守成大国的赶超，主要包括经济和军事两方面。19世纪后半叶，美国经济上完成了对英国的超越并逐渐获得了绝对优势；美国军事力量紧随其后，在军队质量和军费开支上不断逼近英国，积累了巨大的军事潜力。

　　1.经济

　　美国崛起首先是经济上的强大。根据安格斯·麦迪逊的权威统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872年超越英国（如图1所示），1875年开始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所有大国。但1872年前后美国的工业实力尚不及英国。此后，在当时作为工业水平最主要指标的美国钢铁产量增长迅猛（见图2）。1890年美国钢铁产量一举超过英国，意味着整体工业生产能力继经济总量之后也超过了英国。也就是说，美国内战后用了不到30年时间，实现了对英国经济的超越。德国经济增长自19世纪80年代（即美国赶超英国的后期）增速明显。1905年德国开始赶超英国，随后经济总量很快超过了英国。1905年以后，德国钢铁产量也稳定地超过了英国。美国和德国用了大致相同的时间，相继在整体经济水平上实现了对英国的超越。但是，美国经济起步更早，发展更快，规模更大。从时间和绝对数字上来看，美国经济实力对英国构成的压力更明显，远大于德国等其他国家。

　　根据美国历史统计数据（见图3），可以看出美国内战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表现优异。其中1876–1880年这五年尤为突出，结合麦迪森的统计（见图1），这一阶段恰好是美国经济水平超过英国并拉大差距的时间。此后，虽然美国经济增长回落到它的一个常态水平，但是增长率依然保持高位，较其他大国具有明显优势。这使得美国经济总量至1910年时达到了英德两国总和。

　　图4和图5反映了1875–1885年（包括经济增长突显时期）美国对外贸易数据，可以看出英国是美国进出口最大贸易国，尤其是出口方面。这意味着，英国是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最为紧密的国家，与英国的贸易往来让美国获得了巨大收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英国的存在和美英贸易关系对美国经济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贸易领域，英国还是美国最主要的资本来源国，美国也是英国最主要的投资对象国。如1870–1880年间英国投资于外国政府债券的总额中，美国债券数额达到1.6亿英镑，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又如，1899年欧洲国家在美国所持有的财产股份总额中，英国占比超过80%，达到25亿美元。英国资本深度

　　参与了美国国家铁路网的迅速扩张，还流向地产公司、银行、航运公司等。与此同时，随着美国经济的崛起，美国资本也开始涌向英国，例如英国部分地铁的修建资本就是来自美国。美英两国利益交织，不仅英国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美国也获取了巨额外部资本支持，表明英国在不断助力美国经济崛起。

　　总的来看，美国自1870年前后至1890年基本从经济上实现了超越英国。比起其他大国，美国经济崛起起步早，发展也更为迅猛，增长态势远非欧洲大国所能比拟，一战前已经成为一个“超越大国的存在”。基于它的经济发展态势，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美国的人口规模、土地面积、能源消耗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对英国构成的经济挑战和压力在理论上应该远远大于任何一国。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美英之间事实上在贸易和金融领域保持着愈加紧密的联系，美国对英国的经济超越有相当部分是得益于英国扮演了一个外部资源来源及输送者角色。美国从两国经济互动中获得巨大支持的同时，英国也收获了丰盈的资本回报。

　　2.军事

　　军事是界定崛起国超越守成国的另一项硬指标，与经济共同构成大国崛起内涵的主要内容。在美国实现经济崛起过程中，军事崛起也随之展开。但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崛起与其他大国存在显著不同特征。

　　美国军事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军事人员数量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与其他大国反差明显（如图6所示）。内战期间，仅联邦军人数量就达到了106万，但是在战争结束一年后，美军仅保有7万多人，到187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5万。此后一直到美西战争爆发前的近30年时间里，军人数量平均维持在大约4万人。美西战争中美军人数为23万，之后到一战前这一段时间里维持在12万人的水平。通过将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军人数量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至一战爆发前夕，美国军人总数从未超过日本军人总数的一半；1880–1890年意大利军队是美国的大约7倍；如果与英国相比，则差距更大，在1880年美国经济增长最快时期，英国军队是美国的10倍多，即使是到了1900年，英国军队也是美国的6.5倍。不必说大国，即便按照中等国家的一般水平，美国的军人数量也偏低。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虽然常备军人数较少，但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感较高，且整体外部环境较为和平，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军事动员能力很强，可以在很短时间里将军队规模扩大到有效应对危机或战争所需要的水平上。

　　相比军人数量，美国军费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持续增长，而且表现得异常突出（见图7）。这种变化反映了美国军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重视发展军事质量。在此期间，美国注重推动军事教育进步，推进了军事技战术和军事思想发展，并对军事机构进行了改革。不仅如此，美国还大力开展新型海军建设。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以马汉为代表的一批人从海权思想、新型军舰技术、建造计划等全方位展开探索，并得到政界和商界的广泛支持。但是，美国海军建设在具体实施上，起初较为谨慎，发展速度有限且以近海防卫为主。1889年美国海军规模排名是世界第12位，甚至还不如智利等拉美国家。之后，美国国会开始逐步批准造舰计划，而美西战争和海外利益扩张需求，有力地推动了美国海军建设不断提速。到了1901年，美国海军实力排名已经进入世界前五位。1904年，它在同时建造着14艘战列舰和13艘铁甲巡洋舰。到了1914年美国海军实力已经稳居世界第三。海军军费从1890年的2200万美元上涨到1914年的1.39亿美元，相应，在联邦总开支中所占份额从1890年的6.9%上升到1914年的19%。美国在新海军建设过程中，不仅打造了一支先进强大的海军队伍，而且还提升了国家威望和国际影响力。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军对军事质量的重视还表现在其对军人的优待方面。例如，1905年英军少尉、中尉、上尉、少校和中校一年工资分别为95英镑、118英镑、211英镑、247英镑和328英镑；而同级别的美军军官则为280英镑、300英镑、360英镑、500英镑和60英镑。这种军费和待遇上的巨大差距，对军队士气和单位作战能力势必会产生重大影响。

　　整体上，美国军事崛起历程很有特点：一个是它在经济崛起之后才获得发展，先经济、后军事，强大的经济后盾保障了美军的崛起并提供了其他大国难以比拟的潜力；第二是军事发展重质量和技术，而不是简单地追求数量；三是军事发展不以领土扩张为目的，海军建设并非以对抗英国为目标,而是以海洋军事战略为主轴，服务于海外经济利益、增加国家权力筹码和国家威望（如西奥多·罗斯福任总统时期“大白舰队”的环球航行）；四是国会对军事发展问题开展反复探讨和争论，避免了军事力量的盲目扩张，从而有选择、有侧重地将军事发展服务于国家利益。总的来看，美国经济崛起与军事崛起相继进行，前期可以将更多资源用于国家建设，后期军费激增又有效地与国家利益扩张相结合，同时财政负担相较于其他大国而言又非常之低。它的军事发展节奏和“非战争”目标弱化了美国崛起对英国的直观冲击和挑战感。因此，在1921年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英国正式认可美国海军与其平起平坐的地位。这就等于英国承认了此前美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成果。实际上,美国军事不仅已经追赶上英国，而且已具有足够的能力和潜力与包括英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大国相抗衡。

　　（三）确保同英国的和平状态

　　在美国赶超英国的几十年中，英国因更加关注欧洲事务和海外殖民扩张问题而没有对美国的崛起表达出过分的现实主义担忧，两国持续保持着和平状态。有历史学者将19世纪后期的美英关系描述为“平静的年代”。还有研究将1900年前后的美英关系的向好概述为“美英和解”或“英美特殊关系”。根据《英国外交部文件：北美，1824–1961年》来看，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没有证据表明英国政府试图对美国崛起采取任何延缓或遏制措施。美国的赶超甚至似乎没有引起英国的战略关注，其中关于美国的大量报告常年集中于诸如美加之间关于北大西洋纽芬兰捕鱼和白令海海豹捕猎的相关争端，美英关系给人的直观感受似乎都是一些“细繁的小事”。

　　通过回顾这一时期两国关系中发生的主要事件（见表1），可以看出，除了“亚拉巴马”号索赔案牵扯到美国内战造成的损失外，整个时期，美英都没有损害彼此核心利益，两国事实上也没有意图以武力和对抗的方式主导双边关系走向。1880年后美国多次提出巴拿马运河修约要求但均被英国拒绝，之后，该议题随之趋于平静。1900年前后，在委内瑞拉边界危机、美加边界争端和中美地峡运河控制权中，英国对美国做出连续妥协和让步。委内瑞拉边界危机中，在美国强烈要求下，英国同意实行仲裁，客观上承认了美国对美洲事务的干预。通过这一仲裁美英各有所得。在美加边界争端中，对存有争议的边界，英国支持美国，要求加拿大让步，加拿大成为英国缓和美国情绪的筹码和调节美英关系的缓冲地带。对英国来说，加拿大人民的利益不如美英关系的长远稳定来得重要。在中美地峡运河控制权上，英国选择退出，尊重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在上述问题中，英国显然不认为这些问题损害它的核心利益，所以采取了妥协退让。两国虽有矛盾，但都没有走到兵戎相见的地步。此外，从美英互动过程中还可以看出，两国事实上形成了一套协调双边关系近乎制度化的机制，即主要以调停、仲裁和谈判等手段解决彼此纠纷。

　　综上，美国崛起时期美英双边外交中存在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美英没有做出损害彼此核心利益的行为；二是英国寻求对美关系的稳定，对两国纠纷整体上采取妥协让步；三是两国之间既没有发生战争，也没有战争意向。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崛起是一种“和平崛起”。

　　那么，为什么几十年中快速增长的美国没有同英国发生严重冲突和战争？对美国而言，它在崛起的过程中并没有以挑战英国为目标；英国既没有发起战争阻止美国的崛起，也没有在实际行动中实施遏制和海上封锁以减缓它的崛起趋势。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角度来说，这是具有价值的重大历史案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的美国“和平崛起”案例？美国为什么能够在崛起的同时与英国保持和平？

　　二、理解“美英和平”的主要视角

　　“美英和平”不是指两个大国没有利益冲突，没有矛盾爆发点，没有危机，而主要是指作为崛起国的美国与作为守成国的英国没有发生直接的武装对抗。换言之，世界性权力转移没有通过美英直接发生战争的形式实现。为什么英国在美国崛起时选择“平静接受”？这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至今为止，人们大致提出了四种主要解释：地缘环境、共有文化、美国国内政治以及英国面临其他的挑战。

　　（一）地缘环境

　　不少人认为，英美两国分处欧美两大洲，相距遥远，美国崛起对英国威胁不大，英国更关注那些离自己较近对自己安全威胁更大的国家，所以英国能够容忍美国的崛起。

　　有的研究把地缘隔阂作为理解美英和平的主要原因，认为美国的地缘安全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从地缘环境来看，美国的地理位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海洋与空间距离是美国与欧洲的天然屏障，为保护美国远离复杂的欧洲地缘政治斗争，提供了安全缓冲。事实上，大多数关于美英和平的背景叙事中，通常也都会提及地缘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虽然往往不会被明确指出，但地缘环境的作用难以被忽视。例如基辛格曾经论述道，“美国所处的近乎是真空的大陆，毗邻的是弱国，又有两大洋将虎视眈眈的强权隔离在外”。大洋的存在让美国大大得益于“均势”下的欧洲，“美国没有面临需要与之抗衡的对等势力”，从而避免陷入欧洲的安全困境。虽然难以否认这种天然优势对美国顺利崛起发挥过作用，但需要明确的是地缘仅起到一种辅助性作用，而非支撑解释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首先，海洋文明与技术进步相结合的条件下，远洋水域已成为全球快速通道和桥梁，尤其是对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而言，跨洋作战并非难事；其次，美国与英属加拿大自治领毗邻，并拥有绵长的边界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英之间事实上是邻国，从而抵消了大洋发挥地缘环境隔阂作用的解释力；第三，英国海军直到1905年才从加拿大的哈里法克斯和加勒比海的牙买加撤退，在此之前，皇家海军原本有足够能力从海洋上对美国实行战略威胁；第四，历史上大洋就不曾阻挡1812年英美战争，美英战争在实践上不完全是一种假设。因此，地缘环境视角更适合作为理解大国崛起的背景，而无法支撑大国和平崛起的解释框架。任何将地缘隔阂作为理解美英和平主要原因的解释都不是一种成熟的归因。这也正呼应了罗伯特·卡普兰的感叹，“地理，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至高无上了”。

　　（二）共有文化

　　另外一些人认为，种族和共同文化背景等历史渊源是美英保持和平的主要原因。这种历史塑造出来的两国内在联系，提供了从精神范畴理解美英和解的抽象解释。美国早期殖民地经历形成了美英两国共同历史记忆，使两国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纽带关系意识，这种意识尤其在政治和知识界精英阶层当中普遍流行，对塑造两国友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有学者把文化因素主导下的英美和平纳入建构主义框架进行研究，如封永平认为，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从霍布斯到洛克、再到康德的国家良性互动和认知是国家关系改善的关键，良性互动与认知会引导并培育一种国家关系互动的认同和接受机制，继而实现从观念与认知上对和平崛起的认同建构。美英相近的文化背景和共有理念塑造了由和解到合作的过程，两国在历史互动中逐渐形成了认同机制的建构，通过认同的建构与变迁顺利实现了美英权力的和平转移。建构主义从精神范畴对理解和平崛起提供了理论指导，把共有文化和共有理念纳入建构主义轨道是一种有益的尝试。除了文化外，建构主义为大国关系的其他方面也提供了一种“可建构性”的启发。

　　尽管如此，共有文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在三个方面尚存在缺憾。第一是共有文化的解释力不强，并未对它的实际作用给出准确的界定。具体说来，1900年前后开始的美英和解只

　　表达了两国关系积极一面，事实上，两国消极因素和敌对声音却构成了两国关系的另一面，基于历史上战争和纠纷的敌对情绪以及数百万爱尔兰裔美国人反抗英国的独立诉求，美国国内对英国的恐惧和反英爱国主义时常成为国家舆论的主导声音。在这种条件下，为什么改善两国关系的文化能够发挥作用而不受反英思想的干扰？如何看待“对立”认同的存在？文化和情感对立所发挥的作用如何界定？应该如何解释：比如在委内瑞拉边界危机和美加边界争端中，社会各界所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以及布尔战争时美国普通公众对英国的谴责；又如一战时威尔逊对美国支援英国时所言,“我们不是作为堂兄而来，更不要说是兄弟，甚至不要把我们当做盎格鲁撒克逊人”。第二是英美两国文化事实上并非完全相同。由于美国是移民国家，文化多元性和大众文化的普及，使美国文化与英国文化有着明显区别。这势必干扰共有文化的解释力。第三是文化解释是否具有普遍性。比如，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大国之间发生战争时，文化为什么没有起到和解作用？是否有其他因素超越或干扰了文化影响力？不同文化对大国关系起到什么影响？上述这些问题有待深化研究。除此之外，现实主义者对共有文化持谨慎态度。格雷厄姆·艾利森指出，文化共性仅仅是“有助于”“化解矛盾和冲突”，认为英国人是迫于无奈才通过共有文化实行自我宽慰和开脱，这样做更多的是起一种事后心理安慰剂效应。在他看来，文化仅仅发挥一定润滑或者缓冲作用，而不是决定两国关系的核心因素。

　　（三）美国国内政治因素

　　第三种看法从美国国内寻求解释，着重考察国内政治、经济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带来的结果，认为是内因决定了美国对外关系。通过分析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方式和变化经过，并联系美国崛起的最终结果，用以解释美英和平的形成。法利德·扎卡利亚提出了政府中心性现实主义假设，认为是内战后美国政府力量过于弱小导致美国无法在对外关系上有所建树，而随着经济发展、政府机构改革以及府院权力的转变，美国政府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长期积攒的国家力量使得美国一跃成为难以匹敌的世界大国。此外，有些描述是直接将国内强大后的结果用以解释美国外部和平的形成，比如罗伯特·卡根认为，“如果说大不列颠以及其他欧洲列强不再寻求在西半球挑战美国，那正是因为美国领土和力量的扩大，预先排除了这种机会和诱惑”，美国“逐渐将竞争的代价提高到欧洲国家不愿意付出的地步”。还有研究成果认为内向型发展模式决定了美国可以规避对英国的直接挑战。

　　整体来看，从大国内部寻求解释时，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国内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关联性。比如，国内因素可能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对外关系的影响，单独考虑国内可能有所欠缺；又如从国家间关系上来看，如果大国对外关系是充满敌意和对抗，那么不论采取何种国内发展模式，其国内因素都难以构成有效的理论支撑。纵然“向内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容易忽视国内与国外的互动关联,因为虽然外交在某种程度上是内政的延伸，但是外交不同于内政，同样的，对外关系的变化也不等同于国内变化，单纯强调内部变化而忽视外部变化，尤其是忽略内外之间的关联，容易将大国崛起从一个国家间关系问题变为国家内部问题。在寻求解释对外关系时，过度考虑内部变化而忽视内外联结、互动以及外部世界的反应，也容易弱化目的和途径之间的联系，造成解释上的割裂。也就是说，正如“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一样，美国崛起不是关起门来一门心思去发展就能实现的，与英国的和平状态也并非仅仅取决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由此可以看出，对外关系联接着国内和国外因素，其本身就具有至关重要的解释力。美国崛起时的对外行为和对外关系本身不应被忽视，它们是构成“美国和平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考国内进程的同时，“与外部世界的关联”至少也应该具有同等位置。事实上，此时的美国在努力扩展其海外利益，海外贸易增长十分迅速，对外贸易额仅次于英德；它的传教士影响力在亚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英国更为远大；它更加频繁地在西半球和亚太地区提出寻求符合自身利益和身份的外交诉求，并寻求更有利于自己的海

　　外战略地位，例如向英国提出中美地峡修约要求，倡议并尝试主导泛美会议，增加在太平洋地区的港口补给，解决了同加拿大的海洋争端，还主导并解决了一系列国际仲裁纠纷等等。总之，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上，开始表现出积极的、对国际关系走向具有重要作用的大国影响力。

　　（四）英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曾将当时的英国描述为“疲惫的巨人”。基于时代背景，该视角从英国立场和处境着手，去理解美英和平。概括说来主要有三点。一是认为德国崛起更不能被英国所容忍，因为德国的挑战更为直接和迫切，甚至德国的崛起对美国也构成了潜在威胁。出于对德国的顾虑，英国需要维持与美国的关系。二是从政治精英和领导人在处理对外关系上的战略选择与判断出发，围绕美英两国对外关系决策层展开分析，认为英国外交决策层发挥了关键作用，主要领导人保持着应有的冷静和战略判断，从英国的大陆均势传统和对英国的地缘威胁与挑战出发，做出对美政策的妥协和调整。三是围绕曾经支撑英国霸权的经济和工业优势地位展开叙述，认为是经济、产能和技术落后导致英国不得不采取保守和收缩态势并做出权力让渡，以集中力量确保帝国安全。这里，该视角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这是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描述，让英国在英美和平中呈现出一种主导性作用，淡化了对美国反作用的考虑；第二，从时间上看，德国崛起晚于美国，但是英国对两国崛起的态度差别很大。由此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英国把晚于美国崛起且实力不如美国的德国视为威胁？美国崛起有什么特点？于是，问题的思考点又回到了美国身上。

　　总的看，上述研究内容颇丰，为理解美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多种角度，但也都不同程度上存在问题。本文以美国对外关系尤其是英美关系为切入点，认为是美国崛起的方式决定了美国可以“和平崛起”。这个方式就是以“门户开放”为核心的崛起方式。

　　三、美国“和平崛起”的特点与政策

　　在研究当年美国“和平崛起”时一个重要的因素常常被忽略，那就是美国在大国成长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门户开放”的政策。这个政策本质仍然是帝国主义的，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欺侵和干涉，但它的方式却是非战争的。相对其他帝国主义侵略，有一定的特殊之处。

　　（一）美国“和平崛起”进程的特点

　　美国崛起时期对外关系的特点总结如下：

　　——很少在海外进行大规模领土扩张，或者更确切地说，即使有扩张也不以领土为主要目的。1898年后对菲律宾的海外扩张初衷并非以领土为目的，美西战争之后，美国立即终止了这种并不符合其国家利益的、传统殖民帝国式的领土扩张，迅速转移回至它长期寻求的新型扩张方式，即海外利益扩张。

　　——政治上奉行“孤立主义”政策，避免卷入欧洲大国争端，没有主动参与欧洲大国地缘扩张竞争当中。

　　——军队数量长期保持较低水平，注重军备技术质量发展和军费投入，尤其是海军战略力量建设。军事建设服务于经济利益扩张，而不是用于领土扩张和对抗。

　　——没有挑战英国主导的国际自由贸易秩序，而是积极融入英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当中，将国家对外关系与海外经济贸易紧密相连。美国利用英国的货币结算体系和自由贸易规则，积极发展同英国的经贸、金融关系，使两国各得所需，共同获益。

　　——没有公开挑战英国的价值理念。美英两国对外部世界的理念具有很大相似之处，比如都要求自由通航、贸易和市场开放。殖民理念上虽然不相同，但是美国不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传统。

　　（二）美国“和平崛起”中的有关政策、原则和传统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有一系列的对外政策。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逐渐演变成以武力为后盾、以经济为主战场、以道义为掩盖的综合战略。其中，经济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包括“门户开放”政策。1899年美国对在华有重大利益的各大国发出照会，正式提出“门户开放”外交政策。该政策主张：在承认各大国既得利益条件下，维护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的贸易和通航自由，确保市场开放、利益均沾，各大国市场地位得到公平对待；维护中国领土完整性。以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为代表的“门户开放”学派认为，“门户开放”追求的是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扩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权力分配。可见，“门户开放”是一种基于以经济需求为核心并包涵一系列价值理念的开放扩张体系。必须指出的是，“门户开放”的本质是帝国主义政策。美国运用这个政策并不是反对列强侵略中国，而是以承认列强在华的“利益范围”和既得利益为前提的。事先既没有同中国政府磋商，事后也没有作出解释，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对此，我们在研究“门户开放”政策的历史影响和政治影响时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这也是研究的前提。

　　事实上，早在“门户开放”作为政策被提出之前，它就已经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了，“以商业的力量来驯服这个世界的信念和共和国的历史一样漫长”。从“门户开放”政策可以看出，追求商业利益和经济机会、市场开放和自由往来、利益均沾和公平对待，以及不追求领土扩张构成了它的主要内容。米德所主张的汉密尔顿主义认为，美国人“一直关心市场开放”，“为了实现和平贸易，美国公民、商品和船只可以自由地旅行至世界任何地方。所有海域、大洋和海峡都不应该对美国船只封闭”，“对美国货物开放门户与对美国船只开放水域一样重要”。在本土之外，“美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但是它非常希望拥有与全世界的开放商业关系”，并且是一种“互惠原则”下的“自由贸易”，以贸易实现国家繁荣是联邦政府的责任。

　　19世纪40年代，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认为航海和贸易是维系世界各国关系的重大链条，美国政府有责任保护并促进这一重大利益链条。他创立了泰勒主义，并把门罗主义中的非殖民原则和不干涉原则引申至泰勒主义当中以适用于夏威夷，主张受到殖民威胁的弱国保持领土完整并开放公平的通商权利。另一位国务卿西华德在1853年宣布，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成为“全世界的商业霸主，它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统治权”。他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不需要依赖对海外殖民地的永久性军事征服，美国真正的和持久的影响力将来自贸易本身的力量，商业能够使美国对遥远地方的人民产生吸引，并且将他们置于美国的影响之下。他的“太平洋商业帝国”构想，强调扩张的目标在于追逐商业利益，而商业利益要求一种“公平”

　　竞争的自由贸易原则，反对因为土地分割和势力范围划分而破坏对商业的开放。

　　长久以来，美国不断努力寻求开放体系下的经济利益，需要一种对其经济扩张和意识形态渗透完全开放的世界体系。1885年柏林会议上，作为欧洲以外唯一与会大国，美国没有参与对非洲的瓜分。在会议上，它提出刚果河自由通航、自由贸易和机会均等的主张；会议下，美国密切关注刚果现实状况的变化，尤其是贸易现状及潜在机遇。这与1899年远东情况十分相似：每当欧洲大国的势力范围可能会阻碍美国贸易时，每当一个具有影响的潜在市场可能会对美国关闭大门时，美国就会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要求。这也就呈现出它在历史中的商业传统诉求：需要外部世界的经济机遇。

　　（三）“美英和平”与英美世界性权力转移

　　对于贸易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理查德·罗斯克兰曾在《贸易国的崛起》一书中指出：历史上，国家可以通过军事领土扩张和自由贸易两种手段促进发展并崛起。随着科技发展,军事领土扩张耗费的成本逐渐大于收益，国家变得难以承受战争手段带来的成本损耗，国际关系发展趋势开始更加倾向于通过贸易和自由交换的方式实现国家利益的增长。他特别强调长久被忽视的低端政治要素——贸易对实现国家发展的作用。在他看来,随着合作与贸易为

　　国家带来的收益远超军事竞争和领土扩张，一种崭新的“贸易世界”能够摆脱历史上国家崛起的恶性循环，为国家间的合作寻找到新的方式。

　　根据罗斯克兰的解释，以贸易为核心的对外交往方式，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对崛起国家来讲，它的贸易国理论符合国家崛起的利益诉求，扩展了国家利益增长点，增加了获取利益的可能性；同时，它降低了对抗烈度，避免了崛起导致的零和游戏；此外，它可以降低崛起的损耗和风险，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提升崛起的效率。据此，结合美国崛起进程来看，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主要从以下三点“确保”了“美英和平”。

　　1.避免了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形成零和关系

　　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不寻求领土扩张，放弃了以领土扩张实现国家力量增长的模式。如果回顾一下1812年英美战争以及19世纪英国参与的主要战争就会发现，英国有自己的顾虑底线。危及到本土、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军事地缘扩张，是英国所不能容许的底线。英国需要确保对殖民帝国的统治，保护经济通道畅通，并在均势条件下确保本国安全。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恰好回避了对英国的“冒犯”。它的军事崛起不在于对外扩张，而是维护和扩展其国家安全、海外商人和传教士利益。因此可以看到，虽然美英之间存在许多摩擦，但是真正有损两国核心关切的重大行动很少，英国可以接受谈判和仲裁，但是不接受军事扩张的公然挑衅。美国不以武力实现扩张、其崛起不以威胁英国安全和生存为代价，是它与后来的德国最大不同之处，这也是美英关系维护“持久和平”的一个基本前提。

　　2.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

　　使美国在现存国际秩序和贸易体系中有可能以非战争方式实现国家利益扩张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反对领土扩张，但它并不排斥扩张，而是主张一种新型扩张：利益扩张。根据罗斯克兰的解释，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所追求的海外经济贸易利益，比起传统扩张手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崛起利益的实现，从而降低了谋求利益和威望的成本与风险。这种利益扩张，要求美国对世界持有一种开放姿态和立场，尽可能将国家崛起与国际秩序、体系有机结合，努力做到把国家利益置于世界范围和历史潮流中加以对待。

　　对当时的美国来说，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促使它抓住了历史机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英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中顺势而为，而不是简单地去抵制或推翻这个体系。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为美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推进它与世界的关系，促进人员、物质和思想价值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互连通。在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中，美国凭借英国搭建的贸易体系和货币结算体制，通过以经济贸易为主导的对外交往，不断探寻新的利益增长点，不断增加实现利益的可能性。整个过程中，美国可以不断增进国家实力的成长与对外关系、外部利益的对接，把自身的利益与外部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正是凭借对已有国际机制和规则的合理利用，并将国内发展与对经济机遇的寻求贯通并融为一体，美国把自身崛起带来的对外冲击性和挑战性降低，变得更易为外部世界所接受。总的来看，在对外关系中以经济利益为主导，把暴力问题转化为经济利益问题，可以实现崛起国自身利益最大化。

　　3.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主张大国利益均沾

　　“英国治下”的广大地区对美国而言正是一个开放的广阔市场。英国始终是美国最大贸易对象国和资本来源国。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全球殖民体系，迎合了美国所需，英国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符合美国实现海外利益的诉求。英国的帝国体系成为了美国的一个平台，借助这个平台，美国可以实现利益的不断延伸。同时，美国与英国的联接,也为英国提供了实现利

　　益的空间。美英两国各得所需，尽管从国家发展层面来看美国获取的收益更大，英美却于无形中达成了某种默契：两个大国可以实现互利共存。在这一点上，建构主义的主张给予了一定启示：以相互开放的价值观促进一种大国间的开放互动，在开放互动过程中，促进实现利益互惠和机会共享的价值认同。简单来说，就是在大国竞争中形成共有的开放价值理念，促进大国崛起的良性认知。最重要的是，通过大国的机会共享、利益均沾，使大国在开放互动中最终得到属于各自的实实在在的利益。

　　正是通过开放条件下的有规则的竞争，不仅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可以实现利益互惠共存，对其他大国而言，开放也为它们的利益实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世界为各大国的发展提供了开放的舞台，大国可以实现利益共存和发展互惠。开放性确保了各大国彼此之间都享有机会，在开放条件下，各个大国都可以在一国享有竞争的资格并获取实现利益的机会。大国可以在规则和制度中实现利益均沾，而不是“通吃”或“一家独大”，各大国对利益的共同寻求，不仅创造了享有机遇的可能性，还可以促进利益的繁荣并且不断培育大国间的规则意识，形成有序的国家间竞争机制。

　　总而言之，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不仅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是它处理崛起时期对外关系的原则和诉求。与此同时，它表现为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输出性的价值理念。美国以经济利益为核心，要求世界接受它的到来，并以此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美国不需要额外的领土负担，而是通过商业利益和意识形态扩张不断增加国家权力和威望，大大弱化了对其他大国生存和安全的威胁感，降低了冲突的风险，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国家“和平崛起”的概率。

　　四、结

　　语

　　本文作者不赞同美国学者关于美国崛起时成功地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结论。我们认为，真正实现世界性权力和平转移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没有爆发战争；二是“守成国”或“崛起国”不与其他大国发生与世界性权力转移密切相关的战争；三是“和平转移”不以干涉、侵略和压迫其他民族或国家为代价。所谓的“美英和平”只基本满足了第一个条件，而对德国的战争显然说明了这个案例不符合第二个条件；至于美国对中国实行的经济帝国主义政策，则削弱了其正义性，也不符合第三个条件。也就是说，在一百年前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真正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难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正是英美世界性权力转移的伴生现象吗？因此，美国学者关于美国崛起时成功地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结论是不正确的。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会认清“美英和平”只是主要帝国主义内部的政治妥协，他们把“和平”留给了自己，把战争留给了他国，我们应当对“美英和平”成功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我们又不能仅仅满足上述结论，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变化，要求我们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国际政治。

　　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就要既认识到美国在崛起关键时期奉行的包括“门户开放”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政策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对于中国主权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主权造成了极大的侵害，又要承认美国的战略与策略毕竟与之前的帝国主义国家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处理与守成国英国的关系上，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有利于英美关系在世界性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和平过渡。如上所述，19世纪后半叶，美国在超越英国的过程中，并没有引起后者的反对和遏制，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奉行了一条不同以往的对外政策，正是这项政策让美国开启了一条不同以往的大国崛起之路。因为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使美国在实现国家利益和提升自己国际威望的同时，避免了直接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从而实现与后者和平相处和美国的“和平崛起”。就国际政治的本质而言，“英美和平”并非光彩，它是建立在对被压迫民族利益的剥夺与分赃的基础之上；美国“和平崛

　　起”是一部帝国主义的侵略史。然而，就国际政治形式而言，美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转向非战争方式，仍有研究意义及战略启示。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为某些历史阶段的大国和平崛起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一是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提醒崛起大国要注重时代的发展变化，寻找符合时代要求的崛起道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和平崛起并非不可能，历史实践表明大国有理由坚守和平之道，而不轻言放弃，走一条符合国际社会根本利益的大国社会性成长之路。二是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表明大国崛起可以凭借经济利益得以实现，这是一种“新”的方式。在对外关系中，旧有的零和思维下的暴力扩张已经过时，新的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思维早已到来。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将大国崛起与经济增长相统一，经济利益成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核心和主线，潜在的经济机会和贸易的互惠性，为大国崛起和大国共存提供了兼容性。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竞争，其对抗性和破坏性要低得多，崛起的风险和成本也相应降低，也更加符合大国崛起的根本利益诉求。因此，大国崛起应更加关注经济效益，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始终以提升本国经济发展为宗旨，将经济利益的实现与对外关系紧密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满足国家利益的增长需求。最后，美国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的历史经验还在于开放本身就是一种强国手段和通向世界的媒介，是实现大国与世界平稳连接的关键。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会也不可能实行美国当年崛起中的经济外交政策。但是，中国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需要建立和平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从世界历史中参悟有益的政治智慧。全球化趋势下，互通互联是一种必然，只有开放才能获取大国崛起所需的资源和信息；只有在开放的竞争中才有所比较和促进，并发现优势和不足，形成比较优势从而提高效率；只有开放的互动才能形成国际规范的共有价值理念，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规范各大国自身行为，寻找到符合实际的国家身份和国际地位。而开放条件下的多元平台和共享机遇中的合作互惠，也可以为崛起大国赢得应有的尊重和信赖。各国的开放合作不会对既存国际秩序带来剧烈冲击，而国际合作规则的调整也会渐进地使国际秩序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从而实现大国崛起与国际社会发展相统一。因此，大国崛起是在国际社会中的崛起，是开放的崛起。崛起大国需要合理调整开放广度和深度，将开放原则作为国家崛起的至关重要的思考点。

篇二：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措施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在美国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国内逐渐认识到美国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美国和中国各界开始担心中美之间是否必有一战。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和雅典将军，被誉为“科学历史之父”。他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到，业已建立起陆地强权的斯巴达害怕古雅典的崛起，两国开始竞争、对抗并最终走向了战争，经过三十年的大战两国都被互相毁灭。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1958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奥根斯基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在其“权力转移理论”中认为如果新兴国家在实力方面与主导国家接近并对与主导国家的现状秩序不满的情况下，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战争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西方人认为二战后的六十多年来，美国版“太平洋治下的和平”为亚洲国家提供了安全和经济架构，促使这些国家在其历史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美国哈佛大学国家利益委员会评论中国时称，这样一个分量的女歌唱家进入舞台时不能不产生影响。

　　近年来，由于中国要收回被日本、越南、菲律宾

　　等非法占领的钓鱼岛、西沙和南沙部分岛礁，美国因此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和平崛起。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军力的提升，美国担心中国与其在亚太，甚至全球展开竞争，美国的世界权力会向中国不断转移，正如修昔底德和奥根斯基所说那样，中美之间逐渐具备战争条件，最后必将一战并且相互摧毁。

　　1860年到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由占世界第四位跃居首位。1890年，马汉在著作《论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提出了美国如果有了强大的海军，就能够在海上居统治地位，从而控制全球贸易控制权。美国开始夺取古巴，侵占菲律宾，利用“门口开放”政策在中国攫取利益，推行“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把拉美各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美国的附属国。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组建“经济北约”，意欲在经济上牵制中国;同时，与日本合作发展下一代导弹防御系统，与澳大利亚开展在网络空间的合作，与韩国加强反扩散合作等，部署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大幅攀升，在军事上积极制约中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罗伯特·杰维斯教授在其著作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谈到，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他们接受到新的信息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这就是认知相符现象。认识相符心理也容易导致错误知觉的生成。

　　美国在工业生产总值占居世界第一后，开始对拉美和亚洲国家掠夺，其认知相符的心理也认为中国在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后会对亚洲国家，甚至在全球扩展自身的力量，与美国展开竞争，从而削弱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实质上，这是美国作茧自缚，拿己之心度中国之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年度报告显示，到2014年年底，用购买力评价的方法调整后测算，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中国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53143美元，中国只有6807美元，美国的股市价值是中国的约6倍，美国在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和对外投资都是占居世界首位，美国在创新、能源和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源源不断地为其经济注入活力。

　　并且，一个经济体最重要的优势不是单纯的总量，单纯的总量不是绝对最强大国家的最重要变量。1820年，中国的GDP约为英国的7倍，却在1840~1842年的鸦

　　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致使中国陷入了“耻辱世纪”。

　　美国除了拥有经济优势之外，还有其军事力量和同盟、地理优势、人口构成和移民以及全球的领导地位等众多优势。中国在综合国力方面追赶美国还需要长期努力。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在国际关系领域，主张和而不同。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说明中国在文化根底上无意与任何一个国家对抗，当然也包括不与美国对抗。

　　纵观中美两国的历史、现实和文化传统，中美是否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关键在于美国的认知和决策，中国无主观意图去跟美国对抗。基督教七宗原罪中包括嫉妒、贪婪和傲慢等，美国应该包容中国的正常发展，与中国分享大国应有的国际权力，尊重中国对领海主权的合理要求和选择符合自身实际情况发展的权利，双方努力才能使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篇三：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措施

　　美国崛起时是如何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

　　HowDidAmericaEscape“TheThucydidesTrap”?

　　作

　　者：韩拓[1];贾庆国[1]HanTuo;JiaQingguo(不详)作者机构：[1]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1出

　　版

　　物：国际观察

　　年

　　卷

　　期：2019年

　　码：45-71页

　　主

　　题

　　词：美国崛起;美英关系;世界性权力和平转移;“修昔底德陷阱”

篇四：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措施

　　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分析3000字

　　摘要：“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中美双边经贸关系”课题组的研究报告《直面中美贸易冲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即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回答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中美经济冲突的重要尝试。课题的不少观点和政策建议可以进一步讨论，一些政策建议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但无论如何，这份研究报告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有关中美经济冲突研究中最为系统、全面和具体的成果之一。我相信报告的出版将为推动中美经济冲突研究发挥有益作用。

　　关键词：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

　　为什么美国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政治制度的不同。两种文明的冲突。中美冲突将止步于贸易战、经济战，抑或将进一步发展为全面对抗。

　　在克林顿时期，中国被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在小布什时期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奥巴马时期中美发表联合声明要“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2017年12月由特朗普签署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把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报告认为，美国“将应对其正在面临的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竞争。中国和俄罗斯……，是对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的挑战。”

　　中美贸易争端应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严峻挑战的新时期。当年积极提倡中美合作，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哈佛大学教授尼尔-佛格森公开表示，中国和美

　　国已经进入了“新冷战”时期。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葛兰姆·艾立森在2017年出版的畅销书《必有一战》（“DestinedforWar”）中提出：中美是否能够最终避免一战，取决于美中是否能够逃脱修昔底德陷阱。在中美两国的对峙过程中，擦枪走火的危险性是极高的。如果中美进入“斗鸡博弈”状态，局势就可能失控。还有一个危险是，某个第三方把中美拖入直接对抗。

　　一、中美冲突问题的实质

　　中美关系是否真的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不是“夫妻关系”吗。怎么会走到可能兵戎相见的地步。其实，艾立森教授在美国学者中还是鸽派，因为他并不否认美中两国逃脱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而特朗普总统的的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在2017年则公然宣称，在今后5年到10年之内美中之间必有一战。在班农和其他鹰派人物看来，问题不在于中国上升、美国衰落，也根本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在于中国有一个谋求在世界建立以中国为霸主（supremacy）的朝贡体系的大战略（grandstrategy）。根据是什么呢。他们所谓的“证据”主要来自中国的三项政策：“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南海政策。他们认为“中国制造2025”制定了中国最终在“在技术领域，特别是先进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以取代美国，统治全球市场”的具体步骤。

　　美国人对5G尤其关注。前共和党参议员领袖金里奇声称：我们阻止了华为进入美国。但华为已经进入了60-70个国家。如果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了中国因特网系统，以后我们如何在世界行

　　动。……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是一场在相信自由的文明和相信专制的文明之间的斗争。[2]关于“一带一路”和南海政策，班农声称中国是世界历史上企图同时实践马汉“海权论”、麦金德“心脏陆地说”和斯皮克曼“陆海边缘地带理论”三大地缘政治理论的唯一大国。他主张美国政府同中国进行正面对抗（confront）的强硬政策；他声称，中国只不过是“纸老虎”（papertiger），我要给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建议（recommendation）是：限令中国在72小时内把南海人工岛礁上的全部军事设施拆除，否则美国海军将替中国拆除。[3]特朗普政府中的主要成员，如彭斯和蓬佩奥对中国的态度与班农并无二致。

　　中美关系的恶化不仅同中国的崛起（RiseofChina）、而且同美国国内政治有关。在过去数十年中，美国的蓝领阶层并未充份分享全球化带来的收益，收入停滞不前、甚至恶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民众对传统精英阶层的不满情绪空前高涨。身为房地产开发商的特朗普正是利用了民众的这种反建制情绪登上了总统大位。从班农之流的言论中不难看出，美国的对华鹰派同时是美国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即反华也反对美国传统精英阶层，特别是华尔街金融集团。他们对中国的攻击，也是为了打压自己的政治对手，加强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而传统精英集团也需要同中国划清界限，以摆脱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被动地位。

　　中美冲突的实质是企图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同其实力相当地位的新兴大国(risingpower)和力图维持其霸权地位（Hegemony）的霸权

　　国家（Hegemon）之间的矛盾。这种冲突不外乎四种结果。其一，霸权国家取胜，新兴大国挑战失败。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其二，新兴大国实现其“复兴梦”，旧霸权国家接受新兴大国的新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接受美国取代其霸权地位。其三，两者联合，所谓“中美国”就是一例。其四，两败俱伤，被第三者取代。当年的斯巴达虽然战胜了挑战者雅典，但两者最终都只好臣服于化外之邦马其顿。在这个力量消长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是两国各自力量的重要来源（“软实力”），但对新兴和守成大国之间矛盾的性质不会有根本的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同美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已无重大差别（俄罗斯同沙特相比，何者同美国更为接近，不言自明），但两国之间的对峙同冷战时期无根本改变。在美国潜在敌人的光荣榜上，俄罗斯依然高中榜眼。俄罗斯的GDP仅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如果它的经济体量再大一些，中国恐怕就要屈居第二了。

　　中国无意改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更不存在一个实现争霸的大战略。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冲突是认知问题。但对于美国来说，重要的不是意图而是能力。美国人会问自己，即便中国现在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谁能保证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当中国变得足够强大之后，中国不会对美国发起最后的挑战。《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充分反映了美国精英阶层的这种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料，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要让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中国保持足够大的优势；例如，在高科技领域至少领先中国二十年。如果美国自己发展的不够快，那就让中国失去增长势头。如果说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大

　　战略”，美国却有阻挠中国崛起的“大战略”和实施方案。在美国的“攻势”面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另一方面，还应看到，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美国统治阶层中存在不同观点。鸽派认为，中美可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鹰派则认为，中美之间的最后摊牌只是时间问题。在特朗普政府中，似乎鹰派占上风。特朗普本人是鹰派，但在鹰派中持相对温和的态度。不能排除随形势变化美国统治集团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的可能性。

　　二、如何避免中美重蹈修昔底德陷阱的覆辙。

　　目前来看，可能有以下三条道路可以选择：第一种路径是“搂抱”战略。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ailFerguson)曾经创造了“中美国模式”（Chimericamodel）的概念，形容中国和美国在国际收支上的互相依赖。但这种平衡关系实际上恰恰依赖于严重的失衡，我将其称之为“基于失衡的一种平衡”（balanceofimbalance），这最终是难以持续的，并且实际上这种失衡导致的矛盾已经通过中美贸易冲突爆发出来。而课题组的研究则认为，中美之间的互相依赖不限于国际收支，可以将这种互相依赖扩展到全球价值链为纽带的实体经济当中，使得中美经济实现更高程度的融合，从而真正互相依赖、难以割舍。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充满善意的。但是至少目前来看，在美国鹰派力主“脱钩”的论调之下，“搂抱”战略的难度较大，暂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将来是否还有机会，尚需要观察。在本书中，课题组也沿着这一思路，尝试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第二种路径则是与邻为敌，要搞垮对方。当前，美国的政客当中

　　并不缺乏这类冷战思维的人，甚至不惜以负和博弈的方式来削弱中国，并限制中国追赶美国的发展空间。一旦陷入这样的出发点，则中美之间的问题将陷入无解，修昔底德陷阱也将成为现实风险。我们应该认识到，只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走好自己的发展道路，任何外力也无法阻挡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同时，美国的精英阶层也应该认识到，尽管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赢家，但希腊城邦国家由盛转衰，最终的受益者是长期处于希腊世界边缘地位的马其顿王国。总体上，第二种路径是最糟糕的情况，中美两国应共同努力，将避免这种风险作为最低限度的一种默契。

　　第三种路径则是团结协作、共同抗敌的模式。中美之间一直存在各种分歧，但是当两国共同面对更为紧要的敌人或挑战，则这种分歧可能会下降成为次要矛盾。中美关系的历史进程中，也不乏这种共同应对第三方挑战的先例。世纪之交，两国在911事件后并肩抗击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中美领衔合作、共同拯救全球经济于危难之中；2014年，双方还签署了联合声明、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并最终推动了《巴黎协定》的签署。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敌人。大流行病的传播，不分国界、不分国籍、不分种族。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自打赢这场战争。在疫情面前，中美的共同利益已经超越了分歧。共同应对疫情及其带来的各种挑战，这可能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好路径。

　　事实上，中美不但要共同面对大流行病的疫情挑战，还要共同应

　　对全球经济衰退、全球金融风险、全球气候变化等挑战。由此应当强调更加密切的合作、而不是对抗，这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毋庸置疑，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两国将会面临更多的共同挑战。另一方面，频频闪现于美国好莱坞大片中的外星人攻打地球、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些灾难场景也反复教育我们地球人：无论我们有何利益冲突，不要忘记，我们会始终不断地面对将会毁灭地球人和地球村的共同敌人。

　　拜登政府即将上台，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间要达成可持续的贸易协定，前提必须是中美应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中美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找到合作共识与共同利益：

　　首先，两国应在世卫组织的主持下或与世卫组织合作，共同制定遏制新冠肺炎的综合计划。提供疫苗就是可合作的领域之一。

　　第二是应当实现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并在一定时间内取消双方的所有附加关税。很明显，由于疫情的影响，2020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数量未达标。双方应该根据不可抗力条款，重新就协议展开谈判。要么延长完成采购2000亿美元额外美国商品的期限，要么降低采购价值。

　　第三，拜登已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政府优先事项，这也是中国政府的政策重点。两国在这一领域也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三、《直面中美贸易冲突》一书是回答中美冲突的重要尝试

　　浦山基金会“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中美双边经贸关系”课题组的研究报告《直面中美贸易冲突》即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发版，这本书是回答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中美经贸冲突的重要尝试。该课题包

　　括了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中美关系的演变并梳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第二部分，对关税冲突、投资冲突、技术冲突、金融冲突进行分析，并对中美在各领域的冲突应对和管控提出建议。第三部分，从全球多边机制（WTO）改革，到区域多边机制（CPTPP），再到双边合作（中欧经贸合作），以及中国自身的改革，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课题报告认为：中国需要将不同性质的中美经济冲突做适度分割。对于无解的冲突，他强任他强。对于有解的冲突，则要谨慎对待、努力推动达成共识，在保证中国核心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有所取舍、积极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的实质性改革。同时，在应对中美贸易冲突的过程中，中国的政策也需要聚焦核心利益，并以此为出发点形成逻辑一致的政策框架。我以为，研究解决中美经济冲突办法的这种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报告提出的建议包括：一、以建设性立场，面对WTO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调整压力。二、应尽快做出加入CPTPP之决定。三、分四步推动中欧在经贸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四、中美应合作推动形成国际技术转让的多边规则。五、尽快推动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改革。六、不应封杀美国企业，相反应对美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进一步全面扩大开放。七、稳妥处理好扩大开放与防范风险的关系。这些政策建议都是值得认真考虑。

　　当然，课题的不少观点和政策建议可以进一步讨论，一些政策建议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但无论如何，这份研究报告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有关中美经济冲突研究中最为系统、全面和具体的成果之一。

　　我相信报告的出版将为推动中美经济冲突研究发挥有益作用。

　　课题组成员都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中青年研究骨干。他们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以高度敬业的精神，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思想”为指导，尽最大努力，几经易稿才完成了课题。我愿借此机会对课题组表示敬意和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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