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的自我与自觉7篇

魏晋的自我与自觉7篇魏晋的自我与自觉　　文学遗产　　“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　　作者：雷恩海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31日　　15版）　　鲁迅论“魏晋文学自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魏晋的自我与自觉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魏晋的自我与自觉

　　文学遗产

　　“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

　　作者：雷恩海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31日

　　15版）

　　鲁迅论“魏晋文学自觉”，指出其关键乃世情的变化促使思想的新变，遂引起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其优点是自尊、自我觉醒，其缺点则是消极避世。曹操提倡通脱，打破东汉经学之桎梏以及党锢清流末派的固执，嵇康、阮籍之“师心”“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显然，鲁迅认为世情思想的演变、人之觉醒，乃文学自觉的动因。正因为关切世事，文学所承载的乃是世情、思想和个人情性及其生命体验：“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探源溯本，极为精当。

　　事实上，思想之活跃、人之价值之重视、精神之摆脱束缚而趋于自由，乃文学自觉之前提。人有性灵，自古而然，但此前往往湮灭于社会群体的状态之中，至此则超越社会群体的束缚而日趋独立、觉醒，重视个体生命意识。时世动荡，战乱相仍，人命危浅，被时代所裹挟，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与命运，直面惨淡的人生，也将目光内视，追求精神与心灵的自由与自足，乃使士人认识到个体生命的可贵、处于动荡时世的艰危与无奈。因觉醒、自尊而使生命过得精彩，服食求长生乃虚妄，纵情享乐为荒诞，如何超越限制而自致不朽？立德、立功，皆须依凭机遇和位势，非由自我所能掌控，唯有立言则可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获致，遂为人所青睐。因而，觉醒的个体生命意识，必然借助于文学艺术来表达。

　　文学自觉乃一个渐进的进程。以文字记述事件，表达思想与情性，进而描摹物象，传神写照，娱情悦性，经历了漫长的演进，日益积累了创作的经验与体会。从此，文学的表现内容扩大，文学性日趋明确、丰富。内容的扩大与丰富，不仅关注“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的自然景物之感发，而且关涉“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的广泛的人生悲欢离合。动荡社会中的民生百态，开始进入了建安、曹魏时代作家的视野，尽情展示时代乱离与悲苦人生，抒写个体命运的焦灼忧虑。汉代体物浏亮的大赋，难见个人情性，至此遂发生巨大的变化，王粲《登楼赋》、祢衡《鹦鹉赋》、向秀《思旧赋》以至其后的鲍照《芜城赋》、江淹《别赋》《恨赋》、庾信《哀江南赋》等，旨在表现个人悲苦以及对他人悲惨遭遇的感同身受，日趋多样和深切。即使实用文体，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酒德颂》等，亦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就文学性而论，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旨在强调作家才情、生命体验的独特性。陆机“诗缘情而绮靡”，明确主张诗歌应基于个人情感，而有“绮靡”之美。刘勰兼重“风骨”与“情采”，更是基于作家生命活力、体验、才情；“立文之道”有形文、声文、情文，特别彰显语言之美；“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于情性、风物之描摹、表现无疑大有裨益。

　　当然也应该认识到，所谓自觉之“文学”，乃中国传统泛文学观念，或称之为杂文学，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传统的四部分类，不能归入经、史、子三部者，皆归入集部。集者，杂也，故集部内容丰富、驳杂。《文心雕龙》通论八十二种文体，分为有韵之文、无韵之笔。萧统《文选》不录经、子、史之作，虽然被后世认为是以纯文学的准则选录，事实上却收录了大量的应用体文章。显然，文学自觉说，是不能仅仅以所谓纯文学的诗赋作为论析对象的。

　　文学自觉，指的是一种自觉之创作意识与状态，无关乎纯文学、杂文学的观念。为艺术而艺术，仅仅指作家看重艺术，借艺术（文学）表达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体验。魏晋张扬文学的个人情性表现、审美追求，打破寓训勉于文学的樊篱，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鲁迅论及《世说新语》等志人书有曰：“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彰显的仍是个体生命体验与情性、审美。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突出文章之价值，也强调文章可以使作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以自我的努力，达到超越权势、生命局限的不朽。而这正可以视为文学自觉的宣言。由此，文学自觉，乃是魏晋时期的特殊文学现象，开启于建安时期，兴盛于曹魏、两晋，影响于南朝。因而，魏晋文学自觉正是对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高度概括，并且最终开启了唐代文学之雍容大雅和丰富多样。

　　有论者以为，文学自觉说是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形成的观点，其实，作为一代文学与思想的宗师，鲁迅有着自己的学术追求和考量，不会俯仰随人。当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风行之时，有人说鲁迅抄袭了盐谷温氏之言，引起鲁迅极大之愤慨，今天，如果力图指证鲁迅的魏晋文学自觉说来自于日本人铃木虎雄，也是不合适的。

　　（雷恩海，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问题是如何发生的

　　作者：贾学鸿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31日

　　15版）

　　编者按

　　铃木虎雄提出曹丕时代开始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观点。后因鲁迅的推介，这个观点影响了20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0世纪后期，一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对“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于“文学自觉说”提出了质疑。本刊于2015年11月26日登载的题为“文学的自觉是不是伪命题”的对话，以及本期刊载的几篇回应性文章，反映的就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雷恩海《“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认为，鲁迅的魏晋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时期文学的特定面貌的概括，对描述魏晋时期的文学仍然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吴中胜《文学自觉不能

　　提得太早》认为，中国文学自觉的说法还是以魏晋时期自觉说为宜，不应该提前。

　　贾学鸿《问题是如何发生的》梳理了魏晋文学自觉说提出和流传的过程，认为铃木虎雄和鲁迅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到了曹丕的创作理论符合“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并不是对中国整个文学发展进程的判断，而有人放大了这一观点，导致这个观点偏离了正常轨道。刘娟《中国文学史的本与末》认为，鲁迅“文学的自觉时代”本来是为了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后来却被异化为“魏晋文学自觉说”；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不能背离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根本特征。（李炳海）

　　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作了一场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其中提到曹丕的诗赋观：“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的一派。”同年8月，《民国日报》的《现代青年》版连载了鲁迅的演讲记录，后经过两次修改，多次刊印。此后半个多世纪，鲁迅的这一命题固化为“魏晋文学自觉说”，被众多学者接受、强化与传播。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龚克昌先生提出“汉赋”是文学自觉的起点，才打破这一冰封的局面。在此之后，各种说法纷纷登场，莫衷一是，似乎中国文学一直处在“自觉”之中，抑或说一直都没有完全“自觉”。

　　1919年10月至1920年8月，日本《艺文》杂志分五期连载了铃木虎雄的论文《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1925年该文被收入他的《中国诗论史》（旧译为《支那诗论史》）。第二篇第一章的标题即是“魏代——中国文学的自觉期”。铃木认为，自孔子到汉末，中国文人一直用“道德论的文学观”看待文学的存在价值，到了曹丕以后，“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对诗赋语言审美性和作家个性气质的推崇，契合铃木虎雄“从文学自身看其价值”的文学观。鲁迅也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评价曹丕的诗赋“华丽以外，加上壮大”。

　　鲁迅对铃木虎雄说法的借鉴，除体现于二人表述话语的相似性外，还有实践和思想的依据。根据《鲁迅日记》，1925年9月15日，“往东亚公司买《支那诗论史》一本”；1926年2月23日，“往东亚公司买书九种”，内有铃木虎雄的《支那文学研究》。同年8月，鲁迅赴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同时编写《汉文学史纲要》，其中《屈原与宋玉》章后的“参考书”中，有日本铃木虎雄的《支那文学之研究》。铃木的两部著作，最早都由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时间分别是1925年（日本大正十四年）4月和11月，也就是说，在两书问世后的三四个月内，鲁迅即在北京购得，由此可见他对铃木著作的关注。

　　汉语的“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篇，文学与德行、言语、政事并行，是孔子开办私学的四个学科，指六艺之学，即后世所谓经学。战国诸子中，文学不仅指读书人所明习的人文经典，有时也借称研习经典的人。由于经典种类在不同时代会有变化，直至清代，《四库全书》也无文学类。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具有很强的变动性，内涵是不确定的。这与鲁迅所说的“文学”，绝不是同一个概念。

　　鲁迅在使用“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表述时，对“文学”一词作出限定，即“近代的文学”中“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19世纪欧洲很有影响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兴起于法国，壮大于英国，但思想内涵却是对德国康德和席勒古典美学的粗浅表述，强调艺术的独立性、非功利性和纯形式自律，脱离生活，反对服务于宗教和道德。①它对道德的摒斥，也正是铃木虎雄否定中国汉代以前存在文学自觉而承认魏代开始自觉的根据。

　　16世纪初期，西方传教士开始对中国进行文化输出。据王韬《泰西著述考》统计，从1552年到1674年的123年间，来华的著名教士有92人，用汉文译介西洋知识著作多达211种。然而，传教士们煞费苦心的汉文译作，大多数中国人不加理会。相反，日本人对西洋的学问却极为热衷。1720年，利码窦的《乾坤体义》《经天说》等汉译著作由中国传到日本，倍受欢迎。随后，日本人不满足于西洋人为中国人译的书，开始自己动手翻译西文典籍。当然，译解过程异常艰辛，由于难以找到与新事物对应的日语词汇，日本人便开始借汉字制作新语，哲学、美学、人格、主体、艺术、想象、散文、文学等词便由此产生。目前，中国人使用的来自日本的词语至少有870多个。日本人所制作的“文学”一词，是借用中国成语“文章博学”的字汇合而成的；维新以后，这个词汇在日本被用来代表西洋所谓Literature的意义。日本人借汉字制作新语时，有时用中国成语的字汇，然而新语却不含这个成语原来的意义，只当作包含一种新鲜意义的词语使用。此外，像“～观”“～学”“～感”“～性”“～时代”等包含“类词缀”的构词模式，也出自日本人。由此可见，新的“文学”概念，是西学东进的产物，中国本土的文学一词已经被日本人“偷梁换柱”，装入了西洋的观念。

　　中国政府在1896年至1937年42年期间，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不下五万人，鲁迅便是其中的一员。当时，中国留学生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据实藤惠秀编的《中译日文书目录》统计，只“文学·语学”类书就有324种，并且当时“实凡以‘教科书’为名的书籍，都可以看作‘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东西’。说起来，‘教科书’这个词汇，也是从日本输入的”。中国新文学的主要人物，无论是语丝派还是创造社的成员，几乎全是留日学生。郭沫若曾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日本书籍使用大量汉字，中日‘同文’的要素甚多，故此中国人翻译日文较容易。那些用汉字制成的新语，乍一看，有的字面上与汉语相同，其实含义与汉语迥异”。②鲁迅提出“文学自觉说”，并不是用新“文学”概念去考察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历程，只是就事论事，与曹丕的“诗赋观”相对照，这符合曹魏时期文坛的具体情况；同时，也说明他对“文学”概念的“真假孙悟空”现象心知肚明。曹丕所谓“诗赋不必寓教训”，“诗赋欲丽”，正好与铃木虎雄的观点和“唯美主义文学观”相印证。西方“文

　　学”观念传到中国，本土文学与之呼应的便是诗赋。1917年，刘师培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古文学史》课程时也提出：“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

　　同时，“自觉”的含义也染上时代色彩，指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的自觉”。鲁迅关注“国民性”，意在唤起国人的注意，促发民众的觉醒，这也是他在日本放弃医学转向文学启蒙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将鲁迅与孔子相比，称他为“中国第一等圣人”。鲁迅的观点公开发表后近六十年中，中国学者在传播与接受这一命题时，不断把它延伸、放大，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看待，视曹魏时期为文学自觉与否的分水岭和里程碑，从而使这个命题偏离正确轨道。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有学人提出质疑，对“文学”及“自觉”的内涵进行本土化思考，因此，出现对这一命题的论争，也就很自然了。

　　（贾学鸿，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①周小仪：“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起源、发展和演变［J］。外国文学，2002（3）：P47－54。

　　②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P193－239。

　　文学自觉不能提得太早

　　作者：吴中胜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31日

　　15版）

　　我们认为，文学自觉不宜提得太早，因为文学的自觉首先需要人的自觉。中国文学的全面自觉，只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真正完成。具体理由如下：

　　一、生命意识的增强。中国人对自身个体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西周到两汉，一些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者，如屈原、司马迁等，对于个体的生命价值有初步的确认和强烈的渴求。但从普遍来说，在礼乐文化背景下，人的依附性很强。到了汉末，儒家一统的文化结构受到强烈冲击。《古诗十九首》有对人生的拷问，如“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李泽厚《美的历程》说“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晋南北朝时代被称为“人的觉醒的时代”。

　　二、文学价值的重视。曹丕《典论·论文》称文章是“不朽之盛事”，就是对文学与人生价值的探讨。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虽然有礼乐文化的大背景，但他毕竟生活在“人

　　的觉醒的时代”，对个体的生命和文学的价值有自己的思考。《序志篇》说：“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刘勰认为，“宇宙绵邈，黎献纷杂”，个体要“拔萃出类”，只有靠“智术”，也就是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自己著《文心雕龙》的根本目的是“立家”，即要自成一家，也就是要通过著书立说来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三、个体情感的重视。魏晋南北朝，儒家一统的文化格局被打破，个人情感的抒发空间得到重视。陆机《文赋》提出“缘情观”，就体现这一时代的文化信息。到刘勰《文心雕龙》，“情”得到更多的阐发，如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登山则情满于山”，“情饶歧路”，“情数诡杂”，“情变所孕”；“情动而言形”，“情性所铄”等。这些“情”的具体内涵各异，但刘勰重视“情”的自由抒发是毫无疑问的。

　　四、文学形式美的张扬。语言形式是文学的本体，在礼乐文化背景下，语言形式即“文饰”是受到限制的，所谓“文胜质则史”，但在文学觉醒时代，文学形式得以张扬。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指出：“‘文’的内涵越来越纯化，越来越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丽’的艺术特征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入，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如曹丕《典论·论文》即提出“丽”的文学主张。《文心雕龙》有多篇文章专门展开对文学语言形式的探讨。刘勰认为，“立文之道，其理有三”，分别指形文、声文和情文，如果说“情文”属情感内容范畴，那么“形文”“声文”则归语言形式范畴。

　　五、文学批评的全面性增强。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也有一些谈论文学的文章，但都是针对某一部著作或某一种文学。曹丕、陆机等人的文论则针对的是文学的多方面问题，文学批评的全面性加强。到《文心雕龙》，其思考的文学问题更是全面。刘勰甚至对他之前的文论都表示不满，认为它们“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文心雕龙》自身结构的全面性和体系性，关涉到文学系统的各个环节，体现出对文学规律的探讨进一步深入。

　　（吴中胜，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

　　中国文学史的本与末

　　作者：刘娟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31日

　　15版）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这一讽喻时事、有感而发的观点竟在传播中异化。有人提出魏晋有所谓“人的觉醒”，并把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结合起来，“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界影响愈加广泛。实则不同于18世纪末以来西方流行的“纯文学”观念，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正如程水金教授所说，“文学的自觉”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亘古不变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概念，实际上这一概念并不存在。《周易·贲》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孔门四科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此处文学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礼记·经解》载孔子对六经教化作用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六经实乃文学之渊府。宋孙复《答张洞书》认为六经皆文，“总而谓之经者，以其终于孔子之手，尊而异之尔，斯圣人之文也”。《四库提要》说：“文本于经之论，千古不易。”中国文学开始于六经，六经之文，是体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道之文”。

　　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虽然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近代大儒马一浮游历欧美，通晓多国文字，于中西学术无所不通，抗战时期在四川乐山建复性书院，目的即在恢复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复性书院学规》规定弟子修习之文，不仅仅是西方近代以来所谓的“文学”，“不是指文辞为文，亦不限以典籍为文，凡天地间一切事相皆文也，……《论语》朱注曰：‘道之显者谓之文。’”即强调要恢复一切关乎文明教化之著述与行为统称文学的传统。

　　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探讨中国文学史，不能背离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更不能失去对传统的敬畏。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将失去自身特色，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正如钱穆《中国文学史概观》所言：“如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也将死去最有价值的那部分。”

　　程水金教授指出，在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之前的欧洲，文学观念也包含了修辞学、诗歌、历史、哲学和宗教等复杂内容，并非仅限于在虚构意义上。斯达尔夫人的文学观既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涵盖18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有学者提出要兼容并包，汇通中西，但我们的“兼容并包”应有选择性，“汇通中西”应坚持立足中国文学本位。有责任的当代学人并非一味排斥西方文学观念，而是在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的过程之后，借鉴吸收其中契合中国实际的文学观念。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探讨了文艺的本质和社会作用，强调文艺教育对人的心灵的影响，其《会饮篇》提出真善美合一为最高理念，与孔子的“文质彬彬”观点不谋而合。美国哲学家卡西尔在《艺术的教育价值》一文中批驳艺术的传统伦理享乐论和审美享乐论，指出“艺术乃通往自由之道，它是人类心智的过程，而这正是一切教育之真正的和最高的目的”，与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思想亦是殊途同归。

　　倡“魏晋文学自觉说”者多以曹丕《典论·论文》之“诗赋欲丽”为据，认为魏晋时期

　　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挣脱，重视表现个人情感，对艺术审美性有了自觉追求。事实上“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追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目的很明确，即言志载道；二是先秦文学已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追求。《文心雕龙·宗经》说六经“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叙述特点，说的就是六经的审美价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之言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足见孔子之前中国文学已有建言修辞的良好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曹丕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载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终极人生理想。陆机《文赋》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虽强调了文学的情感因素与形式美感，但他也“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认为要“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并将文学的根本目的归结到载道教化一途。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时代的绝大部分文人都能始终将明德、载道与经世致用作为首要目的，这一社会价值被历代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研究中国文学史，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这个根本特征。

　　（刘娟，作者单位：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篇二：魏晋的自我与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在这一时期孕育发展。

　　作为一个从“大一统”到分崩离析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的时代。文学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与追求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这一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思想上却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一种活泼开拓、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诸多新的景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魅力也正在于此。这种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

　　一、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就三曹而言，诗歌创作即各具特色，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

　　二、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人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以魏晋玄学为理论形态，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佛教的传人则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氛围和文化土壤，如文学中想象世界的丰富，故事性的加强，词汇的扩大等。

　　三、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尤其是两晋诗坛，讲究语言的形式美，辞采华丽，诗风繁缛。

　　此外，就文体的发展来看：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而更凸

　　显了诗人的个性，得到较大的发展并达到鼎盛；骈文的兴盛，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文体，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而在汉代盛极一时的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增加了骈俪的成分，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七言古诗在这时确立起来，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鲜气息，像一阵清凉之风吹入文坛，刺激着涛人进行新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绝句的繁荣，小说在这时已初具规模，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

篇三：魏晋的自我与自觉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在近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魏晋文学自觉说”是最有影响的一种说法,它甚至成为许多人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常识性判断。但是,“魏晋文学自觉”的这种提法合适吗?它能很好地揭示中国文学史现象吗?近年来,陆续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有力反驳。但总的来说,“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术界的影响仍然巨大。我以为,由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这一说法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却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这样做的结果会影响我们对汉魏六朝文学的全面认识,也有碍于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全过程和中国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因此需要我们对这一说法进行深入系统的讨论。

　　一、“魏晋文学自觉说”简述

　　“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源于日本人铃木虎雄1920年在日本《艺文》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名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后收入他的《中国诗论史》。铃木认为,汉末以前中国人都没有离开过道德论的文学观,按此路线发展,就不可能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倾向。他由此得出结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作为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证据,就是他对曹丕的《典论·论文》的分析。铃木强调了四点:第一,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开始了对于作家的评论;第二,曹丕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所谓“经国”,恐非对道德的直接宣扬,而可以说是以文学为经纶国事之根基。这是从道德论的文艺观转向的重要标志;第三,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观点,“这是根据不同的文体说明其归趋之异”;第四,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可见,关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主要根据,铃木当时基本上都已经说到了。

　　但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讲,最直接接受的还是鲁迅的观点。1927年9月,鲁迅应邀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他不仅沿用了铃木“文学的自觉”的说法,而且同样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主要论证根据,包括对于曹植的分析,都与铃木的说法大致相同。以后,“魏晋文学自觉说”逐渐在一些人的论述中开始出现,但是由于都没有对鲁迅的观点作更多的展开,因而它的影响并不大。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如郭绍虞就指出:“(曹丕的)这种论调,虽则肯定了文章的价值,但是依旧不脱离儒家的见地。”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经过李泽厚的特别推重,以鲁迅为代表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术界迅速产生了重要影响,大有“风靡天下”之势。其后,学者们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具体内容也做了比较多的概括与补充,并在时间上也各有修正。最有代表性的是袁行霈的说法。他说:“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的自觉”,他认为:“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袁行霈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这种概括,比起李泽厚的论述更有条理性和系统性,也更为坚实地立足于文学本身,其论述随着由他主编的《中国文学

　　史》作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校文科教材的大量发行,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挑战

　　“魏晋文学自觉说”虽然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自鲁迅以来对于“文学自觉”的具体内涵解释的并不清楚,而当代学者对于什么是“文学自觉”本身就存在着理解上的歧义,所以,近年来逐渐有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不是从魏晋时代开始,而是从汉代就开始了。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龚克昌。早在1981年,在《论汉赋》一文中,他就认为应该把文学自觉的时代,“提前到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身上”。后来,他又专门就此问题发表了题为《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的文章,认为从两个方面可以证明汉赋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一是“文学意识的强烈涌动,文学特点的强烈表露”,二是“提出新的比较系统的文艺理论”。张少康在这方面论述得最为系统。他说:“文学的自觉和独立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和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各种文学体裁的成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直接相联系的。”以此而进行综合考察,“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从战国后期《楚辞》的创作初露端倪,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逐步发展过程,到西汉中期就已经很明确了,这个过程的完成,我以为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作为标志。”詹福瑞也坚持汉代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开始的观点。他认为,“两汉时期,文士的兴起和经生的文士化倾向,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自觉”。李炳海同样以汉赋创作实践的大量事实说明:“辞赋的出现??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标志。”

　　如果进入现代学术界关于“文学自觉”的讨论范围的话,在以上两种观点中,我本人是赞成“汉代文学自觉说”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按袁行霈所说的三个标志来衡量,凡是“魏晋文学自觉说”所提出的诸多理论和事实佐证,在汉代我们都可以找到明显的存在。

　　首先,汉代的文学已经“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诗赋单列一类,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而由刘向所编辑的楚辞,所收只限于屈原作品和汉人摹仿《离骚》、《九章》之作,说明当时人对于文体的区分已经非常细致。

　　其次,汉人不仅“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在这方面,扬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班固在《扬雄传赞》中说:“(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仿依而驰骋云。”可见,扬雄对于“易”、“传”、“史”、“箴”、“赋”等文体及其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并有意识地去进行仿作。张衡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他曾经写过多种文学作品,也体现了比较明显的文体区分意识。同时,从《后汉书·文苑列传》可知,汉代文人使用的文体不仅有诗与赋,还有书、铭、诔、吊、赞、颂、连珠、碑、策、箴、论、笺、奏、书、令、檄、谒文等等多种,每种都有明确的体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末蔡邕的《独断》里,不仅把天子号令群臣与群臣上奏天子之文各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和“章”、“奏”、“表”、“驳”四类,而且对上述文体的性质以及基本写作要求都做了细致的说明。可见,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并不是他的提倡和发明,不过是对汉人各种文章体裁风格与创作实践认识的一般性的简要总结而已。

　　其三,汉人已经“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这一点,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司马相如关于作赋的论述外,其他赋家的创作也莫不如是,如扬雄在《解嘲》中自言“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史称张衡作《二京赋》就是“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可见,即便是以袁行霈关于文学自觉说的三个标志来衡量,汉代

　　文学也已经完全达到“自觉”了。如果说中国文学有一个自觉时代的起点,这个起点也应该是在汉代,而不应该是在魏晋。

　　三、对曹丕《典论·论文》的重新理解与评价

　　考察“魏晋文学自觉说”的缘起,总是与人们对于曹丕的《典论·论文》的理解相关。铃木、鲁迅、李泽厚等人之所以把它看作是魏晋文学自觉的标志,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曹丕在这里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说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看重文学的价值;第二,曹丕又说过“诗赋欲丽”的话,说明魏晋人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文体区分意识和对文学审美特点的认识。下面我们就在重读文本的基础上,分别讨论这两句话的意义。

　　(一)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所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指以诗赋为主的“文学”吗?不是,而是“文章”。在曹丕所列出的八种文体中,在今天我们看来真正属于“文学”的诗赋两类,被曹丕排在了最后,可见他对“文学”的真正态度。在曹丕的眼中,真正能够让人不朽的是可以“成一家之言”的论说文。他在对建安七子进行评价时,没有认为在我们今天看来写出了《七哀诗》和《登楼赋》这样高水平的文学作品的王粲不朽,而是认为只有写出了《中论》的徐干才会不朽。由此看来,把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看成是他对“文学”自身价值的重视,显然是对曹丕《典论·论文》的一种误读。

　　其实,把“文章”看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由来已久,这句话最早来自于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叔孙豹的“三不朽”之说。它是春秋以来士大夫人生价值观的基本追求,并被汉人继承了下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就是对叔孙豹“三不朽”观点的继承,也是司马迁追求立言不朽的最好说明。扬雄也继承了这一传统观点。曹丕的《典论·论文》基本继承了司马迁和扬雄的思想,而且,司马迁、扬雄所说的文章不朽都不是专指论说之文,而是指包括诗赋在内的广义的文章。在这一点上,曹丕的观点不但没有比司马迁、扬雄二人进步,反倒有些落后。

　　(二)“诗赋欲丽”的观点是曹丕首先提出来的吗?也不是。鲁迅说:“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又说:“华丽即曹丕的主张”。鲁迅把“华丽”看成是曹丕的提倡,这是错误的,当今的研究者已经从汉赋的研究中作了很好的证明。追求华丽的辞藻是汉赋写作的基本特征。我们看汉人对于诗赋的评价,基本上都要提到“丽”字。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说:“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喻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关于汉赋的“丽”的特征,连当时的皇帝汉宣帝也看出来了,他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由此可见,鲁迅说汉文华丽是曹丕的提倡,显然是错误的。

　　由此可见,把曹丕的《典论·论文》看成是“魏晋文学自觉”的标志是不妥的。

　　四、“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的关系

　　“魏晋文学自觉说”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从魏晋开始,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在魏晋以前中国人的文学观念基本都是功利主义的,而魏晋以后则开始追求艺术自身的美。功利主义真的与艺术审美不相兼容吗?我们从两方面展开讨论。

　　(一)如何看待先秦两汉时期功利主义文学观的问题

　　很明显,站在“魏晋文学自觉说”的立场上,从铃木虎雄到李泽厚,对于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或者说经学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它们影响或者阻碍了中国文学自觉的发生。

　　但是考察历史我们却发现,中国古代的文学发展,正是从功利主义的自觉走向艺术审美自觉的。由于中国人从先秦开始就一直把“文”、“文章”看成是各种事物的外在显现,在“文”与“道”二者当中更看重的是“道”,所以在作文的问题上始终坚持“文以载道”的原则。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早就把先秦的圣人之书推崇备至,不但把它们视为道德思想的渊薮,也视为后世文学之楷模。正是在经学的研究中,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被大大推进了。

　　首先,中国古代的文学审美观是在六经建立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体系的。客观地讲,由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审美意义的概念,它原指一切有文采的东西。以文字而写成的文章,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包含着美的因素。所以,即便是在没有明晰的文体意识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关于“文”的形式技巧和审美方面的主动追求。这一点,在“六经”中表现得已很明显,其中尤以《诗经》的写作最为明显。

　　其次,先秦的经书分类,也正是最初的文体区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不仅是内容的区别,也是文体形式的区别,还是中国人最早最有系统的文体分类。正是这种经学分类,开启了后世文体的区分。

　　再次,在经学的发展和经学的研究中,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显示了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这当中,尤其又以诗乐的论述最有代表性。《礼记·乐记》一篇,就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理论著作。而关于《诗》的研究,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等诸多论述到《毛诗序》,形成了系统的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其标志就是“风雅”、“比兴”观的成熟,它已经成为中国后世作诗的根本大法与诗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乐记》和《毛诗序》对中国后世文学的影响,比起曹丕的《典论·论文》要大得多,在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也要完善得多。如果把《乐记》和《毛诗序》这样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排除在外,认为它们所讲的都与“文学自觉”没有关系,那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实际的曲解。

　　(二)魏晋以后的中国文学是不是摆脱了“功利主义”

　　让我们还是先从曹丕说起。如上所言,曹丕在谈到文章可以不朽的时候,所指的并不是诗赋,而是指文王所演的《易》,周公所制的《礼》,退而求其次,也是可以成一家之言的徐干的《中论》。所以,说魏晋文学开始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应用在曹丕本人身上都不合适,更不用说用以概括“曹丕的一个时代”了。

　　魏晋以后的中国文学并没有真正走向“为艺术而艺术”,自然也不可能摆脱“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在魏晋以后的中国文学理论中,也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文”与“道”的关系。陆机的《文赋》,是中国第一篇讲创作论的大文字,但他认为作文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载道。这一点,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里表现得特别鲜明。刘勰认为“文”本身就是“道”的体现。在讨论中国古代文学自觉观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不能把唯美主义的追求看成是文学自觉的惟一标志,时时刻刻记住文学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是自先秦到魏晋六朝人们对于文学本质的一种深刻理解,这也是中国文学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六朝人不仅一直没有摆脱功利主义的艺术观,而且对于那些形式主义的艺术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我们知道,在魏晋六朝关于文学形式的探讨和文学创作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唯美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倾向,它的极致就是齐梁宫体诗的产生。因为他们背离了中国人关于“文”以载“道”的基本原则,所以受到严厉的批评。从《南齐书·文学传论》的“虽存巧绮”,“本非准的”,《隋书·经籍志》的“文章道尽”,到陈子昂的“寄兴都绝”,李白的“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些说法,都代表了当时人对于六朝文学的基本认识。

　　五、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

　　李泽厚在谈到魏晋时代社会变革时,特别强调“人的主题”和“文的自觉”两点,认为是“两者的密切适应和结合,形成这一历史时期各种艺术形式的准则。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们确乎是魏晋新风。”李泽厚的这段论述,是铃木虎雄和鲁迅“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新发展,影响甚大。

　　我们承认魏晋文学与汉代文学有着时代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不是用“人的主题”和“文的自觉”可以简单概括的。说汉代只有儒家思想和谶纬经学这样一种思想和学术,也只有“助人伦、成教化”这样一种艺术形态,这种认识显然不全面。

　　首先,文学中“人的主题”早在汉初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了。我们知道,汉帝国建立之初,儒家思想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当时占社会主流地位的思想,反而是黄老思想。作为活跃在汉初的文人,他们继承的还是战国时代士阶层的个体意识,追求着体现个体价值的自由精神。汉代文人的悲剧不在于没有个体意识的自觉,而在于他们一方面认识到个体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感叹自己在封建官僚政体的压迫之下,永远失去了战国之际士阶层的人身自由与精神自由。所以,哀叹生不逢时,替屈原鸣不平,在老庄思想中寻求解脱等等,就成为汉代文人宣泄个人哀怨、表达个体意识的几条重要渠道。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王逸编的《楚辞章句》中汉人的拟骚之作的小标题就可以明白。如东方朔的《七谏》中有“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诸节,刘向的《九叹》有“怨思”、“远逝”、“惜贤”、“忧苦”、“闵命”、“思古”、“远游”诸章,王逸的《九思》更有“伤时”、“哀岁”、“守志”等题目。严忌在《哀时命》的开篇就说:“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往者不可扳援兮,来者不可与期。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可见,他写诗就是要抒发自己那种强烈的生不逢时的个体意识,诗中所表现的就是人的主题。我们知道,赋在汉代基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以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为代表的散体大赋,另一类是以贾谊的《吊屈原赋》为代表的骚体赋。而骚体赋的主要内容大都是表达汉代文人个体情感的。特别是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所表达的个人哀怨与儒家经学是格格不入的。除了上引摹仿屈原作品的《七谏》、《九叹》、《九思》、《哀时命》之外,更为典型的还有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和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那种强烈的生不逢时的个体情感表达,早已为大家熟知。在汉代社会中,虽然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官僚政体也造成了对于个体人格的极大压抑,但是,那些具有独立精神的文人士子,并没有停止反抗,也没有停止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和个体自由的追求。而且,正是他们把这些丰富的个体情感表现在骚体赋中,才让我们看见了汉代文人生动活泼的另一个方面。

　　汉代文人个体意识的觉醒,还表现在强烈的人生短促的感受与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两个方面。在这方面,汉代诗歌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以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为代表的汉初楚歌,从一开始就没有遵循儒家的诗学传统。即便是那个接受了董仲舒意见的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身为一国之主,他所做的《秋风辞》和《李夫人歌》,也没有遵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诗学传统,而是直抒人生短促与男女相思之情。与魏晋文学所不同的是,汉代人对于人生短促的感叹,对于生命的珍惜,并不是因为战乱、荒年、瘟疫以及政治的险恶使他们感受到生命的脆弱,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已经被自己所征服的世界中还没有尽情的享受,还没有过足享乐生活之瘾。

　　汉代文人个体意识的自觉,特别是关于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等情感的抒发,在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点,李泽厚已经有过比较深入的论述。不过,他是把《古诗十九首》当成东汉末年或者魏晋时期的诗来看待的,而我则认为《古诗十九

　　首》恰恰是东汉中早期的产物,把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归入汉末建安以后不仅没有事实的根据,也没有文本上的根据。反过来讲,正因为汉代社会处于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封建专制政权也极大地压抑了个体人格,才使得汉代的文人士子们产生了特别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汉代文人的思想情感因此而丰富,汉代文学也因为有了骚体赋、乐府诗、文人五言诗而显得丰富多彩。

　　六、如何认识汉魏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

　　以上重点强调了魏晋六朝文学与汉代文学之间的继承关系,并不是要否定魏晋文学与汉代文学的巨大差异,而为了证明“魏晋文学自觉说”对一系列“汉代文学自觉”现象的忽略,旨在说明:如果认为中国文学存在着一个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历史起点的话,这个起始点也应该从汉代开始而不是从魏晋开始。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本人并不太赞成用“文学自觉”这一词语来概括汉魏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因为“文学自觉”这个论断的内涵有限,歧义性太大。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在中国古代,本没有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完全相对应的概念,只有明晰的文体观,却没有明晰的文学观。

　　其二,鲁迅在说到魏晋文学自觉的时候,特别强调曹丕的时代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个时代,但是仔细思考,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吗?我认为没有。

　　其三,坚持“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点,是强调从魏晋以后加强了对于中国文学形式的探讨、出现了几部有影响的文学理论著作,而这一时期的作家们也的确更加注重文学的形式美,使中国文学在艺术审美方面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所有这些不同可以构成与前代文学的本质区别吗?可见,“自觉”这个词语,不仅不能很好地解释魏晋以后的“文以载道”问题,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先秦两汉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美问题。

　　总之,“文学自觉”这个论断的内涵有限,歧义性太大而主观色彩过浓,因此不适合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主观判断来代替对一个时代丰富多彩的文学发展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认识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呢?我以为,最好的方式还是从历史中寻找相对客观的尺度。从汉代开始的中国中古文学,有三个重要的客观标志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在封建地主制社会基础上文人阶层的产生,这是中国中古文学发展的一个划时代标志。

　　第二,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封建官僚政体的左右下,中国中古文人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心态,并对中国中古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国中古文人文学创作主题的两极:或者抒写自己关心时政的积极入世态度,追求三不朽的人生理想;或者抒写自己在政治体制压迫下的各种牢骚与不平,追求个体的独立与自由、世俗的生活与享乐。

　　第三,中国中古文学在艺术形式美方面的追求,同样也与文人集团对于“文”的认识和他们的文化修养有关。他们把“文”作为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工具,甚至把以文传世当做自己人生不朽的理想,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他们才会在“文”的形式美方面不断地追求。

　　摘自：《新华文摘》2005年10期

　　作者：赵敏俐

篇四：魏晋的自我与自觉

　　文学遗产

　　“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

　　作者：雷恩海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31日

　　15版）

　　鲁迅论“魏晋文学自觉”，指出其关键乃世情的变化促使思想的新变，遂引起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其优点是自尊、自我觉醒，其缺点则是消极避世。曹操提倡通脱，打破东汉经学之桎梏以及党锢清流末派的固执，嵇康、阮籍之“师心”“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显然，鲁迅认为世情思想的演变、人之觉醒，乃文学自觉的动因。正因为关切世事，文学所承载的乃是世情、思想和个人情性及其生命体验：“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探源溯本，极为精当。

　　事实上，思想之活跃、人之价值之重视、精神之摆脱束缚而趋于自由，乃文学自觉之前提。人有性灵，自古而然，但此前往往湮灭于社会群体的状态之中，至此则超越社会群体的束缚而日趋独立、觉醒，重视个体生命意识。时世动荡，战乱相仍，人命危浅，被时代所裹挟，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与命运，直面惨淡的人生，也将目光内视，追求精神与心灵的自由与自足，乃使士人认识到个体生命的可贵、处于动荡时世的艰危与无奈。因觉醒、自尊而使生命过得精彩，服食求长生乃虚妄，纵情享乐为荒诞，如何超越限制而自致不朽？立德、立功，皆须依凭机遇和位势，非由自我所能掌控，唯有立言则可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获致，遂为人所青睐。因而，觉醒的个体生命意识，必然借助于文学艺术来表达。

　　文学自觉乃一个渐进的进程。以文字记述事件，表达思想与情性，进而描摹物象，传神写照，娱情悦性，经历了漫长的演进，日益积累了创作的经验与体会。从此，文学的表现内容扩大，文学性日趋明确、丰富。内容的扩大与丰富，不仅关注“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的自然景物之感发，而且关涉“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的广泛的人生悲欢离合。动荡社会中的民生百态，开始进入了建安、曹魏时代作家的视野，尽情展示时代乱离与悲苦人生，抒写个体命运的焦灼忧虑。汉代体物浏亮的大赋，难见个人情性，至此遂发生巨大的变化，王粲《登楼赋》、祢衡《鹦鹉赋》、向秀《思旧赋》以至其后的鲍照《芜城赋》、江淹《别赋》《恨赋》、庾信《哀江南赋》等，旨在表现个人悲苦以及对他人悲惨遭遇的感同身受，日趋多样和深切。即使实用文体，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酒德颂》等，亦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就文学性而论，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旨在强调作家才情、生命体验的独特性。陆机“诗缘情而绮靡”，明确主张诗歌应基于个人情感，而有“绮靡”之美。刘勰兼重“风骨”与“情采”，更是基于作家生命活力、体验、才情；“立文之道”有形文、声文、情文，特别彰显语言之美；“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于情性、风物之描摹、表现无疑大有裨益。

　　当然也应该认识到，所谓自觉之“文学”，乃中国传统泛文学观念，或称之为杂文学，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传统的四部分类，不能归入经、史、子三部者，皆归入集部。集者，杂也，故集部内容丰富、驳杂。《文心雕龙》通论八十二种文体，分为有韵之文、无韵之笔。萧统《文选》不录经、子、史之作，虽然被后世认为是以纯文学的准则选录，事实上却收录了大量的应用体文章。显然，文学自觉说，是不能仅仅以所谓纯文学的诗赋作为论析对象的。

　　文学自觉，指的是一种自觉之创作意识与状态，无关乎纯文学、杂文学的观念。为艺术而艺术，仅仅指作家看重艺术，借艺术（文学）表达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体验。魏晋张扬文学的个人情性表现、审美追求，打破寓训勉于文学的樊篱，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鲁迅论及《世说新语》等志人书有曰：“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彰显的仍是个体生命体验与情性、审美。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突出文章之价值，也强调文章可以使作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以自我的努力，达到超越权势、生命局限的不朽。而这正可以视为文学自觉的宣言。由此，文学自觉，乃是魏晋时期的特殊文学现象，开启于建安时期，兴盛于曹魏、两晋，影响于南朝。因而，魏晋文学自觉正是对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高度概括，并且最终开启了唐代文学之雍容大雅和丰富多样。

　　有论者以为，文学自觉说是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形成的观点，其实，作为一代文学与思想的宗师，鲁迅有着自己的学术追求和考量，不会俯仰随人。当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风行之时，有人说鲁迅抄袭了盐谷温氏之言，引起鲁迅极大之愤慨，今天，如果力图指证鲁迅的魏晋文学自觉说来自于日本人铃木虎雄，也是不合适的。

　　（雷恩海，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问题是如何发生的

　　作者：贾学鸿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31日

　　15版）

　　编者按

　　铃木虎雄提出曹丕时代开始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观点。后因鲁迅的推介，这个观点影响了20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0世纪后期，一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对“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于“文学自觉说”提出了质疑。本刊于2015年11月26日登载的题为“文学的自觉是不是伪命题”的对话，以及本期刊载的几篇回应性文章，反映的就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雷恩海《“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认为，鲁迅的魏晋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时期文学的特定面貌的概括，对描述魏晋时期的文学仍然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吴中胜《文学自觉不能

　　提得太早》认为，中国文学自觉的说法还是以魏晋时期自觉说为宜，不应该提前。

　　贾学鸿《问题是如何发生的》梳理了魏晋文学自觉说提出和流传的过程，认为铃木虎雄和鲁迅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到了曹丕的创作理论符合“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并不是对中国整个文学发展进程的判断，而有人放大了这一观点，导致这个观点偏离了正常轨道。刘娟《中国文学史的本与末》认为，鲁迅“文学的自觉时代”本来是为了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后来却被异化为“魏晋文学自觉说”；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不能背离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根本特征。（李炳海）

　　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作了一场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其中提到曹丕的诗赋观：“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的一派。”同年8月，《民国日报》的《现代青年》版连载了鲁迅的演讲记录，后经过两次修改，多次刊印。此后半个多世纪，鲁迅的这一命题固化为“魏晋文学自觉说”，被众多学者接受、强化与传播。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龚克昌先生提出“汉赋”是文学自觉的起点，才打破这一冰封的局面。在此之后，各种说法纷纷登场，莫衷一是，似乎中国文学一直处在“自觉”之中，抑或说一直都没有完全“自觉”。

　　1919年10月至1920年8月，日本《艺文》杂志分五期连载了铃木虎雄的论文《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1925年该文被收入他的《中国诗论史》（旧译为《支那诗论史》）。第二篇第一章的标题即是“魏代——中国文学的自觉期”。铃木认为，自孔子到汉末，中国文人一直用“道德论的文学观”看待文学的存在价值，到了曹丕以后，“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对诗赋语言审美性和作家个性气质的推崇，契合铃木虎雄“从文学自身看其价值”的文学观。鲁迅也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评价曹丕的诗赋“华丽以外，加上壮大”。

　　鲁迅对铃木虎雄说法的借鉴，除体现于二人表述话语的相似性外，还有实践和思想的依据。根据《鲁迅日记》，1925年9月15日，“往东亚公司买《支那诗论史》一本”；1926年2月23日，“往东亚公司买书九种”，内有铃木虎雄的《支那文学研究》。同年8月，鲁迅赴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同时编写《汉文学史纲要》，其中《屈原与宋玉》章后的“参考书”中，有日本铃木虎雄的《支那文学之研究》。铃木的两部著作，最早都由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时间分别是1925年（日本大正十四年）4月和11月，也就是说，在两书问世后的三四个月内，鲁迅即在北京购得，由此可见他对铃木著作的关注。

　　汉语的“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篇，文学与德行、言语、政事并行，是孔子开办私学的四个学科，指六艺之学，即后世所谓经学。战国诸子中，文学不仅指读书人所明习的人文经典，有时也借称研习经典的人。由于经典种类在不同时代会有变化，直至清代，《四库全书》也无文学类。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具有很强的变动性，内涵是不确定的。这与鲁迅所说的“文学”，绝不是同一个概念。

　　鲁迅在使用“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表述时，对“文学”一词作出限定，即“近代的文学”中“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19世纪欧洲很有影响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兴起于法国，壮大于英国，但思想内涵却是对德国康德和席勒古典美学的粗浅表述，强调艺术的独立性、非功利性和纯形式自律，脱离生活，反对服务于宗教和道德。①它对道德的摒斥，也正是铃木虎雄否定中国汉代以前存在文学自觉而承认魏代开始自觉的根据。

　　16世纪初期，西方传教士开始对中国进行文化输出。据王韬《泰西著述考》统计，从1552年到1674年的123年间，来华的著名教士有92人，用汉文译介西洋知识著作多达211种。然而，传教士们煞费苦心的汉文译作，大多数中国人不加理会。相反，日本人对西洋的学问却极为热衷。1720年，利码窦的《乾坤体义》《经天说》等汉译著作由中国传到日本，倍受欢迎。随后，日本人不满足于西洋人为中国人译的书，开始自己动手翻译西文典籍。当然，译解过程异常艰辛，由于难以找到与新事物对应的日语词汇，日本人便开始借汉字制作新语，哲学、美学、人格、主体、艺术、想象、散文、文学等词便由此产生。目前，中国人使用的来自日本的词语至少有870多个。日本人所制作的“文学”一词，是借用中国成语“文章博学”的字汇合而成的；维新以后，这个词汇在日本被用来代表西洋所谓Literature的意义。日本人借汉字制作新语时，有时用中国成语的字汇，然而新语却不含这个成语原来的意义，只当作包含一种新鲜意义的词语使用。此外，像“～观”“～学”“～感”“～性”“～时代”等包含“类词缀”的构词模式，也出自日本人。由此可见，新的“文学”概念，是西学东进的产物，中国本土的文学一词已经被日本人“偷梁换柱”，装入了西洋的观念。

　　中国政府在1896年至1937年42年期间，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不下五万人，鲁迅便是其中的一员。当时，中国留学生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据实藤惠秀编的《中译日文书目录》统计，只“文学·语学”类书就有324种，并且当时“实凡以‘教科书’为名的书籍，都可以看作‘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东西’。说起来，‘教科书’这个词汇，也是从日本输入的”。中国新文学的主要人物，无论是语丝派还是创造社的成员，几乎全是留日学生。郭沫若曾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日本书籍使用大量汉字，中日‘同文’的要素甚多，故此中国人翻译日文较容易。那些用汉字制成的新语，乍一看，有的字面上与汉语相同，其实含义与汉语迥异”。②鲁迅提出“文学自觉说”，并不是用新“文学”概念去考察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历程，只是就事论事，与曹丕的“诗赋观”相对照，这符合曹魏时期文坛的具体情况；同时，也说明他对“文学”概念的“真假孙悟空”现象心知肚明。曹丕所谓“诗赋不必寓教训”，“诗赋欲丽”，正好与铃木虎雄的观点和“唯美主义文学观”相印证。西方“文

　　学”观念传到中国，本土文学与之呼应的便是诗赋。1917年，刘师培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古文学史》课程时也提出：“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

　　同时，“自觉”的含义也染上时代色彩，指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的自觉”。鲁迅关注“国民性”，意在唤起国人的注意，促发民众的觉醒，这也是他在日本放弃医学转向文学启蒙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将鲁迅与孔子相比，称他为“中国第一等圣人”。鲁迅的观点公开发表后近六十年中，中国学者在传播与接受这一命题时，不断把它延伸、放大，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看待，视曹魏时期为文学自觉与否的分水岭和里程碑，从而使这个命题偏离正确轨道。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有学人提出质疑，对“文学”及“自觉”的内涵进行本土化思考，因此，出现对这一命题的论争，也就很自然了。

　　（贾学鸿，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①周小仪：“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起源、发展和演变［J］。外国文学，2002（3）：P47－54。

　　②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P193－239。

　　文学自觉不能提得太早

　　作者：吴中胜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31日

　　15版）

　　我们认为，文学自觉不宜提得太早，因为文学的自觉首先需要人的自觉。中国文学的全面自觉，只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真正完成。具体理由如下：

　　一、生命意识的增强。中国人对自身个体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西周到两汉，一些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者，如屈原、司马迁等，对于个体的生命价值有初步的确认和强烈的渴求。但从普遍来说，在礼乐文化背景下，人的依附性很强。到了汉末，儒家一统的文化结构受到强烈冲击。《古诗十九首》有对人生的拷问，如“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李泽厚《美的历程》说“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晋南北朝时代被称为“人的觉醒的时代”。

　　二、文学价值的重视。曹丕《典论·论文》称文章是“不朽之盛事”，就是对文学与人生价值的探讨。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虽然有礼乐文化的大背景，但他毕竟生活在“人

　　的觉醒的时代”，对个体的生命和文学的价值有自己的思考。《序志篇》说：“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刘勰认为，“宇宙绵邈，黎献纷杂”，个体要“拔萃出类”，只有靠“智术”，也就是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自己著《文心雕龙》的根本目的是“立家”，即要自成一家，也就是要通过著书立说来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三、个体情感的重视。魏晋南北朝，儒家一统的文化格局被打破，个人情感的抒发空间得到重视。陆机《文赋》提出“缘情观”，就体现这一时代的文化信息。到刘勰《文心雕龙》，“情”得到更多的阐发，如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登山则情满于山”，“情饶歧路”，“情数诡杂”，“情变所孕”；“情动而言形”，“情性所铄”等。这些“情”的具体内涵各异，但刘勰重视“情”的自由抒发是毫无疑问的。

　　四、文学形式美的张扬。语言形式是文学的本体，在礼乐文化背景下，语言形式即“文饰”是受到限制的，所谓“文胜质则史”，但在文学觉醒时代，文学形式得以张扬。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指出：“‘文’的内涵越来越纯化，越来越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丽’的艺术特征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入，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如曹丕《典论·论文》即提出“丽”的文学主张。《文心雕龙》有多篇文章专门展开对文学语言形式的探讨。刘勰认为，“立文之道，其理有三”，分别指形文、声文和情文，如果说“情文”属情感内容范畴，那么“形文”“声文”则归语言形式范畴。

　　五、文学批评的全面性增强。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也有一些谈论文学的文章，但都是针对某一部著作或某一种文学。曹丕、陆机等人的文论则针对的是文学的多方面问题，文学批评的全面性加强。到《文心雕龙》，其思考的文学问题更是全面。刘勰甚至对他之前的文论都表示不满，认为它们“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文心雕龙》自身结构的全面性和体系性，关涉到文学系统的各个环节，体现出对文学规律的探讨进一步深入。

　　（吴中胜，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

　　中国文学史的本与末

　　作者：刘娟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31日

　　15版）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这一讽喻时事、有感而发的观点竟在传播中异化。有人提出魏晋有所谓“人的觉醒”，并把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结合起来，“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界影响愈加广泛。实则不同于18世纪末以来西方流行的“纯文学”观念，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正如程水金教授所说，“文学的自觉”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亘古不变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概念，实际上这一概念并不存在。《周易·贲》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孔门四科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此处文学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礼记·经解》载孔子对六经教化作用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六经实乃文学之渊府。宋孙复《答张洞书》认为六经皆文，“总而谓之经者，以其终于孔子之手，尊而异之尔，斯圣人之文也”。《四库提要》说：“文本于经之论，千古不易。”中国文学开始于六经，六经之文，是体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道之文”。

　　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虽然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近代大儒马一浮游历欧美，通晓多国文字，于中西学术无所不通，抗战时期在四川乐山建复性书院，目的即在恢复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复性书院学规》规定弟子修习之文，不仅仅是西方近代以来所谓的“文学”，“不是指文辞为文，亦不限以典籍为文，凡天地间一切事相皆文也，??《论语》朱注曰：‘道之显者谓之文。’”即强调要恢复一切关乎文明教化之著述与行为统称文学的传统。

　　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探讨中国文学史，不能背离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更不能失去对传统的敬畏。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将失去自身特色，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正如钱穆《中国文学史概观》所言：“如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也将死去最有价值的那部分。”

　　程水金教授指出，在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之前的欧洲，文学观念也包含了修辞学、诗歌、历史、哲学和宗教等复杂内容，并非仅限于在虚构意义上。斯达尔夫人的文学观既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涵盖18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有学者提出要兼容并包，汇通中西，但我们的“兼容并包”应有选择性，“汇通中西”应坚持立足中国文学本位。有责任的当代学人并非一味排斥西方文学观念，而是在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的过程之后，借鉴吸收其中契合中国实际的文学观念。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探讨了文艺的本质和社会作用，强调文艺教育对人的心灵的影响，其《会饮篇》提出真善美合一为最高理念，与孔子的“文质彬彬”观点不谋而合。美国哲学家卡西尔在《艺术的教育价值》一文中批驳艺术的传统伦理享乐论和审美享乐论，指出“艺术乃通往自由之道，它是人类心智的过程，而这正是一切教育之真正的和最高的目的”，与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思想亦是殊途同归。

　　倡“魏晋文学自觉说”者多以曹丕《典论·论文》之“诗赋欲丽”为据，认为魏晋时期

　　文学从政治、教化和社会责任感的束缚中挣脱，重视表现个人情感，对艺术审美性有了自觉追求。事实上“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并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有自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追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说目的很明确，即言志载道；二是先秦文学已对文辞之美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追求。《文心雕龙·宗经》说六经“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叙述特点，说的就是六经的审美价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之言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谓之言，修辞者谓之文”，足见孔子之前中国文学已有建言修辞的良好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未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曹丕对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与《左传》所载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达了建功立业、名垂后世的终极人生理想。陆机《文赋》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虽强调了文学的情感因素与形式美感，但他也“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认为要“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并将文学的根本目的归结到载道教化一途。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时代的绝大部分文人都能始终将明德、载道与经世致用作为首要目的，这一社会价值被历代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研究中国文学史，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这个根本特征。

　　（刘娟，作者单位：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篇五：魏晋的自我与自觉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

　　鲁迅说：“曹丕的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确乎是魏晋新风。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可能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词章并不依附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当时，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作者持“魏晋封建说”，认为我国秦汉时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自魏晋开始。)更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护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曹植在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炼词造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精心练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篆，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都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4．下列各项所述现象中，不属于对文章所述“文的自觉”的体现的一项是

　　A.钟嵘的《诗品》强调“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干事？”把吟咏性情的诗和经事致用的经学儒术从创作特征上强调区别开。

　　B.司马迁说自己创作史记的动机是“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鲁迅称赞《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充分肯定了其文学成就。

　　C.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讲究声律的和谐、用字的绮丽、辞汇的对偶和用典，体现了对文章形式美的刻意追求，甚至因此使文章在思想内容的表达上受到限制。

　　D.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区分了诗、赋、碑、诔等不同文体的文体特征。

　　5．以下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曹丕对文章形式美的提倡，在曹植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这也是曹植在当时具有极高的文学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B.曹丕认为人的寿命有限，富贵功名转瞬即逝，好的文章却可以不依托于外物而传于后世。所以从人生价值的角度看，写出传世的文章比位居帝王将相更有价值。

　　C.鲁迅说曹丕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是因为相对于“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曹丕更强调文学本身的形式和艺术价值。

　　D.司马相如、东方朔等语言大师也追求文章的形式，但其创作本身却是为了歌功颂德，娱乐皇帝，有着非常功利的目的，与“为艺术而艺术”相去甚远。

　　6．根据原文内容，以下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曹丕“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能迅速地得到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绝非偶然，其背后有着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B.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说明文学在当时仍不具备独立地位。

　　C.以曹丕为代表的一批贵族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他们刻意作文，诗文从此开始具备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D.“文的自觉”始于魏晋，从此文学不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文学家也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

　　4．B

　　5．B

　　6．C

篇六：魏晋的自我与自觉

　　魏晋时期文人的自觉阅读答案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确乎是魏晋新风。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可能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词章并不依附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当时，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作者持“魏晋封建说”，认为我国秦汉时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自魏晋开始。更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护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曹植在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炼词造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精心练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篆，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都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1.下列各项所述现象中，不属于对文章所述“文的自觉”的体现的一项是3分

　　A.钟嵘的《诗品》强调“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干事?”把吟咏性情的诗和经事致用的经学儒术从创作特征上强调区别开。

　　B.司马迁说自己创作史记的动机是“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鲁迅称赞《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充分肯定了其文学成就。

　　C.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讲究声律的和谐、用字的绮丽、辞汇的对偶和用典，体现了对文章形式美的刻意追求，甚至因此使文章在思想内容的表达上受到限制。

　　D.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区分了诗、赋、碑、诔等不同文体的文体特征。

　　2.以下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3分

　　A.曹丕对文章形式美的提倡，在曹植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这也是曹植在当时具有极高的文学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B.曹丕认为人的寿命有限，富贵功名转瞬即逝，好的文章却可以不依托于外物而传于后世。所以从人生价值的角度看，写出传世的文章比位居帝王将相更有价值。

　　C.鲁迅说曹丕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是因为相对于“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曹丕更强调文学本身的形式和艺术价值。

　　D.司马相如、东方朔等语言大师也追求文章的形式，但其创作本身却是为了歌功颂德，娱乐皇帝，有着非常功利的目的，与“为艺术而艺术”相去甚远。

　　3.根据原文内容，以下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曹丕“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能迅速地得到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绝非偶然，其背后有着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B.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说明文学在当时仍不具备独立地位。

　　C.以曹丕为代表的一批贵族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他们刻意作文，让诗文开始具备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D.“文的自觉”始于魏晋，从此文学不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文学家也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

　　1.B司马迁的《史记》虽然具备极高的文学成就，但是从其创作动机来看，并非“为艺术而艺术”的刻意为文。

　　2.B“从人生价值的角度看，写出传世的文章比位居帝王将相更有价值”表述不当，曹丕的观点仅仅就人生的不朽来谈，不能笼统地说“人生价值”。

　　3.C“让诗文开始具备自身的价值”说法有误，原文表述为“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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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七：魏晋的自我与自觉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现象浅析

　　【摘

　　要】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并没有文学这一独立的门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了独立的一个门类。

　　【关键词】文学自觉；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有意义的是文学的自觉，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文学是文学自觉之后的文学。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这种文学自觉有三个标志，下面分别就从这三个标志来浅析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现象。

　　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先秦文学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先秦时期的文学形态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生动活泼、多姿多彩是文学的萌芽期。接着到了两汉文学，汉代文学以大为美，铺张扬厉成为风尚。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相适应。文学风格格式化，凝重板滞。汉代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文学创作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等。这一时期文学最终成为了独立的门类。

　　先秦时期散文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这一时期没有纯文学的散文，散文的创作往往和历史和哲学掺杂在一起，但是仍然具备一定的文学性。先秦诗歌有明显的发展过程，由宗教颂赞祷祝诗演进到政治叙事诗，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则注重了抒情性。先秦没有赋这种文体，汉代的赋远承《诗经》赋颂传统，近仿《楚辞》，兼收战国纵横之文的铺张恣意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相关因素，而形成的新文体。魏晋南北朝时期词赋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特色，文学性得到加强。先秦小说是神话和寓言一类的故事。汉代没有小说的文学形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小说逐渐成为一种正式文体。

　　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先秦时期各种文体区分不太明显，文史哲不分，诗舞乐结合。各种文体之间无明确的分界。到了汉代，文体看似有了一定的分别，但文体掺杂现象仍然存在，但是大部分文体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定的写作要求和基本风格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体辨析开始被文人重视，文体分别更加明确。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体明确分为“四科八体”。关于文学体裁分类的作品有很多，作家们也开始注重文体特点，有了自己的风格。

　　三、对文学的审美有了自觉的追求

　　文学能称为文学，就是因为其有它的审美特性。文学自觉最终还是表现在对

　　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

　　（一）散文

　　先秦散文文史哲不分，散文具有说理性或描述历史，没有纯文学的散文。诸子说理散文，有些具备相当的文学性。到了汉代，散文的文学性相比先秦没有太大的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汉代文学失去了先秦文学的生动活泼与多姿多彩，有着格式化，呆板凝滞的风格。西汉散文成就较高的是政论散文，贾谊的《过秦论》是这一类的代表。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辩文的创作出现高潮，主题广泛，名家辈出。嵇康的论辩文最为杰出，他的论辩文析道缜密，辞喻丰博，兼几家之长，将论辩文推到新的高度，如其《养生论》阐发了形神交相养之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散文逐渐骈化，作家开始推崇追求美文，骈散逐渐合一，散文的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家们开始自觉追求文章的审美特性。这个时期散文的要求不断变化，体现着文人的自觉意识的增强，不断增强文章的美感，审美特性极大增强。

　　（二）赋

　　先秦没有出现赋这种文体，赋自西汉出现，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体。汉代骚体赋出现最早，逐渐形成了一种体制，具备了独有的格局，以“九体”为代表。骚体赋体制固定，主题相类。汉大赋在骚体赋之后出现，最有成就者是司马相如，他的《天子游猎赋》对汉赋而言有范式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辞赋创作受时代影响很大，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之美成为风气，文章句式结构发生变化，受骈化影响很大。魏晋时期的辞赋变得出抒情化、小品化，个性化也得到加强，而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表现主要就是抒情性的增强。王粲的《登楼赋》抒发了自己的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这一时期的大赋也开始抒发作家自己的感情，不再拘泥政治，如潘岳《西征赋》、谢灵运《山居赋》。由于永明声律说兴起，赋的创作也受到了影响，抒情小赋的创作涌现。如江淹的《恨赋》既充分发挥了赋体空间结构优势，又能以情感主线加以贯穿，造成跌宕起伏的气势，藻饰也恰到好处，是南朝抒情小赋的名篇。诗体赋是魏晋南北朝齐梁文章新变的成果，是对赋的抒情化的进一步尝试。赋的变化是魏晋南北朝文化自觉的充分体现。

　　（三）诗歌

　　先秦诗歌主要是《诗经》和《楚辞》。《诗经》中大部分诗歌都是抒情性的，为后世诗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它们都是诗舞乐的结合，与音乐还有很大关系。《诗经》中的“风雅”思想被后世诗人立为准则，比兴手法为后世提供典范，魏晋时期许多人都借鉴了《诗经》的手法。但《诗经》的手法还是比较古朴。《楚辞》开诗歌浪漫主义先河，为后世浪漫主义创作提供了典范。《楚辞》的形式自由、富于变化，它的象征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到了汉代，汉乐府诗歌与音乐仍有联系，但是汉乐府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度。进入东汉后，五言诗

　　取代了四言诗，完整的七言诗也产生了。《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是古代抒情诗歌的典范。《古诗十九首》运用的抒情方法也多种多样，后世很多文人以此作为范例，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的产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的建安时代，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建安风骨”成为诗歌美学典范。个人创作的五言诗大量涌现出来，每个诗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抒发自己的情感。如曹植的《白马篇》抒发了自己对前途的信心。曹操对乐府诗进行了改造，使之脱离了民歌成为一种独立文体。至此，诗人开始自觉追求审美特性。西晋诗歌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陆机的《拟古诗》藻饰华丽，《猛虎行》诗风繁复，《赴洛道中作》句式骈偶，这种诗风的有简单向繁缛的转化时文化自觉的明显表现。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而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谢灵运作山水诗，鲍照善边塞诗，梁陈出现宫体诗，诗歌类型多样化，个性化。齐梁陈的“永明体”讲究声律和对偶，四声的发现和运用，促进了“永明体”的成熟，使古体诗向近体诗发展。诗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巨大改变可以说是文人对文学审美自觉追求的成果。

　　（四）小说

　　先秦时期的各种神话是小说的源头，但这些神话还不能算作小说。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才真正出现。魏晋南北朝小说可以分为志怪和志人两类。志怪小说主要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最具代表性的是《搜神记》，曲折地反映社会现实、表达人民的爱憎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志人小说记述人物的逸闻铁事、言谈举止，成就和影响最大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世说新语》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言谈描写使人物生动形象，对故事进行一定的提炼。《世说新语》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透出机智和幽默。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但是为后世小说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无论在文学门类、体裁风格还是审美特性上都有其“自觉性”，各项文学体裁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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