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时期的统制经济10篇

国民党时期的统制经济10篇国民党时期的统制经济　　民国经济史　　一、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　　经济学及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民国经济史的重点是与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国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民党时期的统制经济10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国民党时期的统制经济

　　民国经济史

　　一、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

　　经济学及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民国经济史的重点是与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经济学有关的问题：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近国家经济学的正式数学模型

　　将霍布斯(Hobbs,1651)有关国家的思想数学化了。有名的霍布斯丛林假说认为在没有国家制度时，每个人都是其他个人的敌人，他想尽办法偷抢人家的财产，也想尽办法不被别人偷抢，在这种没有国家制度的条件下，大量资源被用于从事偷抢和防止被偷抢的活动，因此生产活动不可能发达起来，而偷抢在结成人群的团体之间发生时，就是战争。按照李克的模型，当王权出现时，它能通过税收创造公共财政，用来支持其奢华的生活，同时用它支持司法、执法系统以惩罚其他人的偷抢行为。因而这种被霍布斯称为利维坦的政府权力

　　成为交易中进行仲裁的第三者。它可能有效地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按宪政经济学的思想，私有产权不可能由看不见的手产生，而是需要合法的强大的国家警察暴力为基础。但是由于国家惩罚偷盗的权力以统一、垄断和强制性暴力为特征，所以它很容易被执政者利用来侵犯而不是保护财产权。而如何形成合法、强大的国家暴力用以保护财产，扼制偷盗，但同时找到一种机制能限制这种国家暴力本身的偷盗行为，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当清朝国家权力在执政者垄断政治的条件下被用来追求特权阶级利益和损害社会利益时，清末的经济发展的落后和停滞就发生了，而当国家机会主义使政权失去合法性，因而使强大合法、统一的国家暴力崩溃时，民国初年的社会动乱就发生了，二者都造成交易效率低下，分工发展迟缓，生产力进步缓慢。

　　西欧是从几个世纪的动乱中逐渐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概念，既保留了政治不统一，又维持了一定时期的相对和平，因此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使以上国家功能的两难得以

　　解决。这是欧洲经济发展快的动因，但其代价就是战乱连绵。美国用联邦制度、三权分立、普通法、宪法司法和用宪法严格限制国家权力等一套制度和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在一个统一、实行地方自治的大国内解决了上述国家功能的两难，因而使其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

　　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发展的迟缓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寻找解决国家功能的途径过程中逐

　　渐滑向统一合法的国家暴力失效，出现类似霍布斯丛林的军阀混战局面。

　　严格而言，如果军阀形成多个小国，并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秩序，则军阀割据有可能象欧洲一样形成多国平等竞争的局面。1920年代以广东军阀陈炯明为代表的地方自治、联邦主义思想就代表了中国朝这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方向最后被代表用武力统一中国趋向的国民党军队击败。当时外国对各地的军阀政权不予承认，由于当时外国的承认对各地军阀政权的合法性及经济军事援助至关重要，所以在外国的鼓励下，各地军

　　阀大多以统一中国，争取外国承认的全中国统治合法性为目标。外国选择一个统一的中国作为打交道的对象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军阀混战。如果中国的军阀可以象美国各州在独立战争时一样，在本省实现议会政治，与外省和平谈判关于形成联邦的条件，中国仍可和平统一。但大多数军阀选择了军事统一，而这种选择与大多数中国人相信的意识形态有关，他们佩服不尊重游戏规则的刘邦，而不佩服尊重游戏规则的项羽。

　　这也与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给中国人树立的行为榜样有关，中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从未有"玩的就是公平(fairplay)"的概念，因此陈炯明关于各省之间缔结各省同意的条约通过和平统一方式发展出美国式的联邦制的想法得不到其它军阀支持。与此相较，英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耐心争取中国政府自己同意的条约，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美国人在独立战争后各州之间不发生军阀混战，很大原因，也是英国人治理美洲殖民地时实行地方自治，尊重各州议会和州宪法的行为为独立后的美国执政

　　者树立了良好榜样。

　　民国经济史分为四个阶段：民初实现宪政的阶段(1911－1915),军阀混战时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及抗战和国共内战

　　(1938－1949)时

　　期

　　。我们在此小节其余部分讨论第一阶段，而在其余四小节记述其它三个阶段。

　　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是本关于立宪与经济发展和中国商人阶级成长的关系的杰出着作。此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事实。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也引张謇之言为证，清朝当局"但有征商之

　　政，而无护商之法"，"商之视官，政猛于虎"。当时这种绝君主专制，根本不受法律的制约，只有法制，没有法治。君主"超然于权限之外"，"官员游行于利禄之中"。

　　商人在推动清末的制度改革中，不但对新的制度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实行起着关键作用。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商人在各省咨议局中进一步推动宪政的发展，使咨议局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真正议会雏形。全国资政院的议事细则已与现代议会制度类似，首届资政院提出了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相当于当令的危害国家安全犯)案。它于1911年迫使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财政预算核减掉7790万两银。在各地的咨议局中，商人们还提出了他们对外交事务权利的要求，反对支付不经咨议机构同意的各项外国债务。这种发展形同提出了类似欧美的"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的原则。

　　商人还对民国初孙中山、黄兴等人不经议会同意私自借贷外债提出反对，也对革命军的扰商行为要求制止。清末民初宪政的发

　　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曙光初露，但随后的军阀混战打断了这一过程。

　　二、军阀混战时期

　　军阀混战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所有历史学家公认的，按Feaerwerke(1983,pp.28－127)所记载，军阀混战时期，不同军阀在其占领某地时期重复收税，并预收未来的税，操纵实物与货币的换算率，增加苛捐杂税、战时捐税，并进行强制粮食征购，使经济不堪重负。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的商业化趋势被逆转，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之间的贸易被中断。

　　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清末民初的宪政实验失败的根源。从英美发展起来的宪政主义可追溯到十二、三世纪英国城市中的地方自治及大宪章。在一个不需要常备军就能防止外国入侵的海岛国家，公正司法过程自发产生的案例形成的普通法构成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王由于收税的困难，不得不将制定税法的权力让给交税大户组成的国会，因为这是在私有地产神圣不可侵犯条件下，收税的最有效方法。17世

篇二：国民党时期的统制经济

　　经济统制

　　一、内容

　　所谓统制经济，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国家财政为服从战争需要，依靠行政的法律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流通、分配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它是一种高度专断集权的资本主义战时经济模式。统制经济的全面实行，就是战时经济体制确立的表现。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以所谓“非常时期”为由，实行经济统制政策。主要是采取统购统销，专卖，限价等方法。经济统制的范围有棉花、棉纱、面部、煤、石油、纸张、机器、钢铁、水泥、烧碱、盐酸、漂白粉、染料等工业制品、设备和原材料。对钨、锡、汞、桐油、生丝、茶叶、药材等出口物资实行统销，对盐、糖、卷烟、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

　　二、评价

　　一切从抗战出发，所有政策的制定都围绕着抗战这个大目标进行。通过这些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一要使经济建设满足前方需要；二要做到战时人民日常必需品“无需仰赖外人，然生活得以自给”。因此，我们在评价战时统制经济政策时，必须置于这样一个前提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该政策的利与弊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实行战时经济政策，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于与抗战有关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各环节，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统制”，这是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唯一选择，战时经济统制政策是保证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统制”，从工业建设到财政金融，从物资管理到外贸出口，正是利用和依靠这些统制政策，才成功的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由于战时经济政策的调整，逐渐改变了抗战伊始的被动局面，保证了战争的需求。也是中国人民完成神圣的抗战大业、运转国民经济的客观需要。

　　此项政策是建立在牺牲人民利益、对全民的普遍掠夺的基础上的。例如工业统制和限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私人资本企业的发展，促使官僚资本主义迅速升级；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的“三征”政策，严重的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造成农业生产萎缩，并进一步导致农村经济破产；物价管制、物资管制政策与专卖制度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

　　战时统制政策是国民政府面对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而采取的一种必要且有效的经济政策，它保证了抗战的胜利，总的来说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但是它对整个国民经济及政治造成的伤害却也是深远的，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这种影响。

篇三：国民党时期的统制经济

　　国民党的政权性质及其统治对于中国的影响

　　对于国民党性质，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1924—1927年，1927—1949年。

　　1924年国民党一大提出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时期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中提到节制资本，充分说明此时的国民党是代表中小民族资产阶级、部分工人、农民的利益的民主党派。

　　但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具体可以从以下三点可以看出：一、外国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主要的轻工业。而依靠帝国主义的结果必然导致外交上实行屈辱的外交政策，比如对南京惨案的处理。二、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和土地关系中仍居统治地位。国民党政权继续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不承认中国有土地问题，拒绝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从而使中国广大农民处在了死亡线上。三、国民党利用超经济的力量，一方面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兼并民族资本，对人民巧取豪夺，聚敛大量财富，逐渐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国民党政权统治对中国的影响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四个方面阐述。

　　在政治上：

　　积极：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使中国结束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也一度对它作出过

　　一两项表面上的让步(如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

　　消极：国民党政权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内外政策，既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依靠帝国主义，使其不得不实行屈辱外交政策。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说：“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反动统治”。

　　在经济上：

　　积极：国民党统治前期的确一定程度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在1928到1929年间，注册厂家250户，资本额1.1784亿元，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都有所发展。

　　消极：后期国民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和繁重的苛捐杂税及官僚资本依靠其独占国家的权力极力压迫民族工业，使民族工业遭到致命打击，给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在军事上:积极:形式上整合了全国的军队，消除地方武装割据局面。在抗日战场上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要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来不可磨灭的贡献。

　　消极：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和军队，残忍的屠杀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使广大人民被置于国民党武装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

　　在文化思想上：

　　为了控制舆论，国民党推崇封建文化和法西斯文化的文化统制，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对宣传革命思想和进步文化及抗日言论和对政府的批评进行禁止、取缔、删改和处罚，甚至采用恐怖暗杀手段，迫害革命进步文化人士。

　　在教育领域，国民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特别是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实行了“党化教育”的政策。这一系列的行为钳制了国人思想，摧残了中华文化。

篇四：国民党时期的统制经济

　　党媒新华社办的《了望东方周刊》揭露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1963年冀朝鼎去世后，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出现在追悼会上。这个单位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他对冀朝鼎的评价：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的原因。

　　2011-11-1415:21:18|分类：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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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治反动说: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利益，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长期进行反共内战与人民为敌。

　　二、经济崩溃说：认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导致南京政权的败亡，提出经济崩溃说：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经济由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和内战的巨大消耗而陷入严重危机，币制改革使经济加速崩溃。财政经济的总崩溃，既推动国统区民众起而为生存斗争，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的激化和军事与政治的危机，导致南京政权败亡。

　　三、未来得及制度创新终至合法性危机说：把中国放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提出未来得及制度创新终至合法性危机说：中国是在庞大的人口压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政治衰败和国家四分五裂的背景下开始现代化起步的。南京政权面临来自外国列强、地方势力和民间社会三方面挑战，来不及实现制度创新，厉行政治、经济、农村等各方面改革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和要求，只得向专制体制回归；于是丧失现代化导向，不但无法化解抗战胜利后的参与爆炸危机，反而发生合法性危机，最终被以中共为代表的自下而上兴起的革命力量击败。南京政府对社会的抽取超过了社会可资抽取资源的限度，引发社会对抗；政府在集权的同时不向社会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也无力通过制度创新完成变革，结果丧失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失去合法性基础。

　　四、全能主义政治推行失败说。学者们把视角上溯至清末，指出从传统官僚帝制到现代中央集权科层制之间必须经过集权（传统）——分权——集权（现代）的过程，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启动。民国以来至30年代的权力分散和政治无序，诱发了全能主义政治的产生。但国民党的全能主义政治在权力凝聚与分散两个层面都犯了错误。政府偏重从地方收缴权力而不注重决策的分层化，造成在中央能够控制的权力网络，决策过分集中于行政中枢，特别是蒋介石个人，权力运作中人治传统更起作用，制度化水平低下。国民党在本应分权的社会层面却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并对地方势力施行削弱和消灭政策。结果是被剥夺殆尽的民间社会丧失了推进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愈演愈烈的暗斗明争贯穿南京政权之始终，削弱其统治。于是全能主义政治走向全面衰败，出现改朝换代的革命。

　　五、腐败说。、国民党既不能实现向现代法理型政党的结构转变，又丧失了革命党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在意识形态内聚功能减弱、组织结构涣散和政治无内部制衡与外在监督的情形下，逐渐趋向腐败。表现为贪污腐败、组织涣散、派系争斗的政治腐败是国民党统治垮台的根本原因。蒋介石的观点认为国民党军队腐败根源于党的腐败，推论出国民党腐败是该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国民党的腐败与抗战胜利后的劫收结合起来，劫收是南京政权失败的原因。国民党政权腐败的政治根源有三：一是清党和向旧军阀势力妥协，使该党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丧失革命精神和活力；二是删除三民主义中的革命成份，失去抗御腐败的思想

　　武器；三是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体制在设计和程序上的弊端，使其缺乏应有的制衡机制，基层组织涣散。

　　六、私有制说。认为南京政权失败原因在于所依靠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意识形态，这决定了他们为满足私利必然损害和牺牲人民利益，必然失去人心，走向败亡。

　　七、失去农村（民）说。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迅速崩溃，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未解决具有决定意义。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而南京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农村精英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豪强恶霸逐渐占据底层权力中心，乡村阶级冲突加剧。到南京政权统治时期，政府穷于应付各方面挑战，对农村底层的控制更加微弱，政府职能在农村基本只体现为征粮、征赋、征丁，加剧了与农民的紧张关系。渴望土地的农民在共产党的土改措施下被大规模动员起来，成为改朝换代最强大的社会资源。

　　八、综合因素说：

　　1.(1)南京政权缺乏统治基础。1927年后国民党失去了工农的支持；作为该政权社会基础的土豪劣绅又不能同其真正合作；民族资产阶级在绑架、勒索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吞并下逐渐与南京政权分手；军队也因清党而失控，素质低下、纪律败坏，不堪依靠；从而失去建立一个国家的起码条件。(2)尽管国民党建立起一个现代形式的政权，但派系纷争、贪污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与该政权相始终，统治机器一直不能正常运转。(3)地方割据势力始终作为一支强大的异己力量存在，使南京政权的统治受到严重削弱；解放战争时期，占军队多数的地方军队的瓦解，是直接促其军事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长期对抗，“割据分权行为破坏了国民党政权的政令军令统一”，是南京政权覆亡的必然性因素之一。南京政权本应施行民主政治以整合地方力量，实际却是对地方势力施行削弱和消灭，引起对方如法对抗，损其统治，促其崩溃。党政权遭到全方位重创，加之共产党的有力竞争，该政权崩溃的步伐大大加快。(4)南京政权处在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由乱到治的转型时期。社会动荡不定、战乱频仍；人口迁徙极为频繁，人口过剩的巨大包袱伴随政权始终；政府未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间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和财富，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导致整个社会陷于恶性循环的混乱中。对外，南京政权还要时时应付来自列强的严峻挑战。在国内外诸方面、多种压力下，加速了该政权的崩溃。南京政权覆灭是由许多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权的阶级属性、社会基础、政治行为模式、政党及军队状况是其崩溃的必然性因素。抗日战争、政治民主化骗局的败露与内战的挑起是其失败的两个偶然性因素

　　2.南京政权统治时期，封建主义因素始终被大量保留，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相对微弱，半殖民地因素却影响巨大。由此导致：第一，中国民族产业资本的积累异常贫乏，商业资本很难向工业资本转化，反而常发生工业资本向商业资本的逆转。民族产业资本的稚弱和工商结构不合理，使中国：(1)始终未形成资本雄厚的产业资本家集团，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对抗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倾轧和专制政治的压迫。这是南京政权能实行政治独裁和文化专制，在政治上失去民心的经济根源。(2)产业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使中国时常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掠夺和各种投机行为的侵害，很难经受长期战乱的考验。这是南京政权崩溃的一个基础性经济原因。第二，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势力强大。近代中国，无论官僚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封建性和投机性。官僚资本凭借权势、采用超经济强制进行独占，所形成的垄断不是建立在生产发达和集中的基础上，而主要是从商业和银行业投机起家的，没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做后盾。到国民党统治后期，官僚资本的投机性更为严重，实力弱小的民族资本迫于通货膨胀和官僚资本侵吞的压力也纷纷效仿。结果整个社会无人生产，全去投机，经济一片混乱萧条，直至崩溃。官僚资产阶级的强大为南京政权的崩溃埋下伏笔。第三，贪污猖

　　獗。封建制度下贪污普遍，且官僚多用特权去经商捞外快。特权转化为经济行为的结果，必然导致贪赃枉法、政治腐败。封建主义既被大量保存，故在南京政权统治下贪污、化公为私、劫收等丑剧层出不穷，“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破局”最终呈现。第四，殖民地经济特色显著。(1)中国近代工业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沿海沿江地区。这种带有显著殖民地经济特色的工业布局，使中国在抗战初期就丧失了90%左右的近代工矿业，2/3以上的交通运输线和占收入85%以上的地区，工业基础和财源损失惨重，加之庞大的战争消耗，两者相加所形成的巨大亏空，给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以毁灭性的打击。为平衡战时收支，只好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导致该政权财政崩溃的一个直接原因。(2)由于中国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封建自然经济很难真正打破，直至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才引起自然经济的解体。这就决定了商品的选择性和市场价格结构的不合理，造成进口工业品和出口农产品的不合理

　　交换，限制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市场的扩大。到30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造

　　成农村金融枯竭。抗战胜利后的通货膨胀使早已存在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迅速扩大，农民实际收入大大减少，农村进一步贫困化。这是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农村经济破产和其失去农民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九统制经济失败说：战时统制经济曾使“大后方的战时工业显示了中国工业史上创纪录的发展速度”，“一度推动了中国内地现代化的进程”；但这种超经济的国家干预也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的秩序，导致民间资本严重萎缩、国家资本过度发展甚至吞并民间资本。战时统制

　　经济与腐败、通货膨胀的关系密切。

　　经国大发金圆券银圆券

　　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可是咱们算算帐，解放区只占四分之一地盘，一亿人口，主要地域在西北等老少边穷地区。按道理来说，打起内战，更容易经济崩溃的是解放区，更害怕被封锁的也是解放区。说起搜刮民财，两边差不多。可为什么情况却完全与常理相违背呢？

　　其实说到底还是政府的廉洁问题。不得不承认的是，解放前的政权，是相当之廉洁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都吃苦，也就没人觉得吃苦。可国统区却是遍地腐败，人人争相腐败，而腐败又会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自然是人人不满，处处喊穷。各种苛捐杂税，中途漏到各特权官僚手里的，远远超过能用到实处的。如果不是贪污腐败的原因，也根本争取不到那么多人的支持。至于说到四大家族的财产问题，抗战时期确实没什么钱，解放战争时期，他们的私人帐户也没什么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蒋家以国家的名义，后面陆续收罗了相当多的古董、字画等。而之后，经国大发金圆券银圆券，更是肥了宋家，穷了国家。民国最后的挽救财政的机会，就是被宋家完全摧毁的。黑锅自然还是由太子来背。最后，直到退守TW时，GMD才终于有机会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和土地改革。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阴谋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统区出现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而导致国统区政治、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坚持独裁、专制的反动统治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

　　在当时为求得美国援助，出卖中国主权，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从中撰取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方面特权；再加上四大家族的野蛮掠夺；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经济危机日益加重、财政金融日益紊乱，赤字惊人；工商业大量破产、工人大量失业，工业体系趋于瓦解；农业生产衰退，粮荒严重；国民政府加紧剥削人民，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还滥发纸币，造成物价上涨，生产破坏。国统区经济处于奔溃状态，人民生活恶化。

　　一个世纪的交集，中共与国民党为了中国的前途发展各自规划蓝图，并付出了血的代价。而最终中共建立了新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中国的现代社会生机勃勃。而国民党，这个曾经统治着中国的政权经历过一场抗日战争的摧残，在挣扎中一步步走向灭亡。这一切有其因果，而对其因果的研究学术界也众说纷纭。这里我只想探讨经济崩溃对南京国民政府垮台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政权能否站得稳就要看其政策是否符合国家的发展前途，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而经济政策正是所有发展的基奠。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并且也有一定的效果。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决定统一全国财政、建立国家银行、裁撤厘金、实行关税自主、废两改元、整理公债、实行国地税等，从而奠定了国民政府财政管理的基本格局。10月，国民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章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具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

　　国库及内外公债的特权。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法币取代银元，作为流通于市场的唯一货币形式。法币政策的实施，使国民政府加速了金融控制，增加了统治力量。1937年之前的中国经济是从金融和货币政策的统一，进而推动重工业发展。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时需要，除将所属一些厂矿内迁外，对自愿内迁的民族工业，也给予贷款和运输的便利，还强制一批所需工厂内迁，对发展大后方的经济及抗战，都有重要作用。

　　但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并没有实现其在《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的“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民族工业也没有得到扶植。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求得美国的援助，大肆出卖国家主权。1946年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从中攫取了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由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和国民党的掠夺，国统区的经济空前严重：财政金融极端紊乱，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工商企业大量倒闭破产，工人失业；农业生产衰退，粮荒严重。由于国民政府统治地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国民经济迅速崩溃，激化与人民的矛盾，引起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经营、控制的官僚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成为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遏制、破坏作用，并最终促使国民政府的覆灭。南京国民政府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官僚资本垄断国民经济，严重剥削中国的劳动人民，这条发展道路在经济严重落后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得不到农民的支持，不得民心，这必然导致国民党与中国底

　　层人民的矛盾，这些矛盾积累到一个点必然爆发，这就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败亡。

　　解决财政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开源

　　节流。

　　1927年,国民党政权宣布实行土地改良措施,宣称要继续推行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和“

　　耕者有其田”以及北伐战争期间提出的“

　　二五减租”政策;1928年,国民党政权制定了《佃农保护法案》,规定“佃农缴纳租项等,不得超过住地收获量的百分之四十”;1929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也通过了“二五减租”的决议案。但这些政策、法规和决议案都是纸上谈兵,国民党政权无意认真贯彻落实,而是公布完后,任由各省酌情自行办理,并未作强行统一要求,以致减租措施名存实亡,原有的土地政策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农民的状况一如既往。

　　1930年6月,国民党政权又颁布了5土地法6,但这部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孙中山关于土地政策的思想,只是一部改良主义的土地法。它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是继续肯定地主占有土地的现状,因此,农民不可能改变无地或少地的状况。（只是宣传并没有切实执行，一切形同虚设）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一度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人们渴望安居乐业、重建家园。但是，日寇刚一宣布投降，国民党即根据早就制定的具体计划，立即派出大批军政人员，抢奔收复区，以“接收”的名义，抢夺沦陷区敌伪搜刮聚敛的巨额资产，作为其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重要战略物资。与此同时，还趁机对广大人民展开无情的掠夺。这场经济大接收不仅急剧激化了中国社会的矛盾，而且给国民党政权自身也造成了致命的恶果，严重动摇了其统治的基础，从而加速了它的覆亡。首先，接收使国民党丧失了民心，从根本上毁掉了其政权赖以维持和存在的民众基础。在接收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采取了一系列穷凶极恶的掠夺性措施，杀鸡取卵、涸泽而鱼。一些“接收”大员，在收复区的大城市，抢洋房、弄汽车、抓黄金美钞。而那些汉奸、匪徒们也趁火打劫。所以，收复区的人民对国民党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广大民众以“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表达他们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彻底失望和极大愤慨。国民党虽然通过接收抢夺了大批胜利果实，聚敛了无数用作内战的物资和数额巨大的内战经费，但它的声望却由此一落千丈。一个已经毁掉了民众根基的政权，仅仅依靠军事上的暂时强大，是难以长期支撑下去的，随着人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强大，其结局必然是迅速覆亡。其次，接收使社会生产遭到近乎毁灭性的破坏。它给民族工业以致命的摧残，大批工厂停工、停产，陷于严重危机；农业收成连年大幅度下降，导致经济萧条，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恶性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急剧萎缩，财政收入锐减。再次，接收使国民党军事力量中的嫡系部队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国民党推行的消灭、吞并杂牌军的政策，加剧了内部矛盾，导致许多官兵起义、投诚，加速了其军事崩溃的速度。最后，接收极大地刺激、引发了国民党政权各级官员疯狂争夺财富的强烈欲望和穷奢极欲的挥霍享受心理，使其吏治愈加腐败，军纪荡然无存，从而导致其政权肌体迅速溃烂

　　。

篇五：国民党时期的统制经济篇六：国民党时期的统制经济

　　摘自学位论文相对比较全面

　　(一)财政金融政策

　　1.大规模发行公债。沿江沿海地区的沦陷使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源几乎全部丧失,财政收入锐减。1939年原占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体的关税、盐税和统税收入只有1936年的30%.随着战争的延续,军费支出浩繁,其他费用也日增,而国库收入日细,因而只好强行发行公债。仅1938一1939年国民政府就发行了短期国库券、救国公债、国际公债各5亿元,金公债5.5亿元,娠济公债3000万元。从1935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就有十八种之多,合计法币151亿多元英镑2000多万.美元2.1亿元。

　　2.改革税收制度。

　　国民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收入.把税收重点由间接税转到直接税，把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增加新税种.开征遗产税、印花税、食盐附加税等.并大大提高税率。1940年又颁布了《中华民国公库法》,将地方政府的税收交由中央银行直接收存。加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3、金融小央集权化。国民政府在战时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统一起来，实行战时管理.组建了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由蒋介石亲任主席。负责资金的调配和联合贷款等方面的工作。并颁布了《巩固金融办法纲要》，加强对金融的管

　　理，还实行《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限制个人提取存款等。1942年国民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于是中央银行又直接垄断了法币的发行权。这些措施便于战时金融的稳定,并使其顺利地转入了战时休制,迅速进人战时状态。

　　4.外汇管制。“

　　七·七”事变后.金融市场出现大肆抢购外汇风潮,日本侵略者也利用所掠夺的法币套购外汇.来破坏金融秩序,从而使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濒于崩溃边缘。于是国民政府在1938年3月颁布了《外汇清核办法》,实行外汇管制.由官方垄断外汇的价格.并限制外汇的兑换。

　　5.通货膨胀政策。1940年日军封锁滇越、滇缅公路.并加紧包围内地.使内地物资奇缺。这样国民政府便强制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以榨取民间储蓄和商人屯积的物资，把它作为确保战略物资的一种手段。1937年底，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法币发行额为16亿元,1940年6月国民政府就发行了39亿多元法币,增加了一倍多。同年12月就高达78亿多元,在不到半年时间又翻了一番.到1945年底为10319亿元,8年中法币发行总量增加了738倍?

　　。法币的大量发行,导致了物价飞涨。商业投机猖狂,破坏了民族工业.严重损害了广大民众的生活,但在抗战困难时期,这也是确保战时物资供应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同时对日本侵略者企图在华就地补给的计划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二)经济统制政策

　　经济统制是国际上应付大规模战争的惯例。战时,为了应付财政上的困难.弥补战争的惊人消耗,国民政府采取了经济统制政策。其主要措施有:1.田从征实。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定将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具体操作办法是以1941年度各省田赋的正税和附加额每元折稻谷2市

　　斗为标准.产麦及杂粮地区按等价征收。这种统制措施是为了加强对粮食的严密控制,以确保战时的军粮民需,但由于在征收时政府任意提高标准,使人民的负担大大加重。诸如1942年国民政府就将折征标准提高到每元税额折稻谷4市斗?

　　.并在各地随时征购、征借粮食.大量粮食被无偿地以“

　　购”和“借”的名义掠走.加剧了人民生活的贫困.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1941一1945年国民政府通过征实的办法共获得粮食2.449亿石少.这是抗战时期一项重要的物质保证。

　　2.统纳统钠。1937年国民政府设立了贸易委员会.下辖复兴、富华、中茶三大公司.负责国统区的生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物资的统购统销。另设资源委员

　　会.负责对钨、锑、锡、汞等矿产品进行统购统销。1942年又成立了物资局(后改为花纱

　　布管制局),对棉花、纱布实行统购统销。这些措施使政府得以掌握大量重要的物资,据统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共收购茶叶190万担。桐油180万担.猪鬃8万多公担,丝茧7万公担.羊毛4万多公担

　　,它们在刚外贸易及创汇偿债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使我国战时能源源不断地获取大批军事物资和工业器材,义深证抗战的需要和建设大后方有着积极的意义.此外.这种政策使政府得以以低价购进,高价出售.获取高额的利润,增加了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战时的财政困难。如以棉纱为例：据估算当时收售比价为1:12.1945年国民政府此项收入就高达49,亿元.是当年税收总收人的4.5倍。有关人测算.抗战时期政府统购统销的收入是当年悦收总收入的3一6倍气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些收入皆是以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为前提的.榨民髓以充国库。危害极大。

　　3.专卖制度。1941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了专卖事业管理局,从1942年元月开始先后对糖、烟、酒、火柴、茶叶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政府利用其专卖权和专卖品.抬高物价.搜刮民众,这无疑使人民生活雪上加霜，却大大便利了政府官员的投机倒把，从中牟利。但它的实施却又使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大增。据统计：1942年的专卖收入达13.57亿元,占当年全部税收的48.5%,1943年的收入达31.57亿元,为同年全部税收的25.8%á,对缓和当时财政的危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经济体系的重建

　　工业内迁与战时的工业政策。国民政府在抗战艰难的形势下.为了持久抗战的需要.也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工业建设。当时内地的工业十分落后,近代工厂只占全国的8%,发电量只占全国的2%,在四川、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甘肃、陕西7个省份的工厂资本只占全国的4.21%.工人占0.79%.而西康、宁夏、青海3省无一家近代工厂,因而试图在这样落后的地区建设工业,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此,国民政府组建了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下设中央迁厂委员会,强行将在沿海地区的工厂迁往内地.作为内地工业建设的基础。按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从“

　　七·七”事变到1940年陆续迁往内地的厂矿共488家.机器材料达70900多吨,技术工人12000余人丁。.而且绝大部分都已复工.这样，大批工厂的内迁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的复苏。内地工业开始呈现生机。在1939年川滇黔三省新兴的工业中其资本总额逾2万元的就有472家,其中四川有382家,贵州有49家.云南有41家。由于内地工业基础的薄弱.再加上抗战时商业资本的破坏,因而需要政府出面扶植内地工业体系的构建。

篇七：国民党时期的统制经济

　　党媒新华社办的《了望东方周刊》揭露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1963年冀朝鼎去世后，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出现在追悼会上。这个单位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他对冀朝鼎的评价：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的原因。

　　2011-11-1415:21:18|分类：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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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治反动说: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利益，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长期进行反共内战与人民为敌。

　　二、经济崩溃说：认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导致南京政权的败亡，提出经济崩溃说：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经济由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和内战的巨大消耗而陷入严重危机，币制改革使经济加速崩溃。财政经济的总崩溃，既推动国统区民众起而为生存斗争，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的激化和军事与政治的危机，导致南京政权败亡。

　　三、未来得及制度创新终至合法性危机说：把中国放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提出未来得及制度创新终至合法性危机说：中国是在庞大的人口压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政治衰败和国家四分五裂的背景下开始现代化起步的。南京政权面临来自外国列强、地方势力和民间社会三方面挑战，来不及实现制度创新，厉行政治、经济、农村等各方面改革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和要求，只得向专制体制回归；于是丧失现代化导向，不但无法化解抗战胜利后的参与爆炸危机，反而发生合法性危机，最终被以中共为代表的自下而上兴起的革命力量击败。南京政府对社会的抽取超过了社会可资抽取资源的限度，引发社会对抗；政府在集权的同时不向社会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也无力通过制度创新完成变革，结果丧失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失去合法性基础。

　　四、全能主义政治推行失败说。学者们把视角上溯至清末，指出从传统官僚帝制到现代中央集权科层制之间必须经过集权（传统）——分权——集权（现代）的过程，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启动。民国以来至30年代的权力分散和政治无序，诱发了全能主义政治的产生。但国民党的全能主义政治在权力凝聚与分散两个层面都犯了错误。政府偏重从地方收缴权力而不注重决策的分层化，造成在中央能够控制的权力网络，决策过分集中于行政中枢，特别是蒋介石个人，权力运作中人治传统更起作用，制度化水平低下。国民党在本应分权的社会层面却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并对地方势力施行削弱和消灭政策。结果是被剥夺殆尽的民间社会丧失了推进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愈演愈烈的暗斗明争贯穿南京政权之始终，削弱其统治。于是全能主义政治走向全面衰败，出现改朝换代的革命。

　　五、腐败说。、国民党既不能实现向现代法理型政党的结构转变，又丧失了革命党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在意识形态内聚功能减弱、组织结构涣散和政治无内部制衡与外在监督的情形下，逐渐趋向腐败。表现为贪污腐败、组织涣散、派系争斗的政治腐败是国民党统治垮台的根本原因。蒋介石的观点认为国民党军队腐败根源于党的腐败，推论出国民党腐败是该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国民党的腐败与抗战胜利后的劫收结合起来，劫收是南京政权失败的原因。国民党政权腐败的政治根源有三：一是清党和向旧军阀势力妥协，使该党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丧失革命精神和活力；二是删除三民主义中的革命成份，失去抗御腐败的思想

　　武器；三是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体制在设计和程序上的弊端，使其缺乏应有的制衡机制，基层组织涣散。

　　六、私有制说。认为南京政权失败原因在于所依靠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意识形态，这决定了他们为满足私利必然损害和牺牲人民利益，必然失去人心，走向败亡。

　　七、失去农村（民）说。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迅速崩溃，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未解决具有决定意义。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而南京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农村精英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豪强恶霸逐渐占据底层权力中心，乡村阶级冲突加剧。到南京政权统治时期，政府穷于应付各方面挑战，对农村底层的控制更加微弱，政府职能在农村基本只体现为征粮、征赋、征丁，加剧了与农民的紧张关系。渴望土地的农民在共产党的土改措施下被大规模动员起来，成为改朝换代最强大的社会资源。

　　八、综合因素说：

　　1.(1)南京政权缺乏统治基础。1927年后国民党失去了工农的支持；作为该政权社会基础的土豪劣绅又不能同其真正合作；民族资产阶级在绑架、勒索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吞并下逐渐与南京政权分手；军队也因清党而失控，素质低下、纪律败坏，不堪依靠；从而失去建立一个国家的起码条件。(2)尽管国民党建立起一个现代形式的政权，但派系纷争、贪污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与该政权相始终，统治机器一直不能正常运转。(3)地方割据势力始终作为一支强大的异己力量存在，使南京政权的统治受到严重削弱；解放战争时期，占军队多数的地方军队的瓦解，是直接促其军事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长期对抗，“割据分权行为破坏了国民党政权的政令军令统一”，是南京政权覆亡的必然性因素之一。南京政权本应施行民主政治以整合地方力量，实际却是对地方势力施行削弱和消灭，引起对方如法对抗，损其统治，促其崩溃。党政权遭到全方位重创，加之共产党的有力竞争，该政权崩溃的步伐大大加快。(4)南京政权处在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由乱到治的转型时期。社会动荡不定、战乱频仍；人口迁徙极为频繁，人口过剩的巨大包袱伴随政权始终；政府未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间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和财富，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导致整个社会陷于恶性循环的混乱中。对外，南京政权还要时时应付来自列强的严峻挑战。在国内外诸方面、多种压力下，加速了该政权的崩溃。南京政权覆灭是由许多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权的阶级属性、社会基础、政治行为模式、政党及军队状况是其崩溃的必然性因素。抗日战争、政治民主化骗局的败露与内战的挑起是其失败的两个偶然性因素

　　2.南京政权统治时期，封建主义因素始终被大量保留，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相对微弱，半殖民地因素却影响巨大。由此导致：第一，中国民族产业资本的积累异常贫乏，商业资本很难向工业资本转化，反而常发生工业资本向商业资本的逆转。民族产业资本的稚弱和工商结构不合理，使中国：(1)始终未形成资本雄厚的产业资本家集团，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对抗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倾轧和专制政治的压迫。这是南京政权能实行政治独裁和文化专制，在政治上失去民心的经济根源。(2)产业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使中国时常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掠夺和各种投机行为的侵害，很难经受长期战乱的考验。这是南京政权崩溃的一个基础性经济原因。第二，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势力强大。近代中国，无论官僚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封建性和投机性。官僚资本凭借权势、采用超经济强制进行独占，所形成的垄断不是建立在生产发达和集中的基础上，而主要是从商业和银行业投机起家的，没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做后盾。到国民党统治后期，官僚资本的投机性更为严重，实力弱小的民族资本迫于通货膨胀和官僚资本侵吞的压力也纷纷效仿。结果整个社会无人生产，全去投机，经济一片混乱萧条，直至崩溃。官僚资产阶级的强大为南京政权的崩溃埋下伏笔。第三，贪污猖

　　獗。封建制度下贪污普遍，且官僚多用特权去经商捞外快。特权转化为经济行为的结果，必然导致贪赃枉法、政治腐败。封建主义既被大量保存，故在南京政权统治下贪污、化公为私、劫收等丑剧层出不穷，“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破局”最终呈现。第四，殖民地经济特色显著。(1)中国近代工业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沿海沿江地区。这种带有显著殖民地经济特色的工业布局，使中国在抗战初期就丧失了90%左右的近代工矿业，2/3以上的交通运输线和占收入85%以上的地区，工业基础和财源损失惨重，加之庞大的战争消耗，两者相加所形成的巨大亏空，给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以毁灭性的打击。为平衡战时收支，只好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导致该政权财政崩溃的一个直接原因。(2)由于中国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封建自然经济很难真正打破，直至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才引起自然经济的解体。这就决定了商品的选择性和市场价格结构的不合理，造成进口工业品和出口农产品的不合理

　　交换，限制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市场的扩大。到30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造

　　成农村金融枯竭。抗战胜利后的通货膨胀使早已存在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迅速扩大，农民实际收入大大减少，农村进一步贫困化。这是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农村经济破产和其失去农民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九统制经济失败说：战时统制经济曾使“大后方的战时工业显示了中国工业史上创纪录的发展速度”，“一度推动了中国内地现代化的进程”；但这种超经济的国家干预也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的秩序，导致民间资本严重萎缩、国家资本过度发展甚至吞并民间资本。战时统制

　　经济与腐败、通货膨胀的关系密切。

　　经国大发金圆券银圆券

　　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可是咱们算算帐，解放区只占四分之一地盘，一亿人口，主要地域在西北等老少边穷地区。按道理来说，打起内战，更容易经济崩溃的是解放区，更害怕被封锁的也是解放区。说起搜刮民财，两边差不多。可为什么情况却完全与常理相违背呢？

　　其实说到底还是政府的廉洁问题。不得不承认的是，解放前的政权，是相当之廉洁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都吃苦，也就没人觉得吃苦。可国统区却是遍地腐败，人人争相腐败，而腐败又会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自然是人人不满，处处喊穷。各种苛捐杂税，中途漏到各特权官僚手里的，远远超过能用到实处的。如果不是贪污腐败的原因，也根本争取不到那么多人的支持。至于说到四大家族的财产问题，抗战时期确实没什么钱，解放战争时期，他们的私人帐户也没什么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蒋家以国家的名义，后面陆续收罗了相当多的古董、字画等。而之后，经国大发金圆券银圆券，更是肥了宋家，穷了国家。民国最后的挽救财政的机会，就是被宋家完全摧毁的。黑锅自然还是由太子来背。最后，直到退守TW时，GMD才终于有机会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和土地改革。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阴谋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统区出现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而导致国统区政治、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坚持独裁、专制的反动统治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

　　在当时为求得美国援助，出卖中国主权，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从中撰取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方面特权；再加上四大家族的野蛮掠夺；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经济危机日益加重、财政金融日益紊乱，赤字惊人；工商业大量破产、工人大量失业，工业体系趋于瓦解；农业生产衰退，粮荒严重；国民政府加紧剥削人民，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还滥发纸币，造成物价上涨，生产破坏。国统区经济处于奔溃状态，人民生活恶化。

　　一个世纪的交集，中共与国民党为了中国的前途发展各自规划蓝图，并付出了血的代价。而最终中共建立了新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中国的现代社会生机勃勃。而国民党，这个曾经统治着中国的政权经历过一场抗日战争的摧残，在挣扎中一步步走向灭亡。这一切有其因果，而对其因果的研究学术界也众说纷纭。这里我只想探讨经济崩溃对南京国民政府垮台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政权能否站得稳就要看其政策是否符合国家的发展前途，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而经济政策正是所有发展的基奠。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并且也有一定的效果。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决定统一全国财政、建立国家银行、裁撤厘金、实行关税自主、废两改元、整理公债、实行国地税等，从而奠定了国民政府财政管理的基本格局。10月，国民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章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具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

　　国库及内外公债的特权。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法币取代银元，作为流通于市场的唯一货币形式。法币政策的实施，使国民政府加速了金融控制，增加了统治力量。1937年之前的中国经济是从金融和货币政策的统一，进而推动重工业发展。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时需要，除将所属一些厂矿内迁外，对自愿内迁的民族工业，也给予贷款和运输的便利，还强制一批所需工厂内迁，对发展大后方的经济及抗战，都有重要作用。

　　但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并没有实现其在《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的“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民族工业也没有得到扶植。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求得美国的援助，大肆出卖国家主权。1946年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从中攫取了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由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和国民党的掠夺，国统区的经济空前严重：财政金融极端紊乱，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工商企业大量倒闭破产，工人失业；农业生产衰退，粮荒严重。由于国民政府统治地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国民经济迅速崩溃，激化与人民的矛盾，引起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经营、控制的官僚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成为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遏制、破坏作用，并最终促使国民政府的覆灭。南京国民政府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官僚资本垄断国民经济，严重剥削中国的劳动人民，这条发展道路在经济严重落后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得不到农民的支持，不得民心，这必然导致国民党与中国底

　　层人民的矛盾，这些矛盾积累到一个点必然爆发，这就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败亡。

　　解决财政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开源

　　节流。

　　1927年,国民党政权宣布实行土地改良措施,宣称要继续推行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和“

　　耕者有其田”以及北伐战争期间提出的“

　　二五减租”政策;1928年,国民党政权制定了《佃农保护法案》,规定“佃农缴纳租项等,不得超过住地收获量的百分之四十”;1929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也通过了“二五减租”的决议案。但这些政策、法规和决议案都是纸上谈兵,国民党政权无意认真贯彻落实,而是公布完后,任由各省酌情自行办理,并未作强行统一要求,以致减租措施名存实亡,原有的土地政策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农民的状况一如既往。

　　1930年6月,国民党政权又颁布了5土地法6,但这部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孙中山关于土地政策的思想,只是一部改良主义的土地法。它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是继续肯定地主占有土地的现状,因此,农民不可能改变无地或少地的状况。（只是宣传并没有切实执行，一切形同虚设）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一度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人们渴望安居乐业、重建家园。但是，日寇刚一宣布投降，国民党即根据早就制定的具体计划，立即派出大批军政人员，抢奔收复区，以“接收”的名义，抢夺沦陷区敌伪搜刮聚敛的巨额资产，作为其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重要战略物资。与此同时，还趁机对广大人民展开无情的掠夺。这场经济大接收不仅急剧激化了中国社会的矛盾，而且给国民党政权自身也造成了致命的恶果，严重动摇了其统治的基础，从而加速了它的覆亡。首先，接收使国民党丧失了民心，从根本上毁掉了其政权赖以维持和存在的民众基础。在接收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采取了一系列穷凶极恶的掠夺性措施，杀鸡取卵、涸泽而鱼。一些“接收”大员，在收复区的大城市，抢洋房、弄汽车、抓黄金美钞。而那些汉奸、匪徒们也趁火打劫。所以，收复区的人民对国民党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广大民众以“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表达他们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彻底失望和极大愤慨。国民党虽然通过接收抢夺了大批胜利果实，聚敛了无数用作内战的物资和数额巨大的内战经费，但它的声望却由此一落千丈。一个已经毁掉了民众根基的政权，仅仅依靠军事上的暂时强大，是难以长期支撑下去的，随着人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强大，其结局必然是迅速覆亡。其次，接收使社会生产遭到近乎毁灭性的破坏。它给民族工业以致命的摧残，大批工厂停工、停产，陷于严重危机；农业收成连年大幅度下降，导致经济萧条，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恶性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急剧萎缩，财政收入锐减。再次，接收使国民党军事力量中的嫡系部队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国民党推行的消灭、吞并杂牌军的政策，加剧了内部矛盾，导致许多官兵起义、投诚，加速了其军事崩溃的速度。最后，接收极大地刺激、引发了国民党政权各级官员疯狂争夺财富的强烈欲望和穷奢极欲的挥霍享受心理，使其吏治愈加腐败，军纪荡然无存，从而导致其政权肌体迅速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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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国民党时期的统制经济

　　民国经济史

　　一、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

　　经济学及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民国经济史的重点是与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经济学有关的问题：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近国家经济学的正式数学模型

　　将霍布斯(Hobbs,1651)有关国家的思想数学化了。有名的霍布斯丛林假说认为在没有国家制度时，每个人都是其他个人的敌人，他想尽办法偷抢人家的财产，也想尽办法不被别人偷抢，在这种没有国家制度的条件下，大量资源被用于从事偷抢和防止被偷抢的活动，因此生产活动不可能发达起来，而偷抢在结成人群的团体之间发生时，就是战争。按照李克的模型，当王权出现时，它能通过税收创造公共财政，用来支持其奢华的生活，同时用它支持司法、执法系统以惩罚其他人的偷抢行为。因而这种被霍布斯称为利维坦的政府权力

　　成为交易中进行仲裁的第三者。它可能有效地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按宪政经济学的思想，私有产权不可能由看不见的手产生，而是需要合法的强大的国家警察暴力为基础。但是由于国家惩罚偷盗的权力以统一、垄断和强制性暴力为特征，所以它很容易被执政者利用来侵犯而不是保护财产权。而如何形成合法、强大的国家暴力用以保护财产，扼制偷盗，但同时找到一种机制能限制这种国家暴力本身的偷盗行为，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当清朝国家权力在执政者垄断政治的条件下被用来追求特权阶级利益和损害社会利益时，清末的经济发展的落后和停滞就发生了，而当国家机会主义使政权失去合法性，因而使强大合法、统一的国家暴力崩溃时，民国初年的社会动乱就发生了，二者都造成交易效率低下，分工发展迟缓，生产力进步缓慢。

　　西欧是从几个世纪的动乱中逐渐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概念，既保留了政治不统一，又维持了一定时期的相对和平，因此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使以上国家功能的两难得以

　　解决。这是欧洲经济发展快的动因，但其代价就是战乱连绵。美国用联邦制度、三权分立、普通法、宪法司法和用宪法严格限制国家权力等一套制度和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在一个统一、实行地方自治的大国内解决了上述国家功能的两难，因而使其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

　　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发展的迟缓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寻找解决国家功能的途径过程中逐

　　渐滑向统一合法的国家暴力失效，出现类似霍布斯丛林的军阀混战局面。

　　严格而言，如果军阀形成多个小国，并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秩序，则军阀割据有可能象欧洲一样形成多国平等竞争的局面。1920年代以广东军阀陈炯明为代表的地方自治、联邦主义思想就代表了中国朝这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方向最后被代表用武力统一中国趋向的国民党军队击败。当时外国对各地的军阀政权不予承认，由于当时外国的承认对各地军阀政权的合法性及经济军事援助至关重要，所以在外国的鼓励下，各地军

　　阀大多以统一中国，争取外国承认的全中国统治合法性为目标。外国选择一个统一的中国作为打交道的对象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军阀混战。如果中国的军阀可以象美国各州在独立战争时一样，在本省实现议会政治，与外省和平谈判关于形成联邦的条件，中国仍可和平统一。但大多数军阀选择了军事统一，而这种选择与大多数中国人相信的意识形态有关，他们佩服不尊重游戏规则的刘邦，而不佩服尊重游戏规则的项羽。

　　这也与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给中国人树立的行为榜样有关，中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从未有"玩的就是公平(fairplay)"的概念，因此陈炯明关于各省之间缔结各省同意的条约通过和平统一方式发展出美国式的联邦制的想法得不到其它军阀支持。与此相较，英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耐心争取中国政府自己同意的条约，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美国人在独立战争后各州之间不发生军阀混战，很大原因，也是英国人治理美洲殖民地时实行地方自治，尊重各州议会和州宪法的行为为独立后的美国执政

　　者树立了良好榜样。

　　民国经济史分为四个阶段：民初实现宪政的阶段(1911－1915),军阀混战时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及抗战和国共内战

　　(1938－1949)时

　　期

　　。我们在此小节其余部分讨论第一阶段，而在其余四小节记述其它三个阶段。

　　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是本关于立宪与经济发展和中国商人阶级成长的关系的杰出着作。此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事实。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也引张謇之言为证，清朝当局"但有征商之

　　政，而无护商之法"，"商之视官，政猛于虎"。当时这种绝君主专制，根本不受法律的制约，只有法制，没有法治。君主"超然于权限之外"，"官员游行于利禄之中"。

　　商人在推动清末的制度改革中，不但对新的制度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实行起着关键作用。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商人在各省咨议局中进一步推动宪政的发展，使咨议局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真正议会雏形。全国资政院的议事细则已与现代议会制度类似，首届资政院提出了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相当于当令的危害国家安全犯)案。它于1911年迫使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财政预算核减掉7790万两银。在各地的咨议局中，商人们还提出了他们对外交事务权利的要求，反对支付不经咨议机构同意的各项外国债务。这种发展形同提出了类似欧美的"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的原则。

　　商人还对民国初孙中山、黄兴等人不经议会同意私自借贷外债提出反对，也对革命军的扰商行为要求制止。清末民初宪政的发

　　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曙光初露，但随后的军阀混战打断了这一过程。

　　二、军阀混战时期

　　军阀混战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所有历史学家公认的，按Feaerwerke(1983,pp.28－127)所记载，军阀混战时期，不同军阀在其占领某地时期重复收税，并预收未来的税，操纵实物与货币的换算率，增加苛捐杂税、战时捐税，并进行强制粮食征购，使经济不堪重负。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的商业化趋势被逆转，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之间的贸易被中断。

　　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清末民初的宪政实验失败的根源。从英美发展起来的宪政主义可追溯到十二、三世纪英国城市中的地方自治及大宪章。在一个不需要常备军就能防止外国入侵的海岛国家，公正司法过程自发产生的案例形成的普通法构成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王由于收税的困难，不得不将制定税法的权力让给交税大户组成的国会，因为这是在私有地产神圣不可侵犯条件下，收税的最有效方法。17世

　　纪大革命前后，新教和天主教及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互相迫害最后被光荣革命终止，各派终于达成共识，承认了保护人权，禁止政治迫害，用虚君共和、内阁制、议会民主、政党公平竞争作为分配政治权力的游戏规则。英国一直没有成文宪法，但却是宪政的创始国，其宪政游戏则是朝野各方所认同的一些行为准则，例如不能容忍政治迫害、宗教迫害，这些行为准则是以参加政治游戏的局中人对公众利益和道德准则的一些基本共识为基础。这些共识对"什么为对"、"什么为错"有一些像信仰和意识形态一样的认同，对于错的行为，大家都有类似对偷窃应予全社会的反对和惩罚的态度。即使偷东西的人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能从私利反对社会和司法机关对儿子进行惩罚。

　　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人物并没有形成这种共识，因此宪政并没有坚实的道德共识的基础。所以宪法规则并不是中国政治家的行为准则。例如孙中山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而在自己军力弱小时，就支持联省自治。孙中山在

　　野时反对专制，一旦军事实力大了，就开始讲军政、训政，表现了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

　　袁世凯更是典型的机会主义，在他向清朝争权时就反对君主立宪，逼清帝退位，而他一旦大权在手，就鼓吹君主立宪，而当他看到自己发展的政党在议会可能败给国民党时，就开始想办法迫害国民党，取消新闻自由。袁世凯如能象华盛顿那样自动退位，则前文提到的合法的可用来保护财产的暴力与此暴力倾向于侵犯人民权利的两难就可解决。当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政经济学指出，可以生存下去的宪政游戏规则必须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这原则是：不管局中人在什么地位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

　　而孙中山、袁世凯及其他军阀都以自己的利益为选择游戏规则的标准，而不知道这样选择的游戏规则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华盛顿选择自己下台的行为就可能成为万世游戏规则，执政党选择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为也有机会变成万世游戏规则生存下去，而一

　　切以私利为目标选择的游戏规则是不可能被参加游戏各方都接受。而只有各方都同意的游戏规则才可能变成宪政游戏规则而流传下去。

　　因此宪政过程中，参加游戏各方要有起码的公心，都要在心中有把尺，在选择和遵守游戏规则时不能违反模糊面纱的原则。

　　这原则用俗话来说就是分饼的人和第一个拿饼的人不能是同一人。正如自己夸奖自己的话是没有人信的一样，只有第三者仲裁才能有令人信服的公正判断。

　　民初的宪政失败也要归结为过去专制制度对人们的道德观念的毒害。袁世凯要不择手段地独裁，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他，没有权力的人，其权利可能被有权的人任意侵夺，不象华盛顿从英国统治殖民地的经验了解他的财产权利在他失去政治权力后也很安全。所以民初执政者行为，人们对游戏规则的预期，及实际产生的游戏规则之间产生了恶性循环，一旦这一恶性循环开始形成，社会重新回到"霍布斯丛林"。

　　但是军阀混战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最

　　活跃的时期。军阀混战也产生了类似欧洲政治不统一的效果，制度试验多样化增加，地方自治的观念和制度以及宪政的推动都在这一时期有不少进步，也为以后的宪政发展提供了基础。

　　国民党北伐成功后终于利用其军力认真推动宪政。

　　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于1931年5月5日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明确了委托国民党代管政权是临时的，最终目的是回归宪政。

　　政府于1936年公布"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这种行为使中国经济重上轨道露出一道曙光。同期立法院先后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商事法、公司法。这一系列立法行为基本肯定和继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经济法制建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国民政府推动宪政的努力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但是这种努力并未完全停止，这主要表现在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和地方参政会的选举和运作。国民参政会包括了所

　　有主要反对党的领袖。1942年大部分参政员又由遴选制改为选举制。

　　中国最重要的宪政发展是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和各党派对宪政游戏规则的讨价还价过程。这次宪政过程又一次以失败告终。其主要原因是主要政党坚持不经选举，而用联合政府方式将官位在主要党派之间瓜分，而宪政谈判的其它主要参加者主张在军队国家化、立宪、选举后，才由胜出的政党决定政府职位的分配。国民党没有采取满足模糊面纱原则的行动对自己的权力作出可信的限制，以赢得共产党对公平游戏规则的信心。而主要调停者美国政府由于与国民党关系太近，也使共产党对调停者是否能发挥中性的第三者仲裁功能没有充分信心，导致百年中国最有希望的宪政过程完全失败。

　　国共内战开始后，在没有主要反对党共产党参加的情况下，政府片面召开国大，通过宪法，宣布行宪，也树立了一个机会主义的榜样。

　　三、民国经济发展表现

　　两个主要独立于官方的对民国经济发展的估计，见LiuTa－chungandYehKung－chia(1965)和巫宝山(1947)。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农业、现代工商业及影响交易效率的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几个部分来记述。

　　总体而言，史学家们基本同意，1912－1949年间，中国的总产出增加得非常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也没有下降，但1937－1949年的战争期间，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可能还是显着下降。

　　19世纪末出现的规模仍小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有相当可观的增长，但却影响有限。劳动分工和职业结构的变化非常不平衡，属于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所分析的二元结构：沿海和大城市与国际市场相联，有较高的分工水平，很多新的职业和产业在这些地区出现，而广大农村和内地基本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只有占收入比重很低的产品在大约70,000个地方性集市中交易(见Feaerwerke，1983,pp.28和Skinner，1964,－44)。也就是说中国农村大约分成7

　　万多个地方性基本自给自足的社区，社区内有一些互补余缺的贸易，但社区之间及它们与大城市及国外的分工和贸易极其有限。因此外国商品很难打入中国市场。由于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沿海城市与其说是国内分工的交易网络的中心结点，不如说是与外国经济分工和贸易的延伸结点。

　　1900到193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加速，城乡之间移居基本上自由，外国投资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之命题并没有实证资料支持，中国人所有的现代工业在总现代工业中的比重在二次大战前一直没有下降，而中国人均外国投资在1914年是＄，1936年是＄，比印度(＄20)和拉丁美洲

　　(＄86)低得多。1930年代外国投资只占国民生产净值的1％。

　　而抗日战争时外国投资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其经济发展是二战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部分，当时整个中国的投资率是5％，而东北1937年高达17％，1939年高达23％。这主要是日本经济法律制度对私人企业产权的保护很好，政府不办

　　国营企业，没有什么机会主义行为。日本人在东北的高投资率也刺激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

　　但是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使得1947年国民政府的官办企业控制了当时纱锭的％，织机的％，及大部分重工业。。

　　四、民国的农村经济

　　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于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但由于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所以每户土地分割为很小数块。按Buck的估计，1910年户均土地为公

　　顷，1933年为

　　公顷。民国时土地所有权分布虽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后国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15亩地，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户均拥有50亩以上的耕地，占总耕地的34％。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

　　农业经营并不普遍。

　　1930年代，50％的农业人口与租佃制有关，30％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以上的佃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分耕地。

　　长江流域细密的水路运输网被用来形成区域性粮食市场，因此此区域的分工专业化、城市化、原始资本主义自宋朝以来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这里专业性的租佃经纪人出现了。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他们已形成资本主义式租佃，雇工商业化农业经营的萌芽。

　　中华民国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的调查记载了租佃契约的多样化，220县租地压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国民政府1934年的调查报告说％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付分成租，％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字分别为60％、15％和％，而劳务租占％。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种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于固定实物地

　　租％，其又高于固定现金地租11％。在地主不提供种籽、工具、耕畜的情况下，平均地租约为％。固定实物地租在佃农比例高、产量高的产区较为普遍。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为最有效率，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好。

　　而现代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用这种口号利用人民对经济学的无知，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其后果是破坏了有效率制度形成的机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由于这类口号给国

　　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

　　以美国为例，1879年美国％的农户为佃农，194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但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在1879－1945年间大大提高。所以租佃制比率与生产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负相关。

　　1930年的土地法中有一条款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这种条款并不利于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形成。虽然这一条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治理区域并未严格执行，它却为后来的土改开了侵犯财产权的先例，因而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在30年代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少数省区于1949年实行。国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控制地区也普遍实行。

　　这些政策也因破坏人们对自由契约制度的信心，而对经济发展有长远负面影响。3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以水稻亩产量而言，稍高于明治革新的日本，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小麦单产相当于当时的美国，但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这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农业虽没现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后。(Feaerwerker,1983,－85)。

　　但是整个民国时代，财产权由于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过和实行而逐渐现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中国传统的佃农的永佃权概念，及地主卖地后永远可以以原价赎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现代土地自由买卖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保持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人口的75％，农业产出占产出的65％。卷入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占人口的6％(Feaerwerker,1983,,)。

　　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改革，而在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对财产权和自由契约、自由企业的保护，这方面的改进会促进分工网络的扩大和生产力的进步(SachsandYang,2001)。

　　所以我们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民国时

　　期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和法律制度的变化。

　　五、民国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

　　按照Perkins(1975,pp.115－65)和

　　Feaerwerker(1983,－33)的记载，民国时期的农村

　　虽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但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国内贸易和主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的分工是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Perkins(1969,)认为三分之二的商品是在地方定期集市上交易的，他认为"商人剥削农民"的断言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可靠的记载。

　　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不但导致商业分工的加深，不同的专业商人处理贸易的不同环节，专业货栈的出现，专门协调，规制商业活动的行会和商会的出现，而且产生了相当发达的中国自己的金融网。山西票号就是这样一个适应商业发达后所需金融服务的网络，它发行发挥货币功能的票据及信贷。各

　　种钱庄和当铺也在沿海和发达地区形成网络。各种习惯法和私法也发达起来，以调节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中分工和相关交易以提高交易效率。

　　长江流域的丝织业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之间的计件外包制，类似欧洲工厂制度的前身putting－out制度。与清末不同的是，现代金融和贸易制度在民国时代发展起来。政府于1929－1930年摆脱了固定的关税额必须偿付战争赔款的束缚，完全获得关税自主权，增加了关税率。30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经济效果是负面的。1930年进口税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1928年盐税统一于全国财政系统，各种苛销杂税统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3年统一货币，几乎停止使用银两，1935年政府用外汇储备为支持建立起现代化纸币制度，银两完全被禁止用作货币。官方的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正式发行了纸币，政府开始试行年度预算，税收和财政报告制度都大大改进。现代政府债券制度也于1931－1932年发展

　　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

　　国家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大私人银行通过与四大官方银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结等坏资本主义的特色出现。但是与1949年以后的制度相比，私人银行业在民国时期相当自由和发达，1928－1937年间，共有160家私人现代银行建立，它们拥有1,597个分支机构。现代银行资本从1928年的亿元增至1935年的亿元，存款从亿增至亿元。但由于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政府提供统一战争的军费，用于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设施建设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银行由于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场竞争的规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

　　程文利(Cheng,1998)证明现代金融和纸币制度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进分工的演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统一，1928－1937

　　年中央控制的财政收入70％用于统一战争，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达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于1931－1936年间只占国民收入的－6％，大大低于美国政府1929年的％。

　　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府将大量日本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官办企业对重工业的垄断大大加强，为日后中国工业国有化和扼制私人自由企业的制度发展创造了经济结构上的条件。

　　民国后期由于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失利，金融财政体系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200％。因此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工具，人民纷纷弃纸币不用而回到商品货币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使纸币改进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发挥，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生产力崩溃。

　　民国时代交通条件也表现了二元经济的特征。大部分货物仍是由落后的传统运输方式运输，1933年传统手工、木船、兽力运输方式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是现代运输方式

　　的三倍。1915年日本在东北生产的焦煤元一吨，运到汉阳是元一吨，交易费用是生产成本的倍。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不安定，铁路建设迟缓造成。

　　清朝末年共修铁路9,618公里，民国共修15,000公里，其中三分之一由日本人在东北建设。清朝基本没有公路建设，国民政府部分由于统一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大规模公路建设，共修成116,000公里，大部分是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所建。从海关记录，非机动运输的货物于1920年代开始下降

　　(Feuerwerker,1983,－92)。

　　程文利、萨克斯、杨小凯和张定胜

　　(Cheng,Sachs,andYang,2000,Sachs,Yang,Zhang,2000)证明，在一个自由经济制度下，由于分工增加生产力的好处和增加交易费用的坏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均衡的分工水平由交易效率决定。交易效率极低时，最优的经济结构就是自给自足，其生产力低下，也没有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在沿海地区稍微提高但又没有高到足以将所有人都卷入分工时，则发达地区的人会卷入

　　分工，而交通不便地区的人们仍然自给自足。如果有两个国家，国家之间没有移民自由，则交易效率高的国家中所有人卷入高分工水平，没有二元经济，交易效率低的国家，沿海运输条件好的居民与外国贸易，而交通条件差的地方自给自足，产生二元经济。在这种二元经济中，贸易条件对落后国不利。落后国可以用保护关税改进贸易条件，但这却以抑制分工的发展为代价。如果落后国进一步改进交易条件，则可与发达国通过关税谈判达成多边自由贸易，使国内国际分工水平提高，生产力提高，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提高。民国后期和1949年后和1980年代前，中国是采用的前一种经济发展方法。中国1980年代后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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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九：国民党时期的统制经济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通货膨胀

　　上世纪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推行滥发纸币政策，引起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国民经济彻底崩溃，制造了被西方经济教科书称为“野马奔腾式的通货膨胀”。

　　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实行“国民党是枪杆子的财政”。蒋介石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不断增加军费开支，财政赤字更如天文数字增长。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除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搜刮之外，印刷钞票成为国民党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办法。

　　通货膨胀的演变。抗战8年，国民政府共发行纸币100.3190万亿元，造成了通货的恶性膨胀。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于是当局发行新的通货金圆券来取代法币，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无限膨胀了的法币。1948年8月19日付诸实施，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但到1949年5月，猛增至67.9458万亿元，相当于1937年6月的144565531900倍。

　　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财政开始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升指数超过通货增发指数。自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货币发行指数达1400多亿倍，同期上海物价指数高达36万多亿倍。

　　通货膨胀的严重危害。延续十多年的通货膨胀，使城乡人民生活不断恶化，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工薪阶层深受其害，虽然按货币计算的名义工资有所增加，但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1946年下半年，仅北平、上海、南京三地失业和无业人数就达260万。农民的苦难也十分深重，虽然粮食也在涨价，但由于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粮食，促使粮食价格的上升在商品价格指数方面要比其他大多数商品慢得多。通货膨胀促使农用工具、种子、肥料以及其他农民必需品的价格猛烈上涨，导致粮食生产成本加大，农民难以有好的收入。仅在1946年，饿死人数就达到了1000万人！

　　通货膨胀的现实警示意义：

　　第一，必须控制好财政赤字。理论上说，财政收支相抵或略有节余，是财政的最佳情况。

　　财政赤字必须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否则赤字累积过高，势必造成货币下跌。此外，弥补财政赤字或用往年财政结余弥补，或向银行透支，或借债弥补。但绝不能像当时国民政府那样，弥补财政赤字完全建立在发行纸币的基础上，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第二，一定要控制好纸币发行量。

　　纸币是按照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纸币的发行量应以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为限，或以黄金储备量为依据。现在世界各国的纸币发行都不再同黄金直接挂钩，而受商品可供量与纸币流通速度的制约。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的教训之一：不看商品总数，盲目大量发行纸币，当纸币贬值时，必然引起价格上涨，即形成通货膨胀。

　　第三，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经济运行既要有市场“看不见的手”，还要有宏观调控“看得见的手”。“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的另一教训：盲目大量发行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恶性通货膨胀一旦形成，又不去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伴随着通货流通速率的加快，物价上涨的速度会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纸币发行速度，发行与物价赛跑，循环相因，最后，货币制度与国民经济必将一起走向崩溃。

　　第四，必须实施正确的金融策略。抗战胜利之初，南京国民政府拥有黄金186621公斤，美元9亿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救济物资和美军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这些都为政府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没有很好的决策，实施了错误的金融策略，丧失了调控的机会，如对中储券处置失当，助长了抢购风；不合理的汇率、进出口政策，又促进物价飞涨，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可见处理金融危机，仅有物质条件还不行，还必须实施正确的金融策略。

篇十：国民党时期的统制经济

　　民国经济史

　　一、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

　　经济学及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民国经济史的重点是与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经济学有关的问题：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近国家经济学的正式数学模型

　　将霍布斯(Hobbs,1651)有关国家的思想数学化了。有名的霍布斯丛林假说认为在没有国家制度时，每个人都是其他个人的敌人，他想尽办法偷抢人家的财产，也想尽办法不被别人偷抢，在这种没有国家制度的条件下，大量资源被用于从事偷抢和防止被偷抢的活动，因此生产活动不可能发达起来，而偷抢在结成人群的团体之间发生时，就是战争。按照李克的模型，当王权出现时，它能通过税收创造公共财政，用来支持其奢华的生活，同时用它支持司法、执法系统以惩罚其他人的偷抢行为。因而这种被霍布斯称为利维坦的政府权力

　　成为交易中进行仲裁的第三者。它可能有效地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按宪政经济学的思想，私有产权不可能由看不见的手产生，而是需要合法的强大的国家警察暴力为基础。但是由于国家惩罚偷盗的权力以统一、垄断和强制性暴力为特征，所以它很容易被执政者利用来侵犯而不是保护财产权。而如何形成合法、强大的国家暴力用以保护财产，扼制偷盗，但同时找到一种机制能限制这种国家暴力本身的偷盗行为，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当清朝国家权力在执政者垄断政治的条件下被用来追求特权阶级利益和损害社会利益时，清末的经济发展的落后和停滞就发生了，而当国家机会主义使政权失去合法性，因而使强大合法、统一的国家暴力崩溃时，民国初年的社会动乱就发生了，二者都造成交易效率低下，分工发展迟缓，生产力进步缓慢。

　　西欧是从几个世纪的动乱中逐渐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概念，既保留了政治不统一，又维持了一定时期的相对和平，因此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使以上国家功能的两难得以

　　解决。这是欧洲经济发展快的动因，但其代价就是战乱连绵。美国用联邦制度、三权分立、普通法、宪法司法和用宪法严格限制国家权力等一套制度和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在一个统一、实行地方自治的大国内解决了上述国家功能的两难，因而使其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

　　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发展的迟缓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寻找解决国家功能的途径过程中逐

　　渐滑向统一合法的国家暴力失效，出现类似霍布斯丛林的军阀混战局面。

　　严格而言，如果军阀形成多个小国，并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秩序，则军阀割据有可能象欧洲一样形成多国平等竞争的局面。1920年代以广东军阀陈炯明为代表的地方自治、联邦主义思想就代表了中国朝这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方向最后被代表用武力统一中国趋向的国民党军队击败。当时外国对各地的军阀政权不予承认，由于当时外国的承认对各地军阀政权的合法性及经济军事援助至关重要，所以在外国的鼓励下，各地军

　　阀大多以统一中国，争取外国承认的全中国统治合法性为目标。外国选择一个统一的中国作为打交道的对象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军阀混战。如果中国的军阀可以象美国各州在独立战争时一样，在本省实现议会政治，与外省和平谈判关于形成联邦的条件，中国仍可和平统一。但大多数军阀选择了军事统一，而这种选择与大多数中国人相信的意识形态有关，他们佩服不尊重游戏规则的刘邦，而不佩服尊重游戏规则的项羽。

　　这也与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给中国人树立的行为榜样有关，中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从未有"玩的就是公平(fairplay)"的概念，因此陈炯明关于各省之间缔结各省同意的条约通过和平统一方式发展出美国式的联邦制的想法得不到其它军阀支持。与此相较，英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耐心争取中国政府自己同意的条约，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美国人在独立战争后各州之间不发生军阀混战，很大原因，也是英国人治理美洲殖民地时实行地方自治，尊重各州议会和州宪法的行为为独立后的美国执政

　　者树立了良好榜样。

　　民国经济史分为四个阶段：民初实现宪政的阶段(1911－1915),军阀混战时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及抗战和国共内战

　　(1938－1949)时

　　期

　　。我们在此小节其余部分讨论第一阶段，而在其余四小节记述其它三个阶段。

　　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是本关于立宪与经济发展和中国商人阶级成长的关系的杰出着作。此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事实。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也引张謇之言为证，清朝当局"但有征商之

　　政，而无护商之法"，"商之视官，政猛于虎"。当时这种绝君主专制，根本不受法律的制约，只有法制，没有法治。君主"超然于权限之外"，"官员游行于利禄之中"。

　　商人在推动清末的制度改革中，不但对新的制度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实行起着关键作用。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商人在各省咨议局中进一步推动宪政的发展，使咨议局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真正议会雏形。全国资政院的议事细则已与现代议会制度类似，首届资政院提出了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相当于当令的危害国家安全犯)案。它于1911年迫使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财政预算核减掉7790万两银。在各地的咨议局中，商人们还提出了他们对外交事务权利的要求，反对支付不经咨议机构同意的各项外国债务。这种发展形同提出了类似欧美的"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的原则。

　　商人还对民国初孙中山、黄兴等人不经议会同意私自借贷外债提出反对，也对革命军的扰商行为要求制止。清末民初宪政的发

　　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曙光初露，但随后的军阀混战打断了这一过程。

　　二、军阀混战时期

　　军阀混战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所有历史学家公认的，按Feaerwerke(1983,pp.28－127)所记载，军阀混战时期，不同军阀在其占领某地时期重复收税，并预收未来的税，操纵实物与货币的换算率，增加苛捐杂税、战时捐税，并进行强制粮食征购，使经济不堪重负。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的商业化趋势被逆转，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之间的贸易被中断。

　　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清末民初的宪政实验失败的根源。从英美发展起来的宪政主义可追溯到十二、三世纪英国城市中的地方自治及大宪章。在一个不需要常备军就能防止外国入侵的海岛国家，公正司法过程自发产生的案例形成的普通法构成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王由于收税的困难，不得不将制定税法的权力让给交税大户组成的国会，因为这是在私有地产神圣不可侵犯条件下，收税的最有效方法。17世

　　纪大革命前后，新教和天主教及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互相迫害最后被光荣革命终止，各派终于达成共识，承认了保护人权，禁止政治迫害，用虚君共和、内阁制、议会民主、政党公平竞争作为分配政治权力的游戏规则。英国一直没有成文宪法，但却是宪政的创始国，其宪政游戏则是朝野各方所认同的一些行为准则，例如不能容忍政治迫害、宗教迫害，这些行为准则是以参加政治游戏的局中人对公众利益和道德准则的一些基本共识为基础。这些共识对"什么为对"、"什么为错"有一些像信仰和意识形态一样的认同，对于错的行为，大家都有类似对偷窃应予全社会的反对和惩罚的态度。即使偷东西的人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能从私利反对社会和司法机关对儿子进行惩罚。

　　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人物并没有形成这种共识，因此宪政并没有坚实的道德共识的基础。所以宪法规则并不是中国政治家的行为准则。例如孙中山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而在自己军力弱小时，就支持联省自治。孙中山在

　　野时反对专制，一旦军事实力大了，就开始讲军政、训政，表现了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

　　袁世凯更是典型的机会主义，在他向清朝争权时就反对君主立宪，逼清帝退位，而他一旦大权在手，就鼓吹君主立宪，而当他看到自己发展的政党在议会可能败给国民党时，就开始想办法迫害国民党，取消新闻自由。袁世凯如能象华盛顿那样自动退位，则前文提到的合法的可用来保护财产的暴力与此暴力倾向于侵犯人民权利的两难就可解决。当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政经济学指出，可以生存下去的宪政游戏规则必须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这原则是：不管局中人在什么地位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

　　而孙中山、袁世凯及其他军阀都以自己的利益为选择游戏规则的标准，而不知道这样选择的游戏规则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华盛顿选择自己下台的行为就可能成为万世游戏规则，执政党选择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为也有机会变成万世游戏规则生存下去，而一

　　切以私利为目标选择的游戏规则是不可能被参加游戏各方都接受。而只有各方都同意的游戏规则才可能变成宪政游戏规则而流传下去。

　　因此宪政过程中，参加游戏各方要有起码的公心，都要在心中有把尺，在选择和遵守游戏规则时不能违反模糊面纱的原则。

　　这原则用俗话来说就是分饼的人和第一个拿饼的人不能是同一人。正如自己夸奖自己的话是没有人信的一样，只有第三者仲裁才能有令人信服的公正判断。

　　民初的宪政失败也要归结为过去专制制度对人们的道德观念的毒害。袁世凯要不择手段地独裁，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他，没有权力的人，其权利可能被有权的人任意侵夺，不象华盛顿从英国统治殖民地的经验了解他的财产权利在他失去政治权力后也很安全。所以民初执政者行为，人们对游戏规则的预期，及实际产生的游戏规则之间产生了恶性循环，一旦这一恶性循环开始形成，社会重新回到"霍布斯丛林"。

　　但是军阀混战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最

　　活跃的时期。军阀混战也产生了类似欧洲政治不统一的效果，制度试验多样化增加，地方自治的观念和制度以及宪政的推动都在这一时期有不少进步，也为以后的宪政发展提供了基础。

　　国民党北伐成功后终于利用其军力认真推动宪政。

　　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于1931年5月5日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明确了委托国民党代管政权是临时的，最终目的是回归宪政。

　　政府于1936年公布"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这种行为使中国经济重上轨道露出一道曙光。同期立法院先后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商事法、公司法。这一系列立法行为基本肯定和继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经济法制建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国民政府推动宪政的努力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但是这种努力并未完全停止，这主要表现在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和地方参政会的选举和运作。国民参政会包括了所

　　有主要反对党的领袖。1942年大部分参政员又由遴选制改为选举制。

　　中国最重要的宪政发展是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和各党派对宪政游戏规则的讨价还价过程。这次宪政过程又一次以失败告终。其主要原因是主要政党坚持不经选举，而用联合政府方式将官位在主要党派之间瓜分，而宪政谈判的其它主要参加者主张在军队国家化、立宪、选举后，才由胜出的政党决定政府职位的分配。国民党没有采取满足模糊面纱原则的行动对自己的权力作出可信的限制，以赢得共产党对公平游戏规则的信心。而主要调停者美国政府由于与国民党关系太近，也使共产党对调停者是否能发挥中性的第三者仲裁功能没有充分信心，导致百年中国最有希望的宪政过程完全失败。

　　国共内战开始后，在没有主要反对党共产党参加的情况下，政府片面召开国大，通过宪法，宣布行宪，也树立了一个机会主义的榜样。

　　三、民国经济发展表现

　　两个主要独立于官方的对民国经济发展的估计，见LiuTa－chungandYehKung－chia(1965)和巫宝山(1947)。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农业、现代工商业及影响交易效率的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几个部分来记述。

　　总体而言，史学家们基本同意，1912－1949年间，中国的总产出增加得非常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也没有下降，但1937－1949年的战争期间，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可能还是显着下降。

　　19世纪末出现的规模仍小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有相当可观的增长，但却影响有限。劳动分工和职业结构的变化非常不平衡，属于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所分析的二元结构：沿海和大城市与国际市场相联，有较高的分工水平，很多新的职业和产业在这些地区出现，而广大农村和内地基本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只有占收入比重很低的产品在大约70,000个地方性集市中交易(见Feaerwerke，1983,pp.28和Skinner，1964,－44)。也就是说中国农村大约分成7

　　万多个地方性基本自给自足的社区，社区内有一些互补余缺的贸易，但社区之间及它们与大城市及国外的分工和贸易极其有限。因此外国商品很难打入中国市场。由于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沿海城市与其说是国内分工的交易网络的中心结点，不如说是与外国经济分工和贸易的延伸结点。

　　1900到193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加速，城乡之间移居基本上自由，外国投资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之命题并没有实证资料支持，中国人所有的现代工业在总现代工业中的比重在二次大战前一直没有下降，而中国人均外国投资在1914年是＄，1936年是＄，比印度(＄20)和拉丁美洲

　　(＄86)低得多。1930年代外国投资只占国民生产净值的1％。

　　而抗日战争时外国投资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其经济发展是二战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部分，当时整个中国的投资率是5％，而东北1937年高达17％，1939年高达23％。这主要是日本经济法律制度对私人企业产权的保护很好，政府不办

　　国营企业，没有什么机会主义行为。日本人在东北的高投资率也刺激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

　　但是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使得1947年国民政府的官办企业控制了当时纱锭的％，织机的％，及大部分重工业。。

　　四、民国的农村经济

　　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于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但由于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所以每户土地分割为很小数块。按Buck的估计，1910年户均土地为公

　　顷，1933年为

　　公顷。民国时土地所有权分布虽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后国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15亩地，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户均拥有50亩以上的耕地，占总耕地的34％。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

　　农业经营并不普遍。

　　1930年代，50％的农业人口与租佃制有关，30％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以上的佃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分耕地。

　　长江流域细密的水路运输网被用来形成区域性粮食市场，因此此区域的分工专业化、城市化、原始资本主义自宋朝以来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这里专业性的租佃经纪人出现了。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他们已形成资本主义式租佃，雇工商业化农业经营的萌芽。

　　中华民国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的调查记载了租佃契约的多样化，220县租地压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国民政府1934年的调查报告说％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付分成租，％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字分别为60％、15％和％，而劳务租占％。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种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于固定实物地

　　租％，其又高于固定现金地租11％。在地主不提供种籽、工具、耕畜的情况下，平均地租约为％。固定实物地租在佃农比例高、产量高的产区较为普遍。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为最有效率，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好。

　　而现代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用这种口号利用人民对经济学的无知，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其后果是破坏了有效率制度形成的机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由于这类口号给国

　　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

　　以美国为例，1879年美国％的农户为佃农，194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但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在1879－1945年间大大提高。所以租佃制比率与生产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负相关。

　　1930年的土地法中有一条款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这种条款并不利于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形成。虽然这一条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治理区域并未严格执行，它却为后来的土改开了侵犯财产权的先例，因而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在30年代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少数省区于1949年实行。国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控制地区也普遍实行。

　　这些政策也因破坏人们对自由契约制度的信心，而对经济发展有长远负面影响。3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以水稻亩产量而言，稍高于明治革新的日本，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小麦单产相当于当时的美国，但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这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农业虽没现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后。(Feaerwerker,1983,－85)。

　　但是整个民国时代，财产权由于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过和实行而逐渐现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中国传统的佃农的永佃权概念，及地主卖地后永远可以以原价赎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现代土地自由买卖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保持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人口的75％，农业产出占产出的65％。卷入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占人口的6％(Feaerwerker,1983,,)。

　　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改革，而在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对财产权和自由契约、自由企业的保护，这方面的改进会促进分工网络的扩大和生产力的进步(SachsandYang,2001)。

　　所以我们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民国时

　　期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和法律制度的变化。

　　五、民国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

　　按照Perkins(1975,pp.115－65)和

　　Feaerwerker(1983,－33)的记载，民国时期的农村

　　虽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但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国内贸易和主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的分工是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Perkins(1969,)认为三分之二的商品是在地方定期集市上交易的，他认为"商人剥削农民"的断言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可靠的记载。

　　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不但导致商业分工的加深，不同的专业商人处理贸易的不同环节，专业货栈的出现，专门协调，规制商业活动的行会和商会的出现，而且产生了相当发达的中国自己的金融网。山西票号就是这样一个适应商业发达后所需金融服务的网络，它发行发挥货币功能的票据及信贷。各

　　种钱庄和当铺也在沿海和发达地区形成网络。各种习惯法和私法也发达起来，以调节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中分工和相关交易以提高交易效率。

　　长江流域的丝织业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之间的计件外包制，类似欧洲工厂制度的前身putting－out制度。与清末不同的是，现代金融和贸易制度在民国时代发展起来。政府于1929－1930年摆脱了固定的关税额必须偿付战争赔款的束缚，完全获得关税自主权，增加了关税率。30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经济效果是负面的。1930年进口税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1928年盐税统一于全国财政系统，各种苛销杂税统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3年统一货币，几乎停止使用银两，1935年政府用外汇储备为支持建立起现代化纸币制度，银两完全被禁止用作货币。官方的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正式发行了纸币，政府开始试行年度预算，税收和财政报告制度都大大改进。现代政府债券制度也于1931－1932年发展

　　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

　　国家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大私人银行通过与四大官方银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结等坏资本主义的特色出现。但是与1949年以后的制度相比，私人银行业在民国时期相当自由和发达，1928－1937年间，共有160家私人现代银行建立，它们拥有1,597个分支机构。现代银行资本从1928年的亿元增至1935年的亿元，存款从亿增至亿元。但由于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政府提供统一战争的军费，用于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设施建设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银行由于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场竞争的规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

　　程文利(Cheng,1998)证明现代金融和纸币制度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进分工的演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统一，1928－1937

　　年中央控制的财政收入70％用于统一战争，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达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于1931－1936年间只占国民收入的－6％，大大低于美国政府1929年的％。

　　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府将大量日本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官办企业对重工业的垄断大大加强，为日后中国工业国有化和扼制私人自由企业的制度发展创造了经济结构上的条件。

　　民国后期由于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失利，金融财政体系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200％。因此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工具，人民纷纷弃纸币不用而回到商品货币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使纸币改进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发挥，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生产力崩溃。

　　民国时代交通条件也表现了二元经济的特征。大部分货物仍是由落后的传统运输方式运输，1933年传统手工、木船、兽力运输方式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是现代运输方式

　　的三倍。1915年日本在东北生产的焦煤元一吨，运到汉阳是元一吨，交易费用是生产成本的倍。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不安定，铁路建设迟缓造成。

　　清朝末年共修铁路9,618公里，民国共修15,000公里，其中三分之一由日本人在东北建设。清朝基本没有公路建设，国民政府部分由于统一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大规模公路建设，共修成116,000公里，大部分是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所建。从海关记录，非机动运输的货物于1920年代开始下降

　　(Feuerwerker,1983,－92)。

　　程文利、萨克斯、杨小凯和张定胜

　　(Cheng,Sachs,andYang,2000,Sachs,Yang,Zhang,2000)证明，在一个自由经济制度下，由于分工增加生产力的好处和增加交易费用的坏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均衡的分工水平由交易效率决定。交易效率极低时，最优的经济结构就是自给自足，其生产力低下，也没有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在沿海地区稍微提高但又没有高到足以将所有人都卷入分工时，则发达地区的人会卷入

　　分工，而交通不便地区的人们仍然自给自足。如果有两个国家，国家之间没有移民自由，则交易效率高的国家中所有人卷入高分工水平，没有二元经济，交易效率低的国家，沿海运输条件好的居民与外国贸易，而交通条件差的地方自给自足，产生二元经济。在这种二元经济中，贸易条件对落后国不利。落后国可以用保护关税改进贸易条件，但这却以抑制分工的发展为代价。如果落后国进一步改进交易条件，则可与发达国通过关税谈判达成多边自由贸易，使国内国际分工水平提高，生产力提高，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提高。民国后期和1949年后和1980年代前，中国是采用的前一种经济发展方法。中国1980年代后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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