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5篇
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5篇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浅析八十年代初中国外交转型中的国内因素 作者：刘雅文 来源：《现代交际》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5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浅析八十年代初中国外交转型中的国内因素作者：刘雅文
来源：《现代交际》2010年第06期
[摘要]本文通过对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交转型的内容和特点的总结,试图从影响本次外交转型的国内因素角度出发对这次重大的外交转型进行分析。
[关键词]外交转型
中国外交80年代
国内因素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6-0111-02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此次外交战略的调整与以往国家外交战略的调整相比,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此次调整具有全面性、根本性的特点,可以用“外交转型”一词来形容此次调整;二是此次调整国内因素发挥的作用特别大,并且实现了国家对外战略和对内政策的统一。
一、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外交转型
根据学者对于外交调整的相关定义,外交转型是指国家对外关系模式发生的变化,具体体现为国家在外交理论、外交政策、外交关系上同时发生的全面性、根本性的调整。依据上述界定,80年代初中国外交的调整可以被判定为是一次外交转型。这是由80年代初中国外交调整的内容和特点所决定的。
从整体上看,经过此次调整,中国对外关系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从自力更生型转向不结盟多元化型。从建国初至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关系可以基本被判定为从自力更生型:建国30年左右以来,中国与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对外交往的程度并不高,仍然处于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沉浸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封闭经济中,拒“资本主义文明”于国门之外。80年代后至今,中国对外关系则进入了不结盟多元化型的阶段:中国不仅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还在政治上明确的表示了不结盟的政治立场,经济实施了改革开放的对外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这是中国处理世界事务的整个方向的调整,是全面性、根本性的。
具体来看,此次中国外交的调整是在外交理论、外交政策、外交关系的全方位变化:1.外交理论。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理论从偏重理想主义的政治思想转向偏向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制定的出发点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推进世界革命为任务,反对现存国际体系;80年代初则转向以国家利益为重,认识到首先要发展自己,只有在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后,才能影响世界,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构建。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2.外交政策。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政策较建国初期至70年代末有以下调整:在外交的目标和任务上,从不相信世界能保持持久和平,着眼延迟战争爆发,转向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在外交的途径上,从结盟外交转向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由对外封闭半封闭转向全面对外开放。
3.外交关系。80年代初中国的对外关系较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有以下变化:民间关系迅猛发展,具体体现在对外开放政策实施,经济交往加强,文化交流日盛;多边关系得到加强,中国所加入的国际组织,参与的国际事务较之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提升;冲突,特别是武力冲突减少,交流合作成为中国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方式。
二、影响80年代初中国外交转型的国内因素
列宁在1916年指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形势的变化对于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转型。此次中国的外交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国内形势发生巨大转变的基础上的。根据上述对于80年代初中国外交转型的内容和特点的总结,结合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国内形势的变化,可以找出对其造成影响的国内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代替更迭
越是威权主义的国家,其对外政策的制定所涉及的政府部门就越少,甚至有时集中在总统或者其他什么名称的领导人个人的手中。80年代初期,中国国内虽然逐渐克服了对于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但是民主、法治进程仍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国家仍处于威权体制的领导之下。在这种政治状况下,个人或由小部分人组成的领导集体的政治思想,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战略的制定上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1978年后,中国的政治从毛泽东时代进入了邓小平时代,这对于中国外交,特别是在外交理论上的影响巨大,因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在统一的基础上又有着巨大的差别:即在共同的现实主义基础上,毛泽东在实践中偏向于理想主义,导致中国外交时不时的表现出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而邓小平则是彻彻底底的现实主义者。如在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毛泽东在有些时期,有些事情上特别看重意识形态,看重外交原则和道德原则。而邓小平则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搞国家间的意识形态争论,把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制度的敌对、对立、分歧与现实的国家间关系分开来,一切外交的活动都围绕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目标服务。
(二)政党国家关系的转型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唯一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进行了调整:从外生型政党-国家关系过渡到内生型政党-国家关系,使得执政党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战略上都对个人利益或政党利益同国家利益进行了必要的区分。
篇二：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近代以来我国外交政策演变吕光凤05
王芳07（水土学院2013级农水班20134031）
摘要：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演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的规律与认识
关键词：清朝；中美；中日；
一、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演变：
（一）清政府外交（1840-1912）——屈辱外交
清政府实行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无论是军事上失败，还是取得了胜利，都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结束。1861年初，清政府为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设立了总理衙门，便利了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但客观上也使清政府放弃了闭关政策，开始面向世界，并基本完成了从传统理藩向近代外交的转变，适应了近代国际关系发展需要。清政府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中国使臣，出访欧美去办理外交，这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怪胎。为了镇压中国人民革命，清朝统治者还两次向侵略者“借师助剿”。１９０１年《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保证严禁中国官员和人民的反帝活动，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
1、清朝对外政策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
（1）第一个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闭关锁国”
鸦片战争以前：当时清朝认为中国是优越和强大的，是世界的中心，四周的藩属邻国以至海外列国是落后野蛮的，应该向中国朝拜进贡。自中外通商以后，清统治者视来华的西人为非我族类的野蛮人，认为应严格加以防范。在这种意识
支配下，19世纪初的清朝基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仍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并不拒绝与各国交往，只是强调对方必须承认中国为天朝上国，追求名义上的藩属朝贡关系，重视名分礼仪等细节。
（2）第二个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缺乏主权观念开眼看世界”
19世纪40至50年代：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蜂拥而来，中国最初的反应主要是从族类和文化两个层面对待西方的入侵，不是以是否损害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实际利益为对外交涉的目的，而是以是否见容于自身的传统和陈腐的体制为圭臬，因此常常出现以主权换定制的可悲局面。《望厦条约》签订过程中，美国特使顾盛正是以进京为要挟（这违反所谓朝贡体制），换取了清廷对包括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在内的大量利权的让步。另一个典型事例是《北京条约》签订后，咸丰帝躲在避暑山庄，一不痛心割让九龙，二不吝惜巨额赔款，却斤斤计较认为派员驻京“最为中国之害”，因为公使驻京是对清朝体制的挑战。
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朝产生了危机意识。在受到鸦片战争刺激后，一批爱国开明之士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他们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可惜的是，《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在中国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这使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第三个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自强制夷”
19世纪60至80年代：此时期清朝在西方武力威胁下先后实行被动开放和主动引进。对外意识的主流也从华夷意识转变为以西方为学习与交涉对象的洋务意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彻底打破了清朝统治者的天朝迷梦，承认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因此必须重新认识世界。第二次
鸦片战争中，在西方列强的强烈抗议下，清政府规定今后“夷人”均称为“洋人”，“夷务”均叫“洋务”。这不仅是名称上的变化，也意味着对外政策的变化。《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公使驻京，标志着西方列强开始干涉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清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管理一切对外事务。中国洋务派开始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大办洋务。
19世纪中期以来，清政府主要依靠传统的驭夷之术处理中外关系，主要外交策略是以夷制夷和均势外交，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牵制。但是以夷制夷和均势外交必须以利益为诱饵，是以丧失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只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者而已，结果只能是一次次的丧权辱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一步加深。
（4）第四个时期（甲午中日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放弃对抗”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中国人民反抗外强的方式发生变化。甲午中日战争，大清帝国竟败在“东夷小国”日本手下，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这既使中国人感到奇耻大辱，又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同时它还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进化论的传入使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愈加强烈。康有为发起保国会，以恢复主权为目标。他研究了各国变法的历史经验教训，最后选择了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彼得大帝改革的道路，指出“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他还断言：“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殊不知中日国情不同，戊戌变法由于守旧势力远远超过维新势力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而告失败，中国失去了19世纪最后一次主动变革、选择独立自主发展方向的机会。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签订了《辛丑条约》，清廷彻底放弃了对抗外强的
决心，只是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猜忌勉强维持。而伴随国际法的传入和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反抗外强的手段和方式有所改变，即由以暴力驱逐外人、全面排拒西方变为以国际法为依据的文明的理性的方式。如1905年收回路权和抵制美货活动，开启了中国收复主权、利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表现了对外主权意识的觉醒和文明、理性的对外精神。
此时，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的外交思想（1912）——妥协外交
外交思想：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三民主义缺乏明确的反帝主张，只是主张推翻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发布“告友邦书”，企图用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清政府所欠的一切外债，来换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１９２３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１９２４年初，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增加了反帝内容。１９２４年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可见，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三）北洋军阀政府外交（1912年3月-1928年）——卖国外交
军阀为了实行专制统治，不惜投靠帝国主义。袁世凯统治时期，出卖路权、矿权，大肆借款，并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他未经国会同意，于列强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用盐税作抵押，使列强实现了控制和监督中国财政的愿望。1915年5月，为了让日本支持复辟帝制，他竟然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要求。而在巴黎和会中中国外交失败，也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在华盛顿会议中签署《九国公约》，更是为列强共同掠夺中国提供了条件，再次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四）蒋介石政府外交政策（1927年-1949年）——对外卖国外交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制造对外“自主”形象和扩大税源解决内战经费，发起了要求帝国主义支持的“改订新约运动”。面对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的侵华战争，蒋介石的对日政策经过了“绝对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自卫抵抗”——“消极抗日”等四个阶段。抗战胜利后，为了求得美帝国主义帮助打内战，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全面出卖国家主权。
（五）新中国的外交——独立自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近代史上的屈辱外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同各国广泛建立外交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进入一个崭新时期，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实行对外开放。以“一国两制”方针，顺利地解决了港澳问题。
1、主要成就有：
1949年与苏等10多个国家建交，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新中国得到了国际承认。
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巩固中苏友谊，保障中国国防安全，维护世界和平。
1953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成为解决国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准则。
1954年新中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
1955年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万隆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声誉。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席位，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孤立中国政策破产，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空前提高。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签署《中美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1972年中日签署《联合声明》，中日建交，揭开友好新篇章。
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2000年参加千年首脑会议，倡导五首脑会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特的建设性作用。
2001年参加并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会议，推动亚太经济的发展。
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有利于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2、对新中国外交的认识：
中国近现代历史表明，不实现民族独立，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富强、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可能的。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决定了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3、我国对外关系的成就：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外交配合军事取得了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的胜利；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同英国、葡萄牙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发展了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创造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国际环境。
二、中美关系
1、近代美国侵略中国的阶段
（1）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1899年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
政策前。
（2）
1899年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
政策：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3）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79年初，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
（4）1979年建交至今。
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
①50年代，美国确立和推行对华全面遏制政策，外交上不承认新中国，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
②60年代中美关系再次降到最低点。美国惊恐于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威望的提高，掀起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并开始插足越南战争。因美国不断扩大战争，中美再次兵戎相见。越南战争美国战败。
③70年代两国关系逐步正常化。美国因在越南战争中失利，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在苏美争霸中又处于守势，美国主动和中国改善关系。1972年尼克松访华，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8年美国同意在对台湾问题上“断交、撤军、废约”的三原则，签订《中美建交公报》；1979年初，中美建立外交关系。
④80、90年代，中美摩擦不断，美国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制造麻烦。特别恶劣的是1999年5月8日悍然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共和国大使馆，引起我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中美不断摩擦的原因是美国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所致。
三、中日关系
1、近代中日关系以日本侵华为主要特征。日本侵华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发动参加对华战争：
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侵略台湾；1894－1895年发动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1905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实质上也属于侵华战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并逐步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侵华过程中对中国和平居民进行野蛮的大屠杀，如旅顺大屠杀、济南大屠杀、南京大屠杀。
（2）同中国反动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多项权益：
先后同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善后借款合同》、《二十一条》、《九国公约》、《淞沪停战协定》、《何梅协定》等。
（3）支持反动势力，扶植在华代理人：
支持袁世凯，支持晋系军阀阎锡山，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扶植溥仪建立伪满洲国，支持汪精卫建立伪国民政府。推行“以华治华”的政策。
（4）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革命：
参与绞杀义和团，破坏辛亥革命，与清政府签署出售武器的合同，鼓动段祺瑞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28年阻止国民政府北伐，制造“济南惨案”。
2、中日关系的阶段特征
（1）明治维新至中日甲午战争（19世纪6、70年代至19世纪末）：成为侵华
主凶、大大加深半殖民地程度
（2）中日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与美国争夺，逐渐形成独霸中国的局面
（3）
九一八事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31至1945）：从局部侵华到全面灭亡中国的侵略。阴谋破产。
篇三：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和平崛起战略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
自建国至今，我国外交政策及国际战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建国初期到50年代中期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
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建国初期，我国遭到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孤立封锁和包围威胁，无法与他们建交。
第二、长期的战争之后，中国急需寻求外来经济援助和政治盟友，需要较好的国际环境，以愎复经济，建设国家，实行“一边倒”外交可以迅速消除苏联领导对中共的疑虑，赢得苏联的信任、支持和经济援助，也可一定程度牵制一心要颠覆中国政权的美国，使之有所顾忌。
第三、当时国际形势是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外交政策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尼赫鲁和吴努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亚洲、非洲29个国家在印尼的万隆召开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变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正式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贯彻始终的主线，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此原则为指导，中国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扩大了外交和国际活动空间，逐步与许多周边邻国和亚非欧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
3、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
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战争与和平”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而将一切工作的立足点转向打战上，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准备，全国都进入备战、临战状态，不仅使经济工作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影响了外交工作。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定为外交工作基本方针，“过火”的行动带来了外交工作严重的损失，孤立了自己，影响了国家关系。
4、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与“一条线”外交政策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其中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是指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个世界”理论表述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结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对中国的明确定位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基于这一理论，中国实行了“一条线”外交战略。即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及一切中间力量，反对美苏两霸，而其中对美国又团结又斗争，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西方结成统一战线，孤立与打击苏联霸权主义。在这一外交战略指导下，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与一些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克服了发展外交关系的障碍，使中国愎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索维于1952年在他的论文“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中首次提出的，即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还有一个第三世界。1973年9月，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第一次将第三世界的概念写入国际会议的纲领性文件。1974年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但在这里所指的第三世界与索维和国际社会所指的基本内涵相同。而第一，第二世界与前却本质上不同，这个变化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概括，也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据此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敌我友关系问题。尤其是对中国的国家定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同年，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上作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发言，专门就第三世界概念的含义和特征作了阐述。此后，第三世界概念才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文件及媒体宣传中普遍采
用。
5、80年代以来全方位、不结盟和伙伴战略外交政策及和谐世界战略概念提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总路线的实施和发展，中国外交政策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突破，提出和不断完善了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外交战略及政策。在外交理念、战略、政策、措施等各个层面都进入了一个与时俱进的新的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中国的外交工作开创了生动的充满凝聚力，影响力的新局面，其主要表现和成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变“一条线”战略，确定不结盟原则，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外交方针，不仅粉碎了国际反华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而且全面改善和发展了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如中美、中俄、中法、中德、中澳等）
第二、提出和运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成功地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并确保了香港和澳门的稳定和持续的繁荣与发展。
第三、提出“平等、合作、双赢”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等外交原则，相继妥善解决了与一些邻国的边境划界等历史遗留问题，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并广泛拓展了国际外交空间，进一步加强了与第三世界的互信合作关系。（如中越、中俄、中印边界问题，加强与东亚、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及南太平洋国家的经贸及政治与军事合作关系）
第四、根据“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新外交策略方针，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的双边与多边外交活动，参与联合国决策及国际组织规则的制定和多边国际合作行动，努力为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积极贡献，已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声望。（如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多哈回合谈判，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积极参与联合国改革，在朝核六方会谈中发挥主导作用，在伊朗核问题上与俄罗斯协作等，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提出新安全理念和和谐世界理念等）
根据80年代以来变化无常、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党中央提出和贯彻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策略方针，使我国在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机遇与挑战交织，情况瞬息万变的形势下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胸有成竹、从容应对，把握方向，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并根据我国的国力和国情，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积极为地区和国际间多边合作作出积极贡献，体现“有所作为”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如与中俄共同倡导的上海合作组织，总部设在上海，中国任秘书长，它是以安全合作为主轴，以“睦邻互信、团结协作、共同发展”为原则，从最初的由单纯讨论边境等领域信任和裁减边境军事力量问题扩大为在地区进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全面合作的区域性组织，由中俄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五国发展到六国，并吸收了蒙古、伊朗和印度为观察员国。上海合作机制不仅摸索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道路，而且探索出以互相信任、裁军与安全合作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由中俄两国创始的以结伴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以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日益体现了务实性、服务性、创造性等鲜明的时代精神，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增强实力作出了卓越贡献。
a)
拓宽外交渠道，加强高层交往和协调，重视和民间交往，把官方政府间外交与民间外交相结合，相互促进与相互补充，扎牢外交工作的群众基础。2000年底，我国已与12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政党建立和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党际交流关系，仅1995年到2000年10月中就有40个亚非国家领导人访问中国。2005年一年内，胡锦涛出访7次，访问16个国家，温家宝总理出访4次，访问11个国家。此外，贾庆林，曾庆红及其它中央领导人也出访共数十个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近几年每年都要访华。
b)
广泛实施伙伴战略，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同世界各国的经贸、政治、军事、科技、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日益扩大和深化。（中国东南亚自由贸易协定，东南亚条约，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法文化年，中俄友好年、中印文化年，中国已为澳大利亚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等。）
二、中国的和平发展（或崛起）战略
1、“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
进入21世纪后，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战略的成功经验，分析当前国际形势特点，面对多数国家对中国迅速发展的未来走向的疑虑，郑必坚教授（原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首先提出“和平崛起”的理念，并被中央接受。2005年中国发表“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进一步将和平崛起改为“和平发展”。和平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体现，是中国国家政治体制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和面对国际形势发展现状的必然战略选择。
儒家文化的“和谐”“和为贵”的价值观是“和平崛起”理论提出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的“德治”“仁政”“大同世界”等政治理念使“和平崛起”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心态和政治传统，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是“攻心为上”和“以德服人”而非暴力压服。
第二，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外交价值基础，以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外交战略理念与实践的出发点，必然要摒弃历史上的强权、霸权的崛起传统模式，反对恃强凌弱，武力扩张等破坏和平，伤害人民利益的战略目标。从建国时起，中国就确立了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基本外交方针，后来又反复向世界承诺中国永远不称霸。“和平崛起”战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内容。
第三，“和平崛起”战略理论的提出是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解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的疑虑的必需举措。
2、中国和平崛起的模式选择
由于时代和国情的原因，中国必然要跳出历史巢臼，探索符合中国国情，避免传统模式弊病的“崛起”（或发展）模式。纵观以往发达国家崛起的传统模式，不论欧美和日本，虽然国情与历史条件不同，却都有几个共同特征，一是通过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增长；二是以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增长；三是以政治强权，军事扩张和经济掠夺为实现“崛起”的战略手段。
中国的崛起在政治外交手段和经济发展模式上都不能再重复历史上大国崛起的道路。当今时代是和平发展的时代，人民反对霸权和以武力相威胁。中国人口众多，自然条件不好，不具备欧美日等国的历史条件，也与苏联不同，前苏联是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重工业模式，西方发达国家是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如承袭这两种模式不仅对中国将是灾难，对世界也是灾难，都不可能持续发展，因此中国要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低消耗、高效率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和平崛起”模式综合表述是：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理念，以国力的协调发展为动力，以社会和谐进步为基础，以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类普遍繁荣为目标，以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适度消费、公平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体系为途径，以民主与法制为手段，确保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和和平性。
3、中国的发展要明确国家定位
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及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疑虑。不论是“中国机遇论”还是“中国威胁论”者，都集中围绕于中国发展的未来走向，中国扮演什么角色，对他们国家利害关系如何？即国家定位问题。这不仅是必须向国际社会明确交待清楚的问题，也是要向国内民众讲清楚的问题，是影响到中国崛起的成功与否及速度快慢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
（1）
影响国家定位的基本因素。
决定国家定位的主要因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的综合国力。对综合国力的判断评估是确定国家定位的首要依据。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经济、科技、军事、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和软实力（文化教育、外交、政治、战略运筹能力、民族凝聚力、国防动员能力、制度、政策有效性、文化亲和力等）
第二，国家战略利益。包括全球利益和地区利益。其基本构成涵盖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主要指国家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在确定国家定位时，要明确国家以何种形式追求什么样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经济利益也是一种战略利益。在全球化时代，获取资源，特别是能源，占领或保护市场、谋求投资与技术等都是旨在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行为。必须弄清国家在全球与地区的经济利益何在？为谋求经济利益而如何有效地运用各种国家实力。安全利益关系到国家的主权与统一，也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第三，国家的地缘、历史与文化。地缘条件包括幅员、地理环境等。国土辽阔通常意味着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战略纵深大，回旋余地大。地理环境主要看周边地区是否稳定、友好，国土防御条件是否有利。中国涉及海陆国，国家定位需要兼顾促进周边稳定与海洋发展两大战略任务，兼顾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安全三大战略利益。
第四，国际社会的接受程度。起码要保证世界主要国家、主要力量中心以及周边多数国家能够相对平静地接受这一定位，同时要考虑前瞻性。
第五，国家利益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在实力政治占主导的世界，国家利益是指导国家行为的最高准则，也是普遍原则。因此，中国也不会例外地要将国家利益放在优先地位。但是，中国也不能背离国第一，际主义道义原则，要反对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要承担崛起大国应尽的力所能及的义务和责任。
根据上述制约因素综合衡量，中国的国家定位较为恰当的是“负责任的发展中的大国。”其基本内涵是：
第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从人口、领土、经济规模、国际影响力方面看，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全球性大国”，而是“地区性大国”。也有学者提出是“上升中的大国”。“崛起中的大国”都比较确切，而有的国外学者将中国称为“全球性大国”或“超级大国”，则是不正确的名不符实的夸张之词。有的甚至，可能是别有用心地“捧杀”。因为中国是大国所以要有大国风范、大国志气。而因为只是“地区性大国”和“上升中的大国”所以实力有限，还需艰苦奋斗，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斗志。
第二，中国是“正处于发展”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建国才几十年，而且底子薄，基础差，自然条件不十分好，人口又多，人口素质也不高，制约中国发展的不利条件很多。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冲突与矛盾已暴露。如污染严重，资源短缺，人才缺乏，公民素质不高等。因人口太多和自然条件的差异，而造成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还处于落后地位，中国经济总量GDP是世界第五位，而人均GDP仅是世界100位之后，还不及巴西、俄罗斯等国，更不用比发达国家了，因此，要全面衡量中国的综合国力，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
第三，要负责任。中国从人口和地域看是一个大块头。而且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负有重大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应为世界人民的利益，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中国很信任，很热情也寄予厚望。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而“有所作为”。通过承担义务和责任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维护国家利益和扩展国际空间，促进中国自身的发展。但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不能好大喜功、而要量力而行，力所能及。（如朝核六方会谈、维和行动，对非洲贫穷国家减免债务和提供援助及推动联合国改革和多哈回合谈判等）
4、要始终保持“危机”意识，“兢慎”和“居安思危”。
温家宝总理在3月14日的答中外记者问时一开始就讲到“形势稍好，尤需要兢慎”。（唐诗《泾溪》“泾溪石险人兢慎，路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论”。）又引《新唐书·魏征传》告诫自己和全国人民要居安思危才能长治久安：“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而治，思所以亡则存”。为什么要强调保持危机意识，这是因为：
第一，历史和现实证明，有无危机意识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才能团结奋斗，知微见著，防范于未然，才能持续保持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兴旺发展。（如十九世纪中期的日本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典型，有两种不同的结果。）
第二，是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即国家实力决定国际政治格局。
第三，当前国际和国内都出现了对中国发展评估过高，脱离实际的情况。
第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并未放弃对中国的遏制，甚至敌视，不论国内、国际，中国的崛起都面对许多困难和严峻挑战，不能掉以轻心。
第五，中国选择的发展模式与以往任何模式都不同，没有可以照搬照抄的经验，必须自己探索，风险与成功并存。
因此，保持危机意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确保和平崛起战略目标能够实现的精神动力和必需的心理基础。
篇四：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调整与现代化建设关系浅论"[论文关键词]外交政策调整
和平与发展
不结盟
现代化建设
[论文摘要]zo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在判断世界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基础上,坚持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这一外交政策的重要调整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对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任务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发展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面开创了新的外交局面,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
争取世界和平,谋求经济发展,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劫难后世界各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但是,由于接踵而来的东西方冷战,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展开轮番的扩军备战竞赛,使世界各地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火药味,甚至几度濒临战争的险境。战后,欧亚许多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非拉许多国家经过民族解放战争宣告独立,到60年代,新兴的民族国家达90多个。这时真是“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年代。进入70年代后,这股革命的风暴逐渐过去,新的革命风暴尚未形成。美苏两国虽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美苏两方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因此,谁都不敢先发动战争。自50年代起,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国际上的竞争开始从军事武力争夺领土向以高科技产品争夺市场逐渐转变。各国都非常注重发展本国的经济,提高本国的综合竞争能力。科学技术和经济因素等综合国力的较量以及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谁也不敢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寄托在发动战争上。与此同时,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有可能推迟爆发甚至受到制止。
战后,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第三世界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然而,701
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8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仅未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制约,反过来影响着北方发达国家的再发展,给世界经济的繁荣设置了巨大障碍。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发展问题是他们面临着的首要问题。发展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摆脱不了贫困,政治独立也不能巩固。发达国家也面临着继续发展的问题,而这又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商品就没有市场,发达国家的繁荣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之上。因此,发展问题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问题,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发展与繁荣问题。
在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做了冷静缜密的观察后,中共中央认为国际形势将逐步趋于缓和,世界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从而提出了世界主题新的科学论断。8O年代以来,邓小平多次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①又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②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同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以抗击美国对我国的政治孤立、军事遏制和经济封锁。7O年代,我国实行了“一条线”战略,同美国结成战略关系,联合起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种结盟或战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起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不利于中国独立自主地制订对外政策,易受制于人,还可能被别的国家利用而打中国牌,从而有可能把中国绑在别国的战车上。特别是到了8O年代初,苏联侵略阿富汗,其国力受到削弱,而美国在医治侵越创伤后,国力重新恢复起来,美苏争夺态势转入僵持阶段,它们既争夺,又对话,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条线”战略,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不利影响。因为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已经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如同美苏任何一国结盟或者建立战略关系,都会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再者,由于在实行“一边倒”和“一条线”的战略中,曾出现过“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偏2
向,一度影响了中国与同苏或同美友好的一些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总之,2O世纪8O年代中国在外交上进行了两个重要调整：一是改变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因而判断世界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二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坚持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二
建国以来,我国周边国际形势异常严峻,美国、苏联先后对我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构成严重危险,我国还同印度、越南发生过激烈的武装冲突。这些使我们没有及时认清和把握世界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这个历史趋势,长期坚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并认为当今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无产阶级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这种夸大国际上战争与革命的可能,夸大国际革命的意义,夸大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现实性的“左”的错误,随着1957年国内政治中“左”的东西滋长而日益扩大,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导致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对世界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仍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危和前途与世界革命和世界战争联系在一起,忽视了经济建设应占的位置,把很多人力、财力和物力用在国防和对外援助上,多次失去了利用和平环境发展经济的机遇,不仅在世界上损害了我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而且根据这种认识,以“备战备荒为人民”,“山、散、洞”的方针,进行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严重违反了经济规律,在国内、国际战略的部署上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误,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①。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而国际和平环境却迟迟没有到来。正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国际环境很不安宁,世界各地局部战争不断,美苏两国军备竞赛日趋激化,而在中国周围,苏联霸权主义和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不仅威胁着世界和平,也严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战火纷飞或战争威胁始终存在的国际条件下,谁也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建设上。中国真诚地渴望能有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正如3
邓小平所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⑤“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⑥尽管国际形势仍很紧张,但我们观察到国际形势的缓和趋势,做出世界处于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历史潮流这个科学论断,为我国争取利用更长的和平时间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实现“三步走”,完成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在和平与发展这个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意义问题的国际大背景下,如果中国不抓住有利时机,加速发展经济,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利国际环境将会丧失,“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也将化为乌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不能实现。
对世界主题的新判断,也为党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个中,t,-、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无疑是根据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国情制定的,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脱离我国所处的现实国际环境。在现时代,一个国家所处的特定的国际环境,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国情。和平与发展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历史潮流,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也是根据这个时代的历史潮流而制定的。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认为世界主题是战争与革命,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可能实行对外开放。基本路线不仅反映了民族的特点,而且还适应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体现了民族特点与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
对世界主题的新判断还使我国改变了过去对裁减军备的某些看法和做法。为了推进国际裁军进程,制止军备竞赛,树立和平外交形象,中国积极采取了一系列行动。1985年6月,中国决定裁军100万,军队在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的同时,积极参加了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以及抢险救灾活动,大规模地把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主动地把大批军用机场、港El、铁路等设施转为民用或军民合用。中国还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还调整了过去备战的国民经济建设布局,重点发展经济和技术雄厚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用东部的发展带动中西部的发展,把国家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于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等等。这些行动不仅符合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建设,加速了我国社会的发展。
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不仅要求中国充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更4
要求中国注重发展这个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根据这个主题,新时期我国坚持抓住经济建设与发展这个中心不放,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决不能改变这个中心,要千方百计地把中国经济发展起来。邓小平反复指出,现代化是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总任务,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基础,包括外交在内的各项工作都要服从于这个总任务。中国只有经济发展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才会提高,也才能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当前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综合国力仍能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正是中国抓住了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结果。
三
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帮助我国顶住了美国的强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并且在苏联的援助下恢复了国民经济,顺利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效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它对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起到一定限制作用。后来苏联要求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国际战略需要,当然遭到中国拒绝,苏联于是在1960年7月片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在中国正经受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极大地损害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失。
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我国同美国建立战略关系,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为中国巩固国家安全,走向对外开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美国认为中国为了抵抗苏联的武力威胁,即使在台湾问题上做有损于中国主权的事情,中国也会从战略上考虑而吞下这个苦果。而且美国还有人认为,中国为了发展经济,需要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因而有求于美国,这种观点既影响了两国关系,也妨碍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
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主要靠自己,靠别人是靠不住的。我们抛弃了过去那种愚昧无知、闭关自守的陈腐观念,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希望获得更多的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但绝不接受任何国家的控制与摆布,绝不允许任何国家损害我国的独立、主权、安全等根本的国家利益。
在冷静观察国际形势变化和反复权衡外交利弊后,我国坚定地实行独立自主5
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大国结盟。这主要表现在不与美国建立联合反对苏联的战略关系(当然也不可能与苏联再结盟),从而为实现中国与苏联两国关系的和解打下了基础,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正常化。
这不仅减轻了中国在中苏、中蒙边境的强大压力,将两国边防部队维持在正常水平,解除了经济建设的后顾之忧,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裁减军队员额,将更多的经费用于经济建设,同时还有利加强与苏联的经济贸易往来,并进而改善与发展同东欧国家的关系,扩大中国对外开放的范围机会。
不与大国结盟还意味着我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正常外交系,以充分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分析了我国同世界有国家发展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发的科学思想,把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外方针,它也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质是要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就要求实行全方的开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主要是指同他们做生意、搞技术合作合资经营、技术改造等,“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⑦总之,“开放是对世界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⑧为此,我国改善了同苏联和东欧的关系,加强和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我国改变了“以苏划线”的倾向,在政治上不以意形态或社会制度论亲疏,而是尊重各国自己的决策,发展和加强了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改变了单纯援助的做法,增进了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有利于他们发展民族经济,也利于扩大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
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不仅仅是指不与大国结盟,也包含着不与中小国家结盟,即“决不头”的思想。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时期,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中小国家,认识到中国多极世界中的重要地位,要求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起领导作用。对此,邓小平强指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⑨这种“不当头”的策不会使我们重新背上沉重的经济援助包袱,也不会在政治上树立一面旗帜,站在西方发达国的对立面,成为众矢之的,从而能更主动、灵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不当头,6
能更充分地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从而在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护世界和平与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与中国要创造与利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加速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一致的。
不结盟的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和平国际环境。我国对外方针已经实现了到处树敌、推进世界革命到远交近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转变。我国当今实行的是以经贸、技合作为中心的全方位外交,坚持“远交近亲”,按照“巩固周边、立足亚太、放眼世界”的方针,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注重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代,我国同所有邻国之间已经建立起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已经基本成。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外交政策经过调整,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并将继续对国的改革与开放产生深远的影响。