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9篇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9篇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引言　　中华民族有五前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儒家、道家、法家为代表的古代哲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引言

　　中华民族有五前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儒家、道家、法家为代表的古代哲学思想，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这些管理经验对我们后人对企业的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思想概述

　　(一)中国古代思想史

　　1.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可以追溯到先秦至汉代时期。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商家等。许多古代经典着作，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九章算术》、《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老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权变谋略和在管理过程中的境界、素质及管理原则的思想;《孙子兵法》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在人事、决策、环境、组织等方面的战略思想;《韩非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统御谋略思想;《论语》、《孟子》、《荀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谋略思想;《三国演义》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创造性管理思维;《红楼梦》主要体现了管理者以法治家的时效管理思想;而《九章算术》则是我国古代培训管理人员及供他们日常应用的手册，其中三分之二的题目可与财政或工程官员职能相对应，堪称两千年前世界管理数学之最。①

　　如表1-1所示：

　　统御之术

　　1.在识人上，中国最早的兵书《六韬》中提出识人“八征法”

　　2在用人上，墨子认为：“奉贤者，政之本也。”《吕氏春秋》提出“得贤人，国无不安……失贤人，国无不危”。管子提出了用人的德、功、能三项基本标准

　　3在制人上，韩非子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赏罚二术。君之利器”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用兵之策

　　经营之道

　　其他方面

　　1兵以利动2分析态势3先谋后战4避实击虚5不战而屈人之兵

　　范蠡总结经商经验，提出了计然之策。计然之策包括“待乏原则”和“积着之理”。

　　1在管理哲学上，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

　　2在领导方式上，儒家提出“仁政德治”，法家提出“法制刑治”，道家提出“无为而治”

　　3在系统运作上，古人提出许多运筹谋略，并造就大量传世杰作

　　4在钱财管理上，孔子主张“崇俭”。荀况提出：“节其流，开起源，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并形成一些核算制度

　　5在管物上，重视“利器

　　2．中国管理思想的演进

　　中国作为世界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着璀璨的历史遗产，包括丰富多彩的管理思想。由于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些管理思想零星分散，至今未能形成独立的科学体系，但许多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今天的管理实践仍然具有借鉴的价值。②

　　①②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1981年出版，原因：由于管理水平导致的执行问题。文化原因导致的执行问题：1、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我们讲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能人第一，制度第二，而现代企业制度讲究的是“用人要疑”，制度第一，能人第二。2、中国是一种清谈文化，我们讲究“大道无术”，缺乏量化管理传统，而现代企业管理讲究“大道有术——量化管理。3、中国是一种面子文化，我们讲究“以情理服人”，情在前，理在后，而现代企业是一种利益文化，讲究“理情服人”，理在前，情在后。

　　二

　　、中国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问题

　　（一）人才观念淡薄

　　先讲一个典故：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中,燕国最为弱小,因此常常受到强国的欺凌。燕昭王继位后，为了奋发图强，计划招聘天下贤士帮助治理国家，增强实力，特向大臣郭槐问计，招贤工作如何着手进行。郭槐便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国王欲出千购买斤千里马，然而三年过去了，没有买到一匹。后来终于发现了一匹千里马，但他派人去购买时，马已经死了。派去买马的人用五百两黄金买下了这匹死去的千里马。回国后，国王大为恼火：“我让你买的是活马，你花这么多钱给我买匹死马来做什么用？”买马人微笑着答道：“陛下您舍得花五百两黄金去买下一匹死马，何况活马呢？我的这一举动必让天下人都知道您喜欢良马，千里马很快就会得到了。果然，不出一年，就有人送来了三匹千里马。

　　于是，燕昭王就在郭槐的建议下在易水河畔修筑了个黄金台以招纳天下英才贤士。不久，周边各国众多贤士纷纷来到燕国，并得到重用。燕国的国力也由此大增。这个故事对于现代企业的启示主要是在用人思维。作为一个企业主管，要想把企业做好，必须聚集大批人才。而人才大都有他独特个性和特殊的境遇，这就要求主管既要有独具慧眼发现人才的能力，更要虚怀若谷尊重人才的品格，这样他们才能发挥其所能，帮你的事业获得成功。

　　中国古代珍惜人才的典故不计其数，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企业不但要善于发现人才，更要懂得测评人才和管理人才。

　　现代企业的生存是一种竞争性生存，人力资源自然对企业竞争力起着重要作用。管理的本质就是管人，对管理的理解，存在着多种观点，现在对管理有一种最简洁而却抓住其本质的定义，即管理是通过别人把事办成。有人批评这一定义过于简陋不周，有失偏颇。他们指责说，按此定义，管理者岂不是什么事不用干，光让别人干，这不成为官僚与寄生者了么？他们建议将此定义补充为：管理就是通过自己和别人把事办成，把管束者自己摆进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别人之所以能把事办成，除了他们自己的努力与贡献，怎能离开管理者筹划、授权、指挥、鼓励、协调、监控等作用的贡献呢？把管理言简意赅地归纳为通过别人把事办成，正是突出地点明了管理者的主要职责是去管理别人，而不是把自己等同于一个被管理者，和“别人”一个样。这一定义恰恰是强调了管理者的主要职责是搞好管理，这种管理的贡献和价值将远远超过管理者去做体力的和简单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价值。

　　（二）诚信缺乏

　　如今，企业对待消费者的不诚信行为层出不穷，更种欺诈行为更是猖獗，然而翻开中国的历史典籍，其中不乏有关信用无欺的商业规范和严格履行这些规范的“良贾”典范的记载。《周礼?地官?司市》中“贾民禁伪而除诈”。《盐铁论》①中载：“古者通商物不豫”、“以礼则工商不豫”。这些论述表明信用无欺的经商之道不仅是必须遵守的商业伦理，而且是能够给经商者带来好处，达到促进流通、利贾利民的有效手段。《史记》中也有“廉贾五之，贪贾三之”的观点，他告诫商人在进行贸易时不要为眼前短暂的小利所迷惑，如果单就某一笔交换的得利来说，可能获利甚微，但在赢得广大顾客的信任之后，货可速售、资金周转快，较之于贪利之贾，总的收获更丰。

　　①西汉

　　桓宽着

　　（三）缺乏和谐发展观思想

　　和谐发展观就是指在个人或集体进行必要活动时，协调的运用并保护社会或其他个体的利益。

　　“自然”是老子哲学，也是道家哲学的中心价值。我们现在说的“自然”，常常指自然界或大自然，但老子哲学中关心的焦点并不是大自然，而是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老子所提倡的是一种因任自然的态度，也就是让世界万物能够自然而然地发展，而不去订立一个所谓的标准去干扰、加以约束。

　　老子说：“天地长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这话的意思就是，无私也是有私，有私还是有私，所以这世界上一切人的行为都是自私的，这是人的本质。

　　中国古代自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以后，曾多次出现了“治世”或“盛世”的景象，它们都带有明显的“和谐”社会的色彩。我们所说的中国古代和谐社会，一般是指这种地主阶级封建专制集权式的和谐社会。我们今天提出“和谐”现象，探求其基本特征、形成原因，必然同中国古代的和谐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中国古代的和谐社会观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典型事例：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

　　我国现代企业对公益活动的意义认识不足。主要表现在：不少企业认为进行了一两次公益活动就足够了,但没有考虑到公益活动的开展与公司的长远目标相结合，大部分企业均无制度化的社会捐赠计划；不少企业认为进行公益活动将会减少他们的利润。①

　　现代企业公益事业的典型的代表就是大家熟悉的蒙牛集团，他们以“百年蒙牛

　　强乳兴农”根本目标，利用蒙牛的品牌和效益带动内蒙古贫困地区发展农业，同时，内蒙古政府也免费提供土地为交换，双方实现了互赢。这正体现了老子的“天地所以能长且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的思想。

　　此外，现代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一定要做到回馈社会，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组织都是社会的一员,都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因此,企业应当树立起热心公益,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观念,加强培育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企业捐赠意识,使之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也只有这样,企业才会真心诚意地为公众服务,不会把公益活动的开展流于表面。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除了能获得公众广泛的好评和信赖,提高企业的美誉度外,还会获得经济效益的回报。因此,企业要认识到如果能够为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支持,企业就可以在授益于他人当中自己也受益,社会效益会直接带来企业经济效益的飞跃。

　　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与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特别是在管理思想方面，古人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理念的启迪和指导。

　　古代一个王朝的兴衰与现代一个企业的管理有着很多内在的相似地方，一个王朝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就像现在一个公司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一样。于是中国古代入世的儒家思想，出世的道家思想，无论对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企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人性的共性，因此古代的哲学思想亦可以指导现代人进步。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组织管理、科技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复杂的，要使管理更有效、更成功，就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使之古为今用！让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三、中国现代企业管理问题解决对策

　　(一)人才对与一个企业的发展起着根本作用,所以企业要留住和培养人才,并队人才进行科学的测评。

　　①毛晓梅《人民网》

　　首先，企业留住人才的方法:1.懂得尊重人。任何一个人(不论是领导还是普通员工)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都有做人的尊严和做人应有的权利理应受到尊重。必须懂得尊重人才。

　　2.发展人。人们通常都潜藏着大量的才智和能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释放其潜藏的能量是企业管理者的主要任务。一定要让员工能得到发展自己职业生涯的机会,这样他们才有归属感,为企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3.凝聚人

　　。组织本身是一个生命体，组织中的每一个人不过是这有机生命体中的一分子。所以，管理不仅要研究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创造力和素质，还要研究整个组织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形成整体的强大合力。

　　案例:摩托罗拉力求把人才的流失率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这个比率根据整个行业而定。摩托罗拉认为8-10%的人才流失率是很健康、正常的，低于这个比率则公司缺乏新员工的更新，会导致机体缺乏活力。按照工作业绩，摩托罗拉将员工分成最优秀的20%、中间的70%、表现欠佳的10%三类。与其他许多500强公司的看法一样，摩托罗拉信奉“20-80法则”，即80%的价值是由20%的人创造的，20%的员工起着关键的作用。摩托罗拉竭力留住的人才就是这部分人。

　　中间的70%是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表现一直很稳定。对于最差的10%，摩托罗拉会逐一做出分析，某些人可能是其工作岗位与之所学或特长不相吻合，通过更换工作职位可以实现他的价值。但公司每年还是会有一定比率的员工被淘汰掉。摩托罗拉会直言不讳地告诉员工，在这个公司的发展可能不太适合，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去另一家公司，会更有前途。而在过去，摩托罗拉从来不会这么做，大家都好，没有这种差别性，结果业务表现并不理想，对那些表现突出的员工也无法进行奖励。这样就传递给了员工一个信息：一定要有工作业绩。

　　为能留住优秀的人才，摩托罗拉除了制定合理、有市场竞争力的薪资体系外，公司还为特别重要的员工提供特殊津贴。然而，摩托罗拉认为，要成功留住人才，只靠高薪是不行的。为员工提供有意义的工作、丰富的培训和发展机会，才是留住人才的关键。摩托罗拉大学是公司重要的一个培训机构，每年向公司员工提供管理和技术培训课程多达几十门。摩托罗拉制定的员工学习政策要求所有员工积极利用各种资源，努力建立一个学习型组织。这些资源包括：课堂培训，网络教学与培训，自学课程，正式大学教育,工作轮换机会，以及其他一些发展项目。

　　其次，人事测评对现代企业有着重要的影响：

　　（1）有助于资源配置的科学化，与事如何实现科学合理的配置，这是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管理长期以来，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有助于人力资源开发，借助素质测评，不但能发现优秀人才与短缺人才，而且还能明确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从而扬个人所长，避人所短，优化组合，开发潜能。

　　（3）有助于劳动人事的优化管理，人力资源与劳动经济管理，包括编制定员、人员招聘录用、人员分配与培训、绩效考核与劳动报酬发放等工作。

　　如表3-1所示：

　　一项研究显示，70%以上的被调查经理认为，抬高和降低对员工的评价都是故意做的。表些1—1中是这些经理对他们这种做法的解释。结果指出，许多测评制度的有效性是有缺陷的。

　　表1——1故意抬高或降低评价的原因

　　抬高评价

　　认为精确的评价将对下属的动机和业绩有不利影响

　　期望提高员工凭测评结果提薪的合格率

　　希望避免部门不光彩事件的扩散

　　希望避免产生一个消极的、永久的，并可能在将来仍影响员工的负面记录

　　需要对那些业绩仍较低但已付出了很大努力的员工进行奖励

　　避免与某些难以管理的员工对抗

　　希望促进较新式或令人生厌的员工逐步离开该部门

　　降低评价

　　担心员工对其良好的业绩感到惊慌

　　为了惩罚一个顽固的或难以对付的员工

　　为了缩减凭业绩提薪下发数量

　　为了遵守组织不提倡经理给出高评价的规定

　　（二）诚信企业的建立

　　我国春秋时期孔子以信为其“四教”（文、行、忠、信）科目之一，要求人们讲究信义，作到言而有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则人任焉”。①说明信是人与人之间真诚交往的精神纽带。中国传统道德在强调人际交往中要重言诺，守信用，以诚待人，表里如一；其次要求人们的行为要保持一贯性，不能朝三暮四，翻云覆雨。孔子讲的“谨而信”、“谨事而信”、“笃信好学”都是强调这一点。做到守信，就能够获得他人的尊重、理解、肯定与合作、支持，保证交往能够顺利有效的完成。否则，如果在往来中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甚至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欺诈他人，就会受到别人尤其交往对象的鄙弃、猜疑、回避和疏远等。所以，中国古人曰：“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无论亲疏远近，以诚信待人，自然会得到对方以诚信的回报，不仅能关系畅通，和谐人际关系，在事业有难时，往往亦能得他人的援手相助。如信誉扫地、欺诈成习，即便亲如夫妻或父母兄弟，也难相处。因此，中国传统道德提倡人与人之间以信义相交，坦诚相待，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信任，避免彼此猜疑、诈骗，反对言行二致、表里不一甚至勾心斗角、口是心非。

　　关于这种道理，西晋思想家傅玄说得好：“讲信修义，人道定矣。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妇，妇不信以承夫，则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妇相疑于室。大小混然而怀奸谋，上下纷然而竟相欺，人伦于是亡矣。夫信由上结者也。故人君以信训其臣，则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诲其子，则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遇其妇，则妇以信顺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以应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②

　　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始，就已经出现完善的商业或非商业的交换，民间的借贷关系就已经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日益显现和发展，商人的利己心及由此而演化出来的为逐利而为不诚实行为对当时缔创诸子学说的思想者们都或多或少的产生了影响。尽管他们对商业经济的态度各不相同，但从其对伦理道德及经济政治问题的一系列的论述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出交换的伦理思想，正是这些宝贵的政治经济伦理思想，奠定了我国商业信用观的思想基础，对后世商业者的行为特别是儒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作为先驱者们的诚实信用思想的沐浴熏习下，“信用”理念灌输到商业活动中形成中国“良贾”们优良的商业传统。信用也是儒商在交换关系中普遍奉行的商业伦理。

　　现代企业必须重视诚信原则，要建立一个诚信企业首先要先从企业内部做起：

　　1.企业自己指定诚信发展制度。企业通过制定明确的经营诚信的准则，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职工遵守企业经营的诚信准则。企业制定经营的诚信准则是为了使组织诚信与个体诚信同步协调，促进企业的持久发展。因此，企业制定经营的诚信准则必须从人性的要求出发，让职工能够接受企业经营的诚信准则，把企业经营的诚信准则转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

　　2.企业要建立经诚信奖惩机制。要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良好的经营的诚信环境。例如，根据管理者和职工经营的诚信业绩、经营的诚信行为和经营的诚信信仰，提拔、奖励管理者和职工；当企业的管理者和职工违反企业经营的诚信准则并给企业形象和企业利益带来损害时，必须给予必要的处罚，决不能姑息迁就。

　　①②于丹

　　《孔子心得》

　　傅玄(217-278)《傅子》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晋商是明清时期称雄于国内外商界500年之久的强大商业集团。诚然，晋商成功的因素和经验不少，然而最根本的还是诚信，诚信为本，利以义制。在道德观念上，山西商人主张道德为先、利以义制，认为经商虽以赢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基，提倡生财有道、见利思义，反对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诚信不欺”是晋商成功的根本，值得当代商界学习借鉴，值得整个社会传承发扬。

　　(三)企业应树立和谐发展观

　　1.企业要转变观念，树立和谐发展观

　　在和谐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对中国而言，许多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科技和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只有积极致力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对自然的保护来单纯强调对自然的开发，使开发变成对自然的粗暴掠夺和破坏，必须吸取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历史教训，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2.加强教育，培养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

　　维护生态平衡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所应履行的道德义务与责任.使企业员工的价值观和企业一致,让每个员工从自身能够参加到和谐发展的队伍中去,员工的行动才是企业的行动。

　　3.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谋

　　发展科技

　　按照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发展企业,运用高科技代替或减少对自然能源的利用。蒙牛集团就正是利用科学技术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保护了环境。

　　案例:蒙牛认为：可持续商业模式是要求企业把对环境和社会的双重责任融入到企业的经营实践中，从绿色、环保、可持续的经营中持续盈利。成长与增长相辅相成，对企业发展来说缺一不可。成长是又快又好的增长，而单纯增长的增长是不健康的发展速度，必须引起企业的重视。蒙牛重增长而更重成长。

　　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能否构建人与自然、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是领军企业、一个国家能否拥有健康未来的重要指标。身为传统的“三农经济”企业，蒙牛把目光投向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前沿，投入巨资创建了一个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良性循环的共赢格局。

　　2006年，在和林生产基地，蒙牛投资2000万元建成了日处理能力1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是目前行业中规模最大的污水处理厂，实现了零排放。此外，蒙牛斥巨资对围绕厂区的缘河进行改造，经过我们处理的中水流入缘河和水库，水质清澈可以直接用来养鱼。这些水还可以用于周边农牧民以及园区企业灌溉或生产。

　　目前，蒙牛还在完善污水处理系统，在建成污水处理厂的同时，蒙牛的中水全部循环利用正在实施中，一些污水工程正随主体工程建设中。除了这些，蒙牛还在事业部规章制度中详细制定、完善企业环保要求，规范生产环节，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蒙牛的产业链条上，从退耕还草到养牛挤奶，从节能减排到循环利用，通过蒙牛精心营造的产业链条，构建了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系统，更在循环中实现了数亿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与300万农牧民的脱贫致富。蒙牛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得到了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伊森?绍泽博士等海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四、总结

　　中国古代管理的思想与的成果，对当今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外的竞争过程中都具有指导意义；对于现代企业与组织内部的成绩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其思想文化的管理为现代人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与理论指导；中国古代技术与实践的进步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现代人更应好好总结经验吸取养份。

　　参考文献：

　　1．成君忆：《水煮三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7月版；

　　2．万君宝、王仁培：《财经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期；

　　3．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北京：中信出版社，1981年出版；

　　4．王慧炯、陈小洪：《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5．段从清，董林，王仁志：《企业战略管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第2版；

　　6．罗峻才：《人力资源管理》，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8；

　　7．于丹：《孔子心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8．孙子：《孙子兵法》，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

　　9．黄受安，段福德等：《中国古代九大思想学派集要》，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

　　10．何怀宏主编：《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11．路甬祥：《把握人与自然关系实质深入探讨和谐发展规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2．李景源、杨通进、余涌：《论生态文明》，北京：《光明日报》2004年。

篇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公司启迪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公司的启迪

　　序言

　　中华民族有五前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积厚流光，广博精深。以儒家、道家、法家为代表的古代哲学思想，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这些管理经验对我们后辈对公司的管理有重视要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思想归纳

　　(一)中国古代思想史

　　1.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能够追想到先秦至汉代时期。古代管理思想主要表此刻

　　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商家等。好多古代经典著作，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九章算术》、《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充

　　分反响了我国古代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老子》主要表现了管理者的权变谋略和在管理过

　　程中的境地、素质及管理原则的思想

　　;《孙子兵法》主要表现了管理者在人事、决策、环境、组

　　织等方面的战略思想

　　;《韩非子》主要表现了管理者的统御谋略思想

　　;《论语》、《孟子》、《荀子》主要表现了管理者如何办理人际关系的谋略思想;《三国演义》主要表现了管理者的创办性管理思想;《红楼梦》主要表现了管理者以法治家的时效管理思想;而《九章算术》则是我国古代培训管理人员及供他们平常应用的手册，其中三分之二的题目可与财政或工程官员职能相对

　　应，堪称两千年前生界管理数学之最。

　　如表1-1所示：

　　御之

　　①

　　1.

　　在

　　人上，中国最早的兵

　　《六

　　》中提出

　　人“八征法”

　　在用人上，墨子

　　：

　　“奉

　　者，政之本也。

　　”《

　　氏春秋》

　　提出

　　“得

　　人，国无不安??失

　　人，国无不危”。管子提出了用人的德、功、能三

　　基本

　　准

　　在制人上，非子

　　：“君无，弊于上；臣无法，乱于下”

　　“二

　　。君之利器”孔子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令不从”

　　用兵之策

　　之道

　　兵以利

　　2解析

　　3先

　　后

　　4避

　　虚5不

　　而屈人之兵

　　范蠡

　　商，提出了

　　然之策。

　　然之策包括“待乏原

　　”和

　　“著之理”。

　　在管理哲学上，提出以人

　　本的思想

　　在

　　方式上，儒家提出“德政德治”，法家提出“法制刑治”，道

　　家提出“无

　　而治”

　　在系

　　运作上，祖先提出

　　多运筹

　　略，并造就大批

　　世杰作

　　在

　　管理上，孔子主

　　“崇

　　”。荀况提出：“其流，开起源，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

　　不足”，并形成一些核算制度

　　在管物上，重

　　“利器

　　其他方面

　　2．中国管理思想的演进

　　中国作为世界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着绚烂的历史遗产，包括丰富多彩的管理思想。由于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些管理思想零星分别，到此刻未能形成独立的科学系统，但好多

　　②

　　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今天的管理实践依旧拥有借鉴的价值。

　　(二)中国各种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三大主流学派儒家——王者之道，德政德治；法家——霸者之道，法制刑治；

　　①

　　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1981年初版，2/8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公司启迪

　　二

　　、中国现代公司管理中的问题

　　（一）人才看法冷淡

　　先讲一个典故：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中,燕国最为细小,因此常常碰到强国的欺凌。燕昭王继位后，为了奋斗图强，计划招聘天下贤士帮助治理国家，加强实力，特向大臣郭槐问计，招贤工作如何着手进行。郭槐便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国王欲出千购买斤千里马，但是三年过去了，没有买到一匹。今后终于发现了一匹千里马，但他派人去购买时，马已经死了。派去买马的人用五百两黄金买下了这匹去世的千里马。回国后，国王大为恼

　　火：“我让你买的是活马，你花这么多钱给我买匹死马来做什么用？”

　　买马人微笑着答道：

　　“陛下您舍得花五百两黄金去买下一匹死马，何况活马呢？我的这一行为必让天下人都知道您喜欢

　　良马，千里马很快就会获得了。果然，不出一年，就有人送来了三匹千里马。

　　于是，燕昭王就在郭槐的建议下在易水河畔修筑了个黄金台以招纳天下英才贤士。不久，周边各国众多贤士纷纷抵达燕国，并获得重用。燕国的国力也由此大增。这个故事关于现代公司的启迪主若是在用人思想。作为一个公司主管，要想把公司做好，必定齐聚大批人才。而人才多半有他独到个性和特其他境遇，这就要求主管既要有独具慧眼发现人才的能力，更要心胸若谷敬爱人才的品德，这样他们才能发挥其所能，帮你的事业获得成功。

　　中国古代珍惜人才的典故不计其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公司不仅需善于发现人才，更要懂得测评人才和管理人才。

　　现代公司的生计是一种竞争性生计，人力资源自然对公司竞争力起重视要作用。管理的实质就是管人，对管理的理解，存在着多种看法，此刻对管理有一种最简洁而却抓住其实质的定义，即管理是经过别人把事办成。有人责怪这必然义过于简陋不周，有失偏颇。他们斥责说，按此定义，管理者岂不是什么事不用干，光让别人干，这不能够为官僚与寄生者了么？他们建议将此定义补充为：管理就是经过自己和别人把事办成，把管束者自己摆进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别人之因此能把事办成，除了他们自己的努力与贡献，怎能走开管理者筹办、授权、指挥、激励、协调、监控等作用的贡献呢？把管理要言不烦地归纳为经过别人把事办成，正是突出地点了然管理者的主要职责是去管理别人，而不是把自己等同于一个被管理者，和“别人”一个样。这必然义恰巧是重申了管理者的主要职责是搞好管理，这种管理的贡献和价值将远远高出管理者去做体力的和简单的劳动所能创办的价值。

　　（二）诚信缺乏

　　此刻，公司对待花销者的不诚信行为层见迭出，更种欺诈行为更是?嚣张，但是翻开中国的

　　历史典籍，其中不乏有关信誉无欺的商业规范和严格履行这些规范的“良贾”典范的记录。

　　《周礼?①地官?司市》中“贾民禁伪而除诈”。

　　《盐铁论》

　　中载：“古者通商物不豫”、“以礼则工商不豫”。这些论述表示信誉无欺的经商之道不但是必定遵守的商业伦理，而且是能够给经商

　　者带来好处，达到促使流通、利贾利民的有效手段。

　　《史记》中也有“廉贾五之，贪贾三之”的看法，他劝说商人在进行贸易时不要为眼前短暂的小利所迷惑，若是单就某一笔交换的得利来

　　说，可能盈利甚微，但在赢得广大顾客的相信此后，货可速售、资本周转快，较之于贪利之贾，总的收获更丰。

　　（三）缺乏友善发展观思想

　　友善发展观就是指在个人或集体进行必要活动时，协调的运用并保护社会或其他个体的利

　　益。

　　“自然”是老子哲学，也是道家哲学的中心价值。我们此刻说的“自然”，常常指自然界或大自然，但老子哲学中关心的焦点其实不是大自然，而是人类社会的生计状态。老子所倡议的是一种因任自然的态度，也就是让世界万物能够自但是然地发展，而不去订立一个所谓的标准去搅乱、加以拘束。

　　老子说：“天地长久，天地因此能长且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这话的意思就是，无私也是有私，有私还是有

　　①

　　西汉

　　桓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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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公司启迪

　　私，因此这世界上所有人的行为都是自私的，这是人的实质。

　　中国古代自秦王嬴政一致中国今后，曾多次出现了“治世”或“盛世”的情形，它们都带有明显的“友善”社会的色彩。我们所说的中国古代友善社会，一般是指这种地主阶级封建专制集权式的友善社会。我们今天提出“友善”现象，研究其基本特色、形成原因，必然同中国古代的友善社会有好多相似之处，因此，中国古代的友善社会观能供应一些有益的启迪。典型事例：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

　　我国现代公司对公益活动的意义认识不足。主要表此刻：很多公司认为进行了一两次公益

　　活动就足够了,但没有考虑到公益活动的睁开与公司的长久目标相结合，大部分公司均无制度化

　　①

　　的社会捐赠计划；很多公司认为进行公益活动将会减少他们的利润。

　　现代公司公益事业的典型的代表就是大家熟悉的蒙牛公司，他们以“百年蒙牛

　　强乳兴农”根本目标，利用蒙牛的品牌和效益带动内蒙古贫困地区发展农业，同时，内蒙古政府也免费提

　　供土地为交换，双方实现了互赢。这正表现了老子的“天地因此能长且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的思想。

　　其他，现代公司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必然要做到回馈社会，在市场经济系统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组织都是社会的一员,都应该肩负必然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因此,公司应该成立起热忱公益,自觉肩负社会责任的看法,加强培育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公司捐赠意识,使之成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也只有这样,公司才会诚意诚意地为公众服务,不会把公益活动的睁开流于表面。富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公司,除了能获得公众宽泛的好评和相信,提高公司的美誉度外,还会获得经济效益的回报。因此,公司要认识到若是能够为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恩赐热

　　情的帮助和支持,公司便能够在授益于别人中间自己也受益,社会效益会直接带来公司经济效益的飞驰。

　　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想起来从夏朝开始到此刻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与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积淀了好多有价值的东

　　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特别是在管理思想方面，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不不过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理念的启迪和指导。

　　古代一个王朝的兴衰与现代一个公司的管理有着好多内在的相似地方，一个王朝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就像此刻一个公司里什么样的人都有相同。于是中国古代入世的儒家思想，出生的道家思想，无论对古代社会还是现代公司，都会产生必然的影响，无论祖先还是今人都有人性的共性，因此古代的哲学思想亦能够指导现代人进步。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组织管理、科技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特别复杂的，要使管理更有效、更成功，就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使之古为今用！让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连续弘扬光大！

　　三、中国现代公司管理问题解决对策

　　(一)人才对与一个公司的发展起着根本作用,因此公司要留住和培育人才,并队人才进行科学的测评。

　　第一，公司留住人才的方法

　　:

　　1.

　　懂得敬爱人。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领导还是一般职工)都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人，都有做人的尊严和做人应有的权益理应碰到敬爱。必定懂得敬爱人才。

　　2.

　　发展人。人们平常都隐藏着大批的才干和能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释放其

　　隐藏的能量是公司管理者的主要任务。

　　必然要让职工能获得发展自己职业生涯的机遇,这样他们才有归属感,为公司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3.

　　凝聚人

　　。组织自己是一个生命体，组织中的每一个人但是是这有机生命体中的一分子。因此，管理不但要

　　研究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创办力和素质，还要研究整个组织的凝聚力与向

　　心力形成整体的富强合力。

　　事例:摩托罗拉力求把人才的流失率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这个比率依照整个行业而定。摩托罗拉认为8-10%的人才流失率是很健康、正常的，低于这个比率则公司缺乏新职工的更新，①

　　毛晓梅《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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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公司启迪

　　会以致机体缺乏活力。依照工作业绩，摩托罗拉将职工分成最优秀的

　　20%、中间的70%、表现欠

　　佳的10%三类。与其他好多500强公司的看法相同，摩托罗拉信奉“20-80法规”，即80%的价值是由20%的人创办的，20%的职工起重视点的作用。摩托罗拉全力留住的人才就是这部分人。

　　中间的70%是公司发展的中坚力量，表现向来很牢固。关于最差的10%，摩托罗拉会逐一做出解析，某些人可能是其工作岗位与之所学或专长不相切合，经过更换工作职位能够实现他的

　　价值。但公司每年还是会有必然比率的职工被裁汰掉。摩托罗拉会直抒己看法告诉职工，在这个公司的发展可能不太合适，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去另一家公司，会更有前途。而在过去，摩托罗拉向来不会这么做，大家都好，没有这种差别性，结果业务表现其实不理想，对那些表现突出的职工也无法进行奖励。这样就传达给了职工一个信息：必然要有工作业绩。

　　为能留住优秀的人才，摩托罗拉除了拟定合理、有市场竞争力的薪资系统外，公司还为特别重要的职工供应特别津贴。但是，摩托罗拉认为，要成功留住人才，只靠高薪是不能够的。为职工供应有意义的工作、丰富的培训和发展机遇，才是留住人才的要点。摩托罗拉大学是公司重要的一个培训机构，每年向公司职工供应管理和技术培训课程多达几十门。摩托罗拉拟定的职工学习政策要求所有职工积极利用各种资源，努力成立一个学习型组织。这些资源包括：课

　　堂培训，网络授课与培训，自学课程，正式大学教育

　　,工作轮换机遇，以及其他一些发展项目。

　　其次，人事测评对现代公司有重视要的影响：

　　（1）有助于资源配置的科学化，与事如何实现科学合理的配置，这是人力资源管理与公

　　司管理长久以来，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有助于人力资源开发，借助素质测评，不仅好发现优秀人才与短缺人才，而且还能

　　够明确每一个人的长处和弊端，进而扬个人所长，避人所短，优化组合，开发潜能。

　　（3）有助于劳动人事的优化管理，人力资源与劳动经济管理，包括编拟定员、人员招聘录取、人员分配与培训、绩效核查与劳动酬金发放等工作。

　　如表3-1所示

　　：

　　一项研究显示，70%以上的被检查经理认为，抬高和降低对职工的议论都是故意做的。表些

　　1—1中是这些经理对他们这种做法的讲解。结果指出，好多测评制度的有效性是出弊端的。

　　表1——1故意抬高或降低议论的原因抬高议论

　　认为精确的议论将对手下的动机和业绩有不利影响

　　希望提高职工凭测评结果提薪的合格率

　　希望防备部门不仅彩事件的扩散

　　希望防备产生一个消极的、永久的，并可能在将来仍影响职工的负面记录需要对那些业绩仍较低但已付出了很大努力的职工进行奖励

　　防备与某些难以管理的职工抗衡

　　希望促使较新式或令人生厌的职工渐渐走开该部门

　　降低议论

　　担忧职工对其优秀的业绩感觉慌乱

　　为了处罚一个执拗的或难以对付的职工

　　为了减少凭业绩提薪下发数量

　　为了遵守组织不倡议经理给出高议论的规定

　　（二）诚信公司的成立

　　我国春秋时期孔子以信为其“四教”（文、行、忠、信）科目之一，要求人们讲究信义，作到一言九鼎。“与朋友交，一言九鼎”、“信则人任焉”。

　　①

　　说明信是人与人之间诚挚交往的精神纽带。中国传统道德在重申人际交往中要重言诺，守信誉，以诚待人，表里如一；其次要

　　求人们的行为要保持一直性，不能够朝三暮四，翻云覆雨。孔子讲的“谨而信”、“谨事而信”、“笃信好学”都是重申这一点。做到守信，便能够获得别人的敬爱、理解、必然与合作、支持，①于丹

　　《孔子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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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公司启迪

　　保证交往能够顺利有效的完成。否则，若是在来往中频频无常，朝三暮四，甚至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欺诈别人，就会碰到别人特别交往对象的厌弃、猜疑、回避和疏远等。因此，中国祖先曰：“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无论亲疏远近，以诚信待人，自然会获得对方以诚信的回报，不但能关系畅达，友善人际关系，在事业有难时，常常亦能得别人的援手互帮。如信誉扫地、欺诈成习，即便亲如夫妻或父亲母亲兄弟，也难相处。因此，中国传统道德倡议人与人之间以信义订交，坦诚相待，促使人与人之间相互敬爱、相互理解相信，防备相互猜疑、诈骗，反对言行二致、表里不一甚至尔虞我诈、言不衷心。

　　关于这种道理，西晋思想家傅玄说得好：“讲信修义，人道定矣。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妇，妇不信以承夫，则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妻相疑于室。大小混但是怀奸谋，上下纷但是竟相欺，人伦于是亡矣。夫信由上结者也。故人君以信训其臣，则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诲其子，则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遇

　　其妇，则妇以信顺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以应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

　　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始，就已经出现完满的商业或非商业的交换，民间的借贷关系就已经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日益显现和发展，商人的利己心及由此而演化出来的为逐利而为不诚推行为对当时缔创诸子学说的思想者们都或多或少的产生了影响。尽管他们对商业经济的态度各不一样样，但从其对伦理道德及经济政治问题的一系列的论述中直接或间接的反响出交换的伦理思想，正是这些难得的政治经济伦理思想，确立了我国商业信誉观的思想基础，对后辈商业者的行为特别是儒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作为前驱者们的诚实信誉思想的沐浴熏习下，“信誉”理念灌输到商业活动中形成中国“良贾”们优秀的商业传统。信誉也是儒商在交换关系中宽泛推行的商业伦理。

　　现代公司必定重视诚信原则，要成立一个诚信公司第一要先从公司内部做起：

　　1.

　　公司自己指定诚信发展制度。公司经过拟定明确的经营诚信的准则，公司履行的社会责任；职工遵守公司经营的诚信准则。公司拟定经营的诚信准则是为了使组织诚信与个体诚信同步协调，促使公司的长久发展。因此，公司拟定经营的诚信准则必定从人性的要求出发，让职

　　工能够接受公司经营的诚信准则，把公司经营的诚信准则转变成自己的自觉行为。

　　①

　　2.

　　公司要成立经诚信奖惩体系。要在公司内部形成一种优秀的经营的诚信环境。比方，依照管理者和职工经营的诚信业绩、经营的诚信行为和经营的诚信信奉，提拔、奖励管理者和职工；当公司的管理者和职工违反公司经营的诚信准则并给公司形象和公司利益带来损害时，必定恩赐必要的处罚，决不能够姑息迁就。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晋商是明清时期称雄于国内外商界500年之久的富强商业公司。诚然，晋商成功的要素和经验很多，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诚信，诚信为本，利以义制。

　　在道德看法上，山西商人主张道德为先、利以义制，认为经商虽以盈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基础，倡议生财有道、见利思义，反对自私自利、不择手段。

　　“诚信不欺”是晋商成功的根本，值得今世商界学习借鉴，值得整个社会传承弘扬。

　　(三)公司应成立友善发展观

　　1.

　　公司要转变看法，成立友善发展观

　　在友善发展观方面，我们必定确立可连续发展看法，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一致

　　起来对中国而言，好多环境问题正是由于

　　科技和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只有积极致力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够走开对自然的保护来单纯重申对自然的开发，使开发变成对自然的粗暴抢劫和破坏，必定吸取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

　　历史教训，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把促使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将来的连续发展一致同来，推行可连续发展的目标，实现既满足今世人的需要，又不对后辈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组成危害的发展。

　　2.

　　加强教育，培育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

　　保护生态平衡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计所应履行的道德义务与责任.使公司职工的价值观和

　　公司一致,让每个职工从自己能够参加到友善发展的队伍中去

　　,职工的行动才是公司的行动。

　　①

　　傅玄(217-278)《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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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敬爱自然，依照自然

　　规律谋

　　发展科技

　　依照自然规律,就地取材发展公司,运用高科技代替或减少对自然能源的利用。蒙牛公司就正是利用科学技术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保护了环境。

　　事例:蒙牛认为：可连续商业模式是要求公司把对环境和社会的双重责任融入到公司的经营实践中，从绿色、环保、可连续的经营中连续盈利。成长与增添相辅相成，对公司发展来说缺一不能够。成长是又快又好的增添，而单纯增添的增添是不健康的发展速度，必定引起公司的重视。蒙牛重增添而更重成长。

　　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是此刻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能否成立人与自然、经济增添与环境保护的友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公司是否是领军公司、一个国家能否拥有健康将来的重要指标。身为传统的“三农经济”公司，蒙牛把目光投向了社会可连续发展的最前沿，投入巨资创办了一个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良性循环的共赢格局。

　　2006年，在和林生产基地，蒙牛投资2000万元建成了日办理能力1万吨的污水办理厂，是当前行业中规模最大的污水办理厂，实现了零排放。其他，蒙牛斥巨资对围绕厂区的缘河进行

　　改造，经过我们办理的中水流入缘河和水库，水质清明能够直接用来养鱼。这些水还能够够用于周边农牧民以及园区公司灌溉或生产。

　　当前，蒙牛还在完满污水办理系统，在建成污水办理厂的同时，蒙牛的中水所有循环利用正在推行中，一些污水工程正随主体工程建设中。除了这些，蒙牛还在事业部规章制度中详细拟定、完满公司环保要求，规范生产环节，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可连续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蒙牛的产业链条上，从退耕还草到养牛挤奶，从节

　　能减排到循环利用，经过蒙牛精心创办的产业链条，成立了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系统，更在循

　　环中实现了数亿花销者的身体健康与

　　300万农牧民的脱贫致富。蒙牛的可连续发展之道，获得

　　了中美可连续发展中心伊森

　　?绍泽博士等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议论。

　　四、总结

　　中国古代管理的思想与的成就，对此刻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外的竞争过程中都拥有指导意义；关于现代公司与组织内部的成绩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起重视要作用，其思想文化的管理为现代人的进步供应了不能够或缺的哲学与理论指导；中国古代技术与实践的进步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现代人更应好好总结经验吸取养份。

　　参照文件：

　　．成君忆：《水煮三国》，北京：中信初版社，2003年7月版；

　　．万君宝、王仁培：

　　《财经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初版社，2001

　　年第4期；

　　．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北京：中信初版社，1981年初版；

　　．王慧炯、陈小洪：《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北京：中国经济初版社

　　1991；

　　2版；

　　．段从清，董林，王仁志：

　　《公司战略管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初版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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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公司启迪

　　6．罗峻才：《人力资源管理》，北京：人民邮电初版社，1998；

　　7．于丹：《孔子心得》，北京：中华书局初版社，2007年初版；

　　8．孙子：《孙子兵法》，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初版社，2001年；

　　9．黄受安，段福德等：《中国古代九大思想学派集要》，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初版社；2000

　　年；

　　10．何怀宏主编：《生态伦理

　　——

　　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保定：河北大学初版社，2002年

　　月；

　　11．路甬祥：《掌握人与自然关系实质深入商议友善发展规律》，北京：科学初版社；

　　2004

　　；

　　12．李景源、杨通进、余涌：

　　《论生态文明》，北京：《光明日报》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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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

　　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1-02-2511:19:18【摘要】中国古代文化中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并禾过时。本文从管理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与探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与现代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结合，对现代的企业管理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我国古代

　　管理思想

　　现代企业

　　引言

　　管理是一种文化现象，无论何种层次、何种规模的管理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背景，管理思想也无不深深地镌刻着民族文化的印迹。中国古代有许多成功的管理经验和丰富的、独具特色的管理思想，传统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的管理实践仍具有指导意义。

　　一、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综述

　　儒家管理思想—“和为贵”

　　中国人处世性格的显著特征是“和”，它的立足点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和”的基本涵义是和谐、调和、相谐与协调，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儒家管理思想很早就认识到了“协调”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早在2300多年前，孔子就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通过协调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因素，以达到最佳的和谐管理状态。后来历代儒家也都肯定并十分重视“和”在管理中的作用，强调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儒家思想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管家治国的基本原则，“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各守本分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谋求对立面的和睦共处也是一种“和”。

　　从管理的角度讲，“和”就是协调。因为管理就是处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以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就企业来说，企业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多层次、多因素、多序列、多职能的有机结构。只有把企业内外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使管理处于有序状态，才能保证企业的成功。法国企业家法约尔把“协调”视作是企业管理的五种基本职能之一，认为“协调就是连接、联合、调和所有的活动及力量”。美国管理学家古里克认为“协调”就是“为了使企业各部门之间工作和谐，步调一致，共同实现企业的目标”。美国管理学家孔茨则进一步把“协调”从一般的管理职能提升为“管理的本质”。这些都说明“协调”即“和”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和”在管理中的作用，可以分成两个层次。它的低层次的作用，是化解人际间的紧张与冲突，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孔子曾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讼”是人际间矛盾的激化。“无讼”是孔子的理想，目的在于缓和矛盾的冲突，是“和”的表现。“和”在管理中的高层次作用，是指企业成员间通过彼此的理解和沟通，实现同心同德，协力合作。这是一种互为目的、互相新生的关系，也是“和”管理的高境界表现。“和为贵”已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理念。

　　以和为贵的上下级关系

　　“和”是企业管理的最佳境界。一个企业的“和”，首先应该是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和睦关系，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和无寡”。当一个组织内部的上下关系互相协调，群众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怎么会觉得人少呢？反之，如果一个企业的老板与员工关系紧张对立，员工三天两头地闹事罢工，或者上班人来心不来，工作不认真尽责，用消极怠工来发泄心中的怨气，那么，这个企业即使人再多也是没有用的，至少也是效益低下，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笃信“和为贵”处世哲学的华商们，都很善于处理令许多西方老板很

　　感棘手的雇主与员工关系。他们不但在企业中实施仁政，善待员工，而且还经常深入到员工中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和疾苦，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所以，在大多数华商企业里，劳资关系都比较和睦融洽，一般都不会发生工人请愿罢工的事情。

　　二、古代激励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激励方法虽然大多都来自于对国家和军队的管理中，但表现为多注重“情”字，强调心“治”，重视精神鼓励。最终实现对民“爱之如父母，则归之如流水”的目的。通过对历史的回顾，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和民族传统，在管理者实施管理的过程中，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有的放矢的管理。

　　1．重视“情”字，培育良好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它作为影响人们活动效率的因素，起作用的机制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来调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

　　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管理的核心在人的问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如怎样以道德为核心在社会生活及决策管理中发挥作用，将人们引向管理目标，实现统治者的目的，孔子所倡导的仁政与礼治，可谓达到了最高的理想境界。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求治”、“求善”为目的，以人情主义为特征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机制下，“礼”在各种管理行为中起着关键性的调节功能。而“礼之用，和为贵”，其中促成“人和”的内在机制则是“仁”“仁”作为礼的核心，其基本含义就是“爱人”。这种主张靠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化来影响群众达到目标，以心理情感为纽带，以情理渗透为原则，洋溢着浓浓人情味为形式的“德治”方式，体现着高超的管理艺术，起到了无

　　比拟的巨大效果。

　　在现代社会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利用人情感应来控制人的行为，是现代管理的高明之处。一方面它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与社会之需要，并使人们形成较强的群体意识，提高人们对组织的认同感、责任感；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管理组织具有很强的自组功能。因为在人情主义的调控机制下，组织中各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心意感召实现人际互动。这种由情感实现的互动，就是管理系统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调控。所以，人际关系在当今的组织管理中占据无法替代的地位。

　　2．大力祟尚、培育职工的团队合力和团队精神

　　从管理学的角度讲，它强调的是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协调，从而产生出一种群体的力量。崇尚团队精神业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

　　这种永不褪色的管理方式，可从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价值取向——义利观即“天人合一”的整体价值观上得到很好的印证。在这一整体价值观中，“义”是指精神价值，是正义、道义，是有利于社会国家、有利于人民的最高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而所谓的“利”是指物质价值，是指个人的名利、财富、地位等。历代各思想学派在解决“义”与“利”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其共同的努力方向是二者的平衡发展，从而保证国家的稳定。这种“义利合一”观体现在管理活动中，就是各家所主张的“义以生利”、“以义制利”、“以利制义”。正如孔子所主张的：“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所以，管理者所要履行的

　　职责就在于：正确处理好“义”与“利”二者的关系，在整体把握中求得共同发展，达到终极目标——义利合一。惟有如此，管理者才能真正推出模范的行为，制定出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人，才能充分调动、发挥处于管理系统中的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创造出较为丰富的物质、精神价值。

　　马克思说，协作产生的不是单个劳力相加的效应，而是整体的效应。可以想象，一旦有了这样的团队精神、团队合力，在企业里，员工将企业视为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就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为企业的生存、发展使出最大的力量。

　　3．提倡、遵循“中庸之道”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度”，做事达不到这个“度”或者超过这个“度”都得不到预期的效果。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揭示了这一真理。所以，恰如其分地运用好这一管理理论，注意分寸、掌握火候、抓住时机，严防“过”与“不及”，是现代管理中的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呼!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因此，在他看来，“中庸”是最高的品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由于这一思想的影响，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在管理思想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管理观——协和观。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均衡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一致”。它对管理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生产管理中要做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从而实现管理的有序；在社会管理中“依天顺人”，“敬德保民以配天”，从而维护国家稳定、社会协调。在人事管理上，强调“知行一致”，主张“听其言，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从而做到“知人善任”。要实现上述目标，在管理中实现有效的

　　三、集体案例分析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成立之初,采取的是直线式管理模式,其最大的好处是决策层能够亲自掌控企业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没有过多的中间管理环节,减少多余的层级,快速反应、高效运行,这在企业初期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公司所要经营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宽泛,原有的组织架构就无法满足管理的需求,于是从2005年起,企业大胆尝试对组织架构进行改革,从原来的直线式管理模式变革为事业部制管理模式,成立了5个事业部,在所有事业部之上,成立一个纯粹的职能管理机构---扬子空调总公司,对全公司的人、财、物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事业部制的建立,从根本上形成了公司内部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划小了核算单元,真正做到了通过组织的分工与协同实现经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并最终促成总体管理目标的达成,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2008年,在原有5个事业部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农业人工环境事业部,更进一步实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和精细化管理。

　　在法家看来,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全局的组织结构,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的组织系统,是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控制与管理的根本条件。

　　企业的运营,仅有目标和组织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完善的制度是基本的保障。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度就是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制度同样如法律一般。诸葛亮治蜀时曾说过: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组织,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是根本无法开展任何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的。

　　从2005年起,公司加强了各项管理制度的制定、修改完善和执行,这其中涉及基础规章、信息化建设、流程管理、薪资改革、物资采购、生产制造、质量监控、销售政策等各个方面。2006年,扬子空调总公司提出了建立“四化”企业的管理思想:即建立法制化、规范化、流程

　　化、人性化的现代企业。2007年以来,公司又先后与国内多家著名的管理机构合作,陆续引进了“全面预算管理”、“人力资源管理”、“MRP采购管理”、“KPI管理系统”、“ERP管理系统”、“IE工程”等多个管理项目,使企业的制度化管理得到长足的进步。

　　当然,有制度,就必须要有执行!

　　法家强调:执法有信。用现代管理的话说:就是执行力是法制的保障,即有法必依。没有执行,所有的制度都是一纸空文。法家思想认为:管理行为也就是通过对人的行为动机和需要分析,以求人与组织的和谐,并引导恰当地适应人们的需求和对需求的渴望用以实施组织的目标。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的管理。现代管理学的控制职能是衡量和校正属下人员的各种活动,从而确保组织目标以及行为达到目标的各项工作得以实现。衡量绩效是控制活动重要方面,也是控制责任落实所在。对于包括领导者在内各个层次的人员,控制的职能均是必不可少的,控制对象包括人、事、行为等在内,因此控制是管理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手段。这里所说的“控制”,就是依照制度的执行过程。

　　我们都知道,一支在战场上的部队,每名战士必须始终保持服从指挥、步调一致,否则永远都打不了胜仗,最终只会被对手消灭。企业也是一样,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必须在严格的制度化管理下,每一个组织成员都能做到目标一致、方向明确、思想统一、行为规范,这样才能实现员工行为与企业目标的高度统一,否则,企业将始终处在一种混乱状态,最终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直到被竞争对手消灭。

篇四：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摘要】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也是一种特殊的思想资源和管理资源。我国传统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为政以德、中庸之道”的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对管理者行为依然有着深远影响。

　　【关键词】传统管理思想

　　现代管理

　　以人为本

　　中庸之道

　　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意义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了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生产等方面的经验和理论，其中不乏先进的管理思想。纵观人类历史，中国是仅有的一个数千年来从未间断过文明史的古国，中国如此坚固和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无疑是因为这些管理思想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合理性。

　　现代管理思想不仅源于西方也同时深受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西方管理思想来源于古希腊文明，从

　　20世纪初至今已发展成为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在近代资本的条件下演变成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西方管理思想偏重于掌握改造自然，早期西方管理思想更多的把人作为工具，这不符合现代以人为本的精神。而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则更注重自然规律和人文社会的有机结合，所谓“道法自然”，可以说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长处恰好弥补了西方管理思想的不足，二者的结合无疑为现代管理活动打开了崭新的一页。特别是我国企业管理不应该单纯照抄照搬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由于几千年文化的深层积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管理活动必须立足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将西方科学的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内涵有机地契合起来，才是我国现代企业管理工作的根本出路。

　　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核心理念

　　（一）以人为本。儒家是人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人本思想的主要意义在于：第一，强调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反对将人动物化、工具化，反对无视人的尊严，反对强加于人。第二，尊重人的利益要求，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只有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才能对人民进行教育，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以使天下归顺。第三，倡导“仁政”，反对“暴政”，认为统治者应宽厚待民，施以恩惠，以利于争取民心。第四，重视人才、尊重人才、使用人才，认为国家治理要“以德为先”、“以人为本”。

　　（二）“中庸”与“和为贵”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人所推崇的“中”，既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态度与方法，又是一种为人处世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又说“过犹不及”，主张对待事物既不过分，也无不及，采取适中和恰当的态度。中庸的过犹不及不是折中，不是不顾原则、酌盈济虚以求平衡，而是坚持事物判定的标准，是则是，非则非，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也不行。

　　“和”在中国古代经典论述中的基本涵义是和谐，古人重视“天人合一”的和谐，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整体主义的管理思想。“修身”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个人的独立人格和人格自由，恰恰相反，而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束缚在家庭道德上，并进而受制于君臣上下的等级制度中。也就是说在家通过“孝”、“节”两方面维系家庭利益，倡导的是个人绝对服从家庭，是家族本位。在国则是通过“忠”维系国家利益，是国家或社会的本位。“尽忠报国”即是这一思想原则的体现。

　　三、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一）坚持以人为本，把管理重心由“物”转为“人”。

　　儒家对“仁”的强调及对“礼”的推崇都是为了协调、规范和平衡人际关系。现代的人本管理，从东方到西方，都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要求企业管理者“居仁怀义”，追求管理者与员工的和谐，员工与员工的和谐，以及员工与顾客的和谐。

　　（二）坚持中庸之道，把管理目标由“理想”转为“适度”。一是决策目标应由“最优”转向“满意”。传统的管理决策理论追求决策的最优，但经济组织是一个多功能的复杂系统，决策是一种多变量、多约束的行为，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决策达到最优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合理”或“满意”。二是管理原则应由“极端”转向“适度”。中庸之道不仅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法宝，也是组织管理的方法和思维。管理活动不能理想化、简单化、片面化，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必须把握好原则性与灵活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将具体问题放在当时特定的背景、状态和条件下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做到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恰如其分。三是管理方式方法应切合实际。管理现代企业需要坚持以科学管理理论为指导，但是任何管理理论都是基于管理经验的系统总结，都是基于一定的约束条件得出的结论，脱离实践、脱离约束条件就会出现错误。中庸之道告诉我们，不能撇开客观现实与可能，不能无视管理理论的本质、内涵和条件，从实际情况出发推进企业管理的创新和变革。

　　（三）坚持统筹兼顾，管理视野由“局部”转为“全局”。一是树立战略眼光。要把企业管理的具体问题提到全局的高度思考，不能就事论事；要把局部问题放在整体中思考，不能单打独斗；要把当前问题放在发展过程中思考，不能急功近利。二是突出重点。企业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千变万化，管理者的主要任务是抓住主要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保证在主要领域获得突破，带动其他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三是兼顾各方。在全力以赴抓好重点工作的基础上，兼顾企业进程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

　　管理是人进行的一项涉及组织和指导人类各种实践活动的行为，是“人为”过程。在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下，从中国古代到现代的管理活动的主体思想是注重群体本位而不是个体本位，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特殊主义人际关系，是注重道德教化而不是制度约束。然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同样面临着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问题。因此现代企业管理者既要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又要

　　使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优秀部分得以发扬光大，并且走向世界，为当代世界科学文化和管理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篇五：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及启示

　　一、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位于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见龙洞路138号，成立于一九九六年，是一个从路边小吃店起家，发展成拥有10多亿元资产的全国知名企业，企业现拥有一栋四层的多功能办公大楼及四个生产基地，占地二万多平方米，员工2000余人，管理、技术人员246人。目前老干妈公司已形成日产量120万瓶辣椒制品的生产能力，主要生产风味豆豉、油辣椒、鲜牛肉末、水豆豉、风味腐乳等20余个系列产品，是目前国内生产及销售量最大的辣椒制品生产企业。在自身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下，如今的老干妈公司，已经成为继贵州茅台、黄果树、贵州神奇之后，贵州省又一张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为什么老干妈能从一个路边小吃店发展为一个知名品牌公司，其成功主要受益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应用。

　　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老干妈风味食品公司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顺道、求实。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主观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客观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本文是指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求实就是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

　　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始人名叫陶华碧，1989年，在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开了个简陋的餐厅，专卖凉粉和冷面。后来，顺应顾客需求，潜心研究麻辣酱，办起了食品加工厂，定名为老干妈麻辣酱，从此，走上辉煌之路。

　　2．重人、人和。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

　　老干妈公司在制定规章制度时，考虑到公司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员工回家吃饭难，就决定所有员工一律由公司包吃包住。每逢员工生日，都能收到公司创始人陶华碧送的一份礼物和一碗长寿面加两个荷包蛋；员工结婚时，她再忙也必定出席祝贺并亲自当证婚人。老干妈公司能留住员工，员工愿意为公司奋斗，主要在于董事长陶华碧在意员工，把他们当成家庭成员对待他们。

　　3．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

　　老干妈公司最初制定管理制度时，就把讲诚信视为最基本要素。对供货商，许多供货商送货时不结账，拿到公司开出的单据就离开了，想结账时随到随结。对经销商，由于产品供不应求，一些经销商在货还未发出时就提前打来货款，希望公司能及时供货。公司按照双方约定时间和数量，保证每一批货定时、定量、保质，从未发生过差错。凭着诚信，陶华碧在同行中赢得了广泛的信誉，企业不断壮大，品牌广为人知，利润逐年增加。她的成功之道，更值得那些学历比她高的大小老板们反思和借鉴！

　　4．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利器说是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在前进中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技术改造方面不断推陈出新，除新增生产线外，还加大力度对原有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企业生产能力得到大力提高。在管理上引入了现代化管理体系，并行之有效的实施，企业竞争能力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5．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

　　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建立后，产品的对外销售成了大问题。公司创始人陶华碧既不懂什么营销策略，也不懂什么广告策划，甚至连名片都不使用，又怎么开拓市场，争取新客户呢？通过分析对内管理的成功，她觉得：对内对外都是与人打交道，都要讲感情。对内，这感情要体现在真上；对外，这感情恐怕就要体现在诚字上了。于是，她专门召开经营管理大会，对员工们说：都说无奸不商，我就偏偏不信，我偏偏要‘宁可人人负我，我决不负客户！’凭着这一点，它为公司广开了财富之门。

　　6．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

　　节俭,一直贯穿于陶华碧的创业历程中。今天，她当了大老板，自己却一直连轿车都不配，平时出门办事大多去挤公汽、中巴，即使是去税务所交税，也是兜里揣上作为中餐的两个馒头，坐着农用车往返。

　　三、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1．管理者素质及经营思想是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应当有什么样的要求？应当树立什么样的经营思想和理念？是能否办好企业的最根本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要求在这方面就很有参考价值。

　　２．现代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是解决战略决策问题。中国过去的治国或战争中的大量案例及其经验总结，对现代企业进行战略决策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只要细细体味与思考，企业家将能从中获得很多灵感与启发，使自己的战略决策不犯或少犯错误。

　　３．管理的另一重大问题是如何待人问题，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这方面也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现代企业要保证企业经营上的成功，可以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获得启示。

篇六：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

　　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经过五千余年的创造和发展，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创造出了文化和思想,源远流长.直到现在，不仅在国内，包括全世界，都得到众多个人、企业,乃至国家的推崇。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已经被众多领域所接受并且得到很好的运用，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无以复加的贡献。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思想.其中数儒家思想更甚，它吸取和改造了诸子百家思想，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自汉武帝以来，为历代封建君王所推崇，成为封建王朝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而儒家思想更注重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社会的发展中，注重人的作用。根据人的心理理念、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来协调社会关系，这些因素往往又与科学的社会管理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把修身放在第一位，就是希望能够提高自身品德修养，从而能融入团体，更好的促进团队发展，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功。

　　如果用现代的管理思想来诠释，就是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科学管理的目标。在我国古代,古人认为，对家、国的管理，除了人口的差异和对象的不同，其在管理的方式上，本质上没什么区别.这就容易形成家族管理模式与国家管理的相似。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企业慢慢的做大做强，家族企业在沿海等地区慢慢成长.特别是在港澳台，东南亚等地区愈加明显。在海外，中国比较出名的民营企业，无一不是家族企业。他们的管理思想无一不和我国传统管理思想有关。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依靠家族或者同乡的帮助而获得成功。管理的根本任务是管理者为组织制定目标和利用组织资源去实现这一目标。而在国家社会管理中，与企业管理又有很多共通之处,因而这一思想在为代企业提供理念和动力的同时，也为中国社会提供治理国家理论。

　　推行目标管理关键在于领导。领导对各项指标都要心中有数,工作不深入，没有专业的知识,不熟悉生产，不会经营管理是不行的，因而对领导的要求更高.领导与下属之间不是命令和服从的关系，而是平等、尊重、信赖和相互支持。领导要改进作风、提高水平、民主管理、善于沟通，在目标设立过程和执行过程中,要善于沟通，使大家的方向一致，目标之间相互支持,同时领导还要和下级要就实现各项目标所需要的条件以及实现目标的奖惩事宜达成协议，并授

　　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予下级以相应的支配人、财、物和对外交涉等权力，充分发挥下属的个人能动性以使目标得以实现。这不仅需要领导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还与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仁”又有分不开的联系,“仁”的思想反对管理生活中的“苛刻”，是宣扬“人类之爱"的管理思想，“爱人"观念加强血缘联系，消除内部冲突,同时也有差等地把“爱人”观念按宗法模式扩展到整个社会。

　　其次战略决策作为现代企业获得成功的重大关键问题之一，其重要性、方法虽然在现代管理科学中已经有较多论述，但中国古代无论在治国或战争中的大量案例及其经验总结，无疑对现代企业进行战略决策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为现代企业领导战略决策正确和错误导致成功与失败提供借鉴。《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这两本书直到现在都为企业家和管理者们所推崇，也是有着这方面的原因。

　　同时就像硬币有2面一样，任何事物都是有2面性的，我国的传统管理思想并不是十全十美，它也有它自带的劣势。千百年来，中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建立和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总把本阶级的政治利益置于首位,不惜阻碍破坏经济的正常发展。久而久之，“政治中心"成为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直接导致了企业行为政府化，使企业常常主动迎合上级行政部门的意愿，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企业内部结构也过于行政化。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组织机构和编制同国家行政机构对口，管理规章制度参照国家行政机构标准制定,企业行为中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倾向较为严重，经济色彩大大淡化。同时企业管理方法和手段行政化。在生产经营中，领导者往往注重行政命令,爱算政治帐，不善于算经济帐。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工作，领导者常常凭主观理想办事,企业不遵循效益第一的原则.

　　目标管理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点，主要表现在：目标商定可能增加管理成本。目标商定要上下沟通、统一思想是很费时间的；每个单位、个人都关注自身目标的完成，很可能忽略了相互协作和组织目标的实现，滋长本位主义、临时观点和急功近利倾向.其次，有时奖惩不一定都能和目标成果相配合，也很难保证公正性，从而削弱了目标管理的效果。这些正好也和我国儒家思想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着很多共通点.所以在实际中推行目标管理时，除了掌握

　　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具体的方法以外,还要特别注意把握工作的性质,分析其分解和量化的可能;提高员工的职业道德水平,培养合作精神，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注意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使目标管理的推行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科学管理基础上；要逐步推行，长期坚持，不断完善,从而使目标管理发挥预期的作用(摘自百度百科)。

　　中国文明的基本特点是“宽容与友好”—埃德温赖肖尔。他说在科学技术领域西方文明占据明显优势，在对人生终极目标及最高意义的洞察上中国文明则深刻的多。西方管理思想对管理的理性分析格外重视，企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健全的控制手段实施管理。随着管理思想的不断完善,企业文化越来越被重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协作团队和知识联盟理念，建立知识型企业的理念，重视知识管理的理念等（摘自《东西方管理思想特征比较》）.

　　所以我们应学习代表西方文化精神的科学管理精髓,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

篇七：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

　　中国古代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管理是一种文化现象，无论何种层次、何种规模的管理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背景，管理思想也无不深深地镌刻着民族文化的印迹。中国古代有许多成功的管理经验和丰富的、独具特色的管理思想，传统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的管理实践仍具有指导意义。

　　儒家管理思想—“和为贵”中国人处世性格的显著特征是“和”，它的立足点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和”的基本涵义是和谐、调和、相谐与协调，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儒家管理思想很早就认识到了“协调”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早在2300多年前，孔子就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通过协调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因素，以达到最佳的和谐管理状态。后来历代儒家也都肯定并十分重视“和”在管理中的作用，强调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儒家思想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管家治国的基本原则，“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各守本分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谋求对立面的和睦共处也是一种“和”。

　　从管理的角度讲，“和”就是协调。因为管理就是处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以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就企业来说，企业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多层次、多因素、多序列、多职能的有机结构。只有把企业内外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使管理处于有序状态，才能保证企业的成功。法国企业家法约尔把“协调”视作是企业管理的五种基本职能之一，认为“协调就是连接、联合、调和所有的活动及力量”。美国管理学家古里克认为“协调”就是“为了使企业各部门之间工作和谐，步调一致，共同实现企业的目标”。美国管理学家孔茨则进一步把“协调”从一般的管理职能提升为“管理的本质”。这些都说明“协调”即“和”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和”在管理中的作用，可以分成两个层次。它的低层次的作用，是化解人际间的紧张与冲突，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孔子曾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讼”是人际间矛盾的激化。“无讼”是孔子的理想，目的在于缓和矛盾的冲突，是“和”的表现。“和”在管理中的高层次作用，是指企业成员间通过彼此的理解和沟通，实现同心同德，协力合作。这是一种互为目的、互相新生的关系，也是“和”管理的高境界表现。“和为贵”已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个重

　　要理念。

　　以和为贵的上下级关系

　　“和”是企业管理的最佳境界。一个企业的“和”，首先应该是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和睦关系，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和无寡”。当一个组织内部的上下关系互相协调，群众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怎么会觉得人少呢？反之，如果一个企业的老板与员工关系紧张对立，员工三天两头地闹事罢工，或者上班人来心不来，工作不认真尽责，用消极怠工来发泄心中的怨气，那么，这个企业即使人再多也是没有用的，至少也是效益低下，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笃信“和为贵”处世哲学的华商们，都很善于处理令许多西方老板很感棘手的雇主与员工关系。他们不但在企业中实施仁政，善待员工，而且还经常深入到员工中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和疾苦，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所以，在大多数华商企业里，劳资关系都比较和睦融洽，一般都不会发生工人请愿罢工的事情。

　　当一个企业能“内求团结”，老板和员工能和谐友好，融洽一致，上下一心，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时，那么这个企业就有了“外求发展”的良好基础。所以，企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一种无形的资产，认真地加以倡导和维护，对企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儒家所提倡的“和为贵”思想对东亚民族影响很深。在日本的企业决策中，也处处体现了“和为贵”的精神。日本管理人员在做出决策时，总要同他们的同级和部下商量，决策往往是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制订出来。这就使得决策者与下级之间能保持紧密的联系和融洽的协作关系。领导意见不是强加于人，而是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求得一致。决策本身也就成了协调各方面关系的过程，同时也为各类人员同样协调地执行决策奠定了基础。因此，做决策虽慢些，可是一旦决策制订以后，推行起来却非常顺利。集体决策为组织关系的协调创造了条件，而协调的组织关系又为决策的高效化提供了保证。

　　团队精神与儒家文化的渊源

　　“仁”是孔子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其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所谓“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一般可理解为同情心、友爱心。孔子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管理角度看，要把天下治理好，就得使国家、家庭与每个人联系起来，需要人人从自身做起。孟子发展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管理思想，提出要把仁心“推己及人”，要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达到群体的安定协调。先哲们的思想与西方的“团队”意识有异曲同工之妙。

　　团队建设由于日本的成功而在世界范围内大为盛行，很多企业也因

　　实行团队管理受益不浅。其实，团队管理虽然首先在日本取得成功，但追根溯源，团队精神与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儒家文化的特点之一是群体本位、团体主义，强调个体的行为不能危及集体的生存和发展，个体应服从集体。特点之二是和谐主义，追求整个社会的和谐共存、稳定发展。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中庸主义是解决矛盾的最佳方法。“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楚汉相争时期，刘邦因拥有张良、萧何、韩信这样的英雄群体，从而获得胜利；项羽因不能容忍范增一人，最终自刎于乌江。对于企业来讲，要取得成功，就得靠全体人员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和集体主义。今天，大凡成功的企业，无一不拥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文化与团队有很密切的渊源关系，以团体主义、群体本位、和谐主义、价值主义、民本主义、中庸之道为基本特色的儒家文化，后来衍生出现代企业的团队精神。

　　不过，现代团队中有一点是儒家文化的缺憾：儒家文化强调人和，但往往容易形成好人主义，顾及面子不愿指出个人问题。而现代团队要求，为了团队的整体利益而在成员之间互相批评、指出问题、共同促进。由于团队与儒家文化的渊源，在进行团队工作时，培养合作意识，树立团队精神，应该把儒家思想和现代管理学思想结合起来，共同作为团队工作的指导依据。

　　将“和为贵”的思想引入商业竞争中。

　　“和为贵”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来讲也算是“双赢”的上策。

　　由于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因此西方现代管理中十分强调竞争的作用。在“商场如战场，竞争即战争”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研究竞争战略，夺取竞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创立独家名牌，消灭竞争对手，套住顾客用户等一系列手段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做法。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求生存，就非要与竞争对手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强调竞争的思维方式有许多缺陷。为了实现创新的目的，企业应当与供应商、用户，甚至竞争对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竞争对手之间应当寻求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并将各自的优势综合起来，努力扩大并开拓市场，分享其利益。例如布兰登伯格和梅尔巴夫就将其新著命名为《竞争合作》，指出将竞争与合作相结合是一种革命性的设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应当以“和为贵”的思想为指导，探索出一条竞争合作的途径。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将世界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背景下，企业孤

　　立经营的传统格局正在被打破，企业靠单一的批量生产或规模经营已不再能获得长期利益。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顾客、企业与供应商、企业与其他相关群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日益密切，也就是说，企业的竞争正进入利益共享的合作竞争时代。企业在开拓市场中进行合作竞争、联合竞争、协作竞争是个大趋势，而且这个趋势会越来越重要。如果做个概括的话，就是从单纯的竞争到协作型竞争；从追求独家利润到互惠互利；从独赢模式到“双赢模式”、“多赢模式”。

　　但是仅仅凭借儒家的“和”来对企业进行治理是不可以的，汉代后期独尊儒术造成国力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的分裂。所以在施行儒家的“和”的治理方针的同时也要用法家的“霸道”来加以规束。

　　法家，中国春秋战国以法治为核心的思想学派，否定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学派这种纯粹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斗争中确实是实用的，秦的统一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于事情”了(《史记·孟子苟卿列传》。

　　企业中的规章制度一旦定下来，不遵照执行就是不行。这种管理方法的好处是能够使员工绝对执行制度，但在执行时有点过于古板，缺少沟通的艺术。这里就是缺少术，很容易造成员工的反对情绪。有些企业制度执行不下去，那是因为势。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制度执行部门或人没有得到应该的权力，就是工作机会与金钱所得的处理权，这是没有势；再一种情况是得到了权力却运用不当，这是没有运用好势，等于没有势。

　　法家的立法初是设法让国家强大。现代企业设立制度又何尚不是想让企业壮大。只不过现代企业管理的制度中加入了很多的现代元素。但其运用制度进行管理的理论却不出法家左右。法家强调的是“法治”而非“人治”，其基本立足点是强国。儒家的“和”理论固然高明，但是只“和”无“法”必然使企业内部纪律松散，甚至解体。只用“法治”来治理企业，不可避免地使员工对管理阶层产生不满。认为其对自己的生活漠不关心，自然不会将自己置于主人位置，甚至去破坏企业。

　　企业管理者应该“王霸兼施”在以儒家“和谐”的治理方针的前提下辅以法家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

　　民，不循其礼。”的思想。

篇八：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引言

　　中华民族有五前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儒家、道家、法家为代表的古代哲学思想，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这些管理经验对我们后人对企业的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思想概述

　　(一)中国古代思想史

　　1.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可以追溯到先秦至汉代时期。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商家等。许多古代经典著作，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九章算术》、《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老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权变谋略和在管理过程中的境界、素质及管理原则的思想;《孙子兵法》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在人事、决策、环境、组织等方面的战略思想;《韩非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统御谋略思想;《论语》、《孟子》、《荀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谋略思想;《三国演义》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创造性管理思维;《红楼梦》主要体现了管理者以法治家的时效管理思想;而《九章算术》则是我国古代培训管理人员及供他们日常应用的手册，其中三分之二的题目可与财政或工程官员职能相对应，堪称两千年前世界管理数学之最。①

　　如表1-1所示：

　　统御之术

　　1.在识人上，中国最早的兵书《六韬》中提出识人“八征法”

　　2在用人上，墨子认为：“奉贤者，政之本也。”《吕氏春秋》提出“得贤人，国无不安……失贤人，国无不危”。管子提出了用人的德、功、能三项基本标准

　　3在制人上，韩非子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赏罚二术。君之利器”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兵以利动2分析态势3先谋后战4避实击虚5不战而屈人之兵

　　范蠡总结经商经验，提出了计然之策。计然之策包括“待乏原则”和“积著之理”。

　　1在管理哲学上，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

　　2在领导方式上，儒家提出“仁政德治”，法家提出“法制刑治”，道家提出“无为而治”

　　3在系统运作上，古人提出许多运筹谋略，并造就大量传世杰作

　　4在钱财管理上，孔子主张“崇俭”。荀况提出：“节其流，开起源，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并形成一些核算制度

　　5在管物上，重视“利器

　　用兵之策

　　经营之道

　　其他方面

　　2．中国管理思想的演进

　　中国作为世界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着璀璨的历史遗产，包括丰富多彩的管理思想。由于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些管理思想零星分散，至今未能形成独立的科学体系，但许多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今天的管理实践仍然具有借鉴的价值。②

　　(二)中国各种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三大主流学派

　　儒家——王者之道，仁政德治；

　　法家——霸者之道，法制刑治；

　　①②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1981年出版，二

　　、中国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问题

　　（一）人才观念淡薄

　　先讲一个典故：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中,燕国最为弱小,因此常常受到强国的欺凌。燕昭王继位后，为了奋发图强，计划招聘天下贤士帮助治理国家，增强实力，特向大臣郭槐问计，招贤工作如何着手进行。郭槐便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国王欲出千购买斤千里马，然而三年过去了，没有买到一匹。后来终于发现了一匹千里马，但他派人去购买时，马已经死了。派去买马的人用五百两黄金买下了这匹死去的千里马。回国后，国王大为恼火：“我让你买的是活马，你花这么多钱给我买匹死马来做什么用？”买马人微笑着答道：“陛下您舍得花五百两黄金去买下一匹死马，何况活马呢？我的这一举动必让天下人都知道您喜欢良马，千里马很快就会得到了。果然，不出一年，就有人送来了三匹千里马。

　　于是，燕昭王就在郭槐的建议下在易水河畔修筑了个黄金台以招纳天下英才贤士。不久，周边各国众多贤士纷纷来到燕国，并得到重用。燕国的国力也由此大增。这个故事对于现代企业的启示主要是在用人思维。作为一个企业主管，要想把企业做好，必须聚集大批人才。而人才大都有他独特个性和特殊的境遇，这就要求主管既要有独具慧眼发现人才的能力，更要虚怀若谷尊重人才的品格，这样他们才能发挥其所能，帮你的事业获得成功。

　　中国古代珍惜人才的典故不计其数，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企业不但要善于发现人才，更要懂得测评人才和管理人才。

　　现代企业的生存是一种竞争性生存，人力资源自然对企业竞争力起着重要作用。管理的本质就是管人，对管理的理解，存在着多种观点，现在对管理有一种最简洁而却抓住其本质的定义，即管理是通过别人把事办成。有人批评这一定义过于简陋不周，有失偏颇。他们指责说，按此定义，管理者岂不是什么事不用干，光让别人干，这不成为官僚与寄生者了么？他们建议将此定义补充为：管理就是通过自己和别人把事办成，把管束者自己摆进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别人之所以能把事办成，除了他们自己的努力与贡献，怎能离开管理者筹划、授权、指挥、鼓励、协调、监控等作用的贡献呢？把管理言简意赅地归纳为通过别人把事办成，正是突出地点明了管理者的主要职责是去管理别人，而不是把自己等同于一个被管理者，和“别人”一个样。这一定义恰恰是强调了管理者的主要职责是搞好管理，这种管理的贡献和价值将远远超过管理者去做体力的和简单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价值。

　　（二）诚信缺乏

　　如今，企业对待消费者的不诚信行为层出不穷，更种欺诈行为更是猖獗，然而翻开中国的历史典籍，其中不乏有关信用无欺的商业规范和严格履行这些规范的“良贾”典范的记载。《周①礼?地官?司市》中“贾民禁伪而除诈”。《盐铁论》中载：“古者通商物不豫”、“以礼则工商不豫”。这些论述表明信用无欺的经商之道不仅是必须遵守的商业伦理，而且是能够给经商者带来好处，达到促进流通、利贾利民的有效手段。《史记》中也有“廉贾五之，贪贾三之”的观点，他告诫商人在进行贸易时不要为眼前短暂的小利所迷惑，如果单就某一笔交换的得利来说，可能获利甚微，但在赢得广大顾客的信任之后，货可速售、资金周转快，较之于贪利之贾，总的收获更丰。

　　（三）缺乏和谐发展观思想

　　和谐发展观就是指在个人或集体进行必要活动时，协调的运用并保护社会或其他个体的利益。

　　“自然”是老子哲学，也是道家哲学的中心价值。我们现在说的“自然”，常常指自然界或大自然，但老子哲学中关心的焦点并不是大自然，而是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老子所提倡的是一种因任自然的态度，也就是让世界万物能够自然而然地发展，而不去订立一个所谓的标准去干扰、加以约束。

　　老子说：“天地长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这话的意思就是，无私也是有私，有私还是有

　　①西汉

　　桓宽著

　　私，所以这世界上一切人的行为都是自私的，这是人的本质。

　　中国古代自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以后，曾多次出现了“治世”或“盛世”的景象，它们都带有明显的“和谐”社会的色彩。我们所说的中国古代和谐社会，一般是指这种地主阶级封建专制集权式的和谐社会。我们今天提出“和谐”现象，探求其基本特征、形成原因，必然同中国古代的和谐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中国古代的和谐社会观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典型事例：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

　　我国现代企业对公益活动的意义认识不足。主要表现在：不少企业认为进行了一两次公益活动就足够了,但没有考虑到公益活动的开展与公司的长远目标相结合，大部分企业均无制度化的社会捐赠计划；不少企业认为进行公益活动将会减少他们的利润。①

　　现代企业公益事业的典型的代表就是大家熟悉的蒙牛集团，他们以“百年蒙牛

　　强乳兴农”根本目标，利用蒙牛的品牌和效益带动内蒙古贫困地区发展农业，同时，内蒙古政府也免费提供土地为交换，双方实现了互赢。这正体现了老子的“天地所以能长且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的思想。

　　此外，现代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一定要做到回馈社会，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组织都是社会的一员,都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因此,企业应当树立起热心公益,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观念,加强培育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企业捐赠意识,使之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也只有这样,企业才会真心诚意地为公众服务,不会把公益活动的开展流于表面。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除了能获得公众广泛的好评和信赖,提高企业的美誉度外,还会获得经济效益的回报。因此,企业要认识到如果能够为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支持,企业就可以在授益于他人当中自己也受益,社会效益会直接带来企业经济效益的飞跃。

　　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与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特别是在管理思想方面，古人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理念的启迪和指导。

　　古代一个王朝的兴衰与现代一个企业的管理有着很多内在的相似地方，一个王朝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就像现在一个公司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一样。于是中国古代入世的儒家思想，出世的道家思想，无论对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企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人性的共性，因此古代的哲学思想亦可以指导现代人进步。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组织管理、科技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复杂的，要使管理更有效、更成功，就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使之古为今用！让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三、中国现代企业管理问题解决对策

　　(一)人才对与一个企业的发展起着根本作用,所以企业要留住和培养人才,并队人才进行科学的测评。

　　首先，企业留住人才的方法:1.懂得尊重人。任何一个人(不论是领导还是普通员工)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都有做人的尊严和做人应有的权利理应受到尊重。必须懂得尊重人才。

　　2.发展人。人们通常都潜藏着大量的才智和能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释放其潜藏的能量是企业管理者的主要任务。一定要让员工能得到发展自己职业生涯的机会,这样他们才有归属感,为企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案例:摩托罗拉力求把人才的流失率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这个比率根据整个行业而定。摩托罗拉认为8-10%的人才流失率是很健康、正常的，低于这个比率则公司缺乏新员工的更新，会导致机体缺乏活力。按照工作业绩，摩托罗拉将员工分成最优秀的20%、中间的70%、表现欠佳的10%三类。与其他许多500强公司的看法一样，摩托罗拉信奉“20-80法则”，即80%的价值是由20%的人创造的，20%的员工起着关键的作用。摩托罗拉竭力留住的人才就是这部分人。

　　①毛晓梅《人民网》

　　中间的70%是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表现一直很稳定。对于最差的10%，摩托罗拉会逐一做出分析，某些人可能是其工作岗位与之所学或特长不相吻合，通过更换工作职位可以实现他的价值。但公司每年还是会有一定比率的员工被淘汰掉。摩托罗拉会直言不讳地告诉员工，在这个公司的发展可能不太适合，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去另一家公司，会更有前途。而在过去，摩托罗拉从来不会这么做，大家都好，没有这种差别性，结果业务表现并不理想，对那些表现突出的员工也无法进行奖励。这样就传递给了员工一个信息：一定要有工作业绩。

　　为能留住优秀的人才，摩托罗拉除了制定合理、有市场竞争力的薪资体系外，公司还为特别重要的员工提供特殊津贴。然而，摩托罗拉认为，要成功留住人才，只靠高薪是不行的。为员工提供有意义的工作、丰富的培训和发展机会，才是留住人才的关键。摩托罗拉大学是公司重要的一个培训机构，每年向公司员工提供管理和技术培训课程多达几十门。摩托罗拉制定的员工学习政策要求所有员工积极利用各种资源，努力建立一个学习型组织。这些资源包括：课堂培训，网络教学与培训，自学课程，正式大学教育,工作轮换机会，以及其他一些发展项目。

　　其次，人事测评对现代企业有着重要的影响：

　　（1）有助于资源配置的科学化，与事如何实现科学合理的配置，这是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管理长期以来，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有助于人力资源开发，借助素质测评，不但能发现优秀人才与短缺人才，而且还能明确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从而扬个人所长，避人所短，优化组合，开发潜能。

　　（3）有助于劳动人事的优化管理，人力资源与劳动经济管理，包括编制定员、人员招聘录用、人员分配与培训、绩效考核与劳动报酬发放等工作。

　　如表3-1所示：

　　一项研究显示，70%以上的被调查经理认为，抬高和降低对员工的评价都是故意做的。表些1—1中是这些经理对他们这种做法的解释。结果指出，许多测评制度的有效性是有缺陷的。

　　表1——1故意抬高或降低评价的原因

　　抬高评价

　　认为精确的评价将对下属的动机和业绩有不利影响

　　期望提高员工凭测评结果提薪的合格率

　　希望避免部门不光彩事件的扩散

　　希望避免产生一个消极的、永久的，并可能在将来仍影响员工的负面记录

　　需要对那些业绩仍较低但已付出了很大努力的员工进行奖励

　　避免与某些难以管理的员工对抗

　　希望促进较新式或令人生厌的员工逐步离开该部门

　　降低评价

　　担心员工对其良好的业绩感到惊慌

　　为了惩罚一个顽固的或难以对付的员工

　　为了缩减凭业绩提薪下发数量

　　为了遵守组织不提倡经理给出高评价的规定

　　（二）诚信企业的建立

　　我国春秋时期孔子以信为其“四教”（文、行、忠、信）科目之一，要求人们讲究信义，作到言而有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则人任焉”。①说明信是人与人之间真诚交往的精神纽带。中国传统道德在强调人际交往中要重言诺，守信用，以诚待人，表里如一；其次要求人们的行为要保持一贯性，不能朝三暮四，翻云覆雨。孔子讲的“谨而信”、“谨事而信”、“笃信好学”都是强调这一点。做到守信，就能够获得他人的尊重、理解、肯定与合作、支持，保证交往能够顺利有效的完成。否则，如果在往来中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甚至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欺诈他人，就会受到别人尤其交往对象的鄙弃、猜疑、回避和疏远等。所以，中国古人曰：“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无论亲疏远近，以诚信待人，自然会

　　①于丹

　　《孔子心得》

　　得到对方以诚信的回报，不仅能关系畅通，和谐人际关系，在事业有难时，往往亦能得他人的援手相助。如信誉扫地、欺诈成习，即便亲如夫妻或父母兄弟，也难相处。因此，中国传统道德提倡人与人之间以信义相交，坦诚相待，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信任，避免彼此猜疑、诈骗，反对言行二致、表里不一甚至勾心斗角、口是心非。

　　关于这种道理，西晋思想家傅玄说得好：“讲信修义，人道定矣。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妇，妇不信以承夫，则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妇相疑于室。大小混然而怀奸谋，上下纷然而竟相欺，人伦于是亡矣。夫信由上结者也。故人君以信训其臣，则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诲其子，则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遇其妇，则妇以信顺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以应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①

　　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始，就已经出现完善的商业或非商业的交换，民间的借贷关系就已经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日益显现和发展，商人的利己心及由此而演化出来的为逐利而为不诚实行为对当时缔创诸子学说的思想者们都或多或少的产生了影响。尽管他们对商业经济的态度各不相同，但从其对伦理道德及经济政治问题的一系列的论述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出交换的伦理思想，正是这些宝贵的政治经济伦理思想，奠定了我国商业信用观的思想基础，对后世商业者的行为特别是儒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作为先驱者们的诚实信用思想的沐浴熏习下，“信用”理念灌输到商业活动中形成中国“良贾”们优良的商业传统。信用也是儒商在交换关系中普遍奉行的商业伦理。

　　现代企业必须重视诚信原则，要建立一个诚信企业首先要先从企业内部做起：

　　1.企业自己指定诚信发展制度。企业通过制定明确的经营诚信的准则，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职工遵守企业经营的诚信准则。企业制定经营的诚信准则是为了使组织诚信与个体诚信同步协调，促进企业的持久发展。因此，企业制定经营的诚信准则必须从人性的要求出发，让职工能够接受企业经营的诚信准则，把企业经营的诚信准则转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

　　2.企业要建立经诚信奖惩机制。要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良好的经营的诚信环境。例如，根据管理者和职工经营的诚信业绩、经营的诚信行为和经营的诚信信仰，提拔、奖励管理者和职工；当企业的管理者和职工违反企业经营的诚信准则并给企业形象和企业利益带来损害时，必须给予必要的处罚，决不能姑息迁就。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晋商是明清时期称雄于国内外商界500年之久的强大商业集团。诚然，晋商成功的因素和经验不少，然而最根本的还是诚信，诚信为本，利以义制。在道德观念上，山西商人主张道德为先、利以义制，认为经商虽以赢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基，提倡生财有道、见利思义，反对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诚信不欺”是晋商成功的根本，值得当代商界学习借鉴，值得整个社会传承发扬。

　　(三)企业应树立和谐发展观

　　1.企业要转变观念，树立和谐发展观

　　在和谐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对中国而言，许多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科技和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只有积极致力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对自然的保护来单纯强调对自然的开发，使开发变成对自然的粗暴掠夺和破坏，必须吸取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历史教训，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2.加强教育，培养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

　　维护生态平衡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所应履行的道德义务与责任.使企业员工的价值观和企业一致,让每个员工从自身能够参加到和谐发展的队伍中去,员工的行动才是企业的行动。

　　3.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谋

　　发展科技

　　按照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发展企业,运用高科技代替或减少对自然能源的利用。蒙牛集团就正是利用科学技术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保护了环境。

　　①傅玄(217-278)《傅子》

　　案例:蒙牛认为：可持续商业模式是要求企业把对环境和社会的双重责任融入到企业的经营实践中，从绿色、环保、可持续的经营中持续盈利。成长与增长相辅相成，对企业发展来说缺一不可。成长是又快又好的增长，而单纯增长的增长是不健康的发展速度，必须引起企业的重视。蒙牛重增长而更重成长。

　　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能否构建人与自然、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是领军企业、一个国家能否拥有健康未来的重要指标。身为传统的“三农经济”企业，蒙牛把目光投向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前沿，投入巨资创建了一个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良性循环的共赢格局。

　　2006年，在和林生产基地，蒙牛投资2000万元建成了日处理能力1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是目前行业中规模最大的污水处理厂，实现了零排放。此外，蒙牛斥巨资对围绕厂区的缘河进行改造，经过我们处理的中水流入缘河和水库，水质清澈可以直接用来养鱼。这些水还可以用于周边农牧民以及园区企业灌溉或生产。

　　目前，蒙牛还在完善污水处理系统，在建成污水处理厂的同时，蒙牛的中水全部循环利用正在实施中，一些污水工程正随主体工程建设中。除了这些，蒙牛还在事业部规章制度中详细制定、完善企业环保要求，规范生产环节，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蒙牛的产业链条上，从退耕还草到养牛挤奶，从节能减排到循环利用，通过蒙牛精心营造的产业链条，构建了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系统，更在循环中实现了数亿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与300万农牧民的脱贫致富。蒙牛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得到了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伊森?绍泽博士等海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四、总结

　　中国古代管理的思想与的成果，对当今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外的竞争过程中都具有指导意义；对于现代企业与组织内部的成绩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其思想文化的管理为现代人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与理论指导；中国古代技术与实践的进步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现代人更应好好总结经验吸取养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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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思想源流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且素有文官治国的传统，在如何重人、育人、选人、用人与管理方面，都有着丰富的思想与实践经验。总结、批判、继承和发展这些思想与经验，对做好现代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一、古代的重人思想

　　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流的诸子百家，在论及为政、治民、兴邦、创业等问题时，十分推崇人本主义，表达出了丰富的尊重、关怀、爱惜人的思想。

　　古代的重人思想是通过对人与自然物的比较，对人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的认识而不断完善的。这一思想最早体现在孔子对天命、鬼神等超自然物的怀疑态度及对人的尊重心理上。孔子认为人不同于自然物，人具有某些共同社会特性，即“性相近也”，肯定了人的正常感情与现实需求，认为人的共性使人能组成社会，而理想的社会与道德的行为要靠人去实现。因此，提出“为仁由己”，也就是强调了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这一思想经孟子、荀子等人发展而进一步完善。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有理性和共同追求，故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更明确提出“人为万物之灵”，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与万物的差别在于有知、有义，因此人们能够组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能够驾驭万物，成为世间最尊贵的事物。这是对人的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

　　早在先秦时期，一些思想家就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以人为本的合理性。如孔子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墨子提出人与人之间能够“兼相爱，交相利”，说明人的本性相同，要求互惠相利，而不是相仇相害。孟子从性本善出发，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理论，荀子则从人的群体性出发，论证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他说：单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意思是说人与其他万物相比，可贵之处是人类具有群体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可以产生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

　　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要求以爱护他人为基本出发点。孔子认为人性使人能组成社会，人性的本质体现为“仁”，所以“仁者爱人”、“爱人能仁”，爱人就是要承认人的地位和尊严，要考虑人的利益，要关心和尊重他人。

　　古代的重人思想随着思想家们对“为天下”、“治国家”的认识而不断深化。古人讲：“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先务本而后务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孟子分析“桀纣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仁人无敌于天下”。后人也因此而提出：“食者民之本，民者国之本，国者君之本。”唐太宗更是一语中的，他说：“国以人为本。”统治者要以人为本，就必须施行仁政，须怀有对人的真实情感和同情心，要充分考虑人民的利益，“节用而爱人，使民以财”，就是要轻徭薄赋，使农民受益。

　　人为本，人才更重要。古代学者涉及人才的概念大致有“士”、“贤士”、“君”、“君子”、“智者”等，主要是指掌握文化知识，能分辨是非曲直的知识阶层。对这样的人才不仅要亲近、爱护，还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因为人才就是财富，人才就是国宝。墨子把人才视为“国家之珍”、“社会之佐”，把人才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与社会的治乱联系起来，认为“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因此，“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墨子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在历史上树起了一面鲜艳的大旗。

　　古代学者高度评介了人才对国家的作用：一是对政治的稳定作用，政治人才能够治国、兴邦、富民，“是故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二是对人民的师表作用，“民从于贤”，说明贤才为人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和人们对贤才的向往心理。因此，孔子提倡“见贤思齐”，孟子认为“圣人，百世之师矣”。三是对社会的改造作用，人心向往贤才，因而“见贤人，则往不可止”，贤才作为人民的先锋，便可以带领人民去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二、古代的育人思想

　　人才重要，但不能自然产生，而需要培养教育。我国古代的育人思想主要反映在对育人的意义、对象、目

　　的与方法等方面的认

　　识上。

　　我国古代学者均习惯于以人性论作为出发点来探讨育人的意义，尽管他们对人性的认识不同，但对教育是完善人性、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的认识却是一致的。

　　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的先天本性差不多，只是后天的培养、教育与学习不同，才形成了人的差异，所以人都是“学而知之者”，孟子主张“人性善”，即认为人的各种优良品质是先天就有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使人能克服外界的干扰，保持住自己的善性。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意指人只知道吃饭、穿衣、睡觉、玩乐，就与禽兽没有多大差别了。而接受教育、刻苦学习，则“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认为“人性恶”，不学习就无法改变这种恶性。“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学习与否不仅决定了一个人是做人还是当禽兽，而且关系到一个人的贫富贵贱和聪明愚蠢。

　　为了广泛开启人的智慧才能，古代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们主张大力发展教育。孔子最早提出“有教无类”的观点，即提倡所有的人不分国别、民族、阶级、贫富、年龄、性别都应接受教育。教育的内容是“文、行、忠、信”，即文化、德行、忠诚与守信。孟子主张对所有人应“设为痒序学校以教之”，“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主张对于加强全民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形成礼仪之邦都是很有远见的，也可以看成是我国古代人力资源开发思想和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雏形。

　　人才的培养既要开发才智，又要完善德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因此管仲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十树百获者，人也。”后人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意指人才培养的长期与艰难过程。王安石将复杂的“树人”过程概括为养、教、取、任四个环节，即“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就是说，对人应教之学问，养以礼法，取以贤能，任以专职，任何一个环节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都足以损毁天下之人才。这种把教育、培养与选拔、任用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的思想，可以看做是有关人力资源系统工程的最早表述。

　　古人不仅认识到培养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指出学习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如荀子提出“学不可以已”，“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即人们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这也可以看成是最早的终身教育思想。

　　对于整个学习过程，古代学者首先强调要勤奋好学。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也就是要求人在生活上不要有高要求，而应该从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学习办事的效率、讲话的分寸、做人的道理，时时处处注意学习，才算真正的“勤奋好学”。其次强调学思结合。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认为只是读书而不思考，食而不化，就会迷乱不明，难免上当受骗；而思考不以学习为基础，则会流于空想，使自己迷惑不定。其三，强调学行结合。孔子特别注重学习后的行为，他讲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讷于言而敏于行”；“言必信，行必果”，即要求在学习中要身体力行，要少说多做，要言行一致。荀子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

　　古代学者认为，在充分了解学生个性差异的基础上，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学，是成功教育的前提，这就是因材施教原则。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典范，孟子也像孔子一样，主张学生的素质不同，在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上应各有区别。扬长补短、因人而教仍然是今天育人的重要原则。

　　三、古代的选人思想

　　人才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注意招贤纳士、延揽人才。选人思想主要体现在选人的标准、吸引人的条件与选人的方法等方面。

　　选人标准历来是人事管理中的根本问题。古代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人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如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人才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错误；无功者受禄，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汉代王符对德薄能鲜者身居高位的危害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说明一个人的品德与职务不相称，或其能力与职务不适应，都会带来严重后果；只有德才兼备者，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德与才之间并非并列的关系。司马光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阐释了德与才之间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这个看法颇为深刻。司马光进而分析了不同的人的德才素质，认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

　　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有德有才的人，往往也是有思想、有个性的人。对于这类贤才，瞎指挥或命令式的管理是不能奏效的，因此墨子讲“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孔子也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

　　杰出人才虽然不是惟命是从的人，但只要以礼相待，即尊重他们，就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管仲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而争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意即高明的统治者应甘心居于贤人之下，这就是“礼贤下士”。他还说：对贤者要“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待之以礼”。这里所说的“仁、义、德、信、礼”主要是指对人才要关心、要尊重、要信用。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认为善于用人的人，待人必谦下，不盛气凌人。孔子也说：“群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认为只有国君做到了以礼待臣，臣子才会忠心地辅佐君主。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以礼招才”思想，已被历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礼遇、尊重比高官厚禄更能吸引人才。

　　考核是选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严格的考核，就难以区分贤愚优劣，也难于做到合理运用。管仲有一句名言：“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即对于人才，不经过严格考核不加以任用，不经过试用，不作为人才储备。

　　古代考核的办法主要有考试、招贤、自荐与推荐。西周是通过逐级考试选择人才，入仕考试分三级五等进行：先由乡大夫进行“秀士”、“选士”的考试，再由司徒进行“俊士”、“造士”的考试；最后由学政大司从“造士”中选出优秀者交司马量才录用，被录用者称“进士”。先秦时期主要是通过国君派人直接招贤或出榜招贤的方式选择人才，在春秋战国时期，自荐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如“毛遂自荐”已成为人人皆知的历史故事。孔子、孟子、管仲等人主张推荐，推荐的方式有官员举荐，贤人举荐和群众举荐等。

　　举荐选拔有赖于对人才的全面考察。古代考察人才的具体方法有耳听、口问、考言、视声、视色、察情、观诚、观友、观隐与综合分析等。如孔子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退而省其私”；诸葛亮提出“七观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资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这些考察人才的方法为古代正确选择人才提供了依据，也为现代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提供了借鉴。

　　四、古代的用人思想

　　我国古代许多政治家与思想家深知合理用人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用人思想。

　　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贤能之士看做治国之首务，为政之根本。如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司马光说：“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明太祖朱元璋将这一思想发展得更为具体，他说：“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他把“治天下”比作“构大厦”，盖大楼是百年大计，靠的是一批有精湛技艺的工匠；“治天下”更是长远大计，靠的是一大批善于治国的人才。

　　“贤”主要是指人的思想境界、道德品质；“能”主要是指人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本领。荀子提出“无能不官”、“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认为没有能力的人不能任命为官吏，对于每个官吏的等级地位，要与他们的贤能程度相当，这也就是“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管仲主张“察能授官”，是使用人才的总原则，认为“授事以能，则人上功。”“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靠不知，与不可，强不能，靠不知，谓之劳而无功。”强调只有根据人们的实际能力分配任务，才能鼓励人们积极争取立功。

　　善任就是用人所长，古代用人最忌求全责备。司马光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是“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马光认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发现无一不与当朝者用人政策相关，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可见，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做到“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主。

　　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管仲说：“不知贤，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也。”这五个问题都是有关用人政策的问题，它说明只有知人才能善任，也只有知人才能用人不疑，只有用而不疑才能不使小人谗言危害霸业。宋代政治家欧阳修指出：“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意为宁可择人时多费一些精力，看准了再用，但不可轻易任用却不信任，不敢放手让其施展才干。用人不疑，就是对人才的充分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精

　　神激励，能够增强人的事业心、责任感与向心力。

　　五、古代的管人思想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倡导人本管理，而管好人的关键是要重视人的利益需求，管理要做到分工合理，恩威并用，领导者要能够身先道御，以身示范。

　　“欲”和“求”是指人的欲望与需求。正确认识与合理满足人的欲求，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和管理好人具有重要意义。荀子认为，人生下来之后受主、客观世界的影响，必然会产生欲求；欲求的发展有三条规律，第一是“欲不可去”，人人都有欲求，“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第二是“欲不可尽”，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也是不可能完全满足的；第三是欲物“相持而长”，亦即物质和欲望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中增长。荀子分析，人的欲望若得不到必要的满足，就会导致争斗、祸乱和贫穷；既要促进社会发展，又要防止祸乱，就应制定礼义，以培养人的合理的欲望，节制不合理的欲望，使人的欲望与社会财富的增长相适应。人的欲望发展是有层次的。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把人的欲求分为两个层次：“仓廪实”、“衣食足”是低层的物质欲求，“知礼节”与“知荣辱”为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则认为：“盖凡声色、货利、权势、事功之可欲者，皆谓之欲”。这里，王夫之把人的欲求分为生理、物质、权力和功名四个层次。应该说，我国古代关于欲求的这些认识都是比较深刻的。

　　先秦时期，有些政治家就认识到，管理者必须明确各自的职责，而不能互相干扰和替代，这是由管理的客观规律性所决定的。管仲就非常强调一种顺乎自然、遵循规律、合理分工的管理思想。他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他以心比君，以九窍喻百官，认为君治百官，就像心制九窍一样，九窍虽受制于心，但心却不能代替和包办九窍的功能，否则就会“目不见色，耳不闻声”。而心不干扰九窍之能，九窍就会很好地实现自己的功能。同样，君臣各有其职，也不应该相互干扰。君主若不包办大臣的事，大臣自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君主也不会因日常琐事缠身而政务烦心。“心制九窍”的思想反映了古代政治家已从哲学的高度，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了人事管理的客观规律性。

　　自古以来，刚柔相济就是公认的管理人的原则。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主张在管理中要将道德感化和制度约束两手并用。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注重运用这一管理人原则。例如，诸葛亮治军之方讲柔，他说：“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功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他要求将领爱兵如子，爱民如子，以心换心，以情感人。另一方面要靠法令、刑罚维护纪律，规范下级行为，维护上级权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能有丝毫变通的余地。

　　刚柔并济必须赏罚分明。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诸葛亮在论及奖惩原则时，强调“诛罚不避戚”，“赏赐不避仇怨”。唐太宗李世民也用精炼的语言阐述了赏罚严明的原则：“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正确地使用奖惩可以引导人们的行为，这是古代管理者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今天仍然普遍有效的管人原则。

　　领导者带好队伍，除需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效的管理手段外，还需要领导者有良好的修养与作风，孔子说：“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这里的“以身先之”，是指领导者的示范作用，身教胜于言教；这里的“以道御之”是指领导者以正确的思想、方法去带好队伍，做到上下一心，行动一致。“以身先之”的前提是领导者个人的“身正”，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明领导者只有管好自己，才能管好别人；领导者的带头作用就是无声的命令。身正是“修己”，亦即自我修养的结果。孔子说“修己以敬”，认为领导者只有认真地修养自己，才能严肃地对待工作，从而搞好领导工作。修己有着多方面的内容，“非淡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判断”，指出清淡寡欲、清正廉洁、宽容大度、仁慈民主、公平正直，是领导者加强自我修养的重点。中国古代把修身看成是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系统，是非常深刻的人事管理思想。

　　领导者要做到以身先之，必须做到自得自胜。商鞅说：“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所谓“自得”，就是说要统一天下的人，首先要自己具备统一天下的条件，包括自己对天下形势及发展趋势的确切洞察，自己的素质、能力能够团结众人等。所谓“自胜”，是指自己能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不断战胜自己的缺点。而要自得、自

　　胜，还必须做到自知、自省、自察、自律。这方面，古代有许多论述。如《吕氏春秋》写道：“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孔子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诸葛亮对将领的自省、自察、自律有明确的要求。他说：“故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一意而已。”即将领应不恃强凌弱，不受荣辱支配，经得住金钱美女的考验，一心一意为国捐躯，这就是自省、自察的具体内容。这些要求在今天对所有领导者仍然是适用的。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董根洪

　　什么是战略思想？战略思想即关于一系列基本目标政策的总和，是针对全局性重大问题提出的一系列基本对策的抉择。从先秦到晚清，漫漫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提出了一系列富于真知灼见的战略思想，构成了古代世界战略思想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精髓，其中的许多内容至今仍熠熠生辉。以下就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起源发展、基本特点、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基本手段作一简略探讨。

　　一、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起源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性和智慧性的民族。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和高度智慧的结晶之一便是很早就重视并学会了战略性思维，很早便懂得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的道理。

　　能否立足于全局和长远思考问题，是否能从整体性普遍性的角度提出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措施，这是真正的智慧所在，这是一个民族从蒙昧野蛮走向开化文明的重要标志。我们的先民在长期的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劳动实践中，获得了丰富的自然和社会的经验知识，获得了许多规律性的“天道“”人道”认识。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丰富的战略思想。

　　从古代经典可知，我国古代能常从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自夏商周的政治家思想家始，《周易》、《尚书》便包含着丰富的古代战略思想内容。《周易》揭示的

　　便是“周”遍广大的关于天地变“易”的不“易”常道，同时从天道、地道中引伸出作为人们活动规律、社会治理原则的“人道”。这一“人道”的基本内容便是古代治国思想，如《说卦》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段话便是揭示了仁义是根本的“人道”治道的战略原则。如果说《周易》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引出一系列古代战略思想，那么《尚书》便从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提出了丰富的战略思想。《尚书》作为中国最古的一部史料汇编集，记录了上自传说的尧舜，下讫春秋中叶夏商周的诸多政治实践经验，其一系列典、谟、训、誓、命中，包含了尧舜禹以来的古代杰出政治思想的治国战略思想。如在《召诰》《康诏》等篇中揭示的西周政治家提出的“敬德“”保民”思想便是古代重要的治国战略指导方针。再如《洪范》篇，其“洪范九畴”便是殷末思想家箕子所陈述的九项治国的根本大法，便是九条治国方略，其“敬用五事”、“农用八政”、“协用五纪”等都是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战略性思维。但总起来看，在形式上尚带有较多神性迷信色彩，在内容上呈现出单调零散特征。

　　我国古代战略思想家蓬勃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构成了我国古代战略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时，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于是一大批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们纷纷涌出，各抒己见，各种围绕由乱达治的方略纷纷现世，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直面“近忧”，积极“远虑”，出现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诸“百家”战略思想“争鸣”纷呈的精彩场面，使古代战略思想获得了大发展，围绕名实之辩、天人之辩、义利之辩、王霸之辩、善恶之辩等战略问题，形成了以仁义为纲的儒家战略思想体系、以兼爱为纲的墨家战略思想体系、以自然无为为纲的道家思想体系、以刑名法术为核心内容的法家战略思想体系等众多战略思想体系，进入一个“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的多元化战略思想发展时期。《庄子.天下篇》、《吕氏春秋.不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等对众多战略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都有精彩论述。

　　我国古代战略思想自西汉起，步入第三个发展阶段。汉武帝时，为适应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的政治需要，政治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大一统”的战略纲领，为实现此纲领，又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战略措施。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政治战略，自此以后，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阶段，即以一个以儒家仁义德治为主导，兼采道法的新阶段。以后历代众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虽然提出过各有特色的思想观点，但都只是对这一战略思想体系的完善充实，并无实质性的突破。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再到汉以后总体上构成中国古代战略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体现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产生、发展、成熟的基本发展过程。

　　二、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特点

　　把握中国古代战略思想，首先必须弄清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特点。诞生于古代中华大地上的战略思想因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独特性，因此体现出与古代西方战略思想和现代战略思想明显不同的特征旨趣，正确把握这些特征旨趣，极有助于形成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战略思想。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特点：笔者以为总的有三，可概要为：（1）重政治不重经济的政治化战略；（2）重安稳不重发展的稳定性战略；（3）重家族管理不重公共权力管理的家族化战略。

　　1.政治性战略。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重政治不重经济，以政治为其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非常重视建构战略思想，“善为天下计者，必建长久之策，兴大来之功”（王安石）。然而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呕心沥血所建的“长久之策”，所创的战略思想所指所贯的本质内容为“政治”，即政权治理或统治管理。先秦诸子百家学派林立，思想纷呈，然而各家各派所争所鸣的具体内容虽然不一，但它们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务为治”。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家抽出了形形色色、各各不一、富于独创性的战略思想，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围绕着一个“治”的时代主题。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本质上是“治国之道”、“为政之道”，是一系列关于治国统治的方针大略。而这种方针大略的实质是以帝王操纵权力和运用权力为主要内容的统治术。因此，其内容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一部《资治通鉴》，皇皇二百九十四卷，荟萃着中国古代战略思想，被胡三省、康熙、曾国藩等政治家、思想家誉为为人君、为人臣、为人子都必读的“莫善”的“经世之书”。然而这样一部集古代战略思想大成的史书，其提出的一系列有关治国全局问题的“治乱之道”思想，目的都在“资治”，是一部帝王统治的教科书，充满其中的是如何建纲立纪、强干弱枝，而鲜及经济生业。它不仅与现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战略即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于光远）的现代战略思想明显不同，也与重视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古希腊罗马的战略思想截然有别。“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创造性”（杜维明）是中国古代政治思维的基本特点。

　　2.稳定性战略。与“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现代化各种战略都为发展战略，战略思想以发展为主题的现代化战略思想不同，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本质上是稳定型的、具有鲜明的重安稳不重发展的特点。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是以家族为中心，根据血统远近区分嫡庶亲疏的等级制社会，是一种“家天下”的社会。因此，对于最高编译者的皇帝来说，他的最大任务就在于如何维护保有“家天下”的统治局面。因而，作为皇帝“家天下”服务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重要内容的战略思想不仅必然具有重政治轻经济的特点，而且其重政治的本质目标就在于重政治稳定，因此还必然具有重安稳轻发展的特点。也就是说，如何安稳“家天下”的统治秩序成为古代战略思想的中心主题。“治民无常，唯治为法”（韩非）。一切“唯治”，一切唯在实现有效的统治秩序，“治世”便是一切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根本追求。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孜孜以求、纷纷以售的都是“务为天下治”的“治道”。其“治国之道”的战略思想都在力求使“家天下”的统治地位“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而“勿至于乱、至于危、至于亡（司马光）”。无论是“以德治国”或“以法治国”等等的战略思想都是“治国”战略，都是“治乱安危存亡之道”的“治道”。“治国”、“治天下”、“治道”之“治”字凸显了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全力以赴在实现政治社会稳定的“治”景，别无他求。如果说，古代战略思想中有时也包含有“富民之术”之类的某种发展内容，但这些都是包含于“治国之道”中

　　的，都是服从围绕于“治”的最高目标的，它自身并无独立的性质。

　　3.家族性管理战略。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战略思想，然而，这样一种政治战略思想却因“家天下”的政治特点又使之带有浓重的家族性特征，是一种带有家族性管理战略，它与古希腊罗马带有公共权力管理的政治战略思想不同，更与现代政治的公共权力管理战略思想不同。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制社会，具有“家天下”的特征。它必然导致“积家而成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的观念。国家只是家庭的放大，治国便是治家，社会人伦关系本质上只是家庭伦理关系。在五伦中，父子、夫妇、兄弟、三伦是典型的家伦，君臣一伦是父子伦的仿效，朋友一伦则是兄弟伦的类推。这样，以无条件尊重、服从家长为特征的家长制就成为古代宗法社会的一大特色。由此而来，使中国古代政治化的战略思想带有了家族化的特征，而这种家族化的政治战略思想必须重视二条内在相连的战略原则：即“齐家”和“重孝”。一是“齐家”，由于家即是国，齐家便是治国。也就是说齐家是治国的逻辑起点和基本途径。于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战略思想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思路。又如何“齐家”？根本在“孝”，“重孝”便是齐家的关键和重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只要将“顺”于父、“服”于父的“孝“”移于君”、“移于官”、“移于长”，便可有效地维护“家天下”，从而达到治国的目的。因此，家族性管理的战略思想既构成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一大内容，也构成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一大特色。

　　三、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理想目标

　　战略思想的首要内容在于战略目标的抉择确定。战略目标规定了人们行为努力的基本方向和活动的根本指向。正确的战略目标具有激励和规范时人的作用。中国古代战略思想如前所述具有重政治重安稳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已内涵了古代战略思想的战略目标总体“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治”和“平”是二大根本的战略目标。

　　1.治。中国政治战略的根本目标在达天下大治。自孔子倡“礼之用，和为贵”，就把和谐的人际关系，稳定的社会秩序视为政治道德实践的最高追求。由乱而治、由危而安，正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所梦寐以求的。实现稳定的政治统治也便成了历代统治者的最大梦想。《资治通鉴》描绘了这一战略目标的理想治景：“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战、诸侯顺附，四类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这样一种以绝对和谐为特征的“治”象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历代传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其“治”都在较好地凸显了这一“太平之象”。

　　显然，这一理想的“治”景内包含了君臣民三者之间一种理想的和谐稳定的政治关系，即从“明君”、“贤臣”、“顺民”三种理想的政治人格所生发出的忠君礼臣、尊君爱民、敬官恤民的政治关系，正是这种和谐的政治关系构建出了“治”和“安”的社会统治秩序。

　　2.平。如果说，“治”是古代政治思想的战略目标，那么，“平”可谓古代社会理想的战略目标。而“治”与“平”二者又是内在相连的。“平天下”本质上是要使天下在“大同”、“均平”中实现太平。儒家所描述的“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的“大同“”小康”社会图景，都以“绝对均平”为依归。这也即是孔子说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均”和“安”正是“有国有家者”的追求。这种以“平”为特征的“大同”“小康”社会模式，充分体现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双重政治价值，即一方面对于庶民百姓来说，均平的社会模式能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稳定和精神上的无纷扰；另一方面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均平的社会模式能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安定和社会基础的稳固。正因如此，“平”也就成了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战略目标，构成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

　　四、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方针原则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核心在于围绕其治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方针原则，这种根本的战略方针原则即是所谓的治国“纪纲”。“纪、道也；纲，要也”。所谓纪纲，就正是长期指导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规范，是达到封建治国战略目标的根本战略原则，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最高的强制力。

　　1.以礼为本

　　（1）为国以礼。中国古代战略思想，其根本的战略方针原则的“纪纲”不是别的，就是“礼”。以礼为本，以礼为治国纪纲，以礼作为治国的根本战略方针原则，这是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

　　以礼作为治国纪纲的战略地位作用，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反复强调“为国以礼”，“礼其政之本”。要求人们一切以礼为准绳，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荀子也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礼”成了治国执政的总方针，成了中国战略思想国的最高原则。

　　（2）礼在名分。礼为什么能起到治国大纲的根本作用？其关键在于“礼”的本质在“名分”，在讲究名位职分，在严格等级序列，它要求社会上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不同职位、不同序次的人们务必在言行举止、服饰礼器等一切方面严格符合自己的“名分”，而不得逾越。故《资治通鉴》开宗明义指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于分，分莫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又说“夫礼、辩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正因为“礼”所要求的是社会中每个人必须依自己的“名分”而行，因此，只要人人依礼而行，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自上而下的有序性。而君王又如何“正”？为此，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

　　看法，关键的在于君王要具有仁明武的“人君之德”和任官、信赏、必罚的“御官之道”。显然，中国古代这种君本论的政治战略思想客观上是小农经济宗法制度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它一方面要求封建君王以天下为家，以利天下百姓为已任，具有塑造封建统治者良好形象、制约其不良行为发展的积极效用；另一方面它又过分强调君主个人人格对国家的作用，其君本论价值观念客观上必然强化专制制度的消极影响。

　　2.以民为本。中国古代战略作为一种政治战略，在其包含的治国安邦的重要战略原则中，“以民为本”是一基本的治国方略。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充分阐发。

　　（1）民为邦本。以民为本作为古代治国战略的基本原则，首见于《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这里，“民为邦本”的观念首次视百姓为国家的根本。“民为邦本”其最基本的根据在于，百姓是社会人口的主体，是国家存在的基本条件，即所谓的“国之为国者，以有民也”，“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矣。无民、则无以为国矣”。正因为百姓是国家的基础性前提，因此，对国家的统治也就必须建立在“民本”的基础之上。当然，以民为本、民为根本，切不可理解为“民”是古代政治的战略目标的根本目的。相反，这里的以民为本所指的只是把百姓视为达到“邦宁”这一治国战略目标的根本性战略手段，而非目的。也就是说，只是一种统治者为政达治的根本手段。这就是汉政治家贾谊在总结秦亡时更明确直接深刻指出的民本思想：“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命”。一切政务都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为以民为本为命，则国将不国、君将失命，吏将失命。因此，坚持以民为本，是邦宁国安的根本原则。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高度重视“民”在治国中的战略地位。

　　（2）顺从民意。如何体现和坚持“民为邦本”的治国战略原则？根本的就在于要顺从民意，就是要在一切治国战略性的政策措施中充分体现老百姓的意愿，满足老百姓的要求，这是达到治国安邦的根本途径。因此，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无一不强调要重视民意、尊重民意，以此为基本的治国战略指导原则。《左传》、《国语》、《尚书》等古代典籍，都有丰富的论述，如“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无一不把“民”的意志愿望作天意的根源，视为统治的第一要素，把顺从民意视为君主进行统治的基本战略原则。所以孟子告诫梁惠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违背民意，失去民心，也就失去了统治的根本基础。这也就是后来魏征劝诫唐太宗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为水，君为舟”的思想主旨。这也叫“民者，弱而不可胜，愚而不可欺”，老百姓虽然看起来弱小愚昧，但却具有“不可胜”、“不可欺”的力量特性。谁违背民意，谁不去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求，谁就从根本上失去了统治的基础，如此要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必将如逆水行舟，阪坡推丸，难以实现。因此，“明圣之君，知兴国之福在爱民，则必省刑罚，薄税敛，宽力役，以为民造福”，就须在“富民”、“利民”、“教民”、“爱民”、“养民”、“宽民”上有着力。

　　总之，“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的这一思想揭示了“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是进行有效统治的根本战略原则，是达到固国安邦的基本战略方针。当然，“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民贵君轻”体现了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思想的不自觉不确切的猜测，具有某种历史进步性、合理性。但这种民本战略思想一方面是由于其“民”并非一个个体概念，而是一个抽象的整体概念，它与权利毫不相干；另一方面，民本思想的实践者，并非民众本身，而是开明君主和太平宰相，因此，这种民本思想至多只是体现了一种专制下的民主观，而与现代民主观本质不同。民本政治也只是一种开明专制政治，而非现代民主政治。但不管怎样，其“与民为敌者、民必慎之，戒之哉！戒之哉（贾谊）的忠告还是值得今天的我们认真回味反思的，以民为本的古”代政治战略思想依然可以批判地充实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政治战略思想中来。

　　四、中国古代战略的手段、措施

　　为了实现治平的战略目标，除了坚持以礼为本、以君为本、以民为本的方略大针外，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根本性手段、措施、途径。这种战略手段措施主要有崇本抑末、外儒内法、君明臣贤、修身齐家等。

　　1、崇本抑末

　　中国传统治国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任一社会生存发展前提的物质经济基础的思想观点。应该说，中国古代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都高度重视物质经济基础，把发展经济视为治国的根本战略手段。

　　如何发展经济、增加财富、安定百姓？在这个战略问题上，中国古代儒法道三家以及现实的政治家基本形成一个战略共识，即以农为本，工商为末。于是“崇本抑末”，重农轻商便构成古代治国战略思想的基本思想之一。

　　（1）以农为本。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治乱兴衰的大问题，因此，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以农为本就成了基本的治国之道。它包括以下几点思想：第一，民以食为天。以农为本的战略思想是建立在以食为天的前提下的。人要生存，就须有吃有喝，而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正源于人的这种基本生存需求。孔子把“足食”作为“为政”治国的基本条件。《汉书》有“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的断论，《宋书》也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第二，王以农为本。由于百姓生存所需的衣食皆由农业而来，因此，历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坚持以农为本方略，高度强调农业生产在治国为政中的重要地位，高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司马光曾反复申述：“农蚕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仰以生也。“”食者，生民之大本，为政之首务”。“农者，天下之本”，“农者，天下之首务”。把农业生产视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要素，是治国为政的第一要务。应该说，这种思想观点本质上是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正如此，历代有远见的帝王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力本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第三，使民以时，轻徭薄赋。如何发展农业、增加粮食，以满足一国人口的衣食需求？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为此提出各种观点，其中最主要的在二个方面，它们构成了古代以农为本的战略措施。一是孔子说的“使民以时”，“不夺农时”，以保证老百姓能适时抓好农业生产。荀子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百姓有余粮”之论。唐太宗也曾说：“人以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二是轻徭薄赋。只有轻徭薄赋，保证百姓能生存下去，才有进行农业生产的前提。否则，重徭苛赋，使百姓无以为生，农业生产必将萎缩。唐太宗曾忧虑百姓不务农本，允诺亲率群臣农耕和给百姓减免一半田租的方式以鼓励百姓积极从事农业生产。

　　（2）工商为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之所以重农而抑商，主要在于他们认为，如果不采取抑商贱末的战略措施，百姓重商言末，便会客观上导致：一是人们弃农经商；二是人心见利忘义；三是贫富两极分化。从而从根本上扰乱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物质基础和人际关系，使社会陷于动荡之中。因此，大多数政治家都强调：“欲理之君闭利门”，“治国治众者，不可以图利，治产业则都化不行，则政令不从”（陆贾）。要治国治众，便必须“闭利门”、轻商业。

　　虽然重农抑商是压倒性的治国战略思想，但中国古代也有不少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在首先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也看到了发展工商经济的必要性重要性，因此，把工商为用视为治国战略思想的有机内容。《尚书·洪范》把工商之货列为八政之二。《汉书·食货志》提有《“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二者生民之本”，认为“货”具有“分财布利通有无”的独特作用。《六韬》借姜太公之口，提出“三宝”观点，认为“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其乡则谷足；工—其乡则器足；商—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三宝全，则国安”。汉王符提出，“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显然，这种以农为本，兼重工商的思想观点，比只片面主张重农抑商的观点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它客观上对全面促进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也可以说，以农业为本，工商为用是中国古代治国战略思想中的优秀因素，也是至今仍具有某种借鉴意义的治国战略措施。

　　2、外儒内法（王霸并用）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作为一种治国战略，如何有效治理国家始终是其关注的中心问题，因此关于治国战略模式也成为其重要的内容。

　　用什么模式治国？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各抒己见，各呈己说。从后代帝王实际采用的模式而言，不外以下三种：第一是儒家的礼治；第三是道家的无为政治。这三种模式都曾为封建统治者实践过。

　　儒家的礼治是把治国建立在对人性的充分肯定上，突出“人性善”的作用，重治人、轻治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

　　法家的法治建立在对人性的充分否定上，突出人的自私自利特性，主张严刑峻法。“治民御下，莫正于法”。

　　而道家的无为政治则崇尚自然，把治国建立在君王南面之术上，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王朝开国初期，常采用此治道。

　　然而，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大都是重实用的，实际上并没有孤立地采用哪一种治国战略模式，而往往是博采众长，广泛地吸纳那些有利于专制统治的万分，最终形成了一种混合的治国模式，即“外儒内法”模式。

　　这种外儒内法模式，一方面在形式上大肆倡扬儒家的礼治或德治，以仁义治天下，以此证明封建统治者统治的高尚性和政权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礼治或德治作为治国模式手段又是不完善的，或者说它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它无以根治人性反面的破坏性。秦朝快速灭亡的教训，一方面固然证明暴政不可行；但另一方面也提醒历代统治者刑法不可丢。实际上，即使是儒家老祖宗的孔子也并没有否定“法”在治国中的必要性重要性。孔子诛少正卯即是证明。他的观点是：“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这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宽猛相济、德刑相兼，礼法并用是最一般的治国模式，这种模式是任何时代都改变不了的。应该说，孔子的这一治国思想闪耀着不朽的政治智慧和光辉。正如此，东汉政论家崔湜在其《政论》中总结说：“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是以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

　　历代王朝，都极力宣扬儒家德治，而在实际上并不忽视法家刑法。这是现实政治使然，并不是以主观美好的意愿为转移的。而封建统治的这种德刑相兼、礼法相济的治国战略模式或手段也叫王霸并用模式。

　　3、吏治为先

　　在中国传统政治战略思想中，以君为本、以民为本是两大战略原则方针，然而在两“本”之间必以“吏”相连。作为统治主体中心的“君”要有效地“治民”，就必得依靠各级官吏，官吏是君主借以统治万民的战略工具，治民的关键在治吏。因此，吏治遂成为统治者关心的又一课题，如何形成一支理想的官吏队伍，如何有效发挥官吏的作用成了统治者经常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关于吏治问题的思想也便成为古代战略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1）治乱在吏。吏治的必要性重要性在于它是君主统治百姓的中介工具，是“治之材”，君主只有通过各级官吏才能真正“治民”，只有首先“正百官”，然后才能“正万民”。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把吏治看成是治国治民的首要工具和关键环节。

　　韩非子有“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网之纲”。“治吏”是治国战略的根本与纲要。汉贾谊认为“民之治乱在于吏”，“故民之不善也，失诸吏也；故民之善也，吏之功也”。历代政治家思想家还常常把君臣关系比作元首与股肱的关系，以此突出臣吏在实现君王统治战略目标中不可或缺的手足般的战略手段作用。

　　（2）审择官吏。官吏是“治之材”，是统治的基本工具，因此，选拔官吏就成了实行吏治的第一环，是否能把真正德才兼备的人选择为各级官吏，是吏治成败的关键，也是整个统治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汉王符说道：“君者民之统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共器。……安其人者，必先审择其人。是故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宋司马光也认为：“为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称职，则万物咸治”。唐太宗曾在“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指导思想下多次劝勉尚书省官员要加大举贤力度，以选拔出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官吏队伍。

　　如何慎择官吏？如何做到官得其人？这就必须确立选择官吏的标准。古代政治家思想要求各级官吏的选拔须坚持有德有才，德才兼备的标准。“为国家考进取莫若木守莫若德”。而在德才两者上，又须以德为先，以才为用，德才“钧之不能两全，宁舍才而取德”（司马光）。这是古代德治理论的内在要求。

　　而在选人上，古代政治家思想尤其强调两个原则，一是唯贤是举，二是量才授职。要坚持唯贤是举的原则，就须一方面不分亲疏，如韩非子有“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名断；另一方面须不讲门第。魏晋南北朝时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用官员，往往高门中选，寒门遭斥，影响人才选择。后司马光对此发论：“选举之法，先门第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于世禄与侧微，以今日视之，智愚所同知也”，力主打破选人上的门第身份观念，体现了选人理念上的历史进步性。关于坚持量才授职的原则，古代政治家思想家认为，必须根据各人才能的特殊性授以相应适合的职位，做到人选、事务、职位各得其所，以“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无不尽，任无不适”。而要做到量才授职，就须具体做好以下环节，一方面要“求才贵广，考课贵精，随其所能，试之以事（”陆贽），把选取、考察和试用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晏子），这是“任人之大略”。再有是要破格使用人才，破拘挛之说，开功名之路。既重视宰相必起于州、猛将必发五卒伍的逐级选拔法，也重视不拘长幼，做到非不用资格，也不纯用资格。”以保证优秀人才不致被浪费埋没。

　　（3）严核吏治。为了确保各级官吏恪尽职守，名实相符，为了激励各级官吏尽心尽职，出色践履职责，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对各级任官实行考绩。也就是说，考绩官吏是吏治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充分认识考绩官吏是吏治的重要环节。《尚书》载尧舜时便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的规定。《汉书》提出“考功则汉”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实以定德”的考绩，才能做到“小人日销，俊艾日隆”的理想吏治境界。因此，严格考核还是根治吏治腐败的根本措施。另一方面，要考绩官吏，就必须坚持循名责实、严格考课的原则，要依据不同的职务名分所应达到的岗位职责，以一套规范的方法，去衡量要求各

　　级官吏的政行政绩，然后，合格者留、优异者升，不合者下。这种循名责实的考察方法也叫考课或考绩法。这种把考察官吏制度化、法律化的做法是古代吏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创造性智慧。而为了更好地循名责实进行考核，古代政治家还提出了稽官察吏，纠励成规的思想，要求把考课和监察有机结合起来。再有，还须辅之“以毁誉相进退”、重视百姓呼声，社会反映在考核官吏中的作用，鞭策官吏关心百姓利益，重视社会影响。

　　（4）精简官吏，裁汰冗官。古代吏治建设的一项基本措施，也即吏治战略思想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精简闲散官员。“能简冗官，诚治之本”。冗官冗吏是历代吏治腐败的重要源头和表现。《周书》言“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司。……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清烛之由，在于官之烦省。”而要根治冗官冗吏的根本措施就是“并官省职”。裁汰冗员，把可以合并的职岗进行合并。

　　（5）“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古代吏治战略还包含一个重要原则即做官者不能经商的思想。《臣轨》中说：“营私家则官事不成，在公门则不言货利，言货利则公门不正”。《通鉴》也说：古代发给官员的俸禄，不许出卖劳力，不许从事工商等“末业”，而且“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福必至也”。告诫那些居于高位的官员如果去做生意，则灾难必然降临。做官经商，官商结合，难免腐败，难以使吏治清明。所以官商必须适度分开，这是保持官吏队伍清正廉明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无疑，上述中国古代吏治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战略思想中富于特色富于成效的重要内容，它是实现中国古代政治战略目标的根本性战略手段和措施。

　　4、一治分事

　　在中国古代政治系统中，长期存在着两种权力—“治权”和“事权”。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两种权力之间的矛盾关系，构成中国古代治道和古代政治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

　　什么是“治权”？所谓治权，就是有关军、国、刑、政、用人的最高决策权力。在古代，这部分权力是不可分割的，“一皆取皇帝处分”。东汉时，太史令张衡曾以地震土裂警告君王，治权不能分割：“前年京师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扰也。窃惧圣恩厌倦，制不专已、恩不忍割，与众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愿陛下恩惟所稽古卒旧，勿使刑德之柄不由天子。”呼吁威不可分、治权集一。这种“治权”归于一的观念是古代中国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识。在他们看来，最高决策权力只有归于一，才能带来政治安定，保持上下一体。反之，分权则必然带来“制不专已”、“权在群下，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导致“威分”则“国分”、“国分”则“民扰”。

　　其实，在现代社会，由集体进行决策，多数人进行统治，分权并不意味着国家分裂，而是使国家中的各种政治力量都能平等，有效地行使权力，以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是难以找到的。

　　而在中国古代政治战略中，与治权集中相对应的，是主张事权分化的战略观念。所谓事权，是指辅助皇帝处理各种事务的执行权力，即官僚机构的权力。秦汉以后，实行中央集权制，三公及州郡长官皆自辟僚属，多以“从事”为称，形成“事权”系统。这部分权力，处于从属地位，随时可以被皇帝收回或肢解。而且，为了确保“治权”归一，皇帝也经常使各种“事权”处于相互制约状态，即对上“治权归一”，对下则“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三公统外，御史察内”，互相补充、互相牵制。

　　治权与事权两种权力如何处置，便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实践战略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两者解决得好坏，影响政局治乱关系极大。

　　而两种权力关系，主要体现在皇帝与宰相之间。在封建专制社会，皇帝至高无上，享有治理国家的一切最高决策权。但天下至大，事务至繁，即使再勤于政务的皇帝，也不能做到“事必躬亲”。所以，只能将一部分执行权，交给宰相或以宰相为首的行政部门。然而，行政部门的一举一动，都必须承受皇帝的命令。这就必然会出现“治权”与“事权”之间的矛盾。

　　如何认识和解决这对矛盾？古代政治战略思想告诉我们：“治权集中，事权分化”。历代帝王，都设法在体制上削弱宰相的“事权”，实行“分而治之”。上古时候，中央政府设六官，分别处理不同政务，而以冢宰作为首脑。秦汉以后，增加为九位官职，由丞相领导，而以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使他们互相牵制。东汉则利用司徒取代丞相之职，并与司空、太尉共掌事务。然而，行政实权却归尚书令掌握。尚书令主赞奏事，总领纪纲，无所不统。魏晋以后，以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仆射以及大将军等官执掌着宰相之职。可见，宰相权力由原来一人掌握发展到由多人共掌，并逐渐走向形同虚设。而且，为了分化“事权”，许多帝王还利用宦官、外戚等组成的“内朝”来钳制事权。

　　皇帝“治权集中”主要靠下达“诏书”，使行政权奉旨管理。诏书一到，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违抗。这叫“人君执要，人臣执职”。“若国政一由帝令，一王每决于已，则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风必当霁之，四方众异不能为害”。

　　在具体行政管理上，皇帝对宰相的要求也是高度集中，无所不包的。虽然这明显不符合设科分层的现代管理要求，但这是专制政治权力观念在行政上必然反映。在专制社会里，家长制作风充斥行政系统，皇帝要象家长一样管理行政事务，而宰相也就只能充当“管家”的角色，无所不管、无所不包。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管事最多最杂的人，往往是最优秀的，虽不懂得分层管理、分级管理的妙用，但这是专制政体国家管理中既要巩固皇权，又要管理国家的必然选择。因此，治权集中、事权分化构成了传统治国理念的一大特色，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战略思维中不可或缺的原则措施。

　　5、修身教化

　　在中国古代的治国战略思想中，还包含着一条富于中国特色，而与西方政治战略相区别的战略措施手段，即修身教化思想。

　　（1）修身为治国之道。如何治天下守江山？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从人治观出发，提出“为政由人”的思想，认为政治的安危治乱皆取决于人，取决于人心。由此，正心修身就成了政治成败的基础性工程，特别是君王的“正心“”修身”更是政治成败的关键。孔子提出“修身以安百姓”，董仲舒认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中庸》有“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里都把封建统治者的道德修养视作政治统治的成败，把修身视作封建政治过程的逻辑起点，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充分体现了封建政治的人治性德治性的实质。

　　当然，封建政治的正以修身不仅仅是针对最高统治者的，也是对普通百姓的要求。如何修身？封建道德修身的方法途径很多，主要包括读书学习、思考讨论、日常生活锻炼等。应该说，这种修身治国手段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把它作为整个统治的根本手段则是儒家治国理念的一种失误。

　　（2）教化。儒家的治国理念是一种人治和德治为纲的理念，人治和德治理念必然引伸出修身和教化为二大治国根本手段，即通过修身和教化使人德化而达治。因此，历代统治者不仅重修身，也必然重教化。

　　所谓教化，即是指教育化成，是通过一系列的政治道德教育以实现理想政治状态。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们高度重视教育化成的德治功能，“教育政之本也，教成败政立”。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相信，通过一系列的政治道德教育手段可以培养出封建政治所需要的社会角色，培养出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格德性。如果说，正心修身侧重于个体的内在自我德性培植，那么，教化侧重于社会外在的德性教育。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力倡教化，批评不重教化的统治方式。《通鉴》说“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谷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也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汉董仲舒力主“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然而，如何进行教化？为此，中国传统政治战略提出了丰富多样的手段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君王以身作则。中国历来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强调君王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教化作用，孔子即有“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名断，充分体现了专制政治条件下的人治与德治特征，二是选贤奉贤，树立榜样，供天下人效法。历代思想家都曾化大力气塑造贤德榜样，以感化激励士人百姓；三是通过学校教育，学仁习忠。自太学到序庠乃至家族私塾，都以“道德“”文学”为学习的主要内容，以三纲五常为主要的培养目的。四是政府置“父老”、“师帅”、“伍长”等官员，深入民间，教化人民，行善去恶，勤劳节俭。通过

　　以上的教化手段，以有效达到改造人性，塑造人格，淳化风气的政治目标。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围绕“治“”平”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方针原则、方法手段，从而形成了深刻丰富的中国古代政治战略思想体系。应该说，这一思想体系对维系中华民族，推进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其中所包含的民本思想、农本思想、王霸并用观、修身教化论都蕴含着许多可以为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所汲取的合理成分。当然，总体而论，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毕竟是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表现出了与当代社会性质的格格不入性，但这种格格不入也可从反面提供给我们一些宝贵的启迪。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有赖于我们当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去批判地总结这一份遗产，继承其中的战略智慧。

篇九：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

　　黑龙江粮食职业学院

　　高

　　职

　　生

　　毕

　　业

　　论

　　文

　　题

　　目：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学习形式:

　　姓

　　名:

　　张龙

　　学

　　号：

　　专

　　业:工商企业管理

　　指导教师:陈慧媛

　　学生所在教学部:

　　年

　　月

　　日

　　目

　　录

　　摘

　　要....．..........．．.....．...．．.............．．.．.．．..．.....．...３

　　一、管理定义及传统管理思想的起源,发展......．......．．...．..........．4(一)管理定义.．．...．...．.........．....．.．.........．.............．4

　　（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4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负面影响.．...．.．．．.．.........．.．4

　　（一）重政治而轻效益的偏向...．..．......．.......．..........．..．..．.５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的偏向...．．...．．.......．......．...．.．．....．..．5

　　（三）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偏向....．．.....．.............．．....．..．．．...5

　　(四)重情意而轻利益的偏向.．．.......．.....．．....．．.....．.．....．...5(五）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5

　　三、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5

　　(一）“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5

　　（二)人类社会协调的和谐发展观

　　....．．.．．...．．.．....．.......．...．..6

　　(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的“入世精神”..．．..．.．．....．...．．．6四、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探讨...．.........．．..........．．．.．......．.....6(一)技术创新促进管理创新......．．．..．．..............．..．.........．．7（二)现代管理强调目标管理...．.....．....．...．．....．...．．.．.．．．．....．7（三)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7参考文献..．．....．．...．.．.．.．.....．.....．.....．...............．......9

　　摘要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瑰宝,他不仅含有深邃的哲学观点，更像是一部美妙的哲学诗篇,给现代人管理国家、社会、企业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阐述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负面影响，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的探讨，从而保证现代企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管理;传统管理思想；

　　对现代企业管理影响;现代企业管理探讨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一、管理定义及传统管理思想的起源，发展

　　(一）管理定义

　　管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自觉由无序到有序的一种活动。人类的管理活动从原始的氏族管理到封建的传统管理、近代的科学管理,走过了一个漫长的社会历程。在人类管理思想和学说的浩瀚烟海中，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千百年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辛勤劳动中，萌发、创造出许多卓异的管理思想,如:西周时期“量入为出”的财政思想，秦汉初年的集权、限田管理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放任主张，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政策,张居正的经济改革思想等等。他们无论是治国之道（宏观),还是治生之道(微观）,都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

　　（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国家之一。中国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农业密不可分,早在八千年以前,中国已有了原始的种植业，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分工之后,中国早期的管理活动和行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总之,在当时封闭的以农业生产管理为生存基本手段的宗法社会土壤下，何种管理思想或学派占据主导地位,并以何种形式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种特定的地理、历史和社会因素孕育了我国早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可以说，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意识和行为都是以华夏文化为轴心起源、发展的。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是通过孔子完成的。孔子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剧烈冲突的时代，在奴隶制处于崩溃的前夜，他作为统治阶级管理思想家毫不隐讳的使命就是复兴周礼。他第一个从理论上总结了奴隶制社会的管理经验,第一个系统地整理、总结了中国的传统管理文化，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去传播这种管理文化，正是这两个总结,奠定了孔子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引来无数后人的颂扬和批判[8］。

　　总之，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导致管理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而在这场竞争中，源于上古华夏文化的儒家管理思想满足了当时农业社会的管理需要，它由孔子创立，经孟子、董仲舒、宋明理学、新儒家等一代儒学学派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并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宣扬传播,终于促使儒家管理思想占据了社会管理行为的主导地位,并成为千百年来流传最广泛、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思想。

　　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负面影响

　　我们对旧中国的企业进行了全面的生产、制度改革，并大量引用了原苏联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创造出一些符合我国国情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但是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诞生，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落后的思想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

　　下的产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由于历史上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加上封建社会多年的宗法专制统治,使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具体表现在:（一）重政治而轻效益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建立和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总把本阶级的政治利益置于首位,不惜阻碍破坏经济的正常发展。

　　首先,企业行为政府化。企业成为了国家的行政组织或政府部门的附属物，缺乏独立的人格。企业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目标选择、经营观念等主要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控制和影响。其次，企业内部结构行政化。第三，企业管理方法和手段行政化。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的偏向

　　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封建专制管理的国家,民主管理的空气非常稀薄。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的个别企业中常常表现为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家长制、一言堂。

　　（三）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企业管理机制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它过分重视人情管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这种“人情”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企业毕竟不是一个家庭。

　　(四）重情意而轻利益的偏向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建国以来一个时期，我们在“左倾”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脱离群众对实际生活的物质需求,幻想不去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共产主义，这是十分可笑的。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五）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在企业管理上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企业管理思想上,我们曾经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比如:建国后，重视对原苏联管理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探讨，而这种管理思想的一个特点是维护了一种总体至上的观念。其次,企业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趋于共同，缺少特点。因此，国家的方针目标就是企业的方针目标；国家的价值观念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念。第三，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铁饭碗”、“大锅饭”至今仍是个别企业改革发展的阻碍。第四,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特殊性,群体性高于个性。

　　三、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一）“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

　　把人视为现代企业最为核心和宝贵的资源，重视“仁”与“义”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通过实施人才战略、人性化管理和家庭式文化,努力发现、培养和发展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让企业成为员工生活与工作的希望之“家”。随着知识

　　经济的极大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知识经济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企业中“人”的地位不断提高。企业开始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企业运作，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5]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来达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所采纳。

　　（二)人类社会协调的和谐发展观

　　企业要协调、持续发展,也需要具备天地的“不自生”品德,希望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客户贡献能源,为股东谋取利益，为员工提供发展，并寻求这四方的和谐与平衡。尤其推崇“和谐”的企业发展观，认为和谐是一种稳定状态，是人类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企业与社会、股东、客户与员工的和谐发展是现代企业最高的使命和追求。

　　（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的“入世精神”

　　古代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文化，即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并投身于改造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提倡经世致用、兴邦论国。数千年来这种积极关注社会的“入世”精神不断延续和发展,影响着代代中国人[2]。今天,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如海尔集团的争当“世界５00强”的精神,长虹集团的“以产业报国、民族兴盛为己任”的理念，都是古代中国“兴邦治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四、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探讨

　　历史上尽管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曾不断“演变”、“改制”,但实际上大多属于封建管理机制的改革和调整，而不是封建管理方式整体上的质变。这种内在演变,无法摆脱历史的沉重羁绊和局限。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我们发现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知识的更新和西方工业社会产生的巨大变革，已经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这种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向应是：应变、求实、进取、创新、攀高。面对这些，谙熟于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显得步履艰难,它其中的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科学中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但是，当我们重新认识这一问题时,也不应全面否定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它的许多优长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应该说,无论是主观，还是在客观上,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1]。因此，只有通过对它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将其合理成分和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科学精神相融汇，再注入马克思主义管理观的生命血液,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当前，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中，企业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困难。企业要想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求我国当代企业从思维观念到经营管理都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深刻变化,一无反顾地进行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改革与创新,而这种变革必须建立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以民族优秀的传统管理思想为根,兼容世界各国之长的基础之上。1９96年9月朱镕基同志发表的题为“科学管理,兴国之道”的文章，把管理提高到兴国的高度。这体现了对当代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对科学管理理论的希望和肯定［7]。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要振兴,都离不开探索和形成相应的管理之道,这一规律中外古今概莫能外。对中国企业来说，任重而道远。

　　面对跨国集团的强势登陆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如何推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

　　化，保持企业良性持久发展，成为颇受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古代管理思想作为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在企业经营领域的价值效应正在日益凸显。把现代西方管理理念与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路,对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3］。

　　（一）技术创新促进管理创新

　　管理主客体科学技术素质和思想、文化观念及素质必然影响管理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方法。技术革命必然带来管理革命，技术和管理是企业发展的两个“轮子”。正确处理技术与管理的关系，既要提倡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也要提倡管理革命和管理创新。现代管理运用系统论和控制论，强调管理系统是开放的系统,管理过程是闭环的过程,在管理中广泛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

　　从机械化到自动化,技术发展和进步，促进生产力解放和改善劳动（生产)环境条件,促进集约化生产和标准化生产,也孕育了一场管理上的革命，管理理论和管理手段、管理方法自然而然也带有许多“自动化”特征。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更进一步的“解放”和“改善”,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和更高效率,推动了更深层次的革命,更加具有“人性化”特征。比如“实时数据”、“数字仿真模型”、“人工智能”,以及“流程再造”、“数字企业”等等,不仅体现在生产系统(工具）和管理系统(手段)的更高级现代化，而且,通过开发应用现代化（数字信息)生产、管理系统,同时表现在管理思想、观念和管理方法、水平的进一步现代化。把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劳动”、“管理”和“工具”的能力因素,通过互相结合、互相促进，从而生产进一步发展、机构进一步精简、人员进一步精练；生产和管理效率整体提高,生产和管理成本整体降低。显现出更高的生产力水平。

　　（二）现代管理强调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的基本出发点是综合以工作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技能,把企业目标的实现与人的需要满足结合起来。这个“工作”一定要有即期的和远期的结合，有战术性的，也有战略性的，有明确的宗旨、原则和指导思想，也有明确的目标、思路和关键措施，当然包括政策和手段。

　　目标管理的基本方式是自我控制。强调主观能动性和传统管理中的“主人翁”责任感，实行目标管理能够把传统方法中的“要我做”和“要我怎么做”转变为“我要做”和“应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就要求以Y理论来看待职工,鼓励全员参与,以目标导向创造性、灵活性工作,注重发挥职工的自觉性、责任心。

　　实行目标管理要进行层层目标分解。将当今大系统、大目标管理分层分散控制，将专业化生产和职能管理间的既分工又协作，以及高质量的“中间产品”或“半成品”,作为“链条”或“体系”中互为客户化的“服务”和互相依存的“市场”。实行目标管理,必须重视目标评价,并客观、准确、及时反馈和改进，只有这样才使得目标管理过程闭环起来，发挥作用。

　　在以工作为中心的目标导向管理中,融洽管理各主体间的关系,是成败的关键。建立“共同目标”能促成一个长期的以及不断学习和进步的动机，营造和谐进取的企业文化能形成取向一致的“价值观”，(三）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

　　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都是对人对事的,按照矛盾论的辩证法来研究人的认识规律和事物发展规律,不断解决认识过程中的矛盾,“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企业经营管理离不开制度和文化,行为规范靠“硬”制度管理,思想意识靠“软”文化感染，在日常管理中需要“软硬兼施”,互为作用，并需要持续改革和创新。制度管理总是有阶段性和针对性的，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文化熏陶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追求“感染力”和持久性,企业文化底蕴是“百年老店”经久不衰的根基。

　　管理就是管人理事。“管”人是过程，“理”事是目的。理事的制度性、规范性，标准化、程序化等“硬”性约束要强；管人的文化性、学习性,自觉性、能动性等

　　管理从基层开始，还必须回到基层；信息在基层形成，反馈到高层,也还要再作用到基层。现代管理强调全员参与、全方位多要素互动的系统性过程管理和目标管理,强调以工作为中心和“以人为本”。

　　管理靠人,直至企业基层的每一个体，换句话说,基层的职工也是管理队伍中的成员，只是职责不同而已,绝不是完成任务的机器。人是有思想,有行为准则和行为能力的；而且,需要有知识、技能,尤其是在当今知识“爆炸”、信息“完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加上现代管理产权体制与经营和管理体制的可分离,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的关系可清晰、转变,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等等,都需要职工参与管理[6］。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和精神凝聚力,企业文化与物质文明相适应，互相促进和发展。企业特征表现与文化属性,与企业的形象和生命力表现，极具个性,绝对不是可以简单“复制”和被复制，也不是能够简单套用或被套用的“模式”。就象X理论和Y理论也绝不能生搬硬套,不能“对号入座”一样，不能教条式和绝对化。

　　要相信人是可塑的，要让传统文化观念融入先进思想理念，使企业制度的进步性统一于企业文化(内涵)之中，营造使命感、责任心和文化道德的自觉与制度的刚性约束相互作用的环境，用先进企业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积极的企业制度激励广大职工守纪律、爱集体,牢固树立“主动责任”和“终身责任”理念,增强他们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使其长期保持不断进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是企业活力的源泉。用企业文化凝聚广大职工，导入“忠诚”、“信任”、“成就”、“绩效”、“责任”、“归宿”等概念和“共同价值观”、“共同愿景”思想。要把企业与职工的诉求和价值取向统一在相关制度、规定,以及企业文化中；要把企业“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的机制与企业职工“安全感、成就感、归属感”诉求统一起来。要让基层的群众都始终“忠实、用心”，也就是真实、踏实忠于企业,尽心、尽力做事、做人[10]。未来真正出色的企业，将是能够设法使各层次人员全心投入,并有能力不断学习、团结进取、改革创新的组织。

　　参考文献

　　[１］陈雪钧：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当今企业的启示交通[J].企业管理,２007，(12）

　　[2]张阳:传统管理谋略的探究与运用——海尔与华为的管理实践探索[Ｊ].理论学刊，20０4,(12)

　　[３]刘华伟:儒家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Ｊ].中外企业文化，20０7，(0２)[4]李启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Ｊ].文教资料,2007,（０6)[5]郑其绪:柔性管理［M］.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１９99.

　　[６］稻香:柔性管理[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０0６．

　　[7冯沪祥：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管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00０.[8]杨先举:孔子管理学［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９]邓志辉：浅谈当代管理新趋势：柔性管理[J]．经济师，2006,(10Ａ）.[１0]吕巧凤:儒家的人本思想及其与现代管理理念的契合[J］.理论探讨，200４，(3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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