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11篇

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11篇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　　中国城市化现状:6亿城镇人口5成无城镇户口　　民工户籍问题待解决　　2010年09月23日08:47中国广播网张棉棉我要评论(37)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11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

　　中国城市化现状:6亿城镇人口5成无城镇户口

　　民工户籍问题待解决

　　2010年09月23日08:47中国广播网张棉棉我要评论(37)字号：T|T

　　中广网北京9月23日消息（记者张棉棉）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工来到城市，为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播洒着汗水。时至今日，全国6亿多城镇人口中，非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已经达到将近一半。

　　他们生活在城市，但是由于户口的原因，在子女入学等方面无法享受城市人口的待遇。在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的今天，如何解决这些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的户籍问题？

　　农民工目前已经是当代中国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在解释《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人口增至6.07亿人，在城市中工作生活但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已经接近城市人口的差不多50%：

　　杨伟民：农民工1.45亿，占城镇总人口中26%。还有一个城镇人口是6亿多，其中的60%左右是农业户籍人口，占城镇人口的23%，一个23%一个26就差不多接近50%了。

　　农民工建设城市的同时，他们对就业和城市资源的需求也加大了城市的压力。以重庆近期开展的户籍制度改革为例：重庆计划在10年时间实现1000万农村人口"入城"。重庆市户籍改革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组组长、发改委副主任徐强表示，这无疑要求重庆市在未来应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徐强：未来从2012到2020，确实需要我们通过经济发展来提供就业岗位。按照重庆的工业销售值来算，到2020年我们要可能达到4万亿，现在是1万亿，这样就可能新增3万亿。新增的这3万亿就要解决五百万到六百万的岗位。

　　根据《中国发展报告2010》，我国将从"十二五"时期开始，用20年时间解决中国的"半城市化"问题，也就是说，要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到2030年基本解决4亿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进城和落户问题，使他们享受与城市原有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那么，如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杨伟民表示，应保留目前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对落户农民工的规模实行

　　"保留户籍、总量控制、放宽条件、逐步推进"政策，他用一个阶梯放水的形象例子来证明了这一观点。

　　杨伟民：努力提高农民的公共服务，使农民的公共服务的水和城市的公共服务的水一致，到时候把大坝炸掉，这样就持平了。能够让这边的水往这边流到一定程度两边就平了。

　　报告显示，解决农民工城市化不仅仅是政策问题，还需要实实在在的投入，我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约在10万元左右。这意味着我国未来每年为解决2000万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投入2万亿资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民权认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单靠地方政府是远远不够的，中央一定要有所支持。也就是报告中提到的"人钱挂钩"的问题：

　　刘民权：我觉得所造成的压力不能完全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中央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财政支

　　持，农民工在这个地方他们辛勤劳动，增加了财富，有好大的一部分是通过税收交到中央财政那，中央财政为什么不能拿出一定资金来支持地方政府尽可能的使流动人口融入他们的当地社会。

　　重庆逾300万农村籍人口两年半内将获城镇户口

　　2010年06月27日22:07中国新闻网我要评论(4)字号：T|T

　　中新网重庆6月27日电

　　(记者李安江

　　杜远)据重庆官方发布的消息，未来两年半时间里，重庆将以解决农民工户口为突破，推进户籍制度改革，300多万农村籍人口将获得城镇户口。

　　上述计划是25日结束的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相关决定的内容之一。此次会议上，中共重庆市委专题研究了民生工作，决定在本届市委任内，用两年半时间，在解决该市群众最关心的十大民生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

　　重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是，在两年半时间内，解决在当地城镇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200多万农民工及其家属、40万失地农民和70万农村籍大中专学生的户口问题，形成科学有序的人口城镇化机制，力争到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

　　作为改革配套措施，重庆还将建立转户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弹性退出机制，以合理的过渡期保障合法权益。建立农村土地权益置换城镇公共服务的有效机制，确保农民进城落户后同等享有城镇居民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

　　据悉，除户籍制度改革外，此次中共重庆市委全委会推进民生工作的决定还包括：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60万户中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促进当地较贫困区域农民的“万元增收”；在重庆全市中小学、幼儿园配备校警；扶助当地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新增30万就业岗位等.预计未来5年内中国城镇人口将超过农村

　　2010年10月05日10:07文新传媒网-文汇报张晓鸣我要评论(38)字号：T|T

　　昨天发布的《2010/2011中国城市状况报告》显示，至2009年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特区和台湾省），共有设市城市654个，城镇化水平46.59%，城镇人口达到6.21亿。这份报告是由联合国人居署等编著，并在昨天世界人居日庆典活动上发布的。

　　目前，全国已经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城镇密集地区，以及辽中南、中原、武汉、长株潭、成渝、闽东南、山东半岛、关中天水、北部湾等城镇群。这种以一个或多个城市为核心、多个城镇共同组成的城镇群已经成为各地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对城乡和区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

　　报告称，今后5年内，中国的城镇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5%左右，各类城镇将新增3亿多人口。快速的城镇化为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提供了强大的机遇和动力；同时也给节约资源、改善环境，提升城镇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壮大县域经济，将成为中国未来20年城镇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剖析我国城镇化超速现象："冒进"与"虚假"并存http://news.QQ.com

　　2007年08月17日09:56

　　新华网

　　对话来由：近年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推动并实现

　　了大规模的城镇化。城镇化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但超速的城镇化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甚至有专家以“触目惊心”来形容大规模占地、毁地的现象。那么，我国“冒进式”城镇化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超速”发展？用什么方法加以解决？有关专家提出了他们的看法。

　　刘昱莲

　　绘

　　我国城镇化率存在水分

　　记者：2006年底的有关数据显示，全国有设市城市661座，2.1万个建制镇，城镇建设总用地达到3.46万平方公里，城镇化水平更是高达43%，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基准水平。对此，有人认为我国城镇化出现了“冒进式”的发展态势。面对一些人的质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姚士谋(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我国城镇化率从20%到40%只用了22年，这个过程比发达国家平均快了一倍多。1995至2005年期间，全国城市化率每年提高达到1.4个百分点。但是，2005年我国43%的城镇化率是“虚假”的。因为，其中包括了1.3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这些人与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还有相当大的差别。主要问题出在“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太快，农民的土地被城镇化了，而农民及其家属却未被城镇化。

　　另外，43%的城镇化率还包括了一些城镇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扩大辖区面积而带来的结果。但这些“城镇区域”的产业结构并未转型，缺乏产业支撑力，也基本上没有城镇的基础设施供应，实际上仍然是农村。我国虚高的城镇化速度和城镇化率，有很突出的人为拉动的因素，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国情，脱离了客观规律。

　　李国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近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全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我国现阶段许多方面都很难支撑这种过速的城镇化，如城市基础设施、城镇工作岗位、城镇住房等都不能与之适应。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个城镇化率是有水分的，因为农民工也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与城市融为一体，这是“虚假”的城镇化。另外，我国城市空间扩展过快，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呈现出粗放式城镇化现象。

　　巨大的城乡差异导致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城市中就业机会相对比较多，而农村等外围地区没有得到较好发展，人们不得已才选择大量涌入城市。我认为这是城镇化速度过快的主要原因。另外还有很多城市受政绩观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城市发展和建设中热衷于“大手笔”、“大规划”，通过扩大城镇规划面积带动土地开发进而获取更大的土地增值和土地收益。

　　“冒进式”会对资源、环境等造成负面影响

　　记者：很多专家提出控制城镇化速度，是因为“急速的城镇化”在很多方面给国家造成了负面影响。那么，“冒进式”城镇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

　　姚士谋：近年来，我国众多的城镇化地区资源、生态和环境状况严重恶化。自然环境基础不能支撑这种“急速城镇化”和空间蔓延式大扩张。2003年，全国70%城镇缺水，90%的城镇水域和65%的饮用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90%的城市沿河水域遭到污染，而全国的污水处理率却只有36%。

　　另一方面，“冒进式”城镇化给城镇就业问题带来了巨大压力。我国城镇化进程需要与产业结构及其转型的进程相适应。近年来，城镇化发展和就业人口的增加越来越依赖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人口基数特别大，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增长，就业岗位就要求增加800万至1000万。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也无法持续提供这个就业岗位规模的大部分。近年来，我国城市就业问题突出，表明城镇化速度和规模已经超出了产业发展及其规模的支撑能力。

　　在城市用地方面，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城市人均占地普遍偏低。十多年来城市人均占地很快达到110-130平方米的高水平。这个水平，是大多数人均耕地资源比我国多几倍乃至十多倍的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在城市占地大规模扩张的同时，城市用地结构出现严重问题。很高的城市人均综合用地指标，并没有普遍给大部分市民带来生活空间的扩大和改善。也就是说，那些超豪华的大空间，有多少老百姓能够用得上值得反思。

　　李国平：我认为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现在的产业结构和城镇发展难以支撑近年来的“过速城镇化”，一旦经济结构或发展速度进行调整或回归到合理水平，不能消化吸纳快速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这批人可能会成为城镇失业人员(而他们中的部分人在农村也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土地)，从而对于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第二，过速的粗放式城镇化导致大量土地被城镇占用，使农用地面积减少，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这点显得尤其重要和紧迫。

　　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战略

　　记者：面对严峻的形势和可能造成的影响，有什么具体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或遏制这种“冒进式”的城镇化？

　　姚士谋：首先，要在客观认识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对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测，设定各个发展阶段比较适宜的城镇化率，对于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应该有所差异。同时，要力争做到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水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和吸纳新增就业人口能力、城镇实际吸纳农村人口能力保持一致。

　　其次，要建立完善的、有指导作用的管理制度。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以单位GDP的资源占用、资源消耗和人均GDP等来代替一个GDP的单项指标极为重要。这样可以将GDP与人口和土地指标结合起来，使地方政府失去把人口和土地规模做大的动力，有利于城市的高密度和高效率的规划和建设，也有利于促进各地按照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条件与环境承载

　　能力，实现“一方水土”与“一方经济”、“一方人口”的协调。

　　再次，改革城乡二元化的土地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市场管理的重大作用。进行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改革，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逐步解除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实行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同地、同价、同权”。提高农村土地征用价格，缩小由于土地征用的双轨制而造成的征地价格与出让价格的差异。

　　李国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过速的城镇化，我认为首先要缩小城乡差别，例如可以通过加快新农村建设发展手段等方式；其次要建立更严格的土地供应等相关制度，不能放任其城镇蔓延式粗放发展；第三，改变目前许多地方盲目追求城镇化的倾向，不应将“城镇化水平”作为政绩考核的指标。

　　城市发展应处理好与文物保护的关系

　　记者：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一些城市在规划发展中缺乏有力的文物保护，结果终结了一个城市文化积淀的传承。我们该如何解决城市建设中的开发与保护问题？

　　周静敏(日本千叶大学建筑学博士、五洲工程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我们的城市发展很快，城镇化的速度也很高，但目前的城市规划并没有适应这个发展速度，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建立一个“先规划，后建设”的良好基矗这一点是我们城市发展过程中所有问题的根源，建筑文物、历史遗迹的保护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系统，也没有很具体的法令规范和措施，就很难谈到城市的健康发展。

　　我认为城市的发展和建筑文物的保护是一体的，不存在矛盾。对建筑文物“保护”的理解应该是“发展”的，要谈“保护”就不能避开“发展”，这两者是共存的要素。比如我们在北京旧城的更新改造中，不可避免的要遇到一些街区、建筑的保护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对有文物古迹的地区要坚持鉴定、规划、设计、实施和再保护发展的框架体系。我们现在的通常做法是缺少鉴定，尤其忽略了再保护发展的环节。

　　同时，要借鉴国外经验对建筑文物加强有效的利用。国外许多城市并没有把古迹修缮后一味地供在那里，而是有效地利用，使其在新的时代体现新的功能。比如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两个大的市场，都是在保留了旧建筑的外观和主要结构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从外观上看，他们仍然诉说着原有的历史，而内部又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记者:李佳鹏

　　马俊

　　实习生:纪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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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参考报）

　　中国城市的生与死：传统城市正迅速消失

　　2010年04月08日11:13南方新闻网孟登科

　　王

　　清我要评论(12)字号：T|T

　　■编者按：六百六十座中国城市中，上海，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前沿，最能感受着其间所有冷暖，分析它的今天，实是提示中国城市的明天；玉门，地处偏远，因资源兴，也因资源

　　衰，它的背后是中国为数甚多的资源性城市的共同困局，如何寻找并培育城市内生动力，几乎是共同命题；而名不见经传的常德，则是中国规模最为庞大的内陆中等城市的缩影，它的急切，它的惶惑，它偶尔的不知所措，演绎着第三中国沉默的大多数的普遍处境。

　　内容导读：

　　【城悟】上海未完成的使命

　　【城悟】常德：躁动的中部之城

　　第三中国破茧而出

　　【城悟】玉门：兴衰一线两重天

　　【城悟】中国城市化，仓皇六十年

　　【城悟】传统城市消失的N种理由

　　【城悟】数字不容宽慰城市呼唤新生

　　【城市圆桌】中国城市的生与死

　　东方明珠大放异彩之下，正受困于城市布局的局限。

　　（CFP/图）

　　在地图上，连线三地，恰是一巨大的折线，这隐喻着新中国城市化六十年苍黄岁月的真实轨迹，而以行政纲领性文件，或一时的主流陈述为线的梳理，实为讨巧而又直指核心的尝试。

　　城市化有历史，城市也有历史。对于城市传统的延续，对个性化历史的尊重，成为当下城市化进程的显性焦虑，也是考验中国城市化成败的一个关键指标。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方为悟。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做梳理检点，城悟专题，亦期如此。

　　盛会之后，休养生息？

　　陆杰觉得自己可以提前退休了，这个坚持用影像记录上海城市三十年变迁的摄影师突然发现自己以后将没什么可拍了，“这至少比我预期提前了十年。”

　　这一切，都是因为世博会，上海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盛宴，陆杰的镜头一度应接不暇。

　　上海世博会第一次历史性地将园区选址于市区，一个直接目的就是想借机改造南浦大桥两侧这块庞大的工业基地，这实际上也是新上海最后的一块旧疤。现在看来，这一目的顺利达成，尽管黄浦江边的大量厂房被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保护了下来，但困扰城市环境和观瞻的重工业企业已被整体迁移，黄浦江一线流光溢彩已经指日可待。

　　过去的几年间，以世博会为名，规模骇人的基础设施和配套工程建设正日渐尾声，这座城市在几乎每一个角落加速度地推进着洗心革面的历程，叉车、吊车、推土机、压路机的身影随处可见。

　　这样的日新月异一度让陆杰高度亢奋，但他开始担心，这样的惊喜会随着世博会的结束而不复存在。“上海把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内的基础设施投资，一下子都用完了。”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陈信康在接受采访时说。

　　来自上海市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称，2005年至2012年间，仅上海计划新建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就达到10条，新建线路总长389公里，总运营里程达到510公里，短短几年间，上海的城市轨道交通长度就一举迈入全球前三甲，而事实上，就是在五年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25公里。

　　“也许再过十年，上海整个城市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这样了。”在陆杰看来，“上海将进入相当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最多就是在细枝末节上做修补的完善工作。”

　　上海市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郑祖安也坦率承认，“国家一下子能批给上海10条地铁指标的特例恐怕将不会再有了。”

　　借助于举办国际盛会的契机，在较短时期内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更新的做法，正被学界冠以“盛会模式”而四处被效仿，“说到底，就是短期内集中资源投入建设的过程，缩小了一般的城市演进周期。”郑祖安说。从这一点上说，上海不是始作俑者，“盛会模式”早已在包括昆明、西安、济南等二线城市推广并实践了，但上海确是集大成者。

　　在这位同时是研究上海城市历史的专家看来，上海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没有腾挪空间，还有一个更为简单的原因，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土地资源已微乎其微，上海几乎到了没地可批的阶段，“最近几天，市里在各区县调节经济型住房的土地都变得捉襟见肘了，地块少得可怜。”

　　上海五角场二十年今昔

　　（陆杰/图）

　　上海五角场二十年今昔

　　（陆杰/图）

　　浦东，未完成的使命

　　上海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本不应该如此突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经历了围绕深圳特区的改革争论以后，邓小平果断拍板，继续改革开放的思路，大力开发浦东。而在“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年代，浦东相比于浦西，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

　　二十年后上海的发展，仍没有脱离这一基本格局，事实上，摄影师陆杰所谓的上海没有腾挪空间，主要是指浦西。

　　4月18日，浦东开发迎来20岁的生日，20年前，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上海宣布，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宣告了浦东新区的诞生。

　　一年前的4月29日，国务院明确了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定位。重大政策调整随即而来，5月初，国务院同意撤销上海市南汇区，并将其划并入浦东新区。

　　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浦东新区，面积将超过1210平方公里，较之先前扩大了一倍之多，这一调整，最直接的益处是带来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还直接服务于航运中心。

　　利好消息亦纷至沓来——2009年11月4日，上海迪士尼项目报告获核准落户浦东；11月17日，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即将落户浦东机场附近地区。

　　“中央在浦东的发展意图一览无余。”上海社科院一位专家分析，“浦西已经饱和，两个中心全是围绕着浦东，浦东将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唯一变量。”

　　事实上，在国家对于上海两个中心的明确定位出来之前，近二十年浦东的开发和建设，历经辗转，甚至一度饱受过度依赖政策倾斜的诟病。

　　在郑祖安看来，在与浦西隔江相望的地方造一个新城，当时除了战略的考虑之外，还包括探索浦西发展出路的问题。

　　上海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中心”（地理位置类似于现在的内环），而这个中心的压力，随着经济发展、人口、交通等一系列城市问题的出现而与日俱增，而缓解城市中心压力一直是上海需要解决的难题。浦东开发恰恰提供了突围的机会。“但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如果1990年代我们把行政中心搬到浦东，或许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郑祖安说。在中国，行政中心所在地向来是城市中心所在，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是，俞正声在主政青岛时期，曾大胆地将行政中心搬迁，而成功实现了城市中心的转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十里洋场的繁华，至今仍是许多上海人挥之不去的浦西情结所在。所以，即便经历了20年的发展，上海的中心依旧在浦西。

　　输出上海

　　上海有两条母亲河，一个是浦江，而另一个就是苏州河，这座城市的大起大落尽在其侧。

　　学者朱长超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的苏州河则是“散发着一阵阵臭气，河面不时冒着气泡、翻滚着塑料袋和破鞋子的黑色河流”。那时苏州河被称为轻工业摇篮，两岸曾聚集了包括上海面粉厂、上海啤酒厂、上海造币厂、上海毛纺厂等一批著名的近代工业。

　　1990年代，上海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几乎所有的工业企业都进行了产业转移，而这直接启动了大规模的城市腾挪术，苏州河得以恢复了往日的清静。

　　之前的上海有一个形象的标签：几百万马桶、几百万煤炉。伴随着苏州河产业转移的还包括棚户区的拆迁改造，动辄数十万人的居住动迁，开创了城建中的拆迁之最。至今，仍有很多人将上海称为大拆大建的始作俑者。

　　在1992年至2000年的第一轮旧城改造中，总计有200万居民搬出了棚户区、老房子，他们沿着尚未建设成熟的地铁和公路，一步步离开了市中心，而他们曾经的房屋所在地则被改造成了一栋栋的高档楼盘。

　　“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城市建设，同时聚集了开放以前那三十年停滞不前的公共建设和居民住房改善的压力。”郑祖安说，“只能采取激进的大拆大建。”拥挤的公交和狭窄的住房，被称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两大死结。

　　只是，那场产业结构调整的课题却远未结束，在究竟是以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定位中，上海经历了长时期的摇摆，直到2009年，市委书记俞正声给出了定位：只搞服务业不搞制造业肯定要完蛋。

　　浦江却不复苏州河回复清静的命运。自1991年起，上海以平均两年一座跨江大桥的速度，相继建造了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奉浦大桥、徐浦大桥，直到2003年建成通车的卢浦大桥，试图彻底贯通浦东。与大桥对接的则是中心城区大规模的立交、环线建设，至1999年，耗资超过182亿元的上海“申”字形高架路网基本建成，当时的报道称，“城市地面道路交通矛盾得到有效缓解”。

　　大桥、高架、商业中心，这些城市建设中的必备元素，随着在上海的诞生，也逐渐在中国的各个城市落地开花，是为上海输出。但大拆大建的城市拆迁模式也带来了问题，高房价无疑是其中之一。

　　让郑祖安更为担心的是历史文化保护问题，最近他在呼吁闸北区政府重建天后宫，所有的海港城市都有天后宫，这是马祖文化的标志。1884年建成的上海天后宫，在2006年的旧城改造中被拆除，“一个海港城市，一个要做世界航运中心的城市，我们居然把这个文化符号给拆掉了。”

　　“还有中共一大会址，现在的保留建筑根本不能反映一大召开时候石库门里弄的真实生活背景。”郑祖安说。而中共一大会址恰恰就是享誉国内的旧城拆迁改造模式的“新天地”所在地。

　　“新天地”的总设计师伍奔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在设计新天地的时候，甚至没怎么去想历史保护，“我所要做的就是要让每个人可以享受这里，这本质上完全是一个商业行为。”

　　而继上海新天地的商业模式成功以后，“新天地”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杭州、重庆、武汉、佛山，而其他山寨版的新天地更是难以计数。

　　“上海的城市建设发展模式并不能被简单复制，除去它自身还有一堆问题需要解决外，更重要的是上海的城市建设有其特定的条件，比如说产业结构和上海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政策支持，这都是上海特有的。”上海社科院一位专家说。

　　常德：躁动的中部之城

　　第三中国破茧而出

　　作为“第三中国”之一的常德，过去平淡无奇，在借助城市化翅膀之后，迅速起飞。然而，如何避免积重难返的中国城市化困局，亟待常德等“第三中国”城市破茧而出。

　　借助城市化的翅膀，第三中国城市群里昔日的灰姑娘正在变成金凤凰

　　（CFP/图）

　　4月3日下午，73岁的田玉枝在家等候牌友，这是她平日最多的消遣活动。60平米的安置房里一尘不染。5年前，这里还是棚户区，只有公共厕所。时间再往前推半个世纪，田玉枝刚到这里落户时，这里只有稀稀疏疏七八户人家。

　　和这里悠闲生存的人一样，常德，这座湘西北城市在中国版图上默默无闻，波澜不惊。只有沅江堤畔的常德诗墙，用现代建筑的方式在证明这座城市曾是陶渊明、屈原、刘禹锡等历朝文人眷恋的文化古城。

　　有别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城市中国”以及“乡村中国”，学者们认为，在中国还存在一个庞大“第三中国”城市群，在大都市的光环下，这些城市过去犹如一个个灰姑娘一样，现在它们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引擎。

　　常德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去年底，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就将常德列为中国中等城市的代表之一，表示其城市化水平位于全国前列。“二三线城市承载着中国真正崛起的使命，如果发展不好，将是巨大的灾难。”常德市教育局官员、城市战略与规划学者熊柏隆颇为谨慎地说。

　　常德真正城市化进程开始于1988年，那一年，中国许多城市撤县（区）建市，常德位列其中。当时常德城市人口还不到20万。

　　一条人民路，一个公园，几个百货大楼。常德复制着所有中国城市的模式。在一张老照片上，一个儿童在公园木马上摇晃，照片注释写着：“上世纪80年代，市城区中心虽然开辟了一块公园，但人民休闲娱乐的设施十分匮乏。”

　　“人民城市人民建”，当年的这句口号依然让很多老市民难以忘怀。他们说，沅江穿越城区，在修建防洪大堤时，就征用了全市人民的肉食补贴。

　　1980年代，常德人的大事之一便是修筑60米宽的洞庭大道，这应该是这座城市的第一条水泥道路。据常德史志网文献称，在洞庭大道建成之后，当时的市长用浓郁的地方口音在庆典大会上宣称：“今后在洞庭大道两边修建的楼房，最低的不能低于六层楼！”“再建一个武陵区（当时两区之一）”，常德提出了更宏伟的市政规划。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管理者更擅长于“抓农业，促生产”，忽视城市管理，难以科学规划公共设施建设。“这是全国通病。当时很多领导思路不清晰，分不清是注重城市竞争力还是传统农业，只是一味搞城市建设，重建不重管。”一名市政府官员回忆说。

　　当深圳开始从小渔村演变成都市，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一声铜锣声后开市，广州忙于搬迁城区工厂，北京民间人士开始呼吁保护胡同之时，常德，这座“第三中国”城市丝毫显现不出任何竞争力。

　　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座湘西北城市更为人所熟知的是历时15天的常德会战、日本细菌战。当然，另一个为人熟知的地方是常德卷烟厂。这个目前已收归国有的大型企业每年为常德提供了数亿的城市建设和教育附加费，为后来城市崛起提供了资金动力。

　　学习全国好榜样

　　“常德一直在学习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然后融入自己的实际情况。”湖南省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童中贤说。

　　这种“经验输入型”特征体现在常德在创建各类城市称号过程之中。市城市办党组书记文定红对创建口号如数家珍：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城市、全国交通管理优秀城市、国际花园城市以及中国人居环境奖。目前只有“人居奖”还未获得。

　　“要脸皮，不要肚皮”，创建过程非议声不绝于耳。“不过我认为，这虽然是形式，但我们不是一哄而上，而是持续好多年，整治脏乱差，提高城市内在品质。”文定红补充说。

　　当时，童中贤正在常德工作。在他印象中，常德铆足劲在全国搜集可供借鉴的经验。

　　他们到大连学习绿化。“当时全国一窝蜂到大连学习种草，大连绿化理念很好，但草种成本太高，养护费用也高。回来后，领导就决策，找容易成活的乔木、灌木一起上，用本地的竹子、草。”童中贤说，“我们又去了河南濮阳，那里的机关单位在拆围墙，搞绿化。”

　　《人民日报》宣传了广西南宁“一只桶”的经验后，常德也去当地学习。从南宁回来之后，城建部门向临街每个商铺发放了一个卫生桶，按时收垃圾。原本常德机关单位每周放假半天上街扫地，毫无作用。

　　“旧城改造也是学习温州的。”童中贤说，常德将临街改建改成了成片开发。他们甚至到外地考察一切能考察的城市治理措施：交通电子监控系统、道路改造、亮化工程、户外广告布局、禁放鞭炮。

　　“这是许多中等城市发展的特点。”童中贤说。

　　一系列改造之后，常德面貌焕然一新。然而面貌一新的背后是城市管理者头疼的旧城改造——大片棚户区亟需改建，但钉子户挥之不去。

　　田玉枝所在的红卫社区第三期久久不能建设，十多户居民认为补偿太低，持续上访。“去年强推了两户，效果不理想，有人喝农药，我们还得带他去洗胃。”红卫社区主任金冬云叹气说。

　　第二轮城市化之忧

　　“我们变成不是农民的农民，不是居民的居民。”护城乡仙源社区书记贵大旺说。2003年，常德18个村“农转非”，仙源村变成社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就此失去了土地。这些40岁左右失地农民，打工无望，只能靠着租金度日。

　　按照常德定位，到2020年，城区建成面积将达到95平方公里，人口95万，几乎是现在的1.4倍。届时常德成为“湘西北地区的区域中心，交通枢纽和流通中心，以轻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化城市”。

　　正因如此，常德的房地产火爆一时，财富开始在房地产间流转。在仙源社区路旁，成片高层商品房已在修建，与城区房价持平，达到2000多元／平方。2007年，常德房地产企业就有256家。

　　为了应对未来无助的生活，聪明的贵大旺从广州学来一招：居民集资征地建厂房出租，依靠分红来维持失地农民生活。然而，去年市地税局要求足额纳税，社区集体经济变成每年要亏损8万多元。贵大旺，这名市政协委员提出提案，要求政府部门政策倾斜。

　　更让贵大旺忧虑的是，迅速城市化中，国家对失地农民政策配套不到位，社区化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你看，我们还有11条道路没有硬化，一下雨都是烂泥。路灯也没有，我们得聘4个保安来巡逻。”贵大旺说，“我们惟一喜欢的就只有医保。”

　　4月5日，熊柏隆路过滨湖公园时，叹了口气：“现在房地产小区都已经把公园包围了，公园好像成了小区内的一个活动场所。”熊对中国城市化颇多研究，提出“极限城市”理论，一直在呼吁关注二三线城市问题。

　　熊柏隆认为，中国城市化走了不均衡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数个城市群。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已进入极限，资源开始向大城市外围流动，二三线城市正在不断崛起，中国进入了第二轮城市化阶段。

　　然而，目前尚无系统的学科研究，也无相关配套法规。熊柏隆认为，必须尽快进行城市系列的修法，制定“城镇发展基本法”，避免再走大城市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现在发展是非理性的，非科学的，如果不能解决在财富转移、聚集、繁衍上的问题，第二轮城市化就会出现巨大问题。”熊柏隆强调说。

　　■资料链接

　　○“第三中国”概念源于全球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美国盖洛普公司的调查结论。

　　中国约90%的城市人口居住在“第三个中国”——中国前十个最大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口均超过100万。目前，中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已经有45个，另外，中国还有181个总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群。

　　过去他们被大城市的光辉所掩盖，现在“第三中国”正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破旧的历史玉门：兴衰一线两重天

　　边城玉门因油而兴，因油而衰，最终导至迁城。相隔七十公里的新旧玉门，展现着一座城市的两种命运。风电是否是新玉门的希冀，那些生活在古城、新城的的居民能否摆脱资源城市的魔咒，都在考验着“下山”六年的新玉门

　　“春风不度玉门关”似乎成了过去玉门发展的谶语，不过玉门正打算借风改变自身的命运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42岁的孙桂香趴在面的方向盘上，茫然望着前方。他在这个城市唯一的一条主干道上等待着一单活。“人越来越少，都没人坐车了。”孙桂香掸掸身上的灰尘自言自语道。3月，一场肆虐河西的沙尘暴刚刚散去。

　　这里是边城玉门古城，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诞生地。南依祁连山，北有马鬃群山，东屏嘉峪关，西通安西、敦煌，玉门历来是“塞垣之襟带，车马之通衢”。

　　不管文人墨客给这座古城留下多少遐想，至少现在，这些遐想变成了绝唱。十一年前的一个“迁城”决定，把这座曾经“为油而建”的边城分成了两半——新玉门、老玉门。

　　70公里，一个地理上的界限，却如时光穿梭一样，展现着一座城市的两种命运。无论新玉门还是老玉门，决定其宿命的，仍然是其作为资源型城市无法摆脱的重负。

　　下

　　山

　　62岁的刘生田总跟闺女说，有机会要带他去几十公里开外的昌马，他想看看那里的风电场，看看那些比电线杆还要高出许多个头的“大风车”。

　　在玉门新城宽敞的市政广场里，刘生田指着遥远的“大风车”方向，带着几分期待。那里，是新玉门着力打造的风车基地。

　　自1999年作出迁城决定，2004年市政机关全部从老城迁至玉门镇新址。如今，玉门市“下山”，已经六年有余。

　　走在玉门镇新建的笔直的大马路上，几乎没有多少路人和车辆。崭新的政府大楼、市政广场以及居民楼都在告诉访客，这是座崭新的城市。

　　4万余人生活在这个7.2平方公里的新市区。除了玉门镇原住居民，他们大部分是从玉门老城搬迁下来的市政机关干部以及家属，一小部分来自老城的企业职工和退休工人。

　　36岁的徐生宏在新市区的步行街上开着一间二十多平方米大小的超市。4年前，他选择“下

　　山”。2005年，他以500元/平米的价格，买了一套紧靠着步行街、80平米的住房。如今，这里的房子已经涨至1000元/平米。

　　“人越来越多，房子也越建越多。”这是徐生宏对这个城市最直接的感受。

　　玉门市政府希望在2020年前，城市人口达到8万。如今，来自甘肃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贫困干旱地区的移民以及玉门周边乡镇农民，都在逐渐向这个新城汇集。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迁进人口大多是低保户或者农民。相比玉门搬迁之前5万的石油职工常住人口，老城区管理委员会副书记程吉海曾经感叹说，“迁走5万人，迁进5万人，迁走的是有消费能力的，迁进的是连生产资料都不完备的移民。”

　　4年前从临近的花海镇迁入新玉门的刘生田，平日最喜欢在新城里溜达，去看看火车站建设的进展，再看看新广场建设得怎样了。

　　他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政府能够早日取消城乡差别，他能够早日进城，享受跟其他城里人一样的“好政策”。

　　“春风不度玉门关”似乎成了过去玉门发展的谶语，不过玉门正打算借风改变自身的命运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留

　　守

　　每年清明，徐生宏会回到老玉门市祭拜已逝的父母。每次归来，徐宏生总不由感慨，那个地方“一次比一次荒凉”。

　　玉门新城东南方向70公里处，玉门古城如同一个被抛弃的孩子，静静待在海拔平均超过2500米的祁连山中。

　　那里曾是中国的石油摇篮。铁人王进喜的雕塑一度是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如今，铁人像仍在，然而古城已然没有了城市生活的迹象。居民楼搬迁一空，商铺紧闭大门，曾经的行政办公大楼门窗被砖块堵上了。200米长的北坪市场，几乎汇集了这个孤城所有的人气。

　　将火锅店开在北坪商业街隔壁的贾老板，越来越担心自己的生意做不下去。2009年11月，随着最后一批石油工人搬离，“老市区的夜晚和周末，彻底没有了喧闹声”。

　　这是清明节假期的第一个晚上，偌大的馆子里，只有一桌客人。贾老板决定再坚持一年，然后就把店搬到酒泉或者邻近的嘉峪关市。

　　“有钱有权，但凡有点能耐的人，早已经搬走了。”面包出租车司机孙桂香摇着头说。留守的都是像孙桂香这样“搬不动”的人。

　　孙桂香在当地一家炼化企业工作了21年。2004年，玉门油田生活基地搬迁，导致了七千多名像孙桂香这样的石油三产工人失业。

　　孙桂香一家三口如今住在月租38元的廉租房里。除了孙桂香拉活月收入千余元，他们能拿到的只有280元的低保。

　　老市区的菜价翻番地涨，每月600多元的开销，让孙桂香一家实在不敢奢望新市区1000元/平米的房子。眼看着老市区越来越萧条，孙桂香一家却实在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里。“过几年实在不行，回农村吧。”孙桂香握着刚刚放学回来的女儿的手，咬咬牙说。

　　弃

　　城

　　“好好的一座城市被拆了，实在可惜。”清晨，聚集在老市区广场晨练的老人们还时常发些这样的牢骚。

　　老玉门人，永远忘不了昔日的玉门是何等的繁荣：1957年，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在这里诞生，玉门市政府也由当年的玉门镇迁往如今的老市区。不到30年，玉门市就发展成为总面积1.3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8.82万人、城市人口10.8万人的一座工业城市。

　　半个世纪后，伴随着玉门油田的储量下降，玉门油田办公及生活基地一并迁至酒泉，玉门市只作为生产作业区。2003年4月，国务院向甘肃省政府下文，批准玉门市迁址，迁回曾经的玉门镇。

　　事实上，至今，很多玉门人仍然没弄清楚，玉门市这“最后一迁”背后的动因何在。

　　按照政府的官方解释，首要的搬迁原因应该是由于玉门油田生活基地整体搬迁，城市职能、服务对象发生了重大改变。自1995年开始，玉门先后有2.5万油田职工，近6万人口东迁西移，市区人口锐减。

　　然而玉门老市民坚持说，是玉门政府先决定搬迁“下山”，玉门油田才决定整体搬迁生活基地。

　　如今，争论谁先“抛弃”了玉门老城已然不重要。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今看起来，似乎没人从这次搬迁中获益。

　　数千名的石油管理局职工需要每周往返于100公里开外的生活基地和生产基地之间，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油井依在，繁华已成过往。在老市区老君庙坐落的山沟里，至今仍旧能在断流的河水表面看到漂浮着黑色的“油花”。1939年，正是在这条河里，国内外地质学家们发现了中国第一口油井。

　　远在70公里之外的新城，也在跌跌撞撞中寻找着玉门的未来。

　　希

　　冀

　　“阴风蔽日天无色”，清代诗人马尔泰笔下的玉门风沙足以让人震撼。现在，对玉门来说，这些风沙却是宝贵的资源。

　　据测算，玉门常年风速超过3.5米/秒，辖区内风能资源理论蕴藏量在3000万千瓦以上，其中，可开发利用的有2025万千瓦。

　　石油产业的迅速衰败，最终导致迁城，这些让玉门格外重视上天赐予的这次机会。

　　围绕风电开发，玉门市政府几乎动用了所有可以调动的资源、时间和人力。记者采访期间，玉门市委书记詹顺舟匆匆赶往南方考察风电企业项目，而发改委新能源办公室的主任赵敏则告诉记者，她已经连续几个周末扑在风电场，没有休息了。

　　新城20公里开外，1.5兆瓦的风机整齐竖立在原本荒芜的戈壁滩上。2009年一年，玉门风电发展迅速，其风电装机容量超过了前12年的总和。按正常税收计算，玉门每年可实现税收1.8亿元。

　　上更多的项目，建更多的风场，似乎成为了玉门新城自我救赎的唯一出路。目前，中节能、大唐、华电、中海油等国内主要风电企业，都在这里开建或者准备建设风电基地。

　　在不遗余力发展风电的同时，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一热情有些“不计成本得过头了”。

　　目前国内风电企业普遍处于微利状态，玉门风电所依赖的西北电网建设和升级仍然严重滞后。与同样发展风电的新疆、内蒙古相比，甘肃风电资源没有新疆好，发展也较晚。

　　风车何时能转起来？在土地出让、税收以及其他方面作出全力配合甚至是牺牲的玉门市政府，也在焦灼地等待着这些风电企业早日产出“金蛋”，这一心情，丝毫不亚于1998年，在玉门油田储量逐渐衰竭的时候，人们等待钻油工人钻出青西百吨高产油井时的迫切之情。

　　■资料链接

　　○目前，我国共有44座资源枯竭城市。其中2008年3月确定12座资源枯竭城市。2009年再次确定32座资源枯竭城市。

　　这些城市处于中国的

　　“老少边穷”地区，过去依靠单一资源发展，很多都是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他们都是因石油、煤炭或者其他单一资源而生、而兴，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最终让这些城市迅速衰落，甚至边缘化。

　　中国城市化，仓皇六十年

　　新中国的城市化无不系于六十年的跌宕历史。那些在关键节点上曾经改变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纲领性文件，抑或一时的主流陈述，以期能勾勒出人口大国身份转变的艰辛历程。

　　1949：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

　　全国解放后，新中国的造城运动由是开端。

　　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提出“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集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城市。有些城市，早也有着现代化的工业（像天津），但仍具有消费城市的性质。它们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则完全依靠剥削乡村。我们进入大城市后，绝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从当时国情来看，把建设城市拿到如此高度并不奇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认为，那时除上海、武汉、天津等沿江靠海的港口城市外，全国大多数城市并没有现代化工业，加上基础性薄弱，所以，共产党执政后必然要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而使工人阶级成为城市的主体则带有鲜明的巩固政权的目的，因此也就有了毛泽东当时在报告中的“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的提法。

　　1955：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设大城市

　　城市生产如期推进，1952年，国家开列了按照工业建设的比重分类建设城市的计划，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为保证五年计划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城市建设的速度必须由工业建设的速度来决定。城市建设必须集中力量，确保国家工业建设的中心项目所在重点工业城市的建设。

　　当时工业布局还没有倾向于中小城市，而且城市与现在并不一样，没有很多区县。宁越敏说，粮食统购统销是当时时代特征，可副作用直接导致合作化运动，造成农村不稳定，就连百姓口粮也紧张，在物质原本匮乏的前提下，国家要快速发展，自然要想出绝妙办法。

　　1955年9月，国家建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原则上以中小城镇及工人镇为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建设中等城市。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设大城市。”其实，这些举措目的在于抑制消费，为工业化进行原始积累。

　　当然，领袖毛泽东依然还有“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的战备考虑。

　　1960：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六十一年建国史中，“大跃进”是个疯狂而又错误的时期，也直接催生了中国第一次的逆城市化进程。

　　由于全民大炼钢铁，各地工业建设盲目冒进，导致工业区遍地开花，另外，不计成本，大建楼堂馆所，造成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骤增，各城市不切实际地扩大城市规模，急于改变城市面貌。那时，梦想比天大，苏北盐城要搞成100万规模的大城市，湖南株洲要把20万人口扩容到60万-80万，湖北襄樊的远景是120万。

　　当政者最后认为是城市规划出了问题。正在如此混乱状态下，1960年11月召开的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宣布了“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决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逆城市化运动的肇始。原来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又被遣回原籍。1961-1963年间，全国城市总数合计减少25座。

　　1966-1976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十年文革期间，中国城市化严重停滞，国家以大量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和严格限制农民转变身份的城市政策，通过抑制城市化来推动工业化的方式推到极限，城市建设几乎停止。

　　十年间，超过1700万城镇知识青年，被送至边疆和农村，“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成为当时流行的慷慨激昂的意愿表达。

　　这句话出自甘肃会宁县50岁农民王秀兰之口，刊发在1967年的《甘肃日报》，后来这篇看似普通的消息稿，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80：切实做好城市的整顿工作

　　文革期间，中国城市规划方面的队伍全部解散，相关工作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8年3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批准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切实做好城市的整顿工作”，即“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何为大城市？即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城市。

　　这次会议还规定，从1979年起,在所有省会城市和城市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大城市不含三大直辖市,以及对外接待和旧城改造任务大、环境污染严重的城市,试行每年从上年工商利润中提成百分之五,作为城市维护和建设资金。

　　这次会议还强调指出“要建设好城市，必须有科学的城市规划，并严格按照规划进行建设”，指出“市长的主要职责,是把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好。”

　　两年后，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公布，尽管只有区区24座，但这预示着，以工业为中心的建城模式正在悄然扭转，不计后果的运动造城模式，有所收敛。

　　1980年代造镇，1990年代造城

　　1983年，费孝通先生《小城镇，大问题》一文的发表，一段时间里，小城镇为主的分散式发展道路成为理论界与决策层的主流思潮，全国小城镇遍地开花，小城镇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1985年也只有建制镇2851个，而到1992年，建制镇就达到14182个，短短几年时间就增长了约5倍。

　　1990年生效的《城市规划法》规定，“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

　　也是这年4月18日，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虽然比深圳特区晚十年，但宁越敏记得，当时这一政策广受争议，因为浦东开发有悖于那一年实行的《城市规划法》的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规定。后来公开的解释是，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但有内涵的开发，事实上，也是从浦东开发，各地激进的城市化进程由此拉开大幕，而城市规划法也几乎沦为一张白纸。

　　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小城镇战略。

　　2000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要不失时机实施城镇化战略。

　　宁越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0年10月编制十五规划时，城市化首次被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来，提出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共同进步。2004年，振兴东北、中部崛起被提升到国家战略。

　　2005：“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而对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城乡差距已经是不可回避的障碍，三农问题成为最后一块成败攸关的决胜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向被正式提出，到今天，新农村建设仍是各地基层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到处能看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横幅和标语。

　　最早提出“建设新农村”口号，是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该文件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的政策。

　　什么是新农村？国家领导人用短短20个字概括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国内外观察家评论，这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乡村社会的想象。

　　事实上，1999年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在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的，当时他在一个小型讨论团体———“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一次发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就在同一年，他提出应该不失时机地进行“新农村运动”，也就是后来风行全国的新农村建设。

　　2007：圈、群时代

　　在相继推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国家战略后，中国城市化进入画圈时代。

　　不过，各地城市化进程中暴露的诸多问题也接踵而至，豪华、奢侈的大规划、大广场、大绿地、大立交目不暇接。对此，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科院院士陆大道给国务院时任副总理曾培炎写信时断言“我国已经出现了城市化的‘大跃进’，这是一股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的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城市化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重点强调了“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

　　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转向借力于城市化自身的内生动力。

　　于是，全国各地的城（都）市带、经济圈等概念呼之欲出。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圈不再强调行政区概念，主要是经济概念和文化概念。至今，在经济板块中独占鳌头的，还是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都市圈，而效仿者数以十计。

　　传统城市消失的N种理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结构和城市景观上发生巨大变化。曾经辉煌的、悠久古老的中国传统城市，至少是城市的传统空间，正在大规模地、迅速地消失，他们被消失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什么？

　　新圈地运动

　　1990年代的“新圈地运动”，将城市的老市民赶上街头，让他们重新接受新的街道经验的冲击。这种变化打击了老市民，也为新市民（各种涌进都市的流浪者）提供了机会。把经验变成居室经验，正是所有新市民的梦想，也是旧城发生“脱胎换骨”变化的助推器。

　　旅游经济

　　为了吸引广大游客，每一个城市都在充分发掘甚至开始虚构自己的历史资源。旅游开发中所倡导的“小题大做、无中生有”，使旅游正如北岛在《失败之书》中所描述的：“正在变成一场人类的灾难。单说这旅游文化，就比口蹄疫传染病都厉害。如同戏法，它把假的变成真的，或者刚好相反，依我看，旅游多少有点儿像我们当年的大串联，只不过背后操纵的是资本。”

　　假古董

　　当“都市旅游”演变为“都是旅游”时，古城的居民、古村落的原住民都要为旅游发展让路，甚至全部被搬迁出来。将古城变为“影视城”，古村变为“民俗村”。历史被文化商人所利用，变成一罐罐“文化可乐”。明清文化街自然会被大量制造出笼，“假古董”如同古玩赝品上伪造的铜锈。让大众一次又一次地掏腰包，。

　　新天地

　　今天一个城市若没有像上海“新天地”这样的时尚空间，那可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于是杭州、南京、武汉、成都等不愿落伍的历史名城，都已打造或正在打造他们的“新天地”。简单地讲，“新天地”模式，已成为城市的时尚追求。这类时尚，正像陈丹青所言：“保护一点，装装门面，就不错了，还能算个景点，旅游赚钱。”

　　欧陆风

　　新的东西就是进步的象征，旧的东西即是落后的标志。“喜新厌旧”成为城市建设的座右铭。不仅如此，许多人信奉的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为了迎接新事物的到来，先将旧的东西铲除再说。最后，即便迎来的是“欧陆风”、“假洋鬼子”，也在所不惜、乐此不疲。

　　贵族化

　　“开发发展权优于文物保护权”，是《中国青年报》在人们议论北京南池子改建工程期间发表的署名文章。且不谈将文物保护与开发发展对立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就南池子改建中，将原居民搬迁，改造为有钱、有车族的高尚住区的做法，在国外也有过，这种城市更新中的“

　　贵

　　族

　　化

　　”（gentrification）现象，在1970年代即受到了广泛的批判。而我们却将其作为成功的保护实例来推广。

　　转播到腾讯微博

　　北京的古城面积已经大幅萎缩

　　（CFP/图）

　　旧城改造

　　据说“现代性”之后，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涂抹”，抹去一切无法与国际接轨的东西。旧城更新改造也是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需要，譬如，上海成了世界建筑师的赛场，新建筑华丽而糟糕，给人印象是急于跻身于国际大都市行列。正以“过去的方式”走向“近在咫尺的未来”。过去人们信仰的是“形式服从功能”，今天开始遵从：生活服从规划，生活服从建筑

　　（lifefolowsarchitecure）。因此，你常常会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上看到“为了城市的总体规划，如何、如何”的报道。

　　“拓”戏

　　我们的城市建设一直处于穷于应付的状况中，交通规划师（也许根本就没有这种职业，在中国好像只有城市规划师和道路工程师）犹如三流的影星只会演“脱”戏一般，要满足交通需求的不断增长，“拓”宽道路成为惟一的选择。

　　（原文最初发表自

　　《城市中国》杂志，本文有删节）

　　数字不容宽慰城市呼唤新生

　　本届世博会举办地——上海，无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前沿。1979年打开国门后，短短30年间，它就重新成为远东明珠，跻身国际大都市之列。

　　上海国际地位的改变得益于中国经济迅猛崛起。连续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3亿农民进城，这造就上海的同时，也催生了一大批新城市。毕竟60年前，中国只有86个城市，今天却惊人地达到了660个城市。

　　两周前，联合国发布报告称，目前全球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四分之一在中国。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从1980年的19%跃升至2010年的47%，预计2025年将达到59%。专家预计，2040年的中国城市人口将超过10亿人。

　　实际上，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快速城市化运动，集大成者就是上海。可

　　对上海而言，这不仅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沉重的责任。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上海都是最具活力的中国城市，但它依然感染上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垃圾围城等大城市病。这些“疾病”遏制了它的生命力，以至于人们对它提出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也产生了质疑：“城市本身是否美好呢”？

　　这是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上海尚且如此，遑论中国其它城市。

　　可怕的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病的恶化也在加速。今天，中国城市化的转型已经刻不容缓。这意味着各个城市必须调整传统增长模式，果断运用工业文明的一切先进技术提高城市效率，减少资源和能源消耗，停止对环境的破坏。从而使自身焕发生命活力，重获新生。

　　正因如此，上海对本届世博会寄予厚望：一方面因为世博会巨大的带动效应，另一个方面则因为世博会是人类先进文明重要的交流平台，而上海、长三角乃至中国的城市群或都将由此受益。

　　记录时代进程，是南方周末的使命。为了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南方周末将厘清中国城市化30年来的得失，警示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呼吁普通民众关注自己的城市。进而总结本届世博会的成果和发达国家的经验，供中国城市化进程借鉴

　　中国城市的生与死

　　传统城市的公共空间有两个：街巷胡同和寺庙。虽然这些地方都在，只不过它已被改成其他用途。要治理这些，要用中医的疗法，不要用西医：动不动就切除安假肢。

　　◎王军：新华社高级记者，《城记》作者

　　◎华新民：民间古城保护人士

　　◎徐苹芳：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姚远：日本早稻田大学特别研究员

　　大拆大建的动力

　　南方周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出台后，已确定了古城老城区整体保护的原则，为何对古城的拆迁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华新民：2005年1月通过的新修编的北京总体规划上明确规定，“旧城整体保护”、“停止大拆大建”，但实际拆得越来越厉害了。北京老城仍不断以种种名义被彻底毁灭——文物建筑方面，比如南横东街131号的明代华严庵，比如王府井的最后一座王府伦贝子府，整体街区方面比如地安门东大街两侧、宣武区的大吉片、旧古楼大街一带等。土地财政把政府变成了土地商人。所以要想保护旧城，保护中国所剩无几的历史城市和历史街区，必须从根源上解

　　决——要追踪钱从哪里来，地从哪里来，并把这个根源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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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

　　姚远

　　城市越来越大，公共用地越来越少

　　南方周末：为什么城市越来越大，公共用地越来越少？可以用来交流的公共领域越来越少？

　　徐苹芳：胡同里的庙宇、道观，那些中国城市传统上用来交流的地方，差不多都没有了，现在有的只是超市、银行和公司。中国城市自古以来没有建广场的习惯，而是在庙里参加一些活动，比如庙会。而公司里有什么可交流的？讲的全是利益。

　　王军：就北京而言，传统城市的公共空间有两个：街巷胡同和寺庙。虽然这些地方都在，只不过它已被改成其他用途。公共空间就像人体的穴位一样，这个穴位好血液就会循环。我们应该把这些地方针灸好。政策在那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拆了，这样，地段的价值就出来了，资本就进来了，再有一个修缮导则，慢慢地，它就会自己好起来，如果有非常好的社区参与，那么这个地方的商业活动会得到很好的控制。烟袋斜街也是很好的例子，政府宣布不拆了，还改善了这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把市政设施接了进去，一下子就活了。所以我认为要用中医的疗法，不要用西医：动不动就切除安假肢。

　　南方周末：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公共参与的问题？

　　姚远：中国城市规划的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以南京为例，去年南京总体规划修编时就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冲突，而上一轮修编是20年前，那时是计划经济，大家都是福利分房，拆迁就地安置，现在都是住房私有化、拆迁货币化。所以，现在的城市规划更加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但规划者依然沿用苏联模式的一套逻辑，整个规划从总体规划，到详细规划，犹如在物权的白纸上进行，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参与。

　　产权的秘密

　　南方周末：财产权是城市获得生命力的关键吗？

　　王军：上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出现了严重的危房问题。一个城市在和平发展时期，她的住宅大面积烂掉了，相当于城市生命体最要命的位置上，出现了问题——财产权的系统被破坏了。如果一个房子在住进去的一刻就知道要被拆掉，谁还敢去修房子。要把以前城市的细胞修好，就要把它的财产权体系修好。光修复还不够，还要让它呼吸，即不动产的交易市场要建立起来。

　　华新民：绝对是关键。其实在1949年新政权成立以后，城市老宅的宅基地依然是私人所有的，政府已经对相关产权做了大规模的登记，并在报纸做了登记公告，承认其合法性。而且从1954年起宪法就明文规定保护私有财产了，不是从最近的物权法才开始的。每一块宅基地的财产权性质是通过“宗地”两字透露出来的，它仍然写在今天给老宅主人发的土地证上，而如果没有主人的签字认可，宗地的边界是不可以被其他人擅自改变的。可是这些年以来很多地方政府的房地管理局一直在擅自做这种变动，私人的财产权没有得到保护。现在必须立即废掉在做过这种变动后与开发商签定的土地出让合同，否则历史城市的拆除是不可能停止的。而只有这一块块宗地的财产权真正受到保护时，历史城市才能重新获得生命力。这些宗地包括文革劫难后已经清退的私人宅院和还正在陆续清退的。今天买的商品楼也同样有宗地的概念，但大家都不懂。

　　徐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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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新民

　　老城的宿命

　　南方周末：旧城和新城的生命纽带是什么，如果旧城拆完毁完，新城就会好吗？

　　王军：我采访贝聿铭先生时，他讲过一件事。1978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在景山上登高望远，感觉很震撼。他跟我说，那时候北京还很完整。我心想完整吗？城墙都没了。但想想看，城墙是没了，但是她的肌体还存在。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首选定出一个十年完成北京危旧房改造计划，2000年又定出一个五年完成旧房改造计划。这两次改造，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而且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拆迁和改造，并不仅仅是停留在胡同地区，还将继续往五六十年代那些旧城区蔓延。城市新生

　　南方周末：老城是否已经死亡？如果现在停下来，是否已为时太晚？

　　姚远：我想中国城市是不可能死亡的。只要她的生命规律得到尊重。这需要物权保护和文化自觉，更需要一套真正的公共政策，从而改变我们城市的游戏规则。我的理解是，希望每一片老城倒下的同时，历史保护所孕育的公民社会的精神，也能增长一分，所谓死得其所，总得有一个精神上的出路吧。

　　南方周末：改变城市命运可能的动力是什么？

　　王军：拥堵、污染等等，大家都想解决这些事，但是药方在哪里？我觉得开药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我们走过的路进行一次梳理。

　　南方周末从2010年4月初至11月底，历时半年推出世博系列专题——“城市新生”，这个专题又分为“城悟”、“天工开物”、“博变”、“海国城

　　志”、“城范”、“世博之光”和“诗意

　　之城”7个子专题。分别从历史、技术、创新、传统和文化的维度审视和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本期推出的“城悟”专题，目的是系统总结30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得失，提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引发公众对所在城市的关爱。

　　(南方周末)

篇二：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

　　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及思考

　　李鹤*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初见规模。然而，城市化在给我们带来无限希望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农民由于失地而返贫，农民工与留守儿童问题，价值观的迷失，自然环境的浪费与破坏等。在“十二五”规划制定之际，认真反思城市化过程中的不足，总结经验和教训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从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统筹发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完善相关机制的建设、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对城市化的理性思考，并提出了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

　　返贫

　　城乡差距

　　新农村建设

　　一、城市化简述

　　（一）城市和城市化简述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在地理经济学中，城市被定义为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有足够多的非农人口，并具有生活必须的住宅、公共设施伴随着生产、交易、消费等活动的综合聚合体。

　　城市化也称作城镇化，是指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是城镇用地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不断扩散过程。简单的理解，就是农村和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既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只有经历了城市化才能真正的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放开了对原有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这成为中国特色城市化进程的开端。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初见规模。人口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17.92%上升到2010年的45.7%，年平均提高1%以上。但是在“十一五”时期，我国的城市化遇到了“瓶颈”——城市化规模扩张的制约与品质提升的压力逐渐凸显。在中国，城市化所承载的，不仅是发展经济，还有城乡一体化、城乡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各地政府对中央的有关文件没有完全的理解和掌握，城市化的工作基本上单一的体现在对城市规模扩张和对GDP增长的追逐上，没有兼顾公共设施及民生的改善，使现阶段的城市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功利性，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与城市化的初衷正好背道而驰，所以总结城市化进程中的不足，为城市化的未来找出一条与经济发展相匹配与环境相协调城市与乡村和谐发展的新路子，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

　　*李鹤，东北财经大学行政管理专业2009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公共管理。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深层次问题及隐患

　　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沾沾自喜是远远不够的。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成果，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解决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程度的使城市化的成果由城市居民、农民共享，才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失地农民返贫

　　为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扩展的目的，地方政府把向农民征得的农民宅基地等土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向农民征地用于城市化的建设，目的和初衷都没有错，但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搞“土地财政”发展地方经济就是大错特错了。

　　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对农民采用合理的安置方式，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也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及使用权，农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还没有享受到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又有一次的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被征占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准备奔向小康的农民却由于城市化而返贫了。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城乡收入比却为3.31，考虑到可比性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达到了4至6倍左右。城市化的目的和意义是加快社会的发展，使城市的文明成果城乡共享，逐步的缩小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体制带来的城乡差距，但是2010年《城市蓝皮书》上的这组数据却直接反映出，城市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本义被一些地方政府忽略了。

　　另外，农民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运用愈加激烈的方式进行“反拆迁”。政府向农民争地成为农民返贫的元凶，也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矛盾的根源。

　　（二）农民工、农二代与留守儿童问题

　　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原有能够支撑人们生产生活的公共物品呈现出严重不足的态势。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付出自己辛勤劳动和汗水，却不能享受城市生活的待遇，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据统计，全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达1.2亿，他们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他们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法律的不健全，使农民工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生活保障。这不免使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降低，同时，进城务工的农民会产生自我怀疑和自卑心理，用不理智、不负责任的方式对待自己和周围的人，甚至成为城市社会治安不稳定的因素。

　　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多数是出生于80年代以后，被称为“农二代”。他们曾是“留守儿童”，他们曾是随“民一代”父母进城寻梦的“无根儿童”。身为独生子女的他们拥有更多的文化知识，怀有更远大的理想，对城市也更加的熟悉，但是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也更加脆弱。但是户籍制度、城市社保等相关制度的制约使他们“留不下，回不去”，成了游离在城

　　市边缘的人。

　　另外，那些依然留守在农村的儿童，也同样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困难。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价值观的迷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还没有完整的建构。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出现了混乱。“信仰逐渐陨灭，理性越来越清晰”，对金钱、地位的追逐远远超过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这种迷失在城市中表现的更加明显。没有精神层面的追求，物质上再丰富也不能给人带来满足，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从自我的迷失、迷惘到对自己失望甚至对整个社会不满，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对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非常不利。另外，在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没有强大的价值观的支撑也是很难攻克难关的。试想一下，整个社会都不择手段地追逐金钱和地位，或者碌碌无为、无所追求，不再提高自我修养，不再为组织内部着想，不再考虑帮助弱势群体提高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怎么又有强大的战斗力去进行经济建设，去进行城市化的建设呢?（四）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及浪费

　　城市化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也是其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由于在城市集中了很多的工厂和企业，形成了“城市热岛”，使本来就脆弱的城市环境更加的不堪一击；城市的很多自然景观被钢筋水泥代替，影响了生物的多样性造成资源的浪费；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使生活垃圾的排放量增大，甚至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而造成环境的失调；另外还有噪声污染、光污染等新型污染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三、对城市化的理性思考

　　（一）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统筹发展

　　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具有“大”胸怀的“小”政府。大胸怀，指的是政府要逐步建立和施行相应的政策使城市真正的接受农民，即逐步消除或者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在住房、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限制，使农民能够“想留下”、“留得下”。“小”政府，指的是政府应该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即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人”。这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工作的重心和落脚点应该放在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创造政绩上。撤县建区、镇改街道，这些用行政手段推进的城市化模式使城市变大了，城镇人口变多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这种被曲解了的城市化造成了社会产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公共配套设施仍然缺位，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单纯的“空间城市化”、人为推进城市化被认为是一种浪费的城市化。

　　基于这种矛盾，可以考虑一种新的思路：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统筹发展。在努力提高城

　　市化的速度、优化城市化的质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新农村的建设。让城市化促进新农村建设，令新农村建设成为城市化建设的坚强后盾和稳定的大后方，大力实施新型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包容性发展”的新战略。新农村建设中，倡导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使农村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马克思在思考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曾预言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将经历从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的历史阶段。既然城乡融合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和大方向，那么新农村建设成为城市化的过渡阶段也是未尝不可的。在我国城市化的攻坚阶段，作为农民进入城市生活的过渡，新农村更容易使其安居、乐业，更有幸福感，也更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既保证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改善了农村落后的面貌，而且也在城市化速度增速与质量提高中找到平衡点。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建设统筹发展，再由新农村过渡到城市，无疑成为一种最佳的选择。

　　（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中要求的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也无论是教育、卫生、电力、水利、交通基础设施、住房、人身安全，都尽量满足社会上尽可能广泛的人群的共同愿望。那么在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的就不能仅仅发展大城市而忽略中等城市特别是小城市的发展。而是应该由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中小城市为大城市发展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样的发展模式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的目标。相反的，如果过分追求占地广、人口多的大城市建设，不仅将导致有限的土地资源被浪费，也不利于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的优化。同时，大城市城市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资源，中小城市的资源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挤占，其结果是城市得不到长远的发展，也很难完成城市化发展的长远目标。

　　（三）完善相关机制的建设

　　1．依法办事与监督

　　为保证在城市化进程中依法保障农民的利益，首当其冲的就是完善土地补偿机制。各地政府必须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条款，对失地农民依法进行足额的补贴。不能让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失地而再次返贫，保证农民在为城市化做出贡献的同时有相应的补偿。对失地农民补偿的过程中还应构建完善的监督，监督机制中不仅应包括司法监督、行政监督还应该进行补偿机制的政务公开，让农民充分的知晓相关的补偿方法和制度。保证切实的监督，确保在农民、大众传媒和公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保质保量的完成土地的征用工作。

　　2．推进教育工作

　　保证对农民及留守儿童的帮扶教育。由各地的农技单位对农民进行科学育种、科学增产等方面的培训，充实农民原有的种田思想。这对我国的农业生产逐步向机械化、科学化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对失地农民进行再就业的培训，使农民可以掌握新的技能进入非农部门工作，从而成为城市化建设中的基础力量。而对于留守儿童要强化社会的关注度，由教育部门负责对留守儿童集中的地区进行定期的走访和大学生支教活动。帮助留守儿童的提高心理素质、道德品质，使他们拥有更强大的内心去适应社会，让他们理解他们及父母都是城市化的奉献者，而不是被城市遗忘的人。

　　3．构建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

　　缩小城乡差别，最重要的是指缩小城乡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逐步完善农村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建立完善的医疗和福利制度，是农民取得“病有所依，老有所养”的保障。农民不会因为疾病和年老而无力支撑生活，甚至成为儿女和社会负担。在农村建立与城市类似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也过上有保障的生活，是城市化成果惠及农村的重要表现形式。

　　建立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采取村民自愿，多方合作的模式。参保费用由农民、村政府和上级政府以及中央财政共同负担，以“专款专用、严格监督、惠及村民”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例筹集资金、建立专用账户。可以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

　　（四）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经济转轨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和完善统一的价值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国实现城市化的关键阶段，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能够为城市化的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也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民族精神的合力。让大家了解现阶段的实际困难和未来的美好前景、了解经济转型、了解城市化，坚定全社会攻坚城市化的信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战胜当前各种困难，最终实现城市化的关键因素。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可以是从上而下的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具体的，从上而下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大力推行的价值体系建设的学习，再向下级机构转达思想和要义。主要涉及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企事业领导层的学习。而自下而上是指以社区、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基本单位的学者、群众等对社会价值体系形成认同的过程，再向上级机构汇报学习的成果。形式也可以是多样的，可以出版社区报、经验交流座谈会等。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充当媒介和两种学习方式的连接点，通过宣传报道使两种方式的学习过程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认识。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在纯粹的速度指标上是偏慢的（每年的平均速度在1%左右），但是在保障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指标上又是超前的（没有保证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在“十一五”计划和“十二五”计划交接之际，停下脚步反思城市化进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与不足是相当必要的。在成功举办世博会之际，希望我们的城市化也如世博会的口号一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发展中不断反思错误，不断进步，让城市化脚步逐步深入的进行下去，让城市化的成果能够惠及城乡居民。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2010年城市蓝皮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张会永：《从信仰的道德到道德的信仰——康德前批判信仰时期道德信仰学说的发展历程》[J]，甘肃理论学刊，2009（1）：129-130。

　　[3]高

　　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探讨》[J]，经济学家，2004（1）。

　　[4]张寿正：《关于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失地问题的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2004（2）。

　　[5]李程骅：《城市化不应是“农村边缘化”》[N]，人民日报2009（11）。

　　[6]葛伟宾：《城市“民二代”：留不下，回不去》[J]，法制与生活，2010（5）。

　　[7]顾益康：《以新型城市化引领新农村建设》[N]，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5）。

　　[8]AER：《TolarnoM.P.Amodeloflabormigrationandurbanunemploymentinlessdevelopmentcountries》[M]，1969（March）。

　　[9]王俊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

　　共享城市化的成果——对通辽新农村建设的思考》[J]，经济纵横，2006（11）。

　　[10]中共成都市金牛区委党校课题组：《“田园城市”与城市化进程的反思》[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0（4）。

　　TheproblemsofurbanizationandrationalthinkingLiHeAbstract：Sincereformandopeningupofourcountrymorethanthirtyyears,China"surbanizationisbeginningtoscale.However,asifurbanizationgaveusgreathope,causedmanynegativeimpacts.Forexample,peasantsbacktopoor,migrantworkersandtheirchildren,valueslost,andenvironmentaldestruction,andetc.Whenthe“twelfthfive-yearplan”had

　　beenformulated,itisimportanttosummingupandreflective.Thethesiscontainsmanyrationalthoughtsasfollowing:therelationshipofnew-ruralandurbanization’sconstruction,coordinateddevelopmentofcities,improvingtherelevantmechanism,andfirmingthecorevaluesystem.Atthesametime,proposes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ontheurbanization.KeyWords:urbanization

　　backtopoverty

　　urban-ruraldisparity

　　new-ruralconstruction

篇三：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

　　作者：李继红

　　江文娟

　　来源：《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2013年第11期

　　摘

　　要：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我国的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加快了经济增长。但同时其带来了许多问题。本文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出发，分析其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并试图着重从政府及制度方面给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现状

　　；问题

　　；对策

　　一、城镇化的定义

　　在中国的学术理论界存在着“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概念之争，城至今尚无统一公认的定义。持城市化观点的人认为城市化就是优先发展大城市；主张城镇化的人则认为城镇化是中国国情下的现实选择，城镇化就是发展县域经济和解决“三农”问题，而与城市的发展关系不大。纵观世界上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历程，它们经历了从“城镇化”到“城市化”再到“城镇化”的形式转变。国内学者争论的城镇化类似于第一个“城镇化”，即是以经济为中心，较少考虑社会与环境的持续发展。

　　鉴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现状，本文将采用第一个“城镇化”的概念，一般城镇化水平是以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来评定，数值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并以后一个“城镇化”的概念作为我国实现城镇化更好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参考。

　　二、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现状

　　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我国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

　　表12002-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比重

　　年份

　　城镇人口数（万人）

　　城镇人口比重（%）

　　比重比上年提高（百分点）

　　20025021239.091.4320035237640.531.4420045428341.761.23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20055621242.991.2320065828844.341.3520076063345.891.5520086240346.991.1020096451248.341.3520106697849.951.6120116907951.271.32

　　表22002-2011年全国城镇化走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1）从宏观层面分析

　　1.与同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城镇化水平仍较低，主要表现为：

　　①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实现完全城镇化的时间比

　　较晚

　　国际上公认标准是当城镇化率达到70﹪时，该国家（或地区）实现了城镇化。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为51.3﹪，远未达到70﹪.按当前的增长率来看，中国实现城镇化还需要15-20年的时间。

　　表32010年世界主要国家城镇化率

　　国家

　　世界平均水平

　　美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印度

　　城镇化率50.982.366.881.944.930.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0》

　　②绝对水平不高且工业化水平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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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我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化水平不高造成的。

　　2.我国城镇化地区间发展不均衡

　　城镇化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西部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于东部，中部又快于西部。2011年，东部地区城镇人口比重61.0%，中部和西部城镇人口比重分别为47.0%和43.0%。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较大。

　　（2）从微观层面分析

　　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的问题有待解决，从政府行为、国家制度两方面来看，有以下几点：

　　1.政府行为不合理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采用政府干预经济模式，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城镇化过程中，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使得有些地方政府过度行为或是不作为，阻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①盲目追求建设速度，真正的城镇化效率低下。

　　②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不合理。

　　相邻城市之间发展不协调、片面追求经济指标、不考虑当地资源环境承载条件，做出一些不合理的发展决策，使得发展存在盲目性。

　　③政府的无效率的存在。

　　政府自身的缺陷，如有限信息、信息不对称、对私人市场的反应能力及反应时滞的存在，使得政府并非总能让农民得利益。

　　④基础设施建设及社区公共服务滞后。

　　有些以GDP为纲的地方政府只追求城镇化的速度和数量，疏于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社区的公共服务。

　　2.国家制度存在漏洞和不合理之处

　　我国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是造成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源头所在，农民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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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户籍制度让1.6亿农民工被城镇化

　　按户籍来算，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51.3%的城镇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还包括1.6亿的农民工群体。

　　②中国城乡土地制度持续二元性以及国家对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垄断

　　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制度安排上存在问题，城市土地比农村土地拥有更完整的权利制度。同时，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的法律规制和管理体制是分割的。

　　四、相关对策及建议

　　1.大力提高工业化水平，加强经济建设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同时在实现城镇化的过程中，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得盲目得追求速度，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

　　2.填补一些法律法规方面的漏洞和真空地带。主要措施有：

　　①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当前的土地政策，让农民能够通过土地物权分享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成果；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缓和社会矛盾。

　　②加强立法，规范征地程序。

　　3.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要充分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作用。政府要加强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积极合理地促进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的持续发展有赖于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协作。

　　参考文献：

　　[1]王学峰，“发达国家城镇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8），第四期.[2]魏静，“城镇化率突破70℅后基建投资才放缓

　　”《中国证券报》，2012年11月15日.[3]毛爱华，孙峰华，林文杰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若干问题对比研究”《人文地理》，2008年第四期.[4]周其仁，“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经济观察报》2012年.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5]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2012年08月16日.[6]段树军，“世行专家称法律赋予农民土地物权基本形同虚设”《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01月.[7]叶琦，“评论：以市场化改革激活城镇化红利”，《新闻晨报》，2012年12月.

篇四：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

　　中国(zhōnɡ

　　ɡuó)城镇化发展出现的问题(wèntí)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快速推进，取得(qǔdé)了巨大的成就。城镇化是国民经济和社会(shèhuì)发展的大战略,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城镇化是全面(quánmiàn)建设小康社会,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之一。本次讨论我们围绕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揭示城镇化过程中的真正需求和发展目标,进而提出合理的发展对策。

　　一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问题

　　1．城镇化水平较低且存在虚高问题

　　2006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43．9％，低于与中国人均实际收入大体相当的国家55％的平均水平。同时，尽管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快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但同这些国家在它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的城市人IZl增长率相比，中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却相对较低。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和同等收入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比同等城镇化水平和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城镇服务业发展也远为滞后。

　　按现在的统计口径，虽然有很多人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中，但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公共服务不足等原因，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没有享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成果。严格地说，这些人不属于被城市化了的人口。如果剔除这部分人，则中国城镇化水平更低。

　　2.城镇化的区域差异较为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发展体系逐渐走向成熟。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发展为代表的、城市区域空间为主体发展的新格局日益显现,一些区域具有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形成了城市发展相对集中的城市群。除原有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外,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也开始形成。2006年,我国城镇人口5.77亿人,城镇化率43.

　　9%。由于各地基础不同,加之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我国不同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从区域来看,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最高,东部沿海地区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分省来看,京津沪三大直辖市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上海最高,为88.7%,广东的城镇化率在60%以上,苏浙和东三省的城镇化率在50%以上,琼鲁渝闽蒙五地的城镇化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17省的城镇化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和西藏分别仅为27.5%和28.2%。总体而言,城镇化的空间分布呈现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的特点,尤其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城镇发展比较集中的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程度最高。

　　3.城镇(chéngzhèn)承载力不强、功能不全，生态环境压力大。

　　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强。中国城市土地利用(lìyòng)率不高，大多数城市的密度偏低，城市建筑物以低层建筑为主，城市土地立体空间利用不足，无法充分发挥城市空间人口聚集和经济活动聚集的功能。据国土资源2002年测算(cèsuàn)，中国城市的平均容积率仅为0．33，而发达国家(fā

　　dáɡuójiā)城市的容积率一般都在2.0以上(yǐshàng)。集约度偏低，是对土地资源的一种浪费，这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严重不符。

　　城市功能不完善、不匹配。就业聚集地与居住区相距甚远，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土地利用的规划和发展脱节。一些城市的地下管网、环境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十分滞后，不能满足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需要。道路交通网络不完善，交通堵塞不仅成为大城市的通病，且有向中等城市蔓延的趋势。城市综合防灾系统建设普遍比较薄弱，城市公共设施的应急抢险机制不健全。这些都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加大了出行和社会运行成本。

　　城市生态受到破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城市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绿地大量被占用，城市的生活环境质量下降。全国90％的城镇水域和65％的饮用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50％的重点城镇集中饮用水源不符合取水标准，城镇污水处理率只有36％，导致地下水源受到进一步的污染。城市能源利用效率偏低，能源消耗居高不下，加剧了能源短缺与经济增长的矛盾。

　　4.城市(chéngshì)运行欠佳，城市特色不强

　　城市管理有待改善(gǎishàn)。在城市供水、燃气、地铁、公共交通等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面，在就业机会的创造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方面，在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供应方面，在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城市安全的规划和建设、社区(shèqū)建设、扶持弱势群体、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离老百姓的需求还有差距(chājù)，其管理和运行效率都需要进一步改善。

　　城市特色风貌缺失，传统文化遭到破坏。一方面，城市建设风格雷同，千城一面。另一方面，城镇建设量大面广，建设与保护(bǎohù)的矛盾会更加突出。一些城镇在建设中不注意保护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出现了不少建设性破坏现象，致使城市传统消失。

　　5.城镇化过程中积累了诸多社会矛盾

　　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如包括城乡摆动人口可达1．8亿，且这部分人口仍在不断增长)，但农民工的利益和基本权利被忽视，在基本生活条件、生产安全、劳动报酬、工伤保险等方面，还缺乏有效的保障。农民工生产条件差，劳动保护措施不力，超时工作或加班得不到应有报酬；农民工无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障程度极其低下。

　　失地农民大多缺乏可持续的生计保障。中国目前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补偿机制不全面。农民失去土地后，既丧失了土地的保障，又因劳动技能差而缺乏就业机会，且极少能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给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压力。

　　城镇拆迁的补偿规则不完善。房屋拆迁过程中，政府、开发商和房屋所有人之间纠纷不断，群众上访问题频发，有的甚至弓l发了恶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部分被拆迁户所得到的货币补偿金不足以使其安居。人员安置和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补偿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拆迁程序不规范、不透明，拆迁补偿不到位，缺乏沟通协商，有时甚至有野蛮拆迁行为，致使“城中村”集体土地上的拆迁成为难点和热点，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二、关于促进城镇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央确定的健康稳步有序地推进(tuījìn)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方针,已经在我国的经济(jīngjì)建设、城乡协调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何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继续(jìxù)落实好十六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有关方针和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加快(jiā

　　kuài)改革、转变观念,特别(tèbié)是要促进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的转换。

　　1.明确目标,分类引导,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

　　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演进过程中,劳动力不断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过程。城镇化目标的意义并不在于其统计水平有多高,而是它背后的扩大就业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内容。

　　1990年代以后,我国农村劳动力获得了大规模的转移,但目前呈现出黄金年龄段的劳动力供给短缺而中老年劳动力数量明显过剩、农村实际能转移出去的女性剩余劳动力非常少、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南北差异比较明显等结构性特征。为此,各级政府部门应根据现阶段新的发展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政府应在改善劳动力市场条件上有所作为:加强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用工信息平台,改善就业和定居条件等;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城市用工制度和城市福利体制;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各种社会经济差别,逐步建立一体化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稳定供给;把人口迁移和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制定鼓励政策,促使沿海劳动密集产业向劳动力大省流动,这样既可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又可解决中西部地区的就业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促进城镇的合理布局

　　发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促进城镇化过程中的合理分工,充分尊重市场力量对于人口在城镇间流动的推动作用。各级政府应在完善城镇居民公共服务的基础上,通过规划,改善城镇间的交通设施条件,尽量缩小地区间和不同规模城镇间基础设施资源的差异,以利于创造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城镇之间良好的公平竞争条件,并有利于公共基础设施在城镇之间的共享,使城镇的公共资源分布更为合理。中央政府应特别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城镇交通、通讯、给排水和

　　电力设施的投资,扩大其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对外交流,促使这些地区的城镇发展在较低的起点上尽快提高,以便更多地吸纳农村人口的转移。

　　3.节约(jiéyuē)用地,推动建设用地政策的调整(tiáozhěng)和改革

　　要严格限制城镇发展对耕地的占用。特别是杜绝各种形象工程和政府办公(bàngōng)工程对土地的滥占。要重点支持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居民生活的用地,并鼓励开展(kāizhǎn)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在城乡之间合理调配(diàopèi)建设用地,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在进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减少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的挂钩试验中,要严格禁止侵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利益的现象发生。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改革土地出让金征收制度。从促进农村非农就业的长远目标出发,对于工业用地的供给和分配,应注意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特别对欠发达地区有投资机会的城镇,应给予重点支持和扶持。

　　4.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居民的服务范畴

　　取消政府公共服务对外来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的歧视,加快转变以土地城镇化为中心、允许农民进城就业而不允许进城定居的城镇化模式,引导农民平稳有序进入城市定居,使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相协调。应把在城镇暂住的外来流动就业人口纳入人均GDP和各项公共服务的统计范畴,如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建设用地、人均教育支出和卫生支出、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等指标。在购买经济适用房和租用廉租房以至办理婚姻、计划生育等事宜方面,应允许持有暂住证明的外来农民工享有同等权益。各级城镇政府在确定年度预算时,应把农民工的服务问题列入在内。其中应包括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支出、农民工子弟学校建设的费用和教师及学校教学设备的支出、农民工防疫体系的设立、农民工居住区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农民工集中区域文化娱乐配套设施建设等。在农民工集中的地方,应建立政府的服务机构或者街道办事处等,警力和治安机构的配备应把农民工的数量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内容总结

　　（1）中国城镇化发展出现的问题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快速推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2）从区域来看,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最高,东部沿海地区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3）人员安置和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补偿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拆迁程序不规范、不透明，拆迁补偿不到位，缺乏沟通协商，有时甚至有野蛮拆迁行为，致使“城中村”集体土地上的拆迁成为难点和热点，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篇五：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农村城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当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城镇经济

　　的转型。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称,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城镇人口达6.2亿,城镇化规模居全球第一

　　。并且据估计,到21世纪中叶,国内要将5.51亿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届时,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以上

　　。在这一进程中,必将带来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变迁,并且从根本上说,农村城镇化战略正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成绩卓著,城镇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城镇数量不断增加,综合实力大大增强,积累十分丰富的经验。但与此同时,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不容忽视,亟待解决。

　　一、我国城市体系发展不协调,政府必须顺应市场要求进行引导。

　　历史上,我国城市发展方针基本上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小城市、小城镇”。但实际上,我国大城市的规模并没有得到控制。1952年,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数目仅9个,至2000年底,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数目达93个,其中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有40个(按城区非农业人口统计)。如果以城市市辖区总人口来统计,2003年,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已达174个。

　　针对这一情况,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是政府对过去限制大城市发展方针的首次正式纠正。专家指出:“中国城市化首先必须走出认识上的三大误区: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起‘城市病’、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并且对待大城市与小城镇不应厚此薄彼,而应以公平的方式促进不同等级城镇共同发展,谁先发展由市场决定,政府只是为城市化“松绑”而已。在这种相对宽松活跃的条件下,我国各地的城市化道路更多样更新颖,更能针对当地实际解决问题。

　　二、我国城市东中西部分布不平衡,城镇化水平地区差异明显增大。

　　据统计,我国东部国土面积仅为全国国土面积的14.2%,却集中了全国城镇人口及城市数目的近一半;中部国土面积占全国的29.2%,城镇人口及城市数目均占全国的1/3;西部国土面积占全国的56.5%,城镇人口及城市数目都只占全国的1/6左右。从发展速度来看,1999年,全国市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4.36%,东部地区为26.7%,中部地区为23.2%,西部地区为17%,与1980年相比,东部地区提高了10.1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提高了6.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提高了5个百分点。受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东部城市化发展速度明显快于西部,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部地区正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东西部差距日益扩大。

　　三、农民进城定居存在切实的困难。

　　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已把农民工列入城镇人口范畴,但如何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进来,住得下来”,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重点、难点。

　　大量基层调查表明,购房、找工作、孩子上学和生活保障是制约农民进城的最关键的四大因素。绝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收入低、工作及居住条件差、劳动强度大、福利低劣的工作。民工主要集中在城市的非传统就业部门,有的学者概括为“3D”(险、脏、难的英文第一个字母)职业岗位

　　。据统计,2002年,全国外出农民工的年平均收入约为5444元人民币,而当年全国城镇居民年平均消费支出为6030元,农民工的低收入无法支撑他们在就业城镇定居。并且,近几年来,各地农民工因工资被拖欠而上访、投诉的现象呈逐年上升趋势,城市农民工还经常面临失业的窘境:76%的农民工在城市中都有没活儿干的经历。民工子女失学问题严重:据估计,中国现有流动人口约1.2亿,其中进城农民工子女约700万,小学入学率90%,初中入学率20%,农民工子女失学问题严重,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之所以出现这些不公平的现象,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面临一系列的制度约束。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国家陆续建立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就业制度、粮食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14项制度,僵化的城乡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民工进城后没有正式身份,在婚嫁、幼托、教育、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困难,而办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都要求有本地户口。

　　四、城镇建设造成了“失地农民”大量涌现。

　　据人民日报报导

　　,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工作、生活的重要场所和生存基础。在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保障农民就业、生活、医疗、养老等保障体系之前,土地必将是“农民社会保障的载体”和农民“家庭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因此,农民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进而成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农民普遍认为目前的征地补偿方式不够妥善,征地补偿标准过低,补偿方式单一,对平调村民集体资产的行为及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不满。目前我国对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大部分以货币补偿为主,然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农民就业困难,收入渠道较窄,失地后“一次性买断”的方式只能解决目前短期内的生活问题,长此以往必定坐吃山空,稳定就业成了他们最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此外,由于现有土地制度的缺陷和土地征用程序的不规范,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没有得到公开补偿或未妥善安排,成为所谓“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人群。

　　中国城镇化面临的真正问题是:虽然已经有1亿多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打工,但这些农民工很少能真正留下来。城镇的农民工队伍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一端流入,另一端流出,每年都有新加入者补充,每年也都有大量的熟练劳动者离去,留

　　在池子里的永远是年富力强的农民工。因此,这并不能真正使农村人口实质性地减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

　　。因此,应从制度上给流动人口国民待遇,从体制调整和制度革新上取消歧视性待遇,致力于降低数道农民进城的限制门槛。

篇六：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

　　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及思考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初见规模。然而，城市化在给我

　　们带来无限希望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农民由于失地而返贫，农民工与留守儿童问题，价值观的迷失，自然环境的浪费与破坏等。在“十二五”规划制定之际，认真反思城市化过程中的不足，总结经验和教训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从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统筹发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完善相关机

　　制的建设、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对城市化的理性思考，并提出了推进城

　　市化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

　　返贫

　　城乡差距

　　新农村建设

　　一、城市化简述

　　（一）城市和城市化简述

　　城市和城市化简述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在地理经济学中，城市被定义为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有足够多的非农人口，并具有生活必须的住宅、公共设施伴随着生产、交易、消费等活动的综合聚合体。

　　城市化也称作城镇化，是指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是城镇用地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不断扩散过程。简单的理解，就是农村和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既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只有经历了城市化才能真正的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放开了对原有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这成为中国特色城市化进程的开端。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初见规模。人口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17.92%上升到2010年的45.7%，年平均提高1%以上。但是在“十一五”时期，我国的城市化遇到了“瓶颈”――城市化规模扩张的制约与品质提升的压力逐渐凸显。在中国，城市化所承载的，不仅是发展经济，还有城乡一体化、城乡共同富

　　裕的目标。然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各地政府对中央的有关文件没有完全的理解和掌握，城市化的工作基本上单一的体现在对城市规模扩张和对GDP增长的追逐上，没有兼顾公共设施及民生的改善，使现阶段的城市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功利性，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与城市化的初衷正好背道而驰，所以总结城市化进程中的不足，为城市化的未来找出一条与经济发展相匹配与环境相协调城市与乡村和谐发展的新路子，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深层次问题及隐患

　　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沾沾自喜是远远不够的。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成果，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解决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程度的使城市化的成果由城市居民、农民共享，才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失地农民返贫

　　为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扩展的目的，地方政府把向农民征得的农民宅基地等土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向农民征地用于城市化的建设，目的和初衷都没有错，但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搞“土地财政”发展地方经济就是大错特错了。

　　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对农民采用合理的安置方式，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也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及使用权，农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还没有享受到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又有一次的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被征占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准备奔向小康的农民却由于城市化而返贫了。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城乡收入比却为3.31，考虑到可比性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达到了4至6倍左右。城市化的目的和意义是加快社会的发展，使城市的文明成果城乡共享，逐步的缩小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体制带来的城乡差距，但是2010年《城市蓝皮书》上的这组数据却直接反映出，城市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本义被一些

　　地方政府忽略了。

　　另外，农民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运用愈加激烈的方式进行“反拆迁”。政府向农民争地成为农民返贫的元凶，也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矛盾的根源。

　　（二）农民工、农二代与留守儿童问题

　　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原有能够支撑人们生产生活的公共物品呈现出严重不足的态势。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付出自己辛勤劳动和汗水，却不能享受城市生活的待遇，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据统计，全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达1.2亿，他们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他们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法律的不健全，使农民工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生活保障。这不免使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降低，同时，进

　　城务工的农民会产生自我怀疑和自卑心理，用不理智、不负责任的方式对待自己和周围的人，甚至成为城市社会治安不稳定的因素。

　　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多数是出生于

　　80年代以后，被称为“农二代”。他们曾是“留守儿童”，他们曾是随“民一代”父母进城寻梦的“无根儿童”。身为独生子女的他们拥有更多的文化知识，怀有更远大的理想，对城市也更加的熟悉，但是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也更加脆弱。但是户籍制度、城市社保等相关制度的制约使他们“留不下，回不去”，成了游离在城市边缘的人。

　　另外，那些依然留守在农村的儿童，也同样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困难。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

　　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价值观的迷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还没有完整的建构。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出现了混乱。“信仰逐渐陨灭，理性越来越清晰”，对金钱、地位的追逐远远超过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这种迷失在城市中表现的更加明显。没有精神层面的追求，物质上再丰富也不能给人带来满足，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从自我的迷失、迷惘到对自己失望甚至对整个社会不满，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对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非常不利。另外，在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没有强大的价值观的支撑也是很难攻克难关的。试想一下，整个社会都不择手段地追逐金钱和地位，或者碌碌无为、无所追求，不再提高自我修养，不再为组织内部着想，不再考虑帮助弱势群体提高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怎么又有强大的战斗力去进行经济建设，去进行城市化的建设呢?（四）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及浪费

　　城市化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也是其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由于在城市集中了很多的工厂和企业，形成了“城市热岛”，使本来就脆弱的城市环境更加的不堪一击；城市的很多自然景观被钢筋水泥代替，影响了生物的多样性造成资源的浪费；城市人口的急剧增

　　加使生活垃圾的排放量增大，甚至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而造成环境的失调；另外还有噪声

　　污染、光污染等新型污染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三、对城市化的理性思考

　　（一）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统筹发展

　　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具有“大”胸怀的“小”政府。大胸怀，指的是政府要逐步建立和施行相应的政策使城市真正的接受农民，即逐步消除或者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在住房、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限制，使农民能够“想留下”、“留得下”。“小”政府，指的是政府应该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即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人”。这主要表

　　现在政府的工作的重心和落脚点应该放在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创造政绩上。撤县建区、镇改街道，这些用行政手段推进的城市化模式使城市变大了，城镇人口变多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这种被曲解了的城市化造成了社会产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公共配套设施仍然缺位，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单纯的“空间城市化”、人为推

　　进城市化被认为是一种浪费的城市化。

　　基于这种矛盾，可以考虑一种新的思路：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统筹发展。在努力提高城市化的速度、优化城市化的质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新农村的建设。让城市化促进新农村建设，令新农村建设成为城市化建设的坚强后盾和稳定的大后方，大力实施新型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包容性发展”的新战略。新农村建设中，倡导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使农村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马克思在思考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曾预言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将经历从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的历史阶段。既然城乡融合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和大方向，那么新农村建设成为城市化的过渡阶段也是未尝不可的。在我国城市化的攻坚阶段，作为农民进入城市生活的过渡，新农村更容易使其安居、乐业，更有幸福感，也更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既保证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改善了农村落后的面貌，而且也在城市化速度增速与质量提高中找到平衡点。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建设统筹发展，再由新农村过渡到城市，无疑成为一种最佳的选择。

　　（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中要求的是公平合理

　　地分享经济增长，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也无论是教育、卫生、电力、水利、交通基础设施、住房、人身安全，都尽量满足社会上尽可能广泛的人群的共同愿望。那么在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的就不能仅仅发展大城市而忽略中等城市特别是小城市的发展。而是应该由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中小城市为大城市发展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样的发展模式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的目标。相反的，如果过分追求占地广、人口多的大城市建设，不仅将导致有限的土地资源被浪费，也不利于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的优化。同时，大城市城市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资源，中小城市的资源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挤占，其结果是城市得不到长远的发展，也很难完成城市化发展的长远目标。

　　（三）完善相关机制的建设

　　1．依法办事与监督

　　为保证在城市化进程中依法保障农民的利益，首当其冲的就是完善土地补偿机制。各地政府必须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条款，对失地农民依法进行足额的补贴。不能让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失地而再次返贫，保证农民在为城市化做出贡献的同时有相应的补偿。对失地农民补偿的过程中还应构建完善的监督，监督机制中不仅应包括司法监督、行政监督还应该进行补偿机制的政务公开，让农民充分的知晓相关的补偿方法和制度。保证切实的监督，确保在农民、大众传媒和公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保质保量的完成土地的征用工作。

　　2．推进教育工作

　　保证对农民及留守儿童的帮扶教育。由各地的农技单位对农民进行科学育种、科学增产等方面的培训，充实农民原有的种田思想。这对我国的农业生产逐步向机械化、科学化发展

　　有深远的意义。对失地农民进行再就业的培训，使农民可以掌握新的技能进入非农部门工作，从而成为城市化建设中的基础力量。而对于留守儿童要强化社会的关注度，由教育部门负责

　　对留守儿童集中的地区进行定期的走访和大学生支教活动。帮助留守儿童的提高心理素质、道德品质，使他们拥有更强大的内心去适应社会，让他们理解他们及父母都是城市化的奉献

　　者，而不是被城市遗忘的人。

　　3．构建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

　　缩小城乡差别，最重要的是指缩小城乡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逐步完善农村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建立完善的医疗和福利制度，是农民取得“病有所依，老有所养”的保障。农民不会因为疾病和年老而无力支撑生活，甚至成为儿女和社会负担。在农村建立与城市类似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也过上有保障的生活，是城市化成果惠及农村的重要表现形式。建立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采取村民自愿，多方合作的模式。参保费用由农民、村政府和上级政府以及中央财政共同负担，以“专款专用、严格监督、惠及村民”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例筹集资金、建立专用账户。可以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

　　基础上，逐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

　　（四）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经济转轨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和完善统一的价值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国实现城市化的关键阶段，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能够为城市化的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也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民族精神的合力。让大家了解现阶段的实际困难和未来的美好前景、了解经济转型、了解城市化，坚定全社会攻坚城市化的信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战胜当前各种困难，最终实现城市化的关键因素。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可以是从上而下的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具体的，从上而下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大力推行的价值体系建设的学习，再向下级机构转达思想和要义。主要涉及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企事业领导层的学习。而自下而上是指以社区、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基本单位的学者、群众等对社会价值体系形成认同的过程，再向上级机构汇报学习的成果。形式也可以是多样的，可以出版社区报、经验交流座谈会等。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充当媒介和两种学习方式的连接点，通过宣传报道使两种方式的学习过程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认识。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在纯粹的速度指标上是偏慢的（每年的平均速度在1%左右），但是在保障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指标上又是超前的（没有保证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在“十一五”计划和“十二五”计划交接之际，停下脚步反思城市化进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与不足是相当必要的。在成功举办世博会之际，希望我们的城市化也如世博会的口号一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发展中不断反思错误，不断进步，让城市化脚步逐步深入的进行下去，让城市化的成果能够惠及城乡居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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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张会永：《从信仰的道德到道德的信仰——康德前批判信仰时期道德信仰学说的发展历程》[J]，甘肃理论学刊，2009（1）：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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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农村城市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农村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村经济、人口和社会的全面城市化,它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现农村经济城市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等非农产业形式的发展为农村城市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农村地区城市化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桥梁,而经济增长到了一定阶段又会反过来要求城市化步伐加快。由于近年来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非农产业产值远远超过农业产值,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农村经济发展又是农村城市化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产业集群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集群是促进农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农村非农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式,只有在集群的促进下,农民才能真正体会到非农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通过产业集群的市场接近的便利性,把农村的手工小作坊、机械小工业紧密地与市场联系起来,从而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节奏和幅度才能有质的飞跃。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才能逐步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和谐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

　　农村城市化过程由两个方面组成:其一是以产业发展和集聚为依托的居住地由农村区域向城镇区域(主要为农村小城镇)迁移的空间集聚;其二是实现农村人口由农业向二、三产业领域的转移和第二、三产业的空间集聚过程。空间集聚和人口集聚这两个过程相互影响、同时发生的有机结合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农村城市化。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从事依附于耕地的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比重日益下降,农村地区人地关系不断紧张,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断加剧的环境恶化,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走出农村,向现有的城镇迁居。随着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在土地上的有效投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也带来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最终促进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妥善安置,才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地矛盾问题引致的一系列问题。可见,农村人口城市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根本。

　　3、实现农村社会城市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实现农村社会城市化必须在农村现有的基础设施、医疗条件、社会保障、教育水平、生活水平、娱乐设施等方面加大投入。去年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一方面,大部分地方现有的农村基础设施如与农村居民密切相关的公路、电网、自来水供水系统比较落后,与农业生产发展密切相关的堤坝、水库、水渠等水利设施陈

　　旧,存在种种隐患。另一方面,农村的医疗设备和水平、公共卫生设施、疾病防御设施以及文化娱乐设施、教育水平都与城市差距甚大。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带动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有助于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居民逐步享受同等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国民待遇。实现农村社会城市化,就是要使广大农村社会各方面建设与城市逐步接近,只有城乡社会协调发展了,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对实现农村城市化具有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指全面系统的和谐,既是人与人的和谐,又包含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既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系统内部的和谐,又要形成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之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以人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城乡经济之间的和谐、城乡社会之间的和谐。而农村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必须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农村城市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为指导,全面推进农村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并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四、推进农村城市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

　　1、建立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搞好城镇经济建设

　　(1)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我国大部分地方农业就业比例过大,这是制约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演进的主要因素。按照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趋势,调整三次产业结构,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提高第三产业在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同时,要加快工业结构向高加工度化和高技术化阶段的转变。

　　(2)城镇工业发展要与农业产业化相结合。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有许多农民选择“离土不离乡”的进城方式,要使这部分农民在次中心城市和建制镇安家落户,需要扶持镇办工业,将村办工业向次中心城和建制镇集中,适当开辟工业园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使这些劳动力“进厂又进城”。当前,乡镇企业的发展面临着种种挑战,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进一步下降。在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时期,大部分行业生产能力出现相对过剩,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除将镇办、村办企业改成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私人企业以外,小城镇工业的发展还要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立足当地资源,加强农业的关联度,以农产品加工、储藏、运销以及部分技术要求不高的农资生产企业为主,发挥离农村近、资源丰富且来源广、劳动力价格便宜等优势,不仅可以盘活闲置资产,还可以使农产品不断增值。因此,利用小城镇的多种服务功能,将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以及相关企业集中建在小城镇,形成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市化“三化”联动的发展机制,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经济的繁荣。

　　2、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城市化发展机制

　　(1)选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农村城市化战略。农村城市化本质上就是市场化。

篇七：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

　　城市化及问题解决措施

　　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城市规模的无限制扩大,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1环境污染严重,原有生态环境改变,环境质量下降,趋于恶化；2中心区人口密集；3交通拥挤；4、地价房租昂贵,居住差；5、失业人口增多；6社会秩序混乱;解决措施

　　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的主要措施：1建立卫星城,开发新区；2改善城市交通和居住；3保护和治理城市环境、扩大绿化面积;

　　具体措施

　　如何克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出的“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小城镇不优”的现状,是城市化战略推行的中心思考;以下六项基本措施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要点;

　　一．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要求,尽快修改城市法,放松对大型、超大型城市的规模控制,构建2—3个世界级城市,作为我国城市体系的龙头;同时要十分加强城市功能与基础设施的完善、积极投入数字城市的建设、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城市服务体系的提升等,将中国城市的竞争力置于国际的大背景之中;

　　二．必须将中国城市的发展视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城市化进程中的规模设计应统筹考虑城市大中小分布的系列谱和不同规模城市的“生态位”,不能人为地强调只能发展城市体系中的某个部分而忽略另一个部分;应当进一步调整全国城市布局,优化城市功能和加强产业转移力度,放大城市扩散效应,将其真正塑造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我国超大型、特大型城市现有32个,其中东部16个,西部6个．中部10个,基本覆盖全国;可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以广州、深圳为的城市群,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以上海、南京、杭州为的城市群,在环渤海地区建立以北京、天津为的城市群,作为进入国际竞争前沿的中国高地;

　　三．认真国家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发展,将其塑造成国际级和国家级的人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技术中心、信息中心、文化中心等,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辐射作用、带动作用;大城市在城市体系重复发挥了城市的规模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国家城市化战略的主力;城市化战略设计中要敢于克服“大城市不大”的现状;

　　四．加大中小城市的建设步伐,重点提升城市建设的质量,尤其要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服务业和社区建设的力度;中小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目标;城市化战略设计中必须要克服“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的现状;

　　五．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选择合适的路径,对于乡镇企业比较发达且分布比较集中,城镇密度比较高的地区,鼓励城镇集中合并,选择以中心城镇为中

　　心、卫星城镇分布周围的方式发展小城镇;对于乡镇企业不发达地区,首先大力发展经济、培育实力,为城镇的建设创造;对于有大型企业的地区,可以在其周围建立城镇,但一定要注意城镇的区位分布,注意其他配套产业的发展,防止企业风险转化为城镇风险;小城镇建设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等级中的基础力量,是大中城市的触角与延长;城市化战略设计中必须要克服“小城镇不优”的现状;

　　六．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打破“二元结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积极引导,加强管理,实现人员自由流动,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

篇八：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

　　--姓名

　　刘铭

　　性别

　　男

　　年龄23

　　CET程度

　　六级

　　学院

　　经济学院

　　中国当前城市化的现状及问题

　　摘要:城市化是指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向城市转化的历史过程。近年来，我国城市化速度不断提高，而其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城市化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深入理解我国城市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我国城市的良性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描述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探讨了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一、城市化内涵

　　1.1

　　城市化概念

　　城市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城市化阶段。在这一阶段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由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发展为大城市，逐级递进。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形式是单核城市的独立发展，城市周边地区(主要指郊区)在城市带动下发展,多较迟缓。第二阶段是“新城市化”阶段,也是“大都市区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郊区化成为拉动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从单核到多中心,从城市到大都市区，从城市体系到大都市连绵带，从城市与郊区的此消彼长博弈关系到共生共荣的依存关系。即城市化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区域一体化色彩浓厚。

　　城市化的定义是：“城市化通常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指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城市数目增多、各个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扩大，从而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因此，城市人口比重增大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化也包括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一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与城市化发展阶段中第一个阶段相吻合的，也就是说我国的城市化正处于传统城市化阶段。但是从城市化的现状来看,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城市化阶段向“新城市化”阶段过渡的过程中。

　　--

　　--1.2

　　城市化的度量

　　城市化是多维的社会历史过程,包含了人口的迁移,从业结构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故而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属性去刻画城市化水平，或者综合几个方面采用多维的方式刻画城市化水平。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最明显、最直接的一个特征表现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即人口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劳动力在各个地区间、各产业部门间的合理转移过程,是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演进的一个显著表现。人口城市化中的非农人口比重可以反映经济发达程度，人口密度可以反映经济的繁荣程度,人口城市化中的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可以反映经济结构的状况。因此,人口城市化从多个侧面反映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因此，本文使用人口城市化作为城市化水平的指标,采用现在国际通行的做法，用城市化率度量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城镇非农人口/总人口

　　X1０0%1.3

　　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

　　自工业革命到现在,城市化进程己走过了２00余年,当时的城市化水平为5%～6％,现在的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己超过50%,发达国家达７０％以上。纵观世界城市化历程，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各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具有阶段性规律,全过程呈一条稍拉平的S型曲线。第一阶段为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超过1０%以后,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进入第二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人口超过7０%以后才会趋缓，此后为城市化进程第三阶段,城市化进程停滞或略有下降趋势。由此可知，城市化进程会经历发生、发展、成熟三阶段，其规律性的变化是发生阶段速度缓慢,发展阶段速度加快,成熟阶段速度又趋缓慢。

　　城市一旦形成,由于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使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具有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这两者都造成城市自身的扩张,扩张的速度取决于这两者效应力的大小。城市经济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特点,但城市的规模不能也不可能无限--

　　--扩大,随着城市的扩大,城市病会越来越严重,形成负的聚集效应,当负效应压倒正效应时,即是城市的扩张边界。

　　研究发现，200万－300万人口的大城市规模经济效应最佳大城市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最强,大城市的增长速度也最快。在城市化的初期阶段，由于经济水平很低和整体城市化速度较慢,大城市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不易发挥,在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大城市的超前增长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到城市化进程趋缓阶段,己不存在大城市超前增长规律。

　　二、我国当前城市化现状

　　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为17.9２%,到20１2年末,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５2.

　　5７%,平均每年增长了

　　1.01%。其中从１９9６年起,城市化进程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199６年城市化水平比上一年提高了近１.５个百分点,此后每年基本保持了这个速度增长。到2012年,城市化水平共提升了

　　22.

　　2３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了1.39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如下图所示：

　　年份

　　城镇人口比重

　　200542.９9%20０644.34%20０745.89%200846.9９%200948.34%201049.95%２０1151.27%2０1252.５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到2012年末，城镇常住人口数量为7１１８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2103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

　　１43４万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５2.57%，比上一年提高了

　　1.3个百分点。这表明,截止2０1２年末,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２.57％。根据联合国人居中心的预测,2025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8％，２050年为67.２%,经济发达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在2050年将达到85．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在20５０年能达到61%，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５０年将达到７７.3%。

　　我国城市化步伐大大加快，城市与城镇数量迅速增加,小城镇数量、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城市化率持续攀升。同时依据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极为迅速。19８０年，我国只有５1个城市人口超过50万,自2０世纪9０年代起,我国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数量显著增加。从１9８0年到2０10年的30年间,共有1８5个城市跨过50万人口门槛。若按照城市化率每年不低于１%的增长--

　　--率计算，到２025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5%~6０%,城市人口可达8、9个亿。城市化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我国城市化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的脚步加快,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然而，在中国城市化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1）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均衡

　　我国城市化发展严重不均衡，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各省之间甚至省内之间的发展也是差异巨大。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继续扩大，我国城市的数量虽然多,但是过于分散，区域之间也缺少交流合作,这使得我国城市化质量明显偏低,特别是大中城市与发达国家相比实力薄弱,目前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大城市与世界大城市仍有比较大的差距,城市化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拖延了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

　　(2）剩余劳动力增多与城市吸纳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

　　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这就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多，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高收入的追求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由于他们缺少高新的知识和技术,所以只能依靠从事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他们既不是真正的农民,又不算是真正的城里人。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新的转变，城市企业富余劳力比重加大,城市下岗人员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并存，使我国就业形势尤为严峻，逐步增大的就业压力极易造成城市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问题复杂化。

　　（3)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制约着城市化进程

　　长期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实行“城乡分离”的政策,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将人分为“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这个制度曾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发挥过一定作用,有效防止了农村人口盲目的向城市涌入。但在当下,它已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种种福利制度，可以使人在--

　　--一生中享受的福利天壤之别，城镇居民可以享受医疗保险、良好的教育资源、社会保障等等,而农村居民不仅生活环境、生活设施配套较差，而且又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种种福利。即使农民在城市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由于“户口”的限制，他也无法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无法让自己的子女与城里的孩子享受同样的教育。

　　(4)城市化进程中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生态问题，如水资源匮乏、农业耕地日益减少、水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污染治理不到位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城市环境，而且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甚至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我国本来就是水资源匮乏的国家，再加上水资源分布不均匀，开发利用不合理，水污染问题等,都是城市缺水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城市化的推进不仅加大现有城市的水危机,也使水资源与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城市在对我国贡献GDＰ的同时，城市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日益加剧。我国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如何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四、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的解决建议

　　要解决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必须在充分认识各种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可行对策，并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推行适速适度的城市化。

　　首先,我们理清我国城市化的思路。我们应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成本—收益原则来确定城市化道路。我国基本的国情是人口总量大，大多居住在农村,转移困难；经济基础薄弱,资金缺乏;人均资源拥有量低,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的差异性大,需要大力小发展城镇来解决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吸纳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但是发展大中城市可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综合考虑,我国应走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其次,我国应该科学调控城市化速度与质量之间的关系，把提升城市化质量作为重中之重。只有速度和质量并重,才能实现健康的城市化,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因而各地政府在制定城市化规划时,应该--

　　--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各地实际的发展目标，严防盲目追求城市化速度。而且各地政府应该重点城镇基础建设,完善社会保障,确保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再者，我国应努力协调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胁迫关系,推行可持续的城市化。我国目前所走的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是以过度的资源消耗换取城市化的推进，从长远来看是不可取的。大力提倡建设、节水型、节地型、节材型和节能降耗型城市，推行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一致的可持续城市发展模式。我们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一定要坚持集约高效利用资源和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将城市化发展对资源环境的代价降到最低程度,将资源与生态环境对城市化进程的限制降到最低限度。

　　--

篇九：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

　　中国人口城市化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胡胜军

　　【摘要】

　　中国的人口城市化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还存在着城镇设置的条件与标准过于单一、城市发展模式缺乏渐进性、政府对城市的发展缺乏有效的调控、城市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大城市核心出现衰退，中小城市过快增长、城市化的质量极低、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城镇职能体系不够协调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原因。目前，加速我国城市化步伐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依据我国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现实和未来发展的趋势，选择不同的城市化道路，是比较可行的。

　　【关键词】

　　人口

　　农村人口

　　城市人口

　　人口迁移

　　人口城市化

　　人口城市化是伴随着世界各国工业化的产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人口迁移变动现象，它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标志。进入20世纪以来，人口变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人口城市化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在当今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正进入比较活跃的时期，未来的20至30年面临着“城市社会的来临”和“农业社会的终结”的考验，城市数量将从目前的600多座发展到1300多座，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占全部人口的30%增加到65%，将有5亿多农民走进城市。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当代中国正面临着全新的社会变迁与人口迁移格局，传统城市化的模式与农业发展理论受到挑战。因此，分析中国人口城市化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具有很强的政治现实意义。

　　一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中，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经过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

　　1949年以前，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很低，1950年市镇人口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64%，而此时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已在28%以上。1950～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3～1957年属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这期间，党和政府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配合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我国新建和扩建了部分城市，同时对农民实行开放，吸收农民进城，城镇人口迅速增加，从而大大推进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到1957年城镇人口达到9949万人，比1949年增加418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523万人，平均增长7%，城镇人口比重由10.64%上升到15.39%，城市化速度为3.68%，比1950～1960年的世界人口城市化速度1.55%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速度2.73%分别高出2.13和0.95个百分点，建制市也由136个增至177个，增加了41个。

　　从1958年到1960年，我国新设城市33座，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5%，工业劳动力从1957年到1958年增加2.3倍。这一时期由于强调赶英超美，以钢为纲，提出全民大办工业，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使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脱离农业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这期间，我国城市化的速度为10.14%,比1950～1960年世界人口城市化速度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分别高出8.59和8.41个百分点，这大概要算是世界上最快的城市化了。这个阶段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冒进时期，它带来了城市化过快的不良后果，给我国经济带来难以承受的供给负担和发展的困难。

　　从1961年起，国家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采取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办法以缓解困难。从1960～1965年，城镇人口由16348万减至13045万，共减少3303万人，平均年减少城镇人口660.6万人。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14%，城市化率由1960年的24。69%下降到1965年的17.98%，城市化速度为-4.41%。这是我国城市化的第一次大落时期，这种逆城市化运动是对前一时期脱离实际的超速城市化所作的纠正。这一时期由于工业调整，大力精简工业和城市人口，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同时提高设镇标准，建制镇常住人口标准由过去的2000人提高到3000人，城市数由208座压缩到171座。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1976年城镇人口为16341万人，11年间城镇人口只增加了3296万人，年均仅增长2.1%，城市化率由1965年的17.98%下降到1976年的17.44%，城市化速度为-0.34%。这个时期，是由于经济发展停滞，城市人口继续上山下乡所造成的城市化停滞时期，或者说继续倒退时期。虽然这个时期，世界人口和发展中国家人口城市化都处于低速发展时期（1960～1975年的城市化速度分别为0.96%和1.67%），但总在继续前进。而我国的城市化则不但不进，甚至还在倒退，与世界人口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相背而行，从而拉大了我国城市化水平与世界人口城市化和发展中

　　国家城市化水平的距离。

　　1978～1983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在徘徊中前进，进而拨乱反正，确立改革开放方针的时期。城镇人口增加较快，1983年达到22274万人，比1976年增加了5933万人，平均每年增加848万人，年均增长速度为4.5%，城市化水平由17.44%上升到21.62%。这个阶段，中国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和城市化速度，分别比1966～1976年阶段高出2.4和4.18个百分点，所以这个阶段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又开始走向正常发展的时期。

　　自1984年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中心城市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尤其是1983年更改了市镇人口的统计标准，相当多的农业人口被纳入到城市人口的统计范畴，使城镇人口的增加上了一个较大的台阶。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城镇如雨后春笋，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每年增加0.68个百分点。近几年来，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进入我国城市发展的高潮期。到2000年底，我国共有设市城市663个，建制镇1.9万个，城市化水平达到30.6%。按照世界城市化进程的规律，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二

　　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我国城镇设置的条件与标准过于单一、缺乏分门别类的指导。城镇和乡村最明显的差别特征有三个，即人口聚集、经济聚集和基础设施聚集。长期以来在我国划分城镇与乡村时仅使用了第一个特征，利用一定区域的总人口和非农人口的比例来设置城镇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现状的重要作用因素，而对经济聚集和基础设施聚集特征考察得不够，经济聚集是产业发展带来的，对于城市来说，非农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是城市的主要动力，工业化过程推动了城镇化过程，具有客观规律性，依据一定地区工业总量水平和地位来设置市镇受到忽视。此外，利用区域的基础设施来确立市镇在我国还未有过先例，在国外，例如秘鲁、澳大利亚、法国和瑞典就有这方面的规定。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千差万别，单一的城镇设置标准是难以准确地指导我国城市化进程顺利进行的。

　　2、城市发展模式缺乏渐进性，城市实体地域概念日益模糊，全国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和统计指标，城市化进程难以得到准确反映。在以前推行“切块设市”、“切块设镇”的城市化模式时，城市的行政地域和实体地域相差不大，城市化的相关数据基本可反映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但随着县改市、县并市、乡改镇、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的模式推行，城镇

　　的行政地域和实体地域混乱，反映城镇化进程的城镇人口虚化扩大，大量的乡村人口未经职业和空间的转移，而只是因为所在地行政建制发生了变化，一夜之间变成了市镇人口。同时，有些地、县为了达到设市或升级标准，利用不正当方式盲目扩大非农人口，导致城镇基础设施相对不足、流动待业人员增多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因此，如何推行有效的城镇发展模式还没有很好解决，县城设市后与其原有区域的行使关系如何确立应予以研究解决。一些国家将城镇空间范围的扩大看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例如，英国把人口密度超过每英里0.6（约150人／平方千米）、总人数在750人以上且与城镇相邻的地区逐步纳入城镇范围，加拿大和印度把近郊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千米100人（约390人／平方千米）的地区逐步划入城镇范围，菲律宾要求城镇人口密度超过1000人／平方千米，并对那些接近行政首府、人口超过1000人，人口密度超过500／平方千米的行政区也认为是城镇区，这正体现了城镇发展的渐进性，比我国的突发式撤县建市、撤乡建镇好。

　　3、政府对城市的发展缺乏有效的调控。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贯彻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这在特定时期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不相适应。国外一些学者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城市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发展的初期，大城市发展要快；发展中期，中等规模的城市发展最快；而在发展的后期，小城市的发展速度最快。并认为，欠发达国家应把注意力集中到由于人口集中所产生的原因上来，而不是把其努力用于阻止集中本身。同时提议分配城市公共投资的正确立法应与城市发展的这种情况相适应，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中期和后期，政府应把相当大一部分投资分配给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发展规模上，要更多地体现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发展的要求，使其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相适应，要与地区发展水平相适应。

　　4、土地市场不完善制约城市房地产业的正常发育，开发区设置过快、过多，城市持续发展后劲不足。房地产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城市的主要产业之一，我国由于城市建设所需的土地按行政手段划拔，无偿无限期使用，排斥了地租地价对城市土地需求的调节作用，其结果一方面造成土地的闲置和浪费，另一方面未能发挥土地在筹集城市建设资金方面的巨大作用。

　　近年来，尤其90年代以来，各地不顾条件、相互攀比、一哄而起地出现了“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为竞相招商和吸引外资，自行为开发区制订各种与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相类似的减免税收政策，甚至有的还不惜以低成本的价格批租出让开发区土地，导致全国范围内开发区设置和建设的严重失控，造成种种不良后果：

　　①盲目圈地开发，造成大量耕地抛荒，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

　　②因竞相给投资者减免税收和压价批租土地，导致国家资金的大量流失；

　　③许多开发区无明确的产业目标，基本来者不拒，为房地产投机商大开方便之门；

　　④存在不少选择不当、名不符实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投入大量资金却发挥不了放益；

　　⑤为了迁就外商而任意改变原有城市规划的合理布局等。

　　5、大城市核心出现衰退，中小城市过快增长。许多特大城市地区，市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及郊区和郊县，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个别特大城市核心区出现人口开始下降，受“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的影响，城市边缘用地增长迅速，出现明显的郊区化倾向。尤其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区，一方面成为城市快速发展蔓延的主要地区；另一方面城乡界线开始模糊，开敞空间消失，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燃。中小城市增长过快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又一突出的问题，包括城市数目的增长、城市建成区范围的盲目扩大和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城市发展与区域发展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6、城市化的发展聚集于城市规模，忽视了城市内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导致城市化的质量极低。从现状看，我国城市化的水平是较低的，然而在这些低的城市化水平下却存在着类似于“超城市化”的现象，如待业率高、隐性失业严重、城市基础设施不足、交通住宅紧张等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将城市化的表象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和城镇人口的增加作为我国城市化的主线，而将城市化的本质——二、三产业还包括第一次产业的发展忽视了。工业化是城市化最主要的原动力，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市化的重要作用因素。而农业的发展在中国对于城镇化具有积极的、基础性的作用。如何促进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内涵更新与产业升级才是城镇化最本质的问题，应是城镇化的核心。

　　7、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城镇职能体系不够协调。近年来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实行“财政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政策，扩大了地方的承包权、投资立项权，但政府管企业的职能尚未消失，市场发育不完善，价格体系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扭曲，各地竞相发展价高利大的加工业，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的现象相当严重，一方面造成土地浪费。另一方面许多城市的同类企业争原料、争市场比较严重，使原来经济效益好的城市工厂效益下降。导致各城镇职能分工不明，职能体系混乱。

　　8、城市用地标准低，用地结构不合理。在中国，城市人口平均占地标准一般只达80平方米。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内部用地结构相当不合理，工业用地比重过高，一般都达25%～30%；生活用地、商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偏低；道路、广场、绿化、体育等用地严重不足，需要调整改善用地结构十分困难。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建筑密度已经达到

　　了极限，城市要继续发展，必须向外扩张，侵占周围农田。

　　三

　　中国是世界上城市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城市文明在历史上曾一度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现代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却大大落后了，我国现有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至少也要差20～30年。旧中国的城市发展步履艰难,中国城市化起步导源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从1949年到2000年5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城市化水平由10.64%提高到30.6%，增长近20个百分点，其中相当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的发展结果。

　　通过对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的考察发现，亚洲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率年均增加1%，城市化率则增加1.88%，而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工业化率每增加1%，城市化率只增加1.075%，大大低于亚洲1.88%的平均水平。按照这个模型，1988年我国工业化率为22.6%，城市化率应为42.5%，而实际上我国目前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滞后十几个百分点。

　　我国城市化进展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是由于在旧体制下的户口限制、住房限制、就业限制和商品粮限制，四位一体城乡壁垒的作用和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发展战略导致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小所致；从主观上讲，长期以来国家遏制城市发展的战略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并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强大的束缚力量。两个令人不能忘怀的例证是：60年代初期，2000多万城市职工被谴往农村；60年代末期，又有2000多万城市青年学生被派往乡下。这种遏制城市发展的战略思想有其复杂的历史根源，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其重要的政治体制背景。

　　在城市化的作用机制上，我国城市化动力主体的非经济性因素使城市引力场的作用被严重扭曲了。例如发达国家具有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完善的市场机制，资本、技术的转移及劳动力的流动是自由的，城市化的拉力和推力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城乡之间呈良性循环状态。一般说来，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发达国家，乡村分享到的城市文明程度越大，乡村本身越繁荣。美国和加拿大都属于这种情况。而中国城市化的动力主体是政府，从而具有明显的超经济性，城市化如何发展更多地取决于政府行为，即实现国家的政治目标，于是在指导思想上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导致忽视经济规律，不计成本，浪费惊人。

　　在工业化战略上，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重型工业结构严重阻碍了城市对劳动力吸收能力的增强。

　　在对待第三产业问题上，决策者长期以来持一种自然经济思想，认为服务业是非物质生产领域，应控制其发展，从而不重视流通，不重视城市的商品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科技中心和文化中心这类经济作用的发挥，使我国的第三产业相当不发达，而第三产业往往是劳动密集行业，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城市引力的发挥，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

　　在城市财政制度方面，由于国家对城市实行经济补贴政策，使国家的财政包袱越来越重，一方面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不但不能创造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连城市本身自然增加的劳动力也难以吸收；另一方面长期的财政补贴使城市居民开始习惯于低物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逐渐减少补贴，往往引起居民的不满，出现“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就骂娘”的现象。

　　从乡村推动方面看，国家长期以来曾实行低价收购农产品的政策来积累工业化资金，实现工业化，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农业的发展也受到大大的制约，农业的基础至今尚未稳定、强大。

　　余论

　　目前，加速我国城市化步伐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是城市化应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专家学者们意见不同，持论各异。最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小城镇重点论；二是大中城市主导论；三是中小城市重点论。这些论点都是关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有益探索，都具有一定的道理。小城镇重点发展战略在我国十几年的实践中，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最突出的是极大地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还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经历的农业衰退问题，加速了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然而，当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时，小城镇就暴露出聚集效益低下、社会经济效果不佳的弱点，如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粗放的乡镇企业给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并未成为农村人口转移的集聚基地等。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这一城市化战略已明显不符合第三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趋势，也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笔者认为，从长远看，小城镇应该是城市化的逻辑起点，而不是终点；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可以充分发挥聚集和扩散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趋势，也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导致这一趋势的是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达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在我国，实施这一战略比较适合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但中西部尚不具备实施的条件。中、小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在规模效益上优于小城镇，但逊于大城市；在避免和减少“城市病”方面优于大

　　城市，但逊于小城镇。我国要实现城市化，当然需要建设一批中小城市，但只靠建设中小城市还不能解决问题，这里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一个城市的规模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和自然地理、历史沿革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需要而且能建成大城市却人为限制其扩张规模，或者只适宜建设小城镇却强制扩展规模都将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总而言之，我国地域范围辽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往往会同时并存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目标模式。因此，无论是小城镇重点论，还是中小城市重点论，抑或大中城市主导论，都难以作为全国的统一模式。比较可行的是，依据我国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现实和未来发展的趋势，选择不同的城市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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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胡胜军（1966～），山东昌邑人，潍坊学院学生处副研究员。

篇十：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

　　城市建设现状与问题分析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信息化时代已经到来，城市化速度越来越快。我国城市建设内容比较复杂，通常会出现主次建设部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相关政府工作部门必须按照法定要求，提出一些政策性和引导性的城市规划计划，将城市规划进行分类编制，逐层神笔，同时需要对城市规划的整体编制审批进行初步设计。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文章将对我国目前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深刻探讨城市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字：城市建设；问题；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同时紧跟世界发展趋势，基本实现信息化、市场化、市场化、生态化和法制化。新的历史时期内，城市建设也必须迈向一个新的台阶，展现出新的特点。城市建设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高楼建设，需要考虑到自然环境保护，凸显人性化设计，将追求和谐的理念作为城市建设的核心。所以，为了适应新时期省市建设的发展需求，需要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不断进行探索研究，认清我国城市建设的问题，吸取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同时借鉴吸收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全面开创我国城市建设的新局面。

　　一、我国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全面分析我国城市建设的全过程，在肯定建设中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不能忽略其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必将影响到今后城市建设的速度和质量，以至于患上严重的“城市病”，造成城市建设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具有效数据统计显示，全国提出要建设国际性都市的城市有183个，但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如果强行进行城市建设，只能造成资源浪费，同时会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1.城市建设的随意性

　　城市建设需要规划，有规划才能进行具体实施。无论是城市广场、社区街道还是城市景观建设，都需要列入城市建设规划当中。但是我国很多城市进行建设的过程中，经常没有按照原计划进行施工，表现出强烈的随意性。通过分析，总结出三点原因：1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是处在变化当中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在原有城市建设规划方案中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就需要改变原有建设计划。2.政府领导更换。很多地区进行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相关领导出现变更的现象，新的领导对原有城市建设计划提出新的建议，就会改变原有建设计划，重新布局。3.利益驱动。城市建设会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建设过程中出现资金供应不足或者建设人员不到位，就会改变原有的建设计划。受利益驱动的内在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点：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利益，政府为了地区经济增长，大多热衷于土地出让，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城市建设。另一方面是个人利益，有些人为了个人利益会对城市建设给予人为因素干预，目的是为了从中谋取利益。

　　2.物质文化一次保护意识淡薄

　　我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在全国各地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现在的任何城市都能够存有一些历史文化古迹。但是很多文化古迹在城市建设中被一一拆毁，蕴藏了深厚文化的古迹和风景名胜等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3.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生活的基础，也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前提。从某些方面来说，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好坏，基础设施是否完善，同时还要取决于城市生态环境的好坏。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评价一个城市是否适合人类居住，并不在于城市规模的大小，城市建筑的现代化程度，关键要看城市布局是否合理，生态环境是否适宜人类居住，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人性化。但是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建设虽然能够提高城市经济发展，使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这些成绩很大程度是建立在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之上，虽然国家对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相应的法律规范，但是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很多法律规范流于形式，根本难以落实到具体问题。

　　4.最求速度忽视质量

　　我国城市化建设的速度较高，但是很多城市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为了凸显地方政府的政绩，大搞形象工程，片面追求城市建设的速度而忽视城市建设的实用性和人性化，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5.缺乏长远规划

　　交通问题几乎是我国大中城市的通病，除了我国企业行业发展迅速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城市建设缺乏长远规划目标。近几年，私家车数量激增，城市道路容量明显不足，很多老旧城区人口密度加大，公共设施不完善，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二、城市规划建设问题思考

　　1.理论规划

　　1.1城市建设要始终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更是全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城市建设必然会对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人口文化等方面带来影响，环境遭到破坏也是难免的。这就需要相关建设部门采取科学合理的规划促使，将城市建设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把可持续发展的回到思想落实到城市建设的各个环节。

　　1.2城市建设要凸显人性化

　　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最终目的都是为城市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需要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以，城市规划首先要落实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如果城市建设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没有体现人性化设计，在多的资金投入都是一种资源浪费。

　　1.3追求和谐发展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背景下，城市建设也需要特别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城市建设的生态平衡、产业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各个产业之间的合理布局。城市空间结构布局与土地的综合利用不完全取决于科学合理的规划，更取决于建设过程中的利于冲突和价值判断。从这方面来说，城市规划与建设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太的展现，所以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统筹兼顾，最终实现和谐发展。

　　2具体实施

　　2.1强调城市建设的严肃性

　　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强化城市建设的严肃性，包括城市建设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要重视法律在建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提高城市建设的严肃性。成绩建设的严肃性与城市规划是紧密联系的，法律法规是保证城市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所以，为了避免城市规划中出现失误，必须加大城市建设的执法力度，推进法律的保护作用。

　　2.2强调生态建设的重要性

　　生态环境是否适宜人类聚居是城市建设的前提，如果城市经济发达，公共设施完善，但是生态环境却不适合人类居住，这样的城市建设就是失败的。虽然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解决，将生态破坏降到最低，就能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为城市居民创造出适合生活居住的城市环境。要谨记，绝对不能走上“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

　　总结

　　我国城市建设发展已经取得非常明显的成绩，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城市建设中仍然暴露出很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会严重影响到城市今后的整体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所以，新的历史时期，城市建设更要把把握住机会，强调城市建设的社会功能，兼顾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终实现城市建设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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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谭海鸥,谭益民.关于发展泰山旅游经济优势的思考[J].科技与管理.2001(04)

篇十一：城市化的现状和问题

　长沙城市化发展现状、趋势及对策建议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综合过程。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城市化则是工业化的载体，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实现现代化的两大驱动力量。近年来，长沙市委、市政府坚持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布局调整，实现了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良性挥动，城镇化建设取得可喜成就，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从未来的发展来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长沙的城市化率达65.0%，长沙城市化发展将进入城市发展的成熟期，对于城市化发展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长沙城镇化发展现状

　　城市化是从产业结构相对松散的、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初级阶段，向集约化程度高、产业结构相对复杂的中高级阶段发展过程。城市化发展既有节奏性，又有连贯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长沙城镇人口达到455.55万人，城镇化率为65.0%，比2000年“五普”提高了10.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03个百分点。长沙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多年来，全市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近几年发展更为迅速。201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5619.33亿元，十年间长沙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省会城市排名由第14位跃升到第7位，科学发展为长沙经济加速发展、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2、城市承载能力显著增强。长沙按照“沿江建设，跨江发展”战略构想，以湘江为轴，一江两岸、互动共进、两翼齐飞的长沙城市新格局正变得更加清晰。2003-2011年，长沙城区面积由2002年的556.33平方公里扩展到2011年的1909.86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由129平方公里扩展到306.39平方公里；城市常住人口由595.46万人提高到709.07万人；城市房屋建筑面积由6132.40万平方米提高到16619.67万平方米；城市道路面积由1150公里提升到2173公里；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由11.72平方米提升到32.2平方米。

　　3、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长沙城乡居民收入保持中部省会城市首位，2011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069元，比2002年增加18048元，年均增长13.0%；农民人均纯收入13400元，比2002年增加9938元，年均增长16.2%，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年均增速3.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城市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由2002年的17.8平方米增加到2011的32.2平方米，农民人均住房面积由44.43平方

　　米增加到62.04平方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实现程度由2002年的76.1%提升到2011年的96.2%。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进一步推动了全市消费能力的增强，活跃了城乡经济和市场。2011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2125.9亿元，增长18.0%。

　　4、生态环境得以进一步整治。长沙坚持以“两型社会”建设为契机，不断加大生态建设力度，生态环境逐步好转，人居环境不断改善。2011年，全市城市园林绿化覆盖面积由2002年的6094公顷提高到2011年的10235公顷，年均增长5.9%，其中公共绿地面积由1085公顷提高到2794公顷，年均增长11.1%。2011年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41天，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3.4%；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量143.2万吨，无害化处理率达100%。长沙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由2005年的1.03吨标准煤下降到2011年的0.64吨标准煤，降低了37.9%。

　　5、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等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得到了落实和覆盖。2011年末，全市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工伤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了155.34万人、140.75万人和100.94万人，增长13.2%、2.7%和43.1%；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由2000年的3.5%下降到2011年的2.86%。

　　6、社会管理成效显著。2010年长沙被确定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通过积极推行“综合性试点、项目化管理”，在全国首创政府法制建设白皮书，建立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制度体系，同时进一步创新工作理念、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将社会管理寓于社会服务之中，通过完善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服务中心“三位一体”的服务管理模式，社会和谐稳定得到有效维护。

　　7、城乡规划布局科学合理。城市空间布局基本形成，发展空间进一步打开。长沙城市结构河东为主城区，星沙、河西为次中心，市委、市政府根据“两型城市”发展的要求，提出了以湘江为中轴，河东、河西两翼发展的战略，对长沙的经济发展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大河西先导区自2008年成立，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400亿元；三年完成总财政收入525.1亿元，年均增长37.6%；三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449.0亿元，年均增长42.0%。河西新城雏形基本形成，形成了河东河西比翼齐飞城市发展趋势。与此同时，长沙县域经济快速发展，2011年全市所辖四县（市、区）全部进入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二、长沙未来城市化发展走势判断

　　城市化是一种产业支撑有力、主体功能明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承载能力强以及人居环境优的城市化，是一条既注重

　　外延更注重内涵、规模设计科学、职能定位准确、空间布局合理的城市化道路。现阶段，长沙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和新型工业化快速发展期，联动推进新型城市化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恰逢其时。

　　按照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城市化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规律，城市化过程呈现S形增长曲线，即诺瑟姆曲线。根据该理论，城市化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初级阶段，加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和增长趋缓直至停滞的后期阶段。在诺瑟姆曲线上存在两个拐点：一个拐点代表城市化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的转折，一个拐点代表城市化中期阶段向后期阶段的转折，两个拐点所对应的城市化率分别为30％和70％左右。城市化发展遵循成长型曲线，起步阶段的进程较为缓慢；当城市化率达到30％后，进程明显加速；到城市化率达到70％以后，步伐又开始放缓。长沙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和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动力机制应证了这一规律。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期，长沙的城市化仍将处于加速发展的后期阶段，预计直到达到70%之后才会放缓。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当心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城市病”。国内外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人口5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的时候，“城市病”将可能是城市面对的首要问题。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

　　问题，表现在：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以及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三、促进长沙城市化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

　　长沙城市化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化要在阶段性规律上进行全面的创新。

　　1、进一步优化城市体系结构

　　根据城市化进程开展多层次城市化，制定合理的城市规划和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优化配臵资源要素，保证城市规划的实施和延续性。优化城市体系结构，将集中型城市化与分散型城市化相结合，集中型城市化模式使大城市的各种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增加城市的集聚能力；分散型城市化能够充分发挥中

　　小城市的作用，也可以缓解大城市带来的“城市病”。但城市过于分散，就会影响其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因此，要充分发挥各自特点，形成多层次城市化，重点发展以中心城区为中心、中小城镇相结合的城市化发展格局。

　　2、促进城市与区域协调发展

　　城市是区域系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要依据区域发展规划，从整体上协调发挥各个城市的优势作

　　用。以区域为载体，以交通为纽带，以经济分工与协作为基础，组成城市网络，充分发挥城市网络发展的作用。城市网络内部结合现有各城市的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对城市网络实行职能分工定位，使城市优势形成互补，融合发展，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同时要注重城市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发展，减小城乡差距。

　　3、完善优化城市产业结构

　　城市化发展必须要以产业的发展和聚集为支撑。统筹产业园区与城市发展，推动生产型企业向园区集中，提高产业园区承载和容纳能力；加强技术进步，发挥城市比较优势，形成合理产业结构，建设创新型城市；严控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型行业盲目增长，促进经济向低碳转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等措

　　施，解决产业效益低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知识型服务业向产业聚集区网络化渗透，加大服务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完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创立品牌的市场培育运行机制和社会服务体系。

　　4、加强城市化加速期社会建设

　　城市化进程中，要通过多种手段来调节利益关系，防止利益分配差距过大，造成两极分化；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重点保障最低生活需要，实现城乡、地区之间社会保障

　　的有效衔接；加强社区组织建设，鼓励居民参与社区重大决策，培养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调动其参与积极性；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组织，帮助弱势群体参与城市经济活动，融入城市生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合理配臵公共服务资源、公平分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城乡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人们享有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

　　5、城市化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

　　当前长沙的城市化正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对城市化进行统筹安排，保证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走绿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低碳经济、节能与新能源产业，提升城市化的品质和内涵，通过集中城市化，使城市形态更加紧凑。通过推广绿色环保的公共交通和步行、自行车等出行方式，提高城市交通出行的可达性。注重城市生态格局的维护和公园、绿化的建设，推广绿色建筑和可循环的基础设施系统，提高城市生活的宜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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